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

坎坷身世

威廉·莎士比亚是世界闻名的戏剧家，也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他于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国中部艾之汶河畔的斯特拉福镇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原是一个小农场主，后来经营羊毛、皮革、肉、谷物等生意，在镇上有几所房屋。有一段时期曾经做过镇议会议员，也做过当时有两千居民的斯特拉福镇的镇长。他的母亲玛丽·阿登是社交界的上层妇女，沃里克郡北部阿登世家的后裔，因此她的家境绝非一般的农户所能比拟的，另外她还得到了她的家庭分给她的一些土地。

莎士比亚小时曾在当地“文法学校”读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逻辑学、修辞学、历史、圣经和古典文学等，这在莎士比亚后来写的戏剧中留下了痕迹。在该校学习，为莎士比亚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文学基础。

莎士比亚的童年、少年生活是幸福而愉快的，他的故乡斯特拉福小镇令他难以忘怀。它带有原始的神秘色彩和中世纪的地方风光，明朗而愉快的市民生活，以及有趣的风俗习尚，给童年时代的莎士比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流传在民间有关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罗宾汉的故事，离奇古怪的害人妖婆和树精，以及具有浪漫色彩的春梦婆的古老传说，还有生动而丰富的民间语言，对他后来的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镇外是广袤的原始森林，大自然的绚丽风光和五光十色的奇妙景象，给莎士比亚幼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扇幻想的大门。斯特拉福的森林，后来曾多次出现在他的剧本里。

然而，不幸很快降临到这个愉快的少年身上。14岁那年，莎士比亚由于父亲经商的失败，家境变坏而没有完成在文法学校的学业，也由于这个原因，16岁时他便出门谋生去了。传说他曾在屠宰场做过学徒工，做过书童，当过律师的书记员，也曾在当地学校作过教师助手和小学生的家庭教师。1582年11月，也就是他18岁时，他娶了一位农场主的女儿比他大八岁半的安娜·哈雪薇为妻。但有关莎士比亚的婚事，有些令世人不十分明白的地方。

原因主要在于在有关证明莎士比亚的婚姻证书上，女方的名字竟然为安·惠特蕾，有人说这是笔误之故。有人认为结婚登记册上的那个莎士比亚可能不是威廉·莎士比亚，原因是威廉·莎士比亚在沃里克郡里是个很普通的名字。也有人怀疑这位安·惠特蕾会不会是莎士比亚另一个妻子等等。但大多数人却倾向这一说法：莎士比亚确实和安·惠特蕾订了婚。但在此之前，他和距离市镇一二里远的乡村姑娘哈雪薇发生了恋爱关系，并使她怀了孕。有的说由于他的君子风度，也有的说由于哈雪薇的亲友不答应，不得不临时改为和哈雪薇结婚，而惠特蕾这个名字就在结婚登记册上保留了下来。莎士比亚和年龄相差悬殊的哈雪薇结婚后，虽然没有产生过任何裂痕，终归白头偕老，但内心总免不了感到遗憾，这一心情在《第十二夜》中通过奥西诺的嘴吐露了出来：“女人应当拣一个比她年纪大些的男人，这样她才跟他合得来，不会失去她丈夫的欢心。”

婚后6个月，即1583年5月，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孩子，聪明的女儿苏姗娜出世了。20个月后，也就是1585年，又出生了对龙凤双胞胎，儿子哈姆尼特和女儿居迪斯。哈姆尼特智力、体力均发育不良，11岁时就死了，这给莎士比亚的精神带来很大的刺激。

年轻的莎士比亚热情饱满，富于奇想，是个放荡不羁而又不愿意安分守己的人。17世纪晚期，人们传说他常常偷捕路西公爵猎园里的鹿兔，并因此遭到逮捕和受到惩处。事后莎士比亚写了一首讽刺诗，贴在庄园主的院墙上骂他，这就更加得罪了这位绅士。他不得不在1586年，也就是22岁的时候，跟随一个走江湖的戏班子来到了伦敦。

在伦敦的最初几年，他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替戏院听戏的绅士们看管马匹、溜马、扫地，从事最下等的工作。后来，做过一阵按时呼唤演员登场的工作，有些演员注意到他头脑灵活，口齿伶俐，便介绍他登台跑跑龙套，或帮助提提词。人们发现他对舞台动作和念台词方面出的主意都很有道理，又把改编剧本的事交给了他。莎士比亚最早的传记作者奥伯雷指出，莎士比亚“戏演得非常好”，在演员表里占有重要地位，如1623年第一对开本内附有一张主要演员表，莎士比亚排在第一名，第二名才是倍伯奇；还把他和理查·倍伯奇说成是这个剧团的“双子星座”。

莎士比亚有着十分优秀的性格特点，如他具有许多城里人都不具备的勤劳俭朴。为了在职业上能站得住脚，为了将来的前途，他兢兢业业，努力奋斗。他不像有些演员和戏剧家，行为放荡，生活奢侈，他从不在城市里到处游逛、酗酒或者寻花问柳，像声名狼藉的罗伯特·格林，或者可能还要糟糕的马洛那样。这位新手终日忙碌，而且雄心勃勃。他十分努力地去学习他认为值得学习的东西，并且不辞辛劳地随着剧团去外地演出，他虽然远离家乡，但从未忘记家中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渐入佳境

莎士比亚于1590年开始为帕姆布罗克戏院写剧本了，并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与基德马洛的往来，可以说，莎士比亚的写剧生涯正顺利地开展下去。这引起了罗伯特·格林的嫉恨。格林是职业剧作家，“大学才子”的头子。他看到演员居然自己动手编写剧本，并表现出如此非凡的才能，大为震惊。当他卧病在床时，警告“大学才子”马洛、奈世、皮尔和洛济说：“是的，不要信任他们（演员），因为其中有一只用我们的羽毛装饰起来的新出风头的乌鸦，他的虎狼之心披上了演员的皮，他以为他能够写出无韵诗，跟你们当中的能手一样，作为一个绝对的万能之手，他认为自己是国内惟一的场面震撼者。”同时，大肆辱骂莎士比亚是“可以用百万后悔买到的只值一个小钱的才子”。在格林死后，文人亨利·齐特尔出版了这本攻击莎士比亚的小册子，但由于莎士比亚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到尊重，齐特尔又不得不主动向莎士比亚道歉。他写道：“我抱歉的是，仿佛别人原来所犯的错误是我的错误似的，因为我自己看到他的风采和蔼可亲，而在他所从事的演戏方面，又有卓越的表现。此外，许多值得尊敬的人士都说，他待人接物都很正直，这一点证明他的诚实，又都说他的写作诙谐优美，这一点证明人们对他的艺术的赞扬。”由于写作成功，莎士比亚赢得了骚桑顿青年勋爵的友谊。和骚桑顿的关系，是莎士比亚一生中的重要一页。骚桑顿是他的保护人和朋友，两人之间的情谊是极为深厚的。在很多关键时刻，危机当头，骚桑顿都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帮他渡过难关。莎士比亚念念不忘骚桑顿对他的恩惠和情谊，他的很多诗都是为骚桑顿写的。这一交往在莎士比亚的生活中和艺术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因为，这意味着他走进了有文化教养的贵族圈子，对上层社会的生活有了接触和观察的机会，扩大了他的人生视野，懂得了更多的人情世态，见识到各种豪华的场面，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源泉。关于他的十四行诗中的黑肤夫人，也是在骚桑顿的交际圈里遇到的。这个谜一样的女人，以及她和骚桑顿及莎士比亚的关系有着种种传说，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莎士比亚不仅代骚桑顿写诗向她求爱，而且，自己也被她的丰姿弄得神魂颠倒，特别是看她弹琴时那种美妙的动作，轻柔的手指，跳动的琴键，听她弹奏出的优美动听的旋律，简直使得他如痴如醉，不能自已。他在第128首十四行诗中写道：

多少次，我的音乐，当你在弹奏，

音乐，你眼看那些幸福的琴键，

跟着你那轻盈的手指的挑逗，

发出悦耳的旋律，使我魂倒神颠——

我多么艳羡那些琴键轻快地，

跳起来狂吻你那温柔的掌心，

而我可怜的嘴唇，本该有这权利，

只能红着脸对琴键的放肆出神！

当然，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毕竟带有单恋的性质，以致使他痛苦得不能自拔，最后以去巴斯休养为名而告终。这位黑肤夫人据莎学专家饶斯的介绍，名叫爱米莉妮·雷尼埃，是女王的一个意大利乐师巴替斯塔·巴萨诺的私生女儿，内务大臣韩斯顿的弃妻。她已经嫁给另外一个皇家乐师奥尔方苏·雷尼埃，但她对他缺乏好感。

实际上，莎士比亚真正从事戏剧工作是从海军部长剧团开始的。1594年以后，他成了内务大臣剧团的固定成员，剧院对他十分重视。他所在的剧团，于1599年正式建成伦敦最大的“寰环”剧院，并邀请他为剧院股东。这时他虽然为越来越多的清教徒所反对，但由于莎剧的艺术魅力，使该剧院渐渐成为伦敦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时剧团也经常到宫廷中演出，使得莎士比亚有机会观察宫中的生活，听到各种私议，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宫廷中演出，报酬是加倍的，这又使得莎士比亚在经济上逐渐地宽裕起来。特别是詹姆斯一世的登基对莎士比亚社会地位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为他和他的父亲赢得了低级贵族的称号，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盾形纹章。社会地位得到了上层人士的肯定。

喜剧之王

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活是从1590年开始的。这个时期，初到文明大都市的莎士比亚对面前这个繁华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兴奋，在他眼中一切都焕发着生机，再加上国内政治比较安定和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当时高涨的爱国情绪的感染，使他这时对社会的看法还比较单纯乐观。这种对生活朦胧的乐观主义态度，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基调，也是这一时期喜剧和历史剧多产的原因。

莎士比亚最先开始的是诗和历史剧的创作，他所有的历史剧就是在这段时间问世的。他早期的历史剧，主要是用来歌颂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谴责封建集团之间的战争，暴露阴险恶毒的马基雅弗利型的政治人物的危害，嘲笑福尔斯塔夫式的寄生武士，鞭挞专制暴君，对人民的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

在莎士比亚所有的历史剧中，最完美、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理查三世》和《亨利四世》上、下篇，因为它们提供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典型——理查三世和福尔斯塔夫。理查三世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既体现了封建君主的极权思想和专制制度的残酷性，也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莎士比亚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在剧中揭露、谴责了他的凶狠残暴和昏庸无道。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论革命悲剧的信中，提到“一幅福尔斯塔夫式的背景”，就是来自《亨利四世》中福尔斯塔夫这个喜剧人物。福尔斯塔夫是英国封建社会解体时期没落的骑士阶层的典型形象。他说谎、欺诈、抢劫、玩弄女人，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既无良心谴责，也无怜悯之心。他生性幽默，爱开别人的玩笑，也开自己的玩笑，因此，福尔斯塔夫在《亨利四世》中是个喜剧角色。

《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代表作，以历史剧与喜剧平分秋色而著称，也为后来的历史小说开创了先例。剧中创造的福尔斯塔夫形象，不仅是英国文学中滑稽人物的鼻祖，也是世界文学中创造的第一个最完美、最深刻、成就最高的喜剧角色。法国批评家夏多布里昂说莫里哀与莎士比亚“两人分占了欢笑和悲痛的王国”，其实，这一荣誉都应归莎士比亚所有。

英国18世纪重要的批评家撒缨尔·约翰逊曾就莎士比亚在戏剧方面的才能作过下面这段论述：“他尽情地施展他天赋的性能，而他的天赋性能，正如莱莫所说，把他引向喜剧。在写悲剧时，他往往显得很吃力，显得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结果并不很令人满意，而在他写喜剧的时候，他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能创造出没有任何推敲钻研所能胜过的成绩来。在悲剧中他总在努力寻找机会来搞一点喜剧，但在喜剧中他似乎安闲自在，如鱼得水，尽情戏谑，犹如这种思维方式最合乎他的天性。在他的悲剧场面里总似乎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他的喜剧往往超乎人们的预料或愿望。他的喜剧以思想和语言见长，而他的悲剧多以事件和情节取胜。他的悲剧看来是技巧的产物，而他的喜剧却似乎是本能的表现。”约翰逊在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上有过贡献，但他的观点有时也难免会失之偏颇。这儿，他对莎士比亚的悲剧才能是估计不足的，但确实把莎士比亚的喜剧天才说得恰到好处。

莎士比亚在他的第一个创作时期里，与写历史剧的同时，也几乎写了他纯粹喜剧的全部。他的喜剧的主题，主要是爱情、婚姻和友谊。喜剧的重要特色、是善于借助幽默、笑和诗意般的抒情，来揭示人的美、感情的美和生活的美。喜剧中充满着奇思妙想，洋溢着绝妙的诙谐幽默、高昂向上的生活情调，描绘出一幅幅逼真的、具有生活实感的社会风俗画。特别是那些富有勇气、风趣、机智、优美的女主人公，恩格斯所赞赏的“那些可爱而奇特的女人”写得尤为生动、感人。柯勒律治说得好，“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妇女的各种气质都是神圣的”。

莎士比亚喜剧的真正价值和重要性，从恩格斯对他的一些喜剧的评价中就说明了一切，他说：“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有着比整个德国文学还多得多的生活和现实。单是那个朗斯和他的狗克拉布，就比所有的德国喜剧加在一起的价值还要高得多。”

《皆大欢喜》、《无事生非》和《第十二夜》是作者喜剧成熟时期的作品，风格近似，人们称之为“娇艳明媚的喜剧三部曲”，是莎士比亚现实主义喜剧创作的高峰。其中尤以《无事生非》与《第十二夜》成就最高。

《无事生非》里有两起恋爱故事，一是克劳狄奥和希罗，另一是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前者虽然是故事主线，后者作为陪衬，但实际上前者在剧中并未占有重要地位。克劳狄奥和希罗的结合基本是悲剧性的，而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则是高度喜剧性的人物，他们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让人忍俊不禁的；道格培里和弗吉斯的守夜及审讯场面，则又近于滑稽戏了，是对官老爷们的愚蠢和装腔作势的尖刻嘲讽。剧本基本由这三部分组成，它的多样性和富于变化是戏剧结构的一大特点。

《第十二夜》写于1600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所写下的最后一个喜剧，是向愉快、欢乐告别的喜剧，也是莎士比亚成就最高的一部喜剧。无论在情节的生动性，结构的完整性，人物的典型性，以及反映出的时代生活气息和艺术技巧都是突出的，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充分显示了莎士比亚喜剧的艺术天才和风格。

《第十二夜》描写了西巴斯辛和薇奥拉一对孪生兄妹在海上航行遇险，彼此分离，先后流落到伊利里亚的故事。薇奥拉从船长嘴里得知这儿的统治者是奥西诺公爵，他正在向一位伯爵小姐奥丽维娅求爱，但却遭到了小姐的拒绝。于是薇奥拉拿定主意，女扮男装，化名为西萨里奥，前去投奔奥西诺公爵，以后，她就作为爱情的使者，奔跑于奥西诺和奥丽维娅之间，从而引起了一场复杂的爱情纠纷。

薇奥拉和奥丽维娅这一对青年女子的形象，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理想。那种忘我无私、坚贞不渝的性格，是在为争取人格的独立、幸福的权利，以及富有人情味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斗争中形成的。

《第十二夜》的成功，除了那些迷人的富有诗意的女主人公外，还给我们塑造了令人难忘的马伏里奥的形象。马伏里奥在被人愚弄中的种种表演，令人开心捧腹，实际是一幕小小的人生悲剧。他为了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大做黄粱美梦，然而事实上却成为众人的笑柄，遭到难堪的侮辱，更可悲的是他毫无自知之明，进入了人家的圈套，反而越来越得意，居然在和小姐谈话时，眉目传情，心花怒放起来了。莎士比亚在揭露人的内心的隐秘和灵魂深处的细致活动方面，是那样的淋漓尽致、维妙维肖。

《第十二夜》充满了时代生活气息。作品从西巴斯辛兄妹航海的遭遇中描绘出人们在茫茫的海洋上，顶着巨浪，去探索世界的画面，表现了摆脱封建压迫，从宗教及神道思想的种种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些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热爱生活、勇于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面貌。

《哈姆莱特》

1601年到1608年是莎士比亚生活与创作都得到提高的时期，伦敦已有了他的住所，而且，他还用闲钱在家乡斯特拉福购买了上好的土地和一些房产，这是以备他老年之用的。莎士比亚虽然使他的家庭兴旺了起来，但却始终没有把因穷困典当出去的他母亲的土地赎回。他的父母于1601年和1608年先后去世。1607年，他的长女苏姗娜嫁给一位剑桥毕业的知名医生约翰·霍尔博士。苏姗娜只生了一个女孩，名叫伊丽莎白，身体很不健康。谁能料想到，伊丽莎白死前，竟让人把在斯特拉福的老屋子里的所有木材和书籍统统烧毁，这真是一次历史上的文物浩劫，给后人研究莎士比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而此时国内正处在动荡时期，伊丽莎白统治即将结束，而詹姆斯一世政权还未牢固，贵族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政治斗争如火如荼，封建君主专制反动势力加强，旧世界的邪恶势力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社会生活大大逆转了，正义的、进步的力量受到了压抑，广大的人民群众陷入了苦难的深渊。面对人民的贫困和社会上的不公平，莎士比亚乐观的心情没有了，特别是艾塞克斯事件给他的刺激很大。1601年，莎士比亚的两位好友，艾塞克斯勋爵和骚桑顿勋爵，立志改革，发动叛乱，结果因势单力薄而宣告失败。艾塞克斯被送上绞刑架，骚桑顿被投入了塔狱，这个莎士比亚曾寄以希望的集团被粉碎，使得他的理想也跟着幻灭了，他既感到悲哀绝望，又感到无比愤怒，这直接造成了莎士比亚大量悲剧的问世。

莎士比亚的悲剧给我们描绘了整个时代的波澜壮阔的生活图景，从国家的动荡不安到社会的风貌、个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人们之间的种种关系，以及各种力量的千变万化，在悲剧里都有着深刻的形象的反映。悲剧展示了广阔的人生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你可以听到强者的咆哮，弱者的呻吟，胜者的欢呼，败者的哀鸣。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人生观，冲进了悲剧世界，卷入了斗争的漩涡。这种斗争，也就是作者对人生的刻画，对现实的体会，对灵魂的剖析。

莎士比亚悲剧的冲突场面宏大，斗争针锋相对，参加的双方人数众多，矛盾尖锐复杂，情节错综曲折，场面惊心动魄，在戏剧史里，再没有比这更震撼人心，或者更悲惨的东西了。他把戏剧的紧张场面拉紧到极限，使人物显露出他们的真实性格。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内在冲突大于外在冲突。主人公的最后命运，常常出现在第五幕的可怕场景，人们谓之为“死床”。所有莎士比亚的悲剧没有一个主人公在终场时活了下来，如果主人公免于一死，不管他生前遭受到多大的苦难，就莎士比亚的意义来说，那就不是悲剧了。有价值的人被毁了，卑污小人也毁了，同是毁灭，但善却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正义和美德也留芳百世，而邪恶却失掉了人心，遗臭万年。

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即悲剧时期。《哈姆莱特》创作于1601年，是莎士比亚这个时期所写的第一部悲剧。这部悲剧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作家思想的深刻发展和艺术的高度完善，也给世界文学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

主人公哈姆莱特有着最复杂的性格。他是最有社会理想和人文主义色彩的青年。他的正直的父亲被暗害，母亲被霸占，王位被篡夺，爱人被离间发疯后致死。一切打击，一切不幸，都先后落到他的身上。但哈姆莱特并没有被灾难所压倒，在个人的不幸中，他觉悟到这是整个社会的不幸，是不合理的社会造成了不合理的人生。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世界就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从而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和反社会、反人类的恶势力进行生死的斗争。把个人遭遇和整个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哈姆莱特这个不朽典型的最大思想意义。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主客观的原因，哈姆莱特只能是道义上的胜利者，而不可能在生活中取得事实上的胜利。最后，他不仅与敌人同归于尽，而且，家庭、爱情、事业也全都遭到毁灭，就连自己的祖国也名存实亡，政权落入外人之手，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悲剧。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精品，是他悲剧作品的里程碑。自《哈姆莱特》之后，莎士比亚创作了一系列经典悲剧，其中最有名的是“四大悲剧”。每一部悲剧都有着自己特殊优越之处，在某一方面，可能这个悲剧胜过另一悲剧，但是在性格的深刻方面，心理的刻画方面，反映生活的本质方面，以及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方面，没有一个悲剧能与《哈姆莱特》相匹敌。《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也是世界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永恒的艺术生命

1608至1612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莎士比亚后期的作品从风格上与前期作品迥然不同，它脱离了现实生活，有一定的传奇性质。所以在文学批评中，一向把它们叫作“传奇剧”。它们把我们从阴暗愁惨的血腥的悲剧现实中，一下带到阳光灿烂、春光明媚的天地里来。作者又恢复了年轻时活泼愉快的心情，精雕细琢地描写他心中的理想世界，人间又充满着美好、和谐和幸福，然而，这一世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一变化，正反映了作者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也就是人文主义者所无法解决的生活中尖锐复杂的矛盾，社会性质决定了他们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无能为力，只得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自己的理想化为奇妙幻境中的空中楼阁，在幻想中寄托自己的希望，给人类的远景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作者通过《暴风雨》中米兰达的口，对这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赞叹说：

《暴风雨》中出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幻想的世界，有着魔术般的魅力，但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它并“不是隐没在某种没有内容的形式或者某种没有形式的内容里面，而是出现在轮廓异常鲜明，外表十分确定的形式和形象之中”。它的幻想并不是海阔天空，而是牢牢扎根在人间。从它的象征意义和寓言性质来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普洛斯彼罗并不是什么法师、魔术家，而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科学家。他的所谓的法术，也不过是他的研究所得，是他的知识、学问、对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的掌握而已。

《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的收山之作，在收场诗里表现出来，他向观众告别，明确表示要退出舞台，要求给他“以自由”，让他“重返故乡”安度晚年。在这最后一部作品里，他也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作了总结，如同写下自己的遗嘱似的。在他的时代里，生活被不合理的制度歪曲了，人们的灵魂受到了腐蚀，受到了创伤，好人受气，坏人得逞，但他希望这只是历史过程中一场短短的噩梦而已。“暴风雨”的轰响将惊醒这可怕的噩梦，“暴风雨”将冲刷这污浊的大地，“暴风雨”将带来一个新鲜的、干净的、美好的世界，莎士比亚衷心希望年轻一代，要以米兰和腓迪南为榜样，争取创造一个全新的美好的世界，使自己和他人过上幸福的日子。

算计起来莎士比亚总共在戏院度过了25年的时光，1612年，他回到了故乡斯特拉福颐养天年，未过上几年清静的生活，他的最后时刻就意想不到地到来了。他在1616年3月间写遗嘱时，“健康和记忆还很不错”。在遗嘱中他把财产分赠给亲友，当然在斯特拉福和伦敦的大部分财产都归于苏珊娜。遗嘱中规定把家中第二个最好的床给他的孀妇哈雪薇，对这点很多人怀疑是不是莎士比亚对他妻子的嘲弄，或者关系不好，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正是他对她的爱的表示，因为这第二张好床是他们结婚时用的床。至于第一张最好最大的床，有的说是给苏珊娜夫妇留着，也有的说，像在他这样人的家里，习惯上是把最好的床留给客人用的。如果把它遗赠给自己的妻子，那不就把她看做外人了？遗嘱里还提到他的剧团的伙伴们：“约翰·海明、理查·倍伯奇和亨利·康德尔，一人26镑8便士，给他们每人买一枚戒指。”在遗嘱中他还写上“希望和坚定地相信，我的灵魂将被派为永恒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将是不朽的。1616年4月23日，正是他第52个生日那天，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镇与世长辞。

他的坟墓被安排在教堂里圣坛下面一个显眼的地方，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而是因为他对当地公益事业作出了贡献。对可悲命运有几分讥刺意味的是，竖在他坟墓上的一块宽大的石碑——现在是访问这个小教堂的千千万万人的崇拜目标——刻着如下的碑文：

好朋友，请你看在耶稣情面，

不要挖掘安葬在这里的尸骨！

我诅咒，动我尸骨者受天谴，

我祝福，不动我墓者天赐福。

在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的墓碑上面，这拙劣的诗文，无疑是为了警告某些愚蠢的教堂司事们，惟恐他们挖空这个坟墓，把这个光荣的地方腾给出价更高的人。据说为保证永不移动，莎士比亚除了用这一诅咒外，还采取了深葬在地下17英尺处的实际措施。

这一拙劣碑文，是莎士比亚本人的意愿，还是命运开的玩笑，抑或是不幸而言中？他曾通过哈姆莱特的口说过这样的话：“宁可在死后得到一首恶劣的墓铭，也不要在生前受他们（戏子）一场刻毒的讥讽。”它还给几百年后带来了误解和麻烦，有些人真想打开他的坟墓，看一看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

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共有2首长诗、4首杂诗，154首十四行诗和37个剧本。如果把过去有争议而现在通过科学手段证明确是他写的《托玛斯·摩尔》也算进去，那就是38个剧本了，这是人类一笔最可宝贵的财富。但是在他生前，虽然受到人们欢迎，而作为演员作家，却并未享受到多大荣誉。死后，他一直沉睡了150多年，默默无闻。18世纪中叶，才有人去凭吊他，那是由于著名演员加里克提倡的结果。到这时，也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对他进行研究。几乎又沉默了一个世纪，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对他狂热起来，他才成为最伟大的剧作家、大文豪、大诗人。而世界性的一门热门科学——莎学，也由此形成。可是与这幸运的同时，却又产生了一种不幸，盛名之下，引起不少人对他的怀疑、否定，甚至贬辱。但这些只不过是学者们的无聊的谬说，耸人听闻而已。面对这些无聊的言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给予了最严厉的回击，保全了莎士比亚留给人类的珍贵遗产与骄傲，按大戏剧家本·琼生的话说，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