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军旅

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朱可夫

紧张的新兵训练

1915年8月7日，朱可夫在家乡卡卢加省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县应征入伍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朱可夫被选进到骑兵部队，而他也很高兴能在骑兵部队中服役。一个星期后，所有应征的青年都到兵站报到。编队以后，朱可夫就与同乡们分手了。

此时，在他的周围，都是一些陌生的，同他一样还没有长胡子的孩子们。

晚上，新兵们被装上了货车，开往卡卢加城。起初，朱可夫一直感到很苦闷和孤单。

他在心里问自己：“我吃得了当兵的苦吗？如果要去打仗，我行吗？”但是，朱可夫转念一想：自己经受过生活的锻炼，一定能够光荣地完成士兵的职责。

朱可夫和同伴们被装在了闷罐车里，每个车厢40个人。由于车厢里没有客运设备，所以新兵们一路上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的车厢地板上。有的在唱歌、打牌，有的在同邻座的人聊天时禁不住哭了，也有的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想象着未来的士兵生活。

到达卡卢加时，已是夜间了。新兵们在一个货车站台下了车。随后，传来了“集合！”、“看齐！”的口令，然后士兵们列队向城市相反的方向前进。

有个人问上等兵：“我们开往哪里？”

这个上等兵和蔼地对新兵们说：“孩子们，永远不要向长官提出这类问题。当兵的应默默地执行长官的命令和口令。至于开到哪儿，这是长官才可以了解的事。”

走了3个小时，部队停下来休息了一小会儿。此时，年轻的新兵们都已经累得疲惫不堪了。

快天亮的时候，大家困得要命，刚一坐下，鼾声就此起彼伏地响起来了。

但是，队长很快就发出了口令：“集合！”于是新兵们又赶忙站起来集合，继续向前赶路，一小时后才到达军营。士兵们被带进了兵舍，按指定的床位，睡在什么也没有垫的铺板上。

兵舍的条件很差，风从墙缝和被打坏的窗口直往里钻。可是连这样的“通风”条件也没有起作用，兵营的“气味”还是很浓郁。

朱可夫被编入后备步兵第一八九营。这里将为后备骑兵第五团组建队伍。在离开这里以前，骑兵们要接受步兵队列训练。

士兵们领到了教练步枪。班长、上等兵沙赫沃罗斯托夫，宣布了各项内务制度和士兵们的职责。

他严格规定，士兵们除了“解手”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准去，否则将被押送到惩戒营。

随后，一位上士走到队列跟前。班长发出了“立正！”的口令。上士对士兵们说：“我是你们的排长马利亚夫科。我相信，你们已经很好地懂得了班长所解释的一切，所以，你们将会忠诚地为沙皇和祖国效劳。你们如果擅自行动，我是不能容许的！”

第一天的队列训练开始了。每个士兵都努力按照口令，做好每个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但是，要想使长官满意，特别是得到他们的表扬，那可真是不容易。排长要求苛刻，因为有一个兵踏错脚步就要罚全排的士兵重做。结果，朱可夫他们最后才去吃晚饭，此时连汤都凉了。

士兵们每天的生活十分单调。第一个星期天到了，大家都想休息一下，洗个澡，可是又被叫去打扫操场和军营，一直扫到吃午饭。“午睡”后，又是擦枪、补衣服、写家信。

班长警告士兵们说：“你们不得在信里对任何事情表示不满，因为这样的信件检查官一概要扣发的。”

经过两个星期后，大多数士兵已经对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熟悉，并感到习惯了。

在第二个周末，朱可夫他们排接受连长、上尉沃洛金的检查。新兵们听说，连长很喜欢喝酒，当他喝醉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被他看到。后来，士兵们发现，连长对检查军事训练不感兴趣。

在开赴后备骑兵第五团以前，朱可夫还看见过连长几次，记得有两次是在他喝醉酒的时候。

至于第一八九后备营营长，朱可夫他们在整个受训期间，一直就没有见到过他。

朱可夫心里想：这样的军官怎么能带好兵，打好仗呢？

坚韧有素的骑兵准军士

1915年9月，朱可夫被派到乌克兰境内的第五后备骑兵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的巴拉克列亚市。

列车经过巴拉克列亚后，抵达萨文策车站。这里正在准备为前线骑兵第十师运送补充兵员。

到月台上来迎接朱可夫他们这些新兵的，是穿着新制服、仪表端正的骑兵军士和司务长们。他们有的穿骠骑兵制服，有的穿枪骑兵制服，还有的穿龙骑兵制服。

朱可夫被分到了龙骑兵连。他为自己没有被分到骠骑兵连而感到遗憾，因为骠骑兵的军服漂亮，而且他听说那个连队比较讲人道。在沙皇的军队里，士兵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军士的手里。

随后，朱可夫领到了骑兵军服、马的装具，还有一匹深灰色的烈性马，名叫“恰谢奇娜娅”。

朱可夫觉得，当骑兵比当步兵有意思的多，但是也更艰苦得多。骑兵除了一般的课目外，还要学习骑术，掌握冷兵器，一天刷三次马。

对骑兵来说，最困难的是乘马训练，即骑乘、特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矛和马刀。学骑乘时，很多士兵的两腿都磨出了血，但也不敢发牢骚。

长官们总是对他们说这样一句话：“好汉子，忍着吧，你将成为一名好长官的。”

士兵们一直坚持着训练，直到能在马鞍上牢牢的坐稳。

朱可夫他们的排长是上士杜拉科夫。虽然他的名字俄语意思是“傻瓜”，但他实际上并不傻。他对下级要求很严格，处理问题十分谨慎。

可是，另一位指挥官下士博罗达夫科，却和杜拉科夫完全相反，他性情暴躁，喜欢打人。朱可夫听老兵们说，他曾打掉过好几个士兵的牙齿。

博罗达夫科教练骑乘时，表现得非常残暴。在排长短期休假期间，士兵们体会的最深。

白天操课时，博罗达夫科把大家搞得筋疲力尽。他还特别爱整治那些在入伍前，在莫斯科住过和工作过的新兵，他认为这些人是“有学问的人”，太聪明了。

夜间，博罗达夫科几次检查内务值勤情况，如果遇见值日兵打瞌睡，他就狠狠地揍一顿。士兵们被他逼得简直是忍无可忍。

有一天，朱可夫和几个士兵商量好，要教训一下这个坏蛋。他们悄悄地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他走过时用马披蒙上他的头，狠狠揍了他一顿，直到他昏死过去才住手。

大家以为这样一来，军事战地法庭是不会轻饶他们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排长杜拉科夫休假回来了。

他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就把事情搪塞了过去。而且，杜拉科夫不久还请求上级把博罗达夫科调到别的骑兵连去了。

1916年春天，经过一系列的艰苦训练，朱可夫已经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了。他们接到通知，即将编成补充骑兵连，但在开赴前线前，基本上仍按野战训练大纲继续训练。

然后从训练成绩最好的士兵当中，挑选30人，准备培养当军士，朱可夫被选上了。

但是，朱可夫不愿意去教导队，排长杜拉科夫对朱可夫说：“朋友，前线你还是会去的。但是，现在更多地要学些军事，这对你会很有用处。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好军士的。”

杜拉科夫想了一想，接着说：“我就不急着再上前线去。我在前方待了一年，很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也懂得了许多事情。遗憾，十分遗憾，我们的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从杜拉科夫的言语中，朱可夫感觉到，他已经流露出来一个士兵的天职，同一个不愿意与沙皇专制暴行妥协的公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朱可夫很感谢他的忠告，并同意去教导队。

到教导队以后，朱可夫又碰上了一个坏长官。这个上士比博罗达夫科还坏，士兵们都叫他“四指半”，因为他右手食指短了半截。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一拳就能把士兵打倒在地。他不打朱可夫，也许看他长得壮实吧。可是，一旦被他抓到一点小过错，就对朱可夫施加各种惩罚。

朱可夫曾多次被责令穿戴全副战斗装备、头顶马刀罚站，从马厩背过无数袋的沙子到野营帐篷，无数次地担任过节日值班。

朱可夫知道，他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是那个愚蠢而凶狠的家伙对他的仇恨。

但是，在操课方面，这个坏蛋怎么也挑不出朱可夫的毛病。

后来，“四指半”实在挑不到朱可夫的毛病，便决定改变策略。有一天，他把朱可夫叫到帐篷去，对他说：

“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个性、有文化的青年，学习军事不吃力。你是莫斯科人，是工人，为什么还要你每天去参加操课，跟着去流汗呢？你以后就当我的抄写员，负责填写值勤登记表，统计到课缺课人数和执行其他的任务。”

朱可夫说：“我到教导队来，不是为了要当一名负责承办各种事项的职员，而是为了要认真地学习军事和当一名军士。”

“四指半”恼羞成怒了，他威胁朱可夫说：“你等着瞧吧，我叫你永远也当不上军士。”

按照当时的规定，教导队里学习最好的一名学员，毕业时要授予下士军衔，其余的学员只授予准军士。同学们都认为朱可夫学习最好，毕业时一定会获得下士军衔。

但是，在毕业前的两个星期，教导队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决定：由于不守纪律和冒犯直接长官，朱可夫被开除出教导队。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四指半”捣的鬼。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名志愿入伍者斯科里诺，也在朱可夫他们排受训，他是朱可夫来教导队之前所在的那个骑兵连副连长的兄弟，就连他也被“四指半”打过。

斯科里诺立即去找教导队长，向他报告了“四指半”对朱可夫不公正的处理。

队长下令叫朱可夫去办公室。此时，朱可夫心里感到很害怕，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跟军官们讲过话。他心想：“这一下完蛋了！看来，惩戒营是躲不过去了。”

士兵们很少见过队长，只听说他是因为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官，得过几乎所有的各级乔治十字勋章。

见到队长后，朱可夫惊奇地发现，队长的眼睛很柔和，为人很热情，看上去很朴实。

队长问朱可夫：“当兵的，怎么啦，兵当得不顺利呀？”他指指凳子让朱可夫坐下。

朱可夫依然站着，不敢坐下。

队长见他不坐，于是接着说道：“坐下，坐下，不要怕，你好像是莫斯科人？”

朱可夫回答说：“是的，阁下！”

队长很温和地对他说：“我也是莫斯科人。入伍前在马里伊诺林场工作，是个木匠。以后就来当兵，看来现在只有献身于军事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当兵的，对你的鉴定很不好呀。里面写着，你在4个月的受训期间共受到10次处分，你叫自己的排长为‘剥皮’，还用各种不好听的话骂排长，这些是真的吗？”

朱可夫回答说：“是的，阁下。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报告，就是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都只能这样做。”然后，朱可夫向他报告了全部真实的情况。

队长仔细倾听了他的申诉，最后说：“回排去吧，准备考试。”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朱可夫毕业时没有得到第一名，而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准军士衔。

1916年8月上旬，团里下达了分配教导队毕业学员去增补骑兵连的命令。

有15人直接开赴前线，到第十骑兵师去。朱可夫是15人名单中的第二名。对这一点，朱可夫丝毫也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他很清楚这是谁干的。

当向全队宣读名单时，“四指半”就在一旁阴笑，他想叫人知道，在他手下的士兵们的命运都是由他决定的。

随后，队里为这些士兵们举行了会餐，然后就命令他们集合上车。

朱可夫和战友们背上背包，来到集合地点。几个小时以后，他们乘坐的列车就向哈尔科夫方向驶去。

军旅生涯的新篇章

朱可夫他们乘坐的火车走得很慢，在会让站就等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当时正有一个步兵师往前线开。从前线运回很多重伤兵，卫生列车也停下来，为开往前线的列车让路。

朱可夫和战友们从伤员那里听到各种消息，说俄军的装备太差。高级指挥官们的名声很坏，在士兵们中间流传说，最高统帅部里有被德国人收买过去的叛徒。还听说士兵的伙食很差。从前线传来的消息让大家听了感到很难受，他们一声不吭地回到了自己的车厢。

朱可夫他们这些士兵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下车，同时下车的还有骑兵英格曼兰德第十团的补充兵员，以及朱可夫所在的龙骑兵诺夫哥罗德第十团的100多匹马及其全部装具。

在卸物资快结束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很快隐蔽好。敌人的一架侦察机，在他们所在地的上空盘旋了一阵，丢下了几个小炸弹以后，就向西面飞去了。一名士兵不幸被炸死，此外还炸伤了5匹马。这是朱可夫经受的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1916年9月初，朱可夫所在的师到达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集中，在这里直接参加了战斗，但主要是采用徒步队形，因为地形条件不容许乘马冲击。

10月，朱可夫和战友们一起组成前方侦察群，在赛耶一雷根接近地进行侦察时，不慎踏上了地雷。有两人受重伤，朱可夫也被爆炸气浪从马上掀下来。他在医院里躺了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由于严重震伤，他被送到了哈尔科夫医院。

出院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可夫都感到很不舒服，主要是听觉不好。医务委员会把朱可夫调到拉格尔村的补充骑兵连，这是他原来所在的骑兵新兵连的朋友们，从春天以来驻扎的地方。对于这样的安排，朱可夫感到很高兴。

从新兵连去教导队时，朱可夫还是一名新兵，而回来时则成了一名军士。因为有了实战经验，他的胸前还挂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这是因俘虏一名德国军官和受震伤获得的。

通过和士兵们交谈，朱可夫知道他们并不想要战争，他们要的是土地和和平。

1916年底，在士兵中间关于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工人罢工的消息越来越多。有人在谈论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在为反对沙皇，争取和平、土地和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现在，士兵们也开始坚决要求停止战争了。

此时，朱可夫虽然是军士，但士兵们都很信任他，常和他进行严肃的交谈。当时，朱可夫对政治问题还不是很清楚，但他已经认识到战争只对富人有利，是为统治阶级进行的，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给俄罗斯人民以和平、土地和自由。朱可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士兵灌输这种思想。因此，他常常受到战士们的赞扬。

此时，政治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17年2月中旬，彼得格勒的部分工人开始罢工，浪潮迅速波及临近城市，其势不可当。

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发动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经过短暂的激战，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了胜利，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2月27日凌晨，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突然紧急集合。集合地点在骑兵连长、男爵冯·德·戈尔茨宿舍的附近。士兵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可夫忍不住问排长基辅斯基：“中尉先生，我们要开到哪里去？”

基辅斯基反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朱可夫说：“士兵们应当知道开往哪里，尤其是还给我们发了子弹。”

“那又有什么。子弹会有用的。”基辅斯基说。

队伍集合完毕后，连长冯·德·戈尔茨来了。这位骑兵大尉是一个能打仗的人，得过许多战斗勋章。但是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对待士兵很凶狠，因此大家都不喜欢他、怕他。

冯·德·戈尔茨把全连变成三路纵队后，发出了“快步走！”的口令。骑兵连沿公路，向巴拉克列亚城后备骑兵第五团司令部前进。到达团教练场后，朱可夫他们看到基辅龙骑兵和英格曼兰德源骑兵都已排成横队等候在那里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一切就都明白了。操场那边有人举着红旗游行示威。只见连长戈尔茨猛抽一鞭，纵马向团部疾驰。其他连长也跟着去了。这时，从团部走出一群军人和工人。

一个高个子军人走到队伍前面进行演讲。他说，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不承认资本家和地主。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土地和自由。

高个军人在结束演讲时，高呼道：“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随即，四处都响起了“乌拉”的欢呼声，士兵们和游行的工人们混合到了一起。

不久，朱可夫得知他们的连长和其他一些军官被士兵委员会逮捕了。这个士兵委员会开始从地下转至地上，进行合法活动了。

各部队奉命返回驻地，等待士兵委员会的命令。团的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布尔什维克的雅科夫列夫。第二天早晨，他派来一名军官。这位军官到来后就命令全连集合，选举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和本连士兵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朱可夫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并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大会。

1917年3月初，在巴拉克列亚城召开了团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会上，雅科夫列夫讲了苏维埃的任务和巩固士兵、工人、农民团结，为继续进行革命而斗争的重要性。

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准尉。这个准尉开头讲得很漂亮，好像很拥护革命。可是后来就吹捧起临时政府来了，并且主张动员军队去抗击敌人。士兵们对他的发言表示不满。

到选举团苏维埃成员的时候，大家只选那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立场的人。所以，朱可夫说：“我们团的苏维埃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

朱可夫他们骑兵连的主要成分是莫斯科人和卡卢加人。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这个连，并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证明书，并建议他们带上骑枪和子弹。后来听说，大部分士兵的武器都被哈尔科夫地区的反革命拦截队搜去了。

1917年11月30日，朱可夫回到了莫斯科。此时，政权已经在10月间转到布尔什维克的手里了。

1917年12月和1918年1月，朱可夫在乡间父母的家里度过一段时间后，他决定加入赤卫队。但是，朱可夫在2月初得了斑疹伤寒；4月，又得了“回归热”。直至半年后，他才实现加入红军的愿望。

1918年8月，朱可夫志愿参加了莫斯科骑兵第一师第四团，掀开了他军旅生涯的新篇章。

加入布尔什维克

朱可夫所在的莫斯科骑兵第三师，当时归伏龙芝指挥。在部队向希波沃车站开进时，得知恰帕耶夫师已经进抵乌拉尔斯克。战士们的情绪高昂，大家坚信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将被打败。

在通往希波沃车站的接近路上，朱可夫他们团与敌人第一次交锋。白匪在数量上比红军多，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阵地经过反复争夺。

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向红军冲来。当他们距离红军很近的时候，隐蔽在路堤后面的骑兵连携带一门大炮突然冲了出去。炮手们在疾驰中架好了炮，并对白匪的翼侧进行轰击。一时间，哥萨克白匪惊慌失措。炮手们准确的射击，使敌人遭受很大的损失。最后，白匪实在挺不住了，于是便向后窜逃。对哥萨克的这一仗打得很成功，骑兵战士们的士气更加高昂。

朱可夫所在的师越战越勇，但向乌拉尔斯克推进的速度却很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鼓舞人心的消息：恰帕耶夫师打垮了白匪，进入乌拉尔斯克城，并与该城守军会合了。

在保卫乌拉尔斯克的战斗中，朱可夫见到了伏龙芝。当时他亲自指挥整个战役。

记得那一天，伏龙芝和古比雪夫一起到恰帕耶夫的第二十五师去。他在经过朱可夫他们团时，与战士们亲切地聊着天，关心他们的情绪、给养和武器，并询问战士们村里的亲人来信说什么，战士们有什么要求。伏龙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的心。

伏龙芝热情地向战士们谈了列宁的情况，还谈到列宁对乌拉尔斯克地区情况的关切。

然后，伏龙芝说：“现在我们的情况不错，已经打垮了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很快我们就能打垮其余的反革命。我们将打垮高尔察克，解放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其他被干涉军和白匪盘踞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重建我们的祖国！”

后来，朱可夫和战友们常常回忆起这次会见时的动人情景。

在1919年3月以前，朱可夫还属于党的同情者小组，准备加入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没有确定入党预备期。直到晚年，朱可夫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当时的团党组织书记特罗菲莫夫和政委沃尔科夫，他们曾帮助他深入地理解党章和党纲，培养他加入俄共。

1919年3月1日，朱可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后来回忆说：

许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一天，我终生难忘。从此以后，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员的义务。

而当投身于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时，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牢记我们党的要求，要成为无条件服务于人民的榜样。

不久，朱可夫所在师调离希波沃车站地域，去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匪。

1919年8月，骑兵第四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当时，朱可夫他们师没有卷入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战斗训练。在这里，朱可夫结识了与自己同姓的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

一天清晨，朱可夫经过露天练马场时，看见一个人在那儿“调教”马。走近一看，原来是师政委。虽然朱可夫对骑术和调教术都很在行，但仍想看看师政委是怎么调教马的。

当时，师政委没有注意到朱可夫，他正满身大汗地训练马左跑步。但不管他怎么使劲，马总是乱跑，不迈左脚，而是先踢出右脚。见此情景，朱可夫不禁喊了一声：“把左面缰绳拉紧！”

师政委没说话，把马放慢步，然后向朱可夫走来。他跳下马，对朱可夫说：“好吧，你试试！”

朱可夫二话没说，蹬着马镫子就上了马。他骑着马转了几圈，熟习了一下马的性子。然后，他扯紧缰绳，让马左跑步。跑了一圈，跑得很好，接着又跑了一圈，还是很好。于是又换成右跑步，也不错，再换成左跑步，马的步子一点也不乱。

“小腿要夹紧”，朱可夫带着训导的口吻说。

师政委笑了笑，问道：“你骑马有几年工夫啦？”

“4年了，怎么啦？”朱可夫问。

“没什么，骑得不坏。”师政委夸奖着。

随后，两人便攀谈起来。政委问他，在哪儿当的兵，哪儿打过仗，什么时候调到这个师来的，什么时候入党的。他又谈到他自己，他当骑兵10年了，从1917年就是党员。从旧军队他拉过来一个骑兵团的大部分加入了红军。

后来，朱可夫不只一次见到过政治委员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他同政委谈到前线和国内的情况。有一次，政委建议朱可夫去搞政治工作。朱可夫感谢了他的好意，他说自己更愿意干军事工作。于是，政委建议朱可夫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朱可夫非常乐意去，但是未能实现。

这是因为他们驻地附近的扎拉普拉夫诺耶村被白匪突然占领了，这股白匪是从黑亚尔和察里津之间某地渡过伏尔加河过来的。于是战斗开始了。

在1919年9月间，在扎拉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图巴之间的一次战斗中，当与卡尔梅克基白匪部队进行白刃战时，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了，弹片深深地嵌到他的左脚和左肋部，他随即被送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时，朱可夫的身体特别虚弱，于是部队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休养。

朱可夫回到了父母所在的村庄。村里人的情况都很困难，但他们并不沮丧。贫农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贫农委员会，积极参加向富农夺回粮食的行动。中农尽管看到前线很困难，仍越来越倾向于苏维埃政权，只有少数人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抱有抵触的情绪，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接近富农的人。

假期结束后，朱可夫到兵役局请求派他去作战部队。但因为他的体力还很弱，于是被派到特维尔一个后备营，准备派他到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去学习。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梁赞第一骑兵训练班。训练班位于梁赞省的斯塔罗日洛沃，在一座过去的地主庄园里。训练班学员主要来自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

训练班让朱可夫兼任第一学员骑兵连司务长。学员骑兵连连长赫拉姆采夫还委托朱可夫教学员们掌握冷兵器、白刃战，进行队列教练和体育训练。

1920年7月中旬，学员们紧急登上列车出发。谁也不知道去哪里，只见列车朝着莫斯科的方向行驶。在莫斯科，全体学员进驻列弗尔托夫兵营。

在莫斯科，朱可夫有不少的朋友和熟人。他真想在开赴前线之前去看看他们，特别是他日夜想念的女友玛丽亚。但是，他谁也没见到。因为连首长经常外出，朱可夫作为司务长就被留下负责。

没办法，朱可夫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不知什么原因，朱可夫和女朋友玛丽亚之间出现了不和。不久他便得知，玛丽亚出嫁了。从此，朱可夫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1920年8月，朱可夫所在的学员混成团在莫斯科第二学员旅的编成内，集中到克拉斯诺达尔，然后由此出发去攻打白匪军。

当时，库班哥萨克的大部分人已经明白，白卫军和受协约国补贴的“最高政府”将会带给他们什么。

红军的指挥员、政治委员和红军战士们，尽一切努力使库班人明白红军斗争的真正目的，使他们懂得必须尽快肃清一切反对苏维埃的匪帮。同时，红军对最贫苦的哥萨克人和红军战士家属进行了多方面的帮助。

朱可夫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团政委到朱可夫他们连来，建议战士们劳动几天，为贫农和红军战士家属修理房舍和农具。战士们非常愉快地同意了。

团政委克雷洛夫担负了清理公用井的工作，因为白卫军在井里填满了垃圾。这个井非常深，当他下到井底时，憋得透不过气来。当把政委拉上来时，他差一点快憋死了。

可是，他休息一会儿之后，命令再把他放下井底。过一段时间，又把他拉上来。就这样，他一直继续到把井清理干净为止。到了晚上，全村都在谈论着政委的英勇行为。

当工作全部结束后，哥萨克人邀请战士们参加友好的欢宴。吃饭时，红军和村里人谈了许多知心话，他们非常感谢红军对他们的帮助。

在红军这个大家庭里，朱可夫深深地感受到与红军首长和战友们的深厚感情，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了革命的事业中。

身先士卒英勇剿匪

1920年8月，朱可夫所在的学员混成团，起初被派去攻打弗兰格尔的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队，后来又去攻打乌鲁普斯卡亚镇、别斯科尔勃纳亚镇和奥特拉德纳亚镇的弗斯基科夫和克雷扎诺夫匪徒。这群匪徒很快就被消灭了。

残余的匪徒在孟什维克格鲁吉亚政府的掩护下逃跑了，而弗斯基科夫则逃往克里木，投奔弗兰格尔。

朱可夫他们没能参加在克里木最后歼灭弗兰格尔军队的战役，因为训练最好的学员提前毕业，去补充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中有大量指挥人员伤亡的骑兵部队。

剩下的学员受命追击逃往高加索山里的匪徒。不久，朱可夫他们得知，学员团在达吉斯坦山里的某个地方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损失很大。

许多指挥员和战士们受到了匪徒残酷的折磨。学员们非常敬爱的团政委克雷洛夫不幸牺牲了。

毕业的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了第十四独立骑兵旅，当时该旅驻扎在新热列利耶夫斯卡亚镇附近，负责继续肃清芦苇地带的乌拉卡伊匪徒和当地匪徒的残部。

朱可夫被派到了第一骑兵团。这个团是由一位顿河哥萨克的老战士、人称勇士和侠客的安德烈耶夫指挥。

派到该团的，还有朱可夫学习时候的朋友戈列洛夫、米哈伊洛夫和乌哈奇·奥戈罗维奇。

朱可夫他们来到司令部后，交出证件，然后团长接见了他们。团长看了一眼他们的红裤子，说道：“我的战士可不喜欢穿红裤子的指挥员。”

但是，这是朱可夫他们这些人唯一的裤子，没有给学员发其他的裤子。

团长又说：“我们的战士多是过去的老兵，我们可不赏识没经受过炮火考验的人。”

接着，团长又问了一些问题：哪儿的人，是否是党员，打过仗没有，什么时候打的，在哪儿等。

当了解到朱可夫他们中间不仅有经过炮火考验的，而且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好像才放心了。

随后，朱可夫他们来到连里，连长叫维什涅夫斯基。他不耐烦地命令道：“你，朱可夫，去接替阿加波夫的第二排。而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去指挥第四排。”

朱可夫找到了第二排，见到了暂时代理排长职务的阿加波夫。他是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过去是旧军队的骑兵战士，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接触，朱可夫就很喜欢这个朴实、善良的老战士。

阿加波夫详细地给朱可夫介绍了每个战士的情况，对他的这番介绍，朱可夫非常感激。然后，朱可夫命令全排排成乘马队形集合，以便彼此认识一下。

在向全排人员问好后，朱可夫说道：“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我是好排长还是赖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赖战士，咱们将来走着瞧吧。而现在，我想看看你们的马、战斗装具，和每个人认识一下。”

在朱可夫查看的时候，有几个战士故意盯着他的红裤子看。

朱可夫发现后，对他们说：“团长安德烈耶夫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说你们不喜欢红裤子。可我呢，你们知道吗，没有其他裤子。苏维埃政权发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现在我还无以报答。至于一般地谈到红颜色，大家都清楚，这是革命的颜色，它象征劳动人民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天，朱可夫把全排召集到他的房间里，请每一个战士谈谈自己的情况，但是一时间谈不起来。

于是，机枪手卡西亚诺夫首先打开僵局，说道：“有什么可谈的呀？在全排名册上都写着呢，谁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于是，朱可夫向他们谈起他所了解的与波兰白匪，以及在北塔夫里亚与弗兰格尔打仗时的情景。

战士们听得都入神了，他们特别关心协约国是否会再派自己的部队登陆。

朱可夫告诉他们：“协约国的统治者倒是想派部队来，可是协约国的人民和士兵不愿意和我们打仗。”

几天以后，在肃清滨海地域残匪的战役中，朱可夫有机会身先士卒，率领全排投入战斗。结果，朱可夫一方获胜。匪徒被歼灭，还有一部分成了俘虏。最重要的是在这次战斗中，全排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失。

在这次战斗以后，战士中再也没有人谈论朱可夫的红裤子了。不久，朱可夫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团第二连连长。

1920年12月末，朱可夫所在旅全部调往沃罗涅日省，肃清富农暴动和科列斯尼科夫匪徒。

这伙匪徒很快就被粉碎了，其残部逃往坦波夫省，与安东诺夫的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匪徒会合。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坦波夫省剿匪司令部。但是，由于坦波夫省军事指挥部缺乏组织能力和果断性，没有肃清安东诺夫匪徒。

1921年4月初，疯狂的安东诺夫亲自出马，袭击了红军部分守备部队。

当时，安东诺夫匪徒的一支5000人的队伍，消灭了守卫拉斯卡佐沃的守备部队。

不久，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司令，指挥与安东诺夫匪帮作战的部队。

朱可夫第一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是在他到独立骑兵第十四旅来的时候，在坦波夫希纳的热尔迭夫卡车站上。当图哈切夫斯基与旅长谈话时，朱可夫也在场。

从图哈切夫斯基的谈话中，朱可夫看出他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在讨论了骑兵第十四旅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和战士、指挥员谈话。

他对于谁在哪儿打过仗，部队和居民的情绪如何，在当地居民中做过哪些有益的工作等，都十分关心。

在图哈切夫斯基离开之前，他对战士们说：“列宁认为，必须尽快肃清富农的叛乱和他们的叛匪武装。你们肩负重大的任务。应当尽一切可能，尽量快、尽量好地完成任务。”

当时，朱可夫怎么也没想到，几年以后他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讨论苏军战术理论原则时，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自从任命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奥夫谢廷科之后，与匪徒的斗争就有了周密的计划。

1921年春天，在距热尔迭夫卡镇不远的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附近的一次战斗，给朱可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早上，在旅编成内行动的朱可夫所在团接到了战斗警报，根据侦察的报告得知，在距村10公里至15公里，发现有3000名安东诺夫骑兵。

朱可夫他们骑兵第一团离开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在左侧成纵队前进，而在右面相距四公里至五公里行进的是第二团。

朱可夫受命带领配有四挺重机枪和一门火炮的全连战士，作为前队沿大路前进。

走了不到5公里，朱可夫他们就与大约250人的安东诺夫骑兵相遇了。

尽管敌人数量比他们多，但是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全连展开，并把火炮、机枪的火力对准敌人，向敌人猛冲过去。安东诺夫匪徒经受不住红军战士迅猛的突击，不断向后败退。

在白刃战中，一个安东诺夫匪徒从侧面射倒了朱可夫的马。马摔倒时压在了他的身上。如果不是政治指导员诺切夫卡及时赶来援救，他一定会被砍死。

诺切夫卡挥动马刀狠狠一下，劈倒了这个匪徒，然后抓住他的马缰绳，帮朱可夫骑上马。

不久，朱可夫他们发现，敌人一队骑兵企图迂回该连翼侧。战士们立即展开全部火器射击这股敌人，并派人将此情况报告团长。30分钟后，朱可夫所在团的战士们奋力前进，并投入了战斗。

因为在数量上敌人占优势，所以红军被迫后退。敌人利用这一机会进攻该团翼侧。

团长决定撤回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朱可夫受命掩护全团退出战斗。

安东诺夫匪军发现红军这一行动后，便立即尽全力向作为团的后卫的朱可夫连猛扑过来。

敌人见朱可夫他们人数少，以为可以消灭他们。但是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连里有四挺重机枪，弹药充足，而且还有一门火炮。

战士们不断地变换着机枪和火炮的位置，对敌战斗队伍展开了近乎是抵近射击。

只见战场上铺满了敌人的尸体，而红军战士则一边战斗，一面慢慢地向后退却，但红军的人马也越来越少了。

朱可夫亲眼看到战友乌哈奇·奥戈罗维奇排长重伤后，从马上跌落下来。

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在快失去知觉时，喃喃地对朱可夫说：“写信告诉我妈妈，你们别把我留给匪徒。”

朱可夫和战士们把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和所有伤亡的人一起，装在拉机枪的爬犁的炮架上带走了，不让凶恶的匪徒糟蹋同志们。

朱可夫所在团未能按原计划实施反冲击，因为要实施反冲击就必须渡河，而河面上的冰薄使之无法涉渡。于是，红军不得不一直退到维亚佐瓦亚·波奇塔。

已经到达村子时，朱可夫为了抢救一挺机枪，他又冲入了敌群。一发步枪子弹打死了他的马匹。朱可夫只得用手枪击退向他逼近企图活捉他的匪徒。

在这危急关头，又是政治指导员诺切夫卡带着战士勃雷克辛、戈尔什科夫和科瓦廖夫冲过来救了他。

在这次战斗中，大多数指战员们由于作出了卓越贡献，获得了政府奖励。作战英勇的朱可夫也获得了一枚“红旗勋章”。

1922年8月3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183号命令：

1921年3月5日，在坦波夫省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附近的战斗中，独立骑兵旅骑兵第一团第二连连长不顾敌人1500名至2000名骑兵的冲击，率领全连进行了7小时的战斗，阻止了敌人的猛攻，随后转入反冲击，经6次白刃格斗，击溃了匪徒。为此，授予他红旗勋章。

1921年夏末，红军对逃散在坦波夫希纳的小股残匪进行了最后的清剿。朱可夫连的任务是消灭为数约150名骑兵的兹韦列夫残匪。

不久，红军很快就发现了残匪，于是开始追击。匪徒们逐渐精疲力竭。在靠近森林的地方，朱可夫连赶上了他们，并向他们发起冲击。

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匪徒几乎全部被歼。然而，以兹韦列夫为首的5名残匪终于逃掉了，他们趁黄昏躲进了森林。但他们已毫无出路，因为坦波夫希纳的安东诺夫匪徒已全部被歼灭了。

在追赶残匪的路上，朱可夫他们意外地碰到两辆装甲车，它们从附近的村子突然冲了出来。

红军知道，匪徒是没有装甲车的，所以他们没有向装甲车开火。但是，装甲车在占领有利地形后。却把机枪对准了朱可夫他们。这可真是出人意料！

于是，朱可夫赶忙派人去联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自己人，在前面一辆装甲车里还坐着乌博列维奇。原来，当乌博列维奇得知残匪向森林方向逃窜时，他决定在半路上拦截他们。幸好及时搞清状况，否则真会发生一场悲剧了。

朱可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乌博列维奇的。后来，在1932年至1937年间，朱可夫经常见到他。

那时，乌博列维奇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而朱可夫则已是该军区的一个骑兵师师长了。

带领骑兵团参加战术演习

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朱可夫担任骑兵第三十八团一个连的连长，后来任萨马拉骑兵第七师骑兵第四十团的副团长。

朱可夫后来回忆说：

这些团的领导都是一些有经验的指挥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团的指挥人员、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组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有工作能力的集体。

当时，红军都分散在村子里，住的是农民的小屋，做饭是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

部队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年轻力壮、意志坚强的人，而且大多数是单身汉，所以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牵挂。朱可夫和战友们一起，兴致勃勃地工作，每天工作15小时至16小时。但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大家仍感到时间不够。

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电话通知，说师长卡希林要见他。朱可夫多少感到有点紧张，以为自己出了什么错。

见到师长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朱可夫，还请他喝茶，并长时间地询问他们团的战斗和战术训练情况。

后来，卡希林突然问朱可夫：“你看，我们对骑兵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对未来战争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在朱可夫看来有些复杂。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一时间回答不上来。师长看出他有些慌张，于是就耐心地等朱可夫镇静下来。

朱可夫回答说：“为了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在旧军队所学的来教部属的，为了能很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这是对的”，师长同意地说，“我们尽力做到我们的指挥员能进军事政治院校和训练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我们的学校又很少，所以指挥员首先得自学”。

师长在房内走了几步，然后突然向朱可夫宣布，任命他为布祖卢克骑兵第三十九团团长。随后，师长说道：“我对你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谈过的一些同志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请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经签署了。”

同师长分手后，朱可夫的心情十分激动。他知道，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的最重要的环节。

1923年5月底，朱可夫接任团长时，该团正准备出去进行野营训练。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许多指挥员对于新条件下的工作还缺乏明确的认识。

朱可夫在刚接任团长时，发现部队在战斗准备方面存在着缺陷，部队的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特别差。因此，朱可夫要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6月初，营地基本上准备好了。团得到了一座构筑良好的帐篷营房区，还有夏季食堂和俱乐部。营地还构筑有马棚和训马场，以及进行各种武器射击训练的射击场。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始了，各骑兵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都积极地工作着。

仲夏时节，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加伊，担任了朱可夫他们师的师长。

朱可夫和加伊师长第一次见面，是在师长的野营帐篷里。当时，加伊召集各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开会。进门报告以后，加伊让与会人员围着他的工作桌坐下来。

会议进行了很长时间。当朱可夫与加伊师长告别时，加伊对他说：“几天以后，我想看看你们团的乘马队列演习和战术演习。”

对于自己的团能受到首长的重视，朱可夫感到十分的荣幸。不过，朱可夫坦言承认自己的团里还有许多缺点。

“让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些缺点”，加伊微笑着说，“你很要强，这很好”。

3天以后，根据师司令部的指示，朱可夫带领全团参与检阅。只见加伊师长骑着一匹全身乌黑，两腿是白色的马，登上了小山冈，注意观看着团的演习。他的那匹马性情暴烈，但是加伊师长用他有力的手和紧夹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听从指挥。

对演习的指挥起初用口令，后来用马刀，即所谓“无声演习”，再后来用号音，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等动作，部队做得比估计的要准确得多。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冲锋进行包围。

朱可夫在战斗队形的中央，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全团向中央靠拢看齐。朱可夫走近师长，准备报告演习结束。

但是，还没有等朱可夫开始报告，师长就高高地举起双手，并喊道：“我投降，投降，投降！”然后他走近朱可夫，热情地说道，“谢谢，非常感谢！”

加伊师长走到队伍的中央，站在马镫子上，向战士们说道：“我是一个老骑兵，很熟悉骑兵的战斗训练。今天你们的行动说明，你们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作为红军战士，就应该这样。具有优良的战斗训练，正确认识对人民的职责，这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谢谢你们，今天你们使我非常高兴。”

加伊师长转向朱可夫，和他握手，并微笑地对他说：“演习的第二部分下次再看。让同志们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营的设备。”

师长在野营地转了两个多小时，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他和战士们进行座谈。加伊师长谈了许多国内战争中的战斗故事，直至值班号兵吹了吃饭号，他才站起来和战士们告别。

1923年9月末，朱可夫所在的萨马拉骑兵第七师，开赴奥尔沙地域参加军区的演习。这也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首次演习。演习的规模不是很大，而且是各部队从野营返回时顺路实施的。但是，朱可夫他们师肩负了相当艰巨的任务，部队必须强行军进入奥尔沙地域。师长指定朱可夫指挥的团担任师主力的前卫。这就是说，他们团不仅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长距离行军，而且必须执行行军警戒的任务，经常做好准备，以便能迅速展开与“敌人”“战斗”，并应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部队进行了30个小时的行军，走了近100公里，休息两次，每次5小时。这对马匹的耐力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骑兵战士在休息期间，还需要喂马、饮马和整理鞍具、装具。尽管十分疲劳，但是大家的情绪很高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演习之后，骑兵第七师将进驻明斯克。

图哈切夫斯基观看了“战斗”的全过程，他还特别赞扬了骑兵第七师的强行军和勇猛的冲锋。步兵部队则因在翼侧受骑兵第七师部队的攻击时，能迅速展开而受到称赞。

朱可夫和所有指战员因受到图哈切夫斯基的赞扬，而感到十分的高兴。同时，他们也对演习中的“敌人”因出色的机动而受到嘉奖感到高兴。

两入“深造班”学习军事理论

朱可夫是在26岁时，当上骑兵团长的。当时，他觉得自己在实际工作方面比在理论问题上强，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受过不错的训练。

但是在理论方面，朱可夫很清楚自己落后于他作为团长的要求。经过认真的思考后，他得出结论：必须抓紧时间顽强学习。可是，团的工作，他事事都得管，一天必须花上12个小时。那么，要想加强军事理论素养，办法只有一个：在每天的工作日程上再加上3至4个小时自学。

至于睡觉和休息，朱可夫说：“那没有关系，可以在获得知识后再休息。”

1924年，苏联开始改组红军，以加强战斗力。以伏龙芝为首的红军总参谋部，真正成为红军的首脑机关。

1924年7月底，加伊师长召见朱可夫，问他在充实自己知识方面做了些什么。

朱可夫回答说：“我读了许多书，并且分析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另外，我还准备了不少材料给团的指挥干部上课。”

加伊说：“这一切都不错，都值得赞扬，但还不够。军事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指挥员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军事问题。我认为，今年秋天你应当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大有益处。”

朱可夫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尽一切努力，绝不辜负师长对他的信任。回到团里后，朱可夫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教材、条令、教令，并着手准备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很容易，朱可夫名列前茅。

当时，一起入校学习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萨韦利耶夫、巴格拉米扬、廖缅科和其他许多团长。朱可夫和其他学员一样，也是第一次到列宁格勒。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该城的名胜古迹，走遍了十月革命时作过战的地方。

当时，朱可夫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7年后，他会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法西斯军队，保卫列宁格勒。

朱可夫他们入学后不久，高等骑兵学校就改名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期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当时，学员们的课程相当繁重，上完课以后，还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自修。对此，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上了年纪的时候，回想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韧不拔、狂热执著的劲头，真是有些吃惊。

在学习期间，有一次军事科学学会让朱可夫做一个题为《影响军事学术理论的基本因素》的报告。

当时，朱可夫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论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后来，朱可夫在同志的帮助下，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军事学术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登载在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员所办的刊物上。

在学习之余，深造班还经常举行骑马竞赛。在这种场合，总有许多列宁格勒人来观看。朱可夫他们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以及夏季赛马、障碍赛跑，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这些竞赛每回必到的有罗科索夫斯基、萨韦利耶夫、巴格拉米扬和朱可夫以及深造班的其他学员。

在秋季和冬季，学员们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课。他们常常通过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学习理论。另外，还用不少时间学习骑术和调教术，这是部队指挥员必须熟练掌握的。对于使用马刀和击剑术的练习也很重视，这个课目是利用课余时间作为文体活动来进行的。

1925年夏季，学员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深造班主任巴托尔斯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野外战术训练。通过这段训练，巴托尔斯基传给朱可夫他们许多知识和经验。

在骑兵指挥员深造班结束时，进行了一次向沃尔霍夫河的强行军。在沃尔霍夫河，朱可夫他们学习了携马泅渡和强渡江河。携马泅渡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目，因为不仅要能熟练地着装游泳，而且还必须学会控制游泳的马，在骑兵训练中很重视掌握这套技术。

在沃尔霍夫河训练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作业已经结束了，朱可夫的同学骑兵第四十二团团长米哈伊尔·萨韦利耶夫，想显示一下自己高明的骑术。他提议，让他表演一次不湿衣服和装具站在马背上渡河的技术。

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命令准备两条急救船以防万一。萨韦利耶夫把马镫子搭在马鞍上，勇敢地骑上马向河里走去。马越过浅滩，向深水游去。萨韦利耶夫紧握缓绳，很有把握地站在马鞍子上。

一开始时还比较顺利，但是到了河中间的时候，马显然是疲乏了，开始烦躁起来。

萨韦利耶夫竭尽全力也无法保持平衡，随后便一头栽进水里，落入水中了。幸好准备了急救的船只，否则就麻烦了。马最后单独游上了岸。

不久，载着萨韦利耶夫的船也靠了岸，萨韦利耶夫像个落汤鸡一样。大家禁不住都哈哈大笑，拿他取笑，可是他因渡河失败，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

而且，掉进水里时他还把靴子弄丢了。在渡河时，靴子是挂在他脖子上的。这样一来，他只得穿着袜子走回了营房。

在深造班结业后，朱可夫和萨韦利耶夫、阿斯特拉罕第三十七团的一个连长雷巴尔金决定，不乘火车而骑马返回明斯克的工作地点，路程为963公里的田野道路。他们计划的行进路线要经过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和鲍里索夫。

朱可夫他们把计划呈送骑兵指挥员深造班领导，获得批准，但是沿途不能为他们组织检查站、保养和膳食。朱可夫他们坚持不放弃原定决心，尽管他们事先清楚会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寒冷多雨的秋天已经到来。

963公里的路程，朱可夫他们计划走7昼夜。他们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检验一下他们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

1925年早秋的一个早上，朋友们和深造班领导人的代表，聚集在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欢送他们启程。

上路以后，朱可夫他们决定不断变化速度，有时慢步，有时快步，偶尔跑步。

第一天，他们比计划的行程少走了10公里，因为马匹都很疲乏，特别是朱可夫的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它已经12岁，有些老了。

大家都很累，迫切需要休息。沿途的农民热情地欢迎他们，帮他们喂马，也让这些军官们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朱可夫的马情况依然不妙，马还是跛的。朱可夫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进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他决定牵着马走。不久马就不跛了，朱可夫骑上去一试，不跛了，快步走也不跛。为了减轻马受伤的右脚的负担，他决定只用慢步走或左跑步。

其他人骑的是健康的马，当然要轻松得多，而朱可夫常常得下来，牵着马走很长的一段距离，体力消耗比较大。不过，同伴们在休息的地方负责找饲料、照管马匹。

第七天，朱可夫他们已远远地走过了鲍里索夫，到达明斯克附近。在明斯克郊区，朱可夫他们发现聚集了许多人，手举红旗和标语。原来这是朱可夫他们团的一些战友和当地居民赶来欢迎他们的。他们两脚一夹，用跑步驰向看台，向卫戍司令和市苏维埃主席报告，他们已顺利完成远距离骑乘。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两天以后，朱可夫他们进行了考核性的两公里障碍赛马、体检和过秤，结果良好，他们这次乘骑获得良好的评价。经过7天乘骑，马匹减重8公斤至12公斤，人员减重5公斤至6公斤。

朱可夫和其他军官因此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在得到短期的休假后，朱可夫动身回乡，去看望妈妈和姐姐。此时，朱可夫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朱可夫发现，妈妈在他不在身边的这些年月里，显得苍老了许多，但她还像从前一样辛勤地劳动。姐姐玛莎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她看上去也显得老多了。

在农村，朱可夫了解到，农民们很穷，老百姓衣衫破烂。牲畜数量大为减少，有许多人家在歉收的1921年以后，一头牲口也没有剩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极个别人外，没有人抱怨，人民都能理解战后的困难。

休假结束后回到师里，朱可夫发现编制有所改变，师下辖4个团，而不是以前的6个团。原来他指挥的布祖卢克骑兵第三十九团已合并到第四十团，而原骑兵第四十一团和第四十二团合编为新的梅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三十九团。

1926年初，朱可夫被任命为布祖卢克新编骑兵第三十九团的团长。在从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毕业回来以后，朱可夫觉得工作胜任多了，对于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他感到很有信心，能应付自如了。

1926年冬，骑兵第三军政治委员克罗赫马尔和军长铁木辛哥召见朱可夫。

走进办公室后后，朱可夫发现师长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师政治委员什捷尔恩和政治处主任博恰罗夫也在这里。

铁木辛哥说：“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治委员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师的领导和政治部都认为你有条件担任。你有什么意见？”

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我希望能胜任新的职务。”几天以后，朱可夫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在骑兵第七师这是第一次类似的尝试，责任重大。

1926年夏季，朱可夫所在师出去野营。地点是在距明斯克约20公里的日丹诺维奇地区。野营时期，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主要着重在分队、指挥人员、司令部和整个部队的野外战术训练。在所有的军事课目中，朱可夫最喜欢战术，他常常怀着特别喜爱的心情去钻研它。

为了提高战术素养，朱可夫团进行了许多次示范作业和示教作业。指挥员通过这些作业，学习侦察、组织战斗和与其他技术兵器协同的技能。

192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师长施密特给朱可夫打来电话说：“布琼尼可能去你们团，你们准备欢迎。”

“什么时候来，我们应当怎样欢迎？”朱可夫问道。

“我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他先到第三十七团，然后去三十八团，再就是你们三十九团。至于如何欢迎，这由你决定，你是团长嘛！”

朱可夫知道，师长不主张举行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应按条令规定的迎接上级首长的仪式来迎接。

中午，第三十八团团长加伊杜科夫给朱可夫打来电话说：“准备迎接客人，他们到你那儿去了。”

朱可夫立即召集政治副团长弗罗尔科夫、团党组织书记谢拉科夫斯基、团军需主任马雷舍夫等几位主要助手，并一起到司令部门口等候。

五分钟以后，两辆小汽车开到了军营门口。只见布琼尼和铁木辛哥从第一辆车里走出来。按条令规定，朱可夫向布琼尼作了报告，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助手。布琼尼一一向他们问好。

朱可夫请示布琼尼说：“首长有什么指示？”

“你说呢？”他反问道。

“首长看看我们战士和指挥员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吧。”朱可夫说。

“好吧，不过我想先看看战士的伙食。”布琼尼说。

在食堂和厨房，布琼尼仔细地了解了食物的质量和制作，在食堂的留言簿上写下了嘉奖炊事员和团给养主任的话。然后，又检查了部队军事训练的情况。

接着，布琼尼说道：“怎么样，现在看看你们的马匹吧。”

朱可夫随即发出了全团“接受检查”的信号。10分钟后，各连都站好队，开始检查马匹。布琼尼夸奖了战士们马匹保养得很好，然后就到琼加尔第六师去了。

不久，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叶戈罗夫，也来到了朱可夫团视察。叶戈罗夫到团里来视察，朱可夫他们事先并未得到通知。当得到报告说司令员来了时，朱可夫正在进行例行的战术作业。

叶戈罗夫想看看他们的作业情况。当时，部队作业的题目是《骑兵团隐蔽地前出到敌人翼侧和后方，并猛烈冲击敌人》。

一切进行的很顺利，分队指挥员定下了大胆主动的决心。司令员很高兴，说了不少有趣的话，缓和了所有在座人员的紧张情绪。

在朱可夫进行总结之后，叶戈罗夫提了几点意见和希望。朱可夫特别记得他提出的一点，叶戈罗夫认为，仅仅让指挥员学习战术是很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学习战役学。必须考虑到，祖国的敌人一旦挑起战争，就要求我们许多指挥员有战役学方面的知识。

在作业结束后，司令员问朱可夫：“你们团的动员计划搞得怎么样？”

朱可夫回答：“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制订团的动员计划，不过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上级还没有回答。”

叶戈罗夫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动员计划和你们提出的问题。”于是，朱可夫和团参谋长大约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汇报了他们拟制动员计划的情况，并回答了司令员提出的问题。

然后，叶戈罗夫说道：“不错，很不错，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朱可夫说：“我们离国境线很近，这使我们的处境很复杂。发出警报后，我们不得不在人员缺额很大的情况下开赴战场。此外，团还必须从现有人员中派出骨干去编组第二梯队。在缺额很大的情况下，与敌人第一次交战，这可能会影响士气。”

“确实如此，”叶戈罗夫说，“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编组第二梯队部队是必需的。我们绝不能低估敌人，必须认真备战，做好同聪明的、能干且强大的敌人作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实际上并不那样强大、聪明，那么，这样做只会使我方处于优势地位。”

叶戈罗夫对许多事都感兴趣，如紧急备用品的状况、士兵的宿舍和军官的住房等。朱可夫他们报告说，指挥人员基本上住在居民家里，通常一家住一间房。

指战员们都自动捐献个人财物，以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来建设工厂。叶戈罗夫对这事也很感兴趣，他问道：“团长自己捐了些什么？”

“我在骑乘比赛中得奖的4个银烟盒，我妻子的一个金戒指和一对耳环。”朱可夫说。事实上，大家当时都是这样做的。

司令员扫视了在场的指战员们一眼，然后说：“很好，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对！”

1929年末，朱可夫被派往莫斯科，进入高级干部深造班学习。他们住在中央红军之家招待所，在伏龙芝大街国防人民委员部大厦内上课，那里有教室和专修室。

高干深造班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朱可夫他们小组的主任教员是布柳赫尔的副职桑古尔斯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所作的关于军事科学问题的讲演和报告，都恰当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战例。其他教员也都是在战术和战役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

深造班的全体学员都对军事理论感兴趣，寻求每一本新书，收集所能得到的各种军事著作，以便带回部队去。当时苏维埃军事科学已开始形成，伏龙芝的著作在这方面占居首位。

1929年出版的《伏龙芝选集》，阐述了未来战争中，人与技术兵器的关系、未来战争的性质、各军种的协调发展，以及后方与前线的作用。伏龙芝坚持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以便确定建军的特点、部队军事训练的方法，以及根据在本国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来领导部队。伏龙芝深入地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编写苏军条令、教令的基础。

朱可夫说：“没有这些条令和教令，苏联红军这支新型的军队就不可能存在。”

在高级干部深造班的课堂上，充满了有利于发扬创造精神的气氛，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同朱可夫争论最多的是戈尔巴托夫。当时，戈尔巴托夫是骑兵第二军的一个旅长。朱可夫认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渊博学识的指挥员，同他进行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在深造班里，学员们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和专题，熟悉了红军部队装备的新式技术和兵器。

1930年春，朱可夫从高级干部深造班学成后，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任职监察部眼界大开

1930年1月，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七师师长。同年5月，朱可夫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七师骑兵第二旅旅长。

朱可夫领导的第二旅，是由骑兵第三十九团和四十团两个团组成的。他必须仔细研究骑兵第四十团的情况，这个团当时由原沙皇军队的一个旧军官伊夫列夫领导。

伊夫列夫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不喜欢骑兵这一套，但是他对射击训练很熟悉，而且比较注意。所以，第四十团在射击训练方面总是名列前茅。

朱可夫努力发现骑兵第四十团的一切优点，即使是很微小的地方，作为其他部队学习的榜样，并且常常组织这两个团的各种示范作业，如战术、射击、骑乘及政治教育方面的作业。

这个方法很快就收到良好效果，第二旅成了萨马拉骑兵第七师的先进旅，并不止一次地受到表扬。这使大家感到十分的高兴。

朱可夫和大家齐心协力地努力工作，指挥员在工作中依靠党组织，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不断提高战备水平。

有一天，第三十九团党组织书记找到朱可夫，建议在全旅范围内交流两个团的工作经验。

朱可夫听取了这个建议。在两个团的党组织联席会议上，决定进行训练法指导课，以便示范如何向最后进的红军战士讲解党对待各种复杂问题的路线。

第一课是由第三十九团一个政治副连长日穆罗夫讲的，讲得很出色。然后，第四十团的政治工作人员主动把一些不守纪律的红军战士召集起来，准备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弄清他们犯错误的原因。

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人之所以犯错误，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了解战士的性格和他们个人的特点，有时不能公正对待他们的行为，因此有些战士故意让这类首长为难，结果使领导丧失了威信。

对此，朱可夫说：“应当承认，这样开诚布公的谈话无论对于红军战士还是首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朱可夫运用示范作业的方法，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们旅很快又成为了训练先进旅。

在1930年末，有消息说朱可夫可能被任命为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的助理。虽然骑兵监察部的工作当时在骑兵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朱可夫听到这个消息一点儿也不高兴。

因为朱可夫和所在师相处得太熟了，他认为自己是这个和睦的萨马拉人家庭不可分离的一员。但是问题已经决定，他必须收拾行李准备去莫斯科。所谓收拾就是一件军大衣加上几套换洗的衣服，一只箱子就足够装了。

一天晚上，师长罗科索夫斯基给朱可夫打来电话，告诉他已接到了莫斯科的调令。他问朱可夫：“你得多少时间可以准备好？”

“两小时。”朱可夫回答说。

“我们不能就这样让你走”，罗科索夫斯基说：“要知道你是第七师的老兵，我们要好好地欢送你一下。这是第二旅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朱可夫听了此言，真是备受感动。

几天以后，骑兵第三十九团和四十团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举行宴会，师首长也参加了。

同志们对朱可夫说了许多热情赞扬的话，这些话都发自内心，使他终生难忘。

第二天一早，在朱可夫准备起程以前，他再一次到各分队同战士和指挥员告别。

随后，朱可夫还到明斯克去了一趟，这是他非常喜爱的城市。在这里他住了8年，他非常了解热爱劳动、善良的白俄罗斯人民。他亲眼看到白俄罗斯成功地治好了两次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

晚上，朱可夫同妻子基叶夫娜和两岁的女儿艾拉，一起动身去了莫斯科。

朱可夫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的总监助理，分管骑兵战斗训练，并参加各种军令和教令的制定工作。大约一个月后，朱可夫完全熟悉了新的工作。

3个月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下辖的各监察部和军训部共同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朱可夫被选为党组织书记。

在红军监察部工作期间，朱可夫大开眼界，接触到图哈切夫斯基等著名的军事家。

图哈切夫斯基十分了解苏联武装力量的不同军种，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并善于创造性地对待任何问题。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图哈切夫斯基就曾预言，苏联的头号敌人是德国，它正在准备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毫无疑问，首先是对苏战争。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朱可夫学习到了更多的军事理论，于是他常常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研究战役战术的问题。

1931年夏天，在骑兵第一军野营中，朱可夫在骑兵第一师骑兵团长古谢夫及其他同志的参与下，拟制了工农红军骑兵战斗条令草案。秋天，该草案在监察部讨论之后，提交图哈切夫斯基审查。

朱可夫和副部长科索戈夫，不止一次地坚持条令中的某些条文。但是，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有分量的、说服力很强的反对意见面前，朱可夫他们不得不“投降”，并对图哈切夫斯基为他们拟制的条令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过图哈切夫斯基修正之后，条令顺利出版了。从此，骑兵部队获得了一部战斗训练的良好教材。

骑兵监察部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骑兵部队和兵团的组织、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重新进行研究。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并与各骑兵兵团指挥员仔细商讨后，决定骑兵师编成内，应有四个骑兵团、一个机械化团和一个炮兵团。

骑兵团应由4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团属炮兵连、一个独立防空排、一个独立通信排、一个工兵排、一个防化排和有关后勤机构组成。

炮兵团编成内应由一个122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76毫米加农炮营。机械化团配有BT-5式坦克。

这样一来，红军的骑兵装备了强大的技术兵器和火器，改变了骑兵的编制和作战方法。

朱可夫在监察部的这几年间，正是骑兵受到高度重视的时期。大多数骑兵部队都驻守在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上，责任十分重大。

朱可夫得以较快地掌握到现代战争的理论及技术，取得丰富的总部工作经验。

呕心沥血重振骑兵第四师

1933年3月的一天，骑兵监察部第一副部长科索戈夫通知朱可夫说，已向伏罗希洛夫推荐他担任骑兵第四师师长。科索戈夫问朱可夫对这项任命有什么看法，是否愿意去白俄罗斯军区。

朱可夫回答说：“任命我担任这一著名的骑兵师师长职务，我感到非常光荣。我熟悉白俄罗斯军区，我过去在那里工作了10年。我很熟悉骑兵第三军军长瓦伊涅夫，他是个能干的军事首长。”

告别时，科索戈夫对朱可夫说，布琼尼要找他谈一次。几天后，人民委员签署了任命朱可夫的命令。

布琼尼在与他交谈结束的时候，他激动地对朱可夫说：“第四师过去一直是优秀的骑兵师，它将来也应当是优秀的骑兵师。”

此时，年仅37岁的朱可夫跨入了红军高级军官的行列。

随后，朱可夫带着妻子、女儿坐上火车，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白俄罗斯。到斯卢茨克时，正赶上春季泥泞时期。车站上到处是泥，很难通行。在到达马车的一段路上，朱可夫妻子的套鞋好几次陷在了泥里。

女儿艾拉坐在父亲朱可夫的肩膀上问：“这儿怎么没有人行道呢，像在索科利尼克我们家那儿一样？”

朱可夫说：“这里也会有人行道和美丽的广场，只是要等将来。”

朱可夫带着妻女，暂时住在了师化学兵主任德沃尔佐夫家的一间8平米的房子里。德沃尔佐夫非常客气，把这间房让给朱可夫他们一家，自己一家则住在了一间小的房间里。

半小时以后，朱可夫来到了师司令部，它就设在同一个院子里。师长克列特金不在司令部，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迎接朱可夫。当然，朱可夫理解他的心情，因此没有坚持立即见到他。

骑兵第四师曾是王牌部队。朱可夫上任后，首先对所属的各部队进行了考察摸底，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朱可夫在同师里的领导干部讨论了他考察的结果后，决定首先召开扩大的全师各级领导干部大会，吸收司务长参加，因为司务长在组织全部内务勤务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开得很成功。在党员的发言中，反映出一种要求立即克服存在的缺点的决心，并对那种把纪律松懈、军事训练差，归咎于客观条件的情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军事训练方面，师领导班子决定准备集中主要力量，对各级指挥干部进行教学法训练。在师团各级指挥人员的战术训练中，努力培养他们善于隐蔽部队和分队的行动，以保障对敌人进行突击时的突然性。

朱可夫认为，突围是一种最困难、最复杂的战斗行动。要想迅速突破敌人的正面，领导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本领、坚强的毅力、严密的组织性，特别是卓越的指挥能力。

在通常情况下，朱可夫对演习企图严格保密，对参加演习的团发出战斗警报，指出集合地域，在集合地域内向团的领导说明战术情况，发出战斗命令，规定他们实施机动，通过难以通行的地域、沼泽地或是森林地。

行军路线选择在必须用相当的力量来清理和敷设的道路，使用就便器材渡河。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加强任何工程器材，以便训练各级指挥员善于靠自己的力量，利用就便器材脱离困境。

实施这种演习，在体力上消耗很大，有时部队需要连续行军好几天，不能睡觉，不能按时吃饭，有的战士累得连站都站不稳。但是，当部队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到达规定的目标时，指战员又是多么的高兴啊！

1935年，朱可夫领导的骑兵第四师，在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指标。

同年，在白俄罗斯军区的大检阅中，第四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获得了政府最高奖励“列宁勋章”。师长朱可夫也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

1936年4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视察了骑兵第四师。这位该师的第一任师长重回英雄的部队，心情十分激动，第四师的全体官兵也很激动。

在朱可夫冷静的指挥下，所有的检阅动作都进行得很出色。检阅完毕后，伏罗希洛夫和陪同他的高级将领们进行了一番关于骑兵与坦克的对话。当时，朱可夫也在场。

伏罗希洛夫说：“我们的骑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在国内战争时期，我和布琼尼在整个骑兵集团军中只有几辆原始的装甲车。而现在呢，每一个骑兵师就有一个出色的坦克团，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复杂的江河障碍。”

伏罗希洛夫转身问身边的军长科斯坚科：“怎么样，我的老朋友，你对坦克怎么看？坦克不会使我们上当吧？也许马匹更可靠，嗯？”

科斯坚科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马匹、马刀和长矛我们目前还不能抛弃，我认为放弃骑兵现在还为时过早，它还能为祖国服务。但是我们应对坦克给予充分注意，它是新型的快速机动兵种。”

伏罗希洛夫又问政委津钦科，津钦科回答说：“我认为科斯坚科的意见是对的，如果我对装甲坦克兵器的前途表示怀疑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可怜的、不合格的机械化兵团的政治委员。我认为，应尽快发展机械化部队，特别是坦克兵团，目前我们还太少。”伏罗希洛夫听后，连连地点头。

演习结束后，在讲评时，伏罗希洛夫对朱可夫他们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热烈赞扬该师渡河组织工作做得很好，赞扬坦克手的创新精神，他们敢于渡过像别列津纳河这样深的河流。

随后，师部让各团开会，向战士、军事指挥员传达了这些讲话。指战员们兴奋异常，久久不肯散会，畅谈演习中的种种感想。

在任骑兵第四师师长后，朱可夫的名字在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频繁。1936年，他被指定为参加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朱可夫对自己在第四师的工作是这么评价的。他说：

这些年我只有一个信念：使我所指挥的师成为红军部队中最好的师、最先进的师。我对师的训练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精力和心血，使它摆脱了落后状态，教会指挥干部和司令部掌握现代战术、组织，以及指挥分队、部队和师的方法。

朱可夫还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当时一切都做好了。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师的训练方面，我们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当时已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贡献了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