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地主庄园的继承人

1828年8月28日午夜，欧洲著名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古老的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个有“明媚的林中草地”之称的地主庄园幸福地诞生了。他是四子，父母都亲昵地称他为列夫什卡。

托尔斯泰的母亲——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沃尔康斯卡雅，出身于世袭名门，是位富有教养的公爵小姐，在父亲死后，成了父亲广博财产惟一的继承人。不幸的是，玛丽雅在生下最后一个女儿不久便溘然去世。

托尔斯泰的父亲属于古老的托尔斯泰伯爵家族，先祖曾是彼得大帝时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度成为彼得大帝亲信大臣之一，在俄国首次受封为伯爵。

托尔斯泰很早就显露出良好的艺术素养。他善于编各种谜语，喜欢朗诵。一次，父亲让他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他以真挚的感情，领受并表达了诗中的艺术之美，父亲大为感动。九岁那年，他把祖父的奇闻轶事写成笔记，取名为《祖父讲述的故事》。以后又写《格言》笔记，并在上面画了许多有趣的插图。

在列夫什卡九岁这一年，他的父亲为使孩子们能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举家迁居莫斯科。几辆马车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着，尽管映入眼帘的旅途风光给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可是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向莫斯科投去的最初一瞥。许多年后，他还记得，父亲是怎样用手指着前方出现的高耸的教堂和楼房，兴奋地讲述着1812年卫国战争时的情景；他是怎样眨动着惊奇的眼睛，想像着拿破仑入侵时莫斯科威武不屈的雄姿。当时他不只看到了许多，想到了许多，而且好像忽然懂得了许多。他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孩子了，从此，他把这次旅行当作少年时期的开始。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托尔斯泰少年心中所描绘的图画，渐渐地增加了壮丽的色彩。他时而想像自己如何跳进燃烧的大火中，救出妇女和儿童；时而想像自己如何抓住脱缰的野马，救出马蹄下垂死的骑士，……然而，不幸的打击又落到了他的身上。他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出差，在图拉街道上坠马，猝然去世。噩耗传来，正在憧憬着美好来的托尔斯泰说什么也不肯相信。这个打击真是来得太突然、太沉重了！

按照贵族生活的规矩，父母死后孩子要有监护人。托尔斯泰的监护人自然是亲姑妈，但是真正负责教养他的责任，早已落到了远房姑妈塔吉雅娜·阿历桑德洛夫娜·叶尔戈斯卡雅的身上。

塔吉雅娜把自己对尼古拉和玛丽雅的一片痴情，都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孩子们无不从她那里感受到了无私的、纯真的母爱。她的行动，对托尔斯泰一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富于幻想的托尔斯泰，在永远使他感到温暖和崇敬的塔吉雅娜姑妈的关怀之中，走向了人生的重要阶段。

1844年春，青年托尔斯泰想当个外交家，于是，他给喀山大学校长递上一份呈文，要求进入大学学习。但经过考试，很多学科未及格，入秋后经复试才考取该校东方语系。随后，托尔斯泰身着海狸大衣，头戴三角帽，腰挎大学生的佩刀，开始了大学生活。一年后，他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大失所望，便转入法学系学习。

当时，他住在喀山的监护人彼拉盖雅·伊利尼奇娜·尤什柯姓亲姑妈的家里。亲姑妈是个善良而又轻浮的贵族女子。这期间，她一心要把喀山总督的孙子托尔斯泰拉进贵族交际生活的漩涡，但年青的托尔斯泰在这种交际场合里显得笨手笨脚、漫不经心。他越来越感到孤独，后来连自己身上穿的海狸大衣也使他感到厌恶。他深深地眷恋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田园风光。他对卢梭的接近自然、过普普通通生活的理论产生了共鸣。每当读书疲倦时，他常常陶醉在家乡的月夜中。在那古老的白桦树上；在那恬静的池塘的水面上；在那飘散着香味的花丛的露珠上，都有月的光和色，与远近鹌鹑的叫声和蛙鸣交织在一起，使他产生了物我一体，与大自然融合为一的强烈感觉。他好像从这里打开了博爱的门扉，似乎看到了所有的人都同大自然交融的情景。以后他更加发展了这种博爱的思想，成为他世界观的重要内容。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托尔斯泰始终坚持自我省察，严格要求自己。他给自己制定了有关加强道德修养、锻炼意志、磨练生活能力的各种“准则”。贵族的生活方式和那套虚伪的派头越来越不合他的口味。他常常从浅薄荒唐的闹剧中逃出来，最后，得了个“落落寡合者”的绰号。

这个肯于思索的“落落寡合者”，终于引起了一位教授的注意。那位教授建议他做些具体研究。于是，他把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训谕》和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孟德斯鸠的《法意》作了比较，写出了一篇出色的论文。托尔斯泰把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使他在思索祖国的前途命运、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学校匮乏的学习内容早已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认为这对发展独立的创造精神有害无益，因而未等大学毕业，就退学回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

而此时，19岁的托尔斯泰已经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新主人了，不久前，几个兄妹纷纷回到这里，正式履行了祖遗财产的分配手续。几个兄妹分到了别处殷实的领地，托尔斯泰只要求把收入较低，却是他最热爱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留给他，同时还希望塔吉雅娜姑妈永远留在他的身边，兄妹们都愉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

此后，托尔斯泰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到了业务进修上。他自幼喜欢读古典英雄叙事诗和普希金等人的诗。从十四岁起就醉心于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在喀山时，他还拟定了庞大的学习计划。离开大学以后，他进一步扩大了自学的范围，研究法律、医学、农业经济等等。为了锻炼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他又钻研数学和哲学。他还学习了多种外国语，甚至对音乐和绘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加强记忆力，他养成了背诵的习惯，还把这叫做锻炼记忆力的“体操”。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忘记农民。农业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沮丧，也是他突然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到莫斯科去的原因。

年轻的托尔斯泰发挥出了这个年龄最大的热情与幻想，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种种计划。在彼得堡，他参加了法学硕士学位的考试，虽然刑事法和民法两科考得都很顺利，但他却突然改变计划，中止了考试。他决定投笔从戎，可是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由于他在莫斯科认识了一位音乐家，于是，他又开始研究音乐。后来，他又热衷于研究体操，甚至想和著名的大力士角斗。他还骑马表演过骑术……但这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没有田园生活更具有吸引力。

光辉的戎马经历

在罗村生活的每个长夜，留给托尔斯泰最深记忆的就是塔吉雅娜姑妈。这位像慈母一样的姑妈，从自己爱侄的身上窥见了未来作家所具有的天赋，劝他动笔写作。就在这美好的夜晚里，在大自然的陶醉下，在音乐艺术的熏陶中，一幅幅童年时代的图画展现在托尔斯泰的眼前，但他并没有动笔。1850年末，他又到了莫斯科，在那儿，一种不可言状的写作冲动产生了，他开始构思《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没等写完，他又着手另一部小说《昨天的故事》的创作。这是他创作的最初尝试。

托尔斯泰又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是在1851年的春天，那时正赶上在高加索部队担任军官的长兄也回来了。长兄建议他也到高加索去。托尔斯泰早就有从军的夙愿，因此，立即决定随同他前往。

托尔斯泰带着热情来到了对他来说还是神秘而又新奇的高加索。初到这里，他有些失望。因为他既没有看到那些浪漫主义小说所描绘的神奇的图景，也没有找到那些不可思议的英雄。但是，一个真实的并非虚幻的高加索，却以其本来的面目呈现在他的面前，辽阔的苍穹、雄伟的群山、幽密的森林、喷涌的温泉，无不深深地吸引着他。而那些健勇剽悍的山民，热情坚毅的哥萨克妇女，尤其年近90岁的房东叶皮什卡大叔，更使他由衷地敬佩。

叶皮什卡大叔是一位勇敢、乐观、富有风趣的老人。他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讲着哥萨克人的生活及其冒险的经历，讲着讲着就弹起三弦琴，又跳又唱起来。托尔斯泰以自己能与这些普通人同生活共命运而感到幸福，甚至准备脱离自己置身的那个贵族社会，在当地买间茅屋和几头牲畜，娶个哥萨克姑娘为妻，安家立业。不久，他果然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哥萨克少女。当然，这位哥萨克少女拒绝了他。而后，托尔斯泰以房东叶皮什卡大叔和他所爱慕的那位少女及其他方面的生活内容为素材进行创作。这就是十年后问世的诗意盎然、优美动人的《哥萨克》。

刚到高加索不久，托尔斯泰就参加了士官生的考试，被任命为炮兵下士。正式入伍后，他参加了许多次战争。一次，敌人的炮弹炸毁了他大炮的轮子，险些丧生。并由于作战中临危不惧，表现勇敢，被晋升为准尉。军官们整天狂欢作乐，饮酒打牌，惟独他在一旁发愤读书，顽强地进行着写作。对此，周围许多人都不理解，甚至对他进行冷嘲热讽，但他毫不理睬。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灌注到童年的世界里去了。能在战时的环境中，追寻逝去的岁月脚步，并且充满了那样的活力，这不能不令人叹服！他就这样耗尽了一年多的时光，坚持不懈地完成了从莫斯科已经动笔的《童年》的创作。

托尔斯泰把《童年》寄给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由于信心不足，所以只署上了自己姓名的缩写。不料，涅克拉索夫对这位素昧平生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大加赞赏，并劝他不要隐匿自己真实的名字。1852年，《童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

《童年》发表时，书报检查机关对其进行了粗暴的删节，特别是删掉了有关娜塔丽雅·萨维什娜的爱情故事，这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尽管这样，他还是十分珍惜自己的处女作，兴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他津津有味地读着赞扬自己作品的一些评论文章。在身旁听他朗读的哥哥和其他军官，起初还不知道报上称赞的就是他。

塔吉雅娜姑妈读了《童年》，来信鼓励他“要具有真正的、完整特征的天才，以使像《童年》这样不大使人注目的情节写得饶有风趣”。此后，托尔斯泰的创作，如奔腾的江河，一泻千里，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袭击》、《伐木》和中篇小说《少年》。在这些早期作品里，托尔斯泰继承并发展了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充分显露出卓越的创作才华，立即引起了俄国进步文艺界的瞩目。

1853年10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第二年土耳其联合英、法一起进攻俄国，战火蔓延到克里米亚半岛。由于沙皇政府的腐败、军队统帅的无能、军官的相互倾轧，致使战局急转直下，连连败阵。这激起了国内人民和广大士兵的无比愤慨。托尔斯泰忍无可忍，和一些爱国军官一起草拟了改组连队的计划，建议成立来复枪营，出版《军人之页》杂志，这使他的上司大为恼火。1854年秋，敌人开始向塞瓦斯托波尔推进，并逼近这个要塞。俄国被迫开始了长达11个月之久的城市保卫战。

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当时成了举世瞩目之地。托尔斯泰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决然地要求把他调到硝烟弥漫的最前线。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中，托尔斯泰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敢，因而获得了四级安娜勋章以及其他奖章。

即使在紧张激烈地战斗岁月中，托尔斯泰也没有停止写作。他把在战地捕捉到的直接印象，写成了3篇小说，后收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中。他没有把战争描写成旌旗招展、战鼓喧天，将军策马向前的“壮观”图画，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了战争的本来面目。应该说，对战争做这样直接、真实的现实主义描写，这在俄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不久，托尔斯泰便来到彼得堡，首次踏入了文学界。他先后见到了团结在进步杂志《现代人》周围的许多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他们热烈欢迎这位从战地归来的英雄，殷切地关怀这位初露锋芒的作家的成长。但这时《现代人》的作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现代人》坚特艺术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强调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巨大作用，保卫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最早退出《现代人》并另行主办《阅读丛书》的自由主义者德鲁任宁等人，则极力诋毁这种传统，把普希金等人的创作说成是“纯艺术”的。这就是当时果戈理派和普希金派的论争。托尔斯泰一度接受了后者关于“纯艺术”的错误理论。后来，他识破了这种主张，势必引导作家走上远离生活与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邪路。最终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决定选自己的路。

以前，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56年，托尔斯泰结束了戎马生涯，这使屠格涅夫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屠格涅夫很早就规劝他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以使他的才智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但他们中间也时常发生争论和吵架。托尔斯泰往往在争吵中表现得非常尖刻和缺乏自制，他也因此被朋友称为“暴怒的野蛮人”。

爱国伯爵兴教育

托尔斯泰在结束军旅生活后又投入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怀抱，此时，他对农民被奴役的现状更为不满。因此，他继续进行农业改革，同时，博览群书，创作《青年》。

1857年初，托尔斯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他乘一辆邮车直奔华沙，然后乘火车抵达巴黎。在巴黎，他目睹了一个人被推上断头台的恐怖场面。就在那暴虐的时刻，一架机器把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撕裂成肉块。机器斩首这件事使他无法平静，他一刻也不想再在巴黎逗留了。

之后，他来到了瑞士。在瑞士的琉森镇，又有一件事情激怒了他。那是一个阴霾的夜晚，月儿钻进了云层，托尔斯泰刚刚从外面回到旅馆的房间，忽然飘来阵阵悦耳的琴声和歌声。他走下去一看，原来一个流浪歌手正在一家饭店的阳台下，一边弹奏六弦琴一边演唱着一支动听的歌曲。一些华服盛装的贵妇人和领子白得耀眼的阔佬，围坐在那里笑眯眯地欣赏着。流浪歌手唱了许久，最后举起帽子，希望得到几个赏钱，托尔斯泰很快掏出钱来给了他。可是，那些富贵人却视而不见，居然无一人看赏。托尔斯泰心中愤愤不平。他见歌手满面愁绪，悻悻地离开了，于是激动地喊了一声，追了上去。他把歌手请到餐厅坐下，要了饭菜和香槟酒来款待他。这时，餐厅里的一些人又站在一旁讪笑。托尔斯泰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当今历史学家应该用千秋史笔加以叙述的事件”。于是，他立刻写成了短篇小说《琉森》。小说愤怒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和道德的卑下，同时也表现出他完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和从抽象道德观念描写生活的弱点。

这次巴黎旅行使托尔斯泰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了人世间的不公平，尤其是俄国广大农民的贫困、愚昧和落后，更使他焦灼不安。他找不到出路。一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了。他开始重整已经荒芜不堪的庄园，新栽植了大片树木，扩大了林地面积，把雅斯纳雅·波良纳点缀一新。大自然是如此神奇、美妙。托尔斯泰每天都能从大自然中发现瞬息万变的美。不管风雨阴晴，他都坚持到大自然中去散步。那美好的春天终于迈着姗姗脚步来临了！他惊喜地观察着大地复苏、春风吹绿、万象更新、百鸟啼鸣的景象。走过田园，他看见融化的雪水，正滋润着干旱的大地；走进森林，他看见白桦树正在吐绿，夜莺正在安静地栖息。

他来到附近的庄园，那里有他的亲友，有他一度热恋过的瓦莱丽雅。虽然这支爱情插曲早已结束，但是，曾经在他心灵上震颤过的旋律，却仍在耳畔索绕。这促使他用艺术形式把它再现出来。1858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家庭幸福》的创作。小说写得很顺利，1859年4月脱稿，并于同年发表在《俄国通报》上。这是一部试验性的作品，它表达了托尔斯泰对婚姻、家庭和妇女地位的见解，为他后来史诗性巨作中的妇女形象的创作做了准备。

就在托尔斯泰接近大自然的日子里，就在他投身于农业改革和文学创作期间，他一直在思考着农民命运的问题。他感到当务之急是国民教育。他想通过普及教育达到摆脱贫穷愚昧、消除社会罪恶的目的。于是，他把注意力全部转向了教育。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托尔斯泰终于在自己庄园创办了一所学校。学校就设置在他家住宅附近的一排厢房里。伯爵为农民孩子办学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雅斯纳雅·波良纳。开学的第二天，托尔斯泰亲自给孩子们教字母。经过7、8个月的学习，孩子们就能够写信、写短文、读书和演算不太复杂的四则运算题了。他要求学生道德纯洁，自觉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并富有正义感。为了培养这些优良品质，养成孩子们爱劳动的习惯，他特意腾出一部分土地，让孩子们种些亚麻、豌豆、胡萝卜等。他还经常给孩子们上历史课。讲拿破仑如何从莫斯科逃走；克里米亚战争如何惨败……孩子们听得时而欢笑不已，时而愤怒地挥着小拳头。下课后，他又常常领孩子们去散步。孩子们围着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津津有味地予以回答。

1860年7月，托尔斯泰第二次出国，这次出国的目的除了探望在国外疗养的长兄尼古拉以外，主要是为了考察外国教育。他先后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英国、比利时等国家，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和幼儿园。可他看到的都是棍棒下一个个战战兢兢的儿童，不是为上帝就是为君主在祈祷，教师在填鸭式的硬灌，孩子们在机械地死背。这让托尔斯泰非常恼火。

1861年5月初，托尔斯泰从国外回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信心百倍地投入了自己学校的建设。他除了继续料理学校事务之外，又忙于撰写教育论文，并着手出版《雅斯纳雅·波良纳》教育杂志，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后来，他又在附近农村办起了20余所学校。他所领导的学校，成了独一无二的教育实验所。

在这期间，托尔斯泰曾应好友屠格涅夫的邀请前去探望他。两位朋友相见分外高兴。却不料在看待屠格涅夫的非婚生女儿的教养问题上，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险些造成决斗，代替决斗的却是中断17年的友谊关系。

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的俄国地主和农民在土地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纠纷也越来越多，于是各地纷纷产生了居间仲裁的角色。托尔斯泰在当地被推选为地主与农民争端的调解人。在处理这些争端时，托尔斯泰总是设法从各方面维护农民的利益，因而招致贵族们的愤恨与攻击。

托尔斯泰为调解纠纷、学校教育、办杂志忙得不可开交，但却没有一项工作能令他满意。他觉得体力不支，怀疑有肺病，于是便把一切丢诸脑后，到萨马拉大草原作马乳治疗去了。这时，警察接到一个密探的报告，说托尔斯泰的邸宅有一个秘密通道，里面藏着印刷机。于是一个上校带领一帮宪警，对托尔斯泰的庄园和邸宅进行了大搜查，最后连池子里的水都吸干了，可是除了龙虾和鲤鱼外，什么都没有发现。托尔斯泰得知消息后，愤怒至极、忍无可忍，即刻疾书至沙皇，表示了强烈抗议！

史诗《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这种愤懑的心境很快就被爱的潮讯吞没了。从国外归来的他经常去莫斯科一位早有亲密交往的著名的宫廷侍医贝尔斯的家里做客。贝尔斯一家人以为他看中了大女儿丽莎，实际上，他爱慕的却是二女儿索菲雅·安德列耶芙娜。索菲雅自幼酷爱文学和绘画，常常试作小说，甚至能把托尔斯泰的《童年》整段地背诵下来。就在索菲雅和她母亲、姐姐来到乡间庄园的傍晚，随同前来的托尔斯泰怀着胆怯的心情，把几个词的字头用粉笔写在桌子上，给索菲雅看，这真有点近似智力测验了。原来这些字头的意思是：他爱的不是她家里人所猜想的丽莎。索菲雅看后忍不住羞怯地笑了。

1862年9月间，托尔斯泰又到莫斯科。索菲雅的父母对他不遵照习惯向长女求婚有些不满，不再热情接待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些心灰意冷。可是他终究摆脱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最后，他下定决心写信，向索菲雅正式求婚。当他把兜里揣了好几天的信交给索菲雅后，索菲雅简直不知所措。姐姐丽莎让她回绝，母亲却启发丽莎说，假如索菲雅拒绝，托尔斯泰也不会去爱另一个人的。这样，索菲雅激动地向托尔斯泰走来了。那时，索菲雅18岁，托尔斯泰三十四岁。过了一星期，这对恋人在宫廷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不久，托尔斯泰便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到了家乡。

此后，托尔斯泰曾一度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之中。但很快他就清醒过来了，于是，他在最好的生活环境之中，开始了新的艺术耕耘。这时他艺术上的重大革新特征已经形成，解决新的更为复杂的艺术课题也日臻成熟。这是经历了60年代的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之后迎来的史诗创作的时期。

从1863年开始，托尔斯泰便紧张地投入了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创作。

他为使自己的创作忠实于历史，搜集和积累了与创作有关联的大量的历史文献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历史研究。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访问了1812年战争的参加者，亲自巡视了当年鲍罗金诺的战场，并在那里草拟了该战役的写作计划。

尽管这样，托尔斯泰的创作仍然面临着难以驾驭的困难。宏大的艺术构思与传统形式发生了严重的抵触。他担心自己写出的东西不会符合任何一种文学形式。作为艺术革新家的托尔斯泰，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历程之后，终于决定打消一切顾虑，去写非写不可的东西，而不去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也不考虑给作品以什么名称。

托尔斯泰在创作的头一年差不多都用来探索小说的开头了。他自己说过，这本书的创作“开始了无数次，又放弃了无数次”。在他的档案库中保存了15种小说开头的异文。

《战争与和平》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作品中的某些事件、场面和自然环境，也多是从他所经历的上流社会和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托尔斯泰在生活中有着极其广泛的爱好与兴趣，这在《战争与和平》中都有生动的反映。他酷爱运动，能骑善猎，并于1864年秋，利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空隙时间，又骑上他最喜爱的英国纯种马，带上两条猎犬出猎了。半路忽然跳出一只兔子，他起初无心去打，可是猎犬追上去了，他也就放开马缰驰骋起来。当时道路很滑，马在飞奔中突然失蹄，他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昏厥过去。待苏醒后，他怕妻子担惊受怕，便来到一个农民的家里。索菲雅闻讯，夜半跑来把他接回家，并连夜请来大夫为他接骨，但一直未愈。后依照岳父贝尔斯的建议去莫斯科治疗，在那里，专家们重新为他施行了手术。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已开始了的创作。在莫斯科治疗期间，他急不可待地把故事口授给丹尼雅或丽莎。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他选择了楼下一个肃静的房间专门用来创作。这期间，索菲雅除了照料孩子以外，还要关照托尔斯泰的创作，成了托尔斯泰最得力的助手。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历时6年。经过无数次修改，直到1869年秋，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才宣告完成。

《战争与和平》这座巨大而宏伟的历史艺术殿堂，完全是在广博而坚实的生活根基上建筑起来的。须知，托尔斯泰不仅是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两次战争的参加者，而且也是上流社会的思考者、农奴生活的探索者和学校教育的革新者，这给他的艺术创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前后反映了1805～1820年俄国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共有559个人物，上至皇帝、王公、外交官、将领、贵族，下至地主、商人、农民、士兵，如此众多的人物，在最善于表现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的艺术大师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视觉和色彩，男女主人公以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独特性出现在读者面前。

《战争与和平》是以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写成的。书中的历史事件是以编年顺序排列的。但是这些历史事件又与独特的个人事件相结合，宏伟的战争场面的描绘与日常生活的写真相交织，史诗般的庄重叙述和批判家的深刻揭发相统一，从而打破了当时欧洲通行的传统形式，熔铸了史诗、历史长篇小说和编年史的特色。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技巧，富有表现力的艺术细节，浮雕般的肖像刻画，内心独白的运用，“心灵辩证法”的发挥，以及对人的复杂思想感情的真切理解与深邃表达，这一切都通过丰富而又多样化的语言，自由地编织进了这一瑰丽的艺术锦缎之中。

但由于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明显的弱点。他在作品中散布的宿命论观点以及在他早期作品中还不大显著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都有所发展。

《战争与和平》问世后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在俄国，书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小说迅速译成外文，畅销西欧各国。它的出现震动了整个欧洲文坛。也使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他紧张地、持续地工作了6年之后，亲友都劝他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有段时间，他也确实什么也不想。他感到身体不适，还到外地进行了马乳治疗。但是，即便在这样休息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学习。他集中研究戏剧，并以充沛的精力学习希腊语。这期间，虽然在脑海里时时有“不速之客”跑来扰乱他的神思，呼唤他去创作，但是，他却没有提起笔来。他的思想又被教育填满了。他始终认为，教育好下一代是自己崇高的职责。当他看到孩子们用的课本既乏味又费解时，便下决心亲自给孩子们编写一套启蒙课本和儿童读物。为此，他广泛地研究了自然科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和古希腊、阿拉伯及印度文学。为了写好有关天文学的知识，他还整夜整夜地观察星宿……在这上面，他花费了许多精力，用去了不下于写一部巨著的时间。他对自己这项工作也甚感惬意。只是当时的成果，因没有引起社会重视，而造成课本传播不广，着实使他着急奥恼。

无奈之下，他也只好放下一些新创意又重返史诗创作。

世界观的“激变”

1870年2月，现代生活主题越来越引起托尔斯泰的注意。他终于放弃历史题材，转而进入了以探讨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事实上，托尔斯泰是在构思彼得大帝长篇小说的同时就产生了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冲动。那时，他就想写一部被上流社会所摒弃的不忠实的妻子及其命运的小说。而直接推动他创作的契机，则是由于他偶然间读了普希金的作品引起的。当他重新读了《普希金文集》中的一个片断：《客人们来到了别墅》时，仿佛忽然间解决了他创作中的全部疑窦。托尔斯泰对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开头赞叹不已，并不由自主地潜入了自己的艺术境界之中。就从这一夜，即1873年3月19日夜，他正式开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托尔斯泰最初只是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已婚妇女的故事。出现在他笔下最初的安娜，可以说是个既不漂亮，也不聪明，甚至毫无心肝，专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渥伦斯基却有各自值得人同情的精神品质，卡列宁甚至还与渥伦斯基结了婚。为此，书名曾定名为《两对夫妻》、《两段姻缘》。但是，托尔斯泰在反复修改中，这些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娜越来越富有动人的魅力。她不仅具有非凡的外在美，而且，具有高尚的心灵美。相比之下，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在她面前却显得黯然失色了。小说从宽恕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所酿成的家庭悲剧的最初构思，到最终确立为以反映广阔的时代，批判社会时弊为宗旨的重大主题上来，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俄国历史变革的特点，触及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清楚地反映了托尔斯泰对当代俄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探求。

《安娜·卡列尼娜》刻画了150多个人物。全书是由两条情节线索构成的。一条是城市上流社会的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线索；一条是农村地主庄园的列文——吉蒂的爱情生活和精神探求的线索。两条情节线索并行发展，似分犹合，形成了双重性的结构布局。

到了80年代初，托尔斯泰渴望找到一种信仰的倾向就更加强烈了。这期间，他访问教会、修道院，研读有关哲学和宗教问题的著作，撰写关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论文。那时，他感到中国古代有些思想家和他的思想十分接近。1884年，他饶有兴趣地研读了孔子和老子的著作，十分推崇老子，同时，他对中国的谚语也产生了兴趣。但他直到1905年后才找到与中国学者通信的机会，信中表示了他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爱恋与敬佩。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由于笃信基督教义，使他产生了关于苦行生活的理想。他彻底否定官方教会，鼓吹所谓纯洁的新宗教。这可怕的精灵不时地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

经历了对哲学和宗教的探究，以及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托尔斯泰最终在《忏悔录》等著作中表明自己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更前进了一步。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1881年成为他从内心上改变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他虽然出身于俄国上层贵族，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传统观点，背叛了自己的本阶级，最终站在了家长制农民的思想立场上。

夫妻间思想决裂

1881年秋，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上学，托尔斯泰举家移迁莫斯科，那里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与人民的饥寒交迫使他感到震惊。他去访问贫民区，成千上万难民的眼睛盯着他。他看见那些衣衫褴褛、迎风哀号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心都碎了！就在当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时，禁不住号淘大哭，一边挥动着拳头，一边连连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接着开始去深入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主动参加了贫民区人口调查，并访问监狱、法庭，参观新兵收容所……这使他更深刻地认清了建立在对广大群众奴役基础上的整个沙皇制度的罪恶的本质。为此他竟然抛弃了所有社会地位——“伯爵”头衔、县贵族长职务、法庭陪审员职务。

生活方式上托尔斯泰决定走平民化道路。他放弃了打猎，改吃素食，戒烟，戒酒，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莫斯科居住时，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收拾房间，然后劈柴、打水、生炉子，并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坐在小房间里缝鞋、打鞋掌。夏、秋季节，他又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耕地、割草、施肥……。为了帮助多子女的困难家庭运草还砸伤了自己的脚，一连三个月卧床不起。他还给贫困的农民购买木料，把森林分给农民使用。他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贵族生活，要求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离开他的庄园，永远居住在农舍里。

很明显这个决定令索菲雅很难接受，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她辞退全部佣人而包下全部沉重的家务负担：做饭、缝纫、洗刷、带孩子……好让托尔斯泰在那里忏悔、赎罪！而她有什么可忏悔的呢？她的大半生都是为他而生活的。她还要为他、为子女而继续生活。于是，她以托尔斯泰和体弱多病的子女都离不开物质保障为由，不肯遵从丈夫的意愿，抛弃一切财产，离开庄园走进农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早在70年代末就潜伏着的家庭危机，这时越发加深了。索菲雅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在那里苦苦地折磨自己，然而，托尔斯泰却拒绝她给予的一切温存与体贴。索菲雅感到她生活中失去了某种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托尔斯泰对她的信赖和对创作的热情。她为失去的这些东西常常大声地哭着、争论着，结果不但不能弥合已出现的裂缝，反而把它撕扯得更大了。

托尔斯泰的家庭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就连孩子们也像被遗弃了一样。后来，托尔斯泰采取了妥协的办法。1883年，托尔斯泰把自己经营全部财产的权力和他在1881年以前发表的全部著作的出版特权授予了妻子。这种退让显然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因此，他常常为此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特别是从全家移居莫斯科后，他目睹这种都市的家庭生活比在乡间还要奢侈，更使他无法继续忍受。而妻子并不理解和这样一位勇于反抗的伟大的艺术家生活在一起所经历的全部复杂的、矛盾的、痛苦的生活实质，因此，对自己丈夫的信仰毫不理睬，甚至常常向他发火。

这种争吵愈演愈列，直至1884年夏的一天，当夫妻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之后，托尔斯泰准备远走他乡，永不回来。但是，他在途中突然想到妻子即将分娩，这样离开有悖于自己的道德信条，于是才从半路上又折了回来。妻子忍着腹中的阵痛，来到丈夫身边，3个小时后，生下了最小的女儿莎萨。托尔斯泰最后30年，就是在这种时而温馨、时而冰冷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

然而，这种背判自己贵族阶级的平民化生活并没有扭转托尔斯泰在他学说中的根本矛盾。因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平民化，而在于如何领导千百万农民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891年后，灾情开始蔓延俄国大部分地区。为了引起社会对人民灾难的关注，深深热爱自己人民的托尔斯泰带领着大女儿沿村募捐，创办饥民食堂，著文介绍防止饥荒的办法，同时上书沙皇，陈述灾情，呈请赈济，拯人民于水火之中。这一壮举深深地打动了索菲雅，因此到后来，她带着儿子也参加了由丈夫发起的这项活动，并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加盟。

批判的杰作《复活》

世界观的“激变”对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他甚至走到了否定艺术的地步。做出了舍弃文学的惊人决定。这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屠格涅夫临终在给他的遗书上写道：“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答应我的请求吧！”托尔斯泰这时虽然已把主要精力都用到哲学研究上，但是，生活本身向他提出的课题，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些重大课题，表达自己新的观点的愿望，都在召唤他回到艺术创作上来。

因此，他在除创作充满宗教道德倾向的政论性作品和民间故事的同时，还写出了剧本《黑暗的势力》、喜剧《教育的果实》、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尔奏鸣曲》、《哈泽·穆拉特》以及抨击资产阶级颓废艺术的文艺论著《艺术论》等。这些作品和论著进一步显示出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和战斗力量，但也使托尔斯泰在世界观中的弱点暴露无疑。

托尔斯泰在对世界观的转变和对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中越来越渴望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使他想到了检查官柯尼于1887年给他讲述的一个真实的诉讼案件。当时，托尔斯泰对柯尼讲的故事很感兴趣，并劝科尼照它的原样写下来。事隔两年，也就是1889年底，作家知道科尼并没有写，于是决定亲自动手，写下了以道德忏悔为中心的《科尼的故事》的初稿。但他对这部初稿很不满意。此后，他一直为自己寻找不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而苦恼。他的创作踌躇不前、数易其稿、前后迥异，最后终于演变成了不朽的，以对社会空前批判而著称的创世杰作《复活》。

对于托尔斯泰全部作品来说，《复活》第一次不用贵族而由一个普通女人来充当主角。它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喀秋莎·玛丝洛娃的悲惨遭遇。这个生在牛棚的农奴私生女，母亲死后便过着寄人篱下的半养女、半家奴的生活。还在少女时代，她就被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后遗弃。她到处漂泊，屡遭凌辱，最后沦落为娼，被诬告落狱判刑，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作品围绕玛丝洛娃悲剧性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国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的全部罪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作了空前尖锐的批判，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局限，使他在作品中暴露出许多尖锐的矛盾。他通过广阔的艺术画面，从法庭、监狱、政府、教会，一直到经济、道德、伦理，严酷地暴露了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到了最高峰。与此同时，他又大肆鼓吹“不以暴力抗恶”，要人们跪倒在上帝面前进行“道德自我完善”、“饶恕一切”、“爱仇敌”，甚至期望“好老爷”把土地恩赐给农民。在这部作品里，作为“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暴露热情达到了最高潮；作为千百万俄国宗法制农民利益代表者所持的立场也表现得最明确；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开出的救世药方所显示的软弱无力及反动实质也最清晰。显而意见，这是托尔斯泰全部文学活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

在持续了60年的创作活动中，托尔斯泰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用它一生的心血换来的。他的处女作《童年》有4种稿本；《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章节有7种稿本；《安娜·卡列尼娜》许多章节有20种稿本；《复活》的开头部分有20种稿本。特别是他为《生活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竟多达105种稿本。

虽然在1901年和1902年中托尔斯泰曾重病缠身，但是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70岁仍能溜冰，75岁还能参加自行车运动，直到82岁还能骑马。

遗嘱带来大风暴

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在19世纪末成了独特的文化中心。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从俄国和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两位巨人——年迈的托尔斯泰和年轻的高尔基会见了，并留下了广为流传的照片。

托尔斯泰毕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赞许和尊敬，当然，也引起了沙皇、教会和形形色色反动分子的咒骂和攻击。但他们却不敢公开镇压。俄国教会疯狂叫嚣要封住他的嘴，宣布对他“革除教籍”。但这一切不仅无损于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反而加速了他作品的传播，越发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衷心爱戴。

同时，在80年代出现的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时也像苍蝇一样密密麻麻地包围着他。他也深为自己的世界观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不堪。尽管他早已放弃了庄园财产事务的处理权，开始了平民化的生活尝试，但他毕竟还置身在贵族生活的圈子里，农民还是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老爷”。特别是当他看到妻子在管理田产、森林所采取的措施和从出版他的作品中获取收益时，更使他焦躁不安。而他的妻子不仅在复杂的生活处境中苦苦地挣扎，同时也在他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弟子”的亲密交往中感到穷蹙、窒息。她匆匆如有所失，几乎像被遗弃了一样。

1893年11月5日，索菲雅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魔鬼已经抓住我所热爱的人了。但愿能保持我祷告的力量。”她指的魔鬼就是契尔特柯夫。契尔特柯夫原是一名豪门望族出身的军官，年轻时生活放荡，事事成就无多，后来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学说，从事慈善事业，放弃了贵族生活的特权，成为托尔斯泰学说的忠实信徒。索菲雅开始对他毫无戒心，可是不久，他就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甚至把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莎萨也争夺过去了。索菲雅孤独得很，感到她的全部生活都被人夺走了。她的眼睛哭肿了，精神崩溃了。她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最后，围绕托尔斯泰的遗嘱，终于酝成了一场大风暴。

托尔斯泰曾在1895年的日记中表达过有妻子和契尔特柯夫等人参加的处理他死后文稿的遗嘱性愿望，但后来，他在契尔特柯夫影响下制定正式遗嘱时，却把自己的妻子排除在外，明确指定契尔特柯夫为自己一切作品的主编和出版人。并根据当时继承权只能转让某个人的法律规定，他指定了和他观点相近的最小的女儿莎萨为法定的继承人。遗嘱规定他的作品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应为全体人民大众所共有，每个人都有权无偿地出版和翻印他的一切著作。他的最后一份手续完备的正式遗嘱还是在密林中秘密完成的。

这样的结局似乎索菲雅早有所料，这个与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48年，生了14个子女的人，这个被高尔基称为托尔斯泰“惟一的朋友”和“工作的勤劳的助手”的人，当她发现自己占据了半个世纪的地位给外人剥夺了，非常气愤，她便不大尊重那些道德的栅栏了。围绕遗嘱，契尔特柯夫要拼命地保护它，封锁它；索菲雅则千方百计地想发现它，废弃它。最后，就连托尔斯泰的儿女们也纷纷加入站在父母的某一立场上。

客逝他乡

1910年10月27日这天，托尔斯泰整日都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有好感，特别是在这位作家去世之后，他常以阅读作家作品的形式来慰藉他们从未见过面的遗憾。

托尔斯泰一直看到了深夜12点半才回到卧室休息。迷迷糊糊地过了两个多小时，托尔斯泰听到书房里有蹑手蹑脚地开门声和脚步声。他醒了过来，透过门缝，看见书房里有灯光，并听到索菲雅在那里沙沙地翻检纸张的声音。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晚上。他知道，这是索菲雅在寻找他的遗嘱，并监视他的行为。过了一会儿，索菲雅小心翼翼地走了。托尔斯泰感到无法遏止的厌恶、愤懑。他本想再睡一会儿，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近半个小时，就是无法入睡。于是就点着蜡烛，坐了起来。这时，索菲雅把门推开，走了进来，一面习惯性地向托尔斯泰问好，一面惊异于屋里的灯光，待了一会儿，自觉无趣，转身离开了。

厌恶和愤懑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地感染着托尔斯泰，他数了一下自己的脉搏，是97下。不能再躺了，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离家出走，并立即握笔给索菲雅写了一封信，然后，轻轻地下楼敲开了私人医生杜尚·马科维茨基的门，他神情激动而坚决地对杜尚说：“我决定要走了。您跟我一起走。我先上楼，您随后就来，小心别惊动了索菲雅。我们不准备带很多东西，只带最必需的。三天后，莎萨会来找我们，把必要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说完，托尔斯泰又去叫醒了小女儿莎萨：“我马上就要走……再也不回来了……帮我收拾吧……”于是，大家开始在昏暗中行动起来，压低嗓门说话，尽量不弄出声音来，尽可能收拾一切必需的东西。莎萨收拾手稿，杜尚准备必备的药品，女仆瓦丽娘准备衣物。托尔斯泰告诉女儿说：“莎萨，你留在这里。过几天，等我最终决定到哪里去以后再写信给你。我最大的可能是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你姑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那里。”

托尔斯泰的心里越发感到不安，莎萨等人则是既紧张又激动。他们既想快点收拾，又怕弄出声响，惊醒了索菲雅。以致他们的手都发抖了，行李带也系不紧了，皮箱盖也盖不严了。

他们一直忙到了次日凌晨，托尔斯泰走出房门，到马房去叫人备车，此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外面一片漆黑，还下着蒙蒙细雨。深秋的天气，凉气袭人。托尔斯泰在通往马房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走进小树林里，撞在树上，摔了一跤，把帽子也弄丢了。他好不容易回到屋里，又拿了另一顶帽子，打着手电筒，与杜尚一起到了马房。莎萨和瓦丽娅把路上用的东西吃力地往马房搬。托尔斯泰激动得浑身发抖，惟恐索菲雅发觉后大吵大闹，加以阻挠。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托尔斯泰和杜尚上了车，直奔谢金诺车站而去。

当托尔斯泰在车厢内坐定、火车开动以后，他才觉得自己安全了，索菲雅再也追不上他了，他高兴地对杜尚说，他觉得非常舒服。很快，托尔斯泰就睡着了，一个半小时后，杜尚叫醒了他，给他端来热气腾腾的咖啡，两人一起喝了。这时，托尔斯泰又挂念起在波良纳的索菲雅来，他担心妻子的生活，可怜她的处境。

此时，索菲雅还在睡梦中。由于前一天晚上她睡得很晚，所以直到11点才起床。而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消息几乎已经传遍了全家，佣人们在交头接耳，交换着对伯爵出走和与伯爵夫人关系的看法。索菲雅快步跑进餐厅，问女儿她父亲在哪，莎萨把父亲的信递给母亲。索菲雅迅速把信扫了一遍，她的头和双手在颤抖，她将信扔在地上，一边喊着：“走了，彻底走了，永别了！莎萨！我投水去。”一边向外跑去。莎萨和布尔加科夫怕出意外，在她身后紧紧追赶。索菲雅跑到花园里的池塘边，真的纵身跳了下去，莎萨和布尔加科夫则紧跟着跳了进去，俩人一起把索菲雅高高地举起来，交给跟着跑过来的仆人们。

托尔斯泰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秘密出走不会有任何外界人士获知，但是，他错了，实际上警察密探从他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之时，就暗中紧紧地跟踪着他。这时新闻记者也追了上来。可是托尔斯泰究竟到哪里去，他们谁都猜不透。因为他本人开始也没有确定的计划，他只想到南方租一幢农民的茅屋住下来，以求永远摆脱贵族的生活，在千千万万的农民中间度过自己的晚年。不幸的是，秋天阴霾的天气使他在旅途中着了凉，82岁高龄的他经受不住旅途的颠簸，终于身患肺炎病倒了，只好决定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人们把他抬到车站站长的住宅里进行调养。

大作家托尔斯泰病倒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小小的车站成了世人瞩目的中心。他的家里也收到了千百封慰问电函。索菲雅闻讯后，乘“专列”星夜赶到阿斯塔波沃。但人们惟恐她的到来对托尔斯泰产生致命的后果，将她挡在了车厢里。她心急如焚，眼里噙着泪水等待着丈夫身体的转机，一天、两天……直到最后她才被允许同丈夫见面。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走进室内，静静地来到他床前，跪下来吻了他的手。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已不省人事了……医生紧张地为他做人工呼吸，但他心脏的跳动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慢，最终停止了，此时正是1901年11月7日的清晨。

托尔斯泰的死震惊了整个进步人类。反动沙皇不准人民举行悼念仪式。可是，成千上万的人不顾警察的阻拦，护送着灵柩，离开了阿斯塔波沃火车站。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那个神奇、美妙的峡谷边缘上，人民群众为自己的伟大作家举行了隆重的民众葬礼，并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这里。

托尔斯泰的墓前，没有墓志铭，没有十字架，但他在人民心目中。欧洲19世纪文学之巅铸就的纪念碑却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