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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五、中国军队决定后撤
-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道：“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 中国军官又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全线停火。”
- 一个叫达尔山·辛的俘虏忏悔地说：“我如果做了一些错事的话，伤了一些人的自尊心的话，希望你们原谅我。”
毛泽东下令“退避三舍”
1962年11月中旬，毛泽东走出了中南海春藕斋。
不一会儿，周恩来也从办公的屋子里走了出来。两个人寒暄了一下，沿着中南海的林荫道边走边谈。
这些天，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两位共和国领导人显得很高兴。
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与指示，粉碎了印军的挑衅和入侵，掌握和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西线的胜利，迅速改变了战场上双方的态势。印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根本无法抵御解放军的进攻。
在东线，西藏边防部队乘胜追击并进攻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寞山口一线和萨木维尔与金古底，兵锋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
在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彻底清除了印军入侵设立的全部据点，歼灭印军一部，收复了大片被占领土，迫使印军喜马拉雅第三师龟缩到列城、东堤和楚舒勒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彻底歼灭印军3个旅，即第七旅、第六十二旅、炮兵第四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即第一一二旅、第四十八旅、第六十五旅。另外，还歼灭了印军第五旅、第六十七旅、第一一四旅、第一二九旅各一部。
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00余人，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人，缴获入侵印军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
中国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印度政府的侵略扩张行径和反华气焰；打破了印度侵略者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和把大片领土要求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图谋；教训了印度侵略者，使其懂得妄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是永远行不通的，中印边界问题只能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
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回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在国际上掀起的反华逆流。
事实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中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边防部队在军事上的胜利，也极大地激励了民心士气，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威望。
沿着中南海的林荫道和周恩来边走边谈的毛泽东问：“信已经交出去了吗？”
周恩来回答说：“已经全都交出去了。”
原来，在11月1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亚非20多个国家的首脑写了一封长达20多页的致函，内容就是关于中印这场战役的。
周恩来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原则立场，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处理边境问题的愿望。
毛泽东说道：“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恩来回答说：“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印军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笑了笑说道：“基本上是歼灭战。”
周恩来跟上毛泽东继续说：“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
毛泽东停下来，站在那里回头对周恩来说道：“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之后，毛泽东在甬道边的石凳上坐下来，从衣服里掏出一根香烟抽了起来，心里又在谋划着。
毛泽东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没必要再继续进攻了。
周恩来也停下来，站在毛泽东的身旁，说道：“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目光平视着远处的红墙，他在沉思。
片刻，毛泽东转过身来对周恩来有力地说道：“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
不久，中印边境的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后撤命令。
总参谋部发出后撤令
1962年11月20日21时30分，总参谋部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出《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
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中共中央决定自22日零时起，我军停止反击作战。以利于中印边界的和平谈判解决。
决定：
一、第十一师、第一五四团到达比里山口、鹰窠山口、打拢宗、吉莫山口一线后即停止，不再派部队进占贾明和到传统习惯线侦察活动。
二、丁指部队取消到前门里进击的行动。
三、东线的中端各部队在占领梅楚卡、里米金、都登等地后即停止前进，原地打扫战场。
四、藏字第四一九部队和第五十五师、郭指部队就地清剿。
五、康指部队在占领印5、6、7、16号据点后，即在班公湖和日土宗地区集结。
11月21日23时50分，总参谋部又下达了《关于停止追击，原地集结》的指示。
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线追击部队在21日24时前进至何地，即停止在何地，不准再继续前进。
如果有的部队在21日24时前得不到停止前进的指示而仍在继续前进，则在得到命令后立即返回21日24时所到达的位置。
为了做好部队停火和后撤工作，21日24时，总参谋部下达《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
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
并且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本侧20公里地区。
第一三○师，第一三四师、第五十五师、第十一师各工兵营和军区工兵团、铁道兵第二十四团、现参加修筑达旺公路的两个营，应继续修通改善错拉至棒山口、雄纠至沙马段公路，尔后准备参加修筑中尼公路。
康指部队除按原定计划留在山上守点的部队外，其余部队下山休整。
调整部署如下：
1、除搜山打扫战场的部队外，其余没有任务的部队，如各炮兵团、第一六四团、第一三○师主力可提前后撤。
2、康指部队除留下在山上过冬的部队外，其余可提前下山，有困难的哨卡可以立即后撤。
……
此外，总参谋部还规定了在停火后撤期间，对印军再度军事挑衅行动的处理原则。
处理原则规定：
为了争取政治上的更大主动，在我军主动停火期间和后撤过程中，如果印军向我挑衅，我军在军事上应区别情况，按如下原则处理：
一、印军在其阵地内的人员车辆来往，构筑工事，运输物资或向我阵地附近侦察、巡逻，对我无直接危害时，我可不予置理。
二、印军在我阵地前进行挑衅性的零星射击，对我无直接危害时，我也不予置理。
三、印军飞机侵入我境在我阵地上空进行侦察时，我也不要置理。
四、印军向我挑起进攻，我不还击就会遭到损失时，则应坚决自卫还击，但应适可而止；敌若撤退，不要追击。
为做好部队停火后撤的思想教育工作，总政治部于1962年11月22日，下达《关于作好部队后撤的政治工作指示》，部署对部队的宣传教育、政策教育、群众纪律教育、俘虏的后送和伤病俘虏的救治等工作。
总政治部的指示内容如下：
……
一、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声明和中央关于宣传解释这一声明的紧急通知精神，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充分作好后撤的宣传解释工作。
二、后撤中必须加强行军组织，严格管理，防止掉队，保证不丢失一份文件、一件东西。
三、派得力干部组织伤病员的后转工作。
四、对战斗中有功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评功并认真总结作战经验。
五、根据中国政府声明，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认真检查群众纪律。
六、作好俘虏的后送争取教育工作，伤病俘就地组织治疗，印军尸体就地分散掩埋。
七、教育部队认真收集战缴武器、装备和物资，不得任意丢失和破坏。
……
中央军委为配合、贯彻中国政府的声明，扭转中印边境冲突造成的严重局势，迅速结束中印边境冲突，在中印边境单方面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这完全体现了中国政府力主和平的愿望。
解放军准时主动停火后撤
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界的解放军开始全线准时主动停火后撤。除东段中国部分边防部队在其附近打扫战场外，全线各部队均转入防御状态。
国防部发言人在同一天发表谈话。
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国政府11月21日零时的声明所宣布的决定，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已从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第一线部队，已在萨木维尔、古里、博浪、达东、梅楚卡、里米金、鹰窠山口、比里山口、吉莫山口（坎拉）一线主动停火；在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在传统习惯线本侧驻地主动停火；在中段，中国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本侧驻地集结。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对于解放军单方面的撤退行动，他们简直难以置信……
11月22日的早晨，几辆高级轿车驶向新德里机场。
街头显得很冷清，行人也是匆匆而过，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么冰冷，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街角上的落叶和垃圾，但风一吹又落下了一大片。
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紧裹着长领大衣，心急如焚地坐在轿车里。他决定到阿萨姆邦紧急视察，重整提斯浦尔行政机构。
夏斯特的轿车在候机厅外面停住了。一行人正想进入候机大厅，他的秘书看见在候机厅门口的报摊前面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争着买今天的报纸，人群中有的兴奋地叫出声来。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让大家这么高兴？夏斯特的秘书决定走过去看看。他挤进人群也买了一份报纸。
在报纸上，他看到这样一行醒目的大标题：
中国单方面宣布就地停火，并将马上撤兵。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解放军正步步推进，为什么会突然撤军呢？他实在是想不通。
秘书随手抽了一份报纸跑了回来，大声地说：“部长先生，中国人宣布就地停火了！”
刚钻出轿车站直身子的夏斯特在那里愣了半天，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说道：“你……说什么，解放军……要……要停火？”
秘书急切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夏斯特想了想，回身又坐进轿车，说道：“回去，我们先回去。”夏斯特又对司机说：“去总理私邸。”
轿车朝着市区的方向快速驶去，在尼赫鲁私邸外面的街上停下了。
夏斯特匆匆走进了客厅。
这个时候，尼赫鲁也从里面走了过来。
尼赫鲁见内政部长这么匆忙，就停下脚步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夏斯特将报纸递给尼赫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
尼赫鲁吃了一惊，他接过报纸认真地看了几遍。
印度政府到现在还不知道中国停火的消息，对他们来说，这确实太突然了。
尼赫鲁自言自语道：“他们为什么……不打了……”
而此刻被中国军队包围的印军，也还不知道中方要停火的消息，包括帕塔尼亚少将，对此也一无所知，他们原以为解放军会继续进攻呢。
11月22日这天，整个战区静悄悄的一片，再也听不到枪声和炮声。
瓦利少校带着几名印军士兵，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茂密的森林里，他们在寻找吃的，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
没走几步，瓦利少校就碰上了一支中国巡逻队。
一名中国军官向他们走了过来。
瓦利少校有气无力地拔出手枪，但由于他拿枪的手抖得厉害，手枪掉到雪地上。
中国军官捡起这位少校掉在地上的手枪，交给他，笑着说道：“你连开枪的力气也没有了！”
中国军官又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全线停火。”
“这真……真是个好消息，有……有吃的吗？”
中国军官将一袋炒面递给他。
他双手捧着炒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们已经在原始森林中躲藏5天5夜了……
中国宣布释放印军俘虏
1963年3月17日，西藏收容所集合起来全体印军俘虏，向他们传达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准备全部释放俘虏的重要通知。
俘虏们到齐后，解放军首长宣布了这个消息。这让他们非常地兴奋，马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首长讲话完毕后，俘虏的掌声再次响起。
在讲话过程中，俘虏不断互相点头，递眼色，相视而笑，还互相握手。
就在解散后，会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他们跳起来，互相拥抱，把帽子抛向天空，抢着和我方工作人员握手。傍晚时分，印军俘虏们又自发地跳起了本民族的舞蹈，载歌载舞，别提有多高兴了。
他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
从这时起，他们对工作人员的态度比以前更好了，他们似乎已经把工作人员当成亲人了，那种敌对心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许多人还主动地找我方工作人员说心里话，平时在一些问题上和工作人员过不去的人，这次坦率地说：“其实当时都是故意找茬的，真的对不起啊！”
平日表现较差的人，也主动向工作人员检讨错误。一个叫马朵辛的人，曾经3次向工作人员检讨说：“3个多月，长官对我照顾确实很好，由于我水平低，后来我闹了一些问题，请长官忘掉，永远忘掉！”
有一个俘虏叫孟得辛，他曾经态度顽固，如今他却对工作人员说道：“你们这样做，给全世界树立了典范，应该载入史册！”
一个俘虏当时兴奋地说：“听了解放军长官的通知后，我又高兴又难受。到这里以后，你们像兄弟一样、父母一样对待我们，所以我难过。回去后，我不但要给妻子、亲戚朋友讲你们好，而且要通过他们，对所有的人讲你们好！”
另一个俘虏接着说：“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教育儿子，永远维护中印友谊。将来他长大后，要他到北京去学中国话。”
一个俘虏也说：“回到印度后，不管这件棉衣以后有多么脏，我要把它挂起来，写上‘中国政府赠’字样，来纪念你们。——可惜我没有东西送给你们。”
有一位叫兰辛·古龙的人，在帐篷里坐下起立、起立坐下，反反复复四五次，每次都高喊：“中国政府万岁！中国太好了！太好了！”
后来，俘虏们纷纷要求，在释放前要到北京、到中国内地参观，他们很想去看看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看看一个真实的中国。
有的俘虏笑着说：“我要以俘虏的身份，到内地去，不一定到北京。让中国的父母哥嫂姐弟看一下，只要中国父母知道，我是这次印度打中国的俘虏。——知道我是俘虏，我不觉得这是耻辱。”
另一个俘虏说：“到中国北京去，那怕隔远点看看毛主席、周恩来也行。周恩来做了那么多的好事，这样关怀我们，他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我只要见到他，那怕死了也高兴！”
那些做了俘虏的印度军官，有的过去很固执，做过一些坏事，这时也向队长检讨，承认自己过去做得不对。
有的过去不同意说“麦克马洪线”非法，现在也改口了，真诚地说道：“请队长把我们送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吧！”
有的俘虏还要求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送纪念品，或是互换纪念品。
有的向工作人员索取通信地址。当工作人员告诉俘虏统一规定的通讯处时，他们还是坚持要工作人员的家庭通信地址，说将来好通信。
当时，一个俘虏要把毛衣送给译员，经再三婉言拒绝后，感到非常难过，就哭了起来。
他们这是想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报答对工作人员的感谢。
俘虏一队和二队的8个班定于4月8日第一批离开营地，然后再返回印度国内。
4月7日上午，营地召开了欢送会。
在欢送会上，有俘虏要自由发言。
他们讲述了当时躲藏在山上饿得走不动了，被解放军发现后背下山来，得到了吃喝，还接受了治疗；在解放军这里吃得饱穿得暖，工作人员夜间还给掖被头，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有的说：“你们对待我们不像俘虏，而是像大哥哥对待弟弟一样。”
有的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我是没有适当的字眼来表达的。”
有的说：“我们有责任追求真理，弄清是非。我们都知道谁是谁非。回去后，我们应该建议尼赫鲁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决不容许第三者插手我们两国之间的事。”
在自由讲话的人当中，有上士、中士，他们平日都不怎么和工作人员接近，这次却敞开了心扉和大家交流。
一个叫达尔山·辛的俘虏忏悔地说：“我如果做了一些错事的话，伤了一些人的自尊心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4月7日晚上，营地举行了联欢晚会，二队一班在帐篷里讲故事、唱歌。他们唱了新学会的《东方红》，《社会主义好》。
工作人员唱了新近向他们学会的印度歌曲。
三队是第二批走的，其中有个叫底旺辛的俘虏，平日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很恶劣。
这个底旺辛，他在3周前曾说，“印度进行了土改，人人都有土地，没有了地主。”但另一个俘虏则说“乞丐就没有土地！”底旺辛听了，就从半躺的姿势坐直了，低下了头。
这次要走了，底旺辛却给队长写了一封纪念信，有两页，信尾附了通信处。
底旺辛又送给队长一块手绢，是一方白粗布，上面绣了这样的英文：
Forgotmenot（永勿忘我）。
工作人员与俘虏道别
1963年4月10日中午12时40分，第一批印军俘虏在沙马以南的巴比通交接。
工作人员与俘虏们在一起这几个月来，生活得像兄弟一样。有些话，俘虏们在收容所从来不敢公开讲，生怕回国后丢了饭碗。但是，快分手了，他们觉得一定得讲，否则今后就会有内疚一辈子。
有的人等到24时或1时，只等队长到来后，向他献纪念品；一些军官与士兵一样哭了，任凭滚烫的泪水流过自己的脸颊。
在交接的时候，印度那边的人要点名，而俘虏却表现得很冷淡，只应一声“到！”而按照他们的习惯，该回应“到！先生。”
以印度红十字会为首的交接代表看到了俘虏队列中唯一一个身穿军装的人，他并没有像其他俘虏一样穿着中国灰蓝色的制服，就想挖出点反面新闻。于是，把他叫出来问道：“你在那边生活得如何？”
这个俘虏回答说：“很好很好！”
这话让印度前来交接俘虏的代表目瞪口呆，他顿时气得大声质问：“你的健康怎样？”
俘虏仍然回答：“很好很好！”
那个问话的代表既尴尬又无奈。
印度红十字会摄像师想换一个场景，抓拍一些有用的镜头，便把摄像机对准了交接场面。
只见印方的俘虏们在中方干部、医务人员、翻译的陪同下，互相握着手，或搭着肩膀、搂着腰，擦着依依不舍的眼泪，一步一步地走着，就如同亲人一般。
印方摄影师见到此种情景，马上关掉了摄像机镜头，收拾起摄影器械，非常失望地溜了回去。
在第二批释放的俘虏中，有个上尉军官叫库马尔，此前态度一直很顽固，骄气十足。但是，当他看到这么多俘虏和中方工作人员握手、拥抱，他的眼睛里竟然流出了眼泪。
在这样的气氛中，库马尔也同工作人员握手、拥抱，连声说：“再见！谢谢！”
交接时，印方代表跑到库马尔面前诱导他说话：“现在我们来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什么话只管讲。”
库马尔只是淡淡地说：“我很好。”
据印方直升机机械师劳伊说：“第一批俘虏回去途中一直兴高采烈。他们对我说，5个月来在中国过得很好，在俘虏收容所里生活很自由，和家人通信很方便，看了很多电影，还开了运动会。”
连机械师本人也被这种氛围所感动，他说：“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告诉别人！”
在最后一批俘虏离开收容所前往交接地点时，天空正下着毛毛雨，显得温情而伤感。
在途中宿营的时候，中方工作人员把仅有的12顶帐篷都分配给了印军俘虏使用，而自己却在树下露宿。
印军俘虏见此情景，过意不去，自动腾出一个帐篷，将这些人分散插在其它11个帐篷里，让中方工作人员住进这顶帐篷。
在最后一批被俘人员交接完毕，与中方工作人员告别时，印军俘虏中有人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
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毛泽东朱德万岁！
中印两国恢复高层交往
1976年，中印两国开始互派大使。
1979年2月，应黄华外长的邀请，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问中国。这是中印战争以来印度内阁部长首次访华，标志着两国高层政治往来开始恢复。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地努力，两国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合作。
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印关系取得了明显进展。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扩大，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朝着长期稳定的方向不断发展。
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为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次会见中，黄华外长对瓦杰帕伊说：“中印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起来，尽管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有分歧可以讨论，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我们在致力于消除分歧的同时，应努力探索我们的共同点，使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瓦杰帕伊外长也说：“为了两国的利益，我们有必要建立新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通过坦率交换意见将能够而且也必须作出有目的的努力，探索在我们的关系中恢复相互信任的可能性。”
邓小平在会见瓦杰帕伊时说道：“中国愿意积极同印度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只要中印双方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能发展得很好。我们在许多领域中发展合作的前景很广阔。”
邓小平继续说：“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改善两国的关系。我们应该求同存异，两国的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应妨碍我们在其它方面改善关系。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有不少共同的看法，两国领导人要多来往，逐渐增进相互了解。”
1980年5月，中印两国总理在塞尔维亚首都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时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要共同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发展友好合作。
1981年6月，黄华副总理兼外长对印度进行访问，这是自1960年以来第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印。
中印两国外长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国际和双边问题举行了广泛、深入、坦率地会谈。
双方一致认为，通过友好、诚挚地会谈，可以使彼此更加了解，缩小分歧，增加共同点。
双方还就含边界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认为边界问题不应成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
印度总统雷迪、副总统希达亚图拉以及英·甘地总理分别会见了黄华。
1984年11月，中国政府特使姚依林副总理赴印参加英·甘地夫人的葬礼，会见印度总统辛格和总理拉·甘地。双方均表示了要深化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的渴望。
1985年10月，中印两国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会晤，双方均表示要改善中印关系，发展两国友好的新局面。
1987年6月，印度外长蒂瓦里顺道访问中国，与刘述卿副外长举行了会谈。
蒂瓦里向刘述卿转达了拉·甘地总理给中国政府的口信：“印度希望恢复和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
刘述卿副外长也说道：“中国珍视同印度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重视同印度改善和发展关系。”
双方讨论了两国边界问题。
之后，万里代总理会见了蒂瓦里外长一行，双方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交谈，气氛显得愉悦而和谐。
198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会见了出国访问途经北京的印度人民院议长巴·拉姆·贾卡尔。
万里委员长说道：“中国真诚希望在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只要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耐心地进行友好协商，这一问题是不难得到解决的；在积极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双方应努力发展其它领域里的关系，并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贾卡尔议长说：“只要两国都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关系和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印中边界问题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在中印双方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两国关系正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为开创和谐的外交关系不断地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