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一、首倡三通
- 邓小平说：“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我们允许包括美、日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贸易、商务、投资等关系。”
- 沈诚老先生禁不住潸然泪下，并喃喃自语道：“如果经国先生能够活到现在，看到今天这一幕，他该有多么高兴啊！”
- 邓颖超说：“我们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未来。”
中央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979年1月1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大型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首先发表讲话，他说：
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3个特点：
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
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
邓小平还在讲话中指出：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缺乏经验，需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
《告台湾同胞书》是在1978年12月2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并通过的。1979年1月1日当天，刊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对台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被看成是海峡两岸关系由对立走向对话的第一步。《告台湾同胞书》写道：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告台湾同胞书》，公开阐述对台湾归回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
文告特别强调：“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针对台湾同胞的多种顾虑，文告说：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文告表示：“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做出宝贵的贡献。”
文告建议：“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文告强调说：
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文告还提出，“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这是祖国大陆最初提出两岸之间进行经济交流与通邮通航的主张。《告台湾同胞书》在海内外炎黄子孙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1月1日当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徐向前就台海局势问题发表声明。声明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经宣布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美建交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声明指出：“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从1958年开始的炮击金门军事活动，终于画上了句号，中国共产党开始营造台湾海峡的和平氛围。
邓小平重申对台立场
1979年1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
邓小平与他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
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我们允许包括美、日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贸易、商务、投资等关系。
但“中华民国”的旗子总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
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1979年1月5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
我们多次声明，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了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我国的内政问题。
邓小平指出，1979年1月1日，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这是我们采取的第一步。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踏上美国之旅。
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参加由6个美国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时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对世界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
邓小平说：
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邓小平还指出：
我们知道，不少朋友关心台湾的前途。统一祖国，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我想，曾经在100多年前经受过国家分裂之苦的美国人民，是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的。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这在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大。当然，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愿望，还要看形势的发展。
当天，邓小平在参加美中友协、全美华侨协会和在美华侨招待会时致词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归回祖国，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对台工作，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随着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开展，逐渐走上了正轨，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也在逐渐形成。
叶剑英首次阐明三通内容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9条方针政策。
叶剑英在谈话中指出：
1、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2、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9、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明确“三通”的内容，即由1979年的“通航通邮”与“经济交流”概括为“通邮、通商、通航”。
台湾方面则将叶剑英委员长的主要主张概括为“三通四流”，即通邮、通商、通航与探亲、旅游以及学术、文化与体育交流。
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领后，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外族统治，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影响。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与大陆之间恢复了正常的通商、通邮、通航与人员交流。
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败北，退居台湾，从此开始了两岸长达30年的军事对峙，两岸的通商、通邮、通航与人员交流全部中断。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大陆对台政策也开始出现重大调整。
接着，国家外经贸部、邮电部、交通部与民航总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对海峡两岸的通邮、通航与通商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并做好一切准备。
此后，祖国大陆为推动两岸“三通”不断进行呼吁，并做出了巨大努力。
1979年1月17日，文化部宣布邀请台湾省文艺工作者来京参加全国汇演，并欢迎台湾省文艺界派代表来北京观摩。2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台湾省体育联络处负责人提出，台湾运动员可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分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某项目会”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欢迎台湾体育工作者到大陆参观访问，参加比赛。
2月10日，中华全国青联和学联向台湾青年团体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和学联十七届代表大会。
3月7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致信台湾省各妇女团体和姐妹们，邀请他们到大陆探亲参观。
3月9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台湾省体育组织负责人，邀请台湾省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来京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7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致电台湾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愿为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的亲友联系提供帮助，并建议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8月18日，交通部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愿意就恢复和发展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海上客、货运输业务问题，同台湾航运界进行协商，希望台湾航运界给予合作。
11月27日，中国奥委会主席致信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建议双方早日实现体育交往。
1980年2月14日，邮电部重申，我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与台湾邮电部门进行通邮通电会谈，尽快建立直接的邮电通信联系，并为通邮通电提供一切方便。
8月中下旬，全国航海界知名人士聚会庐山，商讨加速实现两岸通航，开展双方航海学术交流问题。会议通过了给台湾航海界同仁的一封信。
1981年1月15日，中国民航总局宣布，开放上海虹桥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作为台湾民航在紧急情况下作技术性降落的地点。
3月7日，教育部、国务院侨办发出通知，欢迎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青年回内地参加高考，根据“来去自由”的政策，毕业后，可以回原住地就业，愿意留在内地的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5月19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通过纪念活动计划，欢迎台湾有关人士和学者参加纪念活动，8月22日发出了正式邀请。
5月30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欢迎她在台湾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前来参加丧礼，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专机可在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治丧委员会支付。
当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落实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指示》。指示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
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
1981年10月9日，首都举行隆重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到叶剑英9月30日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9条时，他指出：
叶委员长的这个谈话代表了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谢东闵、孙运璇、蒋纬国、严家淦、张学良先生和宋美龄女士亲自来祖国大陆故乡看看。
中共中央总书记还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但都破裂了，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想算旧账，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
他真诚地告诉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
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
1981年10月2日，交通部、外交部、邮电部、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及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先后做出有关决定，准备随时为恢复祖国大陆同台湾之间的正常往来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台湾人士呼吁两岸三通
1982年2月19日，美国《远东时报》发表台湾知名作家陈若曦女士谈和平统一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三通”先通亲》。
陈若曦女士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共中央9条建议的第二条“是海峡两岸人民的迫切希望。其中尤以亲人团聚一项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她认为，“这两年，中共高呼‘三通’，海外关系正常化了”；但是，台湾当局“在这方面反应比较缓慢被动，始终未能制定一套因时制宜的政策，以达到便民利民的一贯号召”。
陈若曦呼吁台当局顺应中国的伦理传统，体恤民情，提早达成探亲协议。《远东时报》是台湾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台湾时报》董事长吴基福先生在美国创办的华文报纸。
陈若曦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留学于美国，当时美国青年中涌现一股“中国热”。她出身于社会底层，又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丈夫所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无限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
1966年，陈若曦与丈夫绕道欧洲回到中国大陆，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任职5年。1973年冬，陈若曦全家移居香港，1979年再度定居于美国，并在美华文坛上开始了丰收的第三创作阶段。《突围》、《远见》、《二胡》和《纸婚》4部长篇小说是本阶段的硕果。
陈若曦对大陆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她的呼声代表了台湾民众渴望实现“三通”的心情。
当时，在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和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已从窃窃私议到公开讨论。许多人对台湾当局顽固拒绝与北京和谈、接触表示不满。
早在1980年10月10日，台湾《中国论坛》半月刊报道，在不久前由这家半月刊和《联合报》共同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台湾10多位学者、专家就台湾海峡两边过去30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并讨论祖国统一的问题。
一些学者在发言中指出，台湾同大陆经过30年的对峙，现在是应该而且可能谋求和平统一的时候了。台湾政治大学政研所硕士金耀基说：
我们谈统一问题，不能当作政治口号，而应该看作是中国民族、中国文化一个最后的目标……但起而行却不是从遥远开始，应该从现在开始。
金耀基认为，台湾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上“太古板、太僵化”。他说：
我总认为与大陆关系的发展上，台湾可以更大胆一点，不要只采取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以不变去应万变，应该主动地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
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当年7月在台北召开的“国家建设研究会”上透露，有许多学者专家问他：“为什么不与大陆和谈？”
台湾阳明医学院遗传学教授武光东在会上发表书面建议指出：
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希望是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国家。
在这之前，在国民党中央主办的《中央月刊》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逢甲工商学院副教授林永禧三次发言，公开主张“和平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日后的统一，谈判应该不失为达成统一的一个途径”。意见遭到反对后，他又说：“我们不能永远不去碰这个问题。”
台北《联合报》报道，台湾又有些人公开质问台湾当局：
为什么不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
为什么不能公开与大陆来往？
台北《自立晚报》总编辑、“国大代表”吴丰山表示，“据我了解，目前已有我们的工业产品转口进入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现象可以容许它存在”。
香港《天天日报》当年7月27日刊登读者黄鸟写的文章说：
现在在台北谈与大陆贸易，已不用鬼鬼祟祟……除了一般商品贸易外，野心勃勃之台湾商人，还希望到大陆设化肥厂，在沿海兴筑饲养鱼苗的鱼塘，同时也切望大陆派专家往台湾与他们交流农科技术经验。
学者华思强还曾要求台湾当局“向海外公开宣布，欢迎中共政协组团前来台湾参观，同时由台湾民间组织文化、技术、教育、工商界等团体，分批到大陆去实地考察”。
从1981年3月29日到4月5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召开国民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坚持分裂祖国的顽固立场，重申决不同大陆通商、通邮、通航，扬言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台湾当局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举行和谈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后，越来越广泛地受到海内外同胞的支持，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表示赞成；台湾当局顽固拒绝和谈统一，已使它陷于十分被动和孤立的困境。
当时，蒋经国在开幕词中承认，台湾今天“正逢多难之秋”，“处境非常艰困”。他要求国民党员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要做到不慌”；“第二要做到不乱，自己先做到思想不乱、情绪不乱、观念不乱”；“第三要做到不烦”，“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若感烦恼，一定愈想愈烦”；“第四要做到不怕”，“无论环境如何动荡不安，无论情况如何严重危机，无论遭遇如何重大的刺激，一定要永远保持心理的沉着镇定”。否则“徒然自乱章法，自乱步骤，结果仍是失败”。
蒋经国在会上重申他当年年初的声明，决不谈判，亦不通商、通邮、通航，并且宣布3个“决不改变”：“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决不改变”、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国体决不改变”、“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决不改变”。
两岸人士指出，台湾国民党当局顽固地拒绝和谈，实现祖国统一，倒行逆施，与全国人民为敌，处境必然每况愈下，自寻绝路。为国家，为自身，还是迷途知返，改弦更张为好。
到1982年8月，“三通”呼声越来越高。一位从台湾来大陆探亲的同胞说，“‘三通’在台湾民众中反应最为强烈，要求‘三通’的呼声越来越高。”他说，就连台湾省籍的同胞也很希望与大陆“三通”。台湾与大陆隔绝了30多年，亲人无法团聚，信息无法传递，多少人望眼欲穿，流干了思亲的热泪。如能通邮、通航，真是莫大的快事。他还介绍说，有一位退役老兵，孤身一人在台，日夜思念在大陆的亲人，盼望得到信息，最后得了神经病。
另一位到大陆探亲的台籍同胞说：
台湾是海岛经济，资源薄弱，很多工业原料都缺乏，煤、石油、铁砂、废钢铁等都要靠进口，农作物中的棉花、黄豆、小麦等也是如此。台湾当局靠外来资金、原料、技术搞了几个加工出口区，这不是长远之计。一般人都明白，大陆资源雄厚，物产丰富，人多市场大，台湾要求得发展，不应舍近求远，应与大陆充分合作。
还有一位归来探亲的去台人员说，大陆在台人员乡土观念十分浓厚，有一次，他从香港带了一些家乡产的杨梅干到台湾，离台北几十公里的同乡知道了，纷纷赶来，说能尝一颗家乡产的杨梅，心里也高兴。他们多么盼望家乡的土特产能运到台湾来啊！
廖承志深情致信蒋经国
1982年7月，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
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
青年时期，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深为不满。
“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海峡对岸的蒋经国寄去一封信。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函，廖承志在信中首先回顾了他与蒋经国的通家之谊，并向他致以问候。
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和蒋经国之父蒋介石是深交，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
1949年，新中国建立，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1978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工作，更名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
廖承志在致蒋经国的信中说：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36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唯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用个人的私谊渲染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既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也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昭然明示天下。
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廖承志这封公开信，是中央对台工作的一个步骤，也是时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和邓小平的部署做出的一个对台工作大动作。
当时，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统战的诡秘伎俩”，仍一心一意推行“三不政策”。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在考虑怎样来回复对廖承志的公开信。
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尽管如此，蒋经国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后来的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十七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
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沈诚得到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的宝贵机会。
1987年3月19日，沈诚返回台北，将一封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共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到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赴大陆探亲及解除戒严。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这样一来，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1987年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1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国共两党重新走向接近。
然而，不幸的是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逝世。隐伏在蒋经国脑中、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秘而不可宣地无法实施了。
作为蒋经国早年派往大陆的密使，沈诚的名字鲜为人知，这位为两岸关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曾以香港商人的身份“七上京华”会晤中央最高领导人，为两岸最终实现“三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后来的2005年4月26日，国民党主席连战开始大陆之行的第一天，住在绍兴市第二人民医院特护病房内的沈诚，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的屏幕，他的内心无比激动。
当连战主席站在舷梯上，对前来迎接的人群频频挥手的画面映入眼帘的那一瞬间，沈诚老先生禁不住潸然泪下，并喃喃自语道：“如果经国先生能够活到现在，看到今天这一幕，他该有多么高兴啊！”
邓颖超说两岸应互为补充
1983年6月4日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邓颖超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全体委员高唱国歌。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彭真、乌兰夫、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方毅、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等出席这次大会。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和外国驻京记者旁听当天的大会。
会议首先由邓颖超致开幕词，她说：
我受大会主席团委托，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现在开幕！
第六届全国政协具有空前广泛的代表性。委员总数共2039人，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少数民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侨胞、特邀人士等31个方面。委员的构成较之第五届政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非共产党员占了委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并新选进了一批在四化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比较年轻的代表人物；台胞联谊会和港澳同胞新列为政协的参加单位，台湾和港澳爱国同胞的委员人数是历届政协最多的；委员中还有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大陆上的爱国亲属；有著名历史人物的后裔；有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长期工作的中国籍的原国际友人。这个新阵容，生动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我们相信这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邓颖超在致词中，进一步阐述叶剑英的9条原则精神。她说：“我们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未来。祖国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拟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
她指出：“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深切希望台湾各族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同祖国大陆各族人民一道，继续为祖国和平统一献计献策，共商国是。”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要求“三通”的呼声更加高涨。台湾“国建会”开展讨论会，要求当局与大陆进行“三通”，并报道大陆的真实情况。
在“国建会”政治外交组讨论会上，中兴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姜占魁说，台湾当局拒绝与大陆实行“三通”，其实，台湾岛内同胞通过日本、美国、香港与大陆亲人通信的情况似乎很普遍，建议当局放宽、扩大对大陆亲友的通邮。
在美国某大学任教的丘宏达教授说，台湾对大陆的报道要客观、真实、不宜夸大，不宜完全采取否定态度。他说，现在对外通讯联络方便，人民如对某些报道起疑，可能会引起对其他方面的报道也产生怀疑。
不少与会学者对于台湾当局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宣传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流于形式”的“八股宣传”。
1982年5月12日出刊的台湾《雷声》周刊登载了一篇对台湾名作家、诗人高准的访问记，题为《访高准谈大陆之行》，并附登了他致蒋经国要求返台定居的信函全文。
编者按说，高准离台3年后，于当年4月18日返台定居，“广泛引起了学界、文化界和政界人士的注意”。高准曾于1981年赴美担任加州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同年11至12月，“接受中共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一个月”，“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此后，台湾“有关方面曾一度拒绝其回国，引起高准的严重抗议。去年中，他直接上书蒋经国陈情，最近终获准返台。他“可说是近年来台湾作家公开访问大陆又能返台的第一人”。
高准，字秉洁，上海金山人。1946年去台湾。1961年毕业于政治大学政治系，文化学院硕士，曾赴美国堪萨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悉尼大学东方学系博士班结业，英国剑桥大学副院士。
高准曾任《诗潮》诗刊总编辑，任悉尼大学副教授，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研究员，政治大学特约研究员，20世纪70年代后期去美国定居。
1981年，高准回大陆探亲访友。高准热爱祖国，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曾获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新诗奖，中国新诗学会诗奖。
在《雷声》周刊的访谈中，当被问道你的中国大陆之行是在什么动机下促成的时，高准说：“主要是由于研究工作上的需要”，“希望得到机会与一些大陆诗人亲自谈谈话，得到一些直接印象”。“但从更长远根本上来说，则是出于我对中国文化与祖国山河的景仰”。
问：“国民党一再拒绝中共‘三通’的提议，站在学术文化的立场，你对此有何看法？”
高准回答说：
我想我们应该力求主动。凡事不可因为是对方的提议就认为一定要不得。我们应该通过特设的以非官方名义的民间机构，安排海峡两岸人民的会亲与互访，以发扬仁义，促进超越障碍的民族情谊，使两岸人民在亲自观察下，更了解台湾的优点，并降低台湾的暗潮。至于学术文化方面，则也要争取资讯畅达的主动。对大陆所出的学术文化方面较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应主动尽量翻印出版……以使我们的学者与文化人能对大陆的“行情”了如指掌，才能够超而上之。
随着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政策的放开，两岸人员往来日益增多，两岸交流日益密切，但衍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一些人员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两岸不法分子利用两岸之间的不正常状态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然后逃匿到对方地区，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危害了两岸社会的稳定，损害了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基于上述情况，两岸只有重新协商，加强交流，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