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向披靡

人民是我们的母亲,作为军人,最大的痛苦与失职就是不能保护好人民,使他们受到战争的苦难。——朱可夫

潜心钻研战役战略军事学

1937年,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朱可夫担任了白俄罗斯军区骑兵第三军军长的职务。

不久,骑兵第六军军长戈里亚切夫,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则被推荐担任第六军的军长。他欣然接受了这个职务,因为第六军的训练水平和部队总的状况比第三军要强。最主要的是,顿河哥萨克第四师在第六军的编成内。因为朱可夫指挥这个师有4年多的时间,所以他对这个师特别的有感情。

在骑兵第六军,朱可夫进行了重大的战役研究工作。他研究最多的是骑兵机械化集团军中,骑兵的战斗使用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骑兵第六军在战斗准备方面,比其他部队要好很多。在这个军内,除顿河哥萨克第四师外,琼格尔库班—捷列克哥萨克第六师也很不错,它在训练方面,特别是战术、骑术和射击训练方面都很出色。

朱可夫在担任第六军军长时,他下功夫研究了战役战略问题。因为他很清楚,一个现代化军队的军长必须知道许多东西,必须顽强地钻研军事科学。

朱可夫阅读了大量的战史材料、军事学术经典著作和各种回忆录,并努力对现代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特点做出结论。在进行师军指挥员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朱可夫都亲自制订战役战术计划,这使他收益很大。

此外,朱可夫还深深的懂得,作为一个军长,他必须认真地学习党政问题。他有时候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学习到深夜。在回忆录中,朱可夫这样写道:

应当承认,阅读这些著作对我来说是很吃力的,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但是,顽强学习就能收效。后来我很高兴,在困难面前我没有退缩,可以说是勇往直前继续学习。这对我很有好处,使我对我们武装力量的组织问题、我们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有较深的理解。

我自己学习,也要求部属经常学习列宁的策略,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领导、训练和教育部队,也不可能在需要时率领部队为保卫祖国而战斗。

1938年,骑兵第六军的战斗训练进行得很正常,年终时,骑兵第六军达到了很好的指标。

1938年底,朱可夫被推荐担任新的职务,即白俄罗斯军区主管骑兵的副司令员。作为副司令员,朱可夫平时的任务是领导军区骑兵部队的军事训练和作战计划,规定与骑兵部队共同行动的独立坦克旅的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朱可夫应指挥由4个至5个骑兵师、3个至4个独立坦克群和其他加强部队组成的骑兵机械化集群。

朱可夫不愿意离开他所熟悉的军,但是指挥一个大战役军团的前景,对他很有诱惑力,所以他同意担任新的职务。

全歼日本第六集团军

1939年5月底,朱可夫作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正与几位助手在明斯克地域实施首长―司令部军事演习。

演习结束后,6月1日,朱可夫在明斯克的骑兵第三军司令部进行讲评。

突然,军区军事委员苏塞科夫通知他,刚才莫斯科电话通知,命令他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朱可夫接到命令后,马上乘通过此地的第一趟列车,前往莫斯科。6月2日清晨,朱可夫走进了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在人民委员手下工作的赫梅利尼茨基,奉命接待了朱可夫。他说伏罗希洛夫已经在等他了。赫梅利尼茨基对朱可夫说:“你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朱可夫不解地问。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赫梅利尼茨基说。

进门后,朱可夫向人民委员报告他已奉命来到。伏罗希洛夫向他问好后,说道:“日军突然入侵我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义务保护蒙古不受任何外来侵犯。这是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随后,朱可夫走近地图。

“在这里,”伏罗希洛夫指给朱可夫看,“日军长时间的对蒙古边防人员进行小规模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本的海拉尔警卫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防卫哈勒哈河以东地区的蒙古边防部队。”

“我认为,”伏罗希洛夫接着说,“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立即动身飞到那里,而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马上可以起飞。”朱可夫果断地表示。

“非常好,”伏罗希洛夫说,“你乘坐的飞机16时可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在他那里你可以拿到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一下今后同总参谋部的联系问题。派给你几个专业军官,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与伏罗希洛夫分手后,朱可夫赶到总参谋部,见到代副总参谋长斯莫罗基诺夫。只见在斯莫罗基诺夫桌上,摊着和人民委员一样的形势图。

斯莫罗基诺夫对朱可夫说:“我请你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弄清当地的情况。然后,坦率地告诉我们你的意见。”说完以后,他们就分手了。

不久,朱可夫及其随行人员离开莫斯科,飞往蒙古方向。在边境的最后一站赤塔停留时,朱可夫听了当地军区领导关于最新敌情的介绍。

6月5日晨,朱可夫一行到达塔木察格布拉克,在第五十七军特别司令部,朱可夫见到了军长费克连科、军政委尼基舍夫、参谋长库谢夫以及其他人。

在汇报情况的时候,库谢夫急忙说明,对情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从汇报中,朱可夫发现军的领导并不了解真实情况。

朱可夫问费克连科:“你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

费克连科回答说:“我们坐在这里,当然是远了一点。可是,在发生冲突的地域,我们在作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前面电话电报线路连一公里都没有敷设,也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

朱可夫问道:“面对这种情况,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着手构筑指挥所。”费克连科说。

很明显,在军的领导人中,除了政委尼基舍夫外,没有人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朱可夫建议军长立即到前线去,在那里仔细研究一下情况。但是,费克连科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便让政委尼基舍夫与朱可夫同去。

尼基舍夫是个十分称职的政委,他对全军人员的情况都很熟悉,给朱可夫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观察,与苏蒙部队指战员谈话,朱可夫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心中有数了。另外,朱可夫发现了苏军和蒙军行动中的缺点,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对日军缺乏周密的侦察。

各种情况表明,这不是边境冲突,日本并未放弃侵略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领土的野心。朱可夫估计,不久就会发生大规模的行动。

在考虑了全面情况后,朱可夫得出结论,苏军第五十七特别军的兵力无力阻止日军的军事冒险,特别是如果日军同时在其他地域和向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该军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回到塔木察格布拉克的指挥所后,朱可夫同军领导商讨后,发出了呈送给国防人民委员的报告。在报告中,朱可夫简略地报告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哈河东岸的登陆场,同时准备从纵深方向进行反袭击。

第二天,朱可夫收到了回答。人民委员完全同意朱可夫他们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一天,朱可夫还受到了人民委员的命令,解除费克连科的军长职务,任命朱可夫为该军军长。

朱可夫对战局的判断准确无误。在1939年7月3日清晨,蒙军的苏联总顾问阿丰宁上校,到巴英查岗山去检查蒙古第六骑兵师的防御时,意外地发现了正借着夜幕的掩护偷渡哈勒哈河,进攻蒙古第六骑兵师分队的日军部队。日军凭借着优势兵力,于拂晓前占领了巴英查岗山及其邻接的地段。

得知情况后,在3日7时,朱可夫派出苏军第一批轰炸机和歼击机飞抵巴英查岗山上空,开始对日军进行轰炸和强击。为了阻止敌人继续渡河和在巴英查岗山地域集中兵力,朱可夫命令加强对哈勒哈河渡口的轰炸和炮击。

9时,苏军坦克十一旅前卫营的先头分队,进抵巴英查岗山地域。9时15分,朱可夫见到了坦克十一旅旅长雅科夫列夫。朱可夫和雅科夫列夫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决定召唤全部航空兵,加速坦克和炮兵的运动,不迟于10时45分向敌人发起进攻。

10时45分,坦克第十一旅的主力展开,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了进攻。有一个名叫中村的日本士兵,在他的日记中描绘了7月3日的情况:

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战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战”,“惊心动魄”。

7月4日,战斗昼夜间都在继续着。到5日凌晨3时,红军攻占了巴英查岗山头,日军的抵抗被粉碎。日军见势不妙,开始仓皇向渡口撤退,企图渡过哈勒哈河。日军工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突破,已把渡口炸毁了。日军军官全部跳入水中,苏坦克兵亲眼看到他们溺亡。

日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官狄州立兵将军看到局势不妙,于7月3日夜里率领作战组撤到了河对岸。

7月5日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哈河西岸已经听不到枪声了。朱可夫指挥的坦克兵大获全胜,这一仗是苏军积极防御的典范。在这一仗后,日军再也不敢冒险跨过哈勒哈河了。

日军不甘心就此失败,于是调集重兵于哈勒哈河沿岸,企图与苏军决一死战。为了迷惑日军,朱可夫命令部队的一切运动、集结、变更部署都只能在夜间进行,因为夜间敌人的航空侦察和目视观察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8月17日至18日之前,朱可夫下令严禁部队进入出发地域。进行现地勘察的指挥人员必须穿着红军战士服装,只能乘坐货运卡车。

苏军料到日军会进行无线电侦察和窃听电话,为了制造假情报传给敌人,苏军拟订了全套无线电和电话通话计划。通话只涉及建立防御和秋冬战役的防御准备,无线电通话主要使用易于被破译的密码。

此外,苏军还印制了几千张传单和一片战士防御须知,把它们投到敌方阵地,使敌人看到苏蒙军队的政治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为了伪装部队的行动,苏军还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起飞、坦克运行等声音。在突击集团开始调动前的12天至15天,苏军就开始模拟各种音响,使敌人对此习以为常。

起初,日军把这些模拟的声音当成了部队真正行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进行射击。后来日军就对任何声音都不再注意了,而这一点对苏军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集中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使苏方进攻战役的消息不泄露出去,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内,总攻计划由司令员、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和作战部长亲自拟制。各兵种司令员和政委、后勤部长,只根据司令员批准的计划分别制订有关计划。

战役计划、命令、战斗号令以及其他作战文书的打印,只由一名打字员负责。

随着进攻开始日期的临近,在战斗行动开始前四天至前一天,逐次向各级指挥人员传达战役计划。在进攻前3小时,才向战士和军士下达战斗任务。

1939年8月20日,苏蒙军队发起合围并歼灭日军的总攻战役。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气暖和。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不想进攻,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允许将官和校官星期日休假。其中有不少人在这一天远离自己的部队,有的去了海拉尔等地。

苏军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于是决定在星期日开始进攻!凌晨5时45分,战役打响了。苏军炮兵对日军高炮及机枪阵地进行了突然的猛烈射击。部分火炮对苏航空兵要轰炸的目标发射烟雾弹。

在哈勒哈河地域的上空,出现了150架轰炸机和100架歼灭机。飞机的突击非常凶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绪极为高涨。8时45分,当苏军航空兵对日军进行突击,轰炸其炮兵时,空中升起红色信号弹,总攻开始了!冲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奋力向前冲去。

苏军航空兵和炮兵的突击非常猛烈,在一个半小时内,敌人的炮火无力进行还击。日军的观察所、通信联系以及炮兵阵地都被摧毁了。

部队的冲击是准确按照战役战斗计划进行的,但坦克第六旅没能全部渡过哈勒哈河,只有部分兵力参加了8月20日的战斗。该旅的渡河和集中到20日的0时才完成。

8月21日和22日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大沙地域尤为激烈,敌人在这一带进行了顽固的抵抗。为了弥补估计的错误,苏军被迫从预备队中抽出摩托化第九装甲旅投入战斗,并加强炮兵。

在粉碎了敌侧翼集团后,苏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在8月26日结束前,完成了对日军第六集团军全部的包围。26日以后,开始分割歼灭被围的敌军集团。但是,日军仍然顽强的抵抗。

原来,日本当局告诉士兵,他们当了俘虏也得被枪毙,而且在枪毙之前还得折磨得半死。这类宣传在士兵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事实粉碎了谎言。在回忆录中,朱可夫这样写道:

我记得在8月里的一天,天刚亮,我在观察所,一名已被蚊子咬得不像样子的日本俘虏兵被带来了。他是被费久宁斯基团的侦察兵在芦苇丛里抓到的。

我问他,是谁在什么地方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他回答说,他和另一个士兵昨天黄昏受命躲藏在芦苇里,暗中监视俄军的行动,但没有给他们防蚊用具。连长命令他们在芦苇中不许乱动,以免被发现。夜间蚊子袭来,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动不动地待到第二天早晨,生怕被发现。

这个俘虏说:“可是俄国人一喊话,端起了枪,我就举手投降。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折磨了。”

朱可夫非常需要了解这个被俘士兵所在的那个地区的日军情况,为了使他开口,朱可夫给他半杯伏特加酒。

俘虏看了看这杯酒,然后说:“请您先喝一口,我害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父亲开一个百货店,当然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朱可夫的翻译说,根据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手册”,士兵应当口喊“万岁”英勇地死去。俘虏笑了笑说:“父亲嘱咐我,要活着回去,而不是死了回去。”

尽管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宁愿战死也不投降,但苏军仍然仅用了10天时间,就将侵入蒙古边界的日本第六集团军全部歼灭。苏军在哈勒哈河战役的伤亡约10000人,而日军的伤亡人数超过50000人。哈勒哈河战役大大提高了朱可夫的声誉。

苏联政府为了表彰苏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杰出功绩,授予其中70人以苏联英雄称号。朱可夫当然名列其中。

出任苏军总参谋长

1940年5月初,朱可夫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命他去人民委员部另行分配工作。

当朱可夫到达莫斯科时,苏维埃政府颁布命令,朱可夫晋升为大将军衔。几天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朱可夫,并任命他为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

朱可夫以前没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因此在被接见时,他感到非常激动。在接见的房间里,除斯大林外,还有加里宁、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向朱可夫问好后,抽着烟斗,随即问朱可夫:“你认为日军怎么样?”

朱可夫回答:“与我们在哈勒哈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见斯大林在认真地听着,朱可夫接着说:“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改装的‘欧’型和伊-16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优越。在以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一队荣获苏联英雄的飞行员到来以后,制空权就很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皇军。”

斯大林很认真地听朱可夫所说的一切,然后他问道:“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朱可夫说:“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看得出,斯大林在很注意地听,于是朱可夫继续说道:“对于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哈河的战斗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红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斯大林微笑着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

朱可夫在蒙古共和国的时候,他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的战斗行动的过程。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朱可夫问斯大林:“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以法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朱可夫回到旅馆后,久久不能入睡,这次谈话时的情景总是萦绕在他的脑际。

在回忆录中,朱可夫这样写道:

斯大林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和具体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听取报告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谈后不久,朱可夫就去了基辅特别军区任职。在短期内,朱可夫熟悉了军区的其他领导干部。

在熟悉了军区的情况以后,朱可夫去拜访了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朱可夫向他们谈了苏军在哈勒哈河粉碎日军第六集团军的情况,以及他对基辅军区的初步印象。随后,朱可夫请求他们在军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面给予帮助。

在1940年6月,朱可夫走遍了军区几乎所有的部队和兵团。然后,他同军区司令部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杜布诺地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带通信工具的首长——司令部野外作业。就在这一带,一年以后,也就是1941年,德国人根据“巴巴罗萨计划”,对乌克兰实施了主要突击。

1940年夏秋两季,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培训。部队学习了红军与芬兰军队作战,以及与日军在哈勒哈河作战所取得的战术经验。在训练中,也考虑了法西斯德军进攻一系列欧洲国家时的作战经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紧张的进行。

整个夏天,朱可夫和军区军事委员鲍里索夫、训练部和作战部部长,都是在部队中度过的。他们主要注意指挥人员、司令部和各兵种部队的野外训练。

1940年9月底,朱可夫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2月于莫斯科召开高级指挥员会议。指定朱可夫在会上做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特点》的报告。此外,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指定朱可夫为演习中的“蓝”方。国防人民委员要求11月1日前交出报告草稿。

由于作报告的题目很复杂,会议的水平很高,所以朱可夫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昼夜工作,来起草这一报告。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巴格拉米扬,在这方面给了朱可夫很大的帮助。

按规定时间,朱可夫撰写的报告草稿送交国防人民委员。两星期后,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打电话通知他,他的报告草稿领导已经批准,要他做好发言的准备。

1940年12月底,会议开始。朱可夫所作的报告《现代进攻战役特点》获得好评。参加会议的人还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批评。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原定进行一次大型演习,但出乎意外地被召集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接见朱可夫他们时相当冷淡,略微点头打了一个招呼,就让他们在桌子旁边坐下。

斯大林问道:“你们的演习什么时候开始?”

铁木辛哥回答说:“明天早晨。”

“那好,你们进行吧。但是司令员们先不要走。谁充当‘蓝’方,谁充当‘红’方?”斯大林问。

“朱可夫大将充当‘蓝’方,巴甫洛夫上将充当‘红’方。”铁木辛哥回答。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演习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总讲评。在会上,朱可夫主动请求发言。朱可夫说:

这类演习,对于提高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战略水平是很有价值的。我建议,尽管演习组织起来很复杂,还是应当常常举行这类演习。为了提高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及参谋人员的军事素养,必须在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开始演练大规模的带通信器材的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

然后,朱可夫还谈到了白俄罗斯的筑垒地域的构筑问题。他说:“我认为,白俄罗斯现有的筑垒地区距离边界太近,并且它们的布局,特别是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击部,在作战中非常不利。敌人可以从布列斯特和苏瓦乌基地域,突击我比亚韦斯托克军队的后方。同时,筑垒地区的纵深很小,不可能坚持很久,因为敌人的炮火可以达到全部纵深。我认为,必须在高边界较深远的地方构筑筑垒地区。”

在演习讲评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了朱可夫。

相互问候之后,斯大林说:“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的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朱可夫的意料,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朱可夫说:“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决定”一词说得特重。

朱可夫在明白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表示感谢对他的信任,然后说:“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返回部队。”

“好吧,就这样说定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

一刻钟后,朱可夫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身边。他微笑着对朱可夫说:“我听说了,你拒绝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刚才斯大林同志给我打电话了。现在你回军区去,然后尽快返回莫斯科。基尔波诺斯上将接替你任军区司令员,但你不必等他,暂时让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代理司令员职务。”

当晚,朱可夫就动身去基辅,以便尽快回到莫斯科。一路上,朱可夫的心情都很沉重。在回忆录中,朱可夫这样写道:

我一直很喜爱乌克兰和古老美丽的基辅。乌克兰人民对我很尊重、很信任,推选我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乌克兰党中央对军区部队的演习、教育和生活供应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这段话中,流露出朱可夫对基辅的热爱和依依不舍的心情。

国防人民委员从莫斯科几次打来电话,要朱可夫尽快结束军区的工作。因此,他在基辅没有待多久,1月31日就到了莫斯科。第二天,朱可夫就接替了梅列茨科夫大将的工作,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

投入急迫的战前部署工作

1941年2月1日,朱可夫大将正式出任苏军总参谋长。

在整个2月份,朱可夫都在忙于仔细研究与总参谋部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档案材料。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常常在办公室过夜。

朱可夫到任时,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是瓦杜丁中将,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勤奋、很有战略头脑的指挥员。

负责组织编制的副总参谋长是索科洛夫斯基中将,是一位具有很高天赋和很大潜力的将才。此外,还有华西列夫斯基少将,是位帅才,后来担任了总参谋长。另外还有马兰金少将等一批有才干的、果断的军官。在这些得力助手的帮助下,朱可夫一到位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经过研究,朱可夫高度紧张起来了。他发现,红军军训部和各军兵种司令部在最近两年中,出版发行了几十种重要的条令和规范,却没有全部在部队中得到贯彻。此外,大量德军集结在东普鲁士、波兰和巴尔干,但西部各军区却缺乏足够的战斗准备。

在全面考虑了这些问题后,朱可夫与瓦杜丁一起,向国防人民委员详细报告了苏军组织编制和战斗准备方面的缺点,以及动员储备品的情况,特别是炮弹和航空炸弹的情况。此外,还指出工业来不及完成苏军的技术兵器的订货。

“所有这些问题,领导们都很清楚。我想,目前国家无法给我们更多的东西。”铁木辛哥说。

有一次,铁木辛哥把朱可夫叫去说:“昨天,我为了火箭炮的问题到过斯大林同志那里。他问及你接替了梅列茨科夫的工作没有,对新的工作感觉怎样,并且命令你去向他报告情况。”

朱可夫问:“要准备些什么问题呢?”

“所有问题都要准备。但要注意,他不会听长篇报告。向他报告时要在10分钟内讲完。”人民委员说。

“10分钟我能报告什么呢?问题都很大,都需要严肃对待。须知要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朱可夫说。

“你打算告诉他的东西,他基本上都知道”,国防人民委员说,“所以,你只要谈谈其中最关键性的问题。”

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可夫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来到斯大林的别墅。铁木辛哥元帅和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了。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同朱可夫打过招呼以后,问他见过火箭炮没有。

朱可夫回答说:“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

“哦,那么最近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

于是,朱可夫就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内容,简要地重复了一遍。他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服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莫洛托夫打断朱可夫的话说:“怎么,你认为我们很快要同德国人打仗吗?”

“等一等!”斯大林阻止了莫洛托夫。

斯大林听完报告以后,请所有的人进餐。中断了的谈话又继续谈下去。斯大林问朱可夫对德国空军有什么看法。

朱可夫说:“德国人有一支不错的空军。他们的飞行人员在同陆军协同作战方面,受过很好的实际锻炼。至于飞机,我们的新式歼击机和轰炸机丝毫不比德国人的差,甚至还要好一些。可惜的是这种飞机太少了。”

“歼击机尤其少。”铁木辛哥补充说。

最后,斯大林说,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现实的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

当晚,朱可夫回到总参谋部以后,他记下了斯大林所讲的一切,并且写出了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随后将这些建议交给了政府。

1941年2月15日至20日,苏共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朱可夫参加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会议通过了苏联和平时期最后一个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1941年有很大发展。

此时,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对苏军进行改革的要求也更加紧迫。战争威胁在日益迫近,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员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特别是铁木辛哥元帅,这时期一昼夜工作18至19个小时,常常通宵达旦地在办公室里。

1941年6月13日,铁木辛哥当着朱可夫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

斯大林回答说:“让我们再考虑一下。”第二天,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到斯大林那里,向他报告情况,请求必须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斯大林说:“你们要进行全国动员,立即把部队调往西部边境吗?这就是战争!你们懂不懂?”后来,斯大林又问道:“我们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部署了多少个师?”

铁木辛哥向他报告,截至6月1日,西部边境4个军区总共有149个师和一个独立步兵旅。

其中: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有19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1个独立旅;西部军区有24个步兵师,12个坦克师,6个摩托化师,2个骑兵师;基辅军区有32个步兵师,16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2个骑兵师;敖德萨军区有13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两个摩托化师,3个骑兵师。

“你看,难道还少吗?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人还没有这么多的部队。”斯大林说。

朱可夫说:“根据情报,德国师是按战时编制齐装满员的。一个师编有1.4万至1.6万人。而我们的师,还是8000人的师,人数实际上比德国师少一半。”

斯大林说:“不能完全相信侦察。”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朱可夫决定步行一会。此时,他的心情很不舒畅。一群孩子在克里姆林宫旁的亚历山德罗夫花园里嬉闹着。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和所有的军人们,对所有的孩子,对他们的未来,对整个国家,肩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

为了不给德国以挑动战争的借口,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和各边境军区司令员得到警告,要亲自对苏军行动不慎可能引起的后果负责。不经斯大林批准,绝对不能将军队按掩护计划向前线作任何移动。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向各军区司令员建议,向边境方向举行兵团战术演习,使军队向掩护计划规定的展开地域靠近。这个建议各个军区都实行了,但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大部分炮兵都未参加此次演习。因为在1941年初,师属和军属炮兵、高射炮兵还没有完成射击训练,没有做好完成战斗任务的准备。因此,各军区司令员决定将部分炮兵派往靶场打靶。

结果,掩护部队中有些师和军在法西斯德国进攻时,处在大部分炮兵都不在的情况之下。

6月21日晚上,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用电话向朱可夫报告,有一个德军司务长向苏边防部队投诚,据他供称,德军正在进入出发地域,将在22日晨发动进攻。

朱可夫立即把普尔卡耶夫讲的内容,向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作了报告。斯大林说:“你同国防人民委员到克里姆林宫来吧。”朱可夫随即带上给部队的命令草稿,同国防人民委员和瓦杜丁中将一起前往克里姆林宫。他们在路上商定,无论如何也要做出使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决定。

斯大林一个人接见了朱可夫他们。他看上去显然很忧虑。

斯大林问道:“这个投诚者不会是德国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吧?”

铁木辛哥回答说:“不是。我认为投诚者说的是实话。”这时,政治局委员们走进斯大林办公室里。斯大林简要地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斯大林问:“我该怎么办呢?”没有人回答他。

“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国防人民委员说。

斯大林说:“把命令读一下!”

于是朱可夫把命令草稿读了一遍。斯大林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命令要简短,指出袭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军区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的影响,以免问题复杂化。”

为了抓紧时间,朱可夫和瓦杜丁到另一个房间,迅速起草了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草稿,然后回到办公室请求报告。

斯大林听完报告草稿后,又亲自读了一遍,作了某些改动,然后交给国防人民委员签字。命令全文如下: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

抄送:海军人民委员

1.1941年6月22日到23日,德军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袭击可能从挑衅行动开始。

2.我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以免使问题复杂化。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基辅、敖德萨各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以防德军或其盟军可能的突然袭击。

3.命令:

(1)1941年6月21日夜间,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域各发射点;

(2)1941年6月22日拂晓前,将全部飞机、包括陆军航空兵的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加以周密伪装;

(3)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军队应分散、伪装;

(4)防空部队不待补充兵员到达,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城市和目标地区应采取灯火管制的一切措施;

(5)在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铁木辛哥朱可夫

1941年6月21日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心情,从斯大林那里回来。此时,天早已经黑了,6月21日这一天即将过去。二人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门口,谁也没有作声,但朱可夫感到铁木辛哥也有着同样一种不安的心情。

临危受命稳定西部战局

1941年6月21日夜间,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奉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不断同各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通话,他们报告说国境外面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些消息是他们从边防部队和掩护部队的先头部队得到的。

6月21日24时,基辅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从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指挥所通过高频电话报告,又一个德国兵投向苏军,他是步兵第七十四师第二二二团的士兵。这个德军士兵渡河,向苏边防部队报告说,德军将在4时开始进攻。朱可夫命令基尔波诺斯尽快把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转达给各部队。

6月22日凌晨3时7分,黑海舰队司令奥克佳布里斯基上将,用高频电话向朱可夫报告:“根据舰队对空情报部门报告,大批不明来历的飞机正飞近我岸,舰队已做好充分战斗准备。请指示。”

朱可夫问奥克佳布里斯基上将:“你们的决定是什么?”

“决定只一条:用舰队防空火力截击来犯机群。”奥克佳布里斯基回答。朱可夫随即和铁木辛哥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答复他说:“执行吧,并向海军人民委员报告一下。”

3时30分,西部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报告,德国飞机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三分钟后,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时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朱可夫给斯大林打电话。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沉默不语,朱可夫只听见他的呼吸声。

“您听懂我的意思吗?”朱可夫问。依旧是沉默。终于,斯大林问道:“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

“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朱可夫回答。

“你和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宫来。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斯大林说。

4时,朱可夫又和奥克佳布里斯基通话。他镇定地向朱可夫报告:“敌人的空袭被打退。攻击我舰艇的企图被粉碎,但城市遭到了破坏。”奥克佳布里斯基上将是第一批实行有组织抵抗的军团之一。

4时10分,西部特别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报告,德军开始在该军区的各地段采取地面行动。

4时30分,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来到克里姆林宫。全体政治局委员已经到齐。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被邀请去办公室。

只见斯大林脸色苍白地坐在桌旁,手里拿着装满烟的烟斗。他说:“应该立刻给德国使馆打电话。”

使馆答复说,大使冯·舒伦布格勋爵请求接见,他带来紧急通知。莫洛托夫负责接待大使。

这时,第一副总长瓦杜丁转告说,经过猛烈的轰击后,德国陆军已在西北和西部方向许多地段向苏军进攻。

过了一会儿,莫洛托夫匆匆走进办公室说:“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斯大林默默地坐到椅子上,沉思起来。此时,出现了一阵长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朱可夫打破沉默,建议立即用各边境军区所有兵力猛攻入侵的敌军,制止其继续前进。

“不是制止,而是消灭。”铁木辛哥补充说。

“下命令吧。”斯大林说。

6月22日7时15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二号命令被转发各军区。但由于力量对比和严重的局势,这一命令是不现实的,因此未被执行。

大约9时,铁木辛哥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去克里姆林宫向他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实行全国动员和成立统帅部的命令草稿和许多其他问题。

铁木辛哥报告了成立最高统帅部的草案。斯大林把实行动员的命令草稿看了一遍,对总参提出的动员范围做了一些压缩,然后把命令交给波斯克列贝舍夫报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随即,苏联政府发布全国动员令。

6月22日13时左右,斯大林给朱可夫打电话说:“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还准备让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方面军。他们已到我这里接受指示。你必须立即飞往基辅,再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方面军司令部去。”

朱可夫问道:“在目前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

斯大林答道:“把瓦杜丁留下吧。”接着,斯大林微带怒气地补充说:“请你抓紧时间,我们这里好歹可以对付。”

朱可夫随即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让他们不要等他了。40分钟后,朱可夫就搭上了飞往基辅的飞机。上了飞机他才想起来,自己从昨天起就没有吃任何东西了。这时,飞行员帮了朱可夫的大忙,他们招待他喝浓茶、吃面包。

在6月22日黄昏时分,朱可夫赶到了位于基辅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赫鲁晓夫正在等他。见面后,赫鲁晓夫对他说:“再往前飞有危险。德军飞行员追逐运输机,应当坐车去。”朱可夫听从了赫鲁晓夫的安排。随后,朱可夫乘车到塔尔诺波尔,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塔斯上将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

到达指挥所时,已是深夜。朱可夫立刻与瓦杜丁通了电话。

瓦杜丁报告说:“到今日日终,尽管采取了有力措施,总参谋部仍无法从各方面军、集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关于我军和敌人的准确情报。”

6月23日9时,朱可夫来到机械化第八军军长利亚贝舍夫中将的指挥所。利亚贝舍夫拿着地图,向朱可夫报告了部署。这时,传来了一阵德国俯冲轰炸机特有的尖叫声和随之而来的炸弹爆炸声。朱可夫看到利亚贝舍夫和在场的军官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就像在野外演习时一样。

朱可夫感到很高兴,心想:“真是好样的,有了这些人,我们是不会打输的。”随后,朱可夫和利亚贝舍夫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谈妥后,于傍晚回到了捷尔诺波尔方面军的指挥所。

6月24日,利亚贝舍夫指挥的机械化第八军在别列斯捷奇科方向转入进攻,机械化第十五军在拉杰霍夫以东进攻。这两个军的出色战斗,使德军第一装甲集团群的第四十八摩托化军陷入危急的境地。德军统帅部调动了全部空军到这一地域抗击苏军的反突击,才使第四十八摩托化军免予被粉碎。德军不得不增派第四十四军及其他部队,以对抗苏军部队的反突击。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敌人不断地从纵深增调生力军来对付我们的坦克楔子。不出所料,敌人以大量坦克兵力在第一坦克集群的南翼转入进攻。个别阶段发现有部队移动。

6月26日,斯大林给正在捷尔诺波尔西南方面军指挥所的朱可夫打电话说:“西方方面军形势严重,敌人逼近明斯克。我不明白帕夫洛夫是怎么啦,库利克元帅不知道在哪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生病了。你能不能马上飞到莫斯科来?”

朱可夫回答说:“我马上就去同基尔波诺斯和普尔卡耶夫谈谈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动身去机场。”

6月26日深夜,朱可夫飞抵莫斯科,从飞机场直接去见斯大林。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国防委员铁木辛哥和第一副总长瓦杜丁中将笔直地站着。两个人看上去苍白而瘦削,眼睛由于失眠而充满了血丝。斯大林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斯大林同朱可夫点头问好后,说:“请你一起来考虑一下,并且请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说罢,他随手把一张西方方面军的地图撂在桌上。

朱可夫说:“我们需要40分钟把情况研究一下。”

斯大林说:“好吧,40分钟后再向我报告。”随后,朱可夫他们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开始讨论西方方面军的形势和苏军的能力。

此时,西方方面军的形势已十分严重。第三、第十集团军余部被合围于明斯克以西,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第四集团军的某些部队已退入普里皮亚特森林中。这支疲弱的军队,受到了强大敌军集团的追击。

朱可夫他们在讨论过形势之后,除了建议使用第十三、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集团军,立即在西德维纳—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莫济里一线占领防御以外,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另外,使用统帅部预备队的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八集团军,立即着手在后方地域,沿谢利扎罗沃—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利—戈梅利一线构筑防御。除此之外,朱可夫他们还建议立即由莫斯科民兵师再组建二至三个集团军。

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并立即发出了相应的命令。但不幸的是,该方向战局继续恶化,明斯克失守。30日,苏联组建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

7月3日,斯大林代表苏共中央发表广播演讲:

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是苏联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个口号,使每个苏联人看到了危险。

在总参谋部,朱可夫同一些将被派往敌后执行侦察和破坏任务的共青团员谈话。他没能记下他们的名字,但是同他们见面的情景却一直没有忘怀。

在回忆录中,朱可夫这样写道:

7月上旬,正是敌人占领了明斯克,并进逼别列津纳河的时候,决定向敌后明斯克地区空投一个侦察破坏小组。小组由两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组成,都是共青团员,操着很好的德语。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两个姑娘是外语学院的学生。他们是莫斯科人。我问他们飞往敌后怕不怕,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微笑着回答说:“当然有点害怕。如果我们在着陆时被抓住,那就糟糕了。而如果那个时候不被抓住,那就一切都会好的。”

朱可夫对这些为了祖国的召唤,从事危险而困难的工作的青年人感到由衷的敬佩。

1941年7月,苏军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的形势不断恶化。7月下半月,斯摩棱斯克及其以东地区的战斗更加激烈。德军遇到了苏军的全线抵抗。

7月23日,苏第二十八集团军从罗斯拉夫尔地区开始进攻。24日,第三十和第二十四集团军从亚尔策沃地区开始进攻。第十六、第二十集团军开始从南北两面迂回斯摩棱斯克。德军看到形势不好,于是立即调来大批的增援部队,企图实施反包围,消灭进入合围的苏第十六、第二十集团军。

朱可夫奉命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组织了争夺斯摩棱斯克的战役。经过这次激烈的会战,德军损失了25万人。由于此次战役的胜利,苏军赢得了在莫斯科方向部署防御的时间。

攻占叶利尼亚

斯摩梭斯克会战的结局,对此后战争的进程具有着重要意义。对在西方轻而易举取胜习以为常的希特勒军官、将官甚至士兵们,此时开始产生疑虑和失望的情绪,而苏军的士气则日益高涨。

在总参谋部,朱可夫与作战部长兹洛宾将军、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以及其他负责人一起,在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之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认为敌人未必敢冒险在近期内进攻莫斯科。敌人没有做好这一进攻战役的准备,因为他们没有具备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突击兵力。

朱可夫经过对所有情况和苏军兵力兵器的再三权衡和计算,深信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决定立即报告最高统帅,以便采取必要的对策,行动一定要快。

1941年7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有紧急情况向他报告。10分钟后,朱可夫见到了斯大林。朱可夫把带去的地图在桌子上展开,详细报告情况,从西北方向一直讲到西南方向。

斯大林仔细地听着。他停止了踱步,来到桌前微微俯身,仔细察看地图和图上的各种细小的注记。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站在一旁的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突然生硬地插了一句。

“我不知道德军的行动计划,”朱可夫回答说,“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做法。我们的推测是,根据对敌兵集团首先是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和部署的分析作出的。”

“继续讲下去吧。”斯大林说。

朱可夫接着说:“莫斯科战略方向的德军,近期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的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两翼的部队。”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抵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列方向的第十三和第二十一集团军人员太少,装备也不足。德军可能会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区的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警觉起来。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三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面抽调一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一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一个集团军。委任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由瓦杜丁担任。”

“怎么?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12至15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八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一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西南方面军必须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至少五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伺机出击。”朱可夫说。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朱可夫问。

朱可夫知道,放弃基辅对斯大林,对所有苏联人意味着什么。但他告诫自己,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自己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他本人看来当前唯一可能的和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朱可夫断然回答。

接下来是一阵难堪的沉寂,朱可夫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汇报说:“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击,以夺回敌人占领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大怒,他突然高声说:“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朱可夫忍不住说道:“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寂。最后,斯大林说了一句:“请你冷静些,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

朱可夫说:“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怎样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他的话,但已经息怒了,他平静地说道:“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朱可夫收起地图,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办公室。

大约过了半小时,朱可夫被叫到斯大林那里。

“是这样的,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我们想叫你担任实际工作,你有在实战条件下指挥部队的丰富经验,在作战部队你肯定会发挥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成员。”斯大林说。

“命令我到什么地方去?”朱可夫问。

“你愿意到哪里?”斯大林反问道。

“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我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朱可夫有些赌气地说。

“冷静些,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

停顿了一下,斯大林又说:“必须把勒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上的各预备队集团军的行动统一起来。我们任命你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朱可夫说:“一个小时之后。”

“沙波什尼科夫很快就去总参谋部,你把工作交给他以后就可以动身。”

“我可以走了吗?”朱可夫问。

“再坐一会儿,我们一起喝会儿茶,我们还可以谈谈别的。”斯大林说,此时,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发布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去前线的准备时间不长。不久,沙波什尼科夫就来到了总参。朱可夫把总参谋长的工作移交给他后,就动身去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格扎茨克。

当天,朱可夫和戈沃罗夫还有其他军官,一起动身到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的部队正在和敌军进行对射。朱可夫他们很晚才来到该集团军司令部,迎接他们的是集团军司令员拉库京和所属各兵种司令员。

第二天一早,朱可夫和拉库京一起前往叶利尼亚地区进行实地勘察。通过研究现场的情况,朱可夫发现,德军防御的火力配系还远远没有查清。因此,苏军不是对已查明的敌人真实的火力点,而是对自己推测的火力点实施炮兵和迫击炮射击。

朱可夫与集团军和各兵种司令员交换意见之后,得出结论:对这次战役的准备来说,还有大量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必须增调二至三个师和炮兵部队;更深入地研究敌整个的防御配系;运送物质技术保障器材。为此,至少需要10至12天的时间。因此,进攻不会早于8月下半月。

为了不使德军觉察苏军的意图和破坏战役准备,必须对这次突击的准备工作严守秘密。

最高统帅部催朱可夫他们加速进攻的准备。8月中旬,预备队方面军部队以部分兵力转入进攻,夺取了一些地区,重创了敌人。敌人被迫将两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摩托化旅调走,换上步兵兵团。

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使苏军获得了正确认识敌人防御战术的许多有教益的东西。叶利尼亚战役是朱可夫独立指挥的第一次战役,是他的战役战略能力首次在大规模对德战争中的尝试。朱可夫是怀着激动的心情,以异常审慎和认真的态度进行这次战役的组织。

最高统帅部很快发到方面军一份训令。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与朱可夫他们向莫斯科呈报的建议是一致的。由于敌人的阵地是一个面向苏方的大突出部,朱可夫他们就决定对敌突出部两边的根部,同时实施两个指向叶利尼亚以西的相心突击,拔掉这个钉子。

此外,朱可夫还了解到,由于古德里安第二坦克集群的主力已向南运动,敌防御纵深内没有大量的快速预备队。为使德军统帅部无法再对苏军有决定性的方向上集中力量,朱可夫决定以次要兵力,在其他一些地段上对整个叶利尼亚突出部发起进攻。

8月30日拂晓,经过短时间的炮火准备后,预备队方面军转入坚决地进攻。拉库京少将指挥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该集团军的部队从东北方向对叶利尼亚发起进攻。第四十三集团军的几个兵团从东南方向,与第二十四集团军的部队会师。同日,第一〇〇师与第二十四集团军其他部队一同转入进攻。

9月5日,第一〇〇师终于战胜了敌人的顽抗,深深嵌入了敌人的防御,进入敌军集团的后方道路,从而与集团军其他兵团配合,占领了城市。

敌军的残部利用夜暗,从尚未被堵死的咽喉部撤出了叶利尼亚地区,抛下了大量的尸体、伤员、被击毁的坦克和重武器。德军在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中,共计损失了五个师,死伤4.5万至4.7万人。德军为守住叶利尼亚突出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9月6日,苏军最终攻占了叶利尼亚。躲避德军的居民很快就拥上了大街小巷。这是苏德开战以来,苏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苏军的士气和斗志。

保卫列宁格勒

1941年7月,希特勒就决定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到8月底,西北方面的德军已进逼至列宁格勒。9月8日,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包围。

9月9日,苏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给朱可夫发来了一份电报,叫他于当天的20点之前回到最高统帅部。但形势要求朱可夫留下来,把集团军左翼整顿好,而且他还要对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一系列的战斗号令。此外,由于到莫斯科的路程也不近,所以朱可夫算了算时间,可能要迟到。

朱可夫稍微考虑了一下,便给总参谋长发了一份电报:

请报告最高统帅:因于这里的形势,我将迟到一小时。

在去莫斯科的途中,朱可夫一直在考虑怎么向斯大林确切地说明第二十四集团军左翼的情况,使他正确理解自己迟到的原因。

朱可夫在暗夜中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宫。突然,一道刺眼的手电筒光束照到了他的脸上。汽车停下来,朱可夫认出是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他们互相问好后,弗拉西克说:“最高统帅命令我接你,并送你到他的宿舍。”

朱可夫下了汽车,跟在他的后面。在上楼来到斯大林的宿舍时,朱可夫还没有想好怎么解释他迟到的原因。

走进餐厅,朱可夫看到斯大林、莫洛托夫、谢尔巴科夫和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都在座。朱可夫说:“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个小时。”

斯大林看看自己的表说:“一小时零五分钟。”他说:“请坐,如果饿的话,请先吃点东西。”

斯大林对朱可夫说:“我们再次研究了列宁格勒的局势。敌人占领了施吕瑟尔堡,而且在9月8日轰炸了巴达耶夫食品库,毁去了大批食品储备。我们与列宁格勒的地面联系已经被切断,居民的处境很困难。芬军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得到坦克第四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正从南面向列宁格勒进攻。”

这时,斯大林突然问朱可夫:“朱可夫同志,你对莫斯科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朱可夫明白,是要通盘考虑各方面军的形势。朱可夫说:“我认为,德国人目前肯定要大力补充自己的军队。另外,德国人如果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不与芬军会合,未必能在莫斯科方向展开进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希特勒指挥部可能会有另外的打算和计划。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莫斯科方向上必须随时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

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紧接着又问道:“那么,第二十四集团军打的怎么样?”

“打得很好,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回答说,“特别是步兵第一〇〇、一二七、一五三和一六一师。”

“而你,朱可夫同志,对这几个师的胜利和集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才能,有什么看法呢?”

朱可夫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注意地听他讲了15分钟,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说:“好样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接着,斯大林又直接地对朱可夫说:“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斯大林的话完全出乎朱可夫的意料,但他还是回答说,准备完成这一任务。

“这就很好,”斯大林说,“不过请你注意,你要飞过战线或者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才能到达列宁格勒。”说完,斯大林默默地拿起放在桌上的便条本,有力地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他折起便条,交给朱可夫说:“你把这个便条亲手交给伏罗希洛夫同志。”只见便条上写着:

请将方面军指挥转交朱可夫,然后立即飞回莫斯科。

斯大林又补充说:“最高统帅部关于你任职的命令,等你到达列宁格勒之后再下达。”朱可夫明白,在这些话里包含着对他旅途的担心。临行前,朱可夫请求最高统帅允许他带两三位将军一起去,到那里任用。

“你愿意带谁去就带谁去吧。”斯大林说。稍微停顿一会儿,他又说:“西南方向的情况很糟糕,我们决定改组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你认为应当派谁去那里?”

“铁木辛哥元帅最近一个时期,在组织作战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锻炼,而且他对乌克兰又很熟悉,我建议派他去。”朱可夫说。

“看来你是对的。那么让谁接替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呢?”斯大林问。

“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员科涅夫中将。”朱可夫说。斯大林表示同意,并立即电话指示沙波什尼科夫召回铁木辛哥元帅,任命科涅夫接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在朱可夫准备告别的时候,斯大林又问:“关于敌人下一步的计划和可能性,你有什么看法?”

于是,朱可夫又一次有机会提请最高统帅重视乌克兰的危局。朱可夫说:“当前,除列宁格勒以外,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地段是西南方面军。我认为,不久那里可能出现严重的形势。中央集团军群进入切尔尼戈―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区后,可能击溃第二十一集团军而突进到西南方面军的后方。我相信,在克列缅丘格地区占领了登陆场的南方集团军群,将协同古德里安集团军协同作战。西南方面军面临严重的威胁,我再次建议立刻把全部基辅集团撤回到第聂伯河东岸,用以在科诺托普地区某处建立预备队。”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问道。

“斯大林同志,无论多么令人痛心,基辅也必须放弃。我们别无其他出路。”朱可夫坚定地说。

1941年9月10日早晨,天气阴沉、凉爽。朱可夫来到首都中央机场,准备飞往被围的列宁格勒。跑道上的飞机旁站着3个人,霍津中将、费久宁斯基少将和飞机机长。

机长报告说,全体机组人员已做好飞行准备。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天空,心中暗自预测着航线上的天气。机长微笑着说:“我们能钻过去!在敌军上空飞行,这样的天气最合适。”

飞机立即起飞。当时,朱可夫他们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所去的城市,将是一个同敌人和饥饿进行900天英勇斗争的城市。

朱可夫他们向列宁格勒的飞行,从莫斯科到拉多加湖是在下雨、云层低的气候条件下完成的。这样的天气不便于敌人歼击机起飞,所以他们就可以安心地无须掩护地飞行。但在飞抵拉多加湖附近时,天气转好了,因而不得不用一个歼击机中队掩护飞行。

在湖的上空,朱可夫他们乘坐的飞机遭到两架“美塞什密特”式飞机的追击,因而采用超低空飞行。不久,朱可夫他们在市内要塞机场安全着陆。随后,一行人急忙赶往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

在斯莫尔尼宫进口处,门卫挡住了朱可夫他们。索取通行证,可他们谁也没有。朱可夫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但也无用。

“将军同志,您只好等一下。”卫兵说后去找卫队长。等了约一刻钟,司令部卫队长才允许朱可夫他们进入斯莫尔尼宫。

在门口,司令员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朱可夫他们。“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哪里?”朱可夫问。

“大将同志,他正在举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

“都有谁参加?”朱可夫问。

“几个集团军司令员和兵种主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以及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回答。

朱可夫他们走进二楼司令员办公室。在一间大屋里,10来个人坐在一张铺有红呢绒的桌旁。在与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相互问候后,朱可夫他们经允许列席会议。过了一会儿,朱可夫将斯大林的短信交给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默默地读完了信,轻轻点点头,将信递给日丹诺夫,继续开会。

讨论的结果是:决心保卫列宁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刻,大概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特别强烈地感到,要胜利完成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赋予的任务,责任非常重大。

9月10日日终,在没有公布正式命令以前,遵照最高统帅的亲笔信,朱可夫就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在朱可夫到达的当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德军向第四十二集团军防御地段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德军坦克曾突入乌里茨克,又被苏军反坦克炮兵击退到原来的位置。在坦克、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散步兵不顾极大的伤亡,向普尔科沃高地、普希金城、科尔皮诺连续攻击。在这些激烈的交战中,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员用尽了自己的预备队。

在列宁格勒东南接近地进行防御的是拉托列夫将军指挥的编成很小的第五十五集团军,其兵力显然不足。科尔皮诺城郊战线已接近伊若拉工厂,该厂正在为前线完成军工生产任务。在党组织的号召下,共产党、团员带头参军。德国法西斯军队要在该地域突破列宁格勒城的整个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伊若拉人死守着阵地。

德军不顾一切地进攻。在顿斯科伊上校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步兵第二十一师防守的施吕瑟尔堡地域内,德军企图在波罗什—涅瓦杜布罗夫卡—英斯科杜布罗夫卡地段渡过涅瓦河。他们按照德国统帅部的命令,驱赶附近居民地的苏联妇女、儿童和老人走在德国部队的前面。为了不伤害自己人,苏军必须特别准确地对战斗队形深处的敌人进行迫击炮和炮兵射击。

敌人逼近到了列宁格勒城市附近。9月11日拂晓,敌人重新开始进攻,并且不断加强着自己的突击集团,终于在日终前占领了杜杰尔戈弗。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地认识到,列宁格勒的防御形势非常危急。为了消除严重威胁,决心将方面军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步兵第十师投入战斗。这是最后一个了!决心本身含有巨大的冒险性,但此时已别无选择。

9月14日晨,在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步兵第十师与友邻兵团协同,在航空兵支援下,对敌人实施迅猛的突击。紧张战斗的结果,使防御恢复了原态势,敌人遭到了重大损失,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洛沃。

9月15日清晨,德军在第四十二集团军地带内再度发起进攻。敌人加强有坦克的四个师,在空中密集突击的支援下连续向前突进,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将苏军的步兵第十师和第十一师击退到沃洛达尔斯科耶和乌里茨克镇南郊。在其他防御地段,该集团军击退了敌人的冲击。

为了防止德军通过乌里茨克突入列宁格勒,朱可夫将重新组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步兵第二十一师、民兵第六师,以及由水兵及各防空部队人员组成的两个步兵旅,加强给第四十二集团军。这些兵团奉命占领从芬兰湾海岸起经利戈沃、米亚索科姆比纳特、雷巴茨科耶到涅瓦河一线城市筑垒地区的外廓。

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第四十二集团军建立了强大的第二梯队,构成了防御的战术纵深,这一点特别有利于提高防御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性。

9月17日,列宁格勒城下的战斗已达到高度紧张的状态。这天,敌人的六个师在北方集团军群大批航空兵的支援下,企图从南面突入列宁格勒。城市保卫者顽强捍卫着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反击敌人。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炮兵,对敌进攻部队进行了猛烈地炮击,航空兵适时地给予防御部队以有力的支援。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当前局势极为危险,于是在9月17日,向第四十二和第五十五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极其严厉的命令:“利戈沃—基斯基诺—上科伊罗沃,普尔科沃高地—莫斯科斯拉维扬卡地域—舒沙雷和科尔皮诺地区,对于保卫列宁格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放弃。”

值得称赞的是,苏军指战员们准确地理解并极其认真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无论是大量的牺牲,还是长期过度紧张的战斗,都没有摧毁列宁格勒保卫者的士气和英雄气概。列宁格勒人、方面军和舰队的军人们,宁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死去,也决不把城市交给敌人。

党中央密切注视着列宁格勒的局势,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城市居民。用越野汽车、马车以及一切能用的工具,将食品、弹药、服装和药品通过拉多加湖冰道,运送到列宁格勒。

指挥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让朱可夫终生难忘。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我感到无上光荣的是,在最危难的时刻,委任我指挥保卫列宁城的所有军队。在被封锁的条件下,组织同兵力兵器占极大优势之敌的斗争,这对于我后来作为方面军司令员和副最高统帅的整个工作,都是非常有益的。

1941年9月是我永生难忘的。

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其意义是空前的,它不仅坚定了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打击了德军的气焰,而且牵制了德军大量的兵力,对其他方面战场形势的转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朱可夫对于这个战役最终获得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正确预断莫斯科会战

1941年10月5日,苏最高统帅部转告:“斯大林同志将同方面军司令员直接通话。”

朱可夫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电话室,用“博多”机通知最高统帅部:“朱可夫在听电话。”

斯大林说:“朱可夫同志,你能不能立即乘飞机来莫斯科?鉴于尤赫诺夫地区的预备队方面军左翼情况复杂,最高统帅部想和你商谈一下。让谁代替你呢!让霍津代替你吧。”

朱可夫说:“请允许我10月6日早晨起飞。”然而,由于第五十四集团军地段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情况,朱可夫10月6日未能起飞,并报告了最高统帅知悉。

傍晚,斯大林又往列宁格勒打来电话:“你们那里情况怎样?敌人有什么新的行动?”

朱可夫报告说:“德军的攻击减弱了。据俘虏说,德军在9月的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后,在列宁格勒附近转入防御。现在敌人用炮兵和飞机对城市进行射击和轰炸。我航空侦察查明,敌人摩托化纵队和坦克纵队正在从列宁格勒地区向南大规模运动。看来,可能调往莫斯科方向。”

报告情况后,朱可夫问最高统帅,关于飞往莫斯科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说:“有效!留下霍津或费久宁斯基将军代替你,你明天迅速乘飞机来莫斯科一趟。”

告别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朱可夫飞往莫斯科。因为必须紧急把霍津将军派往第五十四集团军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临时指挥就转交给了费久宁斯基将军。

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卫队长迎接了朱可夫,并通知他说,最高统帅病了,在他住所里工作。于是,他们立即赶往那里。

斯大林感冒了,看上去面色不好,他冷淡地接待了朱可夫。点头表示回答朱可夫的问候,然后走到地图前,指着维亚济马地区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由于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以及我军的状况,我们不能定下任何决心。现在请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详细弄清那里的情况,并随时给我来电话,我等着。”

告别前,斯大林问:“你认为德国人最近期间会再次进攻列宁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又把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到了中央方向某地。敌人无力以列宁格勒地区现有的部队实施一次新的进攻战役。”朱可夫说。

“你认为希特勒将把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用在哪里?”斯大林问。

“显然是用在莫斯科方向。自然是在补充人员和维修兵器之后。”朱可夫说。

与斯大林告别后,朱可夫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那里去,向他详细报告了列宁格勒地区12月6日的情况。

沙波什尼科夫说:“最高统帅刚打电话来,命令给你准备好西部方向的地图,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首长就在8月份叶利尼亚战役时,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驻过的那个地方。”

沙波什尼科夫向朱可夫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方向的情况。他向朱可夫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兹派朱可夫大将到预备队方面军作战地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

最高统帅部希望你们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情况。今后,朱可夫同志有关各方面军部队使用和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必须执行。

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

1941年10月6日19时30分

编号2684

在等待地图时,沙波什尼科夫用浓茶招待了朱可夫。在拿到地图后,朱可夫乘车直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

坐在汽车上,在手电筒光下,朱可夫察看地图,研究前线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行动。他很想睡觉,但为了不打瞌睡,朱可夫不得不时常让司机将车子停下来,进行短距离的跑步。

朱可夫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夜间了。值班员报告说,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在司令员那里开会。司令员的屋子里点着蜡烛,有点昏暗。桌子旁边坐着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布尔加宁、马兰金。每一个人都是一副极疲劳的样子。

朱可夫说,他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而且要直接从这里用电话向他汇报。方面军作战部长马兰金中将所谈的一些最新情况,使现有的材料更加充实和明确了。

10月8日凌晨2时30分,朱可夫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情况。当时,斯大林还在工作。朱可夫向他报告西线情况时说:“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上的掩护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兵有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莫扎伊斯克防线。”

斯大林问:“西方方面军的第十九和第二十集团军,以及博尔金指挥的集群在什么地方?预备队方面军的第二十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又在哪里?”

朱可夫回答说;“被合围在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南地区。”

“你打算做些什么?”斯大林问。

“现在我要去找布琼尼。”朱可夫说。

斯大林问:“你知道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

朱可夫说:“我到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某个地方去找。”

“好,你去找布琼尼,并从他那里立即打电话给我。”斯大林说。

此时,天下着小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月8日早晨,朱可夫来到奥博连斯科耶车站,他看见两个从普罗特瓦河桥的一侧拉着电线的通信兵。于是,朱可夫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给哪里拉线?”

一个大个子战士毫不在意地回答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朱可夫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并说他们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那个拉电线的战士回答朱可夫说:“大将同志请原谅,我们不认识您,因此那样回答了您。您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它在两小时前从这里已经转移到森林的小屋子里去了,您看就在那里山上。在那里,警卫人员会告诉您往哪里走。”

得到明确方向后,朱可夫他们的汽车向后调了头。很快,朱可夫就来到了最高统帅部代表梅赫利斯的屋子里,方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也在那里。

朱可夫问司令员在哪里。参谋长回答说:“不清楚。白天他到第四十三集团军去过。我担心布琼尼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你没有设法去找他吗?”朱可夫问。

“是的,已派出联络军官去找,他们还没有回来。”参谋长回答。梅赫利斯转向朱可夫问道:“你来我们这里有哪些任务?”

“我是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的。”朱可夫说。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现在,我正在收拢无组织地退却的人员。我们将在集合地点给他们补充武器并编成新的部队。”

从与梅赫利斯和阿尼索夫的谈话中,朱可夫对于预备队方面军和敌人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于是,朱可夫乘车去尤赫诺夫方向,希望在那里迅速查明部队情况。

在经过普罗特瓦河时,朱可夫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对这个地区的全部地形都非常熟悉,因为朱可夫在青年时代就把这一带都走遍了。在距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奥布宁斯克十公里远的地方,是朱可夫的故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

此时,朱可夫不禁想:现在我的母亲、姐姐和她的4个孩子还留在那里。他们怎样?能否乘车去一趟?不,不能去,时间不允许。如果法西斯来了,他们会怎样呢?如果法西斯知道他们是红军将军的亲属,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大概会枪毙他们。一有可能,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

两星期后,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整个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都被德军占领了。幸而此时朱可夫已经派人将母亲、姐姐和她的孩子送到了莫斯科。

当朱可夫到达小雅罗斯拉韦茨市中心时,没有碰到一个人,城市好像荒废的样子。在区执行委员会大楼附近,朱可夫看到了两辆小汽车。

朱可夫把司机叫醒后,得知布琼尼在这里。他走进区执行委员会,见到了布琼尼,只见他正在看地图。朱可夫同布琼尼互相亲热地问好。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布琼尼看上去老了许多。

布琼尼问朱可夫:“你从哪里来?”

“从科涅夫那儿来。”朱可夫说。

“他那里的情况怎样?我两天多同他没有任何联系了。昨天我到第四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去了,方面军司令部在我不在时已经转移,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布琼尼说。

“我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森林左边、普罗特瓦河铁路桥的后面。他们在那里等着你。遗憾的是,西方方面军有相当大一部分军队被敌人合围。”朱可夫说。

布琼尼说:“我们这里的情况也不比其他地方好,第二十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已被切断。昨天我在尤赫诺夫和维亚济马之间差一点落到敌人手里。敌人向维亚济马方向调集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看来是想从东面迂回包围该城。”

“尤赫诺夫现在在谁手里?”朱可夫问。

布琼尼说:“现在不知道。在乌格拉河附近发现敌人约有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但没有炮兵。我想尤赫诺夫现在已落入敌人手里。”

“谁担负掩护从尤赫诺夫到小雅罗斯拉韦茨的道路?”朱可夫问。

“当我来这里时,除了在梅登看到3个民警外,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地方政权机关已从梅登撤走。”布琼尼说。

朱可夫对布琼尼说:“你去方面军司令部弄清情况,并报告最高统帅部,我继续往前去。请将我们的会见情况报告最高统帅,并说我去尤赫诺夫地区,尔后去卡卢加,因为需要弄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可夫在梅登没有看到一个人。只有一位老太太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什么东西。朱可夫问她:“老太太,你在那里找什么?”

她抬起头来,用两只睁大的、迷蒙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了朱可夫一眼。

“老太太,你怎么啦?”朱可夫再次问道。但是老妇人什么也没有回答,就又重新去挖。这时,从废墟后面又来了一位妇女,手里提着半袋子东西。

“请不要问她,她因为悲伤而发疯了。前天德国飞机袭击了这个城市,从飞机上轰炸和扫射。这位老太太和几个孙子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敌人空袭时,她站在井边打水,亲眼看到炸弹落到了房子上,孩子死了。我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想尽快离开这里,因此在废墟下面寻找东西,也许能找回点鞋袜衣服之类东西。”只见她的面颊上淌着眼泪。

朱可夫带着沉重的心情前往尤赫诺夫。他不得不时常将车停下来仔细地观察,以免车开到敌占区去。走了10公里至12公里后,突然从森林出来几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武装士兵阻止朱可夫他们前进。

其中一个走到朱可夫的汽车跟前,问道:“不许再往前走,你是谁?”朱可夫说了自己的姓名,问他们的部队在哪里。

“坦克旅的司令部在相距100米的森林里。”

“很好,你把我带到旅司令部去。”朱可夫说。

朱可夫很高兴坦克旅在这里。只见前来迎接他的是一位身材不高、外表整洁,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坦克兵。朱可夫立刻想到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坦克旅旅长特罗茨基上校向您报告。”

“特罗茨基!我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你!”朱可夫高兴地说。他想起了在哈勒哈河见过特罗茨基。他在那里担任坦克第十一旅参谋长,就是苏联英雄雅科夫列夫指挥的旅。当时日本人很害怕这个旅。

“大将同志,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见到您。我知道您在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可是没有听说您从那儿回来。”特罗茨基说。

“你报告一下你们现在在做什么。首先谈一下敌人在什么位置?”朱可夫说。

特罗茨基上校说:“敌人占领了尤赫诺夫,他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乌格拉河桥。我已向卡卢加方向派出侦察。城里暂时还没有敌人,但在卡卢加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在那里作战的有步兵第五师和第四十三集团军的一些撤退的部队。我所指挥的旅归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我在这里已第二天了,尚未得到任何指示。”

朱可夫对特罗茨基上校说:“派联络参谋到奥布宁斯克车站地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去。方面军司令部位于普罗特瓦河那边皮亚特基诺村。向布琼尼通报情况,将坦克旅展开,组织防御,以掩护去梅登的方向。通过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将我给你的命令报告总参谋部,并说我要到卡卢加步兵第五师去。”

后来,朱可夫才知道,乌格拉河上的桥梁被西方方面军伞降勤务主任斯塔尔恰科少校指挥的支队炸毁了。这个400人的支队是于10月4日,根据斯塔尔恰科的倡议,由那些准备在敌后作战的边防战士编成的。

在炸毁桥梁以后,斯塔尔恰科指挥的支队在乌格拉河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该支队很快得到了马姆奇科上尉和罗西科夫大尉所指挥的波多利斯克军事学校学员支队的支援。敌军强渡乌格拉河和向梅登推进的企图,被这些英勇作战的支队粉碎了。

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支队人员死伤惨重,但是他们以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打破了敌人企图迅速占领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计划,并为苏军在莫斯科组织防御赢得了必要的时间。

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在卡卢加地区找到了朱可夫,并交给他一份总参谋长来的电话记录。最高统帅命令朱可夫于10月10日赶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

10月10日,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说:“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做你的助手,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想,应让科涅夫去指挥加里宁方向的军队集团。这个方向离得太远,那里应该有方面军的辅助指挥机关。”朱可夫说。

斯大林说:“好!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和莫扎伊斯克战线上的部队也归你指挥。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命令我已签发给方面军了。”

“我着手执行你的指示,但请求赶快把较大的预备队调到这里来,因为最近希特勒军队可能增强对莫斯科的突击。”朱可夫说。

很快,朱可夫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直发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预备队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

为了统一指挥西部方向的军队,最高统帅部于1941年10月10日17时命令:

1.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为西方方面军。

2.任命朱可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3.任命科涅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

4.任命布尔加宁同志、霍赫洛夫同志和克鲁格洛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5.朱可夫同志于1941年10月11日18时开始指挥西方方面军。

6.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指挥机关,用以补充西方方面军和莫斯科战线的预备队。

接到命令后报告。

最高统帅部

斯大林

沙波什尼科夫

第2844号

接到命令后,朱可夫立即出发去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几个帐篷里,朱可夫迅速走进帐篷后,立即投入了战役的组织工作。

军队日日夜夜地紧张工作,由于疲乏和缺少睡眠,人们几乎站都站不稳了。但是,在对莫斯科命运和对祖国命运的责任感的推动下,他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以期在莫斯科附近建立方面军稳定的防御。

与此同时,几十万莫斯科人不分昼夜地构筑环绕首都的防御工事。10月和11月,仅构筑防御内线就有约25万人参加,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少年。

他们构筑7.2万米的防坦克壕、约八万米的崖壁和断崖,设置5.25万米桩砦和许多其他障碍物,挖掘近12.8万米的战壕和交通壕。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挖出300万多立方米的土!

前线的指战员们知道,全国都在保卫首都。这种全民的支援,是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鼓舞力量和可靠支柱。

1941年11月1日,朱可夫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回答说:“敌人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敌人遭到了严重损失,不得不重新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为了防备敌人可能进行的空袭,需要加强对空防御,把歼击航空兵从友邻方面军调到莫斯科来。”

在节日前夕,在首都的“马雅可夫斯基”地下铁道车站里,举行了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11月7日在红场上举行了传统的阅兵式。战士们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

红场阅兵对于巩固军队和苏联人民的士气起到了巨大作用,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斯大林的演说重申了党和政府有信心一定能够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国防委员会、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员仍留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工人们为保证保卫莫斯科的部队得到武器、弹药和技术兵器,每天工作12至18个小时。

敌军对莫斯科的威胁并未消失。敌人虽是缓慢的,但是却日益逼近莫斯科。

当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的第三十集团军的地段取得了战术突破后不久,斯大林打电话问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朱可夫说:“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看把你所要的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它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斯大林说。

经过半小时后,朱可夫同华西列夫斯基商量好,第一突击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以及第二十集团军的所有兵团将转隶西方方面军。新编成的第一突击集团军将集中于亚赫罗马地区,第十集团军将集中于梁赞地区。

在莫斯科会战过程中,德军将各突击集团展开在宽大的正面上,并以装甲坦克部队为拳头实施深远的突破,从而使自己军队的正面铺得太宽,以致在莫斯科接近地的最后战斗中失去了突破能力。希特勒统帅部没有料到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而且无法弥补这些损失和加强自己在莫斯科附近的军队集团。

从俘虏的供词中察明,敌人某些连队仅剩下20人至30人,德军的士气急剧下降,对攻占莫斯科失去了信心。

11月的莫斯科正是降霜期,虽然骤冷的气温使泥泞的道路变硬,为德军的机动提供了便利,但同时又使身上仍着单衣的德军陷入了冻馁之中。由于没有冬季服装,部队开始出现严重的冻伤。德军士气开始低落起来。

就连一向骁勇善战、从不叫苦的钢铁汉子古德里安也情绪低沉,对德军的未来充满消极情绪,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计划一再延期,严冬即将来临,我们只有坐等敌人争取更多的时间。这对于我军的官兵来说,才真是一件殊堪痛苦的事情。一切都使我十分伤心。虽有满腔热情,但却无补时艰。那个可以作具有决定性打击的时机已经错过,今后能否再有这样的机会,更是不可知之数。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恐怕只有天知道。我们只有存一线希望,奋勇向前,但是困难重重,真是不知如何渡过……我是最不怨天尤人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却很难使一个人勉强提起精神来。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没有以前那样乐观了,他在作战分析会上充满疑窦地说:“我们是不是在重蹈拿破仑的覆辙?”但是,在希特勒看来,德军在莫斯科的北、南、西三面,已达到距目标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到莫斯科的这最后一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军队已前进了500公里,他们只要再走二三十公里便行了。

11月底,朱可夫请求斯大林下达反攻作战命令。由于当时情况极其复杂,不可能为组织实施反攻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苏军不得不在艰难的防御战役过程中准备反攻,其实施的方法是在一切情况表明希特勒军队已不能抗击苏军反突击时才最后确定的。为防御战斗的胜利所鼓舞的苏军,没有任何间歇地转入了反攻。

1941年11月29日,朱可夫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汇报情况,请求他下令开始反攻。

斯大林很认真地听,然后问朱可夫:“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而没有可能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

“敌人已经极端虚弱。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消除敌人揳入的危险,敌人将来可能从其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抽调强大的预备队来加强在莫斯科地区的军队,那时局势可能严重复杂化。”朱可夫说。

斯大林说,他同总参谋部商量一下。

朱可夫请方面军参谋索科洛夫斯基打电话同总参谋部联系,说明他们的建议:立即开始反攻是合适的。

11月29日晚上,朱可夫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开始反攻,并要他们呈报反攻战役计划。

11月30日晨,朱可夫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反攻计划的意见,标绘在地图上附以最必要的说明,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朱可夫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详细报告,因为所有主要内容早已亲自与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商量过了。

朱可夫呈送计划时,只给华西列夫斯基一封简短的便函:

请急速向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报告西方方面军的反攻计划并下达训令,以便开始准备战役。否则,可能延误战役准备的时间。

12月4日深夜,最高统帅打电话问朱可夫:“除了已给你们的以外,方面军还需要什么?”

朱可夫回答说:“需要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航空兵的支援。此外,还需要至少200辆坦克。方面军没有坦克就不能迅速地扩大反攻的战果。”

斯大林说:“现在没有坦克,不能给你们,航空兵可以。请你同总参谋部接洽一下,我立刻打电话去。我们已下令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转入进攻。12月6日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战役集群在叶利齐地区转入进攻。”

12月初下的一场大雪,给苏军的集中、变更部署和前进到所准备的战役出发地区,带来了一些困难。

在克服了这些困难后,各兵种于12月6日清晨前已作好转入反攻的一切准备。

1941年12月6日晨,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首都南北两面开始了反攻。在加里宁和叶利齐地区友邻方面军也向前推进。敌我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

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已经削弱和极度疲惫的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苏军的压力下,节节向西败退。至12月16日,苏军已把德军赶出了加里宁、克林和耶列次。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的败局已无可挽回,他们不仅被朱可夫的部队击退了150公里至300公里,而且损失了50万人、1.3万辆坦克、2000门火炮和1.5万辆汽车。

在莫斯科会战中,苏军同样损失很大,但他们直到防御战役结束时,仍然保持着应有的战斗力和胜利的信心。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

它打破了希特勒“闪电战”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对于莫斯科会战对自身的影响,朱可夫在回忆录这样写道:

每当有人问我在以往战争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总是回答:莫斯科会战!

实施“天王星”反攻计划

1942年春,朱可夫经常在最高统帅部,参加最高统帅主持的很多重大战略问题的讨论,因而十分了解斯大林对当时情况和1942年战争前景的估计。

3月底,苏联国防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

在这次会议上,朱可夫再次汇报了自己不同意同时展开数个进攻战役的意见,但这个意见未受到重视。苏最高统帅部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决定。一方面,最高统帅同意总参谋部的坚决反对苏联方面军群,在哈尔科夫附近实施重大进攻战役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批准铁木辛哥以西南方向的兵力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从沃尔昌斯克地区和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突击,以消灭敌哈尔科夫集团,占领哈尔科夫,为解放顿巴斯创造条件。

1942年5月,苏联国防委员会不顾朱可夫等人的反对意见,在可尔可夫地区向德军发起强攻,结果苏军遭到惨败。

苏军的失利,使德军的胃口大开。希特勒在苏德战场的南部部署了150万以上的兵力,从6月28日起的近一个月里,德军部队向前推进了150公里至400公里,矛头直指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形势危急。

此时,最高统帅斯大林心里很清楚,1942年夏季所形成的不利局面和他个人在批准苏军1942年夏季战局中的行动计划时所犯的过错有关。因此,他并没有责怪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任何其他领导人。

1942年8月27日,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给朱可夫打来电话。当时,朱可夫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域,部队正在实施进攻战役。波斯克列贝舍夫通知朱可夫说:“昨日国防委员会研究了我国南部的局势,通过了任命你为副最高统帅的决定。”

波斯克列贝舍夫请朱可夫在当天的14时,务必在指挥所等候斯大林的电话。一般说,波斯克列贝舍夫讲话极为简短,这次对朱可夫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些情况,显然斯大林同志自己会说的。”但即使从这几句话中,朱可夫也能了解到,国防委员会对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斗争结局非常担心。

很快,斯大林用高频电话和朱可夫讲话。他询问了西方方面军的态势后,说道:“你必须尽快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请你考虑一下,任命谁来接替你担任方面军司令员。”

通话就此结束了。斯大林没有谈任命朱可夫为副最高统帅的事。显然,斯大林想在和他见面时,当面宣布这件事。最高统帅在电话中一般只谈当时急需谈的问题。他要求下属打电话时十分注意,尤其在没有通话保密设备的部队作战地区打电话时更是如此。

朱可夫在到莫斯科去以前,没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去。

朱可夫于当天天黑后,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正在他的办公室,国防委员会有几位委员也在那里。

斯大林说,南方情况进展对我方不利,德寇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北高加索,形势也不太好。他宣布,国防委员会已决定任命朱可夫为副最高统帅,并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目前,在斯大林格勒的有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和马雷舍夫。

“马林科夫留下和你一起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回莫斯科。你打算什么时候起程?”斯大林问朱可夫。

“我需要用一昼夜时间研究情况,29日才能飞往斯大林格勒。”朱可夫说。

“那好!”斯大林突然又问:“你不饿吗?不妨稍稍吃点东西。”随后,有人送来了茶水和10份夹肉面包。

在喝茶的时候,斯大林告诉朱可夫,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第二十四集团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拨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斯大林郑重地对朱可夫说:“你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一集团军能在9月2日实施反突击,并在其掩护下使第二十四和六十六集团军进入出发地域。这两个集团军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否则,我们就会丢掉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很清楚,当前的会战具有极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如果斯大林格勒陷落,德军统帅部就有可能切断苏联南部与中部的联系。苏军就可能失去由伏尔加沿岸和高加索向北运送大量物资的伏尔加河这条最重要的水路交通命脉。

最高统帅部正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都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只有新组建的准备用于尔后斗争的战略预备队暂不动用。同时,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增加飞机、坦克、火炮、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生产,以便及时用于粉碎进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集团。

8月29日,朱可夫由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四小时后就坐在伏尔加河上的卡梅申地域的野战帐篷中。华西列夫斯基迎接了他,并当场给他介绍了最新情况。经过简短的交谈后,二人驱车一同前往设在小伊万诺夫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大约12时,朱可夫他们到达方面军司令部。戈尔多夫中将在前沿阵地上。参谋长尼基舍夫和作战部长鲁赫列汇报了情况。在听他们汇报时,朱可夫觉得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在斯大林格勒地域能阻止住敌人。

朱可夫给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戈尔多夫在那里。朱可夫要他在莫斯卡连科集团军司令员的司令部等他们,他和华西列夫斯基就要到那里去。

在近卫第一集团军的指挥所里,朱可夫他们遇到了戈尔多夫和莫斯卡连科。他们的汇报和言谈举动,使朱可夫他们很高兴。可以感觉到,他们二人都很清楚敌人的力量和苏军的能力。

在讨论了情况和苏军的状态后,他们得出结论,正在集中的各集团军部队直到9月6日才能做好反突击的准备。朱可夫从该处通过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作了汇报。斯大林听了他的汇报后,说没有意见。

9月3日,朱可夫收到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电报: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部队距斯大林格勒3公里。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的军民。不得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

应将全部飞机都用于援助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剩下的飞机很少了。

朱可夫当即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报告说:“我可以下令在明天一早就发起进攻,但所有三个集团军的部队将不得不在几乎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开始战斗,因为最早要到9月4日黄昏才能把弹药送到炮兵阵地上。此外,在9月4日黄昏前,我们不可能组织好各部队与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而没有协同动作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你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你慢腾腾地准备好了再干?叶廖缅科断定,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用第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斯大林说。

朱可夫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予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进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

斯大林同意说:“那好吧!如果敌人对市区发起总攻时,你应不待部队做好准备就迅速向敌人冲击。你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寇的兵力由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办得到,还应清除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德军走廊。”

9月5日拂晓,在第二十四集团军、近卫第一集团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的全正面上,开始了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但甚至在各集团军的主突方向上,炮火的密度也不大,因此没有取得必要的效果。

持续一整天的火力战,到傍晚时几乎沉寂了。在一天的交战中,苏军前进了总共只有2公里至4公里,第二十四集团军几乎仍在出发阵地上。傍晚时,给部队补充了弹药。根据昼间战斗中查明的敌情,决定在夜间作好新的冲击准备,并在可能范围实施必要的变更部署。

天黑以后,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问道:“情况怎么样?”

朱可夫报告说,一整天进行了艰苦的交战。敌人被迫由古姆拉克地域向斯大林格勒以北调动新的部队投入战斗。

“这就不错。这可以把敌人的力量从斯大林格勒引开。”斯大林说。

朱可夫继续报告说:“我军稍有进展,但在不少地方仍停留在出发地区。”斯大林问:“怎么回事?”

“由于时间不够,我军没有来得及做好进攻准备,没有很好地进行炮兵侦察和查明敌人的火力配系,自然就不能将其压制住。当我军转入进攻时,敌人就以其火力和反冲击阻止住我军进攻。此外,敌航空兵整天都掌握着制空权,并对我军进行轰炸。”朱可夫说。

斯大林命令说:“继续冲击。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敌人调离斯大林格勒。”

第二天,战斗更加激烈了。白天,苏军再次发起冲击。这一次又被击退了。9月6日这一天,敌人由斯大林格勒地域调来新的部队。

9月7日下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作战部长鲁赫列对朱可夫说:“最高统帅询问,要消灭敌人,我们的力量够不够?”

朱可夫向最高统帅回答说:“要消灭敌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补调一个集团军,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对敌进行更强大的突击。”但最高统帅部关于补调几个师的决定一直没有下达。交战的第三天和第四天,主要是各种火器对射和空战。

9月10日,朱可夫再次巡视各集团军的部队和兵团后,他最终坚决地认为,以现有的兵力和部署不可能突破敌人的战斗队形并清除其走廊。

这天,朱可夫用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斯大林报告说:“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由于斯大林格勒附近新调来部队,敌人的防御正面相当强固了。以现有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需要补充部队和调整部署的时间,以实施较为集中的方面军突击。集团军突击不能打败敌人。”

斯大林对朱可夫说:“如果你能飞到莫斯科去亲自汇报这些问题,可能更好一些。”

9月12日白天,朱可夫飞往莫斯科。四个小时后就到了克里姆林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也被叫去了。

在听取完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的汇报后,斯大林就问:“要消灭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需要些什么?”

“至少还需要一个新锐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400门以上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补充集中至少一个空军集团军。”朱可夫回答。华西列夫斯基完全支持朱可夫的计算。

最高统帅拿出他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来,长时间聚精会神地看着。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走到离桌子稍远的地方,低声地谈论说:“显然需要找个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斯大林突然抬起头来问道:“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朱可夫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斯大林有这么敏锐的听力。于是他们走到桌子跟前。

斯大林继续说:“这样吧,你们到总参谋部去,好好想想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应采取什么措施,可以由哪里调什么部队去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部署,同时也想想高加索方面军的问题。明晚9时在这里集合。”

第二天一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进行了仔细研究。他们考虑了各种可能方案后,决定向斯大林提出如下行动计划建议:第一,继续以积极防御疲惫敌人;第二,着手准备反攻,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人,务必实施坚决的突击,以便能够急剧改变苏军南部的战略形势,使之有利于苏方。

随着战势的不断发展,朱可夫制定了“天王星”反攻计划:苏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和南部两线向中心反攻,合围在那里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为了迷惑敌人,朱可夫又实施了一系列的伪装措施。

1942年10月中旬,敌军发起了新的进攻,妄图一举结束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但和先前一样,敌军又遇到了苏军的顽强防御。

为了援助斯大林格勒保卫者,顿河方面军各部队于10月19日转入进攻。这次也像以往一样,德军被迫从突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中抽调了大部分航空兵、炮兵和坦克,以抵御顿河方面军的进攻。

11月初,德军数次企图消灭市内的各个防御基点,11月11日,当苏军已充分做好反攻准备时,敌人又一次企图进攻,但均未得逞。

这时,敌人已精疲力竭。从俘虏口供中证实,敌部队和兵团的人数极少,不仅士兵,而且军官的士气也急剧低落了,很少有人相信,能够活着离开这个令人非常苦恼的数个月交战的地狱。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激烈交战,持续了3个多月。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大会战。苏军的胜利、苏军与敌人的英勇斗争鼓舞了人们,并增强了他们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1943年1月10日,苏军以5000门大炮轰击包围圈内的德军,随后坦克和步兵发起迅猛的冲锋。德军由退却变成了无命令的逃跑,沿途丢下无数的尸体被风雪和炮灰所掩埋。不到六天,德军的阵地又缩小了一半。

1月24日,德军元帅保卢斯再次电请希特勒允许立即投降,但是他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许投降”,要死守阵地。到1月25日,德军被击毙、击伤和被俘者已超过了10万人。苏军又把包围圈缩小到南北长20公里、东西宽3.5公里的地段上。

2月2日,被围德军全部投降或被歼灭,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终。

朱可夫大将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临危受命,指挥若定,夺取了战役的最后胜利。朱可夫因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授予第一号“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斯大林格勒会战标志着苏德战争的转折,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从此,苏军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德军则逐步走向灭亡。

决战库尔斯克

1943年初,在苏德各个战线上都出现了暂时的沉寂,只有沃罗涅日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地段上,以及库班仍继续进行着激烈的交战。

3月初,德军由柳博京地域,对苏军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实施了猛烈的反突击。

苏军受挫后撤。德军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并开始向别尔哥罗德方向发展突击。此时,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在铁木辛哥元帅指挥的西北方面军中。该方面军部队进到洛瓦季河边,正在进行强渡该河的准备。

3月13日,斯大林给西北方面军指挥所打来电话。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洛瓦季河的情况,提出由于出现了过早解冻现象,该河已不能通行。显然,西北方面军部队不得不暂时在这里停止进攻行动。

斯大林表示同意,他又问了朱可夫几个关于西北战线战事今后发展方面的问题。然后说,准备委派索科洛夫斯基指挥西方方面军。

朱可夫建议派原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领导西北方面军,而将铁木辛哥派往南方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帮助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员。

因为铁木辛哥非常熟悉那些地区,而且那里的局势出现了对苏军不利的情况。

斯大林说:“好吧,我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要科涅夫给你打电话,由你给他下达指示。然后你自己明天要到最高统帅部来。需要讨论一下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情况。”他又补充说:“可能你需要到哈尔科夫地域去。”

不久,科涅夫给朱可夫打来了电话。朱可夫说:“最高统帅命令任命你代替铁木辛哥为西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将被派往我战线的南翼。”

科涅夫表示感谢,并说他明天早晨就动身到新的工作岗位。第二天早晨,朱可夫前往最高统帅部。当天夜间,朱可夫到了莫斯科。朱可夫在一路上感到十分疲劳,因为他的吉普车不得不在到处都遭到严重破坏的路上颠簸着行驶。

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通知朱可夫说,斯大林召集很多同志讨论有关冶金和电力的燃料问题、飞机和坦克制造厂的问题。命他马上去参加会议。朱可夫边走边吃了点东西,来到了克里姆林宫。

最高统帅召开的这次会议于夜间3时过后结束。散会后,斯大林走到朱可夫跟前,问道:“你吃过晚饭了吗?”朱可夫说没有。

“那和我一起走,顺便谈谈哈尔科夫地域的态势。”斯大林说。

吃饭时,总参谋部送来了标有西南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地段情况的地图。

那位负责沃罗涅日方面军情况的参谋报告说,至3月16日,那里的情况严重恶化了。自从由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域进攻的敌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把西南方面军部队赶过顿涅茨河以后,就在哈尔科夫西南出现了困难的局面。

敌军从波尔塔瓦和克拉斯诺格勒地区同时转入进攻。瓦杜丁将向前突出的坦克第三集团军和第六十九集团军的部队向后撤,并在哈尔科夫以西和西南组织了较密集的战斗队形。当时,由戈利科夫上将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没有后撤。

斯大林问为什么总参谋部不提醒,参谋回答说:“我们建议过。”

斯大林坚决指出:“总参谋部应干预方面军的指挥。”稍经思考后,斯大林对朱可夫说:“你天亮后必须到前线去。”

斯大林当即给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打了电话,严厉斥责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采取措施对付敌人的反突击。最高统帅把那位参谋打发走以后,对朱可夫说:“总得把晚饭吃完。”

事实上,此时已经是早晨5时了。吃过饭后,朱可夫要求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去一趟,作些去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准备。

早晨7时,朱可夫乘飞机从中央机场起飞,飞往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一坐上飞机,朱可夫就睡着了,直到飞机在机场着陆才醒来。

1943年3月底至4月初,朱可夫和瓦杜丁几乎走遍了方面军的所有部队。与部队和兵团指挥员共同判断情况,明确他们遭到敌人进攻时的任务和各项必要措施。

朱可夫对近卫步兵第五十二师的地段特别不放心,所以去了两次。他认为,该师必然会遭受敌人的主要突击。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也持同样的见解,因此,朱可夫决定用炮兵全力加强该师所负责的地段。

此时,也到了需要准备库尔斯克会战计划的预先方案的时候了。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及各方面军司令员商定,在中央、沃罗涅日和西南方面军地段上,采取措施组织周密的对敌侦察。

华西列夫斯基给情报部和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下达了任务:查清敌军纵深中预备队的数量及其配置情况,查清由法国、德国及其他国家调来的部队的部署和集中情况。

不久,最高统帅委派朱可夫对中央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就地实施总的领导,并监督对最高统帅部指示的贯彻执行。

4月10日,最高统帅往博布雷舍沃给朱可夫打来电话,命令他在4月11日回莫斯科,讨论1943年夏季战局计划,包括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作战计划。

4月11日夜间,朱可夫回到了莫斯科。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斯大林指示要在4月12日傍晚前准备好情况图,以及各种必要的计算和建议。

4月12日一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及其助手安东诺夫,都在准备向最高统帅汇报所必需的资料。

从清早开始,他们3个人就坐下来进行工作,由于彼此十分了解,到傍晚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安东诺夫除了其他各种优点外,还具有编写和绘制材料的惊人能力。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还在拟制向斯大林汇报的计划,他已经准备好情况图和各方面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行动计划图。

朱可夫他们一致认为,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希特勒匪徒将力图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从芬兰湾到亚速海这条战线。他们能够很好地加强其某一战略方向上的部队,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以便粉碎该处的苏中央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队。这有可能使整个战略态势变得有利于德军。

4月12日傍晚,朱可夫同华西列夫斯基及安东诺夫到了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以从未有过的认真态度,听取了他们的设想。他赞同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库尔斯克地域的意见,但仍然对莫斯科方向不放心。

在最高统帅部讨论苏军行动计划时,最终得出结论:必须在所有最重要方向,而且首先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建立牢固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

据此,最高统帅部给各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了相应的指示。部队开始挖掘工事。

决定正在组训的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暂不使用,并将其集结到更加靠近受威胁的地域。

随后,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奉命拟制已经定下来的计划的全套文书,以便在5月初再次进行讨论。

朱可夫则奉命于4月18日飞到北高加索方面军。该方面军部队正在进行激烈的交战,以歼灭由装备精良的德军第十七集团军为基本核心的敌塔曼集团。

6月末,情况终于明朗了,朱可夫他们清楚地看出,敌人最近期间将要在库尔斯克地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转入进攻。

6月30日,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命令他留在奥廖尔方向上,负责协调中央、布良斯克和西方方面军的行动。最高统帅说:“要派华西列夫斯基到沃罗涅日方面军去。”

7月4日傍晚,朱可夫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里。他通过高频电话,与在瓦杜丁司令部里的华西列夫斯基通了话,获悉了在别尔哥罗德地域与敌先遣支队战斗的结果。朱可夫得知,当天俘获的敌步兵第一六八师士兵所供认的,关于敌人在7月5日拂晓转入进攻的消息是确凿的,而且知道沃罗涅日方面军将根据最高统帅部计划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火力反攻。朱可夫立即将这些消息转告给罗科索夫斯基和马利宁。

凌晨2时,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普霍夫将军给罗科索夫斯基打来电话,报告说,据被俘的敌步兵第六师的工兵供认,德军已作好转入进攻的准备。开始进攻的时间,大约是7月5日晨3时。

罗科索夫斯基问朱可夫说:“我们怎么办?是先报告最高统帅部,还是立即下达实施反攻的命令?”

“罗科索夫斯基同志,我们不要耽搁时间了。你按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下命令吧,我现在就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报告我们接到的情报及采取的决定。”朱可夫说。

朱可夫立即和最高统帅接通电话。此时,斯大林正在最高统帅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完话。朱可夫汇报了接到的情报及采取的实施反攻的决定。斯大林赞同他的决定,并命令朱可夫不断向他报告情况。

斯大林说:“我在最高统帅部中等候着事态的发展。”

此时,朱可夫觉察到最高统帅感到紧张。其实大家都很紧张,虽然苏军已经构筑了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而且他们握有对德军实施突击的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心情依然十分激动和紧张。

此时已经是深夜了,但谁都毫无睡意。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像通常在这种时候一样,待在方面军司令部里。

2时20分,朱可夫下达了开始反攻的命令。周围的一切都震动了,一时间响起了惊心动魄的隆隆爆炸声。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最大的交战开始了。在这可怕的“交响乐”中,重炮的轰击声,炸弹、M-31火箭弹、“喀秋莎”的爆炸声,以及飞机马达不停的轰鸣声汇成一片。

敌军离朱可夫所在的司令部那所房子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公里。朱可夫听到和感觉到了这场疾风骤雨般的射击,不禁想象起突然遭到苏反攻炮火袭击时,敌人出发地域那种可怕的情景。丧魂失魄的敌军官兵,拼命想找到随便什么小坑、小沟、堑壕,不管什么,只要能躲避炮弹的小隙缝……

2时30分,苏军到处都已开始了反攻。最高统帅给朱可夫打来电话,问道:“怎么样?开始了吗?”

“开始了。”朱可夫回答。“敌人如何动作?”斯大林问。

朱可夫报告说:“敌人企图以个别的炮兵连还击我反攻,但很快就沉默了。”

“好吧,我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斯大林说。

当时难以立即确定反攻的效果,但是敌人5时30分发起的进攻组织得不好,而且也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时进行,这说明敌人遭到了惨重的伤亡。

在交战过程中捕获的俘虏供称,苏军突击完全是出乎他们的意外。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敌炮兵损失惨重,通信联络、观察和指挥系统普遍遭到破坏。

朱可夫因抢在德军之前40分钟,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从而使德军遭受严重的损失,进攻推迟3小时。德军进攻进展十分缓慢,很快便完全停了下来。

7月12日,苏军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加强近卫第十一集团军转入进攻。

虽然德军的防御是纵深梯次配置,工事十分完备坚固,德军抵抗也很顽强,但是苏军还是突破了德军防御,并开始向奥廖尔总方向上推进。

不出所料,德军在奥廖尔地域陷入慌乱,开始由中央方面军当面的敌军集团中抽调部队,来对付苏军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所属近卫第十一集团军。苏中央方面军毫不迟延地利用了这种形势,于7月15日转入反攻。

就这样,在奥廖尔地域,希特勒经过长期准备的总攻彻底垮台了,德军尝到了惨重失败的滋味。

8月5日晨6时,苏近卫步兵第八十九师所属近卫步兵第二七〇团,以及步兵第三〇五和第三七五师的部队,最先突入了别尔哥罗德。

1943年8月23日,伟大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即库尔斯克会战,以占领哈尔科夫而胜利结束了。这次会战粉碎了希特勒在军事和政治上寄予很大希望的德军主要集团。

在库尔斯克附近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有非常巨大的世界意义,进一步提高了苏联的威望。

8月25日,朱可夫被召回最高统帅部,讨论当前的情况以及苏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粉碎德军后,正在广阔的战线上展开的全面进攻的后续任务。

英雄的脚步没有片刻的停歇,为了自己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早日获得和平和幸福,他只能坚定地向前!向前!

荣获“胜利勋章”第一人

1943年8月25日,朱可夫来到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斯大林刚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开过会,会上听取了关于1943年下半年飞机和坦克生产计划的报告。

斯大林关心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情况。他问朱可夫是否收到了关于继续向第聂伯河进攻的指令,以及两个方面军如何估计自己的能力。

朱可夫汇报说,两个方面军的部队都有很大损失,需要认真地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特别是坦克。

斯大林说:“好!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谈,现在听安东诺夫关于其他方向上进攻过程的汇报。”

安东诺夫汇报了敌方情况。显然,德国人正在采取各种措施,阻止苏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已发起的进攻。根据各种情报来看,敌军的防御设在纳尔瓦河、普斯科夫、维捷布斯克、奥尔沙、索日河、第聂伯河、莫洛奇纳亚河一线。希特勒匪徒对这个防线大肆宣传,称之为会使苏军碰得头破血流的“东方壁垒”。

斯大林给安东诺夫作了相应的指示后,命令朱可夫同费多连科及雅科夫列夫研究一下,可以给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调拨哪些物资器材。考虑到两个方面军受领任务的重要性,朱可夫在当天晚上向最高统帅汇报了应立即调拨的人员、坦克、炮兵和弹药的数量。

斯大林长时间地查看了现有兵力兵器表及朱可夫所提出的要求。然后,与往常一样,他拿起蓝铅笔把所有数字几乎削减了30%至40%。

随后,斯大林说:“剩下的,等两个方面军接近第聂伯河时,最高统帅部就拨给。”

当天,朱可夫便飞往方面军战斗行动地域,该地域是根据最高统帅部指令应继续实施积极行动的地方。

9月6日,最高统帅部发来指令,由朱可夫协调行动的两个方面军受领的任务是:继续进攻,前进到第聂伯河中游并在该处夺取登陆场。瓦杜丁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应向罗姆内、普里卢基、基辅一线突击。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应在波尔塔瓦—克列缅丘格方向上进攻。

瓦杜丁京的部队于9月22日突进到大布克林地域,占领了登陆场,并于11月6日解放了基辅,然后乘胜西进,追击逃敌。科涅夫的部队于9月23日攻占了波尔塔瓦,9月29日解放了克列缅丘格,并在第聂伯河右岸夺取了几个登陆场。其他几个方面军也进展顺利。

9月底,苏军粉碎了敌人的防御后,在洛耶夫至扎波罗热宽达700公里的地段上强渡了第聂伯河,并夺取了预计用作继续向西发展进攻的一系列最重要的登陆场。

由于胜利地强渡了第聂伯河,并在强渡中表现了英勇果敢的精神和高超的技能,粉碎了敌人在第聂伯河上的防御,大约有2500名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在强渡第聂伯河的过程中,朱可夫曾到过马纳加罗夫将军的第五十三集团军地段。马纳加罗夫像在戈罗德附近进攻前一样,指挥得完全得当。这次比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反攻前,他的行动更加坚决。该集团军部队和兵团的大部分指挥人员,也都给朱可夫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各级司令部中,组织能力提高了,指挥和侦察组织也改善了。最主要的是,司令部和首长有了迅速而深刻地分析情况的能力。

朱可夫在同集团军司令员马纳加罗夫谈话时,他注意观察科涅夫。以前,科涅夫往往纠正或者补充他属下的集团军司令员的汇报,而这次听到马纳加罗夫清楚的汇报时,他没有吭声,而且微笑了。

朱可夫同马纳加罗夫告别时,开玩笑地说:“一切都好。就是没有手风琴。”

马纳加罗夫笑着说:“元帅同志,手风琴有,放在我的第二梯队中,不过从在别尔戈罗德附近准备反攻时,您到过我们这里以后,我就再没有玩过了。”

解放基辅,苏军在第聂伯河上、在基辅地域、切尔卡斯、克列缅丘格、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夺取和扩大登陆场,急剧恶化了德军在乌克兰的处境。

为了更详尽地了解各个方面军的情况,审查和确定今后进攻战役的计划,1943年12月中旬,朱可夫奉命回到最高统帅部。

朱可夫看上去很憔悴,因为从4月份起,他就不停顿地奔跑着,忽而天上,忽而地下,在前线奔波。这期间的情况十分复杂、紧张,并且充满了急剧变换的大的胜利和伤脑筋的挫折。此外,再加上长期的睡眠不足、体力和脑力的过度紧张,当他突然来到既听不见飞机袭击、炮兵射击,又听不到由各方面危急地段上发来告急报告的莫斯科宁静的办公室时,疲惫感就突出地表露出来了。

在最高统帅部的会议结束后,朱可夫同华西列夫斯基又在总参谋部工作了五天,以确定各方面军的任务。斯大林曾多次请朱可夫他们到他的克里姆林宫宿舍吃饭。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家里,朱可夫试着又提出关于实施合围战役的问题。斯大林说:“现在我们更强大了,我军更有经验了。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实施合围战役。”

在研究和确定了各方面军的任务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出发到各自负责的方面军去,进一步协调部队的行动。朱可夫负责协调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行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乌克兰第三和第四方面军行动。

朱可夫首先奔赴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后,他先走进瓦杜丁司令员的办公室。只见瓦杜丁披着大衣,坐在一间烧得很热的农舍中工作。看到这种情况,朱可夫知道他的身体显然不是很舒服。

朱可夫给瓦杜丁简要地介绍了最高统帅部关于在最近展开进攻行动的决定,并听取了他对方面军部队行动计划所作的最后修正后,建议他吃点药躺下休息,以便发起进攻时能以充沛的精力工作。瓦杜丁同意了。

过了不到10分钟,电话铃响了。博戈柳博夫拿起听筒来,原来是瓦杜丁打来的电话,要参谋长到他那里去。

朱可夫决定和博戈柳博夫一同去。他们看到瓦杜丁又在标示关于当前进攻的工作图。

“我们不是说好了你休息,怎么又干起工作来了?”朱可夫问道。

瓦杜丁回答说:“我想给最高统帅部写个关于进攻准备情况的报告。”朱可夫强迫他离开办公室,建议参谋长完成一切必要的工作,而这些都是参谋长的直接职责。

朱可夫对瓦杜丁这样评价说:“瓦杜丁是一位对什么事情都放心不下的人。他对委托给他的事情有很高的责任感。”

1944年1月7日,朱可夫来到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次日该方面军攻占了基洛夫格勒。随后,朱可夫又返回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着手研究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朱可夫计划由乌克兰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共同实施这一战役。

1月24日和26日,科涅夫和瓦杜丁的部队先后发起进攻,于28日完成了对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德军集团的合围。

2月14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五十二集团军部队占领了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合围圈继续紧缩。德军士兵、军官和将军们开始懂得,答应给他们的援救不会来了,只能依靠自己。据俘虏供称,部队中充满了绝望情绪。尤其知道一些将军、师长和参谋官乘飞机逃跑后,这种情绪就更加强烈了。

2月16日夜间,下起了暴风雪。能见度降到10米至20米。德军重新闪现出了溜到利相卡与胡贝集群会合的希望。敌军突围的企图,被特罗菲缅科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近卫第四集团军粉碎了。

茨韦特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四十一师的教导营的学员,战斗特别英勇。2月17日整整一个上午,进行了歼灭德军突围纵队的激烈战斗。突围的德军基本上被歼和被俘,只有一部分坦克和装载将军、军官和党卫军的装甲车得以突围。

至2月底,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右翼已攻占卢茨克,舒姆斯科耶、舍彼托夫卡等地域,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占领了经乌曼向莫吉廖夫实施突击的出发地域。

3月1日,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令,朱可夫被任命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从这天起,朱可夫对方面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的成败承担起全部责任。对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指挥,由最高统帅部负责。

3月4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按既定部署展开进攻,包围德军曼施泰因的坦克集群。从3月7日起,这里展开了一场最残酷的战斗,这是从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以来所没有见过的。

8个昼夜,德军企图将苏军赶回出发地位。在削弱并疲惫了敌人的反突击部队后,在主要突击地段上的苏军得到方面军预备队,其中包括坦克第一集团军的加强,在3月21日粉碎了敌人的抵抗,开始迅速向南推进。

在整个战役期间,苏方面军部队前进达350公里。敌军防线被彻底粉碎。从捷尔诺波尔到切尔诺夫策,形成了巨大的缺口。为了封闭这个缺口,德军统帅部不得不仓促由其他战线,即由南斯拉夫、法国、丹麦和德国抽调大量部队。匈牙利第一集团军也被调到了这里。

苏方面军部队解放了57座城市、11个铁路枢纽、数百个居民地以及文尼察、普罗斯库罗夫、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捷尔诺波尔、切尔诺夫策这些州一级的中心城市。苏军进抵喀尔巴牙山山麓,将敌南方集团的整个战略防线切成两段。从此,该集团除了经过罗马尼亚外,再没有别的交通线了。

苏军再次显示了高超的作战技能,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苏军胜利的取得,不仅依靠战役组织和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而且有赖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由于对祖国建立了十分突出的功勋,数千名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荣获政府给予的高等奖赏。

朱可夫因战功卓著,被授予苏联最高军功勋章,即“胜利勋章”。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勋章,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3年创设的,仅斯大林等苏联最高层的若干统帅大员才享有此项殊荣,而朱可夫则是获此勋章的第一人。

1944年4月22日,朱可夫奉命回到莫斯科最高统帅部,讨论1944年的夏秋季战局。

解放白俄罗斯

1944年5月20日,最高统帅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召去统帅部,以便最后确定最高统帅部关于夏季战局计划的决心。

在审定了“巴格拉季昂”计划之后,最高统帅命令召集方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多科索夫斯基,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并给他们下达制订各方面军计划的最后指示。

朱可夫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另外两个方面军的协调。

在出发去前线之前,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一道,仔细地研究了敌人防御的一切强点和弱点,以及各级司令部和部队应当采取的措施。他们还同安东诺夫商妥了有关对部队、物资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集中进行监督的问题,以及有关通信联络和把最高统帅部在其他方向上采取的措施通知他们等问题。

6月5日,朱可夫到达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指挥所,会见了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军事委员布尔加宁、参谋长马利宁。

在就战役计划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朱可夫同罗科索夫斯基、各集团军司令员、空军集团军司令员鲁坚科将军,以及方面军炮兵司令员卡扎科夫将军和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司令员奥廖尔将军一起,又仔细讨论了方面军右翼的情况,并就当前战役准备工作的计划和实际措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特别是帕里奇南部集团部队实施进攻的主要困难,在于他们必须在不易通行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地作战。

正如朱可夫他们所估计的那样,德军统帅部很少想到苏军会在这个地域实施突击。因而该地敌军的防御实质上是据点式的,并无绵密的防线。而罗加切夫地域的情况则不同,那里的敌军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其接近地也处于敌火力配系的射界内。

朱可夫指定总参谋部代表什捷缅科将军,负责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战役准备工作,他自己则主要负责承担主要任务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

朱可夫与方面军领导就战前准备工作,进行了周密研究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立即来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在那里,朱可夫和司令员扎哈罗夫一道去前线观察所,亲自了解和研究德军防御前沿的情况。

朱可夫从前线返回方面军司令部后,立即向斯大林报告了部队的情况,提出给两个方面军调运部队和物资的计划没有按期完成的问题。他建议把远程航空兵全部用于白俄罗斯战役,而推迟轰炸德国本土目标的时间。

斯大林接受了朱可夫的意见,并派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和远程航空兵司令员、空军元帅戈洛瓦诺夫,来到了朱可夫的指挥所。这样一来,地空协调问题,也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了。

白俄罗斯的进攻一开始,虽然气象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方航空兵的行动,但在各个方向上立即展开了激烈的地面和空中的交战。很快,朱可夫就通过总参谋部了解到,在华西列夫斯基那里,突破敌人防御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这使朱可夫他们感到很高兴。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也取得了良好的战果。格里申将军的第四十九集团军在莫吉廖夫方向上突破了敌人防御,并从行进间攻占了第聂伯河上的登陆场。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按计划对帕里奇展开了突击。帕诺夫将军的坦克第一军进入突破口后,第一天就向博布鲁伊斯克方向突进了20公里。这就使普利耶夫将军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得以在次日晨投入战斗。

6月25日,普利耶夫骑兵机械化集群和帕诺夫的坦克军在消灭退却之敌的同时,开始迅速向前推进。第二十八和第六十五集团军也坚定地展开了突击。坦克和炮兵部队在通过帕里奇方向的森林地段时,把一些沼泽地翻搅得十分厉害,使得牵引车都难于通行。

6月27日,在博布鲁伊斯克地域形成了两个包围圈,被包围的是德军步兵第三十五军和坦克第四十一军,总数共达4万人。

朱可夫未能目睹肃清博布鲁伊斯克敌军的情形,但是却看见了在它东南面的德军是如何被消灭的。鲁坚科的空军第十六集团军的数百架轰炸机协同第四十八集团军,对敌军集群实施了一次又一次的突击。战场上燃起了大火,成千上万辆汽车、坦克以及大量的润滑滑油料在熊熊燃烧。整个战场都被炽烈的火光所照亮。一批又一批苏联轰炸机群,按火光判定方位,飞来投下了各种圆径的炸弹。

德国士兵疯狂地四处逃窜,不愿投降就俘的,立即被消灭掉。德军步兵第三十五军军长吕特佐夫将军也在被俘之列。

彻底肃清博布鲁伊斯克地域敌军的任务,交给了罗曼连科的第四十八集团军和第六十五集团军的步兵第一〇五军。第三和第六十五集团军,坦克第九军和近卫坦克第一军则奉命不在博布鲁伊斯克地域停留,而向奥西波维奇的总方向迅猛进攻。6月28日,他们攻克了该城市。6月29日,博布鲁伊斯克市的敌人也被彻底肃清。

粉碎维捷布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地域的敌军后,苏军的两翼集团即大大地推进到敌人纵深,构成了合围敌中央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的直接威胁。

6月28日,最高统帅部经与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各方面军司令员商议之后,明确了部队的后续任务。

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奉命解放波洛茨克,并向格卢博科耶进攻。白俄罗斯第三和第二方面军的任务是解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任务则是以主力在斯卢茨克—巴拉诺维奇方向实施进攻,并以部分兵力向明斯克发展突击,以便从南面和西南面包围明斯克。

最高统帅部的这一具体企图,是以战役的总计划为依据的。该计划所确定的目的是要包围和歼灭“中央”集团军群的全部兵力,而苏军的兵力和部署是完全适应所受领的任务。

7月3日,苏军解放了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并把从东南方向溃退下来的10万德军包围在明斯克以东地区。

经过战火的摧残,明斯克的面貌已难于辨认了。朱可夫任团长和旅长时,曾有7年时间住在明斯克。他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和一切重要建筑物,熟悉它的桥梁、公园、运动场和影剧院。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废墟,住宅区则变成了一堆堆碎砖乱瓦。

明斯克的居民给朱可夫留下了最沉重的印象,他们中大多数人受尽了折磨,极度虚弱。在明斯克解放时,许多人都泪流满面。无论德军怎样抵抗,到7月11日,被围的10万德军还是全部被击溃、俘虏和消灭。在被俘的3.5万名德军中,有12名将军,其中包括3名军长、9名师长。

此后,又用了几天时间搜捕那些企图逃窜出去,与自己部队会合的一群群的敌军官兵。由于德军退却得很快,这些零散的敌军根本不可能再与自己的大部队会合。当地居民和游击队员在肃清敌人方面给了苏军很大的帮助。

苏军迅速扩大战果,7月13日解放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20日进入了波兰国境。2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解放了卢布林。27日,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解放了交通枢纽比亚威斯托克。

8月29日,苏军到达叶尔加瓦、多贝莱、奥古斯托夫,那累夫河和维斯瓦河,胜利结束了白俄罗斯战役,解放了白俄罗斯全部领土和立陶宛部分领土,并解放了波兰东部,逼近东普鲁士的华沙。

在这次战役中,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协调四个方面军在宽大正面上同时突破敌军防御,围歼敌军重兵集团,并在宽大纵深高速进击退却之敌,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为此,两人均获得胜利勋章。

直捣第三帝国巢穴

1944年9月底,朱可夫从保加利亚回到最高统帅部。数天后,他受最高统帅的委托,前往华沙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

此时,苏军已将德军全部逐出了苏联国境,收复了除库尔兰以外的全部苏联领土,并把战斗行动部分转移到了法西斯德国和东欧国家的领土上。

11月16日,朱可夫出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

在决定直接对柏林实施突击之前,在西部战略方向上先进行两个巨大的进攻战役:一个由白俄罗斯第三和第二方面军的兵力在东普鲁士实施,另一个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在华沙—柏林方向上实施。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战役,起初称为华沙—波兹南战役。而当方面军部队在屈斯特林地域前出到奥得河后,又称为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苏军近卫坦克第一、第二集团军和坦克第九军,于战役第二天投入交战。它们的突击立即震撼了敌人整个战术和战役防御。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迅猛前出到日拉尔杜夫—索哈切夫地域,以及第四十七集团军攻占华沙以北的维斯瓦河南岸,迫使敌人开始从华沙迅速撤退军队。敌人撤离华沙时,对该城进行了全面破坏,并对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白俄罗斯第二和第三方面军,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右面作战。它们受领的任务是粉碎东普鲁士德军集团,并占领东普鲁士。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主力集团应前出到马林堡地域,切断敌东普鲁士集团与东渡美拉尼亚、但泽和格丁尼亚的联系。

该方面军应由鲁日阿内登陆场经姆瓦瓦向前进攻。同时并由谢罗茨克登陆场对别尔斯克、利普诺总方向实施辅助突击。第70集团军的左翼应沿维斯瓦河北岸推进,其任务是不让敌军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进攻地带内撤过维斯瓦河。

1945年1月1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转入进攻后,战役得到顺利的发展。

1月17日,朱可夫领导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已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位于同一线上。波兰第一集团军当日进入华沙,随后进入的是苏军第四十七和第六十一集团军的部队。

朱可夫和其他方面军军事委员们巡视了波兰首都华沙后,曾向最高统帅报告说:

波兰首都华沙已被法西斯强盗毁掉。希特勒分子是些残酷的禽兽,他们把一个个街区都破坏了。大型工业企业已从地面上消失。住房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烧掉,城市公用设备已不能使用。成千上万的市民惨遭杀害,其余的则被赶走。市内一片死寂。

让朱可夫感到特别难过的是波兰的士兵和军官。在回忆录中,朱可夫这样写道:

我曾看见这些受过战火锻炼的军人怎样痛哭起来,宣誓要严惩丧失了人性的敌人。至于苏联军人,我们大家也痛恨到极点,决心为法西斯分子所犯下的暴行而狠狠地惩罚他们。

部队勇猛地摧毁了德军的一切抵抗,急速地向前推进。

1945年3月29日,朱可夫奉命带着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柏林战役计划返回莫斯科。这一计划是方面军领导人和司令部在3月份制定的。一切原则问题基本上都同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商议过。这就使他们能够送呈一份很细致的计划给最高统帅部审批。

当天晚上,斯大林把朱可夫叫到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斯大林默默地同朱可夫握过手后,与往常一样,似乎是继续不久前中断的谈话似的说道:“德国的西方战线已彻底崩溃了,看来希特勒军队并不想方设法阻止盟军的推进。然而在同我们作战的各个重要方向上,他们却在加紧部署兵力。你瞧瞧这张图上的关于德军的最新情况。”

斯大林抽着烟斗,继续说道:“我看,将会有一场恶战。”然后,他问朱可夫对柏林方向上敌人的形势估计。

朱可夫取出自己的前线侦察图,放在最高统帅面前。于是斯大林仔细地察看柏林战略方向上德军的战役战略部署。根据情报,德军在柏林方向共有4个集团军,其编成一不少于90个师,其中包括14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此外,还有37个独立团和98个独立营。

后来查明,德军在柏林方向的兵力不少于100万人,有1.04万门火炮和迫击炮,l500辆坦克和强击炮以及3300架作战飞机,在柏林还编组有20万人的守备部队。

“我军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进攻呢?”斯大林问道。

朱可夫报告说:“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不迟于两周之后就可开始进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大致到那时也能做好准备。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将拖到4月中旬才能彻底肃清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敌人,因而不可能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同时从奥得河展开进攻。”

“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妨碍不了大局。”

随后,斯大林走到书桌前,从一些纸张中翻出了一封信。“你读一读看。”他说。

信件来自一位外国的同情者。信中说,希特勒的代理人同盟国的官方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些会谈表明,德国人建议盟国在德国同意单独媾和的条件下停止对德作战。信中还说,盟国似乎是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然而德国人仍然可能对盟军开放到柏林的通路。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斯大林问道。但他未等朱可夫回答,又说:“我想罗斯福不会破坏雅尔塔协定,至于丘吉尔,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斯大林走到书桌前,打电话给安东诺夫,命他马上前来。15分钟后,安东诺夫就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罗科索夫斯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斯大林问道。

安东诺夫报告了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局势和作战情况。斯大林又问他:“华西列夫斯基在柯尼斯堡地域的情况如何?”

安东诺夫又报告了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情况。

斯大林把刚才给朱可夫看过的信,又默默地交给安东诺夫看。安东诺夫看过之后,说:“这是希特勒分子和英国政府当局秘密勾结的又一证明。”

斯大林对安东诺夫说:“你打电话给科涅夫,命令他4月1日带着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战役计划到最高统帅部来。这两天你同朱可夫再作些研究。”

第二天,安东诺夫给朱可夫介绍了柏林战役的战略计划草案,该草案全部包括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进攻计划。朱可夫仔细研究了最高统帅部制订的柏林战役计划之后,认为这一计划制订得很好,完全符合当时的战役战略形势。

3月31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元帅到达总参谋部后,立即参加了对柏林战役总计划的研究,随后他又报告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进攻计划草案。

1945年4月1日,最高统帅部听取了安东诺夫关于柏林战役总计划的报告。之后,又听取了朱可夫有关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进攻计划的报告和科涅夫有关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进攻计划的报告。

斯大林不同意标在总参谋部图上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之间的整个分界线,他勾掉了从尼斯河到波茨坦的分界线,另画了一条只到在柏林东南60公里的线。

同时,朱可夫又指示科涅夫元帅说:“倘若敌人在柏林的东接近地上进行顽强的抵抗。以致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进攻受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应准备以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突击柏林。”

4月1日晚,在有朱可夫在场的情况下,最高统帅签署了下达给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关于准备和实施攻占柏林的战役的训令,以及在12至15日内前出到易北河的指令。

随后,朱可夫从莫斯科打电话给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上将,告诉他说:“全部批准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我们的时间很少,你马上采取措施。我明天乘飞机回去。”这一简短的指示,已足以使马利宁理解,必须立即着手实施计划规定的战役准备措施。

在战役准备过程中,曾向战役参加者表演了探照灯照射的效果,结果大家都一致同意采用这种办法。

进行军事导演时,在演练突破敌奥得河战术防御的过程中,曾认真地讨论了有关坦克集团军的使用问题。考虑到敌军在泽劳弗高地上有坚固的战术防御,遂决定在攻克这些高地后,才将坦克集团军投入交战。

在准备这次进攻时,苏军方面军领导人仔细地考虑了,怎样使这次突击组织得令敌人感到最为突然。他们决定使用大量航空兵、坦克、炮兵和物资储备,突然全力地猛攻防守的德军,争取迅速压住敌人,打它个措手不及。

然而,要在短期内在作战地域内隐蔽集中如此大量的技术兵器和器材,需要进行无比庞大的工作。无数载有炮兵、迫击炮兵和坦克部队的列车,经过整个波兰滚滚而来。

从外表上看,这全是些民用列车,平板车上运的都是木材和干草。然而,一旦列车到达卸车站,撤去伪装之后,就有坦克、火炮、牵引车开下平板车,并立即驶入掩蔽工事。空的列车向东驶去,而越来越多的载有技术兵器的新的列车又源源不断地开来。就这样,方面军补充了大量的重型火炮、迫击炮、火炮牵引车和其他技术兵器。

3月29日,当波美拉尼亚最后的枪炮声停息后,炮兵和坦克定守着严格的伪装规定,开始向南调动。奥得河东岸所有的大小森林都驻满了部队。柏林方向上集中了数万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需要给每门火炮构筑发射阵地、炮手班用的土窖以及弹药壁坑。

白天,登陆场上往往荒无人迹,但一到夜晚就活跃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在用铁铲、铁棒、十字镐掘地。由于春天地下水即将到来和泥泞季节已经开始,这一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大战前的几天晚上,总共掘土达180多万立方米。而一到清晨,却看不见这一巨大作业的丝毫痕迹,因为对一切都作了仔细的伪装。

夜间,坦克、炮兵以及装载弹药、燃料和粮食的车辆,行驶在许许多多的道路上和田野里。战役开始前,光是炮弹就需储备714.7万发。为了保证苏军进攻作战的胜利,在供应方面决不能有丝毫的中断。战役的特点要求将弹药从方面军仓库不停留地直接运往部队,而不经过集团军和师的仓库的中间环节。

德军统帅部也把第九集团军的主要兵力都配置在奥得河一线前沿。他们还在柏林的东北地域,组建了“曼施坦因”集团军群和精锐的海军陆战部队,其任务是一旦朱可夫的部队从奥得河发起进攻,即从其侧翼实施突击。

为了出奇制胜,朱可夫打破常规,决定不在黎明时分发动进攻,而是天亮前两小时实施夜间出击。

1945年4月16日凌晨5时,朱可夫发出攻击命令。立刻,数千门火炮、迫击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射击的火光,把整个大地照得雪亮。紧接着响起了火炮发射以及炮弹、迫击炮弹和航空炸弹爆炸的震天动地的隆隆声。在空中,轰炸机的不间断的轰隆声也越来越大。

再看敌军,在最初一瞬间还响了一会儿机枪,随后便转入一片寂静。在30分钟猛烈的炮火射击过程中,敌人未发射一发炮弹,这表明敌人已受到充分压制,其防御配系已被打乱。于是,朱可夫决定缩短炮火准备的时间,立即发起总攻。

空中立即升起了数千枚五彩纷飞的信号弹。根据这一信号,间距为200米的140部探照灯一下子都开亮了起来。一千多亿度电光照亮了战场,它使敌人目眩眼花,它从黑暗中显露出苏军坦克和步兵的冲击目标。

朱可夫这样回忆说:

这是一个给人留下非常强烈印象的场面,可以说,我一生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

炮兵更加猛烈地射击,步兵和坦克协同一致地冲向前去,猛烈的两层徐进弹幕射击伴随着他们冲击。到黎明时,苏军已克服敌军的第一阵地,并开始冲击第二阵地。

在交战的第一昼夜,德军部队受到苏军凶猛的攻击后,被迫退到泽劳弗以东的高地。泽劳弗高地处在苏军向柏林进攻的途中,高居四周地势之上,向东的坡面陡峭,它的后面是一片高原。

从4月17日清晨起,在方面军的各个地段上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敌军进行拼死的抵抗。然而到了傍晚,头天投入交战的苏各坦克集团军,在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协同下,在一系列的地段上突破了泽劳弗高地的防御。敌人经受不住苏军坦克集团军的突击,开始退却。4月18日晨,泽劳弗高地终于被苏军攻克了。

突破泽劳弗防线后,苏军就有了将所有的坦克兵团在宽大正面上投入交战的可能。

1945年4月20日,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第三突击集团军所属步兵第七十九军的远程炮兵,对柏林开火射击。对法西斯德国首都具有历史意义的冲击开始了。

4月21日,第三突击集团军、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和第五突击集团军的部队,进至柏林城郊,并在那里展开了战斗。第六十一集团军、波兰第五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其他兵团则绕过柏林,迅速向易北河推进,以便在当地与盟军会师。

1945年4月30日这一天,将永远记载在苏联人民同法西斯德国斗争的历史上。

这一天的14时25分,苏第三突击集团军的部队攻占了德国国会大厦的主要部分。为争夺国会大厦,两军进行了一场血战。通往大厦的接近地,为一些坚固的建筑物所掩护,这些建筑物属于柏林第九防御地区的配系。防御国会大厦地域的,是精锐的党卫军部队,总数约六千人,装备有坦克、强击火炮和大量的炮兵。

从4月29日晨到4月30日黎明,在国会大厦附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步兵第一五〇和第一七一师各部队做好了强击国会大厦的准备。

4月30日11时,在火炮和迫击炮急袭射击之后,这两个师各团的强击营以及邦达里亚少校和马科夫上尉的炮兵侦察组转入冲击,企图从三个方面攻占国会大厦。

当日13时,在进行了30分钟炮火准备之后,重新开始了迅猛的冲击。在国会大厦前面和为争夺大厦的主要入口,展开了火力战和白刃战。

14时25分,步兵第一七一师由萨姆索诺夫上尉指挥的一个营,以及步兵第一五〇师由达维多夫少校和涅乌斯特罗耶夫大尉指挥的两个营,冲进了国会大厦。然而,即使在占领了大厦下面的各层楼以后,敌守备部队仍不肯投降。在大厦内部还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18时,对国会大厦又进行了强击。步兵第一五〇和第一七一师的部队,一层楼又一层楼地肃清敌人。

4月30日21时50分,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在国会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们的胜利的旗帜。

第三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凡库兹涅佐夫将军,亲自监督攻克国会大厦的这一历史性战斗,他打电话到指挥所,兴高采烈地向朱可夫报告说:“国会大厦上升起了红旗!元帅同志,乌拉!”

听到这个消息,朱可夫也异常的激动,他说:

亲爱的库兹涅佐夫,衷心祝贺你和你的士兵们所取得的光辉胜利。苏联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功勋。

争夺柏林的战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为了结束对侵犯祖国自由的敌人所进行的这场正义战争,许多人在过去战斗中受伤的伤口尚未痊愈,伤员们不肯离队,大家都奋勇向前。大家都精神振奋地来完成一件伟大的工作——把胜利的旗帜升起在柏林的上空。

在柏林战役中,苏军消灭德军100多万人,俘虏80多万人,缴获和摧毁敌机6000架、1.2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3万门野战炮等。但苏军也付出伤亡30万人的代价。这场大战终于随着第三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了。

主持受降签字仪式

1945年5月2日15时,柏林的德军被彻底解决。这一天,朱可夫的心情特别好,因为这一天是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命令中说道: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协同下,经过顽强的巷战,彻底粉碎了柏林德军集群,并于今日,5月1日,全部攻占了德国首都柏林市这一德国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德国侵略的发源地。

5月3日清晨,朱可夫和柏林卫戍司令员别尔扎林、第五集团军军事委员博科夫、方面军军事委员捷列金以及其他人一起,视察了柏林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是一幢庞大无比的建筑物,它的墙壁只有使用大口径火炮才能够打透。大厦的圆屋顶和屋顶上各式各样坚实的建筑,使敌人能在所有的方向上构成多层火力。国会大厦内部的作战条件,也是非常艰苦而复杂的。在这种条件下,战士们不仅需要具有英勇无畏的精神,而且要善于敏捷地判断情况,时刻保持警惕和戒备,善于隐蔽,并精确地对敌人射击。

在国会大厦入口处,朱可夫看见柱子上涂满了苏联军人的留言。朱可夫和其他几位高级将领也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士兵们根据签名认出了他们的统帅,并把他们紧紧地围了起来。于是,朱可夫和几位将军不得不停留个把小时,同他们谈谈心。

5月7日,斯大林打电话到柏林,通知朱可夫说:“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维辛斯基明天就会到达你那里。在投降书签署后,他将留在柏林,充任你的政治助理。”

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原为饭厅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准备了一间厅堂,投降的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1945年5月9日零时整,朱可夫他们走进大厅,大家在桌旁坐好。桌子靠墙放着,墙上挂着苏、美、英、法四国的国旗。

朱可夫在受降仪式揭幕时宣布:

我们,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政府的委托,来接受德军统帅部代表德国作无条件投降。

在宣读了与会者名单后,朱可夫对站在门口的军官吩咐道:“请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进入大厅。”

第一个走进来的是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他慢慢地走着,努力保持镇静。他举起拿着元帅杖的右手,向苏军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致敬。跟随凯特尔进来的是什图姆普弗上将,他是个矮个儿,眼睛里充满了凶狠而又无能为力的表情。一起进来的还有未老先衰的弗雷德堡海军上将。

德国人被安置在离门不远,专为他们准备的一张单独的桌子旁边。凯特尔慢慢地坐下来,并抬头凝视着坐在主席团旁边的朱可夫他们。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紧靠在凯特尔坐下。随从军官们则站在他们的椅子后面。

朱可夫问德国代表团:“你们手里有没有无条件投降书?你们是否已研究过它并有全权签署它?”

“是的,我们已研究过并准备签署它。”凯特尔用嘶哑的声音回答说。同时将邓尼兹海军上将签署的一份文件交给朱可夫。该文件证明,凯特尔、弗雷德堡和什图姆普弗有权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朱可夫站起来说:“建议德国代表团到桌子这儿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凯特尔用不友善的目光扫了朱可夫他们一下后,随即站了起来,垂下眼睛,慢慢从桌子上拿起他的元帅杖,迈着迟缓的步子走到桌子跟前。他的单眼镜掉了下来,挂在镜绳上,脸上满布着红斑。

什图姆普弗、弗雷德堡和随从的德国军官,也跟在凯特尔走到桌子跟前。凯特尔戴上单眼镜,坐到椅子边上,用颤抖的手签署了5份投降书。什图姆普弗、弗雷德堡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5月9日零时43分,签字仪式宣告结束。“德国代表团可以离开大厅了。”朱可夫宣布。

凯特尔、什图姆普弗、弗雷德堡站起来,鞠躬敬礼之后,就低着脑袋,退出了大厅。他们的参谋军官也跟着退了出去。

这时,朱可夫宣布:

我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为这一长久期待的胜利,向所有在场的人表示衷心的祝贺!

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难以形容的欢呼声。大家都在互相握手祝贺,许多人的眼里涌出了欢乐的泪水。

随后,索科洛夫斯基、马利宁、捷列金、安季品科、科尔帕克奇、库兹涅佐夫、博格丹诺夫、别尔扎林、博科夫、别洛夫、戈尔巴乔夫等战友,把朱可夫围了起来。

朱可夫对战友们说:

亲爱的朋友们,伟大的荣誉落到了我和你们身上。人民、党和政府信任我们,要我们在最后的交战中,率领英勇的苏军强击柏林。苏联军队,包括你们这些在争夺柏林的交战中指挥部队的人,光荣地完成了这一信任。

遗憾的是,有许多人已不在我们中间了。否则,他们将为这长久盼望的胜利,而多么欢欣鼓舞啊!他们正是为了这个胜利而毫不动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想起未能活到这一欢乐日子的亲人和战友们时,这些习惯于毫不畏惧地正视死亡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自己,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在热烈的气氛中,庆祝胜利的宴会开始了。朱可夫举杯祝贺反法西斯同盟对德国取得的胜利。随后,英国将军特德、法国将军塔西厄和美国将军斯巴兹依次祝酒。苏军将领们也祝了酒。大家都希望反法西斯同盟各国间的友好关系能永远巩固。

庆祝宴会一直持续到清晨,朱可夫还高兴地跳起了“俄罗斯舞”。此时此刻,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无尽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