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自强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35年的自强运动时期。

自强运动的前期，清政府兴办了一系列近代军用工业。

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为增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是洋务派兴办军火工业的最初尝试。

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

1862年，李鸿章任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上海洋炮局。1863年，他把该厂迁到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购入一些西式机械设备，制造武器弹药供给淮军，用于对太平军作战。1864年，马格里在李鸿章支持下，买下英国“阿思本舰队”所带的修造枪炮用的机器，提高了该厂的生产能力，每周可生产炮弹1 500至2 000发。

李鸿章成立江南制造总局

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将这所铁厂与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设在苏州的两个炮局合并在一起，加上容闳从美国购来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总局。这所兵工厂最初计划以造船为主，后来改为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为主，同时也造船、钢以及制造简单机器。该局所产军火主要供给南北洋军队，也调拨给各生活上军队。雇佣工人约2 000人，聘用英国技师。同其他军火工厂相比，江南制造总局经费充裕，技术力量雄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

李鸿章承建金陵机器局

1865年，李鸿章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加以扩充，成为金陵机器局。该局的厂址设在雨花台附近，专造枪炮弹药，规模小于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机器局的产品大都供应淮军及北洋，一小部分拨给南洋和沿江各省。该局在英国人马格里主持下，所造大炮质量低劣。1875年1月5日，大沽炮台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68磅重炮弹的大炮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主持人马格里却拒绝承担责任，要求重新演放，结果仍旧炸裂。李鸿章将马格里撤职，此后改由中国人监办。

1866年，左宗棠任用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和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承办，厂址设于福州马尾。该局主要制造和修理船舶，有工人1 700至2 000人，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专业船舶制造厂。该局原计划在5年内用300万两白银造船16艘，结果用了6年多时间，开支530余万两，造了大小15艘轮船，均是木壳船，质量不高。

崇厚筹办天津机机局

1867年，清政府令满州贵族崇厚在北方筹办天津机器局。崇厚雇聘美国驻天津领事英国人密妥士为总管，办了三四年，毫无成效。只好于1870年交给李鸿章经办。李鸿章派中国人进行全面整顿扩建，成立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铜帽、洋枪、洋炮、火雷和各式子弹；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主要制造开花子弹和军用器具等。东西两局共有工人约2 500人。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当时的“洋军火总汇”。该局所产军火除供应直隶淮练各军、北洋舰队外，其他如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江南分防水陆淮军也均按时拨济，连河南等省需用火药、铜帽也向津局索取。

军用工业兴起

除以上四大局之外，各省督抚为增强地方统治势力，也相继兴办一些军用工业。其中有：1869年，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局，后迁往兰州，改称兰州机器局；1869年，英桂在福州创办的福建机器局；1874年，瑞麟在广州设立的广州机器局；1875年，刘坤一在广州设立的广州火药局；丁宝桢在济南建立的山东机器局；王文韶在长沙设立的湖南机器局；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建立的四川机器局；1881年，吴大澄在吉林建立的吉林机器局；刘坤一在南京建立的金陵火药局；1884年，岑毓英在昆明设立的云南机器局；张之洞在太原设立的山西机器局；1885年，张之洞在广州成立的广东机器局；刘铭传在台北成立的台湾机器局。

1890年，张之洞把在广州筹建的枪炮厂迁往汉阳，称为湖北枪炮厂，增购机器，建筑厂房，至1895年正式投产。该厂下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后来又添设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成为清政府在自强运动后期兴办起来的全国最大的枪炮厂。

军用工业带动民用工业

清政府兴办的新式军用工业完全采取官办方式，禁止私人资本向军火工业投资，以保证清政府对军火工业的垄断权。军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原材料、燃料、交通运输以及巨额资金的保障。于是，近代民用工业应运而生。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先后兴办了约40个民用企业。主要有航运业、煤矿业、金属矿业、电讯业、炼铁业和纺织业。这些企业的主要创办者是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僚。如1872年，李鸿章派朱其昂、李振玉等官员在上海设局招商，购买了三艘外国轮船，成立了轮船招商局，以“官督商办”方式经营；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到天津之间设置电报，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电报等。这些民用企业多数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建立的。在经营管理方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这些民用企业基本上和军事工业一样表现为衙门化，经营管理权把持在官僚手中。商人虽然入股，但对企业经营情况无权过问。

洋务自强意义深远

尽管洋务自强运动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出现是进步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的建设促进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由此，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