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劳伦斯自小瘦弱，长了细长的身材。1908 年，劳伦斯完成了在诺丁汉大学的学习，以数学、历史学、地理学、法文、植物学等的优异成绩被授予教师资格证明书。随后，他在伦敦的克莱顿戴维森路学校谋得了一个工作。大学生活结束的时候，劳伦斯并不感到留恋，只是对于必须离家走上社会自谋生计而感到忧虑，全然不像他笔下的厄秀拉（《虹》中的女主人公）毕业后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像牢房一样的家。在母亲温暖而坚实的翅膀下长大的劳伦斯正费力而迟缓地步入成年。对自己的体形他开始感到羞愧。他不再喜欢那种文弱细长的身材。为了使自己变得富有男子气，他去哈格斯农场与钱伯斯家的男孩子们一起收割庄稼，有剩余的力气就练习哑铃。他很想把自己练成一个体格健壮，满手老茧、嗓音粗亮、常常大汉淋漓的男子汉。他最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在 1915 年出版的《虹》中的布兰文一家的男子汉，尤其是厄秀拉的父亲，都是这种样子的劳动能手。他们是大自然和人类所具有的无穷的生命力的象征。不过，劳伦斯的细长身材从没有给人毫无生机的感觉，而是恰恰相反。不少与他有过交往的诗人、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都以生动的笔触描述过他身上那种罕见的美：厚厚的深褐色的头发，很有个性的突出的下唇，浓密的红胡须，尤其是他那显示他的生机勃勃的火焰般精神的极其明亮的蓝眼睛。劳伦斯那时而迅疾时而停顿的瘦高身影和轻快自信的步伐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当然，更有吸引力的是他思想上和信仰上有过较深的交流。劳伦斯年轻气盛，他曾对罗素《社会重建的哲学》的演讲大不以为然，他毫不留情地反复强调：“你必须考虑出一个新的国家的设想，而不要继续批评这个旧国家。”劳伦斯对罗素大讲自己的新国家的设想。民主是大敌：“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毒蛇的三只毒牙。”凭这我们就可以想见《虹》中的厄秀拉为什么冲着将去印度为英国政府工作的情人斯克列本斯基大叫大嚷地骂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所谓平等和民主，说它们“卑鄙丑恶”、“臭名昭著”。劳伦斯提出一种三层结构的设相：第一层，工人，由他们推选唯一的管理机构和当地政府；第二层，一批经过挑选的贵族；第三层，一个彻底的独裁者和一个与其相当的女独裁者。罗素指责劳伦斯实际需要的是暴君统治。劳伦斯则声称他需要的是“一个经过选举的国王，有点像裘力斯·凯撒”。威风八面的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凯撒的确有魄力，他曾所向披靡地征服过大半个欧洲，但他与现代制度如何相干？罗素对劳伦斯这种浪漫的、善良的固执简直没有办法。使他恼火的是劳伦斯还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个“不成熟的年青人”。当时罗素 40 岁，而劳伦斯才 29 岁。可是罗素喜欢劳伦斯的热情、真诚，喜欢他情感的活跃和激越。他认为劳伦斯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才，每当他发现自己的看法与劳伦斯不一致时，就也许会想到劳伦斯对人性的洞察力优越于自己，“他那种直觉的洞察力是惊人的——这使我怀着钦仰的心情渴望着他。”罗素曾这样向一位朋友坦白。罗素并非平庸之辈，但他的确像许多人一样，欣赏劳伦斯的才气，连带受到劳伦斯的空想的热情的猛烈冲击。他甚至喜欢劳伦斯的信仰：最先要做的起码的事是匡正世界。他也同意他的看法：政治不能脱离个人的心理。罗素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对由经济因素引起的社会变动和由此引发的变革的见解自然未必逊于劳伦斯。他十分痛恨劳伦斯有点狂妄、夸张的脾性，不知道正视现实，不懂得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教训。他理性上的涵养使他对劳伦斯最终产生了抵触

情绪，因为每逢争论过后，他都会因为劳伦斯的尖锐、激烈、近乎失于理性的疯狂的批评弄得精疲力尽，心灰意冷，使得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蛆虫，一个毫无用处的动物。有时，他还会反省自己的能力，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中他为何如此不中用。总之，是劳伦斯使他这个同样是天才的人物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使他甚至萌发过想自杀的病态心境。为此，他渐渐地淡化了他们之间的友情，而劳伦斯仍是一如既往地充满热情地进行他的精神探索。罗素与劳伦斯都非等闲之辈，然而，毕竟有所不同。劳伦斯很清楚自己的特长和使命，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真正关心的是人自身的变革。罗素所关心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既引起劳伦斯的兴趣又令他忧虑重重，但那不是他的领域。他知道英国社会正在面临着一场变革。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敏感地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以生命价值而非金钱价值为基础的更宽容、更人道的制度。但他只知道这一点。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的社会步骤，在这方面罗素或别人懂得比他多。劳伦斯给自己的任务是了解人内心的感情，并帮助人意识到新情感的产生。他坚信文明人之所以备受折磨，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连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感情。感情是生命能量的一种形式，不能把握住就会被它毁灭。所以，尽管劳伦斯对当时政治和经济的看法简单而幼稚，却也着实以他的坦诚和执着冲击了一些精通世情的聪明人。可见，理想不会因为它实际上的不存在而剥夺人们对它的美好之处的渴望和仰慕。

狂热的劳伦斯还有一个叫“瑞奈宁”的计划。“瑞奈宁”一词的意思是“翠绿、新鲜和茂盛。”引自一首希伯来歌曲的曲名。1815 年 1 月，劳伦斯在一封信中说明了这项计划：“我想把 20 来个精英聚集在一块儿，离开正在打仗的悲惨世界，寻打一小块殖民地。在那里，就生活必需品而言，除了一种共产主义和某种庄重体面的生活外，无需要钱。”但是，这个计划不出 1 年就化为乌有了。英国小说家、诗人奥尔德斯·赫胥黎是劳伦斯的忠实朋友，是劳伦斯努力争取纳入他的“瑞奈宁”计划中的“20 来个精英”之一。计划落空时，赫胥黎好像解脱了一般，但他不是很给面子地说：“这项计划最好还是像过去那样保留着一番构想、一种希望。”当然，他说这话也未必不是诚心诚意的。

正是在这种怀着乌托邦式的理想的情绪中，劳伦斯完成了标志着他艺术创新的著作《虹》。小说在 1915 年 9 月问世。毫无疑问，这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小说，但是，它立刻就遭到批评家们的否定和斥责。《虹》被说成充满了“令人厌恶的阳物崇拜”，是“对生命的邪恶否定”。一位检查官以治安长官的名义对出版商提出起诉。法官声称这部小说“十足的黄色”。最后的结果是，被告对该书的出版表示遗憾，法官宣判出版了的《虹》应毁掉；被告应付罚金 10 英镑 10 先令镑。

《虹》蒙受不公正的查禁使劳伦斯百般烦恼和不解。出版商不但为了避免罚款设法推卸责任，把坏名声转嫁给了未出席法庭的作者，而且还要劳伦斯将 300 镑稿酬退还给他们。当时，英国已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劳伦斯按规定前往市政府大厅等候招兵，白白等了两个小时以后，他不耐烦地走掉了。他认为这是一种降格的境遇，何况他内心厌恶战争。1915 年底的伦敦在劳伦斯心里崩溃了，真诚与正直开始贬值，新闻和公众之声充斥着好战者狂热的仇恨和清教主义，被劳伦斯形容为“卑鄙低劣”，“得意忘形”。他计划离开道德瓦解、混乱肮脏、虚伪、喧闹的英国，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1916 年初，他又放弃了这一希望，但他表示要同老相识们分手，隐居起来，他只求

独自一人继续从事他“悉悉的艺术”。不久，他病倒了，卧床多日。医生说病根是神经紧张。随着春天的来临，劳伦斯的身体好转起来，他开始写《恋爱中的女人》。尽管劳伦斯对此书的出版不抱希望，也毫无把经贡献给像他那个时代的人们那样“腐败的人类”的企望，但是，他认为，一部艺术作品就是一种信仰的实践，“我写作是为了那些我没有看见的见证人”。

1916 年初，劳伦斯说要一人独处，要进入“新世界的一年”，他自己说：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别人，只有新生的人：我自己和弗丽达。”可见事实是他要 2 人独处。弗丽达是劳伦斯创作《虹》以及《恋爱中的女人》这两部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巨著的至始至终的陪伴者。西方评论普遍认为，“没有弗丽达就没有后来的劳伦斯”。所谓“后来的劳伦斯”，是以《儿子和情人》为分水岭的。劳伦斯本人就把 1913 年《儿子和情人》的出版称之为“我青年时代的结束”。

弗丽达的故事得从头说起。

1912 年春天里的一个下午，劳伦斯和杰茜的姐夫比尔静静地躺在田野上。突然，劳伦斯大声说：“比尔，我喜欢感情奔放的女人。他把“热情奔放”说得重重的。

这时期，《儿子和情人》的创作已经接近尾声，杰茜和他的母亲正在从他的生活中渐渐隐去，一种全新的生活似乎在等待他。

1912 年 3 月，劳伦斯偶遇弗丽达·冯·里希特霍芬，他的生活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他们相识不到 1 个半月，便双双抛弃一切，离家出走，奔往欧洲大陆，开始了从此将伴随劳伦斯一生的漂泊生涯。

仅与弗丽达见过一面，聊过一次，劳伦斯就认定她是他见过的女人中最出色的一位，是一个“让人终生爱恋的女人”。这便是令杰茜感到彻底解脱了的那个劳伦斯写信要她严守秘密的新恋情。

弗丽达是德国人，其父亲是一个破落的德国男爵。弗丽达 17 岁时在德国认识了当时在英国的一所大学任讲师的欧内斯特·威克利。3 年后，弗丽达嫁给了这位比她大 15 岁的英国人，并随他到英国当起了家庭主妇。在当时的社会和她本人的身份，这是个不小的叛逆。欧内斯特心地善良，学问渊博，受人尊敬，对弗丽达也不错。弗丽达尽量适应英国式的生活，为欧内斯特生了 3 个孩子。可是，1912 年那个 3 月里的那一天，当劳伦斯应自己大学时代唯一崇拜的老师欧内斯特之邀去他家吃饭，商谈去欧洲某职任教之事，首次见到弗丽达时，一眼就看出来，她在强作欢颜。劳伦斯第二次见到弗丽达，便直截了当地说：“你对你丈夫一无所知，你不把他放在眼里。”尽管弗丽达因被人看出了内心而很不自在，甚至有些恼怒；但是，本性率真的弗丽达在心里承认，劳伦斯看穿了她虚假的漂亮外壳。这个锋芒毕露的批评家！弗丽达不禁钦佩道。

初春的树林里，田野上，劳伦斯和弗丽达一起散步、聊天，时而还和弗丽达的几个孩子一起尽情地做游戏、玩溪水、赏野花，有时竟像是忘记了弗丽达的存在。走在一旁的弗丽达深为触动，更加意识到了劳伦斯的可贵。她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那一年，劳伦斯 26 岁，弗丽达 31 岁。

对于这样的私奔，当时的社会有它当然的判定，人们认为，这类伤风败俗的丑事定没有好结果，社会舆论不能容忍这种疯疯颠颠的行为。可以想见他们承受的压力。但是，劳伦斯和弗丽达坚定地上路了。船在茫茫的英吉利海峡里颠簸，阴沉的天空笼罩着灰色的海面。他们既痛苦迷茫，又充满希望。

从此以后，他们没有过固定的住处。他们过着在英国、欧洲大陆、亚洲、澳洲、美洲，时来时往，走走停停的流浪生活。尽管物质条件差（其实他们俩都不在乎），又时常有这样那样的磨难，甚至他们俩人之间常常发生磨擦，甚至争斗，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分开。他们私奔后于 1914 年正式结婚，直到

1930 年劳伦斯去世，他们相濡以沫，心心相印，情意日笃。

是什么把这两个背景如此不同，性格都很强烈的人连在一起呢？

与弗丽达私奔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1913 年，劳伦斯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姐妹俩》，这便是日后发展成为现代主义精典之作的《虹》及其姊妹篇

《恋爱中的女人》的原形。在这两部小说中，劳伦斯有力而生动地阐明了他在恋爱、婚姻以及家庭，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真正爱情上的观点，本书将做重点介绍。

1912 年 6 月，劳伦斯在一封信中说：“我强烈地爱着弗丽达⋯⋯在这之前，我从不知爱是怎么一回事。”弗丽达也是感慨万端：“在我和劳伦斯共同生活之前，我没有生活过。以前，生活是枯燥的，是无期的苦役。和他在一起⋯⋯生活是完整的⋯⋯。”从本质上讲，劳伦斯和弗丽达都是崇尚自然、热情澎湃、叛逆世俗、追求新奇的人，而他们两个人在相遇之前，都被紧紧地束缚着。劳伦斯当时的境况是，他辞掉了在克莱敦的工作，他不喜欢教师，于是成了一个四处闲荡的人；母亲故世，家已不再存在；与杰茜等女友的关系都已化为灰烬；《儿子与情人》已经脱稿，可是对于他，这只意味着混混沌沌的过去的结束，只意味着他最非凡的继承了前人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总之，他没有找到爱的归宿，而内心还同时涌动着艺术创新的欲望。弗丽达在遇到劳伦斯之前为自己的婚姻的失败感到很痛苦，丈夫的兴趣在书本上，她过着体面的但是虚假的生活。为寻求解脱找了一位弗洛伊德的弟子作情夫。我们已经看到，当时劳伦斯是多么急切地需要一个能够激发他男子气和超凡精力与天才的女人。弗丽达也正穷途末路。是创造一种生活的共同的强烈欲望，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俩虽然来自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社会，还有种族差异，他是英国人，严谨强硬。她是德国人，随便开朗。但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天生的不怕天不怕地的探险者。

劳伦斯认为弗丽达“具有一种生活的天赋”，从小内向沉郁的劳伦斯对弗丽达还倾慕不已：“你总是把自己和生活视为一体，这是为什么？”弗丽达答道：“因为我喜欢。”而她同时认为是劳伦斯使她这种天赋得以发挥。视自己和生活为一体，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弗丽达和劳伦斯目睹世人为钱财所累，为地位所扰，感到不可理解，尤其是劳伦斯，他甚至为人们正在失去生命的本性和生活的乐趣而痛心疾首。达人观物外之物，劳伦斯重物质以外的精神价值。人类恋眷于外境及观象，为所谓的生存、名利、情爱、权力疲于奔命，甚至互相残杀，一直到老死，终不觉悟，因此埋没了人本具有的智慧、情感和创造力，不能从苦痛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劳伦斯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才笔耕不息，也与反对他的执迷不悟的人们和丑恶的社会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他相信他会胜利，因为他想解决的不仅是人类当前的问题，而且是人生永恒的问题。其心量超过阶级、种族、甚至国家，而且超越现世。弗丽达发现了这一点，而且，她对劳伦斯的天才的认识和敬佩也正是基于此处。当她阅读价值永恒的古希腊悲剧时，她意识到劳伦斯与关注人类的生与死、命运与奋争、生命与精神的古代大作家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是一样的。劳伦斯的伟大就表现在他的作品的人类激情的汹涌澎湃、相互

交融之中。所以，弗丽达认识到，劳伦斯是个愤世疾俗的人，但他是基于一颗宗教一般的爱心才关切人类的命运，为其恶劣习俗而心碎。她最同情和理解劳伦斯的痛苦：“他怀着对同胞们严厉而又负责的爱心，为了把他们从腐朽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用他自己的肩膀提起了有史以来所有思想感情的的重担。”基于这非同凡响的实质，弗丽达在《虹》出世以前就断言劳伦斯“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作为一个变革的人，旧的创作形式和内容必定要被他打碎。他有这个实力。

弗丽达能悟到劳伦斯的思想境界和追求目标，是她本身的素质使然。崇尚理想的贵族血统的劳伦斯曾不无自豪地向人介绍弗丽达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女儿，“这个家族历史悠久，曾经声名显赫。”但弗丽达丝毫没有劳伦斯所鄙夷的贵族习气。她从来不渴望富裕，或者在社交界出风头。但她不会做家务，洗衣时家里就像发大水，做饭时，厨房里常传出她的呼救声。闻到烤鸽子糊了，她大惊失色，冲去问正在写作的劳伦斯。”劳伦斯，鸽子糊子，我该怎么办呀？”幸亏劳伦斯从小跟母亲，学会了干家务，而且乐此不疲。结果，他常常亲自去干家务，弗丽达坐在一边抱怨不知晚上吃什么，他也不在乎。的确，弗丽达生活杂乱无章，花钱没有计划，早晨不愿起床，平时大大咧咧，爱叼着烟四处乱逛，缺乏自理能力，而且还缺乏道德意识，性生活随便，还不太懂得助人为乐。但劳伦斯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在家务事上，他有条不紊，勤俭节约，统管一切。而且他精力充沛，勤勉刻苦，乐于同常人在一起，这一切叫弗丽达无限羡慕和佩服。弗丽达身上奇妙地混合了率直、偏见、天真狡黠、聪明和愚蠢。劳伦斯也常常为一些俗事与她大动干戈，因为两个人的倔脾气都不太好惹，事情往往看起来十分严重，但劳伦斯丝毫没有过离开她的念头。劳伦斯需要的是弗丽达自然的天性，以及出自这种天性而对他的直觉上的理解和豁达。在这个意义上，她是独一无二的。弗丽达虽然花钱大手大脚，也曾为一些稿酬上的麻烦事，说自己“就像个傻瓜一样唠唠叨叨，愤愤不平”。但她的原则很清楚：“在他短暂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劳伦斯没有去挣钱。这是他对生命现实的深刻领悟。他知道是什么使生物的生命之火不熄。这不是罗尔斯—罗伊斯牌豪华车，也不是一流饭馆和影院。他既非上流人士，亦非下里巴人，但是他以一种真正的天才在生命的精髓里找到了永恒的价值，并且写进了他的作品。”弗丽达轻物欲、重精神的态度不言而喻。她自己实际上也对钱财无所谓得很，“我喜欢清贫的生活”她说。1922 年，劳伦斯和她为寻找新的世界去了锡兰（即后来的斯里兰卡）。在康提逗留期间，劳伦斯花了不少钱给弗丽达买了好些颗当地的世界名产：红、绿宝石、月长石、萤玉宝石等。弗丽达当时为它的美妙的色彩、质地、光泽和造型兴奋不已，可是几年以后，弗丽达只能找到其中的一颗，其余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到哪里去了。若把她这种大大咧咧看作有上述观念在起潜在的作用，恐怕不为太过。弗丽达虽然比较随便，但大事上头脑清楚得惊人。如当《虹》遭到查禁时，弗丽达认为“这种情形不会长久”，面对众人的唾骂，她冷静地想起一位朋友针锋相对的话：“劳伦斯就像一个远远走在前面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他显得渺小了。”她以此自慰，并帮助劳伦斯度过了难关。

超凡脱俗的素质赋予了弗丽达像劳伦斯一样勇敢坦率的品质和奔放不羁的性格。1912 年，弗丽达和劳伦斯私奔到德国的麦兹，正赶上弗丽达的父亲庆祝自己服役 50 周年，乐队为他演奏，向他表示敬意，贺电像雪片一样飞到亲戚朋友济济一堂的家中。一直很爱女儿的父亲却为女儿的的事情很不高

兴，他很伤心地对弗丽达说：“孩子，你在干什么呀？我一直以为你很有头脑。我是过来人了。”弗丽达也爱自己的父亲，但她回答说：“是的，也许，不过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最好的时光。”这样说话，简直有些无法无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和劳伦斯遇到了麻烦，她是德国人，他是英国人。在英国他们受到监视、搜查，因为劳伦斯有个德国老婆，可能是密探；在德国，他们也被怀疑是间谍而受到跟踪和审查。他们被赶来赶去，为了栖身，不得不依靠朋友们的帮助。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劳伦斯内心倍受折磨，他动辄发怒，还迁怒于人。弗丽达度日如年，但她挺过来了。“和他一起生活是很困难的，但其乐无穷。”弗丽达曾这样写道。

当然，劳伦斯与弗丽达之间，绝不可能是纯粹的精神恋爱。弗丽达和劳伦斯都视肉体的爱为神圣纯洁，不可沾污的事物。劳伦斯最关心内心生活，而他认为内心生活只能在人与人的关系自身中维持，在人类关系中，两性关系是首要的。劳伦斯不否认其他性质的爱，如对基督的爱、对上帝的爱、兄弟之爱，但他认为那些爱的原则虽和两性之爱一样是合而为一，但似乎永远上是精神之爱，只有在两性之爱中，爱才被赋予了双重的意义。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虽然彼此对立，却又合而为一。男女之爱之所以是世上最伟大最完整的感情，就因为它是双重的，它兼容了对立的两种形式。劳伦斯希望人既拥有这种完美的两性之间的爱情，又拥有其它的人类之爱，“我们是富于理解力的动物，而只要能够理解，我们就能够正确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既是单纯的独立的个体，又是协调一致的伟大人类。”只有这样，人才能超越爱，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劳伦斯的这套关于爱的理论，在认识弗丽达之前，似乎是不可能形成的。当初他和弗丽达私奔去德国之后，便背起帆布包，步行 20 余天，翻山越岭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去意大利。这次旅行异常艰苦，为了省钱他们自备酒精炉，饿了自己烧饭。他们常在茅草屋里过夜，又冷又不舒服，但他们感到无比幸福，为自由和冒险快乐得浑身颤抖，就像亚当和夏娃重返乐园。与弗丽达的爱情使劳伦斯体验到了爱的真正涵义：“就我们来说，弗丽达和我都挣扎着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而进入了一个美妙的亲密无间的时期，一切都因热情而熠熠生辉。最后我才明白，这就是爱情。” 他开始反省：“我感到，我不该像以前那样责怪女人。”为此，他真诚地希望所有男人都能认识到：“不断地努力，直至找到那种能够理解他而他对其爱也理解的女人。然后他们才能抱怨男人或女人。”

一次弗丽达的一个朋友问她：“劳伦斯和你来自不同的阶级，你们之间实际的接触难道不困难吗？难道你细腻的感情没有受到伤害吗？”弗丽达只知道，他对她的理解是那么的细腻，那么微妙。她想象不出任何人能超过他。有一次她头撞在窗枢上，头有点昏，劳伦斯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的怜惜和柔情。弗丽达感到震惊，以前从没人把这样的事放在心上，她自己也没觉得别人有责任去关心。生活在柔情之中，她感到简直是个奇迹。劳伦斯也享受着弗丽达的爱。弗丽达的童年是幸福、富足的，而劳伦斯自小家境贫寒，常常生病。弗丽达心痛地想，他母亲没能把他所需要的关心给他，假如有足够的钱给他买食品，劳伦斯不会那么缠绵病榻。认识劳伦斯以后，她花了好多精力和时间，使劳伦斯渐渐强壮些了。1914 年冬天，他们又去意大利游历，这回是在里瑞奇附近。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临海的一间小屋住了下来。有一天，劳伦斯驾着一只平底船迎着汹涌的波涛划出海去。弗丽达吓坏了，她说自己当时站在岸边，像一只刚孵出小鸡的母鸡一样望着他，急得愤怒地大叫：“如

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你去会像一个真正的诗人一样淹死的。”雪莱就是在不远处、在一次风暴中遇的难。

生活在美好的爱情里，劳伦斯关于爱的理论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坚定，在别人看来，简直到了走火入摩的地步，且不说他是如何把它融入了他的小说《虹》，在里面他对美好的理想和爱情大唱赞歌，对麻木、丑陋的事物和正在摧毁人类爱的本性的工业文明和陈规陋习无情鞭笞；在自己的具体生活里，他也是对自己的使命念念不忘，身体力行。弗丽达与他私奔后，唯一使她不安的是孩子。她坐卧不宁，“像一只丢了小猫的母猫”，忧虑一直缠绕在她心头。然而，她不会离开劳伦斯，因为她明白他需要她甚于他们需要她。劳伦斯在帮助她弥合心灵创伤的同时，也开导弗丽达的家人，他在给弗丽达姐姐的一封信里说，如果弗丽达和她的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获得幸福，他会对她说“走吧，但是，如果她这样做仅仅是牺牲自己，那么，只要能留住她，他决不会她离他而去，因为，如果她把牺牲带给孩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祸根。“不管孩子们现在会失去什么，他们将保持精神的自由，当他们成年时，他们独立的自豪感将会很强。但是，假如弗丽达放弃一切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那必将腐蚀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长大成人时势必要瞻养她。他们会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和生活的自由，为了报答，他们首先将为她而生活。这好比送给别人一件从来未讨过的礼物，使接受者欠下一笔人情债，而这笔人情债经常超出了他的偿还能力。”劳伦斯这些与他的“爱”的原则如出一辙的想法和做法与一般的社会道德背道而驰。所以，人们，包括亲戚朋友都接受不了他与弗丽达的行为，指责他们不负责任。欧内斯特·威克利更是骂劳伦斯是个流氓，这事弄得诚心诚意的劳伦斯很是狼狈。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有几个人有劳伦斯那样的悟性呢？但劳伦斯不退缩，不泄气，他以他的勤奋，热情和执着，进入了成熟期和创作的全盛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虹》（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