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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回归祖国
- 1958年秋天，李宗仁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落难他乡的种种心境归为一句话：“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 周恩来说：“李先生不会去台湾。李德邻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主席高瞻远瞩，欢迎他回来，来去自由。”
- 1965年7月18日11时，上海虹桥机场，一架波音737客机徐徐降落。舱门打开，南京政府代总统、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出现在门口。
程思远奉命秘密进京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周恩来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一直在关注时局的李宗仁，听到了这一消息，兴奋异常。他以为，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问题，对中国不利，对友邦无益。因此台湾问题必须解决。
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方向。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共同努力。
于是，李宗仁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并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
1955年8月，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形势，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并表达了和平的愿望。
李宗仁提出，今后解决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二是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视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安排。
李宗仁说：
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中国。
李宗仁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一直采取“等尘埃落定”的政策。“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而美国当局却视而不见。他呼吁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
李宗仁在美国看到周恩来的声明后，心情十分激动。想当初，在国民党统治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他曾设想划江而治，与共产党二分天下。后来，国民党被赶到了台湾，终于演成中国的分裂局面。
李宗仁坦言国民党失败，却不愿看到祖国分裂。对于蒋介石的“小朝廷”，他建议应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的实验区”，以在政治上与中共的政治体制唱对台戏；而不要动辄以“反攻大陆”作宣传。这是因为，“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己都欺骗不了，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至于台湾将来的出路，他主张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无论怎样解决，都要看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因此他强烈反对以“联合国暂时托管”或“成立独立政府”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他认为，分离台湾的作法，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
李宗仁还从历史角度，考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1943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认可。
因据最近史家考证，远在殷商时代，台湾即为中国人所发现。隋、唐以后，中国即开始向台湾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兰人虽一度短期的占领，但不久即为郑成功所驱逐。郑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复明的英勇斗争，虽以众寡不敌而失败，而台湾一岛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史上的永远纪念碑。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50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1943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
李宗仁说：
蒋先生比我年长4岁，已年逾70高寿，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早在1954年，当他被蒋介石彻底罢免职务后，曾专程跑到芝加哥，看望遭到同样下场的前任国民党台湾省主席吴国桢。
他得到消息，美国曾有一个腹案，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以吴国桢取蒋代之。
在吴氏与前孙科内阁内政部长吴尚鹰的鼓动下，李宗仁曾设想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没有多久，他便对此失去了兴趣。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以一介平民身份流亡海外，要搞政治活动，既无基地，也无群众，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从此，他也不再关心什么“第三势力”了。
没有了职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李宗仁开始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不过，寄居在异国他乡，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他刚到美国的时候，与夫人郭德洁租住在纽约市郊的一座房子。
这是一所带石沿的小楼。小楼分成两半，李宗仁夫妇只占住其中的一半。另一半住着一位戏剧演员。也许因为李宗仁是一位特殊人物，所以在小楼外的草坪边上，有一个小警屋。
带着枪、棍的警察，在这里昼夜值班，使小楼罩上了一层不同一般的森严气氛，而居住在小楼里的人物，也因此而显得格外神秘。
在美国，李宗仁的家人并不少，除了郭德洁和养子李志圣和李宗仁同住外，长子李幼邻，长媳珍妮和孙女玛茜、雷诗、文迪、琴妮也都住在纽约。只有李的原配夫人李秀文，因入美手续问题而久久没能到美国来。
总起来讲，李宗仁客居美国的16年间，家庭生活谈不上多么美满，但亲人们对他都是比较关心和照顾的，他也从亲人们那里得到了不少慰藉。不过，李宗仁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以他的经历和脾气禀性，他决不会满足于一般的天伦之乐。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落到了流亡异国他乡的地步，他不能不为此而经常地感到苦恼。那些填塞在心头的块垒，也不是家庭的温情就可以化解得了的。
李宗仁的建议发表以后，海外反共人士舆论哗然。在他们的眼中，李宗仁的建议荒谬绝伦，狂妄已极。而在一些爱国人士的眼中，李宗仁的声明则被看作他认清形势，转变政治立场的起点。
中共中央对李宗仁的建议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香港通过李宗仁多年的政治秘书程思远，了解李氏思想转变的过程。
很快，有关方面的分析报告就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报告认为，如果我方工作得当，李宗仁靠拢新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争取李宗仁回国。并决定这一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作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秘密而稳步地进行。
1956年1月，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程思远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金尧如来看望程思远，交给程一份刊载在《大公报》上的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试探程思远对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
1956年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到北京来谈谈。”
当初李宗仁去台湾前，特别把程思远留在香港，其用意就是让他成为连接中共的桥梁。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电话，请其转告程思远。
4月下旬，金尧如又来拜访程思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
程思远虽觉突然，但事关重大，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如约秘密北上。
程思远没办任何手续，也不带行李，由专人护送回到大陆。这一行程充满了神秘。
程思远4月底到北京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
5月6日晚，张治中约他在家中吃饭。饭后，张治中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明天我将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次日上午，程思远写了一份各方对台湾问题看法的报告，交给张治中。
1956年5月6日15时许，程思远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他正和张治中交谈时，周思来健步走进大厅。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一面扬起左手和大家打招呼，一面径直走到张治中和程思远面前。
张治中正准备作介绍，周恩来却已笑容满面地向程思远伸出手去，说：“程先生，久违了，欢迎你回来！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
程思远不禁惊奇：事隔18年，他居然还记得我，真是记忆力惊人！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程思远。当程思远由外交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李克农陪同来到宴会厅时，他看到过去的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闳、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等。
周恩来首先讲话：
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第一次是叶帅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去，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即龙云之子，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
在宴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宗仁主张台湾非军事化。他说：“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来保卫嘛。”
回顾往昔，周恩来点了李宗仁在签订和谈协议问题上一误再误，最后，提出了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张。并且，他还宣布了对台工作“和为贵”的政策主张。
饭后，周恩来在客厅里同程思远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涉及许多方面。
周恩来说：
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谈到对台政策，周恩来说：
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谈到李宗仁，周恩来说：
李宗仁先生在声明中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花了几个晚上，把回大陆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话，写了一封长信。
因为篇幅太长，他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李宗仁决定落叶归根
1958年秋天，李宗仁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落难他乡的种种心境。
最后，他把这种心境归为一句话：
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从那以后，李宗仁便开始认真思索回归祖国的问题。
李宗仁1924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后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
李宗仁曾率第七军2万多人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等省，立下战功。
在北伐时期，还兼任过左翼军指挥官、江左军总指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5年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38年2月至5月，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徐州失守后，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6月到10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礼炮过后，李宗仁听见了毛泽东那湖南口音很重却充满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声音，也听见了震耳欲聋的群众欢呼声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他知道，另一个富有生气的政府诞生了。
李宗仁脸色阴沉，语气平缓地对在座的白崇禧等人说道：
我，1月21日上台当代总统，是为了乞求和平而当的。为了这一点，我派代表团两次到北平去和谈。我抱着希望，希望可以签署和平协定。这样，历史上也算有了一笔，至少我是对和平有功的。可是，蒋介石他下了台却不甘寂寞，在幕后操纵，把持一切，我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签订和约，这个代总统当得多窝囊！
李宗仁悲叹不已地在总结他9个多月的代总统生涯，他继续说：
和谈破裂，解放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渡江了。在4月22日杭州会谈，我对蒋介石讲：“我为和平而来，也要为和平的失败而退”。可是蒋介石当时却对我说：“和是你，战也是你。我在幕后支持你！”他支持什么！他马上就食言了。我原本打算让华中部队能立即开来广东保卫广州，蒋却从中作梗，把这支队伍开到广西去了。这样，我们在广州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陷入今天这样可悲的境地，完全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
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听了，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说：“王八蛋才去台湾！”
他见在座的人都不再作声，便说：
我和老蒋已经决裂了！今天上午，我到东山梅花村去见了蒋介石，我怒冲冲当面历数了他的种种错误。我算是给他算了一次总帐。我对他讲：“从北伐至今，20多年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呀！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
你早在那时，就在政治上对军阀搞妥协，还搞什么革命！？在党内，你排除异己，一手遮天，这才导致几十年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战祸连年，这个国家哪得一天安宁？国民党的失败和错误，完全应由你一个人承担！今年，你第三次下野，你说你5年内不过问政治。还说你愿当我的参谋长。实际上，你有哪一天不问政治？你每件事都要过问，还在上海直接指挥军队，任命官员。你是一个下野的人，可是你竟非法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又派陈诚去当主席，你哪有这个权力？最近，你又强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去台湾，自己直接委派汤恩伯当福建省主席！事前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你哪里是下野？你是目无法纪、独断专行，竞到了如此地步！”
李宗仁几乎一口气讲完了他当面斥责蒋介石的话，停了半晌，又说：
这是我认识蒋介石以来，第一次当面指责他。我之所以不留任何余地，就是准备决裂而去了。好了，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后一次指责他了，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他呢？他作什么反应？”几个人都很关心蒋介石对受指责的态度。
李宗仁说：
我历数他的过失时，他脸色尴尬紧张……想不到我责备完后，他竟面色转现轻松，脸含笑容地向我道歉，说：“德邻老弟，朱绍良和汤恩伯的事．是我个人的错，请你原谅。”这是我和他共事20多年来，第一次听他承认自己有错了。
李宗仁和蒋介石决裂了！他知道，他要去台湾的话，无异于自投罗网，成为张汉卿，即张学良第二。
他只好漂泊国外。广州解放，他又经过一番转折，飞往重庆，又经昆明、南宁到了香港。他让程思远早一天到香港为他安排一切。12月5日，包了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美国治病……
眼下，在李宗仁看来，回到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大陆去，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因此不能轻率做出决定。
他的慎重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的原国民党官员，在两次反共内战中，他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共产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原谅他的过去，他却没有十分的把握。
所以，当程思远这次向他转达共产党的态度时，他没有立即做出反映，而是批评程思远事先没有和他商量。
为了试探共产党的诚意，李宗仁给留在大陆的老友李济深写过一封长信。
李济深接到信后，很快将这一信息报告了周恩来。
不久，李济深在北京病逝，李宗仁又以“西乡”作署名，致信海外友人表达如下意思：
我已有5年不作政治活动；
美国务卿达勒斯战争恐吓政策失败，美国承认中共政权仅时间问题而已；
共产党主政，百事俱举，应为奇迹……今日不应再反共；
我同情返大陆，我是风烛残年，文不能执笔写作，武不能耕种，何苦回去消耗一份粮食，居占一席屋地，对大陆政权与人民两无利益，此是一片良心的话……香港某报，对我大肆造谣。
在此之前，程思远的长女林黛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常到李宗仁家作客。
李宗仁写信告程思远：“一晤月如，即林黛，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
林黛返港后对爸爸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
不久，李宗仁又写信对程思远表示，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
关于李宗仁对共产党认识转变原因，他的儿子李幼邻曾有过这样的分析：
父亲在美国期间，有3件大事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一是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二是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名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三是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美国苏联有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像要平分世界。中国有了原子弹，打破了他们的垄断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角平衡。我父亲常慨叹，我们统治国家多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即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而对于曾经打败了他的共产党领袖们，李宗仁不再考虑什么恩怨，而是渐渐有了好感，不愿与之为敌了。
李宗仁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说：
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即北京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1959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建国10周年庆典，程思远也在被邀之列。
10月25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他。
周恩来说：
李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诚，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当前他回国的时机尚不成熟。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他先到欧洲同你谈谈，然后作决定。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立即写信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
李宗仁得信后十分兴奋。
后来，李宗仁托人将存在美国的字画运到香港，通过程思远送到北京。
这些古董有12箱，李宗仁说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12万美元购买的，要献给国家。
周恩来处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细致。对于李宗仁所献历史名画，周恩来也请人进行了鉴定。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假的。
周恩来说给他3万美元吧，当时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感到已够大方了。
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
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2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寄语程思远：
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下了这笔外汇。
李宗仁看到归回故国很有希望，就想为统一祖国做点工作。
此时，恰逢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40岁的总统，可能对杜勒斯制订的僵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绥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祝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
于是，李宗仁将来去函件都寄给程思远，嘱送周总理核阅。
对于此事，周恩来一眼看透。他于1961年6月上旬专门召见程思远，让他转告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1960年秋，李宗仁派郭德洁以探亲为名飞赴香港，找程思远进行具体磋商。此行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及周恩来提议的赴欧计划。
当时，李宗仁打算返回大陆的消息已经形成风雨，台湾和美国的特务都十分注意李的一举一动。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郭德洁此行完全秘密，就连程思远也是在郭氏到了香港给他打来电话后才知道的。
为了安全，郭德洁与程思远的谈话，大多是在汽车里进行的，而汽车则由程氏夫人石泓亲自驾驶。
在香港期间，程思远向郭德洁详细介绍了他与周恩来谈话的情况，并与郭德洁商定了在欧洲与李宗仁会面的具体计划。
他提出：会面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李宗仁以旅游、探亲名义前往，程思远则以旅游名义先赴罗马，再转道瑞士，在苏黎世与李宗仁会面。
郭德洁与程思远在香港谈妥后返回美国，向李宗仁报告消息，程思远则留港准备与北京接洽。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李宗仁决定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先到欧洲与程思远面谈。
1963年4月，李宗仁来到新泽西州纽华克城移民局申请办理赴欧旅行护照。
移民局通知了联邦调查局，于两周后，批准了李宗仁夫妇的旅欧手续。
是年夏天，李宗仁夫妇以旅游观光为名前往欧洲。经与程思远联络，于12月如约到达苏黎世，住在郭德洁的胞弟郭德风家里。
郭德风是不问政治的商人，在苏黎世有自己的企业。尾随而至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见李宗仁住在那里，便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这年夏天，李宗仁接受了意大利《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纵谈天下大势与中国问题，表达了他回归祖国的思想愿望。李宗仁坦言如下：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他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接着，李宗仁从欧洲向程思远发出了信息：当年12月在苏黎世会晤。
在前去苏黎世前，程思远于11月中旬又来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要程思远向李宗仁捎话：
应该告诉他：我们欣赏李德邻怀念故国、叶落归根的想法，并把他看作是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但是不把他看成是代表哪个方面，李德邻不要怀念过去代总统的头衔，那是反动年代的头衔，已成过去。
德邻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愿望是好的，但这不符合我们的国策，今天也不需要。不管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还是洛克菲勒，他们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我们就是若即若离。1961年我就向你谈过，德邻以不介入中美关系为好。今天更应该断绝这种念头。这种事对他个人也不会有结果，甚至可能给他的晚年增添些麻烦。
归纳一句话，就是：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还有一点，就是他到欧洲后的去处，这由李德邻先生自己决定，一切不要强加于人。
接着，周恩来提出：
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
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
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
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
1963年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
李宗仁在欧洲南部休养了一个时期，也到这里来了。他们在约定的天堂广场见面。
两人久别重逢，紧紧握手，相视良久，感慨万千。
程思远望着李宗仁，觉得他头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尚好。
午饭后，他们到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走廊尽头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谈起阔别后的情形。
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和意见。
李宗仁刚一听完，就说：“我只要一条，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程思远问：“李夫人如何？”
李宗仁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她不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其实，郭德洁在李宗仁回国问题上，还起到了促进作用。
1962年郭氏被确诊患有乳癌。因发现较早，医生建议手术，但郭氏怕影响形体，在手术之前溜出了医院。
1965年春再次住院，她的癌症已到了晚期，医生预言她还有8个月的生命。
郭氏得知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一方面她不愿再和丈夫分开。另一方面，病中的郭德洁思念故土，渴望回到祖国，遂决定和李宗仁一道回国。
当时李宗仁还不知道医生的“宣判”，而郭氏态度由不同意到同意的转变，却卸去了李的一个思想负担。
李宗仁顶住压力归心似箭
1963年12月22日，李宗仁和程思远同时离开苏黎世。程思远飞赴香港后，立即写信向周恩来汇报与李宗仁会面经过。
李宗仁回美后则开始着手返回祖国的准备。
在李宗仁急于回归祖国的同时，他所遭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
他从欧洲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听到了法国政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这年冬天，中国在罗布泊地区成功地爆炸了一枚原子弹。
祖国大陆喜讯频传，李宗仁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开始动摇。李宗仁于1964年2月12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仿法国政府调整对华关系。
“李德邻此举必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在台湾的蒋介石这样猜测。
蒋介石立即采取了两个紧急对策：
一是硬棒子打。他命令新任保密局长张炎元派专人赴美加强对李宗仁的监视，若李宗仁继续攻击“中华民国”或有投奔中共之迹象，则可以非常手段解决。
二是软刀子捅。胁迫白崇禧给李宗仁发电报进行恐吓，以制止李宗仁的投共企图。
公开信发表后，李宗仁还遭到其他一些人的围攻。
1964年2月15日，纽约《华美日报》发表题为《是何居心》的社论，攻击李宗仁是“借此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华侨社会及向美国进行游说工作”。
2月24日，香港《快报》发表评论，指责李宗仁“向红朝屈膝”。
在香港的原桂系要员黄旭初、夏威等人也写信给李宗仁，劝其“保全晚节”。
在台北息影多年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崇禧，也于3月18日致电李宗仁发出如下劝告：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国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是个注重礼节的人物，但是他对于上述攻击，却处之泰然，反而加速了回归祖国的准备。
李宗仁对于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使许多人不能理解。来自台湾方面的攻击自不待言，就是他在美国的一些熟人，甚至他的妻子，有时都觉得他的那些思想难以接受。
经常到李宗仁家去玩麻将的黄纫秋女士，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1959年在美国的李宗仁家中找不到牌脚时，照例李先生必定为共产党作些义务宣传，又劝我们带着孩子回国求学和做事。
但那时我已离国多年，孩子们均在国外受的教育，除老大外，余者均不识中文。我说：“回国服务很有问题。”李说：“你应为你的第三代着想呀！不要将来作亡国奴！”我笑答：“我现在连第二代也管不了，还管什么第三代呀？”
李宗仁又把他从香港航邮寄来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看来的新闻为证说：“我们从事革命30多年，没有把中国搞好，你看共产党仅10多年就把中国变成了强国，我真是佩服他们哟！”
本来在厨房烧饭的郭德洁跑出来对李大声说：“你一天到晚尽是佩服共产党，共产党杀了你的兄弟和妹夫，你还要说他们好。要回去，你回去，我是要在美国的……”李宗仁即答：“他们要反对他怎不挨杀呢？革命嘛，哪个不杀人？我也杀了不少人咧！”
李宗仁没有必要向妻子和牌友隐瞒自己的观点，以上所述，应该说是反映出了李宗仁的真实思想。
李宗仁如饥似渴地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祖国的消息，经常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而感到兴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厌倦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思乡之情与日俱增。
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李宗仁于1965年3月通知程思远，他已经决定回国。程思远立即将消息转到北京。
这时，周恩来认为李宗仁回归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同意安排李宗仁夫妇回归的行程。
周恩来安排李宗仁归程
1965年7月13日10时左右，北京已是烈日当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坐着18位党外人士。从他们的神色看，将要发生的事肯定带有神秘性和突发性。
11时整，当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陪同周恩来出现的时候，在座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他们知道此次会议肯定会有重要新闻。
果然，宾主入座后，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把大家召集来，是和大家通报一个情况。下面，先请徐冰同志讲一下情况。”
徐冰显得很兴奋，接过周恩来的话头说：“经过总理近10年来的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李宗仁先生就要回国了！”
尽管李宗仁回国的事大家都早有耳闻，但何时归来并无准信。所以，大家感到有些吃惊。
周恩来显得很平静：“李德邻先生就要回来了。刚才徐冰同志已经将情况作了介绍……”
没有等周恩来说完，章士钊禁不住问道：“现在是否最后定了？李是否转去台湾？”
“李先生不会去台湾。李德邻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过去李先生就提出要回来，我们怕他回来生活上过不惯，劝他以后回来。主席高瞻远瞩，欢迎他回来，来去自由。”
周恩来显然已经知道了一些议论，并对大家进行了开导。他还介绍了和程思远谈过的有关李宗仁的一些背景情况。
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李宗仁于1965年6月13日，以到欧洲旅游度假的名义，先行到达苏黎世。夫人郭德洁在美国处理完房屋财产的变卖等项事情后，于23日到达苏黎世。
6月28日，程思远也持赴罗马的过境签证来到苏黎世。当然，程思远这次行动也是受周恩来委托。
程思远回忆说：
1965年6月13日，我接纽约电，知李宗仁已于13日离美飞瑞士，即于14日派石泓持电赴广州用电话向北京请示。15日石泓返抵香港，周总理要我去北京。
6月18日中午11时我飞抵北京，国务院“外办”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统战部礼堂，在那里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周荣鑫同志说，总理今早离开北京，出访非洲各国，临行他委托我们把下面几件事向你传达：
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
你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因为李宗仁说他的次子李志圣及吴尚鹰要同返大陆，他们又在苏黎世等了两个星期。见李志圣等尚未到来，李宗仁打算先到洛桑小住。
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李宗仁一行必须在7月13日离开苏黎世，并关照当飞机中途在日内瓦、贝鲁特加油时不要下机。
原来，中国安全机构已经破译台湾发往瑞士日内瓦的电讯，得知台湾将派人携白崇禧函件约见李宗仁，考虑到他的安全，才紧急发出通知。
李宗仁接到通知后，决定采取行动。
李宗仁是桂系的首领，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副总统。以他那样的地位，他的行为、思想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正是由于他的重要，而且和蒋又不是一条心，他到美国不久，便被台湾的特工监视起来，一举一动都汇报到蒋介石那里。
他的行踪受到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的监控，虽然有行动的自由，但一举一动都在那两方面的掌握之中，要达到回国的目的并不容易。
就在李宗仁采取行动的这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早上开着车出门玩去了。在中途，看跟踪的密探并没有跟上来，方向盘一转直奔日内瓦机场而去。
而就在这一天，特务们好象嗅到了什么事情，华盛顿方面给跟踪的特务来了指示，要他们查清李宗仁的去向，一刻也不能放松。特务们不敢怠慢，马上跑到李宗仁的朋友家，来查李宗仁去那里了，谎称美国的朋友有重要消息给他。
李宗仁的朋友两手一摊，说，日内瓦湖那么大，谁知道他们上那里了，不到太阳下山，他们可能不会回来。
特务们把情况汇报给华盛顿。
华盛顿的特务并不笨，马上要他们去机场查，看李宗仁等人有没有上飞机。特务们到了机场一查，李宗仁果然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这时飞机已经起飞几个小时了。
等特务们把情况汇报到华盛顿，华盛顿方面再通报给台湾方面。这时间又过了几个小时。这时飞机已经快到土耳其的安卡拉了。
台湾方面立即下令自己住安卡拉的特务们到机场去，找到李宗仁。
那时的飞机航程还比较短，做这种洲际飞行必需在中途加油，安卡拉就是第一站。
而中国共产党和李宗仁则早就料到台湾会在这些加油地对李宗仁不利。所以在李宗仁上飞机的时候，中方的人员就一再告诫李宗仁，中途加油时不要下飞机，无论如何都不要到休息厅去。
飞机到了安卡拉，加油本来是要求所有旅客下飞机的。飞机刚停稳，李宗仁一行3人便整理好行李，坐在那里，似乎在等待什么，坚持不下飞机，乘务人员没办法，也只好任由这两个固执的老人坐在他们机舱内空荡荡的的座位上。
台湾特务在休息厅没有发现李宗仁，只好向台湾汇报这一情况。
台湾收到汇报，做出了一个决定：干掉李宗仁。
飞机加油后继续向卡拉奇飞去。
台湾的特务接到命令带着枪日夜守在卡拉奇机场，盯着过往的每一个行人。
台湾特务终于看到，来自苏黎士的道格拉斯式飞机降落了。
但他们也看到巴基斯坦保安部的一辆汽车直接开到了飞机跟前接走了几个人。
接走了谁，天太黑，距离太远没看清。
当时是14日3时许，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乘坐的瑞航道格拉斯式客机滑入了机场跑道。
舱门打开了，舷梯上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军警。
军警向空中小姐行了一个军礼，用英语说道：“小姐，对不起，我们例行公事。”
军警走进机舱，向迎面而来的李氏3人问道：“请问，哪一位是苏黎世来的程先生？”
“我就是。”程思远答道。“
你的两位同伴呢？”
“都在这儿。”程思远指着李宗仁夫妇。
莫名惊诧的空中小姐看着军警把3人领出机舱，下机后旋即上了巴方警车。
车门一关上，车便发动起来。
紧接着，警笛鸣响，警灯闪亮，警车风驰电掣般驶出机场，所过各处通行无阻……
李宗仁在卡拉奇停留了4天，直到17日傍晚，才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
原来周恩来接到苏黎士和土耳其方面的报告，说有人企图破坏李宗仁即将乘坐的这架飞机，因此通知巴方，将飞机在机库停放检查，直至认为安全时才让李宗仁一行登机。
得知李宗仁的行踪已经暴露，相信台湾蒋介石方面是不会甘休的。于是，周恩来指示我驻卡拉奇大使馆运用我们和巴基斯坦的良好关系，保护好李宗仁的安全。
而在国内指挥这一切的周恩来，一直到18日凌晨，得到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已经进入中国国境的消息后，才上床休息。
1965年7月18日7时，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11时抵上海。
然而，让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是，李宗仁在上海虹桥机场竟受到如此礼遇。
李宗仁回到祖国怀抱
1965年7月18日11时，上海虹桥机场，一架波音客机徐徐降落。
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获秋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都以企盼的目光，注视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舱门打开，一位为大家所熟悉而又好久不见的老人，首先出现在门口。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曾任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政权，南京政府代总统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
尘埃落定，换了人间。李宗仁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毅然从定居了16年的美国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走出机舱门的李宗仁，首先看到的是为李宗仁归国运筹帷幄的周恩来微笑着站在候机室门前，亲切和蔼地注视着他。
于是，他加快了脚步，上前伸出双手抱住了周恩来。
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激动得难以自抑，连声说：“我回来了，回来了！”随后，又深情地问候，“你好，总理！总理，你好啊！”
和周恩来一同前来迎接李宗仁的各位领导人，也都满面笑容地纷纷上来和李宗仁握手。
为了争取李宗仁归国，毛泽东、周恩来花费了近10年的心血。
原李宗仁的秘书和智囊人物程思远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曾经五上北京，两赴瑞士的苏黎世，牵线搭桥。此外，李济深、张治中、李克农、刘仲容等原来与李宗仁有过密切交往的重要人士，也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得知李宗仁再度离美赴欧绕道回国的消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李宗仁抵达上海之前，周恩来等提前来到上海迎接李宗仁。
李宗仁与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历史性握手，成为一桩轰动世界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