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风云

所谓爱国心，是指你身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对于这个国家，应当比对其他一切的国家感情更深厚。——朱可夫

出任驻德苏军总司令

大战结束后，朱可夫出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联占领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朱可夫随即致力于恢复柏林的社会生活秩序，处理与同盟国驻军之间的事务。

柏林市内战斗的结果，使该市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市内的交通完全停滞。地下铁道30%以上的车站灌满了水，有255座桥梁被德军炸毁，市内电车的车场和动力系统全遭破坏，发电站、供水厂、煤气厂、下水道全部停止了工作。

更为严重的是，柏林居民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得到任何粮食供应了。柏林苏联驻军开始扑灭大火，组织搬运和掩埋尸体，以及扫除地雷。

朱可夫认识到，不广泛地吸收当地居民参加积极的工作，苏军当局是无法解决这一切问题的。

1945年4月23日，由朱可夫签发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第五号命令宣布：

德国境内红军占领区的一切行政权力，由军事当局通过各城市和地区的卫戍司令员行使之。

每个城市均任命卫戍司令员。民政权力机构由当地居民组成：城市设市长，较小的市镇以及村庄则设镇长和村长；市长、镇长和村长在督促居民执行一切命令和号令方面对军事当局负责……

在苏联军事当局的控制下，柏林实行了粮食供应的配给制。苏联政府对德国的第一项援助，就是给柏林运来了9.6万吨谷物、60000吨土豆、50000头供屠宰的牲畜，以及糖、油和其他食物。由于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使德国居民避免了饥饿的威胁。

由于苏军积极的行动，使具有民主倾向的居民的积极性迅速高涨，由纳粹党人所煽起的怀疑和怕受惩罚的心情逐渐消失了。

有一天，朱可夫乘车路过柏林市郊。他看到衣着十分杂乱的一群人，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孩子，也有苏联士兵。于是，朱可夫让司机停下车，走过去看看。当时，朱可夫心想，这些老百姓大概是从法西斯集中营里出来的苏联人。然而，走过去一看才发现他们是德国人。

于是，朱可夫就站在一旁，一面观察，一边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手里抱着一个4岁左右、长着淡黄头发的德国男孩的士兵说道：“当我的一家从科诺托普撤退时，我失去了妻子、年幼的女儿和儿子。他们是在火车里被德国飞机炸死的。仗打完了，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怎么生活呢？既然这男孩的父母都被党卫队枪毙了，就把他给我吧！”

不知什么人开玩笑地说：“这小家伙倒是像你呢！”

身旁一个女人用德语说道：“不行，不能给。这是我的侄儿，我要亲自把他抚养大。”有人作了翻译，这个士兵听后深感失望。

站在旁边的朱可夫禁不住插进去说道：“听我说，朋友，你回到祖国，还不能给自己找个儿子吗？我们那里的孤儿有的是！你找个带娘的孩子，那不更好。”

士兵们听着哈哈大笑，连那个德国孩子也笑起来了。战士们解开自己的挎包，把面包、罐头、食糖分给在场的孩子和妇女们。抱在战士手中的男孩还得到了糖果。那个士兵在男孩的脸上亲吻了一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朱可夫走到这个士兵的跟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虽然朱可夫穿着皮外套，没有戴肩章，但还是很快被认出来了。于是他不得不在这里耽搁半个来小时，回答周围的人提出来的许多问题。

1945年5月9日，米高扬受苏联国防委员会委托来到柏林。他到后，立即想看看城内生活恢复的情况。朱可夫和米高扬在一家粮店附近下了车，这家粮店正在按苏军当局颁发的卡片，给德国居民分发粮食。米高扬去找正在排队的妇女谈话。这些妇女都是一副衰弱不堪的样子。

“苏军占领柏林后，你们感觉怎么样？”米高扬问，“你们大胆地讲吧，这是朱可夫元帅，他会考虑你们的要求，并尽力帮助你们。”

“这是米高扬，”朱可夫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受苏联政府委托，来看看你们生活得怎样，有什么需要，以便给柏林人尽可能的帮助。”翻译员把这些话，翻译给在场的德国人听。

人们马上围着米高扬和朱可夫，争先恐后地讲起来：“从来没想到，这么大的俄国首长会到我们这里来走访和关心普通德国人的生活。过去他们老是拿俄国人来吓唬我们。”

一位年近半百的妇女走到米高扬面前，激动地说：“我们德国妇女十分感谢，感谢你们使我们免于饿死。”她又对站在身旁的一个男孩说：“快给苏联首长行礼，谢谢给的粮食和对我们的友好态度！”男孩默默地鞠了一个躬。

不久，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等来到柏林。他们与左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格罗提渥开始了积极的谈判，以便由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党。

1946年4月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成立了。从此，德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担任胜利阅兵式阅兵首长

1945年5月中旬，最高统帅命令朱可夫去莫斯科。朱可夫不知道叫他去的目的，也不便于询问，因为这不符合军人的习惯。

到达莫斯科后，朱可夫就到总参谋部去找安东诺夫。从他那里得知，国防委员会正在研究如何履行苏联对美国和英国承担的新的义务，即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总参谋部正在加紧拟制陆、空、海三军在远东的战斗行动计划。

朱可夫从总参谋部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他已经到达。斯大林指示朱可夫20时到克里姆林宫去。剩下的时间还绰绰有余，于是朱可夫便乘车去见加里宁。加里宁曾往柏林给朱可夫打过电话，要他到莫斯科后一定去找他，给他介绍柏林战役的情况。

与加里宁谈完话之后，朱可夫就到了最高统帅那里。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除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外，还有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安东诺夫、红军后勤部长赫鲁廖夫，以及总参谋部经管组织问题的几位将军。

安东诺夫报告了总参谋部关于向远东调运部队和物资器材，并按在远东即将成立的各个方面军加以集中的计算。按总参谋部的初步计算，完全作好对日本作战的准备，约需三个月的时间。

后来斯大林问道：“为了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我们是否应在莫斯科举行一次胜利阅兵式，并邀请立功最多的英雄，士兵、军士、准尉、军官和将军们前来参加呢？”大家都对这一想法表示热烈支持，并当场提出了许多实际的建议。

在5月底和6月初，为阅兵进行了紧张的准备。6月中旬，全体受阅人员都穿上了新制的礼服，并投入到了节日前的操练。

6月12日，加里宁授予朱可夫第三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在6月中旬，斯大林把朱可夫叫到他的别墅去。他问朱可夫骑马的技术是否已经生疏。朱可夫回答说：“没有，没有生疏。”

斯大林说：“是这么一回事，你将担任胜利阅兵式的阅兵首长，阅兵总指挥由罗科索夫斯基担任。”

朱可夫回答说：“谢谢给我这样的荣誉。但由您来阅兵不是更好吗？您是最高统帅，就权利和义务来说，都应由您来担任阅兵首长。”

斯大林说：“我当阅兵首长已经太老了。还是你来当吧，你年轻一些。”

6月22日，各报刊载了最高统帅的下述命令：

为了庆祝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对德国的胜利，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胜利阅兵式……

阅兵首长由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Г.К.朱可夫担任，阅兵总指挥是苏联元帅К.К.罗科索夫斯基。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И.В.斯大林

莫斯科，1945年6月22日

1945年6月24日，朱可夫比平时起得早些。他向窗外一望，以弄清气象预报员的预报是否正确。只见莫斯科是一片阴沉沉的天空，还下着毛毛细雨。朱可夫打电话问空军司令员，他说大多数机场的天气都不宜于飞行。朱可夫担心由于天气原因，胜利阅兵式将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隆重。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莫斯科人正怀着高昂的情绪，在乐队的伴奏下，向着红场前进，以便参加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游行。他们露出愉快的面容，举着大量的标语和标语牌，唱着歌曲，这一切形成了万众欢腾的景象。

那些不参加红场游行的人，把所有的人行道都挤得满满的。欢乐的浪潮和祝贺战胜法西斯的“乌拉”欢呼声，把他们和游行队伍及受阅部队联结在一起。这种团结一致，使人感到苏维埃国家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10时差3分时，朱可夫已在斯帕斯基门附近骑上了马。

朱可夫听见了清晰的口令声：“受阅部队，立正！”随着响起了一阵掌声。这时，时钟正敲响了10点。

此时，朱可夫的心情是紧张而激动的。他骑着马向红场走去。传来了格林卡“光荣颂”的庄严而雄壮的乐曲声，它使每个俄罗斯人的内心感到无比亲切。忽然，又是一片寂静。这时，响起了阅兵总指挥、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作报告的清晰的声音。显然，罗科索夫斯基的激动程度也不亚于朱可夫。他的报告吸引了朱可夫的全部注意力，使他顿时平静了下来。

在检阅部队和向部队问好时，朱可夫看见雨水在军人的帽檐上流淌，然而大家的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致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一点。

当英雄团队从列宁陵墓前通过时，使得大家特别的兴奋。走在各团队前头的，是同德军作战中闻名的将军、兵种元帅和苏联元帅们。

随后，200名老战士在鼓声的敲击下，把200面法西斯德军的军旗投到了列宁陵墓的台阶下。这时，无比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当胜利阅兵式的参加者各自返回工作岗位以后，庄严的阅兵式和克里姆林宫招待会的印象，仍留存在他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忘怀。

从管制委员会返回苏联

1945年5月下旬的一天深夜，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给朱可夫打电话，要他到克里姆林宫去。在最高统帅的办公室，还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

在彼此问候之后，斯大林说：“当我们把所有德军士兵和军官都解除武装并送往战俘营的时候，英国人却让德军保持着充分的战斗准备，并正同他们建立合作。以原司令官为首的德军各级司令部迄今仍享有充分的自由，它们根据蒙哥马利的指示，正在收集和整理德军部队的武器和技术兵器。”

斯大林继续说，“英国人企图保留德军部队，以便今后利用他们。这直接违反了各国政府首脑有关立即遣散德军部队的协定。”

斯大林转向莫洛托夫说：“应尽快派出我们的代表团去参加监察委员会，以便通过这个委员会坚决要求同盟国逮捕邓尼兹政府的一切成员，以及德军的将军和军官。”

斯大林对朱可夫说：“这样一来，就必须设立一个有四国代表参加的对德管制委员会。我们决定委任你担任实行对德管制的苏方最高长官的职务。除了苏军总司令部以外，还需要设立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你也需要一个军事行政方面的副手。你愿意由谁来担任你的副手呢？”朱可夫提出了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斯大林表示同意。

斯大林特别向朱可夫强调说：“法西斯匪徒把我国破坏并抢劫一空。因此，你和你的助手们应努力争取，尽快实现与盟国达成的拆除一部分德国军事工业企业作为赔偿的条约。”

朱可夫受领了指示后，立即前往柏林。在到达柏林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就带着大批随从人员来拜访朱可夫。艾森豪威尔拉着朱可夫的手，对他仔细看了好久，然后说道：“啊，你原来是这样的！”

朱可夫也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通过他向和苏军一起同法西斯作斗争的同盟国军队表示感谢。在表面上，艾森豪威尔给了朱可夫良好的印象。

6月5日，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塔西厄，到柏林签署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关于击败德国和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会前，艾森豪威尔来到朱可夫的司令部，把美国的最高军事勋章——总司令级的“荣誉勋章”授给了朱可夫。接受勋章后，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报告了此事。

斯大林说：“我们也应该授予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胜利勋章，授予塔西厄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我可以向他们宣布吗？”朱可夫问。

“当然可以！”斯大林说。

在签署宣言时，朱可夫第一次认识了蒙哥马利元帅。宣言签署后，蒙哥马利对朱可夫说：“元帅先生，我们决定在近日内进驻自己在柏林的区域，大概我们的朋友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希望同时进驻他们的区域。因此，我现在想和你商议确定我方人员进入柏林的通道。”

朱可夫说：“在解决英、美军队进入柏林的通道问题之前，同盟国的一切部队必须首先遵照克里木会议的决定，配置在规定的德国的一定区域内。只要美军不撤出图林根和英军不撤出维滕贝格，我就不能同意同盟国的占领军进入柏林，也不同意在柏林驻扎管制委员会的行政机构人员。”

当蒙哥马利开始反对时，艾森豪威尔马上插嘴说：“蒙弟，别争了，朱可夫元帅是对的。你应该尽快离开维滕贝格，我们则离开图林根。”

送走了客人之后，朱可夫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谈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和艾森豪威尔的态度。

斯大林听后，笑着说：“应当设法邀请艾森豪威尔到莫斯科来，我想同他认识。”

6月10日，按照原来的约定，朱可夫及其随从乘飞机来到艾森豪威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司令部。在这里，朱可夫受到了美军仪仗队的迎接，仪仗队的军人给朱可夫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不久，美军和英军就撤出了他们违反协定所占领的地域。而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军以及参加管制委员会各行政机构的人员，随后也到达了柏林。

6月下旬，蒙哥马利元帅来访问朱可夫。在相互问候之后，蒙哥马利通知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授予朱可夫元帅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和马利宁将军大不列颠的勋章。

蒙哥马利请朱可夫确定授勋的日期以及授勋仪式的地点。朱可夫请他来决定。蒙哥马利意味深长地说：“苏军在勃兰登堡大门进行了最后的突击，并在那里的国会大厦顶上升起了红旗。我认为正应该在这个地方授予你们大不列颠的勋章，以表彰你们指挥的苏军部队的功绩。”

授勋仪式是在国会大厦附近举行的。授予朱可夫元帅一级“巴尼”勋章，授予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二级“巴尼”勋章，授予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和马利宁将军“功勋”勋章。

在管制委员会协作初期，管制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在工作中没有发生特别的摩擦，管制委员会的会议视需要召开，但每周不超过一次。不开会的时候，问题一般交由协调委员会和各管理机构进行初步讨论。

在管制委员会工作过程中，会议参加者的膳食，由各方按顺序轮流供应。美国人供应一个月，然后是英国人、法国人，最后轮到苏军。但轮到苏军供应时，参加会议的人数往往要增加一倍。这是因为俄罗斯人好客，有好吃的俄国菜，还有非常著名的俄国鱼仔和伏特加酒。

管制委员会建立初期，工作比较顺利。各同盟国人民对于苏联武装力量击败德国和消灭对世界各国人民所构成的威胁的希特勒法西斯，满怀着感激之情。

1946年3月底，朱可夫在柏林接到斯大林的电话。他对朱可夫说：“美国政府从德国召回了艾森豪威尔，留下克莱将军接替他的职务。英国政府召回了蒙哥马利。你是否也应该回莫斯科？”

朱可夫说：“我同意回去。我建议由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担任苏联占领军总司令和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他最了解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并熟悉部队情况。”

“好吧，我们考虑考虑，你等待指示吧。”斯大林说。

两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斯大林打来电话通知朱可夫说：“政治局同意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你，管制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结束后你则立即回莫斯科。索科洛夫斯基的任命过几天到达。”

斯大林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决定撤销第一国防人民委员这一职务，而设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由布尔加宁担任。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库兹涅佐夫担任海军总司令。你想担任什么职务呢？”

“我可以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最适宜的任何岗位上工作。”朱可夫说。

“按照我的意见，你应当负责陆军的工作。我们认为，陆军应有一个总司令，你不反对吧？”

“同意。”朱可夫回答。

1946年4月，朱可夫回到了苏联。

战场上胜利的永恒象征

1946年2月，朱可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4月10日，他出任陆军总司令。

同年7月，斯大林将朱可夫调任熬德萨军区司令。两年后，他被贬低到更低的乌拉尔军区担任司令。朱可夫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他曾要求离开自己终身为之服务的军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可夫才回到了莫斯科，他被通知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就在莫斯科电台宣布斯大林逝世的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不仅使苏联军界获得了巨大力量，而且对稳定军心和民心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元帅，出任国防部长。在他任职期间，苏联军事工作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苏联的军事著作大量出版，许多军事理论家逐渐占据了苏联国防部的重要岗位。1957年6月，朱可夫被提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然而，在朱可夫的帮助下，随着权力地位的稳固，赫鲁晓夫对朱可夫开始不放心了。特别是朱可夫不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白他在卫国战争历次战役胜利中的重要作用，令赫鲁晓夫感到不满和猜忌。

1957年10月，朱可夫正在按计划在国外进行访问。赫鲁晓夫的秘书突然打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要您直接飞回莫斯科，因为11月7日要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型军事检阅，有许多事情等着您去处理。”

朱可夫没想到这是赫鲁晓夫挖掘的一个陷阱：赫鲁晓夫自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实力把这位老元帅拉下马，便决定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朱可夫提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从而夺取他的军权。

朱可夫在机场就被直接接到主席团会议室。赫鲁晓夫宣告了这一任命，朱可夫一下子惊呆了，继而是愤怒，他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这样对待他。

其实，赫鲁晓夫早有预谋，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6小时以后，就由塔斯社发表了一项会议公报，公报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

不到一小时，莫斯科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真理报》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则消息。很快，这一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于是，朱可夫又突然间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重要演说。当他提到战争中著名的指挥官时，首先提到的是朱可夫的名字，听众席上立即爆发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第二天，人们又在大规模的军事检阅中，看到了朱可夫的身影。德高望重的朱可夫元帅又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

检阅那天，当朱可夫穿着元帅服走在街上时，许多行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在晚间的招待会上，苏联军官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致意。

不管朱可夫元帅在政界如何沉浮，人们都忘记不了他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力挽狂澜的伟人风采。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胜利的象征”。

退休后的朱可夫，多数时间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他任国防部长时，由政府分配给他的，后来允许他保留下来。朱可夫以打猎、钓鱼和写回忆录打发余生。偶尔他也到莫斯科街头转一转，与一些人打打招呼。

1964年，在朱可夫68岁的时候，他与性格不合的妻子离了婚。随即与比他年轻25岁的格林娜女士结了婚。格林娜是朱可夫元帅在一次外出途中偶然认识的，他们相处得很好，彼此十分投机。婚后，格林娜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玛莎。此时，朱可夫那颗早已灰冷的心，似乎又从格林娜和小家庭中得到了新的温暖和慰藉。

1965年，格奥尔基在布尔内科陆军医院任内科主任，朱可夫元帅的第二位夫人格林娜也在那里工作。

格奥尔基是位退伍的军医、少将。在朱可夫元帅生命的最后9年，他一直担任朱可夫的主治医生，伴随着朱可夫走完了其生命的最后时光。

一天，格林娜急匆匆地来找格奥尔基，求他替她丈夫朱可夫治病。朱可夫的心脏似乎有点问题，而格奥尔基是冠状动脉硬化治疗方面的权威。

格奥尔基一开始有些犹豫，要不要拒绝格林娜的请求。当时一般是由克里姆林宫的医生给朱可夫看病，他担心自己贸然介入会惹祸上身。但格奥尔基实在不忍心拒绝格林娜，于是向上级汇报后，便同格林娜一道赶往朱可夫位于索斯诺夫卡的别墅。格奥尔基没想到，在那以后的九年里，他会成为朱可夫家的“常客”。

据格奥尔基回忆，朱可夫虽然疾病缠身，但仍然身形挺拔。他不苟言笑，甚至有些自我封闭。对医生有关病情的询问，朱可夫回答得极为简单，一派标准的军人作风。格奥尔基为朱可夫做了大范围心电图测试后，发现他患有心肌梗死。

朱可夫的病，其实是不断的生活挫折造成的。二战结束后不久，功勋卓著的朱可夫就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打击：一大批诽谤他的材料被炮制出来，连他的住处也被人装上了窃听设备。以克格勃局长阿巴库莫夫为首的一帮人，诬蔑朱可夫图谋发动军事政变，朱可夫因此被解除了陆军总司令一职。

更令朱可夫痛苦的是，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疏远他，乃至背叛了他。比如科涅夫元帅，当年德军挺进莫斯科时，正是朱可夫将他从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救下来，保全了他的性命。而如今他却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朱可夫具有拿破仑式的野心。冒着风险与朱可夫保持友谊的，只有巴格拉米扬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位元帅。

此后不久，病魔便将朱可夫彻底击垮了，原来他花了极大心思写出的《回忆与思考》被禁止出版。朱可夫到处求人，但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就是不肯点头，连老朋友柯西金也不帮忙。朱可夫一气之下就中风了。

当时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对这部战争纪录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深为不满。最后，朱可夫不得不妥协，在书中加上一段有关勃列日涅夫的文字。

最终，在1969年，朱可夫的著名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在苏联出版了，第一版就发行了60万册。与此同时，由他撰写的《朱可夫元帅的几次最伟大的战役》一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在这些著述中，他以目击者和参加者的权威身份，对那些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的文章和作者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反击，他的文章得到人们的承认，他和同事们所写的回忆录，对他恢复名誉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表彰朱可夫对军队的贡献和庆贺他70岁生日，1966年1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朱可夫国家的最高级勋章，即“列宁勋章”。朱可夫受到了应有的尊敬和爱戴。

为此，朱可夫写信给《红星报》编辑说：

由于对授予我列宁勋章和对我的70岁生日的许多祝贺不能一一作答，请允许我通过《红星报》来向所有组织、苏联陆海军军官们、预备队的将军们，以及一切公民们，对他们的热烈祝贺表示我深切的、衷心的感谢，同时为了祖国的利益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朱可夫在他的晚年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重新得到了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荣誉：他是战场上胜利的永恒象征。

1973年底，朱可夫最深爱的妻子格林娜因乳腺癌病逝。而此时朱可夫已经老得连去墓地的力气都没有了。

爱妻死后不到8个月，朱可夫的病情再度恶化。先是心肌梗死复发，随后是心脏停跳，出现医学上的临床死亡。他的心肌被注入特殊药剂后，心脏恢复跳动，但脑供血却没有恢复。

站在朱可夫元帅的病榻前，格奥尔基看到他的目光微闪，似乎认出了他，但却无力再说什么。戴着人工呼吸器，朱可夫毫无知觉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25天。

1974年7月18日，78岁的朱可夫元帅与世长辞。元帅的遗体被安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下。为纪念朱可夫元帅，苏军防空军事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

朱可夫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使他作为与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相提并论的俄罗斯民族英雄，载入了史册。

今天，朱可夫已成为战场上胜利的象征。朱可夫元帅以他对祖国、对苏联人民和全人类的杰出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他的尊敬与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