人生泪与笑

纪伯伦发表了《折断的翅膀》之后不久，便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信，信中对《折断的翅膀》中，萨勒玛与“我”幽会这一情节表示有不同意见，但同时也对纪伯伦的作品与写作才能表达了钦佩之情，纪伯伦很快地回了信。这样，纪伯伦与梅娅·齐雅黛相识了。

梅娅·齐雅黛是黎马嫩著名的女作家，她 1886 年 2 月 11 日出生在巴基斯坦的拿撒勒，曾在贝鲁特等地求学。她有着很好的文学天赋。1908 年梅娅随父亲移居到埃及，开始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在父亲逝世后，梅娅接任了《马哈鲁赛报》的主编工作。当时，她已能写出相当精采的文章了。她与文学界有广泛的交往，为了促进文学界文化界人士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定期（每周星期二）在自己寓所举办文学聚会。这一文学沙龙吸引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密切了埃及和阿拉伯文学家、评论家的联系，对当时文学复兴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梅娅的文学创作涉及范围很广，有诗集《梦之花》（法文版，1911），人物传记《巴希莎·巴蒂娅》（1920），散文集《潮汐之间》

（1924）和大量书信、讲演词等多种成果。她精通书法，英、德、意等国的语言，是一个极有才气的女子。她曾多次去欧洲访问，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梅娅是与纪伯伦建立起最深刻精神联系的阿拉伯女作家。几年前当她看到纪伯伦的《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母亲生下了我》（即《泪与笑》中《我的生日》一文）时，就已被纪伯伦深深吸引住了。她开始注意纪伯伦的文学创作。1912 年，在为著名诗人穆特郎举行的纪念会上，她应邀代读纪伯伦的贺词。这一活动不仅使她作为一名文坛新秀崭露头脚，而且使她与纪伯伦的精神联系趋于密切。因此，当她读《折断的翅膀》受到感动时，立即提起笔，给纪伯伦写了上面那封信。

纪伯伦对梅娅也很有好感。他读过梅娅写过的很多漂亮文章，由衷地钦慕她的文学才能，并在其中发现了彼此的许多共同点。纪伯伦后来在一封信中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和盘旋于我梦魂中的爱好、意向和特征”。纪伯伦诚恳地称赞梅娅的“神奇的天赋、广泛的涉猎和在选材、布局上的良好鉴赏力”。他还给她寄去自己的作品《疯人》、《行列》等。

在那时，纪伯伦正在热恋着玛丽。梅娅虽然十分爱慕纪伯伦，但她出于传统习俗的考虑和文学才女的矜持，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热情，因此纪伯伦与梅娅的关系一直限制在文学交往的范围内。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通邮不便，他们的关系沉寂了数年。

1913 年，纪伯伦的又一名作《泪与笑》由艺术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这些

散文诗体的优美文字，是纪伯伦早期的作品，大都写于 1903—1908 年。结集出版这些作品，对纪伯伦来说，并不是件心甘情愿的事情，因为，纪伯伦当时已处在尼采的影响下创作。思想和创作方向已有所改变，变得更为崇尚力量之美，而对自己早期作品中柔弱纤细的风格不太满意。因此，起初他并不同意出版它们。当希纳卜·阿利达，《艺术》杂志的创办者，请求他将这些早期所写的浪漫主义篇章搜集起来，以便以《泪与笑》之名结集出版时，纪伯伦有两句穆沃什哈体诗回答他：“

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时期，爱情、哭泣、抱怨已经结束。” 这是在他后来出版的《珍趣篇·昔日》中，有类似的诗句：

“我生命中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结束了赞颂、倾诉和哀恸哭泣。爱情好似空中的星星，它在晨光中失去光辉。

纳希卜对他说：“你生命中的这个时期确已结束，但它对喜欢你的人的生命，却有着现实的意义。”纪伯伦回答它：“写《泪与笑》的那个青年已然死去，葬在梦幻的山谷里，你们何必还要去挖他的坟墓呢？”

纳希卜又说：“那个青年在死之前曾吟唱出高尚的歌。我们应当记住这些歌，不使其被遗忘。”纪伯伦的回答是：“你们做你们想做的，但别忘了，那个青年的灵魂已经在另一个男人身上还生，正像那个青年喜爱幽默和美，这个男人喜欢决心和强力，倾向于建设也倾向于破坏，他是人们的朋友，同时也是人们的敌人。”

就这样，纪伯伦的第一批散文诗的合集《泪与笑》出版了。虽然纪伯伦本人对其中流露出的哀怨、痛苦和倾诉持否定态度，甚至对再次出版表示“愧怍不安”，但它无疑是纪伯伦所写的最美的散文诗集之一。加上“引子”和“结语”，共有 56 篇作品，内容非常丰富。

《泪与笑》的主旋律是歌颂爱和希望。诗集充分展现了纪伯伦最关心的文学主题：爱与美，大自然，生命哲学，人道主义，社会批判，诗人的使命和孤独，等等。这个集子中的全部散文诗作，已预示了纪伯伦散文诗的创作方向，也集中反映出纪伯伦的艺术风格发展趋势。

在《美》、《在美神的宝座前》等文中，纪伯伦热情地歌颂“美”，他把“美”当作宗教，当作主神；认为美中才有真理，才有光明；美是“智者哲人登上真理宝座的阶梯”；美可以使有的灵魂“归真反璞至大自然”。纪伯伦借“森林之女”之口给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一种你为之倾心的魅力。你见到它时，甘愿为之献身，而不愿向它索取；⋯⋯它是这样一种力量；起始于你最圣洁的心灵深处，结束于你的想象之处。⋯⋯”

在《幸福的家园》、《情侣》等篇中，纪伯伦把爱与美比作一对“情侣”，而把智慧说成是这对情侣的“女儿”。纪伯伦认为“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在《美之歌》中，纪伯伦让“美”唱出一曲自我肯定的颂歌：

“我是爱情的向导，是精神的美酒，是心灵的佳肴。 “我给诗人以灵感，我为画家指南，我是音乐家的教员 “我是造化，人世沧桑由我安排，我是上帝，生死存亡由我主宰。”

纪伯伦不但歌颂生命之美，而且歌颂死亡之美，他把死亡当作生命最深的奥秘，而加以探索。在《死之美》一文中，纪伯伦描写了亡者的灵魂“遨游在自由自在的苍穹”，他说：

“别为我号哭，倒要请你们将青春和欢乐之歌高唱！”

纪伯伦笔下的死神不是令人畏惧的，对待理解了死亡含义的人是温柔的。而明了了死亡真谛的人对死神不是恐惧，而是泰然迎之，欣然待之。” 他相信“有些东西在神也无法从你我手中夺去”。

纪伯伦描绘的生命流程中，爱与美是其出发点，也是其终点，他最终是要回到“爱与美的大海中去的。正因为如此，他非但不惧怕死亡，而且把死亡视作生命的一部分。

正象纪伯伦小说的主题，《泪与笑》中的许多篇章是直接针对人类社会中的不义和罪恶的。纪伯伦通过《梦境》暴露出一个颠倒、荒诞的世界：“我看到祭司们像狐狸般老奸巨滑；骗人的帝王在千方百计地笼络民心”，“牧师多如牛毛，他们两眼仰望天空，心却埋在贪婪的坟墓中”，“可怜的穷人在耕种，富豪却去收获”。不仅如此，纪伯伦还表现了普通人的无知与愚昧，他痛心发现，人们从不理睬理性的呼唤，更将放荡当作自由，而把真正的自由拒之门外。纪伯伦指出，人生活在虚妄、欺诈与是非的世界之中，更糟的是人类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反而沉迷其中。

纪伯伦在《茅屋与宫殿之间》、《两个孩子》和《在死人城中》诸篇中，使用对比的手法，展示了人类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命运，深刻地揭露了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在同样的夜晚，富人们“穿金戴玉”，品尝着珍馐美味，在迷人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寻欢作乐；穷人们劳累一天归来，与家人们用仅有的食物填饱肚皮，然后上床入睡，以便第二天早起劳动，供富人们挥霍。同样是诞生，王子出生，世人瞩目，为之欢呼。他将来又将掌握这些欢呼者的生杀予夺大权，摧残弱者的灵魂；穷孩子的到来，则无声无息，无人为之欢乐，甚至他的母亲也为他注定了的痛苦命运而潸然泪下。富人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坟墓修得豪华气派，穷人的葬礼简单了草，只有几个亲人来表达真挚的悲痛，坟墓只是一个土包。通过这类司空见惯现象的强烈对比，纪伯伦不仅表达了对穷苦弱者的同情，也批判了那些为这样悲剧“喝采叫好”的愚昧“观众”。

纪伯伦在《罪犯》中控拆了罪恶的社会把好人变成凶手；《哑巴畜生》通过描绘一只受尽人间残酷虐待的护家犬，如何逃离那片“不讲仁义，没有公正”的土地，形象地揭示了那些曾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这罪恶社会，而最终被社会抛弃的人们的命运。

《泪与笑》中的这类作品的社会批判性，与纪伯伦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在激烈程度上，深刻性上，都不相上下，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尽管纪伯伦对这个罪恶社会是深恶痛绝的，对人们的不觉醒是痛心的，但他在作品中并未一味地忧伤与抱怨，相反，他表现了一种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火写的文字》一文表现了纪伯伦对人生与未来充满信心。他一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那“声名水上书”的观点，而提出“声名用火写在天空”。在《梦境》一文中，纪伯伦指出与“青春结伴而行”是理想的人生道路。

虽然“我”在悲剧女神的指点下，看到了人世间的黑暗景象，但“我”依旧看到“希望在前面飞奔”。他相信人类走过“铺满荆棘的灵魂的道路”，穿过“人生黑夜的阴影”之后，“黎明终将会到来”。《在日光下》一文中，纪伯伦指出人生有其意义，并非空虚，人生就是克服艰辛，走向光明，向真理运行的过程。他是针对其文前面的这段引诗而发的：“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这是有圣经传《道书中》的一段名言。显然，纪伯伦是在意否定圣经《传道书》所谓人生空虚的悲观论的。

纪伯伦在《泪与笑》中的诸多篇章都涉及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题。

《相会》一文通过历史的追忆，描述了“黎巴嫩之子”与“尼罗河仙女”之间永恒的爱情，这实际上是在歌颂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同胞手足之情。纪

伯伦通过“黎巴嫩之子”与“埃及仙女”这一对“情人”的互相赞美，颂扬了阿拉伯世界的美丽与魅力，颂扬了这个民族的高尚与智慧。同时，纪伯伦也指出了当时阿拉伯世界存在的两大忧患，一个是优秀的子弟远去“异国他乡”，另一个是西方的豪强“正在耍花招向它靠近，想靠武力把它掌握在手心”。纪伯伦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因此，他深深地为阿拉伯民族的命运担忧。

在《时世与民族》一文中，纪伯伦以历史学家的深沉目光审视了民族的兴衰，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他借“时世老人”之口指出东方一些民族衰落，尽管是一种“必要的沉睡”，但“随之而来的将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纪伯伦对东方的前途是既担忧又充满希望的。

纪伯伦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和他的人类一体观相联系着的。他认为祖国和世界是统一的。在《致责难者》中，他提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乡亲。”在《诗人的声音》中，纪伯伦更具体地阐述了自己这一立场。他说：“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而我认为自己却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整个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因为我觉得，人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得零七碎八，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再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非太傻？”所以他说：“我爱故乡，爱祖国，更爱整个的大地。”纪伯伦反对和憎恶假借“爱国主义”之名去侵略邻国，屠杀无辜。在《美人鱼》一文中，纪伯伦通过一位姑娘写给爱人的信说出：“如果义务是否定各国之间应和平相处，爱国主义已扰乱了人类的安谧，那么就让这种义务和爱国主义见鬼去⋯⋯”

这无疑是典型的人类一体论、地球家园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的叫嚷甚嚣尘上的时候，纪伯伦发出这种充满理性的呼唤，喊出：“你是人，我爱你，我的兄弟！”这样的口号，这充分说明了纪伯伦的清醒和良知。

《泪与笑》是纪伯伦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一次集中展示。在《真伪之间》、

《致我的穷朋友》等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体现他的价值观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字眼：“生命”、“自由”、“良心”、“公正”、“博爱”、“真理”，当然还有纪伯伦神殿里的主神“爱”与“美”。在《展望未来》、《幻想女王》等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纪伯伦的社会理想、未来世界的蓝图，——那是一个没有贫者，没有“医生”，没有“律师”，没有“教士”，人人平等的世界。

在《泪与笑》中，纪伯伦创作了一首首充满哲理和文笔曲雅瑰丽的篇章，其中最优美，最有韵味的抒情散文诗，恐怕当推《组歌》中的《浪之歌》、

《雨之歌》《美之歌》以及《花之歌》诸篇了。这几首作品情思交融，婉约清丽，晶莹剔透，称得上是散文诗中的上乘之作，将它们视作作者散文诗的“典范”亦无不可。这几篇作品之所以脍灸人口，是因为它们十分难得地实现了一般诗文难以达到的“自然”这一目标。这篇篇佳作，既显示出真实的外在的“自然”，又显露出清淳的内在的“自然”，并通过从“自然”中选取的种种意象，将情、理、景融为一体，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这些诗品充份显示了一位自然诗人多情而敏感的心，也充分表明了一位语言大师遣词造句的非凡功力。

当时正沉浸在对玛丽·哈斯凯尔的热烈爱情之中的纪伯伦，将这本书题

赠玛丽。在该集首页，他写下了这样的献词： “谨将此书——我生命风暴中的第一阵微风——献给 M·E·H，

献给喜欢清风并与风暴同行的那一高尚灵魂。”

不仅如此，纪伯伦还将文中的一篇精采之作《死之美》格外注明“献给M·E·H”。玛丽为纪伯伦的写作付出了许多心血，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她与纪伯伦之间既有真挚的友谊，又有热烈的爱情。他们是彼此理解、相互奉献的，纪伯伦在《泪与笑》中，多次以热烈的情感歌颂爱情，描述了爱情的力量怎样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重返乐园。纪伯伦将爱人比作“在同时出自上帝手中时，我失落的美丽自身的另一半”，他问道：“爱情把我们聚在一起，谁能让我们分开？”

《泪与笑》是纪伯伦前半生思想与艺术的结晶。思路开阔，意境高远，格调清新，给人以美的享受。从此，纪伯伦基本放弃了小说创作这一形式，而跨入了散文和散文诗创作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