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感念党恩

• 毛泽东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 周恩来对李宗仁住院发出指示：“早手术比晚手术好，做比不做好。”
• 周恩来对李宗仁第三位妻子胡友松说：“别难过，抢救无效。你放心好了，国家会照顾你的。”

李宗仁在宽敞宅院续弦

华东之行给李宗仁排遣了一时的烦闷。但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由于身边缺乏人照料，日常起居不免有些困难，特别是在精神方面，政府的照顾和朋友的关心，毕竟不能代替妻子所能给他的身心安慰，这使李宗仁陷入到深深的孤寂之中。

他的苦处，深得老友的同情。

还在泛舟西湖的时候，就有人向李提出了续弦的问题。当时，李宗仁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从华东回到北京之后，政府特在西总布胡同5号为李宗仁安排了一所宽敞的宅院。

庭院里有一座中西合璧的3层小楼，楼前是一个小巧精致的花园，在太湖石盆景的圆形喷水池四周，是茵茵如毯的草坪，草坪旁有浓荫若盖的葡萄架，在一树夹竹桃下，花池里种满了玫瑰、月季和茉莉，散发出浓郁的清香。

这里原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先生的宅邸，作为李济深的同乡和朋友，李宗仁在旧主人的身后，被安排住进了这里。

在这座当时中国条件下可称豪华的宅院里，政府为李宗仁配备了秘书、厨师、司机等公务人员。

现在，这里唯一缺的就是一位女主人。

其实，在那个时候，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与儿子一家在美国生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重新与李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并不大。

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与次子李志圣，各有一家子人，也不可能回到他的身边。此外，李宗仁在国内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他在广西的堂侄以及李秀文、郭德洁的内侄，到北京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为了解决日常生活起居问题，李宗仁曾设想雇请一位不是政府公派的女秘书，专门照顾他的生活。

但是朋友告诉他，这不符合新中国的社会习惯，以前也没有过先例。

李宗仁听了也只好作罢。

其实，在郭德洁逝世的消息公诸于众不久，就有不少年轻的女士主动写信给李宗仁，希望能够代替已故前妻的位置。

李宗仁在广西故旧的女儿，也写信给他，自告奋勇，“请缨”续弦。

这些人，对李宗仁的历史应该是了解的，她们愿意扶助他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大多是出于对他的崇敬。

但是，李宗仁并没有接受她们的青睐。

至于原因，谁也说不清楚，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缘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还是有人闯入了李宗仁的晚年生活。

这个人，就是李宗仁的第三位夫人，她名叫胡友松。

与李秀文和郭德洁相比，胡友松和李宗仁一起生活的时间最短，可是，由于她是在极为特殊的社会条件之下，伴随李宗仁走完了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段路程的，因而她对李宗仁同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胡友松于1939年出生在南京，她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贫困的环境中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她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生活穷困，胡友松是靠居委会帮助申请了助学金才念完了初中。胡友松有过一次恋爱，但时间不长就失败了，直至27岁，她还是孤身一人。

可以想象得出，在结识李宗仁之前，她的生活并不美好。

李、胡相识，是李的老朋友程思远搭的桥。

程思远有个姓张的朋友，是位编辑，曾翻译过《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他认识胡友松。

张得知程思远正为李宗仁续弦的事情张罗呢，于是就把胡的情况介绍给程思远。

程思远看了照片后很满意，于是当起了红娘……

李宗仁和胡友松见面后，李宗仁称赞胡友松比照片上还要漂亮，显得很高兴。

胡友松面对着比自己年长48岁，充满了不同凡人气度的李宗仁，显得十分拘谨。

第一次见面，李宗仁不断地问这问那，表现出了极大热情。最后，他像谈判似的对胡友松说：“因为我夫人郭德洁女士不久前去世了，我身边没有人照顾，当然，回国后，因有病在身，她活着时也照顾不了我。所以，我想把你请到我身边来，就算是我的生活护理吧，每月工资100元，可好？”

事情毕竟有些突然，所以胡友松没有立即应允，回答说要考虑些日子。

李宗仁显然对胡友松很中意，只一个星期后，他就再次把胡友松接来家里，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与胡结婚。

胡友松回答：“这事情太重大，过半个月再给您答复。”

可是刚过了5天，李宗仁就给胡友松去了电话。

胡友松经过仔细权衡，终于答应了李宗仁的要求。

1966年7月26日，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

李宗仁暮年新娶，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但与他的前两次婚礼相比，这次却简单得多了。

或许是郭德洁去世时间还不长，或许是这次续弦的妻子太年轻了，总之，李宗仁不想大事操办，只是把一些老友请到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

李宗仁的老友黄绍竑等人参加了婚礼，程思远夫妇、黄琪翔夫妇和邵力子夫妇还送来了3个用鲜花做成的大花篮。

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尤保良先生也闻讯赶来，用摄影机记录了婚礼场面。

当晚，新婚夫妇在当时北京著名的粤菜馆——大同酒家，宴请了各位来宾。

李宗仁的第三次结婚，就在这种既简朴又不算冷清的气氛中完成了。

在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即乘坐专门为他们布置的一节车厢，到北戴河度蜜月去了。这是李宗仁回国后第二次来北戴河，同前次一样，他还是被安排住在高级别墅。

年过7旬又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李宗仁对胡友松疼爱有加。平时每天吃饭，他总是征求胡友松的意见，问胡友松喜欢吃什么，然后就吩咐厨师做什么。

李宗仁对胡友松的关心真可谓无微不至。

胡友松自幼受养母虐待，患有神经衰弱的毛病，平时喜欢安静，尤其是夜里，只要一有什么声响就睡不着觉。

由于年岁大了，李宗仁的睡眠时间较少，他每天起得很早，天还不亮就起床。每当这时，他恐怕惊醒了胡友松，就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有时李宗仁半夜里倒开水也总是光着脚，怕惊醒了年轻的爱妻。

李宗仁告诉胡友松，他的这一点与蒋介石倒有几分相似，据说蒋介石每天凌晨4时即起，为了不惊醒宋美龄，他总是拿着手电筒，光着脚去洗漱。

胡友松听了，风趣地取笑他说：“真是想不到，你们这些大人物竟是这样地关心女人，这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李宗仁听了笑着自嘲道：“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在北戴河，李宗仁在新婚妻子的陪伴下，度过了他暮年中一段最幸福的时光。

周恩来关怀李宗仁的病

1968年4月，李宗仁因患肺炎住进了医院，经治疗病情好转后又回到家里休养。从那以后，李宗仁经常感冒发烧，到医院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到了8月，他刚刚度过生命的第78个年头，病魔终于把他击倒了。

一天早上起床后如厕，李突然觉得腹痛，刚坐到马桶上，鲜血就从肛门喷射出来，他以为是痔病发作，连忙吃了一些止血药，可是流血仍然不断。胡友松见情况异常，立即将李宗仁送到北京医院。

在北京医院，一位年轻大夫为李宗仁做了例行检查后，开了一张诊断单：痔疮出血。随后开了一些消炎药。

对于这个年轻大夫的诊断，胡友松有些不放心，凭她个人多年的护士职业经验，她感觉丈夫这次不是简单的痔疮出血。

于是她对年轻大夫说：“大夫，除了痔疮出血之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病变，要不要住院？”

回到家里，李宗仁遂照医嘱休息服药，可是出血仍然不止，且伴有下腹疼痛，发烧也总是不能退去。

李宗仁用沉重的语调对胡友松说：“我感觉这次病与从前大不一样啊！”

胡友松更是心急如焚，于是给有关领导打电话，红旗轿车又把李宗仁送进了北京医院。

这次入院，有关部门找到了医院领导，并将李宗仁的病情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李宗仁被作为重点病人，住进了医院的高干病房。

入院后，专家为李宗仁做了详细的检查，检查结果是患了直肠癌。当检验报告出来的时候，一直等候在窗口旁边的胡友松不禁泪流满面。她只感到天旋地转，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化验室走廊，不知是怎么到的病房，来到病房门前，她才止住脚步。这时，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掏出手绢擦干脸上的泪痕，站在走廊里强作镇静了一会儿，才推门走进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李宗仁，头发稀疏，面色苍白。

胡友松走到李宗仁的病榻旁，李宗仁看见胡友松眼圈有些红肿，已经明白了几分。于是强作精神问道：“友松，我得的是什么病？”

胡友松怔了一下，眼泪禁不住又涌了出来。

看到这一情形，李宗仁十分平静地说：“你不说，我也明白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这78岁的人了，什么病都会得的。”

听了这话，胡友松哭得更伤心了……

李宗仁被确诊癌症的消息很快被通知给程思远等人，并由中央统战部汇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了解了李宗仁的病情后，做出了指示：

早手术比晚手术好，做比不做好。

在他的直接关照下，李宗仁两次接受了手术。

知道了周恩来对自己病情如此关心，并做出了指示，李宗仁十分感动，他对胡友松说：

我能回国，多亏了总理……现在患了绝症，总理还专门做出批示，真是对我莫大的关怀啊！想我这一生也许该到头了，德洁就是患癌症去世的，想不到，我又患了这种病。我活到了这把年纪，死不足惜，只是友松你以后可怎么办呢……

说到这里，李宗仁已是老泪纵横，嘴角不停地抽搐，而胡友松早已泣不成声，哭成了泪人儿一般。

这时尹冰彦和程思远都来了，他们两人可以说都是李宗仁十分信得过的人。

尹、程二人见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哭，连忙宽慰他们说：“不要担心，有了总理的指示，我们可以让医院一流的专家为德公做手术。许德珩先生患的也是肠癌，也做了手术，非常成功，到现在身体也很好。”

听了尹冰彦和程思远的一番劝告，李宗仁和胡友松逐渐平静下来。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北京医院组织有名的肿瘤大夫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并很快拟定出手术治疗的最佳方案。方案确定后又报给周恩来做了最后核定。

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病灶被成功切除。李宗仁的身体很快便得到了恢复，不到一个星期，便可以下床了。

一直陪护在侧的胡友松看到丈夫恢复得这么快，心情自然十分愉悦。李宗仁也倍感振奋，于是便下床多活动了几次。

可由于活动量过大，却造成了伤口感染。这一次感染，害得李宗仁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住院也延长了半个月的时间。

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李宗仁终于康复出院了。

为了让李宗仁换一个新的环境，得到更好的休养，早在出院之前，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为李宗仁调换了住所和服务人员。

新家在北总布胡同14号。

解放前，这栋房子是原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公馆。新中国成立后，这栋房子由原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居住。龙云去世后，其夫人顾映秋仍住在这里。顾映秋去世，这栋房子就空闲起来。

院内是一座西式平房，这可以免去李登楼的不便。房屋已经重新布置，李的生活秘书和服务人员也全部换成新人。

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由有关部门精心安排的。

来到新家，李宗仁夫妇的心情比以前舒畅了许多。

大病初愈，又乔迁新居，李宗仁心情好久没像今天这样高兴了。

眼看国庆节就要到了，李宗仁安排新来的秘书刘长春和厨师老牛张罗一下，准备摆个家宴，请多日不见面的老朋友们来聚一聚。

9月28日这天，他在新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宴。

被请来的客人都是老朋友，如程思远、尹冰彦、刘仲容等。

李宗仁看到这些老朋友能来看他，感到特别高兴。

他特意开了一瓶从国外带回的名贵白兰地酒，他虽然已经不能沾酒了。

看着朋友们喝酒，李宗仁心里也十分痛快，他还特意让牛师傅做了几道家乡菜。

周恩来给李宗仁发请柬

9月28日的家宴，大家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和心情相聚，因此虽然人数不多，但气氛倒很融洽。

由于李宗仁躯体虚弱，未等宴终，他就被扶到卧室休息去了。

李宗仁在医院里经过两次开腹手术，身体已大不如从前，明显消瘦和苍老了许多。老友们在一起互致问候，相互说了一些安慰和祝福的话。由于李宗仁不能长时间劳累，所以客人们没有很长时间的停留，吃过饭稍事休息后就各自回去了。

9月29日，李宗仁在家中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

这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请柬，一张请柬的内容是让李宗仁9月30日18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宴；另一张请柬是请李宗仁到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看到这两张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无尚的荣耀啊！

对于此，胡友松倒是十分担心，她害怕李宗仁身体受不了。于是关切地对李宗仁说：“德公，这两场活动，您就别参加了，我们让来人把您的身体情况向总理说清楚就是了。”

“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李宗仁态度坚决。

胡友松还是不放心，忙给医院挂了电话，问大夫能不能去。大夫回答说能去。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晚宴，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腔疼痛，浑身发冷，体力不支，只好提前回家。

第二天，李宗仁没能出席天安门观礼活动，而是再度被送进了医院。

关于李宗仁赴宴这件事，日后周恩来曾对程思远说：

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1968年10月1日，正当举国上下欢度国庆的美好时刻，李宗仁却被送进了北京医院，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日。

李宗仁不变的政治立场

到1968年末，李宗仁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

胡友松每天提水、喂饭、翻身、熬夜，时间不长就把胡友松累得疲惫不堪，刚刚30岁出头的女人，却形容憔悴，过早地呈现出衰老之相。

看到胡友松这个样子，尹冰彦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商量，并征得李宗仁先生同意，决定让郭德洁的一个侄子郭嘉兴来北京医院陪护。

接到消息后，郭嘉兴很快从桂林赶赴北京。

郭嘉兴到医院后，胡友松便回家休息。

虽然姑母郭德洁不在了，但郭嘉兴对李宗仁却是特别敬重，包括对他续弦再娶胡友松之事，也能理解。

在医院里，郭嘉兴对李宗仁的照顾无微不至。每天除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吃药打针、叫大夫之外，每当李宗仁精神略好时，他还给姑父讲一些家乡的事情。

人越是年老的时候越是思乡怀旧，尤其是在病中更是想念久不相见的亲人。这时的李宗仁，虽然没有胡友松在身旁，但却有了这个从家乡来的亲戚，心情倒是好了许多。

那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就连那些常青树也在寒风中没了精神。北总布胡同14号的小楼里，胡友松一个人在家里掰着指头，一天天地算着日子。

转眼间快到元旦了。这天，她起床后正准备骑车去医院，刘秘书突然送来了一封李宗仁捎来的信，信封上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

请面交内人胡友松收启。

胡友松心里一阵高兴，她看出这是德公的字迹。忙打开信封，信的内容是：

友松，你好：后天是元旦，请你拿出20块钱交老牛购买酒菜，藉以欢度新年，我的病也日渐转好，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日后面谈。

看完这封信，胡友松又是高兴又是感动，高兴的是德公的病已见好转，感动的是德公在病中还惦念着她，安排得这么周到。

这段时间，胡友松虽然人不在医院，但心却在医院里，几乎一天一个电话询问病情，自己独处的时候，还不停地在心中祈祷，请神灵保佑她的丈夫能早日康复。

1969年1月21日这天，李宗仁忽然感觉自己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于是，在征得了大夫和护士的同意后，他让郭嘉兴帮助在卫生间里擦了个澡。

由于当时的暖气过热，李宗仁洗澡后便让郭嘉兴打开窗子透了透气，结果却一不小心因此受凉感冒了。

虽然经过及时的诊治，但药物和针剂终究没有能控制住这场感冒。3天之后，转为肺炎。

回家休息不到半个月的胡友松又被叫到了医院。

经过反反复复的各种病变，此时的李宗仁已像一台衰老的机器，身体的各个部件都十分地衰弱，已呈不久于人世之态。

李宗仁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和尹冰彦叫到自己身边交待了一些后事。

他躺在病榻上，面庞消瘦，神智倒是十分清醒。

他对胡友松和尹冰彦说：

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却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们讲过，还没来得及向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来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库备要》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还有几瓶酒，我想把它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李宗仁所说的那几瓶酒，可不是一般的酒，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已存放了200多年。这些酒仅在李宗仁的手里就存放了几十年，历经两个世纪历史，几易主人，酒瓶上贴满了历代专家和收藏者的签字和标签。

交待完这些后事，李宗仁又单独对胡友松说：

友松，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想我这一生历经各种变局，今天又能死在自己的国家，也算是十分幸运的了。

听了这些话，胡友松泣不成声地拉着李宗仁的手说：“德公，你不会死，你不能死，没有了你让我可怎么办？”

“是啊！”此时李宗仁已是老泪纵横，他断断续续地接着说：

我是个军人，我这一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我的母亲去世，再一次就是今天……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啊！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很多，你的脾气不好，今后一定要改一改，凡事要忍耐一些。

李宗仁继续说：

关于我的遗产问题，我这个人一生不爱财，也没留下什么积蓄，国家给的钱要全部上交国家。我个人有两笔钱，一笔存在香港的何柏林先生那里；一笔在德洁的弟弟郭德风那里，他在瑞士开饭馆。日后你如果需要用钱，可以写信找何柏林，何柏林曾当过我的军需处长，为人忠厚，他会帮助你的。

另外，还有我收藏的那些字画，这都是捐给国家后剩下的一些，你把它交给国家的文化部门。我们结婚的日子虽然很短，可你毕竟是我的妻子，我走了以后，我个人从国外带回的私款归你支配。

我的那尊半身铜像，你要保存起来，那是越南主席胡志明送的，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一件礼物。

还有那只欧米茄金表，也交由你保存，留作纪念，那是瑞士钟表公司厂庆100周年时特制赠送给各国元首的，一共生产了100块，这是其中之一，也十分珍贵。

另外，德洁逝世留下一箱手饰，这个也留给你……

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记得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听着李宗仁的临终叮嘱，胡友松一边流泪，一边不住地点头。

尹冰彦在一旁心中也十分难过，鼻子一阵发酸，眼睛也禁不住湿润了。

交待完这些后事，他又叮嘱尹冰彦：“冰彦，你把思远叫来，我有话对他说。”

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在弥留之际，李宗仁还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是李宗仁口述、程思远代笔写的。

信中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当秘书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感慨地对程思远说：

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啊……

在李宗仁先生辞世30周年之际，这位著名爱国抗日将领的续弦胡友松女士从北京前往山东台儿庄市，将先夫的功勋章、作战日记等百余件遗物捐赠给台儿庄抗战纪念馆，部分完成了李宗仁的嘱托。

周恩来安排李宗仁家人

1969年2月1日，周恩来以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名义，主持了李宗仁的遗体告别仪式。

参加仪式的还有：郭沫若、傅作义、许德珩、章士钊、卢汉、刘文辉，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罗青长、丁江、刘友法、吴玺等人，李宗仁的生前老友刘斐、程思远、刘仲容、尹冰彦。

胡友松作为李的亲属，和李的内侄郭嘉兴、李常光一道，守护在李的遗体旁边，接受吊唁者的安慰。

在哀乐声中，人们向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头戴藏青色旧礼帽的李宗仁遗体，鞠躬默哀。

周恩来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赞扬了李宗仁的爱国精神，并引述和肯定了李宗仁的遗信，称它是一份“历史文件”。

遗体告别仪式简单而庄严。

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僵持状态，李宗仁在美国的两个儿子和她的原配夫人，没能回来最后看他一眼。

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宗仁的嘱托，在仪式结束的时候，他对胡友松说：

别难过，抢救无效。你放心好了，国家会照顾你的。

周恩来没有食言，胡友松以后的日子，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照顾。政府特地分配给她一套88平米的住房，并且在征求她的意见之后，重新安排她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

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也于1973年回国定居。

她回国时在机场受到程思远等人的迎接，后来又受到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在桂林老家，当地政府把她的在桂花街的旧居修葺一新，并把她的侄子李嘉球夫妇从南宁调到桂林，以服侍李秀文的起居。

李秀文回原籍定居后，被选为广西自治区政协委员和桂林市政协常务委员。

在政府和亲人的照顾下，她晚年生活幸福，直至1992年6月18日无疾而终，享年102岁。

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送母亲回国后，经常回国探望，并为中美两国友谊而奔波。

1993年4月4日，李幼邻因肺癌无治，在纽约逝世，享年75岁。

李宗仁的次子李志圣，在美国大学学习工商管理毕业后，就职于纽约的一家广告公司。后来他娶妻生子，在纽约买了房子，可称安居乐业了。

李宗仁先生走了，我们不会忘记，在新中国成立16年之际，他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感召下，终于毅然回到了祖国的场景。这是当时国内外瞩目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

李宗仁先生在美国的那段日子，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客观地看待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从而逐渐转变了立场，并决心回到自己的祖国。

毛泽东、周恩来欢迎李宗仁归国，特别是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最终使李宗仁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叶落归根”的愿望。

李宗仁先生回国以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政策，赞扬祖国的巨大变化，崇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而且他至死不渝，认为他所选择的道路是走对了的，这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