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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孙中山
提出开放思路
1892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获得了毕业执照。孙中山在第五年考试中名列全年级第一名。
他的毕业考试，12门功课，10门优秀，两门及格，总成绩称“最优秀”。
这个成绩在该学校存在的28年中，只有两个人获得过。另一名是1899年毕业的郑观应，他12门课中有9门获得优秀。
在毕业典礼上，教务长康德黎授予孙中山医学硕士学位，并向他颁发了西医书院第一名毕业执照。
上面写道：“照得孙逸仙在本院学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
虽然，孙中山有了毕业执照，但是，却没有资格在香港行医。这是因为，香港西医书院那时刚办了几年，办学还不是十分正规。学校的课程虽然尽力模仿英国标准，但也没有完全按照英国标准进行安排。
而且由于办学条件有限，除了大部分课程与实习尽量利用雅丽氏医院的人才与设施之外，化学、生物、物理、公共卫生、病理学、细菌学等还必须要借用香港其他医学机构的人才与设备，因此教学多有不便。
为了安排好首届毕业生的工作，校方也积极努力。在校方的努力下，港督罗便臣爵士就写信给英国驻华公使，托他向当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推荐这两人，说这两人学识优良，能吃苦耐劳，请予任用。
1881年李鸿章就在天津创办一家培养西医人才的医学馆，正需要各种人才。
并且李鸿章本人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而且对西医的印象也不错，所以李鸿章很快就写信给罗便臣，让孙中山、江英华到北京去等待任用，每人每月暂时发给50元的薪水，并说要给两人“钦命五品军牌”的头衔。
孙中山当时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借此到北京活动，所以答应了。
不久，孙中山、江英华在老师康德黎的陪同下前往广州，到两广总督衙门领取“钦命五品军牌”的证件，然后进京。
他们在两广总督衙门遭到了刁难，办事人员说他们必须要填写家庭三代人的履历，考察合格后才能给他们发牌。孙中山十分气愤，一怒之下由广州返回了香港。
孙中山既不能在香港行医，北上的希望也落空了。而在当时，西医在内地还没有得到人们的信赖，中国普通百姓信赖的还是自己的中医。
孙中山如果到内地行医，一时是打不开局面的。幸好这时候，澳门士绅何穗田等人邀请孙中山去澳门行医，而澳门的镜湖医院也愿意为孙中山的行医提供便利条件。
于是，1892年秋天，孙中山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挂牌行医了。
镜湖医院是澳门中国绅商于1871年集资创办的，是澳门最大的一家慈善医院。医院专门用中医中药为当地贫民提供免费治疗。
由于孙中山学的是西医，因此到了镜湖医院之后，他就向医院主事提出，医院除了用中医中药之外，还应同时兼用西医西药。
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孙中山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1440两，租下草堆街84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在澳门开业数月，孙中山就因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而声誉鹊起，就诊者络绎不绝。
不仅当地华人十分信赖他的医术，就是当地的葡萄牙人也纷纷请他治病。
孙中山不但医术精明，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而且服务态度认真，待人亲切。
那时慕名前来求诊的病人非常多，遇上大的手术，康德黎老师还亲自从香港来澳门指导。
有一次，孙中山为一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鸡蛋大的结石，这在当时已是难度很大的手术了。
有一位61岁名叫陈宇的人，患沙林病八年，一直没有治好，病人痛苦异常，孙中山给他动了手术后，十多天就基本痊愈了。
又有一位西洋女子难产，母子生命垂危，经过孙中山的抢救，母子皆安康无事。
有一位卖面食的人，患肾脏水肿，“肾囊大如斗”，经过孙中山的精心治疗，不久即行走如常。
大隆纸店两人，误为毒药水烧伤，孙中山用药敷之，不久就痊愈。
某客栈两夫妻闹口角，女方半夜吞鸦片自杀，第二天送到孙中山那里，经过抢救安然无恙。
香港安抚署文员尤其栋患吐血症多年不愈，中医束手无策，经孙中山医治，一月见效。
诸如此类的事件数不胜数，并且当时有一则报道称孙中山的医术，“无论内外奇难杂症，莫不妙手回春，奏效神速，且非以此谋利者”。
然而好景不长，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被排挤出了澳门。
原因是孙中山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声誉很高，影响了在当地行医的葡萄牙医生的业务，遭到了他们的嫉妒与排挤。
这些葡萄牙医生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学位，怂恿葡萄牙当局禁止孙中山的营业。
不久，当局取消了孙中山给葡萄牙人治病的资格，之后，又进一步紧逼，禁止所有的药房给孙中山的处方配药。
眼看着这里已经是难以立足，只有另找新的出路了。但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孙中山也有自己的收获，其中之一就是他的真诚、敬业的品质，赢得了一位姓佛兰德斯的一家葡萄牙人的爱戴。
在孙中山离开时，佛兰德斯小姐还赠送给他一些瓷器。后来，在1895年10月26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还到佛兰德斯家中避过难。
1893年春，在托葡籍友人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而被拒绝后，孙中山被迫移居广州，在西关洗基创设东西药局，并且在双门底圣教书楼内开设医务分所，在香山石歧镇开设东西药局支店。
由于孙中山把医和药结合起来经营，他的事业一开始就取得了成功。
他医德好，行医态度认真，待人亲切，不怕麻烦，有求必应。对生活困难的患者不仅免收诊金，还赠送药品。许多病人经过他细心诊治，恢复了健康，还两次挽救了垂死病人的生命，而且，他到哪里，医就行到哪里。
有一次他回到翠亨村，村里程普照的妻子难产，他们请来接生婆，几个小时也没有生出来，母亲和胎儿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孙中山听到消息，马上背上药箱赶往程家。农村很封建，从来没有男人给女人接过生，何况孙中山还是青年。
孙中山毫不顾忌这些，他用接生钳把胎儿夹了出来，母亲和她的孩子转危为安。
人们不禁伸出大拇指，称赞孙中山是个“大国手”。为了感谢他，程普照给孩子取名铁生，即用铁钳取出来的。
这样，不到三个月，孙中山的医名就不胫而走，以至来看病的人把门坎都几乎踩断了。
在澳门的中西医局，就是一个时常有人来聚谈时政的场所。到了广东之后，借着医生职务，他出入衙署，一无阻碍，也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为日后从事革命运动打下广泛的基础。
孙中山虽然因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成了名医，而且收入可观。但是，他关注的不是自己收入的多少，生活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他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当一名治疗人体疾病的良医，并不是孙中山的理想。他认为医能够治病救人，但救济的毕竟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也是这样。他专注的是“医国”。
这时候，推翻清王朝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确立，他先走的是属于改良的路子。
当他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时候，1890年，他就给香山县退职的洋务派官员郑藻如写信，主张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改良。
信中提出三点具体意见。第一，兴农会，以倡导改革农桑业；第二，立会设局，以禁鸦片；第三，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并建议在香山县试点，然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第二年，他又写成《农功》一文，再次呼吁改进农业，特别是蚕丝业。但是他提出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无人重视。不过，一再的挫折，并未使他却步。
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才是他最关注的。
在澳门、广州行医的过程中，孙中山广泛接触社会，接触了许多官僚、富商、巨绅，因为接近官场，他就更加了解清朝政治的腐败。
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医术虽然高明，但是所能救助的人毕竟有限，不可能救助所有的贫苦民众，更不能解决国家贫弱的问题。要解决国家贫弱的问题，必须从改革中国的政治入手。
孙中山认为，“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而“医国”比“医人”更重要。
孙中山在行医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结交朋友，寻求革命同志。孙中山与这些新朋旧友们，经常聚集在广州圣教书楼后的礼拜堂和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即今广州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内谈论时事和政治，谋求救国的办法。
1893年冬，他邀集新老朋友八人，聚会于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酝酿成立革命团体，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取名兴中会，但因人数不多，还没有具体组织，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团体，并无实际结果。
尽管抗风轩的聚会和议盟没有实际结果，但是，它表明孙中山民族革命思想已趋于成熟。
孙中山已进入到了结集同志、团聚力量、组织革命团体以促进和领导革命的新阶段，为后来兴中会的建立和广州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时距广州起义已不到两年。
组织团体的事情作罢后，孙中山决定采取另一个“医国”的重大行动。
1894年初的一天，在香港的陈少白突然接到药房的信，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
接到信后，陈少白赶忙来到广州，去替孙中山维持店务。
16天后，孙中山才露面。原来，孙中山在农历春节前就回到翠亨村老家闭门拒客，埋头十多天，写出了万言书《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提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并不在于他们的“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他们能够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四方面才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就必须立即着手从这四方面做起；否则，仅仅像洋务派那样，片面追求西方的船坚炮利，那只能是“舍本而图末”，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什么叫作“人尽其才”呢？孙中山说：“所谓人能尽其才，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也就是要有一套培养、激励、合理使用人才的体制。他说，教养之道，中国古代最为完美，可惜的是教养之道现在已经废弛了。
近代西方各国的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痒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能奋于学”，也就那里有发达的教育，因此人们都能接受教育，不至于因为没有接受教育而使自己的才智被埋没。
在大力培养人才的同时，西方国家还有一套激励人才的机制。在学者学成名就服务社会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学会、学报以及时交流研究发明的信息，从而推动学科的前进，“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
假如有学者能够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则国家予以重奖，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西方各国各种学问“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
而在人才的使用问题上，西方各国能够用其所长，并且能够稳定其职业，少有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情况，也没有今日要人干这一行，明日要人干那一行的事。
他说，西方各国，文官来自于仕学院，武官来自于武学堂，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练达者为监工，商情精通者为商董。总之都能根据人们的所学而任用他们，而且“有升迁而无更调”。
他说：“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抑郁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如此就能做到人尽其才。人既能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则富强自然就不在话下。
所谓“地尽其利”，就是要设立农官，讲求农学，采用新式农具，发展农业生产。
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对于贫苦农民的艰难生活他十分的同情，发愿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所以他对于农业问题一向十分关注。他自己就说他本人“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
在大学时代，他虽然学的是医学，但他在近代植物学的启示下，对农业科学也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刻苦学习医学的同时，也精心钻研有关近代农业的书籍，希望运用近代农业科学知识首先对家乡农业进行改良，改善农民生活状况。
香山县负山濒海，土地贫瘠，不太适宜于种植粮食，所以当地人大多外出经商务工。美国出现排华浪潮之后，香山民众出洋务工谋生这条路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加上外国殖民势力的介入，中国传统的商业受到了外商的严重冲击，生意不好做，尤其是茶商更是多有亏损。在这种情况下，香山县的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尤其是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想到香山的土质既然不适合种植粮食，而广东沿海又新出现了不少缫丝厂，需要大量的蚕丝，香山的土质是否适合种植桑树呢？
因此，假期回乡期间，他就找老农了解乡间土质情况，准备在家乡倡导种植桑树，并且常常向老农宣传科学选种、育种、施肥、灌溉之法。
文章的主旨，是希望上层统治集团实行一些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孙中山上书的时候，李鸿章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集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实权派人物。
孙中山从少年时代起就存在反满复汉思想，他常把清王朝看成是异族人的朝廷，因而主张恢复汉族人的朝廷。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希望能在汉族高官中寻找改革推动者，而李鸿章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在起草《上李鸿章书》的前后，孙中山还曾想去拜访康有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他早年受业于名儒朱次琦，博通经史。
1879年和1882年，康有为先后游历香港和上海，目睹来自西方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大受触动，认为西方人治国有法度，不能把他们看作是古代的夷狄，于是开始阅读有关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中文书籍。
1888年10月，康有为感到中法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上书朝廷，痛陈民族危机的严重，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因为顽固派的阻挠，上书没能呈到皇帝那里，却在爱国人士中传诵开来。
1893年秋，孙中山由澳门到广州行医，与康有为同处一城，尤其是万木草堂迁到府学宫之后，与孙中山挂牌行医的双门底不远。
自从上书清廷之后，康有为在全国关心时事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了，而他广州聚徒讲学又使成为广州城里著名的人物。
那时的康有为正在研究维新变法的理论。孙中山在这时去拜访康有为，大概就是想就上书李鸿章的事，向康有为请教一些问题。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见到康有为。关于此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孙中山先托人向康有为转达结交的意愿。
康有为表示，孙中山要结交可以，但要先具门生帖子前来拜师才可。孙中山认为康有为妄自尊大，因此就没有去拜访。
另一种说法是，孙中山和陈少白专程到府学宫的万木草堂去拜访康有为，不巧的是，万木草堂那时已经放假，所以没有见到康有为。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送到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
孙中山先找到已经退休的澳门海防的魏恒，魏恒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欣然致书给自己的朋友，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
盛宙怀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洋务大将，控制不少大的洋务企业，在李鸿章面前是能说得上话的人物，如果能打通他的关系，要拜访李鸿章并非难事。
由于有了魏恒给盛宙怀的这封推荐信，1894年3月，由陆皓东陪同，孙中山离开广东到达上海，持魏恒书函，先如愿见到了盛宙怀，又找到《盛世危言》的编者、著名改良派人物郑观应。
在上海停留期间，孙中山在郑观应家里见到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王韬。
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与孙中山一见如故，他不仅亲自帮助修改了孙中山的那篇长文章，而且提议说，自己有个朋友叫罗丰禄，是李鸿章的幕僚，可以通过罗见到李鸿章。
1894年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由上海抵达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满楼客栈。
他手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位的介绍信，拜访直隶总督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表达想上书之意，罗、徐两人也表示愿意协助，他们向李鸿章作了汇报，并将“上书”一同呈上。
但踌躇满志的孙中山并没达到他期望的目标。
李鸿章以“军务匆忙”为由，只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后来，接见孙中山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宣告失败。
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些爱国官兵英勇作战，宁死不屈，可是政府腐败，不敢抵抗，致使战事惨败，引起全国震怒。
无情的现实使孙中山清醒过来，认识到“和平方法，已不可再用，不得不改换成强迫的手段”。
孙中山的幻想被“当权者”的恶行粉碎了。从此他义无反顾地举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
成立兴中会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和陆皓东去北京，上武汉，然后又到了上海。
这期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而清末腐朽的政治气息更令人压抑。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开战，但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过60岁大寿，竟然花掉219万两银子。
孙中山最初的改良政府的期望，也渐渐消失，从此，孙中山就头也不回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派鲜明的旗帜，立即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远大的革命抱负，从上海经日本赴檀香山，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
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有十年时间。此时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孙中山在当地发动华侨捐助革命，但应者寥寥无几。
于是孙中山去找大哥商量。他知道大哥在檀香山的华侨中很有影响，如果能得到大哥的支持，大事或许可成。
孙中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大哥。他向大哥敞开胸怀，披露了自己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
望着眼前这个不安分的弟弟，孙眉心潮起伏。按照他的本意，他是不愿意让弟弟走这条造反的路，但如今弟弟长大了，独立了，要干一番事业，他当哥哥的不能不支持。
夏威夷推翻专制统治的这场革命，多多少少让孙眉受到了这一场革命的影响。何况救国救民是个崇高的事业，他说不出反对的话。
孙眉心里翻腾着，一直没有讲话，最后他说：“好，这次我支持你。我卖1000头牛给你做军费。”
孙中山听到后高兴极了，也感动极了，他虽然知道哥哥最终会支持他，但没有想到会支持到这种程度。
经过艰苦的努力，孙中山终于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一个月以后，1894年11月24日，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里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郑金、黄亮、宋居仁等二十余人。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他提议将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
会上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与会人员还填写了入会盟书，进行了秘密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兴中会的章程是孙中山准备的，共有九款，主旨是挽救危局和振兴中华。
孙中山在章程中写道：“现在列强包围着我们，他们像老虎和鹰一样盯着我们国家，早就垂涎于我国的丰富物产，争先恐后地对我们进行蚕食鲸吞。我们国家被瓜分的危险实在令人忧虑。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快拯救生活在水火中的人民，紧急扶持处在危亡中的祖国！”
“形势这样的险恶和急迫，清朝统治者却是那样昏庸腐朽；在上面的因循苟活，粉饰欺骗；在下面的蒙昧无知，很少能够有长远考虑，以致造成了国家受侮辱，打败仗。一帮昏庸的家伙贻误国家，坑害百姓，使中国一蹶不振，到了极点。”
这些痛心疾首的话，表明孙中山对祖国的命运是多么焦虑。成立会上，孙中山领导会员秘密宣誓，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任务。
兴中会的成立和它的纲领的制定，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正规时期。
会上还选出了檀香山兴中会的正副主席。正副文案、管库和值理。孙眉也当选为茄荷蕾埠兴中会分会的主席。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原来打算到美国去进一步发展组织，筹集起义经费。
但是，那时清军在中日战争中连连失败，在丢失了朝鲜半岛之后，旅顺、威海两大军事要塞又接连失陷，北京、天津已经岌岌可危。
一方面使清政府忙于应付日军的进逼，无暇他顾。另一方面，战争的失败也完全暴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内民心激愤。
上海的革命同志宋耀如认为这是反清起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就写信给在檀香山的孙中山，要他赶快回国发动起义。
宋耀如海南文昌人。1894年春，孙中山携陆皓东上书李鸿章时，在上海结识了宋耀如，他完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心支持者。
接到宋耀如的信后，孙中山当即放弃去美国大陆的计划，带上邓荫南、宋居仁等几位以及欧美化学技师，由檀香山乘船直赴香港，准备组织起义。
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到达香港。随即召集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人，着手筹备组织兴中会香港总会。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筹备工作取得了成效。
1895年2月21日，他们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召开成立大会，决定兴中会与辅仁学社合并为一，新组织仍然叫兴中会，总机关设在士丹顿街13号。
为了避开香港警探的耳目，在总机关门口挂一块“乾亨行”的招牌。这一招牌初看似乎是一家商行的招牌。
3月16日，兴中会的重要干部在“乾亨行”召开会议，决定先袭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然后效法太平天国，立即挥师北上，平定中原。
发动广州起义
起义在紧张的准备着，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卖国投降又不断地促进起义的爆发。
1895年4月，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后，要遣散军队，官府居然乘机贪赃舞弊，侵吞军饷。为了贪污军饷，官吏往往极其草率地加快提前遣散士兵。
有些士兵因此表示在得到欠饷之前，他们拒绝遣散。而有些人虽然同意遣散，但是他们在回家的途中往往大肆抢劫。这就引起了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不安。
同时，众多散兵游勇的存在，也为兴中会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武装力量。
1895年3月13日，孙中山与杨衍云、黄咏商、谢缵泰等在香港开会，讨论在广州发动起义的计划。
会议决定由孙中山驻广州专门负责军事指挥，由陆皓东、邓荫南、郑士良、陈少白等协助。
杨衍云驻香港专门负责后方接应以及财政方面的事务，由黄咏商、谢缵泰等协助。
3月16日，兴中会又在香港总部机关“乾亨行”召开重要干部会议，进一步讨论起义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孙中山、杨衍云、谢缵泰等人。
陆皓东提议以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会议提出，准备精选3000人攻占广州，同时决定由孙中山的老师、香港的著名人物何启负责起草起义宣言等有关文件。
起义的决定作出之后，孙中山就按计划于3月下旬偕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几位助手到广州，设立兴中会分会，联络广东的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等，为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在广州城里租下双门底王家祠堂内的云岗别墅，作为兴中会在广州的总机关，孙中山自己常驻云岗别墅指挥起义。为了对外掩饰耳目，孙中山在别墅的门上挂上“农学会”的牌子。
由于孙中山以前在广州行医结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以他此番出面组织农学会，很快就得到了广东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数十人的署名赞助，谁也没有怀疑这农学会具有什么危险性质。
孙中山以农学会作掩护，先后吸收了左斗山、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陈廷威、王质甫、朱淇、朱浩等数百人加入兴中会。
此外，孙中山又设立了多处分机关，作为会议、接待、联络、储藏物资的地方。
孙中山带着郑士良等人，在广州一带活动了几个月，成绩很大，除联络了西江、北江、东江、顺德、香山等处的团防、绿林之外，所有广州的海军和城内的绿营军，也大半联络就绪。他还在广州准备了许多专门贮藏军火的仓库，又派他从檀香山带来的化学技师负责制造炸弹事宜。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一直没有放弃起义的外部支持。负责香港方面事务的杨衍云也在积极活动。
一是筹措起义经费，由杨衍云介绍加入兴中会的香港商人余育之赞助了一万多元的经费。二是购买武器。截止到起义前夕，总共买到了六百多支枪。三是招募武装人员。
一切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1895年8月29日，兴中会在香港杏花楼酒店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孙中山、杨衍云、陈少白、何启、谢缵泰等人。
会议讨论了起义发动后组织的临时政府政策，决定由何启作为临时政府发言人。这一天的会议也详细讨论了攻取广州的军事计划。
不料情况突然发生变化。1895年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召开了起义之前的最后一次干部会议。会上，就将来起义之后成立的革命政府首脑，即大总统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本来这次会议之前不久，兴中会香港总会曾经开过一个会，会议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统。
会后，孙中山决定亲赴广州直接指挥起义，将所有在香港的财政、军事事务交给杨衍云处理。
不料，事隔一日，杨衍云突然提出，为了他在香港工作的方便，要求孙中山将总统一职让给他，等孙中山广州起义成功之后，他会将这一职位原物奉还。
孙中山听了这番话之后，觉得起义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已经开始了权位之争，心里很难受。因此，他召集郑士良、陈少白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最后，孙中山以大局为重，让出了总统职位给了杨衍云，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
初八晚上，各地起义军首领、军队首领都集合到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
但是就在这起义即将发动的时候，孙中山和陆皓东发现情况有点不妙。初九早饭后，平静的、祥和的节日气氛突然蒙上了躁动不安的阴影。街上响起一阵阵螺号声、马蹄声，清兵冲上街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孙中山和陆皓东敏感地觉察到，一定是有人告密，起义走漏了风声。
他们分析得不错。其实在此之前，起义计划已遭到告发。而告发之人，正是起义领导人之一朱淇的哥哥朱湘。
朱湘是位清末举人，任广州西关清平局书记。朱淇是兴中会骨干，为起义起草讨满檄文及安民布告，而起义前两天，碰巧被哥哥朱湘看到。他唯恐受到牵连，就假借朱淇名义向省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
李家焯得报后一面派人监视孙中山，一面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岂料，谭钟麟并不相信著名医生孙中山会造反。鉴于孙中山是位名医，又是基督徒，李家焯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起初谭钟麟不怎么在意，但想了想，还是不敢大意。于是他下了一个内紧外松的命令。
后来，谭钟麟获得了兴中会要发动起义的准确情报，加强了戒备。当日他就派人监视孙中山，次日，他又赶忙调部队加强防卫，并派人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各路起义军的头领集中于总机关，讨取命令、口号，同时各路起义军也密切注视着港口的动静，等待香港方面人员与枪械的到来，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来。
最后等到的是杨衍云的电报，电报说，香港方面的人马与军械要推迟两天，也就是阴历九月十一日才能抵达广州。
按计划，起义军的主要的军械由香港方面负责运来，所以香港方面的延误直接影响了起义的发动。
而另一路主要武装汕头方面的起义军也没有抵达指定地点。在主力未到、军械未到的情况下，孙中山认为，大批人马集中，不能按期起义，事情必定会泄露，因此当即决定将人马遣散，令他们回原地待命。
初十，广州城里的气氛更紧张了。大队清兵忽然被调进了城，搜查了王家洞的云岗别墅和咸虾栏的张公馆，搜出不少军械。旗帜和军服，抓走了陆皓东等人。
陆皓东原本也可以逃脱搜捕，但他担心双门底机关的兴中会名册被搜去，将会涉及许多会员受难，于是他不顾其他人劝阻，冒险前往。名册烧掉后，他也不幸被捕入狱。
孙中山作出起义延期的决定以后，立即给杨衍云打电报，叫他停止进行。可是当杨衍云接到电报的时候，人和武器都已经下船，既成事实，无法更改。
当“保安”号船开抵省河时，清兵已在码头守候搜查。邱四和朱贵全等四十多人被捕，后来的人因伪装及时，才躲过了抓捕。
11月7日，陆皓东、朱贵全、邱四等人则在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之后，被杀害。程奎光受600军棍的酷刑，伤重而逝，程耀宸也病死在狱中。
他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批烈士。孙中山在自传里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意义不可低估。这次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从此成为了一位职业革命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也是从这时候起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
在伦敦蒙难
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受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广州当局在全城发布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孙中山等人，并且在各重要路段以及码头都派人监视，要捉拿造反的主犯。
孙中山临危不惧，在遣散起义军，销毁文件，安排好了起义的善后事务之后，他化装成苦力，从容经由闹市区到达码头，然后乘船经过顺德到了香山的唐家湾。
之后，孙中山又乘轿子到了澳门。在澳门待了一天后，孙中山男扮女装，在朋友飞南第的陪同下，在29日搭船到了香港。
但是香港当局宣布，五年内不准孙中山入境。于是，在香港待了几天之后，孙中山就被迫离开香港。1895年11月2日，孙中山带着陈少白、郑士良由香港出发前往日本，从此，前后一共16年，孙中山一直流亡海外，为革命奔走。
在日本横滨，孙中山结识了华侨冯镜如、冯紫珊兄弟，成立了由冯镜如担任会长的兴中会横滨分会。在横滨，他剪掉了发辫，脱去了长袍马褂，以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
同孙中山一道逃往日本的，还有他的密友陈少白、郑士良。一上岸，他们就看到有关广州起义的新闻报道。虽然他们不懂日文，但从报纸用的汉字，他也多少能猜出一些意思。有一条消息宣布“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到了日本”。
革命一词，日文用的是Kakumei，用中文拼读就是革命。这两个字的本义，在中文里是“变革天命”，具体内容指改朝换代，通俗的理解就是反对者取皇帝而代之。在这之前孙中山没有采用这个词，而用了“造反”“起义”“光复”一类说法。
现在他敏锐地发觉，这个传统的中国术语包含了现代的意义，又具有古老的权威性。他想起“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于人”的话，觉得很合自己的想法，便决定：“今后，我们就称革命党”。
三人继续前进，不久就到了有众多广东人居住的横滨。凭孙中山过去的关系，他们在这里安顿下来。成立了以冯镜如为会长的兴中会横滨分会。
横滨的华侨里面，不少人有反满情绪，对孙中山个人他们很佩服，但广州起义失败带来了不利影响。
侨胞除了对自身和亲友安危的担心，对革命前途也疑虑重重，而且对真正的造反者他们也有一点恐惧。
因此，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的反应是冷淡和消极的。孙中山分析这种形势，觉得想在这里迅速发展革命组织希望不大，他决定转向人数较多，又比较富裕的夏威夷和美国的华侨社会。
孙中山到达日本没几天，中日战争结束，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
外面风传日本政府可能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难以在日本待下去，原计划与陈少白一起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方面已下禁令，不准华人入境，美国领事也面告不宜冒险前去。
孙中山说明自己是檀香山出生，获得护照。11月20日，孙中山离开横滨前往檀香山。
这时，孙中山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杨氏。妻子卢慕贞和儿子孙科、女儿孙金波已经离开翠亨村来到檀香山，和孙眉住在一起。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十分难得地与家人团聚了。
孙中山对一家人心怀歉意，他向哥哥报告了广州起义失败经过，孙眉鼓励他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继续干下去。”这使孙中山沉重之余又感到了一些慰藉。
孙眉又拿出一部分钱给弟弟，让孙中山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孙中山在檀香山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活动，也曾试图组织檀香山的华侨青年进行军训。但是由于那时正值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华侨对于参加革命心有余悸。
加上清政府驻檀香山的领事当时已经奉朝廷之命，在檀香山调查在檀兴中会会员的姓名籍贯，借以查抄原籍家产。
因此数月下来，成效并不大，甚至许多兴中会的老会员不愿意也不敢和孙中山往来。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决定到美国。
就在动身去美国之前，4月初春的一天，孙中山正走在路上，忽然碰到了回国休假到檀香山旅游的老师康德黎。师生异地相见，分外高兴。
康德黎感慨学生的遭遇，从个人角度，他劝孙中山继续钻研医术，但关于未来，孙中山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告诉老师，自己计划周游世界，争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首选是华侨最多的美国，不久后即将去英国，与老师再相见。
康德黎希望孙中山到伦敦去继续学医，并告诉他英国各医学院大都在10月份开学，要去英国学习的话，最好在10月前去。
临分别时，康德黎留下了自己在伦敦的住址，并约孙中山日后到伦敦时，两人再欢聚。
1896年6月，孙中山到达了旧金山。他在美国活动了三个多月，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联络华侨，并且与当地的秘密结社组织洪门会建立了联系。
所到之处，孙中山不遗余力地宣传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从根本做起，无法救亡图存。
但他的革命宣传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
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通过朋友的关系，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在美国停留了三个月后，孙中山决计赴英。
1896年9月30日，乘白星轮船公司“麦竭斯”号的孙中山，在利物浦港上岸。
10月1日，孙中山到达伦敦。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前往覃文省街与老师康德黎会面，老师认为他还是住离自家近的地方更为安全，于是孙中山搬到了一间私人开设的葛兰旅馆。
刚来的一个星期，孙中山的生活很平静。除了每天去和康德黎会面，他像个平常的旅人，参观大英博物馆，游览摄政公园，也会停驻在商店玻璃窗前。
西方文明中的普通生活使他对平等和民主产生了直观感受，大英帝国的古老文化和法治社会一样让他着迷。
其实，早在孙中山到旧金山时，就已被清吏盯上。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10时30分，孙中山自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和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广东同乡用粤语和他交谈，这个人显得很进步的样子，两个人相谈融洽。
这时，又过来一个中国人，两个人和孙中山一起走，并且请孙中山去寓所喝点茶坐坐，好叙一下乡谊。
于是这两个人“或推予，或挽予”，推推拉拉走到一个住所前，刚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了，看见大厅里坐的人穿着清朝的官吏，孙中山顿时明白是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使馆。
就这样，孙中山被诱捕了。把孙中山囚禁起来之后，清使馆高兴得不得了，一面向国内的总理衙门发电报，报告喜讯，一面又花7000英镑的高价，租了一艘轮船，又特地赶造了一个大木笼，计划着要把孙中山运送回国。
一旦回国，孙中山必死无疑。可以说，孙中山一进清政府的使馆，凶多吉少。这就是有名的“伦敦蒙难”。
就这样，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小屋里，上装有铁栅，门外有人看守，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
被囚禁的孙中山当然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必须想方设法和外面取得联系，要让英国的新闻界，尤其是要让自己的老师康德黎博士知道自己已经被清使馆秘密囚禁。
第二天一早，英国仆人柯尔进来生火炉，送洗脸水。孙中山想，不能放过任何一点逃生的机会，于是便和他谈起来。
孙中山对柯尔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从来没有干过坏事，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中国人谋自由、谋幸福的，所以那些人才对他下毒手。
经过几天观察，柯尔觉得孙中山并不像马格里他们所说的是什么疯子，他的头脑很清醒。于是他问孙中山：“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实在是个好人，不是疯子。我是中国的国事犯，被迫在海外流亡。”
“什么是国事犯？”
孙中山知道英国人信奉基督教，就对柯尔说：“我是中国的基督徒，想谋求改革中国，中国皇帝仇恨基督教，要加害于我。像我这种情况，英国人民知道了，都会同情的。”
柯尔显然受了感动，但他仍有点怀疑，又问：“不知道英国政府会不会援助？”
“我想会的，要不，中国使馆完全可以让英国政府抓住我交给他们，他们何必悄悄把我骗来囚禁在这里，那样害怕外人知道呢？”
柯尔犹豫着是否该帮这位中国人时，他将事情告诉了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
霍维夫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去帮助的。她鼓励柯尔帮这个革命者送信，并且秘密行事。这对柯尔下决心营救孙中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孙中山一连几天没有着面，使康德黎心中很是不安。那天晚上24时，康德黎正准备就寝，忽然门铃声骤然响起。他急忙披上大衣去开门，却没有看到人，只是在门底下发现了一封信。
霍维夫人的信写道：
君有友自前星期来，被禁中国使馆中，使馆即拟将其押解回华，处于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可怜，如不急起营救，必将罹难。其虽不敢自具真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共知其为林行仙。
康德黎拆开一看，知道了孙中山被捕的消息，大惊失色。他往马路上望去，透过静静飘落的雪花，只看见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的背影，她正是霍维太太。
康德黎得知孙中山被囚禁的消息之后，立即开始营救工作。他首先向警察当局报案，请他们出面干预，但是警察说，这件事涉及外国使馆，他们管不了。
柯尔终于被孙中山说服了，感动了，答应给他通风报信。于是孙中山在名片的背面写了几句话，让柯尔送交给康德黎先生。
康德黎为孙中山的命运焦头烂额地四处求救。他先找到一个朋友，希望他通过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该放人。
但朋友对此策不以为然，拒绝帮忙。康德黎只好又找孙中山的另外一位老师孟生博士商量。
这时已经后半夜2时了，忽然又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柯尔送来了孙中山的亲笔信。
信中写道：
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使馆里面，将要被偷运到中国去受死刑，请即速救我。
中国使馆已雇好一船，载我回中国去。我沿途将被封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通消息。
唉！我的大难到了！
信上还要求“照应这个送信的人”。从柯尔口中，两位博士才获悉，清朝的公使已经花高价租好了一条大船，要把孙先生装在木笼子里送回中国去杀头。
有了孙中山的准确消息，事不宜迟，他们决定连夜分头行动，孟生去中国公使馆，康德黎去报馆，康德黎夫人在家守电话，天亮后负责去葛兰旅店取回孙中山的行李，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孙中山救出虎口。
康德黎到著名的泰晤士报馆去，希望他们报道孙中山被绑架之事。但是由于前几年该报曾经刊发了一封信，后来法庭判决这是一封假信，结果该报被判毁人名誉，陪了一大笔钱，元气大伤。
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过于谨慎，不敢报道这件未经证实的事。
孟生博士则直接去了使馆，通知使馆绑架事件已经泄露，使其有所顾忌，不敢贸然将孙中山押送回国或者移送别处。
为了防止使馆偷偷摸摸将孙中山押送出境，两位博士又连夜雇用私人侦探，密切监视清使馆的一举一动，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还特地派了自己的一个学生和侦探一起工作。
19日一早，康德黎连夜将事情的始末写成信函，上交给外交部和警方各部门，孙中山如何与自己相识，来英、被诱、营救原委完全清楚。
这时警方也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认了清使馆用7000英镑雇用了一艘轮船，准备将孙中山解运回国，才相信事情属实，于是乔福斯探长正式接管此案。
10月22日黄昏，《地球报》加印特刊，抢先报道了清使馆非法捕人的消息。于是伦敦各报纷纷报道，清使馆、康德黎的住处、孙中山所住的旅馆，到处挤满了蜂拥而至的各路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心进行干预，派代表向清使馆进行交涉，英国首相兼外交部长沙里士堡侯爵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照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的人犯。
10月23日，英国外交部的特派员、伦敦警察署的乔福斯探长和康德黎一起来到清使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清朝公使不得不释放孙中山。
16时30分，两个看守人员打开了幽禁孙中山房间的门，对孙中山说：“马格里在楼下等你。”同时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孙中山整理好衣服就随看守走下楼去。
当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康德黎时，孙中山一下子心头舒展。除了康德黎外，还有英国外交部派的人和乔福斯探长等，这时马格里当着众人的面把从孙中山身上搜走的东西一一归还，并摆出姿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和外交权利不受损。”随即转过身来对孙中山说：“你现在自由了！”
这一天，清使馆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孙中山等刚出门，人们就包围过来，特别是记者纷纷拥上来，要求发表谈话。
乔福斯探长见此情景，特意安排孙中山乘四轮马车由使馆后门离开，直奔苏格兰警署。有记者竟然攀爬马车，要求采访。
孙中山与康德黎一路被一批记者乘车尾随，赶上后，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急切愿望，孙中山在某酒店接受了采访，这是孙中山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发表言论。
此后的两个礼拜，孙中山和康德黎一直忙于应对络绎不绝的记者，“几乎舌敝唇焦。”舆论的强大支持让孙中山终生对西方的新闻体制充满热情。
孙中山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从此以后，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孙中山，是和清朝政府势不两立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把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写成书，叫《伦敦蒙难》，由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更使他名噪一时。
发起惠州起义
孙中山脱险后，一直到1897年6月都在英国。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清使馆仍然雇用司赖特侦探社的侦探继续监视他的行动。但是，孙中山在伦敦暂住的一年多时间里，似乎并未让侦探们有什么收获。1897年4月18日，他们给使馆的报告写道：
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院图书室、罩文街46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院图书室，他不变的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地为要吃些点心，就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院图书室。
6月24日，侦探又写报告说：
此人经常地到大英博物院图书室，在那里停留至下午19时或20时。
在一年多时间里，孙中山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大英博物院所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农业、畜牧、矿业、机械工程等各类书刊，苦苦探寻救国的真理和道路。
晚上，读得疲倦了，就伏在桌上睡一会儿，醒来又继续攻读。孙中山的苦读，是革命需要，也是他的一种嗜好。他自己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
孙中山的日常生活却非常艰苦，茶、烟、酒一点不沾，饮食以素食为主，连蛋类也少吃；只有书，不能须臾缺离。有一阵，他吃饭的钱快用完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凑集了三四十英镑给他。不到三天，他把这些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了《民约论》、《富兰克林自传》等新书。
康德黎博士十分称赞孙中山的求知精神。他说：“孙逸仙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的书籍，并且仔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研究，很少有人在追求知识上达到他那样的范围。”
在伦敦，孙中山还同一些流亡英国的外国革命者进行了大量个人接触，互相交流看法。孙中山告诉俄国的同事说，改良主义不中用，必须用武力推翻清朝统治。
孙中山研究和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发现，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英国发生了政府调动军队镇压工人罢工的事，孙中山设想通过民生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
孙中山读书、考察都有的放矢，他的“的”就是中国革命问题。1897年3月1日，他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的文章，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满、汉联合的统治集团。
一个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政府，既不能使国家现代化，又不能保卫它的领土免遭侵犯。如果期待李鸿章通过搞洋务来改造中国，那就等于期待“用银餐具把食人变成素食主义者”。
孙中山断言，出路“只有彻底推翻目前这个极端腐败的政权，由汉人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和廉洁的行政机构”。
尽管想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避免其弊端是一种幻想，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祸患”，想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则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伦敦的华侨很少，也没有中国留学生，孙中山决定前往日本，因为那里与中国近，消息灵通，便于筹划未来的革命。
1897年7月1日，孙中山乘“努美丁”号轮船离开英国，经一个多月的漂泊，抵达横滨。
孙中山重返日本，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对这位反清人物的关注。1897年，日本外务省派了三个人平山周、可儿长一和宫崎寅藏秘密前往中国，调查反清秘密会党。
而在调查了解中，宫崎寅藏对孙中山渐渐产生了兴趣。
宫崎寅藏在陈少白那里看过写孙中山的《伦敦蒙难》，他早就想面晤这名传奇人物，以探索他作为中国革命和泛亚主义领袖的能力，当他们一接触，便一见如故，谈话很投机。
宫崎问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有什么考虑。”
孙中山说：“清政府的腐败、欺骗和压迫，使中国陷入了虚弱境地，要是有豪杰之人带头起来推翻清王朝，制定和推行好的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那样人们的爱国之心就能奋发出来，进取的士气就可以振作。我提出增强共和主义的观念，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控制下的联邦制来避免军阀割据和纷争。”
孙中山无限感慨地说：“我国地这么大，人这么多，却成了菜墩上的肉，任凭像饿虎一样的列强吞噬。一些强国，不是用他们的国力来维护‘人道’，给世界带来秩序和安宁，而是威胁别人。我作为一个相信人道的人，对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不能够无动于衷。我不得不应时势的要求，当仁不让而做革命的先驱。如果自己搞不好，我就让更有才干的人来领导，自己‘服犬马之劳’，不然的话，只好自己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孙中山断定，他的党将完成中国革命，拯救中国苍生，雪东亚黄种屈辱，恢复宇宙的人道。一旦革命成功，其余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孙中山深刻的见解，诚恳的态度，随和的谈吐，使宫崎大为折服。他认为这证明孙中山不是一般的反满清主义者，而是具有领导近代政治运动能力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孙中山身上那种武士、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深深吸引了宫崎。从此他们便结下了终生不渝的情谊，一个日本人，成了为中国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通过宫崎的介绍和联络，孙中山滞留日本3年左右的时间，结识了日本朝野重要人物30多人。
宫崎寅藏在与孙中山会面的第二天就赶赴东京，向日本政要犬养毅报告。犬养毅非常兴奋。9月27日，平山周等从横滨陪孙中山到东京拜访犬养毅，他们谈得很投机。
孙中山与犬养的会晤，为他重新筹划和启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犬养是日本政坛的一位实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权主义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列强。
在犬养毅等人的努力下，孙中山被允许居留日本，从此，孙中山便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
此后，一直到1900年，孙中山都待在日本。
清朝政府也分别指令驻日公使、驻美公使和两广督署，以高官厚禄引诱孙中山归顺朝廷，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1898年夏，国内发生了戊戌维新。9月，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被迫离开祖国，亡命日本。
康有为等到了日本之后，孙中山曾经想和维新派合作，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并且表示，只要康有为放弃保皇的主张，同意合作进行革命，他可以和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奉康有为为领袖。
但是康有为那时醉心于保皇维新的事业，哪里肯和孙中山合作。康有为的顽固态度使维新派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激进分子如毕永年等人脱离了康有为，加入了兴中会。
1898年10月，孙中山在横滨会晤毕永年、唐才常等人，谋划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虽然与维新派合作的计划进展不顺，但是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顿。
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回香港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后来他又派毕永年、史坚如深入长江联络会党。
9月，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香港兴中会在香港举行联席会议，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
1899年国内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腐朽无知的清政府当中的顽固派居然相信义和团所鼓吹的神拳无敌、刀枪不入的神话，异想天开，企图利用义和团排外，结果出现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
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发动起义。
1900年夏，孙中山偕日本友人宫崎等人，往来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布置在广东惠州再次发动起义。
1900年7月16日，孙中山自日本经西贡抵香港海面。由于香港当局不准他登岸，他便在船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决定，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发难，然后沿海东进。起义由郑士良指挥，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响应，杨衍云、陈少白在香港负责办理接济军工枪械，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孙中山则转回日本，再去台湾，然后伺机潜入内地。
9月28日，孙中山由日本抵台湾，在台北建立了起义指挥中心，并招聘了一批军事人员，等起义军进抵厦门时进行接应。
台湾日本当局为了达到在福建沿海扩张侵略势力的目的，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假装同情和支持孙中山惠州起义的计划，答应起义后给予帮助，在海丰、陆丰供应武器。孙中山自然很高兴，命令郑士良提前发动起义。
1900年初，郑士良就集合了起义军600多名，枪300多支，指挥部设在马栏头村的一间油房里。为了保密，邻乡的农民进了山寨之后，一律不许出山。
因起义等待时间太长，粮食告缺，郑士良留下80多人驻守，遣散其余民众等待时机。此时已有风声逐渐外泄，说三洲田有乱党数万人，准备揭竿而起，引起清政府广东当局的注意。
10月初，两广总督开始了对三洲田起义军围剿，郑士良急电孙中山速予接济。此时，孙中山并未筹备好，复电暂时解散。但这边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于是又电孙中山，准备起义兵沿海东上，直逼广州，再一次敦促孙中山接应。
10月8日，郑士良先发制人，派统将黄福带领敢死队80人夜里突袭清军的先头部队，打死了40多人，俘虏30多人。受到突然袭击的清军不知起义军兵力底细，仓皇溃逃。
起义军很快由600多人发展到2万多人，声势浩大。郑士良在白沙整编队伍，准备攻入厦门，接受由台湾运来的人员和武装。
但是，随着起义军的扩大，粮食枪支、弹药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武器供应，成了当务之急。
惠州起义的突然爆发实在出乎孙中山意料之外。孙中山要求台湾的日本当局给一笔贷款，等革命成功以后本利一并归还。狡猾的后藤说，借钱有困难。他建议起义军加紧攻占厦门，台湾银行在厦门支行有几万元款项，起义军可以去抢。
这显然是一个圈套，是给日本人出兵厦门进而攻占福建制造口实。当然孙中山不会同意。这时，清政府加紧调集军队，四处围追堵击起义军。正当郑士良率领的人马急需支援的关头，日本人不仅没有给军火、给钱、派远征军，反而把孙中山和他的日本友人平山周驱逐出台湾，禁止兴中会在台湾活动。
孙中山轻信了外援，而没有在战事顺利时发动和依靠群众，致使起义军在接连胜利之后，仍然陷入困境，最后钱、粮、武器都断了来源。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孙中山当机立断，决定不再坚持。
孙中山立即通知香港同志：
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决行止。
郑士良和黄福等人先后避往香港。而山田良政在送信返回时，由于路不熟，被清军逮捕后遇害。1912年，孙中山在日本为山田良政立了一座纪念碑，称其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第一人”。
1900年的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则很少听到有人咒骂革命党人，相反还有不少有识之士为他们的失败而叹惜，对于革命事业的失败深为遗憾。前后相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
革命党人见到这种变化，心中的欢喜难以言表，他们由此知道，中国人民已经逐步觉醒了。
顽强领导斗争
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推翻满清王朝的信心。他决定进行第三次起义。因此他又开始在世界各地奔走。
1901年他从日本出发到檀香山，1902年到香港、日本和越南，1903年又从越南到日本、檀香山，1904年再次去美国和欧洲各国，直到1905年夏才回到日本。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孙中山饱经挫折，备尝险阻，但革命的斗志却分外旺盛。
惠州起义之后，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出现了转机。
激烈的言论与行动首先出现在清政府无力控制的留日学生当中，出现了《国民报》、《游学译编》等宣传革命的刊物。
1903年出现了一次革命思想宣传的高潮，出现了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等杰出的革命宣传家，出现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轰动一时的宣传品，也出现了一大批革命的刊物。
在国内，自1902年起，以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为起点，出现了学生退学的大风潮。退学学生组织了爱国学社，继续求学，并且言论日趋激烈。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革命风潮此起彼伏，陆续成立了许多革命团体，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领导的华兴会；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建立的科学补习所；蔡元培、章炳麟组织的光复会、爱国学社，此外还有日知会、强国会、公强会、独立会、岳王会、益闻社、易知社、群智社等。
这些革命团体的目标都是反对清朝政府，各自聚集着一部分反清力量。但是他们活动分散，难于采取一致步调，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
面对着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并没有坐享其成，他积极从思想与组织两个方面开展活动。
1902年，他在日本横滨广泛结交留日学生。这年冬天，他去越南河内，试图取得法国殖民当局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没有成效，但是他在河内组织了兴中会分会。
三年后，这个分会改为同盟会越南分会，在同盟会发动的钦廉、镇南关、河口三次起义中，这个分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03年7月，孙中山从越南回到日本，在他横滨的住所里，留日学生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的积极分子经常进进出出。
孙中山和他们知心地畅谈革命救国的道理和方法，并在他们中间物色革命人才。有的留学生提出，要革命，应该懂军事，他们要求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孙中山大力支持，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他的新交、日本军事家日野熊藏为校长，聘请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向参加学习的14名学生讲授军事知识、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及南非布尔人的游击战术和以寡击众的夜击法。
孙中山自己也专心研究军事，读了大量英布战史和画册，认为布尔人的游击战术最适用于揭竿而起的中国革命军。
他对入学的人要求很严格，每个人都必须填写盟书，表示革命的决心。他亲自主持入学宣誓，誓词就是他制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四句誓词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解决民族问题；“创立民国”，是解决民权问题；“平均地权”，是解决民生问题。后来人们熟知的三民主义，就已包含在这里面了。
这年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去檀香山。旧地重游，他发现七年前他在这里辛苦组建起来的兴中会，已经被破坏得名存实亡了，主要的破坏者，就是以康有为为头目的保皇党。
孙中山不得不重建和发展革命组织。他还采用发行公债券的办法筹集经费，以备将来起义时用。在那里，他经常为华侨义务诊治疾病，深得他们的信任和敬重。他们为了酬答这位好医生，便慷慨大方地支持他的集资活动。
第二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前往美国大陆。7月，在纽约接触到王宠惠等一批留美学生，在一起热烈讨论了三民主义和革命成功以后有关外交、财政方面的问题。
孙中山给留学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宠惠回忆说：“孙逸仙是一个具有感染力而且口齿流利的演说家。他能使听众聚精会神地在一次讲演会里连续听好几个钟头。”
“他在深夜人静的时候，仍然精神奋发，和少数革命同志在煤油灯下，在狭小的洗衣作坊后面的房间里，谈论中国军事上失败的情况，以及外交上丧失权益的屈辱，然后阐发他的使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治理国家大政的方略。他总是风尘仆仆，穿着朴素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为了革命事业，他总是热心诚挚，永不灰心丧气。”
这时候，日本和俄国的军队正在中国土地上打仗。远东的火药味，使列强政府都把鼻子伸了过来。美国更是野心十足，企图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在中国这个大肉锅里多捞好处。
8月底，孙中山针对帝国主义的野心，在圣路易城用英文写成《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争夺亚洲霸权的阴谋，驳斥了外国侵略者编造的“黄祸论”。
文章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立，他们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文章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策只能给自己带来危险与灾难，支持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可以说是无声中国的一声巨吼。
1904年1月，孙中山改组了当地的兴中会，成立了“中华革命军”。
此后，他又请人介绍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称“大哥”。以后，1904年底至1905年春，他又赴欧洲，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
所有的这些组织活动中，孙中山不再用兴中会的名义，兴中会原来的誓词，也不再使用，而是用1903年创立青山军事学校时提出的16字誓词。
这表明孙中山有意识地要放弃兴中会那个有着浓厚地域色彩的组织，而组织一个新的革命党。事实也是如此，他由日本到檀香山，又由檀香山到美国，由美国到欧洲，都是在要“招集同志，合成大团”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那时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要组织新的，团结各方力量规模宏大的革命组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从法国的马赛港乘船东渡，途经新加坡、西贡等地，于7月19日再次抵达日本东京。受到了中国留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
1905年6月至7月间，孙中山在伦敦听到日本在海战中击沉了俄国军舰，便匆匆赶到日本考察日本获胜的社会背景和军事原因。那时中国留日的学生多达一万多人，孙中山非常高兴。他问宫崎：“留学生中有无表现出众，能参加我党的人？”
“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位叫黄兴的湖南人。”
“这人怎么样？”
“一个伟人，将来可能做你很好的助手。”
孙中山听了，马上就要去找黄兴。宫崎忙制止说：“连口茶都未喝就要去，真够性急的，而且你是长辈，还是让我带他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茶等着吧！”
孙中山不同意，他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他的消息，还是应该我去拜访他。”
宫崎带着孙中山去到黄兴的住地，从窗户往里一看，看到地上有一堆拖鞋，一大堆学生正围成一圈讨论问题。听到外面“黄君！”的呼叫，黄兴应声跑了出来，宫崎用手指指孙中山，黄兴一眼便认出，忙上前深深鞠了一躬。
接着宋教仁、张继，日本人末永节都出来了。黄兴带着大家到神乐场风乐园饭馆与孙中山聚会，大家都开怀畅饮，热烈谈论，来庆幸这次历史性的会晤。
孙中山特别强调革命力量联络的重要性。指出：“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他的结论是：“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经过孙中山的积极工作，在日本的各革命团体里的多数人都赞同他关于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意见。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孙中山十分高兴，他不仅觉得需要将各个分散的革命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大的革命组织，以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敏锐地感觉到组织一个大的革命团体的条件已经成熟。
因此，他积极倡议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组织。这一提议得到了各革命团体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的积极响应。
7月30日，孙中山邀集了除甘肃以外的17个省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在东京赤权区桧叶三番内田良政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
孙中山作为发起人，首先发表演讲，阐述中国革命的理由、形势和方法，着重说明分散的革命组织结成新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大业的必要性。
参加会议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代表都同意孙中山的讲话，并推举孙中山为会议主席。新团体的名称最后定为“中国同盟会”。
会的宗旨，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凡赞成的人都写下誓约。
孙中山即席起草盟书，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随后，孙中山带领众人举右手宣誓，事毕，孙中山与各会员一一行新的握手礼，并道贺说：“为君等祝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
这时，屋后的木板倒塌，发出一声巨响，孙中山应声说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人都高兴地鼓掌欢呼。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参加者有一百多人。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下设执行、司法、评议三部，这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的。
总部之外，设立九个支部。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按地域将各省纳入各支部辖区。另外四个支部设于南洋以及欧美。
同盟会成立之后，组织迅速发展，其发展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短短几年之间，同盟会的分支组织就遍及各地。这就为革命洪流的到来准备了组织条件。
孙中山认为，同盟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开了一个“新纪元”。他在《致陈楚楠函》中兴奋地写道：
近来我党在知识界已经联络成一个很出色的团体，以实际行动进行革命活动，现舍身从事斗争的已经三四百人了。他们都是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的人，文武才技兼长。有这样的饱学人才，中国的前途真正有希望了。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使渴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的孙中山由衷地喜悦。他开始相信，也许在他这一生中，革命即可以完成。
1905年10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阐明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他指出：“现在中国有千年专制的毒害没有解除，异族的摧残，列强的侵逼，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实行刻不容缓。民生主义本来问题最多最难解决，幸好中国‘受病未深’，解决起来却相对要容易一点。”
孙中山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并未解决贫富悬殊的矛盾，“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将其不远”，中国革命应该“睹其祸害于未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还阐明，民族主义，并不是排斥满人、异族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孙中山说，假如满人不来阻害革命，革命决没有仇视他们的道理。关于民权主义，他说主要是推翻“恶劣政治的根本——君主专制主义，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因此，就是汉人当君主，也要实行革命。”
孙中山告诫革命同志，不能存有丝毫的皇帝思想，或把国家当作私人财产，否则就会彼此相争，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自亡其国”。
按孙中山的解释，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具有为公、为劳苦大众的精髓，这表明孙中山是代表了“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民报》创立之后，就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就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展开了一年多的激烈论战。这次论战对于推动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给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中国内地武装起义的枪声此伏彼起，接连不断。
1906年秋，中国中部闹灾荒，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特别严重。9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和蔡绍南按总部指示回到湖南，和长沙的同盟会会员魏宗铨一道发动萍乡、醴陵、浏阳一带的洪江会党，以“灭满兴汉”为号召组织起义。
10月初，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清政府官员知悉，开始采取行动，突袭麻石机关，缉拿捕杀会党头目。
12月4日，在会员意见不统一、思想准备尚未完全的情况下，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发动起义，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湖南军先锋队，发布了檄文，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发布了《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浏阳的会党、萍乡的矿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应，起义军达到3万多人，震惊了长江南北。
这次起义并非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后，刘道一曾密电东京，但被湖北电信局扣压。在12日，日本的革命同志从日本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后，纷纷要求回国。
12月13日，清政府电令张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围攻起义军，在清军重兵镇压下，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经过半个月的奋战，以失败告终。起义领导人刘道一、魏宗铨等都先后被杀害。
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次年1月，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
在国内，被震惊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之洞、袁世凯等上奏朝廷，“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除孙中山出境。
考虑到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形成的影响，又顾及本国在华利益，日本政府于是采取秘密赠送旅费的方式，并设宴为孙中山饯行。原本就计划南下组织起义的孙中山表示同意，东京的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听说这个消息，也赠送1万元，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在越南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便就近策划两广和云南三省起义。
在这一年由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起义。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广西钦州、廉州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间的钦州、廉州、上思起义，1908年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又称广州三·二九起义，也叫黄花岗起义等。
除此之外，还有光复会领导的起义，如1907年6月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义，1908年11月熊成基领导的安庆起义。
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短短一年时间，孙中山就在两广、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孙中山亲自参加了镇南关起义的战斗。1907年12月4日，孙中山率领黄兴等人，亲临镇南关炮台，指挥起义。上午，清军在陆荣廷的率领下企图攻占炮台，孙中山一面指挥战斗，还亲自拿起枪向敌人开火。
孙中山自己还亲自开炮轰击清军，看见炮弹在敌人阵地爆炸，孙中山心里乐开了花，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搞革命20多年，今天总算有机会自己开枪开炮打击清军了。”
1910年年初，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日本，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槟榔屿，打算再举行起义。
孙中山约胡汉民、黄兴、赵声商议，其兄孙眉，华侨同盟会会员邓宏顺及雷铁毅、杨锡初等人也参加了会商。当讨论到革命前途和下一步革命计划时，几个人默默不语，精神不振，相顾无策。
孙中山见状说：“一败何足馁，吾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尔！如果众志不衰，则才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
孙中山的一番话，打破了会议的沉闷气氛，黄兴也表示同意孙中山再举起义的倡议，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的意见。孙眉更是催促孙中山召集南洋同志，开会商议并举行筹款。
这次会议决定，起义的任务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由统筹部组织发动广州起义，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副总司令。二是在长江流域组织各省起兵响应，由陈其美、宋教仁、谭人风、居正等负责。他们准备占领广州，再分兵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然后与各省起义军会师北伐，直捣北京，希望这次能一举成功推倒满清王朝。任务分配已定，大家分头行动。
统筹部的同志决定，这次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力，巡防营和民军做响应，另外还组织了一支800人的敢死队。他们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枚炸弹到广州，在那里建立秘密据点38处，并于4月8日召开发难会，拟订了十路攻袭的战斗计划，预定4月13日在广州发难。
不料由于从国外准备的枪弹、钱款未能如期送到，清政府又加强了戒备，起义未能如期发动。后来，几经周折，一改再改，原来的部署被打乱，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起义的时间改在4月27日17时30分。攻袭总指挥改由黄兴担任。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达广州的赵声部队，因城门紧闭而不能进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锋部队到广州候命。黄兴将象牙印章及黑钢时表分送给各先锋，以作守信及准时之用。
27日16时，离预定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小时，黄兴集众演说，这时李文甫、罗仲霍、朱执信、谭人凤等人也悉数到来，谭人凤将香港情况告诉黄兴，请求延缓一日，黄兴只说了一句：“老先生，勿乱我军心！”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出发前十分钟，陈炯明派人来，见黄兴等人已经整装待发，一言未发转身离去。按预定计划，黄兴攻督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但后来的事实是，陈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动。
4月27日17时30分，黄兴率队出发，一时螺号呜呜，风起云涌。但黄兴在攻下了只有少数卫队守卫的两广总督府后，其他三路却都没有随后接应，寄予希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有接到通知，其他联络的民军则因宣布改期后已经解散，这样只剩下100多名先锋队员面对比他们多几十倍的清军援军，陷于孤军苦战。
当赵声、胡汉民率领两百多人乘夜船于28日凌晨到达广州时，见城门紧闭，又分别折回。此时，起义已彻底失败了。
这次起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29人。事后，收殓到革命烈士的尸体72具，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后来，潘达微把红花岗改为黄花岗。从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威名传遍了全中国，而且永垂不朽！
这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十次起义，也是最壮烈的一次。
辞去大总统之职
正在芝加哥为革命筹款的孙中山听到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异常悲痛。
同时，他也预见到这次起义的巨大意义。他在《复谢秋函》中指出：“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
后来，孙中山还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以气壮山河的文笔，生动描写了这次起义的情况、价值和影响。
他写道：
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
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十次武装起义。所有这十次起义，虽然都因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特别是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失败了。
但是，它们都打击了清政权，在政治上、精神上动员和鼓舞了民众，促成了革命形势的高潮，一步一步把清朝统治逼上了灭亡的境地。
它们犹如在黑暗中闪烁的星火，让黑暗中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革命党人，因为对孙中山总是在西南边陲发动起义的方略不满，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放弃了孙中山的边地起义的策略，集中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发展组织，策动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朱执信等重要骨干却机智地脱险了，孙中山知道后高兴地说：“天下事尚可为也”。他并以革命家的政治敏感，预计到革命高潮正在到来，于是他立即写信给旅美的革命党人，说要尽快准备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
1911年8月11日，孙中山在《致郑泽生函》中分析当时的形势：“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形势的发展，证明了孙中山的估计非常正确，一场摧毁清廷统治的大火，正是由一个火星点燃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成立文学社，坚持湖北从科学补习所以来至振武学社各革命团体的一贯传统，继续以新军为主要对象发展革命力量。
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领导人于1908年相继回国，准备按计划在各省策动起义，其中以湖北共进会成效最为显著。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胭脂巷机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定于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举行起义，还推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司令，孙武为参谋总长。
不幸的是，6日起义的决定走漏了风声，甚至被公开登在汉口的报纸上。不得已，总机关决定将起义推迟到10月9日，即农历八月十八夜举行，其余均依原定计划进行。
10月9日上午，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药，结果引发爆炸，被俄国领事带领的警察逮捕，搜出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告示、革命党人名册等物。清廷闻革命党起义消息，要求驻汉口的俄领事予以协助。
消息传到工程八营，革命党在该营的总代表熊秉坤深感形势严峻，若不当机立断，起义就会夭折。于是熊秉坤便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连队革命党人代表，秘密商量，熊说：“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犹烈！”
这席话获得在场代表的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起义，以三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20时，二排长陶启胜得到起义情报后，带人闯进一排来侦察，正好看见程定国、金兆龙等人正在换枪装子弹，大声呵斥：“想造反吗？”
金兆龙也回答：“造反怎么样？”
陶启胜想先发制人，猛扑过来，抓住金兆龙双手，金兆龙大声喊：“同志们再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
程定国举起枪托猛击陶，陶启胜向外逃时，被程定国举枪射中腰部。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
听到枪声，城内各营兵士，纷纷响应，一齐奔向楚望台。23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汇合在一起，共有3000多人。他们兵分三路猛攻湖广总督督署。
还组织了一个多人的敢死队，直插督署东辕门。炮兵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
城里枪炮声和喊杀声惊天动地，总督瑞澄打穿后墙，带了一排卫兵仓皇逃往楚豫号兵舰，其余守军也都纷纷逃散，经过一夜战斗，终于在清晨攻克了总督衙门，正午占领了武昌全城。
第二天，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公推黎元洪做都督，汉阳光复。第二天，汉口也光复了，武汉三镇连成一片。
10月28日，黄兴从香港经上海来到武汉，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
到11月下旬，仅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全国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顿时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辛劳地为革命筹集经费。
10月12日，他在丹佛看到革命军占领武昌的新闻，心情非常激动，打算立即回国亲自指挥革命战争，“以快生平之志”，但他考虑，共和国一成立，马上就会碰到外交、财政方面的困难。
孙中山特别担心有些国家可能联合起来，或同清政府勾结起来反对革命。到了耕耘者收获的时候，这位无意索取的革命者却放弃了回国的计划。他要继续在海外为革命奔走。
孙中山去纽约、伦敦、巴黎，呼吁各国政府、金融界支持革命政府，贷款给革命政府，而不要再同满清政府发生关系。
这时，国内发生了面临政权易手的复杂情况，野心家夺权争利，旧势力妄图复辟，革命派意见分歧，急需孙中山迅速回国。革命党人一再发电催请，孙中山于11月24日在法国马赛登上了驶向东方的轮船。
经过一个月的颠簸，1911年12月25日，流亡海外16年的孙中山回到祖国，抵达上海。
29日，独立的17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前往南京，晚22时，正式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同时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被迫下了诏书，宣布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终于被推翻，自秦始皇以来绵延了2133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此结束了。
1911年是我国旧历的辛亥年，因此这次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又叫作辛亥革命。
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完整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尽扫专制之流毒”，孙中山在3个月的时间里，就制定和颁布了有利于民主的30多种法律和政令。
如废除刑讯、体罚，焚毁官厅刑具；取消有民族歧视性质的清朝法律；保护华侨利益，禁止贩卖华工、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禁止种植、吸食鸦片；禁止赌博、缠足；下令男人剪辫。
吏制方面，规定选贤任能，禁止官吏徇私舞弊；取消“大人”、“老爷”一类称呼；提倡普及教育，取消祭孔读经，删除教科书中有关忠君和其他有背民主原则的内容；宣布政府兴办实业、鼓励大众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等。
2月23日，临时大总统布告全国：“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同舟共济。以营私为无利，以公益为党谋，增祖国之荣光，造全民之幸福。”
孙中山对临时政府规定的政策法令和他革命当中所作的许诺，他都以身作则，带头实行。大总统办公室设在旧两江总督衙门内一座平房里。
他的寝室是简陋的小楼房，他穿的是一件粗陋的呢大衣；用人，他坚持“唯才能是举”，拒绝安排亲友，有人推荐孙眉出任广东省都督，他坚决不同意，说哥哥做生意行，当官不是他的长处，亲自对孙眉做说服工作。
总统府内，从大总统到一般职员，都没有规定支付薪金，每个人除供给食宿以外，只发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
教育总长蔡元培自己洗衣服，财政总长陈锦涛对人说，我身为部长，前清的普通人员也比我华贵多了。
那时，各省都向孙中山发贺电，有的用了“恭祝大总统万寿无疆”的词句，孙中山马上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封建流毒其深，必须继续肃清我们已经革除了帝制，难道还要做皇帝吗！对那些凡祝我‘万寿无疆’的，你们应该劝导几句，以后如再是这样，就把原件退回！”
有一回，80多岁的盐商肖某专程从扬州赶到南京，想见见大总统，门卫再三劝阻他也不听，侍从长郭汉章报告了孙中山，他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吩咐请老人进来。老人进来之后，孙中山马上含笑起立，表示欢迎。老人要放下手杖行跪拜礼，孙中山慌忙扶他起来，请他坐下，亲切对老人说：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他在职一天，就要为全国民众服务。
“总统若是离职了呢？”老人问道。
“总统离职以后，和老百姓一样。”孙中山把老人送到门口，吩咐郭汉章派车把他送回旅馆。
老人高兴极了，回旅馆以后逢人便说：“大总统一点也不像从前的皇帝，待人可亲热了！今天，我见到民主了！”
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使一心要窃夺全国大权的野心家袁世凯极为不满。
袁于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施展反对革命的阴谋，一步一步向他追求的目标前进。
一方面他利用南方革命势力，逼清政府向他交权；一方面，他以北方封建势力为筹码，压革命党人向他让权。
孙中山对袁世凯本来没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个狡猾善变、不可信赖的大奸贼、大坏蛋。
但是，这位忠厚的革命家迫切地渴求早日实现共和和全国统一，便想利用攫取了清廷大权的袁世凯，让他逼清帝退位，以实现建立民国的政治目标。
他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马上就委派伍廷芳同袁世凯派的代表唐绍仪谈判和平。伍廷芳代表孙中山重申，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实行共和，袁世凯就可以继任总统。
袁世凯看透了革命派对共和的迫切心理，就唆使北洋军阀姜桂题等47人联名通电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并威胁说，他要召回北方议和代表，想逼迫革命派作出更大的让步。
反对共和，当然是一直为共和努力的孙中山不能答应的，他决定用武力来回答袁世凯的无理要求。
1912年1月11日，他宣布自任总指挥，兵分六路北伐那些嚣张跋扈的军阀。
北伐军多处旗开得胜。但是，刚刚产生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不能应付北伐的军需，军事力量也很薄弱。
这时，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的旧官僚政客和立宪党人又火上加油，大力鼓吹“议和”和“南北统一”。
袁世凯除了在军事上继续顽抗北伐军，政治上玩弄阴谋，又打算把北京的满清政府和南京的临时国民政府一同取消，由他在天津另外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统一”全国。
孙中山坚决反对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在报上发表文章斥责他是“民国之蠢”。
但是，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在同盟会内得不到支持，连他最好的助手、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黄兴也写信给胡汉民和汪精卫，抱怨说，如果军费不能解决，议和搞不成，他就难以指挥军队，只有切腹自杀了。
汪精卫更是公然拆台，不愿意出任广东都督，并攻击孙中山有“权利思想”，甚至挖苦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妥协思潮到处泛滥，孙中山感到孤掌难鸣。帝国主义更是密切配合袁世凯的阴谋。他们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不给贷款，甚至调兵遣将，威胁说，如果中国“内乱”不休，他们就要实行干涉。
为了打破孙中山最后的思想防线，袁世凯又虚伪地声称他也拥护共和，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在孙中山到达南京的第二天，便以临时总统身份召开各省代表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民国政府设置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共九个部，并将部长改称总长。
根据组织大纲，各部总长由总统提名，但必须要经过各省代表大会同意。因此，各部总长人选的安排，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省与省之间、代表与代表之间，旧官僚、政客、社会名人都暗中较足了劲，一争高低。
黄兴与孙中山商量，在人员安排上，采取“部长取其名，次长取其实”的原则。
至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第一个以选举产生的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告组成。九位总长中，只有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是同盟会成员，其余皆为清末官僚。这个成分复杂的政府组成名单，也为日后埋下了诸多动荡不安的种子。
袁世凯当上总理大臣以后，挥兵南下，占领了汉阳，与革命军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
袁世凯一方面对清廷表示要“杀身成仁，誓为清廷保全社稷”；另一方面却对其亲信的前方将领指示要不可轻易督师进攻。清廷和革命党人都在努力拉拢袁世凯，而袁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双方的矛盾和弱点，抬高自己身价，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早在1911年10月19日，袁世凯电召自己的幕僚刘承恩从襄阳赶赴河南彰德，希望刘利用与黎元洪的交情来代其游说。刘承恩于是带话给黎，称袁可与革命军合作，不久就可以进行和平谈判。这应该是袁第一次传递出议和的信息。
当被清廷委以重任的袁世凯督师南下时，他又一次致函黎元洪。这一天，袁的两位代表刘承恩与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抵达武昌，要求承认君主立宪，与黎元洪代表汤化龙等议和。
而黎元洪回复袁的信函，也由刘、蔡两人带回北京。此为南北议和正式开始接触。
袁世凯在秘密与南方革命党人单线联系的同时，又通过与其联系密切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提议停战议和。
但是，孙中山1911年12月25日自海外归来，后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下子打乱了袁世凯的部署。
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极为恼火。他先是唆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又召回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中断了南北谈判。
不久，他又改变手法，指使北洋将领联名发出通电，迫使清帝溥仪退位，他自己也向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并且下保证说，永远不会让君主政体再在中国实行。
在受到革命阵营内外和国内外重重压力的情形下，孙中山别无选择，只好向袁世凯妥协。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以自代。
不过，他在提出辞职时，却附有三个条件：
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
二、辞职后，要等新总统亲自到南京就任的时候，现总统和国务各员才能正式解职；
三、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所颁布的临时政府的一切法制章程。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重新组织政党
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后，孙中山一度以为自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生主义，只有这样才可以巩固民国。
所以，一段时间里，孙中山醉心于实业，他到处考察，到处宣传民生主义。
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乘坐“联鲸号”军舰到福建考察。军舰停在马尾，福建省都督孙道仁上船迎接。
一见孙道仁，孙中山便不高兴地问道：“刚才江面上的小船，大都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太不成话了！是你布置的吗？共和国总统卸任，就是平民了，怎么可以继续称总统？至于‘万岁’两字，本来是封建皇帝强迫官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反抗‘万岁’，抛了多少头颅？洒了多少热血？我如果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牺牲的同志？如果你们不取消，我不能视而不见，那就只好不下船了！”
孙道仁连忙道歉，马上通知将纸旗改为“欢迎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认为辞去大总统职务就是平民，但他的思想上仍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而继续努力，像他在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饯行宴会上所说的：“解职不是不理事”。
孙中山把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看成是比政治更为重要的事业，表示要尽心尽力地干。
在他看来，只有搞好了社会革命，才能避免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前车之鉴；如果不事先设法避免这个问题，那么资本家出现之后，他们的专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厉害！
在解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就带领胡汉民等人，从南京到上海，又到武昌，会见了黎元洪，到武汉刘家庙凭吊了辛亥首义烈士，然后回到上海。
不久，他又乘兵舰从上海抵达福州，再经香港到广州，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写了“浩气长存”的巨匾。接着回到了阔别17年的故乡翠亨村。
所到之处，他都反复宣传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内容和政策，号召大家万众一心，共同建设人民幸福的新民国。
孙中山非常重视铁路在振兴实业中的作用，说铁路建设是“发展中国财源的第一要策”“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
他决定首先从修筑铁路入手来实现社会革命的愿望。6月中旬，他专程去上海，同黄兴商议他亲自草拟的修筑铁路的计划。
计划提出修建三条沟通全国的主要铁路干线。一条从南海到天山之南，称南线；一条从长江口到伊犁，称中线；一条从秦皇岛到内蒙古乌梁海，称北线。
从表面上看，袁世凯最初也希望能与孙中山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1912年4月，袁世凯两次向孙中山发出北上共商国是的邀请，为了表示诚意，袁世凯又派他的长子袁克定到上海迎接。
正好孙中山也想到北京去一趟，争取他的铁路建设计划得到参议院的赞同和政府的批准。他还想跟袁世凯恳切地谈一谈。于是，在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到北京。
袁世凯派亲信赵秉钧代表欢迎，又为孙中山准备了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
孙中山本想在第二天再拜会袁世凯，但袁表现得积极主动，当晚就派人来将孙中山迎接到了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
孙中山此次在北京逗留一星期有余，袁世凯嘱咐身边亲信陪孙共谒明陵、游居庸关至张家口，每天再将亲信召至府中，打探孙中山的举止、语言等。
这段时间是孙、袁关系的蜜月期，两人会面13次之多，且多为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爷之称的梁士诒在座。每次谈话时间自16时至晚22时，有几次甚至谈到次日凌晨2时。
谈话的内容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孙中山甚至天真地对袁世凯表示，支持袁世凯在10年之内练兵百万，他自己则10年不参与政治活动，修筑铁路10万公里。袁世凯对孙中山几乎是言听计从，当即请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
此后，孙中山觉得袁世凯并没有不忠于民国的野心，于是便漫游天下，实地勘察他的铁路去了。
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设立了督办办事处，统筹安排全国铁路的修建工作，同时完成了全国铁路干线分布的设计，并着手筹措经费。
在向外国贷款时，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为了贯彻这个原则，孙中山专门规定了贷款之原则，即不失主权、不用抵押、利息甚轻。孙中山把国家主权看得很神圣，处处事事他都没有忘记这一点。
有一次，他去江西宣传兴办铁路的重大意义，路过九江，看见城墙悬挂了好多外国广告，便问警察厅长周兆群：“外国在城墙上挂广告牌，是不是向我国租用了？”
周兆群摇头回答：“没有。”
孙中山立即严肃地说：“外国法律规定，不论在哪里竖立广告牌，既要征得主人同意，还应该缴纳税金才行。我们必须维护这种权利。”
周兆群按孙中山的意见，向各国驻九江领事发出通知，限令所有的广告在三天内补办缴纳租金的手续。
开始，各国领事和洋行、商行根本不理睬警察厅的通知，而且虚张声势，提出交涉。
周兆群向江西省都督李烈钧报告了事情经过，得到了李烈钧的坚决支持。
当警察厅准备按通知内容采取强硬行动的时候，那些悬挂广告牌的外国人才乖乖地补办了缴纳租金的手续。
1912年10月，孙中山乘船到达安庆。一天傍晚，安庆市警察厅长祁耿表下令扣留了英国商船载的大量鸦片。英国领事反而向安徽省都督兼省长柏文蔚提出“严重抗议”，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炮舰也脱去炮衣，威胁要向安庆市开炮。
安庆市一片恐慌，都督府和行政公署的人员都不敢去上班。柏文蔚向孙中山请示对付办法，孙中山说，不要怕英国人的威胁，要焚毁查获的鸦片，他还要亲临现场发表讲话。消息传开，长江两岸很快就聚集了一万多欢腾的男女老少。
下午13时，孙中山来到安庆市南门城外的现场登台演讲。他慷慨激昂地历诉帝国主义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罪行；中国人受害已经70多年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老百姓听了无不痛心和愤怒。
这时，江上的英国炮舰升火，作出要发炮的架势，老百姓惊惶起来，但见孙中山神色自若，仍在滔滔不绝地演说，声音越来越洪亮，大家的情绪也稳定下来，继续镇静地听孙中山的讲话。
演讲一结束，伯文蔚一声令下，祁耿表即率领警察点火焚烧鸦片。顿时火光冲天，烟雾蔽空，两岸民众欢声震耳，英国人的炮舰无可奈何，只得在震天的怒吼声中，匆匆地朝长江下游开去。
在豺狼当道的时代，孙中山放弃政治，专心致志地从事铁路建设的善良愿望当然得不到任何支持。
他的苦心孤诣，成了一相情愿的悲剧。一种报国无门的失落感向他袭来。
1913年2月，他去日本考察实业、铁路建设和联系贷款，在对留学生的谈话中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的革命虽然已经成功了，但两年过去了，建设事业尚无头绪。在对华侨的演说中，他又说：现在我国外交非常危险，内政非常混乱。
孙中山一心在为国家着想，袁世凯却加紧了实行个人独裁、镇压进步力量的卖国投降的步伐。
1912年7月26日，袁世凯不顾议会反对，出动军警威胁参议院强行通过陆征祥出任国务总理。面对袁的专权，原本在唐绍仪内阁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深感必须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造成两党对峙局面，引向宪政轨道。
当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其中统一共和党是参议院中的另一大党，极不满陆征祥组阁，深感有扩大力量的必要，提出与同盟会合并的愿望。
经几次商谈后，合并之事进展颇为顺利，国民公党也表示愿意加入合并，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知三党将合并，也表示愿加入合并谈判。
把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政团与同盟会合并，改称国民党。
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这一天正是孙中山来到北京的第二天。会议选举中，孙中山以113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于是决定由宋教仁代理。
袁世凯恨透了宋教仁，也怕定了他。袁世凯害怕他骗到手的权力被宋教仁用合法的手段再拿回去。于是他授意内阁总理赵秉钧收买刺客，一天到晚跟着宋教仁，伺机向他下手。
1913年3月20日晚上，宋教仁赶赴上海车站，打算坐火车去南京时被刺杀。
宋教仁被害的残酷现实使孙中山认识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他意识到，袁世凯就是共和民国的最大威胁，不打倒他，中国就会重新走回专制独裁的黑暗时代。
因此，一听到宋案的消息，孙中山就急忙从日本赶回国，召集同志商议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从此，孙中山走上了捍卫共和民国的斗争历程。
1913年秋，孙中山决心要缔造一个组织坚强的中华革命党。但是孙中山的誓词遭到了几位老同盟会中坚人物的反对。
孙中山以武力讨伐袁世凯的正确主张，国民党的上层领导开始并不支持。不少人软弱退让，迟疑不决。
这一点被袁世凯看透，他的气焰更加嚣张起来，悍然下令把一批国民党官员，如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安徽省都督柏文蔚，广东省都督胡汉民等给罢了官，并派兵向南方的国民党人发起武装进攻。大势所迫，国民党人不得不起来应战。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在上海的孙中山，即令南京、上海等地紧急行动起来，配合李烈钧的行动。接着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相继宣布独立。
7月下旬，孙中山通电全国，声讨袁世凯反对革命的罪行，要他引咎辞职，不然的话，他将以过去“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来推翻他的反动统治。
8月初，孙中山离开上海，打算去广东直接领导讨袁战争。帝国主义积极支持袁世凯，给他钱，派军官、兵舰帮助北洋军攻打讨袁军。
思想和军事准备都不足的南方各省的讨袁军，招架不住北洋军的反扑，国民党政府又涣散无力，不能发动和组织群众，独立的省市先后被北洋军攻陷。
在去广东的途中，孙中山了解到形势的不利变化，去广东已不可能，他只得转赴日本。9月1日，讨袁军的最后据点南京陷落。
孙中山为抢救辛亥革命成果而发动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时间便被中外联合的反动势力打败了。
这次失败，给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当时的情形，正像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意见分歧，要么闭口不谈革命，要么悲观地认为要革命至少得等十年。
种种灰心，互相埋怨。面对垂头丧气的革命党人和中外反动势力，孙中山毫不气馁。
孙中山耐心地鼓励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以往的朝气。这年年底，他函告南洋的革命同志：“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孙中山眼光远大，对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心，他指出，即使在自己这一生革命也难成功，但四万万民众总有站起来的，一定不要害怕。
孙中山也尖锐看出，复杂、涣散的国民党已经不能承担号召和聚集革命力量的历史任务。于是他召集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总结经验教训，准备重新建党，重振旗鼓，进行“三次革命”。
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日渐暴露，黄兴决定赴美。主要因为在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以及革命党人未来的行动方针上。
两位革命领袖孙中山与黄兴发生了重大分歧，黄兴带领一批主张缓进的同志组织了欧事研究会，而孙中山则带领一批激进的同志组织了中华革命党。
1914年夏天，建新党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孙中山便于6月22日在东京召开了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流亡到日本的八个省革命党人出席。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宣布正式成立，有300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入盟，正式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的职务。他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也在大会上公布。总章规定党的宗旨是实行民权和民生主义，目的是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的民国。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因清帝已经退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大会决定在海内外设立党的支部，国内支部的任务主要从事武装讨伐袁世凯；国外支部的任务主要是筹集经费。
遗憾的是，孙中山把政治纲领和斗争目标，仅仅局限在“反袁”和实现“共和”这种比较表面的层次上，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纲领，使封建主义得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维持局面，镇压革命力量，加上重新建党过程中有些作法不大妥当，比如把党员分等级，入党的人要按手印，绝对服从总理等。
这个党便像是在恶劣环境下出世的早产儿，没有多大生命力。孙中山想通过重新建党来重振雄风，再举革命的愿望只有再次落空了。
后来，孙中山总结这次重新建党的经验教训说：从前在日本，曾经想改组，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孙中山从失败当中进一步认识到武装的重要性。
孙中山在《致邓泽如及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国家的事情没有解决好，我们必须具有不可欺侮的实力，照直说就是武力，要用武力打倒袁世凯。
这年9月，孙中山亲自为中华革命党拟定了《革命方略》，还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同廖仲恺等商量组建革命军队问题，不过，这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落实。反袁的手段，仍然主要是组织局部暴动的方式，没有什么大的成效。这一点孙中山自己也发现了，他想采用一些新的做法。
1915年夏末时，孙中山派出他的许多重要助手分别去做地方军队将领的工作，争取他们把枪口对准袁世凯，结果也收效不大，最后都失败了。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再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
拥有了甜蜜爱情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袁世凯气焰嚣张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首举讨袁义旗，孤军奋战，屡败屡起。
这些起义虽然有脱离群众、冒险盲动的弱点，没能从根本上动摇袁世凯的统治。
但也正是这些起义在国人心中点燃了武装讨袁的火种，鼓舞和激发了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斗志，而促成了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转变，为护国战争准备了条件。
1913年10月6日，在大批军警包围下，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清宫太和殿上举行盛大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当日下午又在天安门上阅兵，将勋章授给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想以此表明民国大总统的地位不是从革命党手中夺来的，而是由清王朝禅让而来。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恢复帝制在北京黄袍加身，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洪宪元年。
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奸人的手中，孙中山深深感到所受打击的沉重。正当他陷于危难逆境的时候，一位天使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位天使就是中国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
1914年夏天，21岁的宋庆龄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归来，去日本探望她的父母。
她的父亲宋嘉树当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由于肾病的折磨，他对繁重的秘书工作感到不堪胜任，便让女儿帮助他做一些翻译工作，进而她便协助孙中山做她父亲以前所做的事情。
不久，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的父亲便回到上海休养。她的工作十分出色，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赖。
孙中山让她保管机要通信密码，承担对外联络工作。宋庆龄在童年时代就认识孙中山，很钦佩他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现在又很默契地并肩从事着伟大而危险的革命工作。
孙中山为祖国、为革命献身的巨大热情和勇气，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宋庆龄的心。她小时候听孙中山说过，要是我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么我的生命便毫无意义，而且没有中心了。
这句话像一盏明灯，一直照着她的心灵。而她的志愿也是：能帮助几百万民众，成为伟大事业的一分子。
这些崇高而伟大的东西，在宋庆龄心中渐渐酿成为甜美而坚贞的爱情。
1915年夏天，宋嘉树的病情加重，宋庆龄要回国探亲。行前她对孙中山说：“我准备两三个月回来。有一件事我曾经考虑了很久，我现在觉得，除了帮助你为革命工作之外，没有什么使我更快活的了。我可以设法解除你所受的困扰，帮助你工作，留意你的一切。我十分希望我能这样献身革命。”
宋庆龄低着头，声音很轻细。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提了一个问题：“现在我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永远帮助你做革命工作？”
宋庆龄深情地等着孙中山的回答。孙中山真挚地思考了好一阵。他温情地说：“你是这样年轻，我已经几乎是一个老人了！我自愧不足以胜任革命的领袖，而你竟愿意在我这样困难的时候，委身来帮助我。庆龄，我怪自己不应当在你小的时候让你听到这些事，也怪自己不应当让你再度接触饥饿、灾难，这种使人们一经遭受便难以摆脱的痛苦。你能不能回到上海，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看看你的思想怎样？我目前不能接受你这一点。”
孙中山虽然这样拒绝着宋庆龄，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早就对这位温柔美丽，而又才能卓越的女子产生了一丝情愫。而且孙中山也顾及着他们两个人的年龄的差别，以及宋庆龄父母的意见。
但是，宋庆龄坚定地说：“我会跟他们说的，不过现在一切都算决定了！”
宋庆龄回到家里，说起与孙中山的爱情，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但是，宋庆龄心中决心已定，最后还是依然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这对革命战友的结合，遭到了种种阻难，宋庆龄的父母，孙中山的战友都反对他们。
但他们坚定不移，共同战胜了一切困难，最终实现了他们幸福的结合。
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回到东京，第二天便同孙中山正式结婚。婚宴是简单的茶点，几位中国和日本朋友参加祝贺。结婚仪式结束以后，新婚夫妇回到他们的新居青山原居109号住宅。
从形式看，这两位革命家的结合，比普通人还简单，但他们的婚姻的价值和意义却是十分巨大的。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革命助手。
婚事一告结束，孙中山便更紧张地投入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
发起护法运动
袁世凯称帝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反袁护国的浪潮。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以唐继尧为都督，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担任一、二、三军总司令，成立了护国军，并且号召各省同时起义。
这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从报纸上看到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也十分震惊和气愤。指示宋庆龄，马上给广东的朱执信、上海的陈其美发电报，让他们立即揭竿而起，武装讨袁，响应云南起义。同时给蔡锷、李烈钧也发了电报，预祝他们起义成功。
3月22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5月，在护国反袁的高潮时刻，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向全国发布了讨袁宣言。1916年6月6日，只做了83天皇帝美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一片讨伐声中黯然死去。
护国战争之后，国家政权又落入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这时，在北洋军阀之外，在西南地区出现了唐继尧、陆荣廷等一批地方军阀。
段祺瑞等人沿袭了袁世凯的故伎，继续谋求专制独裁，继续践踏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一手制造了督军团叛乱与张勋复辟的丑剧。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段祺瑞等人，不过是借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不推翻他们的统治，真正之民国不可能出现于中国。因此，孙中山毅然决然发起了护法运动。
1917年7月19日，孙中山电请国会议员南下开会，并致电段祺瑞，揭穿他非法复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对孙中山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自认是“再造共和”，不再召集国会，反而修改了国会组织法，重组国会。于是国会议员纷纷南下，25日，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
9月1日，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于是，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同一天，非常国会还选举了各部总长。孙中山任命章太炎为秘书长。章太炎以往反对孙中山最为激烈，但经历这么多年的风雨和波折，他终于被孙中山宽容的气度所感动，最终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中的积极一员。
9月10日，孙中山在受任宣言和就职布告中，发誓要“攘除奸凶，恢复护法”，以完成民国成立时未完成的责任，洗去多年没有成功的羞耻。正式树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的段祺瑞卖国政府相对抗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因为自己没有武装力量，孙中山计划借助西南军阀的力量来反对北方军阀，以保卫民主政治。
但是，这些军阀宣布“自主”“护法”，完全是为自私的目的，他们是想利用这个举动来抬高自己对北京政权的要价，以达到割据称王的目的。他们还同北方军阀互相勾结，阻碍、破坏护法运动，排斥孙中山，特别是不让他管武装。
这样，孙中山成了一个没有军队的大元帅，军政府的大权都攥在桂系军阀手中，孙中山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主张都无法实现。
广东都督莫荣新倚仗桂系军阀支持，根本不把军政府放在眼里。军政府卫戍部队招的50名新兵，竟被莫荣新诬为“土匪”，全部都给枪杀了。
孙中山忍无可忍，悲愤已极。他说，莫贼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为大局考虑，我闭着眼忍受着，现在他竟然屠杀良民，是他自绝于国家，如果不加以惩戒，其祸患无穷。
孙中山决定炮轰广东都督府，从桂系手中夺回对广州的控制权。但是，军政府的军事头目都不听大元帅的指挥。
孙中山无奈，决定1月3日晚上，亲自率领几位亲信官兵，登上同登、豫章两艘军舰开炮惩罚莫荣新。有的将领想阻止孙中山的行动，并威胁说，如果孙中山攻击莫荣新，他们就会援助桂系军阀。
孙中山坚决地说：“我意已决，你们无须劝阻。为民除害，我即使以身殉职，也是本分。你们助我或是助敌，由你们选择，我不介意！”
说罢拂袖而去。走到门口，他解下小手枪交给部将叶声夏说：“你为我监视他们，不准他们自由行动，如果我胜利了，我会释放他们；如果我失败了，防止他们帮助敌人，就将他们处决；你也可以自尽，免被凌辱。”
吩咐完毕，昂首向码头走去。登上军舰，舰长还犹豫不敢开炮，孙中山大怒，跨步上前，亲发数炮，然后又督促炮手继续发射。莫荣新不知底细，未敢还击。拂晓时，孙中山返回军政府，释放了阻挠他的军官。慑于孙中山的威望，天亮以后莫荣新去到军政府，假意向孙中山“谢罪”。孙中山就是这样疾恶如仇。
护法运动收到了一些成效，几个月之内，就有十多个省卷入，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计划因此破产。但是桂系军阀陆荣廷之所以允许孙中山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发起护法运动，只不过是要利用护法，确保自己割据两广的局面能够苟延残喘。
1918年4月10日，军阀们干脆釜底抽薪，通过收买一部分国会议员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方案，取消大元帅制，而实行所谓的七总裁合议制，使孙中山成为七总裁中的一总裁。眼看自己的护法事业无法继续，孙中山只能愤怒离开广州赴上海。
护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认识到辛亥革命悲剧的深刻性和严重性。他说，这次革命只革掉了一个满清的专制，反而产生了无数强盗的专制，其毒害的剧烈，比满清的专制更厉害，老百姓因此更难活命了。
孙中山在大元帅辞职通电中说：“我们国家最大的祸患，莫过于武人的争雄，南方与北方的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他苦心革命数年，结果“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他陷入了深沉的痛苦中！中国的命运的主宰者是谁？拯救中国的道路在哪里？他要找寻答案。
思考革命方向
孙中山和宋庆龄从广州回到上海，住在环龙路63号。一天，四位旅美回国的华侨，去拜访孙中山，临走时客人小声问卫士：“孙先生住的房子太不像样了，这是他自己的么？”
卫士说：“他哪里有房子！这房子是租的，每月要付65元租金。”
华侨们说：“一位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竟连住的房子也没有！我们一定要替他想想办法。”
当时，这四位侨胞正准备合资在上海开办一家化妆品工厂，他们决定拿出一笔钱来，购买一座住宅送给孙中山。
这几位同胞把住宅修整和布置好以后再来拜访孙中山，请他搬进新房去住。
孙中山听后忙说：“送房子给我？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的重礼？”
侨胞再三解释，说明这完全是帮助他革命，孙中山才同意接受。过后，他和夫人便搬进新居。
从此，这个莫利爱路29号，即现香山路7号，就成了孙中山和夫人的住地。为内忧外患所苦的孙中山，一时感到“了然无助”，以至“外方纷法，殊不欲过问”。
1918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便潜居在侨胞赠给他的住宅中，怀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从理论上总结自己“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教训，认真探索下一步路该怎样走。”
他发愤著述，写出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又名《孙文学说》，即《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两本书。加上他1917年写的《民权初步》即《建国方略》之三的“社会建设”，便构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建国方略》全书。
此外，孙中山还写成了《八年今日》等重要文章。他希望在行动受到阻难，无力挽回局面的情况下，自己的著作能“启发国民”，“唤醒社会”。
《民权初步》的写作意图，孙中山说明是教给中国人行使民权的第一步的方法。
他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世”的专制制度造成的。
孙中山分析：“今后民国之安危如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哲学的代表作。它打破知易行难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见解，阐述了“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道理。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使中国富强起来而制定的经济建设大纲。他认为经济建设问题是“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
在吸收外资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中，他特别强调不能影响国家主权。他说：“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此外，孙中山还主张“化兵为工”，安排被裁减的军人去筑港修路和开发长城外沿地区。
在愁闷的重压下，他呕心沥血撰写的这些著作，表明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对中国民主化和工业化的强烈心愿。
孙中山坚信中国会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走上富强的道路，因为中国“以这样伟大优秀的民族，拥有这么广阔富饶的土地”，“中国人经受了几百年的压迫，现在已经觉醒，即将站起来随着世界潮流前进，现在已经上路了”。
他纵观中国历史，指出中国人曾经称雄世界，今天要走上富强发达的路，并不困难。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30多年的奋斗，所有他认为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仍然陷于这样的境地。这不能怪他，这是历史的安排。
孙中山经过痛苦的求索渐渐明白了这一点。那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和他们从西方学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方法，已经不可能引导真正的革命取得胜利。
把这些国家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拯救出来的历史任务，只能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没有“血缘关系”的新力量来完成。
当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失灵，孙中山走投无路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这个划时代的胜利使孙中山异常兴奋。他真诚地欢迎、同情和向往这次革命，渴望从那里找到推进中国革命的办法。
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孙中山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就用大字标题率先做了报道，还不断刊载赞扬和积极评价的文章。
1918年夏季，世界上各种反动势力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展开了诬蔑攻击。
在这时，孙中山却亲自给列宁发去贺电，电文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不久，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齐契林复信给孙中山，感谢他的贺电，向这位“中国革命的领袖”致敬，信中希望“俄国劳动阶级”和“中国兄弟”“共同进行斗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这件事使孙中山极为兴奋。
孙中山十分赞赏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从新思潮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中，看到了革命成功的路。
孙中山敏锐地发现这个运动具有不同于辛亥革命的新姿态。他在上海接见全国学联代表，热烈支持和鼓励学生们的斗争，并参加了上海爱国学生的集会。
在会上孙中山发表了热情赞助学生运动的演说，还写信给天津学联，赞扬青年学生的正义行动。
孙中山积极营救因参加爱国活动而受迫害的学生，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界、学界代表。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言，指名批评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他的革命仅仅是把大清门的牌子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
与会的孙中山听了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带头热烈鼓掌。会后孙中山还对这位同学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已取得成功。”
再次挥师北伐
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发现，一是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他在给学生会的演讲中说：“试看这次学生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就收到无比的巨大成果，可知团结就是力量。”
群众的力量，这正是他领导的革命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他在写给海外国民党人的信说：
“五四”运动以来，社会便受到绝大影响，即使顽固卑劣的伪政府，也不敢碰其锋芒。
革命斗争必定要到“政权归于平民而后已”。孙中山对“五四”运动这些新内容、新特点的认识和肯定，也正是他在反思和探索中对自己过去革命活动的缺陷的发现和抛弃。
孙中山得到的结论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在革命成功之前，要搞教育革命、实业革命都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就是这样自觉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从而改进和提高自己。
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废除旧总章，采用新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纲领。
1920年7月，国内局势发生了大变化。在北方，发生了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间的一场大战，而在广东也发生了一场战争。
1918年，孙中山在离开广州的时候，还留下了一支他觉得靠得住的军队，这就是陈炯明的援闽粤军。
1920年8月12日，在孙中山的一再敦促下，陈炯明誓师回粤，分三路进攻桂军，潮州、汕头和其他各地也组织军队响应，经过两个月的战斗，驱逐了陆荣廷，全部攻克广东。
1921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再次成立护法军政府，发起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不久粤军西征，击败了桂系军阀，实现了两广统一。
1921年4月7日，国会议决取消军政府，成立正式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总统府设在观音山，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
中华民国政府组成以后，孙中山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吏制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令和措施，废除镇压人民的法令条例，颁布了工会法，承认劳动者的许多民主权利；主张减政裁员，规定官员要正直供职，不受贿赂，形成廉俭风气。
教育大家“少做官，多做事”。特别教育青年要立救国救民的大志，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孙中山说，他所讲的大事，就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大好处的事。有的事看来小，却是真正的大事。
这时，段祺瑞已经把冯国璋赶下台，推出徐世昌做总统。
徐世昌一看广东成立了护法正式政府，就让陆荣廷从广西出兵攻打广州。
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进行北伐，削平叛乱，统一全国，实现民主共和。于是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出兵讨伐陆荣廷。
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护法军就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平定了广西。
两广平定了，孙中山决定乘胜北伐。10月8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
15日孙中山乘军舰出巡广西，12月4日抵达桂林，组织大本营。1922年2月，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颁发动员令，命令各军出师北伐。
可是，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令阳奉阴违，而且同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了反对孙中山的联盟，不让北伐军按计划通过湖南北上。
5月6日，孙中山亲自去韶关督军，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宋庆龄偕红十字会员多人从行。
8日，孙中山发布总攻令，北伐军分三路直捣江西，一路节节胜利，整个江西指日可下。
就在这时，被孙中山誉为“真正爱国陆军”的陈炯明加紧进行背叛活动，他勾结北方军阀吴佩孚和英帝国主义，阴谋对北伐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6月初，有人报告孙中山，说陈炯明有背叛的意思，要孙中山提防。孙中山却坦然地说，他以至诚对人，陈炯明虽坏，但不会加害于他。
6月中，一些将领电话告诉孙中山，陈炯明的反意已明，劝孙中山赶快离开广州。
孙中山仍不离开，众人一再催促，他却说：“万一他们果真作乱，我身为大总统，肩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叛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也是我为国牺牲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安，贻笑中外，沾辱国家？”
16日清晨2时，陈炯明公然发动了武装叛乱。他们先在广州全城采取了密布岗哨，断绝交通等行动，又占领了各要害部门，掐断了总统府电话，然后以四千人围攻总统府，用大炮和机枪轰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越秀楼。情况非常危急。
孙中山见此情景，要宋庆龄同他一起离开，宋庆龄坚决不肯，说那样目标太大。她劝孙中山快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
她鼓励孙中山下定平叛的决心，说她留下迷惑叛军，争取孙中山脱险。
参军林直勉见事已急，不由分说，给孙中山换了一件旧夏布长衫，挽着他从炮火硝烟中撤出越秀楼。
当他们走到惠爱路，即现中山路，正要穿过马路去桂香街时，忽被叛军哨兵拦住去路，林直勉指着神色自若的孙中山说：“我母亲病危，不得不深夜请这位医生去家里急救。”
哨兵不相信，林直勉给了一些钱，又认真地说：“我家就在高第街，你们不信，就请一齐到我们家里看看！”
哨兵看看孙中山，觉得的确像是医生，就放过了他们。走到快要到江防长堤时，一队哨兵又拦住他们。孙中山估计瞒不过，便主动说：“我是孙中山。”
哨兵头头十分佩服孙中山的大胆和勇气，就放过了他。孙中山又一次从魔掌中成功脱险。宋庆龄无畏地完成了掩护孙中山的任务，也冲出了魔掌。但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小产了。他们共同给孩子取的名字叫北伐，可是是男是女他们都不知道，便将其奉献给了革命！可见他们夫妇对革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孙中山转到永丰舰上，对叛军施行炮击。眼看叛军将击溃，孙中山发现民房起火，下令停止炮击，使叛军没有被打垮。叛军一些将领觉得莫名其妙，了解孙中山的陈炯明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孙中山，我们任何人在他面前都显得渺小。
在舰上，孙中山完全跟普通士兵一样生活。一次，香港《士林西报》的一名西方记者去采访，他根本不相信那位穿着旧夏布长衫的人就是一个国家的大总统。他不解地问孙中山：“尊敬的博士，舰上这种生活能过得惯吗？”
孙中山环视了一下四周，微笑着回答：“这不是很好吗？”
“博士先生，我觉得要是你转到香港去，会更好，更安全。”
“不！”孙中山严肃地说，“我是国会议员选出的总统，对全体议员和全国人民负有重大责任，现在我更应当同舰上官兵同甘共苦，行使议员和全国人民交给我的职责。”
“如果我放弃职责，就是对国会违法，对人民失责，对国家叛变。我只有誓死平乱到底，以谢国人。违法的事，不是我孙某所能做得出来的。”
由于部分舰只被叛军收买，长洲要塞失守，叛军反扑过来，孙中山指挥“永丰”号等舰冲破了叛军封锁，退抵白鹅潭。
各舰刚刚下锚，广东海关的英国税务司夏理士便来到舰上，他骗孙中山说，叛军已准备炮击白鹅潭的舰只。
其实他们是怕讨伐叛军的战斗会危及他们的租借地——沙面的安全，因为沙面就在白鹅潭旁边。
孙中山心知他们的鬼胎，便说：“好哇！我正等着他们呢！舰队的炮手都在摩拳擦掌，要用大炮教训他们！”
夏理士忙说：“不，这使不得。阁下，炮火这东西是无情的，我为阁下的安全着想，你还是命令舰队驶离白鹅潭为好！”
“这万万不能！万万不能！”孙中山坚决回答说。
劝说不成，夏理士便露出真面目说：“请允许我奉劝阁下，不要用沙面作掩护，导致危及沙面的安全！”
孙中山神色威严，不理睬他的威胁。
夏理士又说：“白鹅潭是中立地带，按国际法，交战团体不能在中立地驻泊兵舰。”
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驳斥道：“你是何人，敢如此无理！我是中华民国大总统，是中国主人，凡属中国领土，中国船只便可任凭驻泊，何得荒谬干预！”
接着他又用英语说道：“沙面不过是中国政府暂时租给英国使用，并非英国的属地，主权仍属中国，白鹅潭更不是中立地带，中华民国的舰队为何不可以驻泊？我生平注重公理，不畏强权，决不允许无理的干涉！”
夏理士理屈词穷，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在场的一名西方人事后对他的友人说：“我今天才看到孙中山总统的真面目，他的确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谁说中国没有人才？”
据说，夏理士回去电告香港总督：“孙是硬汉，难以劝说”。
由于回师的北伐军遭到陈炯明和北方军阀的夹击，受到重创。孙中山反击叛军将近两个月，收效不大，他自知成功希望渺茫，便乘坐英舰“摩轩号”离开广州，经香港回到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断送在新老军阀手中。
9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评述了这次惨败。他写道：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而且检讨自己缺乏知人之明，将叛逆误为忠良，致使“祸患生于肘腋”。
这个反面的教训，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是不行的，必须依靠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改造中国的理想。
与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是1922年8月14日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回到上海的。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使他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他开始觉察到，过去的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今后必须寻求新的力量，探索新的道路。正是在这时候，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
1920年，苏维埃政府发布宣言，声明沙俄历届政府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沙俄所夺取的中国领土和在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沙皇政府以及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全部无偿归还给中国。
这对于一直争取民族独立的孙中山来说，自然有巨大的吸引力。
1920年，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时曾经与孙中山有过接触。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又在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专程到桂林拜访孙中山。
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向他介绍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觉得新经济政策和他的民生主义很相近。
在和马林会谈之后不久，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这表明孙中山的思想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虽然在孙中山以前的革命生涯中，有不少工人追随者，但他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注意，这当然主要是因为那时还不具备条件。
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发生了1921年1月至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大罢工起初是要求增加工资，后来很快把矛头指向了英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那时，孙中山对于英国的印象正发生着变化。所以罢工引起了他的注意。
1922年4月，瞿秋白和张太雷又陪同马林作为苏俄政府全权代表到广州和孙中山会谈，孙中山在听取了马林对于苏俄各方面情况的介绍之后，表示要与苏俄合作。
1922年6月15日，就是陈炯明发动叛乱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称：“中国现存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比较真的民主派”，并提出要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
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西湖会议，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
8月25日，也就是孙中山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回到上海的第十天，李大钊陪同马林去拜访孙中山。马林劝孙中山不要搞纯粹的军事斗争，要注意开展宣传工作。
此后，李大钊又多次拜访孙中山，和他商讨振兴国民党以便振兴中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李大钊知识渊博，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尤其是他真诚的态度，深得孙中山的好感。他们的会谈往往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钦佩和尊敬，认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能够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因此，他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提醒说：“我可是第三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你不怕有什么麻烦吗？”
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国共合作的决议，所以李大钊同意了孙中山的建议。随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
此后，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几乎在李大钊与孙中山会谈的同时，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的苏俄政府副外长越飞，也秘密派代表到上海会见孙中山。
此后，孙中山又与苏俄代表越飞进行多次会谈，签署了“联合宣言”，确定了双方密切合作，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事业的方针。
孙中山在十分困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真诚帮助，非常感激，他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建议，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
1922年秋天，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党员商讨改组事宜。恰好在这时，陈炯明被滇桂联军驱逐出广州，孙中山于1923年2月，重回广州组织大元帅府并就任大元帅。
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孙中山痛切感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没有一个好的政党是不行的。而国民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他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淘汰不纯分子，吸收革命分子。
1922年9月，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为实现国共合作创造条件。
9月4日，他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与会者53人。他在会上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会议一致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
11月15日孙中山又召集国民党代表59人开会，他审议经过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改组案。
12月16日，他再次召集各省代表65人开会，讨论修改中国国民党改组案宣言和党纲党章。
在三次会议的基础上，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1月下旬，以总理名义任命了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参议和军事委员等其他职务。
1924年1月，在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师礼堂正式开幕。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165人，孙中山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这份宣言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详细阐述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在选举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3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7名候补执行委员中，有7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会闭幕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党员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另外还有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胜利闭幕，标志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工作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