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

耀眼诗星应时而至

1749年8月28日，12点，一颗璀璨夺目的诗星诞生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城，他的出现使沉寂多年的德国诗坛大放异彩，他就是闻名于世的诗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歌德出生在一个家境很好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个有名的裁缝师，他的父亲曾是个博士，后为求体面，又买得了一个皇家顾问的空衔。歌德的母亲出身显赫，她是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性格温存，又爱好文学，常给儿子讲故事听。歌德的外祖母很喜欢这个小外孙，在他4岁时送给他一套表演浮士德故事的傀儡戏玩具，使歌德童年时就爱上了浮士德等民间传说。歌德自幼就兴趣广泛，勤奋好学。他不仅读文学作品，欣赏艺术，学习击剑和舞蹈，而且四处搜集动植物标本，顽强地攻读多种外语。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又常常偕其妹四处游玩，尽情领略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的幸福和欢乐。

哪曾想到，欧洲大陆战争突起，俄国、法国、英国为各自利益，互相开战，其间法军曾一度攻克法兰克福。歌德的家成了法军的指挥部。歌德正常的学习生活受到了干扰，不过，这时期他也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住在歌德家的一位法国高级军官颇有艺术修养，尤其擅长绘画，一些画家常与他来往，使歌德有机会观赏他们的作品。歌德还经常观看随法军到来的法国剧团的演出，有时还和法国小朋友一起到后台去看演员们怎样化妆和排练，这一切勾起了他对戏剧的极大兴趣，并在此基础上试着写起戏剧剧本来。

7年后战火平息，一切又恢复了安宁。歌德遵照父命于1765年去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便努力钻研文艺和自然科学。1768年歌德突然吐血，不得不回家休养，病愈后，又于1770年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那里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郊区迷人的风光和好心热情的农民开阔了他的眼界，陶冶了他的情操。同时，他还认识了很多年轻的文学朋友，其中给他影响最大者是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

狂飙突进运动是70年代初开始的资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以莱辛为代表的启蒙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它气势汹汹，如暴雨，如狂风，又像一股波涛汹涌的激流，直冲向顽固的封建堡垒。它在抨击封建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自然，赞美人类的自然状态，如儿童的天真和原始人类的纯朴；推崇天才，要求施展个人的才能；主张在创作上打破古典作品的僵死格律；提倡民族风格，尤其重视学习民间文学。赫尔德尔是这一运动的指导者，他长歌德5岁，歌德敬之如师。赫尔德尔也十分赏识歌德的才华。他一方面教育歌德要深入生活，向民间文学学习，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又要求他摒弃华而不实的文风，突破僵死的古典教条，去钻研荷马、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这大大开阔了歌德的眼界。赫尔德尔还经常带领歌德深入山村，走向民间，从老太婆的口中搜集民歌。

就在这年秋天，歌德与美丽多情的少女芙莉德丽凯·布丽红萍水相逢，一见倾心。歌德一有时间，就去塞生海姆村与她相会。《欢乐与离别》一诗就是他们之间爱情的写照。但可惜的是，歌德和芙莉德丽凯的爱情却如昙花一现。1771年8月，歌德在取得博士学位后离开斯特拉斯堡而返回故乡。随着歌德的离去，这段姻缘即告了结。《塞生海姆诗歌》是歌德初期的又一篇力作，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以前德国灿烂的诗星廖廖无几，诗坛上多为平庸之作，内容空虚，矫揉造作，而《塞生海姆诗歌》以其真挚的感情，健康的内容、清新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独步诗坛，这是以往德国诗坛不曾有过的辉煌，歌德开创了德国抒情诗的先河。

情场失意，文坛获丰

不久，歌德返回了故乡，在一次参加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的大会上，歌德对这位大作家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激烈地批判了僵死的古典戏剧格律——三一律。从此他驾驭着战斗的风帆，在狂飙突进运动的百舸争流之中冲到了最前列。不久，他写出了剧本《葛慈·冯·伯里欣根》，内容是关于16世纪一个名叫葛慈的没落骑士反抗封建贵族，但因脱离农民群众而最后失败的故事。创作时，歌德以莎士比亚为榜样，完全突破了三一律。该剧于1773年出版，并获得了“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史剧”的称号。

1772年5月，歌德来到威茨拉尔的德意志帝国法院实习。这期间歌德认识了一个叫夏绿蒂·布甫的姑娘。姑娘的美丽和贤淑使歌德极为倾慕，但绿蒂已与歌德的一位名叫克斯特奈尔的好友订了婚。歌德自知无望，遂于9月10日毅然离开绿蒂重返故乡，但相思之苦常使他产生自杀之念。这时，歌德另一位友人——威茨拉尔的青年书记耶露撒冷因苦恋一位有夫之妇而自杀。消息传来，给歌德以很大震动。他详细了解了耶露撒冷的恋爱和自杀的经过，并结合自己切身的体验，在4周内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虽以爱情为题材，但却远远超出了爱情的内容而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这部小说运用了大量并且浓热的抒情语言，并受卢梭和理查生的影响，采用书信体形式，让维特把自己内心的全部奥秘毫无约束地诉诸读者，使人感到主人公仿佛就在面前，不由得和他一起去爱、去恨、去欢乐、去悲伤。作者还突破了书信体小说常有的反映面狭窄的局限，而让他的主人公在广阔的社会上活动。从纯朴农村的天真儿童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市侩，从生气盎然的田园美景到浊臭逼人的贵族沙龙，这一切构成强烈的对照。作者对时间的安排也独具匠心，上篇从明媚的春季写到温暖的夏日，陪衬出主人公开朗的心境；而下篇从萧条的深秋写至严酷的寒冬，渲染了主人公不幸的遭遇。季节的变化有力地突出了情节的发展，显示了歌德高超的艺术技巧。

这部小说于1774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由于它倾诉出市民知识分子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和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所以在他们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人们竞相阅读，热烈评论，甚至维特式的服装也风行一时，形成了所谓的“维特热”。这本书很快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作品。歌德的名字从此传遍世界。但小说的消极影响也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有些失恋的青年男女因受维特的影响而殉情，其中影响较大者有作家克莱斯特与其恋人的情死。1778年1月，有位魏玛小姐因失恋而投伊尔牟河自杀，歌德亲眼看到这位溺死的姑娘的怀中藏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从此，歌德在此书新版卷头题上《绿蒂与维特》一诗，其最后一句以维特的口吻向具有同样遭遇的青年们呼吁：“请做个堂堂男子吧，不要步我后尘”。

但歌德首先是位诗人，无诗歌德的生活便失去了真谛。虽有《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小说。就歌德时代而言，诗人是一种褒奖的说法，歌德从来没有为诗歌担忧，那是个需要诗的时代，同时，歌德也借诗歌表达自己的理想。歌德的诗正是反映了他独特的个性。

拜伦曾尊歌德为欧洲诗坛的君主。自8岁时献给祖父的贺岁诗算起，歌德写下2500多首诗，数量堪称惊人，形式更为炫目：独创的短诗、格言体、牧歌体、颂歌、哀歌、十四行诗、谣曲等，而思想的博大精深更不用说，足令每一位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诗人顿足：既有歌德，何必生我？！

歌德的诗作大体分为抒情诗、古典诗及暮年的抒情诗和叙事谣曲。贯穿其一生的是抒情诗，情诗是歌德诗歌王国的主人，也是其性格的写真。

歌德瞧不起空中楼阁式的诗，因为那样的诗干枯、做作，乍一看像是诗，细一读不过是诗的骷髅——细说起来也不怨那些人，怀着对诗的一腔热忱，他们只能造诗，那就让他们造吧。歌德与他们不同，歌德热情洋溢，生命力旺盛得让人妒忌。他的人生曲折而幸运，体验丰厚而深刻，爱情总是不忘歌德，历史也总是露出启发人深思的一面，而所有这些，海涅、普希金等短命的诗歌天才们都只能望洋兴叹：上苍偏心，有意在成全歌德。

接着歌德于1774年写了著名诗篇《普罗米修斯》，它是未完成的同名诗剧中的一段独白。诗人反封建的狂飙突进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诗中借用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这一反抗者的形象，向神权，实际是向封建统治者宣战。普罗米修斯在否定了神的尊严之后，充分表述了对真理和正义必获胜利的信念。最后他宣称“我在这里制造人，按照我的形象”，表明歌德用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的思想。全诗采用自由韵体，语言尖刻泼辣，很好地表达出主人公对宙斯的愤怒斥责和极端蔑视。诗成后，因其反封建的主题极其鲜明，竟无人敢将它发表。由于歌德写出了《葛慈·冯·伯里欣根》、《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普罗米修斯》等一系列最优秀的作品，对狂飙突进运动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因而他成为这一运动的光辉旗帜。

1775年早春，又有一位可爱的少女攫取了歌德的心。这位姑娘就是富商的女儿，年仅16岁的安娜·伊丽莎白·睡奈曼，歌德称之为莉莉。莉莉多才多艺，伶俐无比，跳舞唱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两人情投意合，感情十分笃厚。不久，他们相互盟誓，私订终身。

但这段姻缘一开始就潜伏着危机。莉莉的父母自恃是法兰克福的一流富豪，颇有些歧视歌德中产之家的出身，又不满歌德那种狂飙突进的诗人的气质。而歌德的父母也不想高攀，娶进莉莉这样一个奢华艳丽、娇贵异常的儿媳。歌德之妹也看不惯这个遍身珠光宝气、满脸盛气凌人的未来嫂嫂。莉莉豪华的生活，过于迷恋社交的活跃性格，也常常使歌德不快。加之众人从中作梗，两人也渐感不睦。后来，歌德借故逃避，出游瑞士。

1775年9月，正当歌德与莉莉藕断丝连的时候，他的人生道路突然有了转机。当时，萨克森·魏玛公国的最高统治者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偕同新婚夫人旅行至法兰克福。这位年仅18岁的公爵十分仰慕歌德的才能，就邀请歌德去魏玛从事政务活动。歌德接受了邀请，于11月来到魏玛。从此，他就离开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潮流而驶向了政治活动的漩涡。

歌德到魏玛后受到公爵的重用，不久就担任枢密顾问，1782年又晋升为公国首相，管理着全公国的政务。在这里，他又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亲密者是宫廷贵族封·斯太茵夫人。

斯太茵夫人秀外慧中，才华横溢。歌德以前曾见过她的照片，一度十分仰慕，在他来魏玛后的第8天有幸与她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遂保持了20年之久的深厚友情。其间，歌德在学识、品德、性格等方面均受其很大影响，并为她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歌和信札，诗歌中尤以《对月》最为著名。

这一时期，歌德写的哲理诗同样反映出了他思想上的变化。在《神性》一诗中就再也看不到普罗米修斯那种大无畏的反抗精神，诗句亦不再激愤而趋向平和，犹如怒潮后的余波，不过此诗的内容也还是积极的，它把基督教关于神与人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不是神创造了人，恰恰相反，是人按照自己的品德和意志创造了神。

在这段时间里，歌德也创作了一些叙事诗，并且也成就不凡。1781年4月某夜，图林根库尼茨村的一个农民，抱着生病的小儿骑马赶往耶那，想请那儿的一名医为儿子治病。医生检查过后表示孩子已濒于死亡，无力抢救。这位农民又抱着孩子策马回家，途中孩子就断了气。几天以后歌德来到此处。他得知此事后，即以此为素材写成《魔王》一诗。诗中叙述了魔王以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来戕害病孩。生动地刻画出了魔王的奸诈，病孩的恐惧和父亲的焦虑。诗中的气氛逐段紧张，最后以孩子死亡而告终。读之使人联想起封建专制魔王对善良人民的迫害。诗成后在世界上广为传诵，亦由舒伯特谱成名曲。

在魏玛从政期间，歌德还深入研究了自然科学，并于1784年发现了人的颚间骨，这对论证整个生命世界的统一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784年，歌德在他起草的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里又写了一首著名的抒情诗《迷娘曲》。诗中歌德通过主人公意大利女孩——迷娘对家乡的怀念与赞美，抒发了内心对意大利美景的极度向往。

巨匠携手创作攀高峰

此期间，歌德正在魏玛热衷于时事，哪来的闲情逸志呢？殊不知歌德从政以后逐渐感到，这个封建公国是绝不容许他进行真正的改革的。他实施的每项进步措施都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使他苦恼至极。因此，他决定到意大利去钻研古代艺术并进行科学研究，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于是，1786年9月，他带着一张填着假名的护照独自逃到了这个以古代文化著称的国家。

到了意大利的歌德先后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米兰等文化中心逗留过，甚至西西里、罗马都留有他的身影。南国的美丽风光使他陶醉，人民热情开朗的性格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开阔了他的心胸。相形之下，他愈感魏玛宫廷的枯燥无味和官场生活的单调迂腐。在近两年的南国生活中，他努力研究古代文艺典籍，临摹古代绘画的范本，进行自然科学考察，同时还从事文学创作，主要成果是剧本《哀格蒙特》、《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和《塔索》。其中《哀格蒙特》描写的是16世纪尼德兰伯爵哀格蒙特反抗西班牙的民族压迫，最后因斗志不坚而被敌人逮捕处死的故事。该剧于1774年就已动笔，因此从中尚可听到狂飙突进运动的余音。而后两个剧本则是严格按照古典戏剧的形式写成的。

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歌德曾对三一律深恶痛绝，何以现在作茧自缚，原来这是由他思想上的转变所致，歌德这块顽石，终抵不过封建浊流的冲击而变得光润起来。于是，随着《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和《五月歌》里火热激情的消失，代之以《对月》中的自我解脱和《迷娘曲》中对世外桃源的憧憬。而到意大利后，他更倾心于宁静、和谐的古典艺术风格，沉醉于古典艺术那种“庄严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理想境界。因此，他在《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里就借用远古关于伊菲格尼的神话来宣扬理性的高贵和人文主义的力量。而《塔索》则通过文艺复兴时期宫廷诗人塔索和一位大臣的争执，表明了歌德自己不得不与现实妥协的苦闷。如此的艺术内容就必然要求严格的古典艺术形式。这样，歌德青年时代的狂飙突进精神经过十年的从政，终于在意大利过渡到以人性论为最高理想的古典主义。德国文学古典时期亦是从1786年歌德来到意大利时算起来的。

1788年6月，歌德从意大利回到魏玛。从此摆脱了繁重的政务活动而专门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又一位天真迷人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她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安·乌尔比斯，23岁，是制花工场的女工。她那天真烂漫的举止，活泼爽朗的性格及无可挑剔的自然之美与宫廷中那些矫揉造作的名媛贵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歌德不由得一见倾心，并不顾社会地位的悬殊和宫廷贵族的阻挠而和她结合了。1789年，乌尔比斯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奥古斯特。歌德十分珍惜和这位民间女子的感情。每当他去外地办事，都要求乌尔比斯天天给他写信，而且信件要编出号码，以备万一遗失时能立即发现和便于查找。

乌尔比斯亦十分敬重歌德。1860年10月14日，耶那战争波及魏玛，法军曾闯进歌德家。就在歌德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乌尔比斯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身躯掩护歌德。法军士兵被她的英勇所慑服，不得不停止行凶。歌德对她舍身相救十分感激，5天后与她正式举行婚礼。从此，乌尔比斯即以歌德夫人的身份亦随作家一起载入了文学史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春雷震撼了整个世界，曾一度使歌德十分振奋。但当革命发展到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他又由兴奋转为恐惧，并写了某些嘲讽革命群众的作品，暴露了歌德世界观中的弱点。

1794年，德国文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歌德与席勒开始了文学上的密切合作。这一年7月，耶那自然研究会开会，他二人都参加了。会议结束时，他们在出口处相遇，并开始了亲切的交谈，决定在文学上合作。从此，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影响、互相切磋，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时为止。这段历史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50年代以前，德国文学长期模仿英、法，直至莱辛创始德国民族文学，并为它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石。接下来的任务是要在这块基石上建造起德国民族文学的宏伟殿堂，使德国文学跃入世界文学之林，而这一伟大的任务，就是由这两位文学巨匠在这10年合作中完成的。

这期间，他们共同研究文艺理论，总结艺术创作的规律，使德国古典文学达到了内容与形式、自由与法则、理性与感性的和谐与统一。歌德在《自然与艺术》一诗中这样写道：

谁要做出大事，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努力驾驭艺术规律，使这两位巨匠在10年间的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们共同写警句，彼此鼓励写叙事谣曲，并各自完成许多巨著。歌德在这方面有长诗《列那狐》、《赫尔曼与窦绿苔》，而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这部小说通过对维廉、竖琴老人和迷娘等人不幸遭遇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德国黑暗的现实，同时突出了劳动的意义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即把参加生产劳动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把个人为人类献身作为人生的最高品德。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向上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理想，这是小说的积极意义。但小说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与少年维特要向贵族伸出刀剑的斗争精神相反，维廉把贵族当做榜样，并在贵族的庄园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反映出歌德对贵族的态度已由斗争转向妥协。他这时的政治理想是要在保持现存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贵族人性上的完善来改革现状，这当然是无法达到的，但从总体思想上说，作品还是趋于积极的，它作为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代表作，其地位仅逊色于《浮士德》，并有“德国第一部最杰出的教育小说”之称。

《浮士德》立不朽丰碑

在歌德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面世后，有人出来反对了，他就是德国反动作家诺瓦利斯，他写了一本名叫《亨利希·封·奥夫特尔丁根》的小说作为武器与歌德对抗，这两本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人生的归宿在哪里？是在劳动和造福于人类的事业中，还是在虚无缥缈的梦幻境界里？显然，这两部作品向德国人指出了不同的出路。一个是积极的，向前的；而另一个则是颓废的、倒退的。

这部反动小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当时在德国文坛上正泛起一股逆流，这就是以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反动浪漫主义。这些反动浪漫派诗人尽管对现实不满，但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向上的精神，只能沉缅于虚幻神秘的境界里去麻醉自己和读者。显然，如任其这一股逆流大肆泛滥，必将造成极坏的影响，于是歌德奋起迎击反动浪漫派的挑战。他在关于美学的一系列论文、谈话和通信里，批判了反动浪漫派的作品和文艺观点，并捍卫“艺术要从现实出发并为现实服务”的美学原则。歌德的美学学说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和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歌德以其光辉的美学著作，为西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歌德的成就远不在此，他在文艺创作方面的成就更是卓越不凡，自1809年他的《亲和力》问世后，便开始了自传体的创作，如《诗和真》、《意大利游记》。

1819年，他出版了诗集《西东合集》。这是歌德采用东方题材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作品。这期间较为重要的还有1829年完成的小说《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在《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歌德描写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教育区”，阐述了他要通过教育来改革社会的思想。维廉在学习时代参加的那个秘密团体，此时已发展成世界性的组织，其成员都必须凭一技之长为社会服务。维廉成了一个外科医生。歌德强调每个人都必须从属于集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里可看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他的影响。此书更加突出劳动的意义，并表述了理论要与实践结合的思想。可见歌德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在晚年变得更积极进步了。

歌德创作的顶峰是《浮士德》。这部诗剧取材于16世纪的浮士德传说。1773年，歌德开始写《浮士德初稿》。1790年，他出版了《浮士德断片》。1808年发表了《浮士德》的第一部。最后，直到1831年夏，即歌德逝世前不久全书才脱稿。可以说，这是歌德经过60年的艰苦劳动和紧张探索而得出的艺术总结和思想总结。

俾斯麦自豪地说：只要有了《浮士德》，即使终生独居孤岛上，精神也可自足，不怕孤独空虚来犯。列宁流放国外的日子确实带上了《浮士德》，但俾斯麦之言是否可适用列宁，只有他自己知道。马克思倒是最喜爱他的同胞的著作，在大量的论著中不时地让《浮士德》中的人物出来作证。

歌德的深沉正是体现在《浮士德》这部著作中。晚年的歌德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及人性的丑恶。这一切使歌德更迷恋于生命，也使他思想更深邃。在《浮士德》中，我们可以体会这位老人的深沉和精辟。

《浮士德》是一部人类精神史的诗学演义，其丰富性与多层次性使得阐释变得艰难——这是相对准确的阐释，另一方面，阐释也显得格外轻松，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大凡顶尖级的世界名著都是如此：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默默无语的存在，自从它一诞生，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再属于歌德。而且毫无疑问，自从它问世起，歌德也只能作为一个读者出现了，若重新写，他再也写不出这样一本《浮士德》来。他赋予了它生命，它便是一个独立的“人造人”，以自己的方式存活，时而还感动着歌德，像感动其他人一样。从而也使人类对它的理解活动变得饶有趣味又困难重重，它的惟一的揭秘者是它自己——绵延不断激情洋溢的被哲人兼诗人体验着的生活。

虽然明知如此，但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对《浮士德》的思考，既出自求解的本能，也是为反思人类本身，因为我们抱定一个念头：最终能给人类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人对自身的把握程度。

从1773年起一直到1831年才完成《浮士德》第二部，历时60年之久，是歌德的哲学遗嘱，精神的诗的自传。

浮士德是一位16世纪以来被德意志人广泛传颂的人物，是一位半历史半传说，深得民众喜爱的人物。民间喜爱他的程度，比我国的孙悟空、徐文长之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喜爱是一个值得人类学重视的现象。

很小的时候，歌德就在浮士德的世界中活着，街头巷尾的木偶戏，地摊书店的小人书。歌德深深地迷恋这个有点胡作非为又敢作敢为的人物，但浮士德的魅力又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无法说清的东西。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浮士德成为了贯穿他生命的一条暗流，在适当的时候——他认为该对生命有所明确交待的时候现身，但浮士德的形影飘摇无定，抓住的欲望必须被长久地克制。当迷茫的眼前被几十年岁月的体验与洞察照亮时，《浮士德》终于幸运地降生了。这既是德意志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从此《浮士德》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严格一点说，成为那些很富有又没钱者的财产。

歌德40岁刚过，发表了《浮士德片断》，近50岁时完成《浮士德》第一部。最后8年写作第二部。全部《浮士德》共1211行诗，用多种诗体写成，甚至有魔术师的咒语。

这部诗剧的情节由2个赌赛和5个悲剧（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构成。《天上序幕》可说是全剧的一个总纲。

歌德曾这样说：“浮士德的性格，从旧日粗糙的民间传说提炼到这样的高度上，是表达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一般人世间的限制中感到焦躁不安，认为具有最高的知识，享有最美的财产。是表达这样一种精神，他向各方面追求，却越来越不幸地退转回来。”退转是经历一次洗礼后的飞跃，所有的追求都脱落，只有追求本身在独存。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文艺复兴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一经诞生，便成为全世界的财产。浮士德，一个需要不断咀嚼的名字，一座“人”的永恒的雕像。

《浮士德》是歌德的心灵史，一部精神追求史，是他为人类立下的不朽丰碑。任何评论家都只暴露了其寄生虫的丑恶和浅陋的嘴脸，任何思想家出于某一目的的曲意解说都是亵渎，是对歌德也是对自己的亵渎。

《浮士德》是一部心灵史，浮士德与靡非斯托是人的精神境界的主要的对立面。两者一要执迷于世俗，一要超升，两者不断地抗争构成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部。正是在抗争中，人的灵魂不断地超越向上。

全剧的结构就恰似人的精神生活，体现了追求者生活的丰富性、无限性以及态度的真诚与自由。它的费解也缘于此。但《浮士德》的费解不同于其他艰深的名著，它靠的不是大量失去背景的典故与晦涩的词句，它的结构松散包裹着一条明晰的主线：体验与追求。体验与追求的丰富性决定了结构的跳跃性。但寓意很明了，存在主义会大受鼓舞——生活的价值在于追求本身，没有一件事会带来满足——带来的只有新奇。存在主义者会故作同仁似地补充：一切都是态度，没有什么算作成就，除了态度本身。

马克思曾惋惜地谈到歌德，说他被德国的鄙俗气战胜了，他被迫生活在可怜的生活环境中。不错，他的肉身与行动是值得惋惜，但他的心灵却在德国乃至世界上下几千年的巨大时空中遨游，那是谁也无法阻止的。《浮士德》即为明证。

可以说，《浮士德》是一部关于自文艺复兴开始的德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发展史，但其更是一部关于歌德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史，要不然，它不能如此地打动每一个平凡与不凡的心，更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震撼。

黄昏恋羡煞凡人

令世人惊异的是，已年过七旬的歌德丝毫未现老态，身体硬朗，说话语气铿锵有力，眼神依然犀利有神。一位名叫胡菲兰德的医生检查过他的身体后说：“我从来没有遇到有谁的身体和心智像歌德这样完美的。”他不但体力和智力超群，还始终保存着青春的热力，到了74岁的高龄，仍燃烧着爱情的火焰，爱上了一位19岁的少女，并向她求婚，还由此创作了一首长诗《玛丽思巴德哀歌》，怀念这位恋人。

引发歌德晚年爱情的少女叫乌尔里克·冯·莱维卓，她是个失去父亲的少女，她有两个妹妹，姐妹三人与母亲定居在波希米亚的温泉疗养地玛丽·恩马德。1821年8月，歌德到玛丽恩巴德度假，和她们相遇。15年前，他在卡尔斯巴德曾经和乌尔里克的母亲有过一段恋情，这次他们久别重逢，乌尔里克已经长成一个17岁的少女了。棕褐色的鬈发像玛丽安妮和克里斯蒂安娜，蓝湛湛的眼睛很迷人，歌德很喜欢她。常跟她开玩笑，和她一起散步，给她诵读英国作家斯各特的作品，还把一部新出版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送给她。让她在花园里坐在自己的身边，给她讲《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里的故事，他把她当做他可爱的小女儿。第二年，歌德又去了玛丽思巴德，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他对乌尔里克萌发了爱情。

虽然说黄昏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对世人来讲，一个74岁的老人与一个19岁的少女搞在一起，未免被人视作笑柄了，何况他已有自己的儿孙。

在《玛丽恩巴德哀歌》中，唱出了一个老诗人的激情和纯真，他期待着和煦的阳光。但是，歌德没有想到，流言蜚语比他的马车跑得更快，他还没有回到家中，魏玛城里已在传播“枢密顾问冯·歌德先生要结婚了”。一场寒冷的风暴正等待着他。

根源就产生在他的家里，他的独子奥古斯特首先发起质问，坚决反对父亲重新结婚，他对歌德大发脾气。当时，歌德的儿媳奥蒂丽的妹妹也在旁边推波助澜，不管歌德怎样解释、说明，甚至恳求。奥古斯特闹得更凶，威胁父亲，要把全家迁到柏林去。当时奥蒂卧病在床，没有介入这场纠纷，但是，这个一向比较和睦的家庭从此蒙上了一层无法抹去的阴影。

绘画与雕塑齐头并进

歌德不单单是位诗人，更确切点说，他是一位艺术家，他把生活看作是一切艺术的来源，对艺术美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威尼斯时，他就注意到了民间生活的丰富多彩。确实，这里的人民也是这一切赖以存在的基础，1786年10月4日，歌德在看了哥尔多尼的《奇奥察的风流事件》的一次演出后这样写道：“观众一同参与演出，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白天，在广场和岸边，在游艇上和宫殿里，买者与卖者，乞丐、船夫、女邻人，律师及其对手，熙来攘往，各守一摊，说东道西，吆三喝四，连唱带耍，又骂又吵。入夜，他们便到剧场去，看和听他们白天的生活……”歌德领教了念念有词的街头演说家，认为维罗纳古代半圆形剧场的残址表明，过去的人民比今天更有人民的气派。因为，事实上，建成这样一座半圆形剧场，就是为了使人民感到自豪，感到开心。歌德在威尼斯把人民视为一大群人，视为一种必然的、天生的存在。他认为，人民既是自然，以至在意大利这里，不屈服于任何高压的人类的纯朴本性使他感到惊奇。无疑，不论威尼斯还是罗马，同样存在着封建关系。但是，它同德国的封建关系相反——由于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得到了缓和。使歌德高兴的是，他所见到的高度的民主主义，高度的平民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民间真正的高度自由，这一切同样也反映在文艺方面。利多的渔夫吟唱意大利古典文学作品，这对歌德来说，是一个难忘的事件。他就这样描绘了一幅意大利图画，以及对意大利生活的憧憬。由于美是表现群众，来源于群众的，所以，美便不可避免地蕴含了民族性格，这是不可变的，歌德就是对这两千年历史的文化遗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毕竟这一文化遗产与人民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过去与现在是相互制约的矛盾体的两个方面，而人民的古典艺术就蕴含于这一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歌德之所以能写出伟大的艺术作品，就在于他对此深有感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罗马成了歌德精神复活的场所：现在我越来越难说，为什么要留在罗马，常言道，海越深，人也就越想往里探索。歌德承认，开始很少懂艺术。过去他欣赏的似乎只是大自然的光彩，而今才领悟到大自然的本质，他认为，古典艺术伟大严谨的形式成了他的尺度，他也许不大赞成文艺复兴，对所见的巴罗克式的建筑更不屑一顾，因为这促使歌德去寻求内容与形式的伟大而单纯的比例。他特别注意观察古代雕像、希腊的造型艺术和宝石雕刻。他重新开始研究解剖学，绘制人体图，制作模型。芭蕾舞、音乐，特别是歌剧成了他研究的新课题。歌德把所看到的、经历的和理解的一切归纳为若干命题，这些命题已被总结在他的《对自然的单纯摹仿、手法、风格》一文中，它发表在1789年维兰特主持的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上。歌德认为，单纯摹仿乃是受到限制的对象的个别表现形式的摹仿，根本不足以把握重大的主题；表现手法乃是一种既充满潜力又充满危险的方法。这种表现手法越是因方法比较简单而接近于忠实的摹仿，越是努力从另一方面企图把握和明确表现对象的特征，并通过纯洁、活泼和积极的个性而使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也就越是变得崇高、伟大、可敬。如果一个艺术家脱离了生活，他将变得越来越空虚和毫无意义，也将越来越远地离开单纯摹仿的风格。歌德写道：风格是建立在最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是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上的。一旦艺术通过对大自然的摹仿，通过努力创造共同的语言，通过对对象的细致而深刻的摹仿，而终于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事物的特征和它们存在的方式，纵观一系列形象，并懂得了把各种不同的有特色的形式加以比较和摹仿，那么风格便成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达到了堪与人类的最大努力相匹敌的地步。这里歌德把他在罗马逗留时的认识向我们作了介绍，这种认识不仅同他当时在《法兰克福学报》中的美学信念是一致的，而且他坚定不移地充实他的这些信念，并对现实主义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为他要求要有意识地塑造美的形象和更精确地确定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美与一般事物的关系，对象以及艺术家同对象关系，大自然及其艺术反映的特点——歌德在这里对这些基本问题作了论述，并从历史的角度上做出了适当的答复，而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启蒙时代还没有过这样的发展。歌德认为：艺术家，只有当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面向人民，面向自然，只有当他懂得顺应历史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艺术和诗歌的适当原则去形成时代的本质时，他才会赢得伟大现实主义艺术的普遍特性。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要想创作出真正的作品来只有深入生活，而意大利时期的生活使歌德形成了艺术和文学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

歌德这一思想最后发展并形成了世界文学的观点，歌德认为，现在开始了一个大同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便促进全人类的幸福。德国人一方面显示了值得惊叹的美学业绩，另一方面，却又被禁锢在狭隘丑陋、愚昧和自我满足中。因此，人们必须向别人敞开思想，接受世界文学。

就歌德在艺术上的偏好而言，除去对诗歌的倾心，另外对他最具有诱惑力的艺术门类就是绘画。在文学上，歌德可谓功成名就，而在绘画上，他则始终没有达到自己渴望的高度，也许正因如此，他才特别渴望当一回画家。在歌德的脑海中频频闪现出德思斯顿美术馆主任顾问室里德尔先生和莱比锡画院院长奥塞先生的亲切合影，20多年学画的前尘往事又一幕一幕浮现在他眼前。

在进大学之前，歌德已经培养了自己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到莱比锡后，仍保持着这种爱好，除文学外，绘画是他最感兴趣、最愿意投入精力学习的科目。歌德之所以不断产生对绘画的热情是因为他觉得这种艺术形式——荷兰派绘画使他更加坚信这一点——最符合他对自然和现实物质世界强烈关注与热爱的天性，用绘画表现自然，从绘画中认识自然，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诱惑。那时，歌德和几个学生拜奥塞尔为师，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虽说歌德在绘画技艺上终没能取得多少进步，但在审美趣味方面却受到奥塞尔很大影响。奥塞尔欣赏意大利派的绘画作品，崇尚单纯朴素，讨厌巴洛克风格的涡卷型装饰、贝壳装饰以及其他一切离奇古怪的艺术趣味。此外，他狂热地崇拜艺术史家温克尔曼，不仅热烈地向学生推荐温克尔曼的美术史著作，还给他们讲述温克尔曼的艺术生活，并指导他们对温克尔曼的著作进行阅读。奥塞尔对温克尔曼的推崇强烈感染着歌德，虽然当时歌德还不能完全读懂和理解温克尔曼的论著，但他勤奋努力地钻研它们，极力在隐晦的领悟中吸取教益。通过在奥塞尔指导下的阅读，青年歌德不仅初步了解了温克尔曼的著作和思想，还第一次认识了古希腊的艺术世界。

虽然歌德小时候就观赏过父亲及其朋友们收藏的一些绘画作品，奥塞尔又在莱比锡全城搜罗了许多藏画给他讲解，但随着对造型艺术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多的了解，歌德还是渴望见识更多的艺术藏品。1768年3月，也就是歌德居留莱比锡的最后一年的春天，19岁的歌德悄悄去了德累斯顿，在那儿，他寄住在一个鞋匠家里，只要美术馆开门，他天天都到美术馆去。德累斯顿美术馆不仅装饰得庄严华丽、气派非凡，美术藏品也极为丰富。在这里收藏作品的有些画家是歌德所熟悉的，而有些则只略知一二。当时绘画的鉴赏以酷似自然为上，荷兰派的风景画、静物画和室内画都是特别能打动他的作品，因为这些画能使他联想到现实并和现实进行多方面的对照比较。在这些画幅面前，歌德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常以自己的惊呼使解说员忍不住笑了起来。由于歌德每天都在美术馆参观，美术馆的主任顾问官里德尔先生便敏锐地注意到了他。里德尔先生非常赞赏歌德对艺术的热情，亲自为他讲解，引导他注意那些可能会有助于他的地方，虽然歌德在德累斯顿只住了不长一段时间，里德尔先生的和蔼、认真和对工作的勤勉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在德累斯顿停留的最后几天，歌德还经人介绍拜访了萨克森美术院的院长封·哈格多恩先生。哈格多恩先生也非常喜欢歌德这个远道而来的热情的艺术爱好者，他让歌德参观了自己珍藏的一些名画，使歌德在美术馆之外再一次大饱眼福。回到莱比锡后，歌德结识了著名书商、高特舍特著作的出版者布赖特科普夫一家，了解了不少印刷方面的知识，后来又在布赖特科普夫家结识了铜版画雕刻家斯托克先生。斯托克先生的工作是按照奥塞尔先生的绘画作品制作各种尺寸的铜版画，用于文学作品的插图，这个实用美术家做事严谨、工作勤恳，他的精湛技艺和铜版画制作过程本身所具有的魅力都对歌德产生了强烈吸引力。跃跃欲试的歌德在斯托克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铜版画的雕刻技艺，开始时他只模仿他人的作品雕刻种种风景画，不久就扮演起斯托克先生的助手的角色来，同时还在学习铜版雕刻的间隙学习木刻，并在这方面也小有成就。但是有一点当时歌德没有充分注意到，那就是在进行铜版画雕刻时，铜和酸化学反应所产生出的有毒气体使他的身体受损很大，这成了他以后发病的重要原因。

歌德从莱比锡辍学返家后，父亲对他的情绪低迷和糟糕的健康状况一直颇为不满，他再次发病后，父亲的心情变得更加烦乱，时常流露出不耐烦的焦躁情绪，好像他故意不让自己的病情好转似的，与母亲和妹妹对他关怀体贴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歌德觉得父亲冷酷自私，不近人情，心里对父亲不无怨恨，但想到父亲对自己的培养和厚望，想到自己使父亲的期望和虚荣心受到的挫折，他心中又不免有几分自责，思过之下，他尽量投其所好地使父亲高兴，在养病期间，画了很多幅静物画和人物画。虽然他的画技仍比过去没有多大提高，父亲却像对待大师的初作似地将它们装裱好，用线框围起来，督促他将它们完成。有时，父亲还让自己的家庭画师帮助歌德修饰润色画面，以便使歌德能将自己的笔触和画师的笔触相互对照。在完成纸上画稿的同时，歌德还醉心于铜版画的雕刻，他按照从斯托克那里学来的知识和技巧，尝试独立完成从绘画到雕刻、再到印刷的铜版画制作全过程，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不久，歌德的喉咙又开始发炎，疼得很厉害，医生的药剂也无能为力，歌德渐渐领悟到疼痛可能与雕刻铜版画有关，便马上放弃了这个极其吸引他的工作。

在斯特拉斯堡期间，歌德在洋德尔的引领下沉迷于文学，很少画画。回到法兰克福和在韦茨拉尔期间，他偶尔像维特一样拿起画笔，或者和朋友们一起观赏铅版画作品。在离开绿蒂回故乡的路上，心情抑郁的歌德再一次动了当画家的念头，他用小刀子做占卜，将它从岸上扔向河水，看它是否会顺利地落进水里——如果刀子被水边的杨柳挡住没能落进水，他就放弃做艺术家的念头，反之，则意味着他可以在造型艺术上取得成功。占卜的结果却暖昧不明：扔出去的小刀子瞬间消失在浓密的枝叶中，歌德根本无法看清楚它的下落，而与此相应，水面却激起喷泉般的水花来，似乎证明刀子确实又掉进了水里。歌德的心里十分扫兴，觉得这是不吉之兆，当艺术家的念头也就暂时作罢了。不过，尽管有这次不吉利的占卜，回到法兰克福后，为了排遣对夏绿蒂·布甫的思念，歌德仍在造型艺术上花去了一些时间。他一面研究法兰克福艺术爱好者们收藏的一些绘画和铜版画作品，一面从事写生练习，还收集了不少古代雕塑的仿制品。

在以后的日子里，歌德也时常拿起画笔。到魏玛后，他还创办了一所绘画学校，并亲自给学生们讲解解剖学知识。

在罗马，歌德住在德国画家约翰·海因利希·威廉·梯施拜因的住处，当然，他的假面具很快就被揭穿了，德国老乡们都知道了约翰·梅勒就是大作家歌德。梯施拜因在给拉瓦特尔的信里这样愉快地来描述歌德：“我确实非常喜欢他，他生活很简朴，要求我给他普通的食品和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只要能够睡觉和毫无干扰地进行工作就行。他现在就在那里面坐着哩。每天上午9点前，他写自己的那部《伊菲格涅亚在锦里斯》，希望把它很快结束，接着出去参观那些艺术杰作品，他和那些大人物们不来往，除了艺术家外谁也不接待，哪家也不去。”

的确，在意大利期间歌德专注于创作的时间极少，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他要完成自我教育。在四处游览中，临摹、写生与画家朋友切磋画技，欣赏古建筑物遗迹和博物馆的藏画占去了歌德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期间，歌德画了上千幅画，山川、古迹、人物，无所不包，有一幅描绘罗马狂欢节的画，歌德画了整整一个星期，尽管它画得似乎缺乏热情，歌德自己仍然很喜欢它。

另外，歌德对雕塑也颇有研究，他曾对自己雕塑的罗马神话人物的头像很满意，并学会了鉴定各种雕塑，他也研究古代建筑术，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建筑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最让他心仪的是古典风格建筑。歌德对艺术充满了爱，爱也使他成为大艺术家。

一代天骄含笑离世

歌德在创作《麦斯特》和《浮士德》时，没有放弃对诗歌的创作，这期间他创作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格言诗，简单明了而又给人以启迪。

歌德还对外国文学极为关注，这方面不止是对欧洲，而是对整个世界，值得说的是他在印度、阿拉伯、波斯和中国文学方面亦有很深的造诣。他在读过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名剧《沙恭达罗》后曾写过一首隽美无比的小诗加以赞颂：

春华瑰丽，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轮。

歌德特别想知道中国的文学情况。当时，中国虽已出现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在世界文坛上也堪称一流的伟大作家，但遗憾的是他们的作品尚未介绍到欧洲。一些在文学史上不占主要地位的作品，如《王姣梨》、《花笺记》、《百美图咏》等却被一些来过中国的传教士译成英语和法语。歌德读过这些作品后觉得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并给这些作品以高度的评价。同时他也知道，这些作品并非属于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可见他对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有充分的估计。他曾用中国文学中的一些主题写了14首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其中第8首描写了夜的景色。

歌德在完成巨著《浮士德》后，心血已经耗尽。当他亲手把已校对的打印稿包装好的时候曾说：“我这一生的今后岁月可以看作一种无偿的赠品，我是否还工作或做什么工作，事实上都无关宏旨了。”这时歌德的个人生活是很孤独的，他的夫人早已于1816年去世。1830年，他的独生子也在意大利旅行中死去，这给歌德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1831年8月28日，他在庆祝自己最后一个诞辰时，再一次穿过伊尔美瑙的丛林，攀登上吉息尔汉山的峰顶。大自然依然是那么幽静安宁，但此时的歌德早已长发如雪，两鬓成霜了。当他看到50年前刻下的题壁诗《游子夜歌》时，心中不禁百感交集，并自言自语地念道：“稍待，你也安息”，不由得潸然泪下。下山回家后，健康状况愈加不好，这年冬季歌德感到分外寒冷，他急切盼望那明媚的春日早日来临。1832年3月的一天，枯草微微萌出新绿，歌德感到几分春意，于是满怀欣喜。他令人备上马车，要外出散心，不想归来就发起高烧，卧床不起。经确诊，身患肺炎，病情严重，但歌德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一日早晨，他询问当天日期，当听说是3月22号时，他高兴地说：“春季已经开始，我们亦将复元。”上午他自我感觉果真好转，遂挣扎着离开病榻，坐到案前的靠椅上。他叫人打开窗子，以便室内明亮些。他似乎又要写作，可就在他用僵直的手指吃力地写出头一个字母“W”后，立即转入昏迷，但口中犹喃喃有声，时近中午，就在他诞生的那个时刻，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此时，远处教堂的大钟又敲起了十二响， 像是在向全世界沉痛宣告，这位伟大诗人已与世长辞。

歌德的离世给德国乃至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悲痛，人们决定把他与他生前的好友席勒安葬一处，使这两位好朋友又重新在一起。

歌德在逝世前满含激情地喊出了最后一句话：“多一些光！”是的，歌德漫长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他实践了在《浮士德》中写下的“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在自由与生活的享受”的格言。他83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奋斗不息，在文学、美学、哲学和科学等领域都为人类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特别在文学方面，歌德的贡献无与伦比，可以说他不仅是德国文坛的巨匠，而且是堪称世界级的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