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最遥远的旅行*

写完《恋爱中的女人》，看到小说的出版遇到那么多麻烦，劳伦斯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写别的东西。他找了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的小说来读，突发奇想，要去遥远的美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遥远的蛮荒之地。那个地方将变成一所学校，一座修道院，一个伊甸园和一个金苹果园——一个新天地的萌芽。”可是，英国政府拒绝给他签发护照。于是，他跟朋友们说，他不写作了，去当农夫。他跑去买了本《小菜园中优良蔬菜的裁培》，认真开了一个菜园，悉心管理，结果收获了大量的胡萝卜、豌豆、蚕豆、莴苣、芹莱、菠莱等十几种蔬菜，大大超出了他的需要。见到菜园那么漂亮、可爱，充满生命力，劳伦斯深感满足。住在康沃尔郡时，他还同毗邻的农场主霍金一家结为朋友，经常去帮他们收庄稼，翻晒干草。夜里，或与他们聊天，或下棋打桥牌。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哈格斯农场那段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过，劳伦斯并没有停止写作。1917 年至 1918 年间，他无心创作小说，却写了一些评论文章，还完成了一本研究美国古典文学的著作，此书涉猎富兰克林、库柏、爱伦·坡、霍桑、梅尔维尔和惠特曼等作家，文笔生动，气势不凡，独具慧眼，是一部研究美国古典文学的佳作。

1919 年初，劳伦斯又开始动笔创作小说。小说名叫《阿伦的黎杖》，这

一本的进展比较缓慢，时断时续，到 1921 年 5 月才完成。部分原因是他把一些精力花在了一些能增加经济收入的作品上。他在这其间写了一本小册子、一个剧本，还有好些短篇小说；但主要原因还是劳伦斯情绪十分底落，朋友们对他的信念越来越无动于衷，他们没有他的幻想和认真劲儿，也没有他那种热情和勇气，当时他悲哀地在一封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我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但这也无须惊讶，因为从那时开始，就连他本人对创造人类未来的信念也难以维持了。他头脑中的“瑞耐宁”已经成了“没有那些人的‘瑞耐宁’”，而他原先设想中的“瑞耐宁”则是由“那些人”，即少数几个精英来实现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不太妙的变化。在此之前，劳伦斯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对人类的关系和潜力的坚定信念为基础的，而如今，这种信念似乎维持不下去了，他痛苦地说：“我发现我对人厌烦透了。可是写小说又不可能不写人，所以我对小说打心眼里失去了兴趣。”劳伦斯这一阶段里的小说不很出色，就连得了布莱克奖的短篇《迷途的姑娘》也有不少读者不很喜欢。劳伦斯和费丽达的挚友、英国小说家凯瑟林·曼斯菲尔在给朋友的信中，由对这篇小说的看法引伸出一大篇议论，说劳伦斯“否定人类，缺乏想象力。”虽说她说得有点过，但劳伦斯自此以后的小说在涉及到人类的关系时，其想象力开始有些粗糙，不如《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那么鲜活，却是确确实实的。倒是他的那些描写鸟兽花草的诗歌依然清澈明亮，不存在以偏见的目光看待的世界。劳伦斯一贯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首要的责任就是拯救或创造自己的灵魂，如果不具备这种责任，那么，他对于自己、妻子、他的国家和民族，都毫不无价值。观物外之物，是劳伦斯超凡入圣之处，然而他的这些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所说的“幸福”和“永恒的生命”的实现完全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等作品中充分的阐述了什么是“幸福”和“永恒的生命”之后，他想实现它们，让芸芸众生得到它们。1918 年前后，劳伦斯的精神支点是英国历史学家吉朋。劳伦斯通读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并在此文之后应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约请写了一本

欧洲历史方面的教科书。其间，在与有关人员的接解中，劳伦斯曾说；“我感到了某种历史的情绪。这种情绪接近吉朋的结论。主要的感觉是，人总是相似的，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不屑一顾地观察种族群体⋯⋯从中找出几个人⋯⋯统治他们。”劳伦斯认为，这几个人就是个别的领袖人物，或“偶像”，他们是民众的组织者、引导者、历史的创造者。劳伦斯对历史发展的信念是：这个时代终将被智慧的时代所取代，到那时，人们消除了挣扎于内心的对立因素，并懂得了以直觉和赎罪方式与其他创造物共处。但是，要开创这样的黄金时代要依靠伟人，而这样的伟人是芸芸众生中第一位将新智慧付诸实践的人。劳伦斯在他写的那本教科书的结尾写道：“民众的意志必须集于一人。他的意志优于民众的意志。他必须是经过挑选的，但同时又必须单独向上帝负责。”在《无意识随想》中，劳伦斯清楚地阐明：“领袖们承担责任，就是要让那些追随者永远摆脱寻求出路的负担，摆脱对总体上的事情负责任的讨厌的负担，使民众能够重新变得自由、幸福和自为，把事情留给强者来办⋯⋯除了要做选择领袖的事之外，让大多数人自由吧⋯⋯但是，人们一旦选定了他们的领袖，就必须在肉体和灵魂上甘愿服从。让他们只为了生活而选择领袖吧。”他在《无意识随想》中阐述的是一种既是心理学，又是宗教学的新鲜理论。他知道读者会认为它是一派胡言，评论家默里认为， “有一些是，但另一些是那些心理分析专家想得到而又无法企及的东西。” 总之，其中的一些想法使劳伦斯走上了极端。当然，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领悟出来的，对他影响更深并招致他绝望的是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争中麻木，愚昧的人类的表现。1918 年 11 月 11 日是宣布停战之日，劳伦斯夫妇和一些朋友举办了一个即兴聚会以示庆祝。劳伦斯是屋里唯一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据他的朋友，评论家戴维·加尼特的回忆，劳伦斯当时对他说，你以为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战前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中去了。可是，战争不会结束，仇恨和罪恶只会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战争还要爆发。外面的人以为德国被永远摧垮了，但是，德国不久就会东山再起。即使战斗停止了，灾难也将会更加深重，因为人人心里充满诅咒和仇恨，而仇恨又会以各种形式渲泄出来。这比战争还要糟。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上决不可能有和平。劳伦斯去世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劳伦斯的忧虑不无道理。

1919 年 10 月，劳伦斯夫妇终于被当局批准离开英国去欧洲大陆。弗丽达一人先去德国，劳伦斯去意大利。他们将在佛罗伦萨碰头。劳伦斯觉得自己终于走出了囚笼。他们游览了佛罗伦萨，卡普里岛和西西里岛。新的经历为尚在半途的《阿伦的黎杖》提供了进一步的素材。纯粹为了旅行，他在撒丁岛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又去了罗马和佛罗伦萨，最后在德国的巴登一巴登，坐在树林中，快马加鞭地完成了《阿伦的黎杖》，小说于 1922 年出版。

小说的主人公阿伦为了寻求灵魂的自由，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决心逃离束缚自己的封闭的家室。妻子和孩子哭喊着让他回来，但他用手捂住耳朵，头也不回地，拼命地边跑边喊：“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可是，一个人闯世界的阿伦发现自己属于那一大批不能独立找到创造自我的方向的人，在屡遭挫败的情况下，他终于听从了一位具有英雄气质的伟人。他就是劳伦斯式的人物罗顿·利里。两人建立了导师与信徒似的关系。书名中的“黎杖” 指阿伦的笛子，它是保持艺术才华和个性独立的象征。摆脱家庭束缚和建立男性之间的友谊也是《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式的人物伯钦密切关注的主题，但不论从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上，伯钦和杰拉尔德更为生硬、虚假、平

庸。阿伦和利里之间最终建立了一种在劳伦斯看来十分完美的关系，似乎劳伦斯越来越注重表达和证实自已有些偏执的唯心观点，殊不知当他将自己提出的一些人类的重大关系留在未知的领域或正在探索的过程中时，他的小说才更具魅力，就像生活本身，也像他追求的“永恒的生命”一样充满活力。当然，现实中的劳伦斯没有停止探索，他想去游历，到陌生的地方，到更接近原始创造的地方去激发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欧洲的游历并没有使劳伦斯发现可以长久居住下来的地方。战后的欧洲给他留下窒息，肮脏，“已经死亡”的印象，他想去更远的地方。先是计划去马耳它，不料由于船员罢工，劳伦斯一行被滞留了整整 10 天。他放弃了，因为他感到那里一定是个“恐惧的岛”。后来，又筹划去裴济南部海域中的克马德克群岛进行“更美妙”的旅行。他已经在与别人筹措钱币准备买一条帆船，挑选一些人一同前往，还给尚未到手的船起了个名字“拉文格罗号”。但是，他的一个朋友拼命反对这一冒险计划，劳伦斯只好作罢。

1921 年 10 月，劳伦斯收到一封奇特的邮件，里面是一封卷得像古代文书一样的信，还有符咒、几片带香昧的叶子、一个草根和一个印第安人的魔术项圈。寄邮件的人叫梅布尔·道奇·斯特恩，是一位美国富有的白人妇女，结过 3 次婚。她厌倦了大城市的白种人文明，住到新墨西哥州的陶斯，与印第安人托尼·卢汉同居，后来嫁给了他。梅布尔用自己的钱财在陶斯盖房子、买地皮、办沙龙；招徕艺术家和作家，许多那个时代的名流都与她有来往，有些还是陶斯的常客。梅布尔在给劳伦斯的信中说，她将尽她所知和所能帮助劳伦斯了解有关陶斯和印第安人的一切事情。她说，陶斯远离铁路，是一个高尚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地方。她读过劳伦斯的文章《大海与撒丁岛》，认为劳伦斯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陶斯、理解充满活力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宗教，并把它们写进书中去的作家。她说她多么期望劳伦斯能在陶斯被“开发”、被“毁灭”之前，在公路堂而皇之地穿越各个部落之前来到陶斯，了解它，体味它的美妙和意蕴。

劳伦斯当天就回信表示他很想去那儿。然而，在订船票时，他又犹豫起来，他担心自己对美国的期望过高，他想绕道先去别的地方，然后再去美国。于是，他们的第一站是锡兰的科伦坡。劳伦斯夫妇第一次离开了欧洲。

上了船，劳伦斯夫妇顿时觉得轻松了、自由了。弗丽达像孩子一样高兴，劳伦斯兴致勃勃的，少有地快乐，他和船上的人和睦相处，一点脾气都没有。可是，科伦坡并不招人喜欢，丑陋的建筑、住房，满处的“黑人”和生长迅猛的植物令他们害怕、讨厌。狂热的宗教盛典与原始的嚎叫夹揉在热得难以忍受的憋闷的空气中，把劳伦斯弄得病病歪歪，浑身烦燥、满脑糊涂。他们还去了康提，“在这个南方最大的佛教圣地度过了几个月，我灵魂深处的物质观和精神观却未被触动。”劳伦斯曾这样回忆道。他有点想念英国了。他开始反省：“现在我明白了，指望佛陀、印度或我们的劳动者来促进这种完成，这是一种逃避。生命的闪耀只能在我们自身中完成，而不在别的地方。东方对我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然而，劳伦斯并没有中止旅行，他和弗丽达登上了去南半球的航船。“我们真好像正在朝天涯海角驶去。”弗丽达坐在开往澳大利亚的珀恩客船上这样想。劳伦斯有他的哲学：“我决心去南海群岛试试。我并不期望在那里过得惯。我就是要试试，想要发现我讨厌它们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在锡兰耗费了那么多时间，正在气头上。我这辈子还从未有过这类感觉。可是，现在，它却成了一种极为珍贵和无法估量的

回忆。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来。”这是劳伦斯从澳大利亚给欧洲的友人发出的第一封信中的部分内容。在澳大利亚，他们去了达灵顿、悉尼、瑟罗尔、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等地。太平洋海岸奇特的风光和气候以及那些梦幻般的丛林使劳伦斯大开眼界，流连忘返。弗丽达感到很幸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劳伦斯和我。”在澳大利亚，劳伦斯结识了女作家莫丽·斯金娜。劳伦斯离开澳州之后，她曾寄了自己写的小说《埃利斯之家》给劳伦斯，请他帮助找出版商，劳伦斯阅后征得同意将之重写，取名《丛林中的男孩》得以出版。该书的背景就是令劳伦斯终生难忘的澳大利亚。1922 年间，也就是在澳大利亚期间，劳伦斯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袋鼠》，小说于第二年出版。故事虽然发生在澳大利亚，一但小说更则重的是劳伦斯的个人意识。“袋鼠”是澳大利亚一个右翼秘密武装组织的头领的绰号，他智慧超群，有非凡的力量和神秘莫测的掌握群氓的能力。这一人物的塑造又不由使人想起劳伦斯在《阿伦的黎杖》中的领袖观。小说唯一新鲜之处是对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和景色的出色描写。

劳伦斯发现，风景气候如浪漫神秘的伊甸园的澳大利亚，并不是可以建立自己理想的土地。他不喜欢那里的人。劳伦斯当时曾给弗丽达的姐姐埃尔斯写过一封长信，抱怨说：“他们总是毫无意义地、糊里糊涂地生活着。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空虚、那么无聊、简直让人厌倦。他们都很健康，但在我看来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就是展现在面前的一个新国家的面貌。它会使你变得物质化，表面化，使你内心的生活、内在的自我都消逝而去。人都像成堆的机械动物一样咔嗒咔嗒地东奔西跑，就像赫·乔·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中的情景。”劳伦斯后来曾对澳大利亚之行总结说：“在澳大利亚的经历是一场梦境或神游，如醉如幻，但好梦不长，醒来时发现自己依然如故。”

梅布尔在给劳伦斯的信中强调，印第安人说世界的心脏在新墨西哥州搏动，她要劳伦斯一定去陶斯领略。尽管劳伦斯“有些思乡了，想欧洲了，” 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在 1922 年 5、6 月间与梅布尔取得了联系，准备去美国。“浪迹天涯是我的命运。”劳伦斯在这期间写信向岳母通报情况时说。他叫岳母不要为他们这两个“漂泊四方的新希伯来人”生气。《圣经》中叙述希伯来人被迫离乡背井，劳伦斯告诉老人家：“新型的希伯来人注定要继续漂泊。我必须走下去，直到发现能使我宁静的东西。”

1922 年 8 月，劳伦斯夫妇终于从悉尼启程，途经拉拉汤加和塔希提岛，向旧金山驶去。“我不知道要在美国呆多久。”劳伦斯望着“看上去那么美”，然而弥漫着阴沉气氛，充满“令人恶心的爬行动物”的南海群岛沉思默想着。

到旧金山后他们立即换了火车。梅布尔和托尼前来迎接。很快，他们就踏上了去座落在落基山脉的陶斯高原的旅途。穿过圣菲的大沙漠，走过大峡谷，陶斯就在眼前。这个高原的确独特，不同凡响。山峦壮丽、天空寥廓，弗丽达立即觉得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劳伦斯在 1928 年底发表过一篇叫

《新墨西哥》的散文，描绘了他当时的感受：“高高照耀在圣菲沙漠上的那辉煌、威严的早晨的太阳立刻吸引了我，使人感到灵魂中有某种东西凝然不动了。在那高阔明朗的天空中，有某种壮丽和雄鹰般的高贵气质，与澳大利亚的早晨截然不同。澳大利亚的早晨同样是纯净、原始而美丽的，那么柔和，纯粹的柔和，只有绿色的鹦鹉在空中掠过——那种美丽的早晨令人沉湎于睡梦。但新墨西哥那壮丽、明媚的早晨却催人觉醒，使人感到灵魂中有一个新的部分突然苏醒了，旧世界让位给了新世界。”

梅布尔安排劳伦斯夫妇在托尼为客人修建的一所漂亮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房子由砖坯砌成，里面清洁整齐，光线充足，还有墨西哥地毯和印第安人的绘画，他们很是喜欢。

然而，除去写了一些诗，无论是当地的景色还是印第安人都没有激起劳伦斯的创作激情。梅布尔在劳伦斯刚住下来的第二天，就要他跟托尼去参加100 多里以外的一个印第安营地的宴会。以后梅布尔干脆组织印第安人到劳伦斯和她自己的驻地跳土著舞蹈，还逼劳伦斯及其他窖人跟着学那些很难搞清楚的舞步。劳伦斯被弄得很难受，他觉得自己无法理解这些印第安人。当然他也无法理解梅布尔。梅布尔发现劳伦斯夫妇经常争吵，认定他们俩人不合，也不般配。要得到劳伦斯的念头在她心中升腾起来。弗丽达当仁不让，结果，她们俩人的关系很是紧张。梅布尔对劳伦斯说她希望他能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以她的经历为主。她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正是为了这个我让他来到美国大陆——给他提供美国的真相⋯⋯我企望劳伦斯能为我理解这些，把我的经历、资料、陶斯，把这一切都融汇到他博大精深的创作之中。” 劳伦斯刚开了个头，梅布尔和弗丽达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而在内心深处，他自然是倾向弗丽达的，这样的书不可能写成。弗丽达认为是劳伦斯给了梅布尔如此放肆的权力，所以她和劳伦斯的关系日逐紧张，有意思的是，这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想从梅布尔那里寻求支持。在这场争夺战中，梅布尔竟然站在了弗丽达一边，劳伦斯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巫婆的圈套，他不想和梅布尔与托尼住在一处了。一天有人告诉劳伦斯，梅布尔的儿子约翰说：“我母亲对依赖她过日子的劳伦斯夫妇厌烦了。”劳伦斯火了：“我将付房租，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其实，刚到陶斯不久，劳伦斯对梅布尔的强行意志就有了明确的态度。他在给岳母的信中说：“梅布尔·斯特恩待我们很热情，但我极不愿意靠别人的财产生活，极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恩惠。她希望我写点关于这里的文章，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写。”

于是劳伦斯夫妇离开了梅布尔，在离她的住处约 25 公里的一个牧场住了下来。这个牧场属于梅布尔的儿子，已经废弃多年。尽管这里条件不很好，但劳伦斯夫妇自己动手修缮房屋，劈木柴准备过冬，还有另一对体格健壮的夫妇与他们同住这一牧场，他们齐心协力，所以，劳伦斯觉得愉快多了。在新的驻地，劳伦斯又给岳母写信，说梅布尔心地刻毒，具有可怕的权力意志。他说他们仍然是梅布尔的“朋友”，但“我们不把这条蛇放到我们怀里。你知道，这些人只有钱，除了钱一无所有，因为人人都想得到钱，得到所有的钱。美国已经变得强硬，傲慢，不可抗拒。但一个人只消说一句：‘美国，去你的钞票吧，去你的吧！那么美国就微不足道了。”

劳伦斯夫妇在这个农场度过了 1922 年的冬天。他们仍和梅布尔保持着友谊和冲突。托尼一如既往，常常带他们外出旅行。可以自由地写作，骑马旅行，还有同往的那对夫妇当他虔诚的听众，劳伦斯觉得愉快极了。但置身这美不胜收的宏大风景之中，他却渐渐感觉到了一种空寂和敌意，他又想走了。1923 年春天，他和弗丽达南下去墨西哥。到了墨西哥城，劳伦斯参观了博物馆，大教堂和斗牛表演等等，还找了许多有关书籍来看，很快了解了它的历史和文化。但墨西哥的落后和肮脏、散布四处的穷街陋巷，以及三天二头的暴力事件叫劳伦斯头痛。劳伦斯是经美国使馆的介绍，以作家的身份进入墨西哥的，他对被引见的当地艺术家、作家和社会主义改革者没有多少好感。一次，教育部长因紧急召开的内阁会议把与劳伦斯等人约好的午餐推迟

到第二天，劳伦斯当时大怒起来，第二天假托身体不适，拒不参加那场午宴。在墨西哥城，劳伦斯经常对他认为油猾世故、愚蠢的人发脾气，别人对他也就敬而远之了。劳伦斯为是返回英国还是继续在墨西哥找一个宁静的住处而举棋不定，他试着去了二三个城镇，但得了重感冒，时常还看到被暴动破坏的庄园以及血腥事件之后荒地上的尸体。虽也有几天悠闲的日子，但劳伦斯呆不下去了。他仔细查看旅游指南，找到一个叫查帕拉湖的地方，决定试最后一次。结果，他发现，这儿正是他一直所要寻觅的地方。他们高兴极了，在查帕拉湖畔找到了一所带院子的房子。湖面安静得出奇，无论是早晨，白天还是日落时分，一切都美得让人心旷神怡。劳伦斯经常是白天写作，晚上聊天。他们与当地人处得很不错。劳伦斯认为这里的人虽和锡兰人一样黑，但要健壮得多，长得也美丽。不过他觉得他们比较懒，不愿工作，毫无理想。但这里的总的气氛使他宁静：湖边能常见到光屈股的孩子嬉戏，母亲给幼儿洗浴，农夫们摇着小船捕鱼。妇女们在湖边洗晒衣物。夜里，不时有吉它琴声传来，还有漫游者的浅吟低唱，情侣们在婆娑的树影中时隐时现。有兴趣时，劳伦斯还坐车去镇上看看古老的大教堂，载歌载舞的宗教庆典、逛逛风情奇特的市场。

住在查帕拉湖畔，劳伦斯通常坐在一棵树下，面向湖水，膝上放一本笔记本，专心致志地、飞快地写着。弗丽达发现：“只有在想象可以自由驰骋的地方，在通向未来的大门没有关闭的地方，在一个人的想象能和新生的人在一起，和那些将过一种新生活的人在一起的地方，劳伦斯才能写作。”他现在正在创作，即 1923 年，劳伦斯就已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了。小说在劳伦斯回了一趟欧洲后 1925 年重返陶斯期间完成，1926 年出版。

劳伦斯在墨酉哥了解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阿兹台克人信奉的主神叫羽蛇神可艾兹，也叫“魅赤尔科特尔”，意思是长羽毛的蛇。它象征天与地，精神与肉体的结合，这正符合劳伦斯头脑中的“完整的人”和“实现了另一个自我的人”的观念。《羽蛇》讲一位欧洲妇女，出于对于现代文明的绝望，到墨西哥寻求出路。在动荡的墨西哥，她遇上了半巫师半军人式的人物唐·拉蒙。唐·拉蒙脱胎于羽蛇，是羽蛇的转世，负有拯救他的人民的责任，是一个天生的精神领袖，他的非凡举止使人民崇拜他，从而崇拜他侍奉的众神，尤其是可艾兹主神。唐·拉蒙认为，只有恢复古老的土著宗教，只有在这种宗教的神灵复归时，墨西哥才能得到拯救。小说充满了大量的神话宗教内容和象征，有一种古怪和神秘的宗教色彩。小说最后，女主人公为这种宗教的力量所吸引，嫁给了唐·拉蒙的助手西波里诺将军。《羽蛇》不仅再次显露了劳伦斯关于个别领袖引导大众的精神幽灵，而且也再现了劳伦斯正在实践的愿望：穷途未路的西方文明应该到它的地理范围之外去寻找得以新生的良方。值得注意的是，《羽蛇》中的唐·拉蒙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超人，这个处理方试本身足以使读者怀疑劳伦斯本人是否相信在现实中真正的人来拯救人类，给大众，包括他自己带来新的希望。

查帕拉湖的确很美，但住满 2 个月后，劳伦斯又想挪窝了，一方面是因为墨西哥正处于革命时期，湖区不能说没有危险，另一方面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劳伦斯就会不自在：“为什么要辛辛苦苦营造一个住所，把它装饰得舒舒服服，到头来只是把它破坏。”因此，他决定放弃在查帕拉湖的房子。“我知道我是欧洲人，倒不如回英国再试试。”他这样考虑着。正在这时，弗丽达要回欧洲去看望思念已久的孩子和母亲。但是劳伦斯却又最终决定一

个人留下，没有跟她同行。“我发现我内心根本不想回欧洲，就像《圣经》故事中那头遭责备的先知之驴，再也挪不动半步了。”他有些想再次周游世界，去印度或中国，写写关于东方的小说。1924 年 8 月中旬，他送走了弗丽达，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查帕拉湖。奇怪的是，美丽如初的湖区却让劳伦斯觉得失去了什么，陌生起来。早晨写几行东西，就无聊地坐着，要不然就四处闲逛。他想念弗丽达了。此刻，正在欧洲的弗丽达正后悔不该赶来看孩子们，因为她觉得他们已经不需要她了，真正需要她的是远在墨西哥的孤独的劳伦斯。于是她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要劳伦斯快快回到她身边。11 月，劳伦斯终于心情沉重地踏上了回故乡的航程。弗丽达等前去迎接劳伦斯。老朋友默里发现劳伦斯“气色很不好”，“脸色呈带绿色那种的苍白。”在英国住了不久，劳伦斯就发现，回来是个错误，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乌烟瘴气的英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死气沉沉，黑暗，令人窒息。” 他想回美国或墨西哥并决定“把弗丽达从这个肮脏的地方带走”，还力图说服一些朋友跟他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当第二年春天，劳伦斯再度登上去美国的行程时，真正跟随他们前往的，只有年轻的女画家多萝西·布雷特。她曾是默里的女友，极为崇拜劳伦斯。总之，1924 年，他们一行 3 人到达陶斯，在那里愉快地住下了。这一次，身为主人的梅布尔收敛了许多，劳伦斯在上一回离开她以后，为了开导她，没有少费笔墨和口舌。梅布尔这回接待劳伦斯夫妇，看上去“高明多了”。为了表示友好，她把那个弗林哈特的小型牧场赠送给劳伦斯夫妇。弗丽达建议把《儿子与情人》的珍贵手稿送给梅布尔作为回礼，劳伦斯欣然同意，并给牧场起了个新名字，后来又认真地按印第安叫法再度易名为凯厄瓦。他们花了不少精力修整住房和设施，然后舒舒服服地在这个牧场一直住到 1924 年秋天。秋天的景色令劳伦斯想到就

要来临的寒冬，加之他父亲在 9 月 10 日，恰好是劳伦斯生日的那一天去世，劳伦斯心情悲凉。他决定去墨西哥，往南方去，避开严冬，在温暖的气候里恢复体力，以便第二年回农场能多住些日子。在墨西哥其间，劳伦斯加紧《羽蛇》的创作，过了圣诞节之后不久，就完成了这部小说。不过，由于他一直患流感，又得了疟疾，他终于病倒了，而且病情十分严重，弗丽达觉得他“像一片白玫瑰叶子的影子”，劳伦斯也感到不对劲，他在病中对弗丽达动情地说：“一旦我死了，除了你什么东西对我都无关紧要。”弗丽达也病倒了。幸亏多方朋友热心帮助，劳伦斯死里逃生。他们想回英国去，但是，医生郑重地告诉弗丽达，应把劳伦斯送往牧场，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因为他的肺结核已到晚期，至多只能活一两年了。1925 年 3 月 25 日，劳伦斯夫妇从墨西哥启程回凯厄瓦牧场。陶斯高原清新的空气和美好的春天气息使劳伦斯逐渐恢复了元气。弗丽达发现“新的生命力又在他的体内活动，多么令人震惊，这好像是生命的一个奇迹。”劳伦斯置身于春天的花朵，一群群的蜂鸟，可爱的家畜家禽中间，充满了喜悦和信心。他写了剧本《大卫》和短篇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弗丽达说他“把工作当作一种消遣，潜心撰写深奥的著作，勤勉地工作着。”大卫是古以色列国第二代国王。他出生入死，凭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征服敌人，赢得长老和民众的拥戴，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建立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并建立了帝国。他在后来成为宗教圣地的耶路撒冷城中心的锡安山上的建大卫城。非凡的经历和业绩使他成了民众的救世主的理想形象。此时创作这一剧本，表明劳伦斯在重病期间，极其严肃地考虑着生死存亡这一重大主题。

梅布尔曾带劳伦斯夫妇去参观过一个印第安洞穴。《骑马出走的女人》是劳伦斯根据这一经历写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一点梅布尔的影子，她是个富有的白人妇女，有丈夫，有孩子，但她深感无聊、抑郁和无望。一天她独自一人骑马出走，想到印第安人的村寨去看个究竟，结果一去不复返。她在那里被神秘、奇妙的宗教所吸引，任酋长和祭司们的安排，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抬到一个洞穴口，在隆重的献祭仪式中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以及灵魂“奉献给了太阳”。重返陶斯以后的劳伦斯已不像当初那样觉得与印第安人的深奥宗教格格不入，他正在开始慢慢地理解并接受它。

这一年的夏末，劳伦斯夫妇返回了欧洲。从这个时候一直到 1930 年 3

月劳伦斯去世，他们夫妇俩一直住在欧洲，多半是在意大利，其间他回过 2 次英国，去过德国、瑞士、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这些旅行，有的是为一些家累、亲戚间的感情纠纷，有的是为作品的出版等事宜，更多的是为找个气候合适的地方调养身体，治好病。然而，劳伦斯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1927 年夏天，劳伦斯突然大量咯血，为他治疗的结核病专家说，劳伦斯的病已经到了晚期，一般情况，像这样的结核病人早就死了。到了 1929 年，劳伦斯的肺结核似见好转，但气管炎和气喘病加重。就是在这样的情形里，劳伦斯也不曾停止写作，他甚至不愿卧床养病。他仍像往常一样爱坐在树下写作，尽体力所能去和弗丽达散步，与友人旅行，同邻居聊天、玩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作品，他为它们忙得不亦乐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劳伦斯创作了许多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还花很大的精力写了一部他晚期创作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从 1926 年开始动笔，1928 年完成并在意大利出版，不久便在英国遭攻击和查禁，1960 年被英国政府解禁。

故事的背景是劳伦斯的故乡英格兰。时间是“仿佛一场浩劫刚刚发生” 的战后。克里福德·恰特莱婚后不久在战场上负伤，下身瘫痪，失去了生育能力。他的妻子过着守活寡一般的生活，加之丈夫冷酷、自私、守旧，为了延续恰特莱家的命脉，他要夫人给他生个儿子，至于和谁生，他无所谓。作为一个矿业主，他把工人当作工具来任意操纵，对下等人从来就是俨然一副贵族派头，因为他从心底里鄙视他们。与这样一个丧失了人性和人的机能的人在一起，恰特莱夫人深感窒息，生活在她看来，意味着死寂中的坟场。庄园里的工人梅勒士重新燃起了她爱情的火焰和对生命的希望。她不顾社会不容贵族夫人与仆人私通的压力，弃家出走，与梅勒士一道去开辟新生活了。

《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初稿的书名是《温柔》。1924 年，劳伦斯从陶斯回到阔别多年的英国时，心情并不很好。妹妹陪他转遍了德比郡，故乡使他浮想联翩。但关于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使他感到窒息。他很快就去了意大利。这次返回欧洲，劳伦斯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他对人对己都比较宽容，不再像以前那么过分顶真，对敌对者不再是仇恨，而是忘却；对待朋友，他已经学会不去苛求。于是，除了结交了新朋友，一些老相识与劳伦斯夫妇恢复了来往和友谊，其中最忠实于劳伦斯的是赫胥黎夫妇。奥尔德斯·赫胥黎是小说家，也是诗人和剧作家，是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大家待劳伦斯也不错，危难时，总有人来帮助或探望劳伦斯夫妇。劳伦斯的宽容，也包括对好战的弗丽达。他和弗丽达虽然还在不断地为这样那样的事闹矛盾，但最终，弗丽达变得温柔起来，劳伦斯也在某种程度上努力克制自己。

重返欧洲后，“瑞耐宁”的理想仍没有从劳伦斯的头脑中退去。1926 年夏天，一个名罗尔夫·加德纳的青年慕名拜访了劳伦斯。劳伦斯是这位正在

读大学的青年人心目中的英雄诗人。劳伦斯被他的热情和精神所吸引，跟他讲了自己的“瑞耐宁”理想。但是，加德纳的观点和行为在劳伦斯看来已经有些过激了，而且这位年青人太讲求少数人的统治制度。加德纳向往的一个“瑞耐宁”式的中心是以“心须重新恢复真正的权力”为目的的，他跟劳伦斯说他读过他的《袋鼠》。但是，1926 年底，劳伦斯却正在否定他曾经大书特书的唐·拉蒙式的英雄的意义，他认为这种英雄的根本意义是“军事”和“好战”，它意味着这种英雄是一种“冷血动物”。所以，劳伦斯在鼓励加德纳为建立美好社会的理想而奋斗的同时，坚持认为新社会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在“相互间的温柔的基础上，而决非权势的基础上。”他阐述说，“新的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将会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温柔微妙关系，而不是高与低、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我愿意为建立这种关系尽力。”

《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便是劳伦斯宣扬这种温柔关系的一种努力。劳伦斯在写《恋爱中的女人》时就强调，人类是由种种关系构成的，而这些关系当中，男女关系是最重要的，男女之间的性爱固然必不可少，但超越自我的精神上的结合更为可贵。在《袋鼠》和《羽蛇》里，劳伦斯尽情发展了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提出来的男性间的关系和精神上的结合的理论；在《恰特莱夫人的情人》里，劳伦斯把男女间的性爱及其意义按自己的理论，推到了最极端。恰特莱先生是个丧失了性功能的残废人，恰特莱夫人因为没有正常的性生活而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病入膏盲。梅勒士虽结过婚，但妻子跟别人跑了，他一个人住在恰特莱家的庄园的林子里为主人养鸡，兼干些杂活。恰特莱夫人康妮和梅勒土作为小说中被热情歌颂的主人公，其人物的塑造意义似乎被劳伦斯急于表述的理论冲到了第二位，甚至淹没了。他们之间性欲上的吸引显然成了小说实际上的主人公。小说一再强调康妮与梅勒士之间关系的纯洁性和挣脱社会，获得最终自由的意义，但在这么一个有些粗糙、充满了代表着作者的说教的情节里，如要读者自然而然地设身处地，在精神上参与进去，产生高一层次共鸣，还真比较困难。在劳伦斯看来，工业文明使人类丧失了自然的活力，要重新获得生命，达到完美的境界，必须使自然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而性与爱是生命和自然力量的最高代表，因而，在劳伦斯笔下，恢复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的自然性便成了治愈现代文明之弊病的灵丹妙药。康妮脱离克里福德，与梅勒士私奔，获得了新生，这便是劳伦斯精心虚构的例证。可以想见这一药方开出的后果，更何况《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对性行为的放纵描写为战前英语文学中任何一部作品所不及。小说一面世，就有报刊骂劳伦斯是“蓄着络腮胡子的色情狂，”“类人猿和黑猩猩的混合物”、 “灵魂肮脏的家伙”，说这部书是“一个浸透着情欲的天才”创作的“淫秽小说——一个罪恶的里程碑”，叫嚣赶快把这个“可怕的”“强烈的诱惑者” 关进疯人院去。劳伦斯极为震惊和不解。他专门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之所以写了一本有关男女之间性爱关系的书，决不是提倡男人和女人都开始轻率随便地结交情人或漫无节制地胡搞淫乱。”“我所反对的是廉价、荒淫的性；我所痛惜的，则是没有感情的性。”不论他本人是怎么强调，弗丽达也曾声称劳伦斯是在能帮他出这本小说的异国它乡为祖国“呐喊”，她认为劳伦斯的民族和阶级将因此书而“获得效益”。然而，社会有它的规律，文明世界中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战后西方世界中一些同性恋者和性解放者等从劳伦斯的作品中找出理论，做自己的旗帜，恐怕这更是劳伦斯未曾预料到的事。劳伦斯被全面地认真研究和普遍接受，供进文学殿堂，

其间近乎半个世纪。历史证明，那些围绕“淫秽”所发生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一切事件，实在是插曲而已。

动笔写《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之前，为了参加剧本《大卫》的排演，劳伦斯夫妇去了一趟英国。这一次是劳伦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故乡。他觉得自己开始“喜欢上了英国”，说她的人民是“一种纯洁而又高雅的人民”。但是，他目睹了煤矿工人罢工的情形，心中很是忧虑。在德比郡，劳伦斯曾去过一个 18 世纪的庄园，因为关于它的传奇吸引了他。这个庄园就是《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恰特莱家庄园的原型。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使劳伦斯确信，他的祖国正处于阶级混战，仇恨和冷酷充斥人心的深渊。他相信，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把社会的生机致于死地，人的直觉和本能已经丧失殆尽。只有温柔、自然的爱才使人们和社会起死回生。劳伦斯在《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成功地表达出了这一套想法。他的办法是以象征为手段，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力图让他们受到最强烈的感染。围绕克里福德·恰特莱的一切代表劳伦斯所痛恨的失去人性的人，矿区和恰特莱的家的一切象征丑陋、死一般沉寂的工业，梅勒士的林子代表新生的希望。康妮与恰特莱之间，恰特莱与梅勒士之间以及康妮与梅勒士之间的关系都象征着劳伦斯在这一时期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象征是劳伦斯一贯爱用的手法，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巧妙地把自然景物与人物的心理活动，用诗一般的语言，揉合在一起，获得了既极富想象力和感染力，又有真情实感的象征效果。评论家们称之为“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天衣无缝的结合，达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所不能达到的意义。”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里，劳伦斯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精彩无比。厄秀拉与雨后的彩虹，女主人公与光洁照人的月亮，杰拉尔德与白色的冰冷的衣物、肉体、湖水和雪山等等。这些事物都完全与人物形象本身的塑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象征语言，准确、生动、自然地表达了劳伦斯的思想。再看《恰特莱夫人的情人》，象征主义的手法几乎无处不有，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主要人物，以至他们的行为、还有社会背景和自然背景等，几乎无不显示着服从于劳伦斯的个人思想和意志。这部小说不乏充实自然的东西，但它的人物和景物本身的独立意义却已被作者过于外露的意识和象征所冲击，退而居其次甚至暗淡了。还有一个问题。劳伦斯在这本小说中极喜欢借助主人公大发感慨，有时甚至不顾角色，自己直截插入，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多次重复。这一习惯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不很明显，比如《虹》中关于学校的实际功能和工业文明的罪恶，《恋爱中的女人》中关于生与死的永恒关系之类。在这两部优秀作品中由于人物间的对话和行为都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洞悉与爱憎，也在同时展现了人物的苦恼与不解与作者的痛苦和迷惘是一致的，这种少量的议论还不影响大局。但在后期的创作中，如《袋鼠》、《羽蛇》以及这一本《恰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些议论几乎常常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也许是因为，劳伦斯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的人物和故事来承担他全部的思想，他构造的情节和人物完整的程度不足以控制他表达上的冲动，于是，他不免禁不住从后台走出来，大书特书一番。有的评论家明确指出，这种象征满满当当、议论无所不在的小说叫读者难以实现自由想象的阅读享受和满足，而这在小说的阅读中却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现当代小说中已有一种有意识的倾向：虚化人物，谈化情节，讲究给你强烈的印象和感觉，不求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形象的真实和生动，这是另外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

《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的风波使劳伦斯感到心烦。他开始做画， 1928 年圣诞节前夕，劳伦斯的朋友，小说家里斯·戴维斯与劳伦斯一起呆了几天。关于劳伦斯作画，他这样描述：“看上去，正是从绘画中，他才得到最大的快乐，他向画中倾注了信念和一种逃避意义⋯⋯他多情地专注于他的绘画中；他说语言现在使他感到厌烦。” 1929 年 6 月，劳伦斯在伦敦的美术界朋友举办了一次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主的画展。画展大获成功，开幕当天就有 12000 人参观。在精致高雅的展室里，他的画显得“野性”和“放纵”。劳伦斯的画没有一定的技法和风格，但他不认为它们的价值低于他的小说，因为他把体验到的生活同样融入到了他的画中。在他的画笔下，《圣经》中的故事变得滑稽有趣；夏天的黎明多彩多姿；裸体的男性通体红光，好似新生一般；模样圣洁的婴儿焦急地注视着正欲狂吻一位半裸女子的男人；一行身穿羽白色长衣的修女蹑手蹑脚地走向仰卧于地面的园丁，她们容光焕发，风把园丁的衣衫吹起来，使他露出了该隐蔽的部位，其实，那园丁是在假装睡觉。有人立即指出这些画“放荡”、“充满淫欲”，告到下议院。7 月 5 日，警察闯入美术馆，取走《薄伽丘的故事》、《农夫》、《普通人家》、

《春》和《天鹅之家》等 13 幅画，扔到地下室等候“审查”。一些支持和欣赏劳伦斯的艺术家、作家和议员联名上书，交给法院，愿意证明劳伦斯是真正的艺术家，但法庭拒绝了他们的请愿。一位贵夫人在法庭上站起来说，应该把劳伦斯烧死。法庭认定劳伦斯的画是淫秽。美术馆的代表强烈抗议警察当局粗暴闯入并没收展品，而且仅仅是是由于一个地方法官认为它们是淫秽的就要把它们毁掉，完全没有道理。最后，警方接受劳伦斯提出的“不再在英国展出这些画”的让步，做了妥协，画总算交还了。

劳伦斯本来就身体有病，现在，《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和他的绘画作品又遇到这样的罹祸，可以想见他的心情。弗丽达有了一位情人，叫安吉洛·拉瓦吉里，是劳伦斯和弗丽达最后从美国返回欧洲时，在意大利的斯波拉尔诺认识的。他是个英俊的中尉。劳伦斯没有干涉弗丽达的“私事”。劳伦斯去世以后，安杰洛成了弗丽达的第三任丈夫。总之，在 1928 年和 1929 年里，劳伦斯身体日渐衰弱，“他的生活成了一场为恢复健康而进行的拼搏”。当初他想办法在意大利私下出版《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为了能以这种方式赚足返回在陶斯的凯厄瓦牧场的旅费，他对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彻底厌倦了。”书出版以后，他计划筹措一点资金，周游世界，去亚洲和非洲，争取每一个大陆写一部小说，然后到美国去。然而他已病入膏盲，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他曾在给妹妹的信中为自己的病而沮丧，他希望自己能强壮一些。“我似乎从来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于是便有了精神上的幻灭。”但他的消极往往是暂时的：“我的事业是斗争，而且决意一如既往。”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罹难中的劳伦斯作一些尖刻的诗，用以回击社会对他的攻击，并写了 3 篇极出色的文章；《复活了的基督》、《色情语文学与淫秽》和《恰

待莱夫人的建议》。到 1930 年的春天，劳伦斯病情加重，已是瘦骨嶙峋。朋友们赶来帮助，探望，各种治疗都试过，没有效果，他受着病痛的折磨，夜间咳得厉害，尤为难熬，弗丽达向他道晚安时，他说：“天亮之前我将不得不打几个滑铁卢战役。”劳伦斯不喜欢疗养院，于是 3 月 1 日，他们搬到一个别墅去住。那次上车，他第一次允许弗丽达替他穿鞋子，病中任何事情他都自己做。第二天，劳伦斯叫弗丽达“不要走开，不要离开我”，于是，弗丽达就坐在他床边看书，劳伦斯则躺在床上，阅读哥伦布的传记。中午，他

的病痛又开始发作，下午 5 点钟左右，劳伦斯痛苦得脸都变形了。弗丽达吓得哭了起来，劳伦斯生气地厉声说：“不要哭。”弗丽达马上止住了哭泣。劳伦斯痛苦地挣扎起来，大声叫他的好朋友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他的夫人玛丽亚到他身边来，这是他生病以来第一次痛苦地大声叫嚷。“我必须用点吗啡。”他对也来到他身边的弗丽达的女儿说。医生给他注了吗啡之后，他喃喃地说“我现在好些了，如果能出点汗，我就会感觉好些。”弗丽达握住他的脚踝，她觉得它给她的感觉是“那么充满活力”。劳伦斯渐渐平静下来， “突然他的呼吸开始时断时续。最终的时刻来临了，生命之线在他剧烈起伏的胸部挣断了，他的脸变了形，面颊和下颚塌陷下去，死神抓住了他，死神来临了，劳伦斯死了。”弗丽达在给作家爱·摩·福斯特的信中说：劳伦斯之死是如此的壮丽——他一点一点地与死神搏斗，他的生命从未失去过光彩。”

弗丽达和热爱劳伦斯的几个人安葬了他，“非常简单，就像葬掉一只鸟儿”，墓穴里撒满了鲜花。“阳光照在这不起眼的坟墓上。墓碑用彩色卵石嵌成凤凰图案。“它位于威尼斯的一座不大的公墓里，面对着他生前挚爱的地中海。”

几个月后，弗丽达与安杰洛·拉瓦吉里一道回到在陶斯的牧场。1934 年，安杰洛在牧场的山坡上建了一坐白色的小教堂，教堂的装饰由多萝西·布雷特设计，屋顶上有一只凤凰。1935 年，劳伦斯的遗体被挖掘出来火葬，骨灰于当年运送到凯厄瓦牧场。

劳伦斯只活了 45 年，他一生，共创作了 10 部长篇小说，10 余部中短篇

小说集，主要诗集 7 部，游记和散文 2 部，文学评论著作 2 部，还有一些关于哲学、心理学、教育和欧洲历史的文章和书籍。读劳伦斯的作品，我们能体会到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日益增长、泛滥的物欲主义相对峙的勇气，他对战争罪恶的憎恶以及他为个性自由所作的尽心竭力的奋斗。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为了美好的理想能够实现，他不断地旅行，寻找，而他的心灵之路更是悠深长远，非凡人能及。弗丽达的这几句话是劳伦斯最好的墓志铭： “他所目睹、感受和理解的东西，都无私地融注于他的作品之中，留给了后人，他一生的风采和他给予我们愈来愈多的生活的希望，是一份崇高的，不可估量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