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事业的成功。——孙中山

为统一扶病北上

1924年10月23日，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事正酣之际，突然从前线回师北京，发生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囚禁了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直系头子曹锟。

北方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力量既联合又相互争夺的局面。

冯玉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致电孙中山邀请他北上，商讨解决时局的办法。段祺瑞、张作霖也表示欢迎。

这时孙中山已经得了肝病，健康状况一日不如一日。

有些同志认为，北方军阀靠不住，段祺瑞、张作霖都是反复无常的人，去了恐怕有危险。何况中山先生又有病，长途跋涉会使他的病势加重。

尽管北上充满了危险与艰辛，而孙中山当时的身体也不好。但是，为了争取和平解决时局的可能性，孙中山还是毅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邀请，抱病北上。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军阀制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实现中国的统一。

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以及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等人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北上途中，孙中山不断宣传国民党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所到之处，他都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离开黄埔以后，孙中山乘永丰舰到达香港，又从香港乘船于17日到达上海。

在上海码头，欢迎他的人有数万，“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口号震耳欲聋，此起彼伏。

由于受军事的影响，当时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交通断绝，孙中山决定经日本去天津。

23日抵达日本长崎的时候，他接见了新闻记者，28日出席了神户各商业团体和旅日华侨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了演说，宋庆龄也应神户县立高等女校的邀请，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

12月4日，孙中山乘坐北岭九号轮船由日本渡过黑水洋抵达天津，码头上迎接他的人有两万多，不少市民自动地为他张灯结彩，燃放鞭炮。

由于一路颠簸，又受了风寒，肝病发作。到达天津之后，孙中山就已经一病不起了。

但是，为了实现自己《北上宣言》的主张，他还是于同月30日抱病乘车到达北京，并在当日发表了《入京宣言》，重申他入京的目的“非争地位权势，乃为救国”。

此后，在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指引下，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建立一支能够为主义而奋斗的部队，一直是孙中山的梦想。他深切地感到，以前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才屡遭失败。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孙中山就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并指定黄埔为学校校址。

黄埔是一个小岛的名称，本来是原广州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的旧址。

大会一结束，就在广州南堤设立了学校筹在处。孙中山原来本打算亲自担任校长，后来改派蒋介石为军校校长，自兼军校总理。

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委派廖仲恺为驻黄埔学校的国民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也从各地选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校学习，并先后有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到学校负责政治工作和担任其他重要职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之后，黄埔军校成立了两个教导团，由毕业的学生当下级军官，士兵也都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

拥有坚定的斗志

国民党的革命化改组，推动了全国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孙中山深信，革命事业必须由人民大众发动，也要由人民大众来完成。

1924年“五一”劳动节，他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鼓励中国人“要担任提高国家地位的责任”，“做全国人民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线的阵地上去奋斗。”

7月，广东全省农民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看见衣衫破烂，带着箩筐、扁担的农民前来参加大会，他高兴地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

8月，他对广州农民讲习所的学员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

由于对革命群众运动巨大力量的认识，孙中山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的心愿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一时期，北洋军阀不断混战，互相火并，孙中山认为应该乘这个时机再次举行北伐，打出广东去。

1924年9月12日，他亲自率领北伐军，讨伐盘踞北京的曹锟和吴佩孚。他说明“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

孙中山由对帝国主义存在某些幻想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当他认清了帝国主义的面目之后，便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帝第一线。

国民党改组以后，帝国主义感到这对他们的侵略利益是一种潜在威胁，更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破坏。他们一方面支持新军阀陈炯明向广州反扑，另一方面又策划广州的商团从内部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广州商团，是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和乡村地主拼凑的一支反动武装，共有10个团，约6000人。商团的头子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

1924年8月10日，革命政府查获了悬挂着挪威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为商团偷运的大批武器。蓄意叛乱的商团，遂以这个为借口出动了2000多名团丁包围了大元帅府。他们一方面同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勾结，加紧策划武装暴动；一方面又煽动和逼迫商民罢市。

28日，英帝国主义派出九艘军舰集结在白鹅潭，将炮口对准中国军舰，进行恫吓。当天晚上，领事团竟然向广东省长廖仲恺提出“警告”和“抗议”，英国驻广州领事向大元帅府发出最后通牒，说什么奉了香港舰队司令的命令，如遇到中国方面向城市开火，英国海军就要用全力对付。

孙中山成立了以他自己任会长的镇压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紧急调兵遣将，为镇压商团作了周密的部署。10月，革命政府组织的武装力量，将商团叛乱武装团团围困，经过几小时战斗，就把商团叛乱全部镇压下去了。叛乱头目逃进了英国租界。

在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时候，北京政局发生了变化，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再次抱病前往了北京。

孙中山一路北上，一路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和热烈拥护，这无疑也是对军阀们的一个沉重打击。

离开广州前，他对外国记者谈话说：“帝国主义不仅是我们走向独立自由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而且是中国反革命当中最强有力的因素。”

途中抵达上海的时候，英国的《字林西报》竟然发表短论说：“上海不需要孙中山，应阻止他登岸”。

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孙中山立即作了坚决反击。他说：“上海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是这里的主人，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上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不能干涉。”

就在孙中山北上的途中，北京的政局发生了变化。

段祺瑞将冯玉祥排挤出京，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身份控制了北京政权。

段祺瑞上台后，为了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相对抗，为了取得外国政府的承认，于1924年12月6日发表了致外国使团书，公然宣布承认历年来和各个帝国主义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12月24日正式公布，要召开善后会议，来解决国家大事。将广大工农群众和人民团体排除在会议之外，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是封建官僚、军阀和投机政客。他想利用善后会议来取代国民会议，和中山先生对抗。

对于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孙中山坚决抵制，他多次发表谈话批驳段祺瑞善后会议的主张，并决定国民党坚决不参加善后会议。

1924年除夕那天，北京城上空阴云密布，还飘着小雪。

车站前人山人海，秩序井然，口号声、欢呼声、军乐声响彻云霄。孙中山没有想到前来欢迎他的各界群众竟有10万人之多。

住进北京饭店之后，孙中山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接着他又发表了《进京宣言》。

孙中山来到北京，段祺瑞还派出代表叶公绰、许世英去“迎接”孙中山。孙中山质问这两个代表：“听说段祺瑞要承认不平等条约，可有此事？”

两个代表证实了这个传说。孙中山勃然大怒，厉声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问得两个代表无言以答。过了一阵，他们胆怯地劝孙中山不要过分“激烈”，免得惹怒洋人。

孙中山不屑地回答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而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的病情也是越来越严重，但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坚持着坚定的斗志。

为革命鞠躬尽瘁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迅速恶化。后经诊断为肝癌晚期。尽管医生一再叮嘱他不要会客，应静心修养，但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病榻上仍然坚持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住进了协和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手术后发现，孙中山得了肝癌。

2月18日，孙中山离开协和医院，住进铁狮子胡同5号。他接受宋庆龄、孙科和同志们的建议，改用中医治疗，也不见有什么起色。人们轮着班看护他，宋庆龄更是不分昼夜地守在他床边。

当时，很多同志都来看望他，来的人越多，孙中山心里越不安。他总是说：“你们都到北京来干什么？太兴师动众了。”

自孙中山病情转剧后，冯玉祥更加惦念。曾于2月27日派其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函来京问候孙中山。

3月11日上午，大家感觉孙先生的病势逐渐危殆，就把事先由汪精卫写好的遗嘱，拿到孙先生面前。当时孙夫人、何香凝、孙科、汪精卫等全环绕在病榻周围，请孙先生签字。

汪精卫从怀中拿出遗嘱草稿，女婿戴恩赛摘下自来水笔递给宋子文，宋子文传给宋庆龄，宋庆龄送到孙中山右手上。

孙中山的右手抖动得很厉害，宋庆龄就托着他的右手腕，逐一签了字。

留给国民党同志的遗嘱是这样的：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犹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还有一封《致苏联遗书》。《遗书》中说：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此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留给他家人的遗嘱是这样的：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签署完这三份文件之后，孙中山已经不能连续说出四五个字了，侍奉在旁的人员听到的是他反复用微弱的声音呼出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几句话。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孙中山想到的仍然是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

1925年3月12日，这位伟大革命家，这位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了一生的伟人，在北京病逝，享年59岁。

这样一位伟人，在这样年纪，在他革命事业还未取得成功时候，就告别了人世，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孙中山逝世后，段祺瑞曾经以执政府名义派代表到铁狮子胡同5号去吊唁，并由内务部议决用国葬。

全国各机关下半旗致哀三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的委员们拒绝了临时执政府的国葬，决定采用普通国民的葬仪以示平等。

在广州，也成立了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由胡汉民、谭延阁等九人为筹备委员。3月15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好几万人。

3月19日上午，孙中山的灵柩开始移往中央公园。起灵时不用杠夫，而由孙中山的亲属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轮班抬送。

宋庆龄身穿黑衣，面罩黑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路上，有工人、学生、士兵十多万人护灵致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正午的时候，送殡的队伍到达中央公园，孙中山的灵柩安放在社稷坛大殿正中，上面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和“有志竟成”的横匾，两旁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发来唁电并发表《告中国民众》书。斯大林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来电悼念。

莫斯科、东京、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和东南亚等地也都举行了追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