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艰辛的外出求学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孙中山
初步认识新世界
孙中山远离家乡，首次奔赴异国。二十多天的航程中，他常常独自伫立在甲板上，久久凝视着浩瀚无边的大海。
第一次走出故土，外部世界的刺激，对孙中山后来从事政治活动也产生很大影响。
他在邮船上闲不住，这里跑跑，那里看看。隆隆的机房、巨大的钢梁架都吸引着他，有时还扶着栏杆爬上顶层，看着黑烟滚滚的烟囱出神，有时又望着那海鸥纷飞的海面兴奋不已：“新奇的事物真多啊，世界真大啊！”
这位求知好学的少年，只两天工夫就和船上许多旅客、水手熟悉了，并在和他们接触交谈中受益不浅。
由于孙中山善于交往，虽在邮船上生活了二十多天，但并不感到时间太长。
船在大洋中航行。一天，海面上出现了成群的海鸥，它们鸣叫着、飞翔着，十分热闹。
孙中山听水手说：“海鸥的出现，证明快到陆地了。”
许多人拥到甲板上向前观望。孙中山眼尖，兴奋地喊道：“檀香山，我看到了！”
船的前方渐渐地出现了一片陆地，地平线上已经望得见教堂的尖顶和大片的树林。
妈妈高兴说：“到檀香山了，快见到你阿哥了！”
轮船减慢了速度，渐渐地靠近码头。妈妈和孙中山跟着旅客拥到船边，寻看岸上前来迎接的亲人。
檀香山的码头上十分热闹，身上衣着不同颜色和样式的人群，挤满了整个码头。
孙眉也挤在前来迎接旅客的人群中，找寻着从轮船上下来未出过远门的阿妈和阿弟。
“阿哥！”孙中山抢先跨上跳板，向孙眉扑去。孙眉也急忙跑向前去，把孙中山亲热地抱举起来。
三周的海上航行后，孙中山与母亲终于到达了檀香山，孙眉在码头上迎接他们，此时的孙中山还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刚从愚昧的中国一个被山谷包围的小村中走出来的少年。
檀香山，又称夏威夷群岛，由夏威夷，即火奴鲁鲁、茂宜、瓦胡、考艾四个大岛以及其他小岛组成。
群岛地处太平洋中部，这里是航行于太平洋中船舶的补给站，过往的船只都要在这里补给淡水、粮食以及其他物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里气候温和，景色秀美，盛产檀香木、糖、米、水果。
清朝嘉庆年间，夏威夷所产的檀香木就运到了广州销售，因此广东人就知道了这个群岛，便以其特产檀香木给它起了一个叫檀香山的中国名字。
这个群岛原来是由波利尼西亚人居住的。夏威夷在波利尼西亚语中是“原始之家”的意思。
1776年，一位英国探险家航行到那里。此后，英国人就在那里传教、经商，后来又设立了邮局。
孙中山到达夏威夷的时候，檀香山正处在美国的强大影响之下。自19世纪50年代起，美国就认定夏威夷是它向太平洋扩张势力的跳板，因此决定要逐步吞并夏威夷。自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就极力向夏威夷扩张它的势力。
孙中山到达檀香山的年代，檀香山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正式的国名叫夏威夷王国，首府就设在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
由于夏威夷相对靠近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所以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美国的影响，久而久之，夏威夷终于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属地。
当孙中山踏上夏威夷的土地的时候，美国的影响已经在火奴鲁鲁触目可见。
第二天，孙眉陪着妈妈和弟弟，游览了岛上的街道和风光，看到了异国大地上的新奇景物。这里住着当地的土著人和移居来的白人、黑人，最多的还是脑后拖着长辫的中国人。
语言和对话也是五花八门，有华语、英语，还有听不懂的当地人所讲的土语。
对孙中山来说，檀香山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而奇异的色彩。
虽然那时的火奴鲁鲁区域比现在小得多，夏威夷虽然没有现在的规模，处于早期开发的原始状态，但依然建筑整齐、街道清洁，人们的生活井然有序，秩序良好。这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刚到这里的孙中山对邮局印象很深。路旁的一座带有走廊，围栏和门窗都漆成墨绿色的西式建筑，吸引住了孙中山的视线。
孙中山看见不时有一些蓝眼睛、黄头发、大鼻子的西洋人和当地的土著人，在这座建筑的门口进进出出，便奇怪地向人打听。
有人告诉他，写好信之后，只要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再贴上一张邮票，投进信箱里，这封信就可以跟着船被送到中国去。
这种寄信方法不必要等好长时间，没有必要找到回中国的侨民才能带回去，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现代文明的初次体验。
虽然，后来世界上发行了不少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但在那时这奇妙的邮局以及那奇妙的邮票，都还是一直生活在中国乡下的孙中山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
然而，最打动少年孙中山的，是这里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治，以及当地人对法律和制度的尊重。
孙中山感慨地想着：当地人生活状况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法律，正是翠亨村遭海盗劫掠者所说的中国所没有的法律。
还在旅途中时，孙中山就了解到，英国人还有所谓的“星期天”，人们在工作了六天之后，可以休息一天。
到了檀香山之后，孙中山发现这里的人们也有星期天。每到星期天，各机关不上班，商店也关门，人们穿着整齐，往往是一家人一起到教堂去做礼拜。
学生们在这一天，也不用去上学，可以尽情游戏。比起国内的农民一年四季没日没夜天天劳作，学生每天都要上学来，这里的生活更有意思，这个星期天真是有它的价值。有了它，人们的生活变得张弛有度，这种安排很合理。
初到异国，一个月的时间虽不长，展现在孙中山面前的却是一个精彩文明的世界。一切使他感到新奇：处处是花的世界，处处是绿的草坪，就连街道马路，也是笔直宽阔。和平鸽在市中心草坪和广场觅食，驱而不散。到处秩序井然，一片祥和。
人们尊重法律，法律规范着人们的行动。联想到中国的千年封建，这里显然是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
进了商店，小姐们用语文明，态度和蔼，使孙中山体验到受人尊重的感觉。
到了学校，老师教得用心，学生学得专心。新鲜的科目设置，灵活的教学方法，井然的秩序，严明的校规，都深深地印在这位来自东方的一个制度陈朽、风气循旧国家的少年脑海里。
“这座城市太美了，是人间的天堂！”孙中山的心灵在呼唤。
有比较才有鉴别，所见所闻使他产生了改良祖国的蒙眬念头，他在日记中写道：“到檀香山，就读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生乎。”
一切都让这个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衫，脑后拖着一条辫子的中国少年感到新奇。在孙中山眼里，这个番邦的首府到处生长着婆娑的棕榈树。
这一切仍然满足不了孙中山旺盛的好奇心，一有空他则往大街上跑，扑入眼帘的新鲜事物令他兴奋，也令他思索。
最令他感到迷惑不解的事是，在这里除了华侨以外，那些西装笔挺的洋先生们的脑袋后面，没有一个拖辫子的。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一个男人没有了辫子，那么他的脑袋也就长不牢了。而且男人辫子对一个人来说是那么的神圣，以至绝对不可侵犯，连摸一摸他人的辫子都会令人感到难以容忍。
另外一个令孙中山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里的女子除了和男人一样出门工作，一样上教堂。几乎完全平等之外，她们竟然一个个都有一双没有裹过的大脚，而且还毫不遮掩，堂而皇之地穿皮鞋“噔噔噔”地走来走去，将一双天足落落大方地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在中国，孙中山看到每一个女人都有一双尖尖窄窄的小脚，尤其是想起妹妹秋绮缠脚的事，更是让他感到心痛。
现在，孙中山看见檀香山的女子们一个个健步如飞，生气勃勃，再想想家乡的女子们那副弱不禁风的模样，心里不由得想着给女子缠脚的风俗是不是太野蛮了？
孙中山在这个异国他邦看到的东西越多，心里的疑问也就随之增加。
孙中山感到要是能够进这里的洋学堂学习一番，肯定能够增长不少见识，这样才能将胸中的疑问消除掉一些。
强烈的求知欲
母亲和弟弟的到来，令孙眉兴奋不已。他将他们安置在爱槐镇新购置的宽大私宅里。
除了整日地陪伴着他们共叙亲情之外，还带着母亲和弟弟游览了檀香山的风景名胜，品尝了各式各样的西洋菜肴。
一天，孙眉带着阿弟游览海滩。孙中山看看身后的棕榈林，又看看面前层层的浪花。
孙中山正玩得开心，孙眉把他拉上礁石坐定，试着问道：“阿弟，阿妈思念故乡了，她要回去，我现在人手不够，你就留下帮我照料店务吧！”
“嗳！”孙中山愉快地接受了。
不久，母亲思乡心切，乘船回国了，孙中山则留在檀香山。
那时，孙眉的生意正是蒸蒸日上之时，急需有个帮手，尤其是需要有至亲来帮助他料理生意。
因此，孙中山到了茂宜岛之后，孙眉就希望他尽快熟悉商业，成为自己一个值得信赖的助手。
在孙中山答应之后，他就安排孙中山在自己的一个商店协理店务，主要是掌管店内收支账目。
孙中山在店内工作十分肯干，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他内心里还是希望能到学堂里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将那些让自己感到困惑的东西搞明白。
孙眉见弟弟一心想要求学，便满足了孙中山的心愿，将他送进了当地的盘罗河学校，补习算术等课程。
盘罗河学校设施较为简陋。学生大多数是当地的土著人和混血儿。
学校完全采取欧美教学方式，与孙中山在中国就读的村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所学校里只有孙中山是华人。刚开始同学们看到这位新来的同学脑后拖着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都感到十分新奇。
他们围着孙中山左看右看，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一个小同学还怯生生地伸出手，摸了摸孙中山那条长长的辫子。
孙中山大方而且友好地冲着这个小同学笑了笑，小同学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红着脸笑着跑开了。
这时，突然跑来几个粗壮的混血儿同学，他们不怀好意地用土语对孙中山百般嘲弄。
其中有一个混血儿同学竟然扯起孙中山的辫子说：“这是一条牛尾巴。”
学校有几个孩子把孙中山脑后面的辫子称为“野猿的尾巴”或是“马尾巴”。
因为刚刚进入这所学校学习，孙中山容忍了他们的恶作剧。
可是没有想到这几个混血儿竟然得寸进尺，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借戏弄孙中山辫子之机，对这位新同学百般污辱。
这让孙中山一直很气愤，同时也对自己的辫子也越来越是感觉到怪异。
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孙中山终于发怒了。
孙中山从小就参加劳动，长期的劳动锻炼给了他一副强健的体魄，而且在翠亨村的时候他在三合会武馆旁边学得的武功，又使他的身体极为灵活矫捷。
那几个人高马大的顽皮同学，居然被孙中山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在回家的路上，孙中山心里又感到非常后悔，对这种全武行的打斗行为感到很无聊，同时觉得脑后的这条辫子确实不那么美观，有失男子汉气概同时还很累赘。
孙中山一回到家里，撂下书包，就跑到大镜子面前，怔怔地审视着自己。
镜子里面的这个中国少年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黑缎提花长袍和暗紫色的马甲，脑后还拖着一条乌黑油亮的辫子，如果在嘴上再加上一撮胡子的话，活脱脱一位教村塾的老学究。
这时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盘罗河学校里的那些同学，他们是多么的无拘无束、生气勃勃，一个个都像自由的鸟儿一样。而他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便好似拖着一条长长的锁链一般，让他感觉十分不舒服。
想到这里，孙中山猛地一转身，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出一把剪刀，伸出手去抓住那条让他受尽屈辱的辫子，张开锋利的剪刀，对准发辫的根部，正要一下将它剪断，忽然，拿剪刀的手被人紧紧地抓住了。
孙中山扭头一看，原来是大嫂。
大嫂满眼惊恐地对着他连声说：“怎么，你不要命了？没有了辫子，你就永远不能回到中国去了，朝廷把没有辫子的人都当作反贼，捉住了就要砍头的。”
大嫂的叫嚷声惊动了孙眉，他走过来，厉声对弟弟说：“蓄发是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你擅自将发辫剪去，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我们是从文明古国来到这里的，辫子就是我们与蛮夷的区别，你竟然想将它剪去，这成何体统！”
孙中山不服气地说：“这里的外国人都不留辫子，不是也很文明吗？”
孙眉一把夺下孙中山手中的剪刀，板着脸说：“这是人家国家不是中国，那是人家国家的制度，你一时是弄不明白的，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了。”
孙中山气愤地说：“这条发辫是满清政府强加给我们的屈辱，总有一天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来剪掉它。”
“不要再胡说了，还是好好念你的书吧。”孙眉皱着眉头说。
虽然孙中山最终还是屈从了哥哥的劝说，但是，他的心里对这条辫子的厌恶一点也没有减少，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辫子的厌恶也与日俱增。
在孙中山的一生当中，尤其在他的少年时期，在那个满清政府即将枯朽的年代，他所经历的事情，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与整个封建的传统制度互相冲击着。
而这些同时也一点一点的改变着这个原本就很有主见善于思考和探索的小孙中山的思想。
孙中山在盘罗河学校补习了几个月功课，学会了珠算和记账的办法，也写得一手好字。
孙中山在店内当学徒期间，除了在店内与伙计们用广东话交流之外，还常与顾客交流。
在和土著人的接触中，很快学会了当地土著人的方言，能够用方言与土著人进行交流。
孙眉见弟弟大有进步，在店里又很勤快好学，每次来店时都要表扬鼓励几句。
一次，孙眉正兴奋地夸奖孙中山能干，有培养前途时，孙中山不耐烦了。
他缠住孙眉说：“你还是送我去读书吧，我不想做生意。”
“阿弟，你看我多忙。人手太少了，你还小，帮我管管店务，学点生意经，过两年我就可以分点资金给你，你可以办农场，开商店，发大财，有什么不好呢？”孙眉有些惊讶的说着。
“我不当老板，不想发财。”孙中山固执己见地说，“我要读书，救国救民。”孙中山坚定的说着。
孙眉一愣说道：“哈哈，做生意有了钱也可以救国救民嘛！你如果坚持要读书，那就好好地读书吧！”
孙眉感觉弟弟的这些想法有些幼稚可笑，但是想想孙中山年龄还小，还是应该让他多学习一些东西。
“阿哥，这里的新鲜事太多了，不学不行啊！”孙中山却是有些感慨的说着。
孙眉笑着说：“你不到一年，学会了许多东西，但上学不懂英语太难了。”
孙中山说：“我发现英文比中文好学，我会很快学会英语的。”
那时夏威夷流行的是英语，顾客中有大量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但是孙中山却不懂英语。
大哥孙眉虽然懂英语，但是他生意繁忙，根本没有空闲时间教孙中山学英语。
因此，经孙中山的一再要求，孙眉决定送孙中山入学。为了让弟弟尽快学会英语，尽快了解夏威夷的风俗习惯，孙眉就让弟弟进了一所寄宿制学校。
这样，当了几个月的学徒之后，孙中山进了夏威夷最早的一所学校意奥兰尼学校学习。
为中国人争光
1862年在夏威夷国王的建议与资助下，由英国圣公会的史泰利主教创立了意奥兰尼学校，主要教育土著人后代。学校原名圣亚尔本学院，后来改名为意奥兰尼学校。
这是一所极为正规的学校，主要课程有自然科学、圣经、西方政治学和英文等。有着良好的校风和严谨的教学方法。在这所学校里学习的中国学生已经有十多个。
1879年9月，孙眉向时任意奥兰尼学校校长的韦礼士主教申请，孙中山得以进入该校学习。孙中山赶来报到入学的时候，已经是开学两个星期之后了。
学费以及膳宿费是每人每年150美元，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
学校的英国色彩十分强烈，不仅教学完全使用英文，所有的课本都是英文的，而且教材的内容也以英国文化为基本内容。算术中的计量单位使用英制，比如镑、先令、便士、英里、英亩等。
讲授的是英国历史、英国文学，以及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宗教教育。教师也基本上是英国人，只有一位初级英语教师所罗门美厚拉是夏威夷当地人。
在韦礼士主教的主持下，学校管理非常严格，教育质量比较高。教师也大都为人正派，富于同情心，非常敬业。可以说，意奥兰尼学校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学校。
由于学校的教学完全使用英语，孙中山刚入学时几乎一句话也听不懂，简直就是一个聋子和哑巴，自己的意思无法表达，老师和同学的话也根本听不明白，唯一的交流机会就是下课后与华人学生用中国话交流。
这让孙中山觉得很苦恼，但他并不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英语，别人能掌握的，自己也一定能掌握，更何况入校学习也是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定要珍惜，如果因此而辍学，那就是自己的耻辱。
有个英语老师见孙中山一点也不懂英文，他告诉孙中山不要着急，并安排他上课时坐在前排。他还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他先让孙中山坐在课堂观察了十来天，要求孙中山仔细地听，仔细地观察，注意老师和同学们的发音和口形。
老师还专门给孙中山开小灶，用手势和孙中山交流，教他英语的字母、拼写以及造句方法。然后再让孙中山学习英文的读法和拼写方法。
孙中山的悟性很高，很快就掌握了学习方法，加上他的刻苦，英语水平进步很快，在读、写两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后，经过几年的学习，他基本上熟练地掌握了英语。
从1879年9月至1882年7月，孙中山一直在意奥兰尼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八年制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初中。从他毕业的情况看，孙中山1879年入校时读的是六年级，1882年是八年级毕业。
在校三年里，孙中山严守学校纪律，刻苦用功，勤奋学习，各科成绩都不错。除了完成学校布置的学业之外，孙中山博览群书，尤其爱好阅读有关西方历史的著作，对于华盛顿、林肯等先贤的传记更是屡读不厌，对于他们的生平以及事业由衷地敬佩，对他们的思想也很认同。
这不仅对迅速提高他的英语水平有利，而且也使他打下了坚实的西学基础。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没有放弃本国语言文化的学习。据他的同窗学友唐雄追忆，孙中山颇注重对国学的学习。课余有暇，常不喜与同学游戏，常独自坐一隅，辄诵古文，吟哦不绝。
当时广东顺德人杜南，正应驻粤美国领事的邀请在檀香山教授当地美国政府人员学习华文和粤语。杜南在课余设立夜校，教授华侨子弟学习中文。
孙中山报名参加这个夜校学习中文，并且与杜南先生过往甚密。因此，孙中山的国学基础没有退化，反而有所加强进步。
除了课业以外，学校还为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孙中山虽然有大哥孙眉的资助，没有经济方面的困难，但他还是和同学们一起管理学校的菜园，同时也做其他杂务。
怀着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远大理想，孙中山还参加了救火会的义务消防训练，他联想到，在家乡时，根本没有看到过与救火会类似的组织。一旦发生火灾，人们就万分恐慌，没有组织地乱扑一阵，往往损失惨重。在这一点上，外国人又比中国人做得好。
在意奥兰尼读书的第三年，学校开设了兵式体操，孙中山对学校里开设的兵操课尤其感兴趣。在操场上，他扛着步枪站在严整的队列里，目光直视前方，在“咚咚”的军乐声中，杀敌的疆场似乎正在前方慢慢地展开。
孙中山在学校学习非常刻苦，每天都在教堂门前的走廊内读书，有时深夜起床，来到走廊借助路灯复习英语。
一天，孙中山正在走廊微弱的灯光下练习英语，校长轻步走过来问道：“孙文，你怎么还不休息？”
孙中山用英语答道：“我睡不着。”
校长赞许地说：“你进步很快啊，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
孙中山答道：“英语只有26个字母，比中国话好学。”
校长感叹地说：“聪明的中国人，你很快会学到更多知识。听教师讲，你很喜欢读伟人的传记？”
孙中山点了点头。
“我的柜子里有很多书，伟人的传记也不少，有《华盛顿传》、《林肯传》，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有法国革命史料和《拿破仑传记》，你都应该读一读。”
从此，孙中山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崇拜华盛顿、林肯、拿破仑，暗暗发誓要做华盛顿式的人物。
从1879年至1882年，由于孙中山不怕困难，经常到海边或树林去大声朗读英语，钻研语法，他的成绩很快赶上了班里的同学。孙中山的英语水平进步非常快。他已经能够说一口十分地道的英语了。
他经过三年的勤学苦练以后，英文文法考试全班第二，其他成绩也都是优秀。
他的朋友美国人林百克说：
孙中山应用英语，非常流利，非常正确，发音是美国式的。英文中有几个字母，广东人很难读正确，他都读得一点儿也不差。
近代以来，英语是一门最重要的国际性语言，是学习西方文化最基本的工具。孙中山熟练地掌握英语，这对他广泛阅读西方文献，了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接受西方科学知识，接触西方世界的各类人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学习三年，1882年毕业。
1882年7月的一天上午。坐落在檀香山的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的礼堂里，正举行一年一度的隆重庄严的毕业典礼。盛况空前，因为夏威夷国王要亲自出席该会，向优等生颁发奖品和证书。
国王的驾临，使该校整整忙乎了一周。打扫校园，清除垃圾，粉刷门面，张贴标语，布置会场，购买奖品等。今天，全校师生早早吃了早点，便集合在礼堂，等待国王的驾临。
9时15分，国王专车缓缓到来。在校长的陪同下，国王登上了主席台。台下坐满了典礼的学生。在隆重的锣鼓声中，校长致辞，典礼正式开始。
典礼中最激动人心的一项开始了，对品学兼优者进行嘉奖。三年的学习，勤奋的耕耘，使孙中山获得了英文文法第二名的好成绩。
颁发毕业文凭和各种奖品、奖状，是典礼的重要内容，其中英文文法奖更是重中之重。
每年的英文文法奖，都是颁给英美籍的学生，夏威夷和中国籍的学生与此无缘。但今年得此项殊荣的，竟是一名中国籍学生。
孙中山健步登上领奖台，颁奖者是国王。望着这位东方的少年，国王笑哈哈地说：“祝贺你的成功。”并把奖品和证书颁给了孙中山。
孙中山虚怀若谷的从夏威夷国王手中接过了奖品，台下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孙中山在同学庆贺的掌声中，把奖品高高举起。
比奖品和证书更重要的是，通过勤奋的学习，孙中山使自己的英文有了较好的基础，这使他有了与世界人民交流的语言。
正因为如此，也使他有能力博览英文图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后来，他多次周游世界从事革命活动，发表演说，联系外交，也都有赖于此。
参加典礼的华侨们更是兴奋异常，他们低声地议论着：
“真了不起，三年前他连英语都不会讲，现在居然能得奖，不简单！”
“听说他算术的成绩也特别好。”
“不单是算术，其他各科也都不错。”
“真是难得。”
孙中山给中国人争了光，给广东人争了光，给香山人争了光，也给翠亨村人争了光。
正好过年了，爆竹声中，孙眉和孙中山接待着前来祝贺的华侨。客厅里十分热闹，客人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孙中山。
孙眉也感到很光彩。他借着前来祝贺的人们的兴奋情绪向大家宣布：“我阿弟获得了国王和王后的奖品，给我们华侨争了光，我很高兴。现在，我决定将我财产的一半，归我的阿弟所有。”
这意外的决定，使孙中山不知所措。
孙眉继续说：“我期待着阿弟给我们增添更大的荣誉。”
在一片掌声中，孙中山突然宣布：“我不会做生意，我还想多读点书，弄明白一些道理，今后为救国救民效力。”
“好，有志向！”
“有扶社稷之志，应受到尊重和支持！”大家都齐口称赞着。
孙中山得的是英文文法二等奖，奖品是一本中文书。这奖品价值虽然不高，意义却很深。他知道，这是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今后要学的东西更多，要走的路更长，因此也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他一点也不自满。
接受西方的思想
凭着这一纸证书，在胞兄孙眉支持下，初中毕业后的孙中山，秋季又顺利进入了一所高级中学奥阿厚学校。
奥阿厚学校，是夏威夷的最高学府，相当于高中。学校是1841年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
学校采用美国学制，英语和历史教学最为著名，可以说是到美国大陆求学的预科班。
新的学校新的课程设置，除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外，还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学校是没有的课程。
随着知识的拓展，那隐藏在心底的反叛的种子将绽出新芽，抽出绿叶。
孙中山在奥阿厚学校仍然勤奋学习，刻苦用功，进步很快，一直是学校的优等生。
在课余时间，他除了自修中文外，还是特别喜欢读华盛顿、林肯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对那些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们产生了敬仰的心情。
孙中山在檀香山学习的五年，正是当地人民反抗美国殖民统治斗争最激烈最壮观的时期，这当然也影响到孙中山的人生观的形成。
当时的夏威夷正处于反抗美国吞并的英勇斗争时刻。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就认定夏威夷是它侵略太平洋各地的跳板，有了吞并的野心。
自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势力就逐渐侵入夏威夷。自此以后，夏威夷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成了美国的附庸。美国的侵略激起了夏威夷人民的极大愤慨，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孙中山亲眼看到这一切，使他联想到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逐渐萌发了反对殖民主义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思想。
1882年秋，夏威夷国王环游世界后，顺应民心地提出了“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夏威夷”的口号，民气高涨。当地华侨中不少人也支持夏威夷人民的反美斗争。
可以说，夏威夷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给年轻的孙中山上了最好的一堂政治课，促使他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前途与命运发生无限联想。
后来孙中山毕生为国家独立、民族命运而奋斗，与他在人生观形成时期的这种见闻、感受不无关系。宗教令他精神升华，革命却使他脚踏实地。
檀香山的读书生活，使孙中山视野拓展、心智开张。他的生活情趣、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在潜移默化。
五年来的西式教育和西方宗教的熏染，檀香山人民反美斗争的启示，陶冶了这个中国青年的心灵，使他把所学的西方社会知识和自己身受的体验，融合为观察、思考祖国命运的新的价值标准，生发出救世济人的崇高理想。
虽然，这一理想的意识潜层中还烙下了宗教救世的印痕，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爱国心，毕竟不是寄托在彼岸世界的虚幻中，而是根植于改造落后祖国的现实沃土里，他已经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从那时起，他便从心里萌发了“良善政府”的蒙眬想法。
美国史扶邻教授在他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写道：“他在这个易受影响的时期留在了意奥兰尼学校，对他后来致力于国内革命并不是没有关系的，由于意奥兰尼学校支持夏威夷的独立事业，抨击亲美的吞并主义者的图谋，因此，它也许要对孙中山后来产生亚洲人必须抵抗西方侵略的政治观念负责。”
奥阿厚学校是夏威夷的最高学府，在这里毕业以后，如果还想深造，就只好去美国上大学了。
孙中山当然愿意深造，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未来。但是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在意奥兰尼学校，还是在奥阿厚学校，宗教教育都是学校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学校不仅专门开设了圣经课并由主教亲自讲授，学生早晚要在学校教堂做礼拜，星期天还要到校外教堂去做礼拜。
学校的师生大都是教徒。
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孙中山逐渐对基督教有了信仰，并且开始热衷于《圣经》学习和宗教活动。
孙中山进一步受到了平等博爱一类宗教宣传的影响，因为他心里装着那些需要平等和爱的劳动人民，渐渐地他热心于圣经的学习和参加宗教活动。
越来越受基督教感染的孙中山经常研究教义，与别人讨论教理时也滔滔不绝，学校的华人同学多已成为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想接受洗礼入教。
有一天，他跟大哥说：“同学们都受洗了。”
不等孙中山说完，大哥就瞪起了眼睛：“怎么，你是不是也想受洗？”
孙中山默默地点点头。
大哥生气地说：“这不行，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不能什么都学洋人。”
那个时候，夏威夷的华人已因为宗教的问题而争论分成了两派，孙眉是站在相信传统的一边。
孙中山不敢反驳，可是并没死心。
到了学校，宗教气氛照样很浓。孙中山又提出要受洗，哥哥还是没有答应。
从此以后，孙中山不再提受洗的事，却开始积极地参加宗教活动，每个星期天都到教堂去做礼拜。
孙眉经营的农牧场有名职工生了病，他经常到场内佛堂去祈祷。
那时，美国以及檀香山的华侨中信仰关云长的人不少。有一天，孙中山将孙眉挂在厅堂内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对职工们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
孙中山的这些言行反映到孙眉那里，自然引起他的强烈不满。最初，孙眉还能容忍弟弟的这种行为。
但是，孙中山回家的时候，总是批评工友们信仰中国传统的民间诸神的不当，并向他们宣传基督教义，日益引起思想保守的工友们的不满。
牧场中的一位姓杨的管账先生对孙中山的这些言行最不能容忍，他一再在孙眉面前告孙中山的状，说孙中山无君无父，扰乱场规，煽惑工人，甚至以辞职相威胁。
这一切被孙眉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的本意是将弟弟培养成经商方面的人才，但此时孙中山的种种言行让他觉得与自己的初衷相反。
另一方面，他又怕父亲责怪他没有管好弟弟。他觉得，弟弟越来越像洋人了，可他不能把弟弟培养成小洋人。但是，弟弟一天天长大了，他也不好深管。
于是，孙眉给父亲写了封信，征询父亲的意见。
父亲当然也很生气，叫孙眉赶紧把孙中山送回国。
孙眉把父亲的信交给孙中山，说：“父亲的意思让你回国，你看怎么办呢？”
孙中山一边看信，一边听哥哥说话，没有回答。
孙眉望着眼前这个自己喜欢的小弟弟，十分婉转地劝说道：“你现在所受的西洋教育也差不多够用了，你又不想做生意，我看你还是回国念书吧！”
孙中山心里虽然百般不情愿，但也无话可说，只好同意。
他说：“既然父亲和大哥都让我回去，我自然没有话说。”
他知道，他在这里念书，学费都是大哥供给的，他不能不听大哥的。
孙眉心里也明白。他把在檀香山的一部分产业过到孙中山的名下，作为孙中山将来继续念书或成家立业的基金。
对这个不安分的弟弟，当哥哥的可以说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了。
近代的基督教是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近代西方政治进化的一再冲击和影响的基督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基督教，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内容。
接触并信仰基督教，使孙中山受到了基督教的救世观念以及其中的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并且在以后的确是借助基督教“平等”“博爱”的精神，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把教堂当成了宣传反封建的讲坛。
孙中山后来建立的革命组织，也是受到基督教会的组织方式的启发，而他初期的革命活动，也曾获得过基督教徒无私的帮助。
檀香山的读书生活，使孙中山视野拓展，心智开张。他的生活情趣、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
这几年的学习与生活培养了孙中山浓厚的政治兴趣，并打下了西学基础。
他对西方社会的历史、风俗、宗教、伦理，尤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立宪政府的观念有了相当的了解，并且有相当的好感。
孙中山接触并且初步了解了一个与传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接受了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大不相同的西方教育，他的眼界、知识、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原来他看到而且不满意的事，现在他初步找到了批评的武器，一些他原来以为当然的事情，现在也发生了疑问。
将他在夏威夷所见到的一切，以及西方的教育所告诉他的一切，与他以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进行比较，他觉得应当对中国进行改造，而改造的蓝本就是西方世界。
说到这几年对于自己的影响，孙中山1912年曾经这样说：
我幼年时候，在家乡的村塾从老师读书，所学并不多，读了几年书，不过是略识得几个字而已。过了几年后，有机会到檀香山，进入了西方的学校学习，看见那里的教育方法远比家乡村塾的教学方法要好。
因此，每每在课余时间与学校里的中国同学谈心，言谈之间，不由得就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愿望。那时候的心情就恨不得使中国所有的人都能脱离苦海，都能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
正是在夏威夷，少年孙中山起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伟大志愿。他后来的奋斗也就是在实践自己的这一志愿。
1883年6月，17岁的孙中山就这样心有不甘地结束了自己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自檀香山起程回家乡，但这时候的他，再也不是几年前初出家门，以怯生生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世界的那个乡村孩童了。
破除封建迷信
1883年6月，孙中山先坐轮船到香港，然后从香港改搭中国沙船赴香山县的金星港。由檀香山乘船到香港，行程二十多天，一路顺风，太平无事。
可是，由香港乘沙船回乡时，孙中山再一次见识了他以前在乡下多次见到的腐败现象，给他很大刺激。
原来，金星港位于珠江口内，过往的船只必须经过关卡厘捐局的检查。可这关卡厘捐局的官员们非常腐败，他们总是以检查为借口，对旅客和船主进行勒索。
如果有人反抗，就把船扣押起来，直到罚足了钱财，捞够了油水才放行。这种事孙中山以前只是听说过，现在却亲身经历了。
船将靠岸时，依据往常的经验，船主告诉乘客，前面就是海关，船要靠岸，将有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大家必须要小心应付，尤其要有耐心，千万不要得罪了那伙海关老爷。否则出了事，整个一船人都要受牵连。
果然，船一靠岸就有一批拖着长辫的清政府海关老爷耀武扬威，他们说是搜查私货，一路吆喝着上了船。这伙人一上船就开始指手画脚，要大家打开行李接受检查。乘客如同老鼠见了猫，手忙脚乱地将行李打开，接受这伙老爷的检查。
为了讨好他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乘客给海关人员送礼。他们翻来翻去，拿走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忙了一通之后，海关老爷们心满意足地下了船。
正当大家感到过海关并非船主所讲的那么难时，又一批清政府的官吏吆喝着上了船，他们说是收厘捐的，又要大家打开行李。一个官吏神气活现地走到孙中山面前蛮横地说：“你，说你呢！怎么不把行李打开。”
孙中山不解地问：“我这刚打开过行李，怎么又要打开？”
“不明白是吧，前面是收海关税的，我们是收厘金的，这是两码事。”
船上又是一番忙乱，收厘金的官吏捞了一笔之后，下了船。
这批人刚走，又一批清政府的官吏上船，又要大家打开行李，接受检查。
孙中山问：“我们已经打开两次行李了，怎么还要检查？”
“少啰唆！我们是查禁鸦片的，老实开箱。”那些人也是如法炮制，抢掠一番。
旅客们早已叫苦不迭，但讨厌的检查还没有完。这第三拨检查人员刚走，又来了第四拨要查洋油走私。他们上船来，依然要大家打开行李，接受检查。
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把箱子打开又锁上，心中早已不耐烦了。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抗辩问道：“前面有三拨人来检查过了，我的行李已经打开过三次了。这次你们又是查什么的？”
其中的头目说：“怎么？有意见？告诉你，我们是查禁走私火油的。还不老老实实地打开行李。”
孙中山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高声质问道：“你难道看不清楚？看看我的行李的数量与形状，你难道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藏火油？你们已经查过三次了，这是第四次。为什么要分四次？合并作一次不好吗？这简直是故意找麻烦！”
孙中山的一番话说到了旅客们的心里，却惹恼了第四批上船检查的官员，他们互相递了一下眼色，阴笑着说：“那好，我们不检查了，我们走。”说着扬长而去。
孙中山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心里很是高兴。可一些有经验的人却提醒他，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果然，过了不久，船主来告诉大家，船被扣留了，要等上级的批示。
“这可怎么办呢？”旅客们问。
“实在不行，只有破费了。”船主说。
有些人在唉声叹气。
船主望了望大家，劝慰道：“大家不必着急，这事让我来想办法。”
船被扣留了一天，直到第二天晚上，船主拿出了一笔钱，才得放行。
这件事情，让孙中山更加的感受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更加坚定了他推翻清政府，坚持革命的信心。
还没到家，先在路上碰到了这样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这对于见过世面，接受了新思想的孙中山来说，实在是一个重重的刺激。
船开行之后，孙中山语调沉重地向乘客们宣传必须改造中国政治的道理，他说：“古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家就掌握在这些腐败的官吏手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在座诸位难道能坐视不救么？”
船上的乘客闻听此言，有人颔首会意觉得这位少年的话有道理，也有人摇头叹息，说：“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国家是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救得了的么？”
孙中山不管人们的反应如何，一路上不停宣讲，一直到金星港他下船为止。
回到家里，孙中山受到了家人及村中友好的热烈欢迎，父亲孙达成也没有追究儿子要受洗当基督徒的事。像当年欢迎阿眉一样，孙中山刚到家，他便摆上酒席，以示庆贺。
但孙达成心中也有几分不安。大儿子阿眉已经成家立业，看来不用他操心了。可这小儿子却不能让他省心，要把他留在身旁。他对孙中山说：“你离家很久了，应该去问候一下亲友长辈，顺便了解一下家乡的情况，以后要和大家好好相处。”
孙中山遵照父亲的嘱咐，拜访了长辈和亲友，大家请他吃饭，向他问长问短，免不了又是几番热闹。
人们热情邀请孙中山讲述他在海外的见闻，孙中山自然乐意，他向人们讲述他所见到的巨轮、蒸汽机、海葬，讲述那奇妙的邮局，讲述夏威夷的风土人情，讲述他在夏威夷的学校生活，讲述他在书本上结识的华盛顿、林肯这些颇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村里的人们对这位见多识广的青年人刮目相看，他们推举他参与管理乡里事务。
孙中山利用自己的知识，提出一些改良乡政的主意。比如他提出要修整道路；街道上夜间点上路灯；为了防盗，村中的壮丁组成夜警队，轮流值班；夜警队员配备枪支等。他的这些建议十分实在，因此都被大家接受。
在积极改良乡政的同时，孙中山还向村民宣传他所接受的新观念、新思想，批评清政府腐败的政治以及乡间的旧习俗。
那时，广东正办团练，清政府派阅兵大臣到香山县，举行阅兵仪式。香山县官府一向虚报勇额中饱饷银，上面派人来检阅了，就临时派人到各乡抽调壮丁冒充乡勇，以蒙混过关。
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以及同村的几个壮丁就被抽调去参加阅兵。一群乌合之众，自然只会出洋相。到检阅时，队伍不整，步伐不齐，到了实弹射击，更是洋相百出，有人连枪都不会放。
回到翠亨之后，陆皓东将亲身经历告诉了孙中山，两人对于清政府军政的腐败十分愤慨，认为要对付这样的兵勇，只要五六十个健儿就可以夺下虎门炮台。
孙中山沉思后，对好友陆皓东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队伍呢？如果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我们就可以夺取政权，中国就可以取得它在世界强国中应有的地位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好友陆皓东笑着说：“也许你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
要反抗，这是孙中山思考最多的首要问题。
在翠亨村，孙中山进一步感受到清朝的腐败。孙中山离家五年，以为家乡一定有很大变化，没想到他看到的还是老样子，捐税的负担还是那么重，香山县的衙役、税吏时常要到翠亨收税、敲诈勒索。村民的日子还是那么苦，就连私塾教学仍然沿袭旧规，背诵强记，像从前一样单调、沉闷。
面对这种现实，翠亨村的人们很少抱怨，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听天由命。
人们的这种麻木状态使孙中山很失望。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孙中山，已经能够讲出一番道理来了。
有一次他公开对村民们说：
我们不能听天由命，我们应该自己创造命运。那些清朝官吏只知道向我们要钱，他们拿了你们的钱，你们没有得到出钱的益处。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就好像家长应该注意到家中每个人一样。
你们既然出了税，他们应该每年做些事情，但是他们只知道收税，你们出的钱都哪里去了？都到了皇帝那里去了！他不是我们的皇上，也不配做我们的皇上！
孙中山的话没有人肯听，倒使村民们感到很吃惊，有的认为这话大逆不道，有的认为这是小孩子胡说八道，有的竟吓得躲开了。
当然，孙中山的言论使父亲也很担心，有一天他告诫孙中山：“这次让你回来，是想让你多读一点中国书，多学一点中国的规矩。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我知道你信洋教，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跟村里人讲那种话。”
孙中山对父亲的话没有反驳，但依然我行我素，到处传播他的改革思想。
最终迫使孙中山离开翠亨村的，不是他对清政府的批评，而是他亵渎神灵的行为。
翠亨村的东北角有一座北极殿，正殿里供奉的是北极帝君，左右配殿里供奉的分别是金花娘娘和王母娘娘。
村中的人们十分崇奉这三位神灵，所以一年四季，北极殿里香火旺盛。到了三月初三北极帝君诞辰之日，不仅翠亨的男女老少要到庙里来进香拜祭，而且四乡的村民也络绎不绝来庙里烧香，场面十分的热闹。
孙中山自檀香山回乡后，对于村民们的这种偶像崇拜，感到好笑，觉得应当打破村民这种愚昧的偶像崇拜，所以他决定向这种偶像崇拜挑战。
孙中山要好的朋友陆皓东比他小三岁，对他最是崇拜。
这年秋季，孙中山和陆皓东来到了北极殿。
北极殿里已是烟雾缭绕，烛光摇曳，几个老人早把月饼、水果等安放在供桌上，开始弯腰跪拜起来。
他们一面拜，一面振振有词，脸上的表情无比虔诚，各种动作做得规范有度，一丝不苟。磕了几个响头之后，站起身，拈起一束香，就在烛上点燃插在香炉里。
孙中山立在他们的身后，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想着辛辛苦苦弄点好吃的东西，自己舍不得吃，却要送来供奉这些泥菩萨，多么可怜又可悲啊！他心里不禁一阵心酸，心想花许多人力物力来修复这样一堆泥塑木雕，究竟有什么意义？
于是，就走上前去，对那几个老人说：“敬这些泥菩萨管用吗？这些泥塑木雕什么也不知道，你们不要迷信它。”
孙中山的话还没说完，几位老人便惊呆了，半晌才说：“怎么不管用？心诚则灵啊。你不要亵渎神明！”
这北极殿是翠亨村的村庙，村里人认为这些神能降福降财，保境安民，因此对他们十分敬畏。
“老伯，你的心不是很诚吗？可是这堆泥菩萨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你老人家不还是终年吃苦受累，过不上一天舒坦日子吗？”
“不，小伙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过上好日子，那是命中注定，强求不来的。我们供奉北帝，求不到福就罢了，只求它暗中保佑，为我们消灾免祸。无灾无祸，也就是最大的福了。”
孙中山听了这一席话，不禁觉得好笑，深知这些老人的愚昧和麻木程度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通的，这更激发和坚定了他砸毁神像的决心，便一不做二不休，一躬身跳上正殿的供桌，对着北极帝君的手用力一击，只听“哗啦”一声，神像的手指和身体分了家，露出了里面的烂泥、稻草和木头。
他用手指着砸坏了的神像说：“看你这样威风，现在又奈我何？”
接着他又把左廊金花娘娘塑像的脸皮刮破，还毁掉它一只耳朵，并大声地对几个老人说道：“你们看，这不是泥塑的吗？如果它真的有神灵，就让它来找我好了。这泥东西能保佑什么？它连自己都保佑不了，哪还能保佑你们！”
村民们都惊呆了，尤其是那些老人，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
这时，孙中山举起右手，用他手中那只掰下的泥指头去击神像的脸，轻蔑地说：“你们看那，我折断了它的手指，它还照样对着我笑。这种无用的东西，如何能保佑我们村民？”
话音刚落，他便把泥指往供桌上一摔，泥指“啪”地落在地上，碎成几块，扬起一阵不小的灰雾。
那几位老人这才清醒过来，忙喊道：“快下来，快下来！”
他们一边哆哆嗦嗦跪在地上叩头，一边叹气，连称“罪过”，头也不敢抬起来。胆小的孩子们都吓跑了，孙中山和他的勇敢的追随者却站在那里哈哈大笑。
孙中山和陆皓东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跳下供桌，呵呵大笑着，扬长而去。
孙中山大闹北极殿、砸毁神像的事，立即在翠亨村传开了。一些没有亲眼见过的村民，都不大相信，他们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相继到北极殿去察看，并在殿门内外，三五成群地小声议论。
于是，人越聚越多，全村几乎有一半人都来了。他们认为，亵渎神灵，大逆不道，是不可宽恕的。
人们奔走相告，鸣锣聚会，拥到孙家来兴师问罪。
有人大喊：“孙达成！你儿子念了几天洋书，就发疯了，竟敢毁坏神像，得罪神明。以后村里若是出了什么事，你们孙家要负责，别连累了大家。”
孙达成听说有这样的事，忙赶到了北极殿。他向来胆小怕事，忠厚老实，一听说儿子作出了这样的事，又气恼又害怕。当孙达成一出现在北极殿时，聚集在殿前的人们，一起把目光投向了他，一些人便张口骂起来。
“这样的疯小子，是怎么管教的？竟然把神像给毁了，真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那是出洋的好结果！如此胆大妄为，亵渎神明，只有受过洋教的人才做得出。”
“神殿刚刚花钱修复，就弄得这样一塌糊涂。一定得罚他们把神像修理好。”
孙达成见乡亲们气成这样，不得不应付局面，便连连作揖，说道：“请大家息怒，孙中山确实不对，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了。”
人们三言两语，你一句，我一句，向孙达成兴师问罪，横加指责。
孙达成看看神殿的神像，自觉理亏，只好一个劲地赔不是，又连连说：“我赔，我赔。修复神像需要多少钱，由我出，由我出。”
“你还得好好教训教训你的儿子，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
“光修殿还不行，这本来就是你孙家做的好事，你孙家自然得出来收拾。毁坏神像，神是会发怒的，弄不好还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厄运。你那小子必须离开村子，或许能使我们躲开灾难，否则，出了什么事，我们还要找你算账。”
“他喜欢做洋人，就不要住在村子里，就到洋人的地方去好了！”
村里一个颇有身份的老人这样说，其他的人也跟着附和起哄，叫嚷起来：“对，一定要让这小子离开！”
孙达成又是诺诺连声：“叫他走。我一定叫他走。”
好歹打发走了村里的人们，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孙达成气得头昏眼花，颤巍巍地回到家，一见孙中山就怒火起来，厉声训斥道：“都是你干的好事，让我在村里人面前丢尽了脸。你给我滚！”
孙达成一向喜欢机灵的孙中山，只因这次的祸闯得太大了，才破天荒发这么大的火。
母亲在一旁焦急地问道：“你叫孩子滚，他能去哪呢！”
孙达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伤心地对孙中山说：“我一再跟你讲，要你行为检点一点儿，你就是不听，现在闯了这么大的祸，以后让我怎么做人？我真后悔让你去留洋，如今弄得你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投了。你今后可怎么办？”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破除迷信之举不仅没有唤醒愚昧的人们，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无情指责，甚至以必须离开村子作为毁殿砸像的代价，而这代价则意味着承认对自己的惩罚，更意味着自己承认失败。
孙中山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反正我是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我想到香港去念书。”
“也只好这么办了。”母亲流着泪说，“那你就到香港去住一段再说吧。”
第二天一大早，回乡还不到半年的孙中山又被迫离开了家。父亲想把他留在身边的愿望没有实现，孙中山却因祸得福，获得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望着寂静的村庄，孙中山暗暗发誓道：“我迟早会回来，我总有一天要唤醒那些愚昧的人们。”
坚持完成学业
1883年11月，孙中山告别家乡，告别父母，告别好友，乘船来到香港，进入了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中等学校拔萃书院，继续他的高中学业。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一个叫区凤墀的基督教传教士补习国文。
不久，经区凤墀介绍，他结识了美国牧师喜嘉理。这年年底，孙中山和上海转来香港的好友陆皓东在这位牧师主持下，在香港的美国纲纪慎教会礼拜堂受洗，正式加入了基督教，主持受洗仪式的就是喜嘉理牧师。
孙中山受洗登记册上署名为“孙日新”，来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字，也是他的教名。
后来区凤墀用“日新”的谐音又给他多起了一个名字，叫“孙逸仙”，寓意“自由神”。他在香港和广州念书时以及伦敦蒙难后，都是用的这个名字。
1884年4月，孙中山又转学到香港中央书院，继续求学。
中央书院建于1862年，是香港第一所由英国当局所办的官立中学，也是一所新式英语学校，校长、教员均来自英国著名大学，他们思想开放。
这是一所十分优良的学校，教学质量很高，中国近代有不少著名人士都曾在这个书院求学。
孙中山在学校认真学习各类课程和攻读中外文书籍，也加深了对西方科学、社会以及政治制度的认识，尤其是对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的斗争的经过，西方共和国的组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以及19世纪欧洲的革命等都有深刻了解。
像在檀香山时一样，孙中山仍然学习很努力，白天专心听课认真复习，夜晚还请人辅导，在全班学生中他的英文最好，深得学校教师们的赞许。
他勤学好问，常对人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他爱读诸子百家的著述，涉猎群书，知识面广，因此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学校的一切都很顺心，孙中山心中自然也十分舒畅。
但是好景不长，这年的11月，孙中山忽然接到大哥的信，说檀香山的生意遭到失败，如今要扩充经营，但因过去有些财产用了他的名义，需要他前来协助。
接到信后，孙中山只好辍学前往檀香山。
孙眉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孙中山在翠亨村捣毁神像，引起众怒，不得不避走香港。
如今又在香港正式受洗，加入了洋教。孙眉认为，弟弟的这些活动都是胡作非为。
他还认为，弟弟所以如此胆大，如此不听话，一定是因为他仗着自己有钱。
他觉得这笔钱划在弟弟手里很危险，说不定将来会闯大祸，连累家人。
他真后悔把一部分财产划给了弟弟，决心收回这部分财产。但律师告诉他，这笔财产既然已经过户给了弟弟，契据上有弟弟的签字，要收回也得由弟弟自愿放弃，亲笔签字才行。
没办法，孙眉只好写信给弟弟，谎称生意失败，骗弟弟来檀香山。
孙眉向孙中山说明了这一切，然后叹口气道：“不是哥哥不心疼你，我给你一部分产业，是想让你回去以后成家立业，为祖上争光，不是让你拿来闯祸的。我担心，你手里有了钱，将来会闯更大的祸，以至连累全家的人，所以我打算把这部分产业暂时收回，等你以后改正了再说。”
像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家庭一样，孙中山的父母以及长兄孙眉都希望孙中山这位孙家的二儿子，走一条循规蹈矩，在大众看来安分守己的路。
孙眉的一番话，说得推心置腹，语重心长，可孙中山听来却很不是滋味。
他觉得破除迷信和信奉宗教都是正事，自己并没有胡作非为，更没有仰仗自己有钱，干什么坏事。
不过他知道，钱对于他来说确实很重要，没有哥哥给的这笔钱，他无法继续念书，前途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他也明白，这笔钱是大哥给的，大哥有权收回去，何况大哥这么做本意是为了他好，他不愿得罪大哥。
所以，孙中山毫不迟疑地将那份财产归还给孙眉，并随同大哥办妥了退还手续。
虽然被哥哥留在店里帮做生意，但孙中山在侨民中继续谈论改变中国政治的话题，而学做生意也非他的本意，店里伙计也看不起他。
孙中山无法忍受这一切，几个月后，孙中山便向哥哥提出回香港继续上学。
1885年4月，孙中山乘坐客轮经日本回国。
孙中山本来是想在翠亨村休息一下以后，马上到香港中央书院去复学，不料一到家就接到了父亲让他马上结婚的命令。
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被搞得蒙头转向。后来他才知道，这也是大哥做的文章。
原来他刚一离开檀香山，大哥就又生气又后悔，气的是弟弟不听他的话，竟敢自作主张，悔的是自己对弟弟责罚太严，有些不近人情。
他觉得没有把弟弟管教好，心里很内疚，于是马上寄来一大笔钱，让父亲为孙中山完婚。他想，这也许是拴住弟弟的唯一办法了。
孙中山拗不过父亲，只好奉父母之命，凭媒人之言，于1885年5月26日与同县外望村商人卢耀显的女儿卢慕贞结了婚。
和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婚姻一样，孙中山的这次婚姻是一桩包办婚姻。
决定婚姻的并不是要结婚的这对男女，而是所谓的父母之命、媒人之言，也就是双方父母的定夺，以及媒婆那两片能说会道、上下翻飞的嘴皮子。
同当时许多中国男人一样，孙中山也是结婚以后才认识并逐步了解自己夫人的。
卢夫人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旧式女子，她希望过安定的日子，希望自己的丈夫要么读书做官，要么就务农经商，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孙中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了职业革命家，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上，对于家庭的照顾相对比较少，而且为了革命长期流亡在外。
所以他们俩的志趣、理想有很大的差别，加上聚少离多，长期天各一方，感情的隔阂越来越大，彼此之间徒有夫妻的名分。到1915年，便与卢夫人协议离婚了。
这场婚礼让孙中山在家里住了三个月，他海外求学的心并没有死。
婚后不久，孙中山再次离开家乡，奔赴香港，回到中央书院复学，一直到1886年修完了中学课程。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曲曲折折，孙中山终于清楚，实现自己对民族改良期望的最佳途径，只有回到中国，改造中国，从事革命。
临行前赠送《华盛顿传记》和《林肯演说集》两本书给孙中山的那位美国老师当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位倔犟的学生在中国历史上，也成了与华盛顿、林肯一样伟大而影响深远的政治人物。
学医为了治国
从1883年11月至1886年，孙中山在香港先后学习两年多。这期间，孙中山虽然一度对基督教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因此与大哥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传教士，相反他的革命思想从这个时期开始酝酿了。
孙中山虽然受传教士的影响，关注天国的自由与幸福，但他更加关注中国的现实。
他一直关注现实中的中国人民的疾苦，他谋求的是中国人民现实的自由、平等、幸福。
还在檀香山读书的时候，他就发愿要改造中国，使中国人人都能享有幸福与快乐。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刺激了孙中山，使他从天国的梦幻中惊醒过来。
孙中山在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念书的这几年，爆发了中法战争。
自中法战争爆发之日起，孙中山就十分关心战争的进行情况，经常阅读香港的报纸，注意有关战况的报道，并常常与同学们一起讨论有关战争的问题。
孙中山还注意听取前线回港士兵以及越南归侨的口述，打听有关战争的情况，尤其注意打听清军的军备、组织、指挥体制等方面的情况。
孙中山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与昏庸，也认识到了清军装备与指挥体制的落后，对于战争的前途非常失望。当时一些人对于中法战争的前途盲目乐观，孙中山就向他们指出，以现在中国的军备与军队，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当冯子材、刘永福率军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之时，清政府却将胜利变成自己妥协的砝码，与法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的这种行为，更加深了孙中山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认识。他内心中原有的爱国主义情绪更进一步激发出来了，他暗下决心，要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
在耳闻目睹清政府腐败、昏庸的同时，孙中山也从中法战争过程中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觉醒。
1884年8月，法国舰队进攻台湾、福建、浙江沿海，激怒了国内广大民众，广东、福建、浙江、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的人民纷纷奋起，攻打法国教堂、教士。旅居美国、日本、古巴等地的华侨也纷纷捐款回国支持抗法战争。
香港当时虽然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是香港民众冲破殖民政府的种种压制，掀起了抗法斗争的热潮。
整个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居民拒绝与法国人合作。商店的店员拒绝把货物卖给法国人；码头工人不为法国军舰搬运给养；法国人为兵船购煤，多次高价招人搬运，也没有挑夫应招；法国商船到香港，码头工人不为它们卸货，民间的货艇也不运它们的货物；法国船只派人上岸购买牛羊，民间船只也拒绝运送这类货物；受伤的法国军舰开到香港修理，中国工人拒绝工作。
1884年9月，一艘在马尾海战中受伤的法国兵船开到香港修理，香港中国工人拒绝工作，迫使法国人将该船拖往日本修理。
一艘受伤的法国水雷炮艇驶入九龙船坞修理，香港的居民和华工秘密商议要想法将这条炮艇烧毁，港英当局闻讯后连忙派警察日夜守护。
港英当局对于香港中国民众的这种抗法情绪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强制香港民船为法国船只运送给养与货物。强制无效之后，港英当局居然逮捕船民，克罚重金。
这种做法，引起了香港群众的极大愤怒，船民宣布全体停工。船民的斗争得到了码头工人的响应，码头工人宣布全面罢工，香港的内外货运全部停止。
港英当局知道众怒难犯，只好释放被捕船民，退还罚金，但是仍要求船民复工，再次遭到船民的严词拒绝。港英当局恼羞成怒，采取武装镇压，工人奋起反抗。
对抗中，一名华工被打死，另有多人被捕。而英国士兵也有11人被打伤。
这更激起了广大香港居民的强烈义愤，香港爆发全面罢工、罢市运动，而九龙的秘密社会天地会也准备发动起义，掀起罢工、罢市运动。
局势十分紧张，港英当局十分恐慌，赶忙找来有身份的华人出面调停。
调停的结果是：港英当局释放所有被捕工人，给被英国士兵击毙的华工家属200元抚恤金，以后港英当局对于工人不为法国船只搬运货物的行为不再干涉，听任工人自由行动。这次抗法罢工罢市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香港爱国同胞的正义斗争，对于年轻而有爱国热忱并一直关注着中法战争进程的孙中山，更是莫大的鼓舞。
他从香港工人、市民抗法斗争的英勇举动中，看到中国人的爱国心。
他认为这些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表明中国人还是有种族的团结力的”，他由此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可以说，孙中山从香港人民的抗法斗争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改造中国的勇气。
孙中山本来就受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亲眼所见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媚外，因此产生要推翻清朝腐败政府的志向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孙中山这时的“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决心，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意向，并不是说他马上就要着手“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工作。
孙中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中央书院毕业的。
孙中山在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念书的这几年，学费仍由他哥哥供给。和许多青年人一样，那时的孙中山对自己将来的职业和发展方向也曾有过种种的设想。
孙中山读书的时候，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宽松，上学的费用是不用考虑的。
父母对于他的人生道路选择也没有僵硬的规定，而是给了他较大的自主选择权。
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走正道，孙中山学什么都可以。大哥孙眉虽然对于孙中山的人生道路选择有过一些干预，比如他希望孙中山经商，但是只要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主见，孙眉还是能够理智地作出让步。
有些朋友劝孙眉捐个一官半职，让孙中山走入官场。有一些朋友则希望他进神学院，将来做一名传教士。
对于当官做老爷，孙中山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当传教士，虽然曾经一度有过打算，但很快就抛弃了这一计划。他决定要在现实中，为中国人谋现实的幸福。
在香港求学期间，他一度认为学习军事可以抵御外辱，因此他想去学海军，直接从事御辱的实际工作。
但是，1884年8月，在马尾海战中，中国花费七年建成的福州马尾造船厂以及十余艘兵舰，竟然在七分钟之内被法国海军的炮火打得精光。
这一消息传来，不仅使孙中山前往投效海军的报国壮志无法实现，而且洋务派十多年努力的成就，如此轻易地被外国人毁坏，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深思。
孙中山有时又想学法律，当一名主持正义的律师。但是当时的中国连法律学校都还没有，社会上只有包办官司的讼棍，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律师，而且清政府当时的法律是严厉禁止诉讼代理人进行辩护活动。所以，孙中山当律师的打算也就无法实现。
最后，孙中山认为，做医生可以济世救人，同时又便于广交朋友。
说起孙中山对于医学的兴趣，其实早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读书的时候，孙中山就萌发过学医的念头。
那时，孙中山在完成学校学业的同时，还跟从杜南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
有一次，孙中山到他十分敬重的老师杜南先生的书房去借书，发现书架上有很多医书，感到很奇怪，就问杜南：“先生书架上摆这么多医药书籍有什么用？”
杜南便引用了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一句话作为回答：“‘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所以我也看点医学书。”
这就是说，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有两个：一个是从政，将来作一个好宰相，辅助皇帝治理好国家，兴利除弊，安天下。一个就是学医，悬壶济世，解除黎民的病痛。我也是以此自勉。
其实，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在诵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花大量的精力研读医书，久而久之，不少读书人也就成了儒医。”
杜南的这番话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启发。过了几天，他又去拜访杜南，说出了自己对于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句名言的体会。
他说范仲淹的话不全对，不一定等当不上良相才想去当良医，中国的读书人，读书首先是要从政，但是读书人并不能很快走上仕途，即便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了仕途，也未必就能掌握国家政权。
如果在殚精竭虑想当良相而不成之后，再去当医生，要想当好一个医生，为时已经太晚了。倒不如反过来，先做良医，然后由医人而医国，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杜南感觉孙中山的这个看法很有道理。从此，对于这个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十分欣赏。
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学习时，是中法战争进行之际，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广泛报道了前线的战况，尤其是对中国将士的伤亡情况，更给予了特别关注。
报纸对于战争之中，中国将士伤亡严重而又缺乏必要的救护人员与救护措施的情况十分痛心，呼吁官府与民间社会应当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合力救治伤员。
这些报道在孙中山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救护他们，他认识到学医也可视为走上战场，为国服务。因此，他决定学医。
于是，经由在香港结识的牧师喜嘉理介绍，1886年，20岁的孙中山顺利地进入了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堂。
这所医院创办于1835年，是亚洲最早的西医院，1855年开始招生习医。
1887年，孙中山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
努力学习医学
博济医院是美国传教士伯驾于1835年在广州设立的。这是中国第一家，也是远东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
孙中山入学时，该医院的主持人是嘉约翰，开设的课程有内科、外科、妇科、眼科、药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课程。
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大都是该院自己组织翻译的，有《人体新论》、《化学摘要》、《内科书》、《妇科精蕴》、《皮肤新编》、《眼科摘要》等。孙中山在校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相当优秀。
博济医院男女并招，实行男女同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相当勇敢的举动。因为，中国的儒家伦理讲究的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
按照儒家礼法，男女到了7岁以后，就不能一起玩耍，而要分开活动。姐妹出嫁以后，回娘家探亲，不能与兄弟同桌吃饭。甚至大夫到有身份的人家去给妇女看病，大夫与女病人之间也是不能直接见面的。
所以，博济医院虽然是男女并招，但是也不敢走得太远，为了照顾中国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习俗，学校又规定男女一起上课时，男女生必须分开来坐，男女生的座位要用幔帐分隔开来。
学校的妇科以及产科的课程虽然是开了，男生也可以学习这些课程，但是学校却规定男生不能参加妇产科的实习。
有一天，学校进行妇科实习，老师只带女生去而不让男生去，孙中山就此向老师提出了异议。老师做不了主，对孙中山说：“不让男生参加妇科实习，这是学校的规矩，我不能更改。你要是想参加的话，必须要经过校长的批准。”
于是，孙中山就去找校长嘉约翰建言：“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校长嘉约翰是一个思想相当开通的人，他对孙中山解释说：“学校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学校是办在中国境内的，还是要尊重中国儒家的礼法与习俗的。这样我们在广州才能立得住脚。”
孙中山对这一解释不以为然，他对校长说：“我们学医的目的就是要治病救人，病人不分男女，我们都应当诊治，救人是不能分男女的。假如一个男医生遇到了一个女病人，他能够不看病吗？一个男医生遇到妇女生小孩子时，他能够说，自己是男人，男女授受不亲，所以自己不能去服务吗？
因此，学校应当对学生与病人负责，应当使学生具备相应的医学素养与技术，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不应当过分迁就传统习俗。”
校长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修改了这一不合理的规定，从此以后，学校中不仅男女生在课堂上的那一道幔帐被撤走了，而且男生也可以参加妇科和产科实习了。
孙中山除了认真学习学校开设的课程外，还用力研读中国的经书、史书。这是他的一种自觉行动。
他和当时多数旧式读书人不同，他读书不是为了参加八股考试，以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他和一些盲目自大，故步自封，一味排斥西方文化的守旧分子，以及一些没有根基，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来就不知道多少，一接触西方文化之后，就看不起祖国以及祖国文化的人不同。
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进入广州博济医院后，孙中山在学医之余，又专门聘请陈仲尧先生为自己的私人教师。他要陈先生为他讲授经史国学，自己每天都到陈先生家里去听课。
为了研读经史，孙中山特别花了一大笔钱，买了全套的《二十四史》。
孙中山买这些书并不是像有一些人只是为了摆在书架上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是真正用来详细研读的。当时与孙中山一起学医的同学中，就有人觉得，一个学医的人，课程这样繁重，哪有工夫去仔细读什么《二十四史》，况且读《二十四史》与学医也没有什么关系，孙中山买这么一大套《二十四史》放到书架上，那纯粹是故作高深，炫耀自己的学问而已，实际上孙中山可能根本就不曾读过这些书。
孙中山起初也并未申辩什么。直到有一天，同学何允文随意拿出一本书问其中某一内容，孙中山对答如流，连试数册，均如此，同学们大为叹服。
说到读书兴趣，孙中山在给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尔斯博士的一封信中说他“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
孙中山“性慕新奇”，也就是说他对于一切自己未知的东西，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志窥远大”，也就是说他有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所以凡与人民幸福有关的知识，他都有兴趣。可以说，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是他博览群书的强大动力。
孙中山学的东西很多、很杂，汉学他特别喜欢三代两汉的文章，西学则爱好达尔文的学说，而且还经常浏览物理、政事类知识。
孙中山重读书，也重实践，他利用假期向农民介绍科学选种、施肥等农科知识，进行土壤考察，试验种植桑树。
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他的宗教观念渐渐淡漠下来。他说：“我对耶稣的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在香港学医的时候，颇感耶稣教的不合道理，为了弄清问题，便看了不少哲学书籍，当时我的信仰倾向于进化论，不过基督教也没有完全抛弃。”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学习五年，与他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关景良回忆，孙中山在校读书时就热心国事，常常将巨幅中国地图悬挂在宿舍的墙壁上，有事无事时，总要看看地图。
有时躺在床上，凝视着地图，想象着历史上发生的著名战争，思考战争双方攻守进退的得与失，并且思索着将来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计划以及战斗中的攻防部署。
在西医书院读书时期，孙中山不仅与同学言谈之间，每每畅言中国亟须革新，而且也努力探索救国之道。因此，除了阅读医学专业方面的书籍之外，凡是一切有关国利民福的知识，孙中山都努力钻研。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孙中山读书兴趣之广以及他学习之精深。
1892年初，孙中山亲自设计并督造了新居。那时大哥孙眉从美国汇款回国，要家里将他1885年修建的新屋扩充翻修一下。
于是，孙中山亲自绘制了设计图样，房子的设计融合了中西建筑特色，设计不仅精美，而且十分合理，住在里面，冬暖夏凉，用起来也十分方便。
多年后，一位外国政要参观了中山故居之后，对房子设计的精巧合理，大为叹服。可见，学医的孙中山对建筑学的造诣也是很精深的。
可以说，在西医书院读书时期，孙中山自觉而有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以及西方近代的政治经济著作。他徜徉在书本中，努力探求拯救中国之道。
孙中山喜好读书，也喜欢买书，这在同学之中是享有盛名的。
他当学生的时候，经济上主要靠大哥孙眉资助，有时钱花光了，大哥的钱还没有寄到，他便赊账买书，等大哥的汇款寄来之后，先还清欠账，又到书店去买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钱又花光了，又去赊账买书，然后再还。
孙中山曾经对他身边的同志说：“我几十年来，因为革命，居无定所，每年所买的书籍，读完之后便送给朋友了，至于买过的书籍之种类和数目，记不清楚。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费的书籍费，至少有四五千元，若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太多，大概只有两三千元。”
孙中山为人诚恳、热情，平时不多言多语，一旦讲起话来便滔滔不绝，颇有真知灼见。因此，无论是老师或同学，对他都很佩服，都愿意和他交往。
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学习了一年以后，1887年秋天，孙中山转学到了香港西医书院，这年他22岁。
香港西医书院，是香港著名人士何启和几个英国医生在代理香港总督以及当地中英人士的赞助下，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
何启祖籍广东南海县，生于香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西医书院不仅设备优良，各科教师都是受过正规教育与训练的医生和学者，在当时可谓将香港当地的中英医学人才汇聚一堂。书院的学制、课程安排、考试制度等，完全按照英国的医学院校做法。
孙中山不仅刻苦学习书本知识和专业课，还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注意全面培养自己的能力。孙中山学习成绩好，人缘好，加之年龄较大，所以同学们推选他为班长，老师们也很喜欢他。
老师们外出诊病时，也常常带他作为助手出去陪诊，这样无形之中他又得到了比一般同学更多的学习机会。在众多老师中，康德黎博士尤其器重孙中山，对孙中山的影响最大。
康德黎对孙中山十分欣赏，认为孙中山对他最具吸引力，因为他为人诚实，品质文雅，勤奋好学，不论在学校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都表现出绅士风度，是其他同学的模范。正因为康德黎十分欣赏孙中山，所以，让孙中山直接参与自己的科研项目。
孙中山在檀香山、广州、香港先后四次求学，每次都曾勤工俭学，一直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自立能力。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
经过西医书院五年的学习，孙中山不仅系统地接受近代西医知识，成为一名熟练的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他系统地接受了近代科学的训练。近代科学强调以实地观察与亲自试验作为研究万事万物的基本方法，这对于孙中山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结交有识之士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但是他并不只是一个埋头读书，不闻窗外之事的书呆子。他是一个有浓厚政治兴趣，伟大政治抱负的人。
孙中山酷爱读书，所以孙中山能够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革命家，能够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恰当的革命纲领，他能够构筑起自己的革命理论，能够与时俱进而不落后于时代。
孙中山从广州博济医院转入香港西医书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较省城广州自由，政治环境比较宽松。
到了西医书院之后，孙中山充分利用了香港相对自由的条件，常常高谈革命，宣传必须要对中国进行改革的道理。在鼓吹革命的同时，孙中山也十分注意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寻求将来革命事业的合作者和助手。
当时在孙中山身边，能够理解他革命言论的人并不太多。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的革命言论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让内地官府知道了，是要杀头，甚至要株连九族的。
而另外有一些人则把孙中山看成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疯子，对他的革命言论付之一笑，觉得不必当真。
只有南华医学堂的同学郑士良和陆皓东两个人，有时到香港或广东来，敢于同他聚首。
郑士良1888年在南华医学堂辍学后，返回家乡，联络会党，被推为“三合会”的首领。
郑士良从小就有大志，曾跟随乡中父老学习武术，与附近的绿林豪杰以及会党组织的“三合会”有交往，并加入了“三合会”。
三合会就是天地会的别称，是广泛活动于南方各省的秘密社会组织，成员十分复杂，既有一般农民、商贩、工匠、苦力等，也有地主和落魄书生，“反清复明”，也就是推翻清朝的统治，恢复明朝的统治是它的宗旨。
郑士良由于与三合会交往密切并加入该组织，所以种族思想十分强烈。
后来他由惠阳到广州求学，开始时是在德国教会所设的礼贤学校求学，并且在那里加入了基督教。
1886年，也就是在孙中山进入博济医院求学的那一年，郑士良也进入该医院求学。
其他人对孙中山喜欢高谈阔论，畅论国事，往往一笑置之，而郑士良则对孙中山十分尊敬，热心倾听孙中山的言论，对孙中山的言论深为赞同。
可是，郑士良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不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孙中山认为他是一个奇人，大为喜欢。
相处日久，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了解也越来越深，郑士良告诉孙中山，他参加了秘密社会三合会，在秘密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关系，将来孙中山有事要用得上他的时候，他可以动员三合会众人听从孙中山的指挥。
后来，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郑士良则回到老家开了一所西医房，但是孙、郑两人并没有中断联系。
郑士良经常到香港杨耀记与孙中山会面，他十分赞成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告诉孙中山，他现在一面行医，一面联络会党，以为将来的革命斗争准备力量。
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村好友，两人自小就很要好。1883年孙中山在翠亨村破坏神像的事，就是和陆皓东一起干的。
孙中山读大学时，陆皓东在上海电报局任报务员，但每次由上海回广东途径香港时，他一定要找孙中山畅谈国事，“谈倾覆满清事，情义甚洽”。
陆皓东常常下榻杨耀记，与孙中山等“四大寇”会面，彻夜畅谈革命。
此外还有一个人，叫杨衍云，当时在香港招商局任英文书记，喜欢打抱不平，也经常和孙中山他们接触。
当时，在香港歌赋街有一家商店叫杨耀记，店主人叫杨鹤龄。杨鹤龄虽然出生于澳门，却是翠亨村人。
以前孙中山到香港时常去看他，就住在他家里，进西医书院以后去得就更多了。
杨鹤龄是一个富家子弟，为人豪爽不羁，性喜谐谑。杨鹤龄的父亲在香港开了一家名为“杨耀记”的商店，杨鹤龄专门空出一个房间，作为友朋聚集谈话之场所。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常来这里与杨鹤龄数日长谈。杨鹤龄晚年家道衰落，妻死无子，在澳门赁屋而居。孙中山得到馈赠，常常接济他。
有一次孙中山去看杨鹤龄，恰巧又碰见了学医时的朋友尤列。两人见面当然十分高兴。
原来尤列也从广州来到了香港，现在是香港华民大务司署的书记。当天，他们三人谈了个尽欢而散。
第二天，孙中山请尤列到威灵顿街杏宴楼西菜馆吃饭，两人又密谈许久，约定相互支持，反抗清廷。此后，他们就常常来往于香港、澳门和广州之间，宣传革命。
尤列，字少纨，广东顺德人。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学者，是当地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孙中山结识以前，尤列已经是一个见多识广的爱国青年了。
从10岁起，尤列与三兄六弟一起跟从同县名儒陆南朗学习传统的经史之学，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旧式教育。
有一天，读《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一句，老师陆南朗先生猛然用戒尺击打尤列的头部，对他说：“我要你一生一世都记住这句话！”
尤列莫名其妙，只好点头称是。
1882年，尤列17岁，初游上海，再东渡日本，游历了长崎、神户等地。
第二年，又往来于杭州嘉兴与湖州、苏州、常州、镇江之间。这年冬天又游高丽的仁川。
此次出游回到上海时天色已晚，他来到天化茶园找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家，但他家里人声鼎沸。
尤列想退出来，但被阻止。经打听才知道是洪门开会。尤列随即缴会费、行礼、宣誓、听训，加入洪门。
种种仪式完毕之后，尤列回到寓所时，天已经亮了。回到家里一想，洪门“反清复明”的宣誓宗旨，与老师陆南朗所讲授的东西如出一辙。
1883年2月，尤列北上燕京，考察情况。第二年，他又从北方南下，由苏州、常州沿江而上到汉口，然后又入洞庭湖，沿湘江到长沙、衡阳，又由衡阳转道到桂林等地。
由于早年从名儒学习，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又游历大江南北以及日本、朝鲜等地。
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清王朝的腐败，尤列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慨然有匡复之志”。
1885年冬天，尤列入广州算学馆，留馆三年，与杨鹤龄同学。
尤列性格放诞不羁，好流浪。他曾任过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广东舆图局测绘生，中法越南定界委员。
在中法越南定界委员任上，尤列对于时局和政界，颇有感触，他不想再干了，毅然辞职。
此时，正值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尤列参加了考试，被录用。于是，他又来到香港。
尤列到香港之后，与孙中山的交往日益密切。
1891年，孙中山少年时代的同学罗玉文在香港寿尔康酒店举行婚礼，孙中山与尤列、杨衍云等同为贺客。
尤列性喜诙谐，又好品评人物，在酒席之上公然说：“你们大家都没有见过洪秀全吧！”
随即指着孙中山说：“孙逸仙长得很像洪天王，将来该有洪秀全那样的事业！”
孙中山当即指着尤列说：“那你是游智开”。因为游与尤同音，当时游智开为广东巡抚。这一说，弄得满座欢笑。
孙中山经常在朋友中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尤列在公开的场合说孙中山长得像洪秀全，应该有洪秀全那样的事业，这其实只是朋友间说笑的话。
但是，这话公开说出来也是可怕的，毕竟那时民智未开。所以，第二天，孙中山在路上与尤列偶然相遇，便邀请他到一家西餐馆小叙。
孙中山说：“昨日你在酒席上所说的话，那只能在几个要好的朋友之间说的话，最好不要在公开的场合说。我们要推翻满清政府的计划，现在还要请你暂时保守秘密，不可随意对外人说。”
“我以前在檀香山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开通，无从着手。现在我在香港鼓吹革命，幸而遇到了你这样的同志，此后如何进行革命，我们之间还是要商量，多交流，要共同奋斗。来，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
尤列闻听此言，就说：“既然如此，我只希望事业能成功，至于谁居其功，不必计较。”
孙中山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陈少白。他是广东新会人，比孙中山小四岁，原来是广州格致书院的学生。
他父亲认识区凤墀，区凤墀介绍他去见孙中山，孙中山劝他转到西医书院。他听了孙中山的话，成了西医书院的学生。
陈少白，幼名闻韶，号夔石，后改名白，字少白，广东新会人。幼年在家乡习八股，原本想参加科举考试，借此谋个一官半职。他幼时聪慧可人，写得一手好文章。
陈少白的叔父陈梦南信奉基督教，他从广州带回不少翻译的西书送给陈少白。
读了这些西书，由此，陈少白茅塞顿开开始知道世界大势，有了国家观念，决定不参加科举考试，不学那些科举考试必备的书籍与功课，而专读有用之书。
1888年，陈少白考入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广州格致书院。在这里，陈少白得到了区凤墀的赏识。
区凤墀是广州传教士，最喜奖励新青年，他曾经是孙中山的国学老师，对孙中山赏识有加。
1889年，陈少白有事要去香港，区凤墀曾对他说：“你到香港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人，这个人恐怕和你见解很相合的。”
随后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陈少白和孙中山就是这样通过区凤墀相识了。
到了香港以后，陈少白就带着介绍信去找孙中山。第一次见面，孙中山和陈少白谈得十分融洽。
陈少白这样记述这次会面：孙先生见了那封介绍信，就很高兴地同我谈了起来。
大约经过十分钟，就跟孙先生到了一个植物园，选择了一个很静的地方，两个人坐下，谈谈时局，觉得很情投意合。谈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机。
最后，他就问我：“这次到香港要耽搁多少天？”
我说：“只有一天，马上要走的。”
他就说：“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经常谈谈。”
不久，陈少白因家境困难，到香港半工半读，他时常到西医书院去，与孙中山谈天。
孙中山常劝他学医，说医学是很有用的，但是陈少白认为自己习性不适合学医。孙中山为使他能留下来，还悄悄地略施小计，帮他转入了西医书院。
对此，陈少白自述说：“有一天，我照常在他那里谈天，他忽然说：‘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听讲去，散课后，再回来和你谈天。’隔了一会儿，他匆匆地跑回来对我说：‘康德黎博士请你见面。’康德黎博士当时是医学校的教务长。”
“我说：‘不认识他。’”
他说：‘有事情才请你去。’”
我说：‘人既不认识，哪里会有什么事情呢？’他不待我说完，就抓了我的衣袖拉到教务长室内，见康德黎博士。
当时康德黎博士见了我，说：‘我们是很欢迎你的’，其实他所说的欢迎，是因为方才孙先生说我要到这里来读书。”
“那时，我又蒙在鼓里，听了康德黎博士的话，无从致答，只说：‘Yes,thankyou’而已。后来我们就退出来，我责备他不应该强做主张。孙先生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了。’我没有办法，就答应了下来，转入雅丽氏医学校。其时，我所读的一班，比孙先生差两年。”
孙中山、杨鹤龄、尤列、陈少白四人，由于同住香港，又志同道合，彼此来往甚密。杨鹤龄还在店里特意腾出一个房间，作为他们聚会的地方。
他们所谈的都是革命言论，所怀的都是革命思想，所研究的都是革命问题。他们倡言革命，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号。
此时，孙中山所说的革命言论主要限于攻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能使中国强盛，致受外人欺侮。至于将来怎么办，中国的前途到底是怎样的，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孙中山等人并没有系统的认识。
他们的革命言行，被尚未觉醒的人们视为大逆不道，远远地躲着他们，有的则把他们看成“中风疯狂”，不敢同他们接近，甚至称他们为“四大寇”。
不过这时的四大寇，还只是高谈革命的四大寇，并不是从事真正革命斗争的四大寇。孙中山自己也说，这一时期是他“革命言论之时代”。
与大学时代的孙中山交往最为密切的是杨鹤龄、尤列、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五人。
他们五人虽然出身不一，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他们都与孙中山有共同之处。
他们都接受过一定的近代西方教育，与西方世界有一定的接触。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孙中山革新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他早就有“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抱负，加之在香港读书时期所受到的影响。
在香港读书时期，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了西方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理论，使他在理论上，明确了中国应当建立近代民主政府。
加之孙中山在香港与内地两处所见的不同现实，更加强化了他的这种认识。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明确认识到，“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根本在于推翻清王朝的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治制度。
到了1889年，孙中山的言论已经充满了革命思想，他常常对同学说，必须要推翻清政府，废除帝制。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认识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杨衍云。福建澄海县人，出生在一个有种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家庭。
孙中山与杨衍云大约是在1891年认识的，也常常到杨鹤龄家的杨耀记去和孙中山他们一起谈论革命。
他们在一起高谈反满清革命，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孙中山以自己激进的思想和言论影响着自己亲密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也在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孙中山，他们或给予了孙中山鼓励，或增长了孙中山的见闻，或与孙中山一起谋划未来，他们的言行给了孙中山进行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另一个与大学时代的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是郑观应。郑观应是广东香山县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从小熟读经史，想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1858年鉴于时局艰难，放弃科举考试，到上海经商。
1880年后，李鸿章先后提拔他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和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
郑观应虽然办洋务，但他关心时局，其思想与一般的洋务官僚是不同的。
孙中山进入西医书院读书的时候，郑观应正在澳门闲居。孙中山每年假期由香港回香山必经澳门。1890年前后，孙中山认识了郑观应。
孙中山与郑观应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交流对于学习西方的认识。
孙中山关注农业改良、培养人才等问题，这种思想与郑观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郑观应对孙中山这个老乡也十分欣赏，曾在他《农功》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改良农业的思想与行动。
后来，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就曾经找到郑观应，要郑观应写信请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