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

让学生们弄脏双手，使他们懂得铲走一立方米的泥土意味着一立方米的辛苦、汗水和肌肉酸痛，对他们一辈子都有好处。——冯·布劳恩

出任助理局长

“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以后，新的航空航天局局长佩因发现，由于技术上的成熟，现在即使没有布劳恩，不管还存在什么计划管理问题和设计改进问题，他那些同事也能把马歇尔中心很好地运转下去。

于是，佩因把布劳恩从亨茨维尔调到华盛顿去，任命他为代理助理局长，让他在总部负责制订未来的计划，分配给他的头一项任务就是争取使国会批准一项载人火星计划。

布劳恩提出让一组宇航员飞到火星上去并且返回地球的建议和设想，佩因和他的其他高级同事已经仔细进行了研究。这项计划包括一组“土星5号”火箭，它们可以把两艘诺瓦核火箭动力星际航天船的设备和燃料送入低地轨道，并在轨道上进行装配和添加燃料，然后从轨道上出发飞往邻近的行星。

计划还包括一个和阿波罗登月舱一样的登火星舱。国家航空航天局把这整个计划看成是一项“超级阿波罗计划”，这也是美国国家航天技术的第二代目标。

火星计划在许多方面是布劳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已经提出来的建议的现代翻版。但是，在他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一个问题：他真的能把这一雄心勃勃而又需要耗费巨资的计划推销给国会吗？

佩因博士、布劳恩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其他局级领导人，带着他们的详细建议出席了国会会议。布劳恩和平常一样，以他的专门知识、准确性和独特的魅力，介绍了为进行载人火星探险而认真制订的计划。

参众两院的委员会成员们满怀兴趣地听着，还问了许多问题。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让美国再承担一项巨大的空间技术计划，因为阿波罗飞行的一连串成功已经向全世界证明，美国已经远远跑在外国竞争者的前头，这项超级阿波罗计划被认为没有什么必要了。

除此之外，尼克松总统对火星计划也有些心不在焉。他在争取国会批准时，没有像在1961年提出历史性咨文时的那股劲头。

1970年1月13日，在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佩因博士说，他正在“修订空间计划的规模，使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总开支符合1971财政年度所能得到的预算”。

他指出：“今天我准备采取下列行动：‘土星5号工程’完工之后，无限期停止生产‘土星5号’运载火箭；把阿波罗月球飞行的发射间隔延长至6个月，在1972年阿波罗应用计划航天站飞行期间，月球探险推迟进行；把发射‘海盗号’火星不载人着陆器从1973年推迟到1975年的下一次火星机会。”

“我们已经宣布关闭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电子研究中心。我们估计，为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计划工作的美国人总数，将从1970财政年度结束时的19万人减少至1971财政年度结束时的大约14万人。”

佩因博士接着概述了国家航空航天局将怎样把阿波罗月球探险计划进行到底，直至发射“阿波罗19号”。除了“阿波罗11号”和“阿波罗12号”外，还有7次月球飞行。

“1971年我们将把两艘不载人的飞船送入火星轨道，”佩因继续说道，“1972年把第一个探测器送上木星，1973年让一艘飞船飞经金星和水星。我们要着手设计复用航天飞机。”

“按照原来的计划，1972年将利用现有的阿波罗技术发射第一个实验性航天站。这一项阿波罗应用计划将把一个大车间送入轨道，人将要在轨道上学习如何完成有益的任务，时间长达几个月。”

以上这些项目就是1971年的空间计划。

佩因博士公布这一被打了折扣的一揽子计划以后不久，就离开国家航空航天局，回到私人工业中去了。总统和国会不支持载人的火星探险，他被迫接受大大缩小了的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对此他显然感到失望。

在此过程中，布劳恩一直待在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要是他知道，佩因博士在国会拒绝接受火星计划之后会离开国家航空航天局，他当初也许就不会接受佩因博士的邀请到华盛顿来。此外，佩因博士的继任者詹姆斯·弗莱彻博士又马上对布劳恩说，他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大大减少了的国家航空航天局紧缩预算，坚持干到底。

布劳恩以总部代理助理局长的身份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是受两项最花钱的计划支配的：完成天空实验室航天站和复用航天飞机。这两项计划在大刀阔斧削减经费时得以幸存。

航天飞机计划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当时给予航天飞机构型的计划发展经费是100亿美元，这实际上会扼杀国家航空航天局提出的所有其他空间科学计划和应用计划。

1970年初，天空实验室载人航天站进展情况良好，而且基础很扎实。但是航天飞机还处于襁褓阶段，处于十分初级的设计阶段。天空实验室是布劳恩最喜欢的计划之一，从土星计划开始的时候起就发展起来了。

就在亨茨维尔公民为布劳恩一家举行盛大欢送会的那一天，即1970年2月24日，阿波罗应用计划里的轨道车间计划重新命名为天空实验室计划。布劳恩来到华盛顿的新办公室时，天空实验室计划由S-4B轨道车间、密封舱、复式对接接合器和阿波罗望远镜等组成。1971年初确定1973年4月30日为计划发射日期。

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载人宇宙航行处的天空实验室计划办公室负责计划的全面管理；亨茨维尔的马歇尔航天中心负责研制和装配多数主要部件，这些部件都是在布劳恩领导下造出来的；布劳恩则可以在他新的办公室里对这两单位的合作进行控制。

天空实验室飞行的许多目的，还有载人航天站的整个基本设想，布劳恩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阐述得一清二楚了。看到天空实验室计划取得圆满成功，布劳恩感到特别欣慰。实际上，和布劳恩长期共事的阿图尔·鲁道夫说，“20世纪30年代，在库默斯多夫军官俱乐部布劳恩住的地方，他就已经在不止一个晚上谈到这种宇宙飞行的设想了。”

1972年5月14日，在布劳恩的指挥下，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发射了天空实验室。起飞很顺利，但是紧接着，天空实验室发生了严重问题。起飞后大约一分钟，天空实验室圆筒形主体部分——巨大的外部星体防护罩脱落，带走了一个未展开的太阳电池组，把穿过第二个电池组的一块金属片弄弯了，使剩下的这一极其重要的电源无法展开。然而，附着在阿波罗望远镜装置上面的其他4个太阳电池组按预定计划投入使用。

航天站太热了，动力又不足，迫使飞行控制中心的飞行控制人员必须在宇航员救难小组到达现场之前，找出使重达100吨的飞船保持稳定的办法。

天空实验室发射11天以后，修理小组进来了，带来了可以展开的遮阳板和几项临时匆忙设计制造的特殊工具。这些人员过去曾在马歇尔中心，按布劳恩的要求在水下试验箱里，认真地实践和模拟在失重情况下进行救援的每一个步骤，这些细致的准备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修复成功后，遮阳板展开了，另一个太阳翼也能自由活动并且提供定额电力了，太空实验室开始执行它的预定任务。

在阿波罗计划的全盛时期，布劳恩曾因坚持要在马歇尔中心建造水下失重模拟试验箱而遭到批评。但是，当天空实验室的第一批宇航员回到地球上时，他们证实说，要不是利用了曾经引起争论的马歇尔中心水下试验箱，天空实验室的修理工作和航天站的成功飞行就无法完成。他们挽救了价值20亿美元的天空实验室计划，把一场迫在眉睫的大灾难转变为巨大的成功。

到年底为止，天空实验室已经绕地球3350多圈，先后3组每组3人的宇航员在里面住过。第三小组于1972年11月16日用火箭送抵天空实验室，执行无限期的飞行任务，后来持续达84天，于1973年2月8日在太平洋降落。

天空实验室计划取得了极大成功。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的，单是太阳研究这一方面，地球上的科学家所得到的“材料真是车载斗量”。宇航员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在紫外线和红外线中拍摄了太阳和太阳表面上的详细现象。

天空实验室的宇航员还为一门新科学——失重加工和制造，奠定了基础。他们制造出在重力之下不结晶，但是在失重情况下结了晶的大型人造晶体物质。

他们还成功地证明，密度差别很小的物质的“电泳”分离，在失重情况下可以提高很多倍。这种技术在制药工业中大有发展前途。在制药工业上，生产一种药物或血清所达到的纯度，往往是决定其安全应用的限制因素。

天空实验室的宇航员还收集了医学数据，为持久的载人失重飞行建立起一个医学数据基地，因为阿波罗计划还有种种其他飞行任务，确实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基地。

最后，许多科学家一致认为，天空实验室已经证明：由于该计划取得成功，并有实用价值，美国可以尽快开始建设永久性的航天站了。可以想象，这些航天站不但能容纳设备，还能住得下12名、20名，甚至50名宇航员、研究人员和科学家。

布劳恩在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就任代理助理局长的职务时，不仅他领导下的天空实验室的工作进展十分令人满意，他还致力于改进100亿美元的航天飞机的棘手问题。

《假日》周刊杂志社得知后马上要求安排一次与布劳恩的会见，以讨论这个题目。

当时，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设计人员所想象的航天飞机，是由两艘互相重叠的有翼飞船组成的。比较大的一艘包括助推器部分，驮在上面的比较小的一艘用作载人轨道飞行器。这两级都可以靠滑翔回到飞机场上，供下次再用。

“航天飞机两个组成部分的重复使用，能够返回发射场，将大大增加将来空间运行的机会，”布劳恩在与《假日》杂志记者的会见中说道，“发展航天飞机系统是很花钱的，但是因为航天飞机的组成部分可以反复使用，重复飞行不会太贵，所以从成本的观点来看，未来的各种空间运行会更加富有吸引力。”

他接着描绘道：“由于有了航天飞机，就可以在空间使用标准实验室设备和仪表装置，至少在某些飞行任务中可以这样做。我们在不载人的飞船上所使用的某些自动化复杂设备，每1000克至少要花20000至60000美元，但是一些商业性的实验室设备和仪表装置大约只要花费这个数目的1％至10％。因此，这种创新是有意义的。”

“我们设想，航天飞机可以用于三种明显不同类型的飞行任务。”

“第一种是直接把东西运送到相对低地轨道上，例如，把旅客或货物送到航天站上去，返航时又把另外一些旅客和在航天站且收集到的大量资料运回来。它还可以把一艘不载人的飞船带到低地轨道上，并由航天飞机的一个特殊飞行小组管理飞船随后的飞行。它还可以飞去找回已经坏掉或者需要翻新的人造卫星，把它拉到货舱里来进行必要的修理。”

“第二，我们在航天局里预料，我们将会需要一种‘突击式’的航天飞机执行飞行任务。这将包括在没有航天站的轨道上进行的、持续时间有限的载人科学飞行，譬如说，为期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例如，这样的飞行可能是在极近的太阳同步轨道上对太阳进行为期两周的专门研究。在这样的轨道上，你永远不会经过地球的阴影。太阳望远镜和增压舱将由航天飞机货舱运上天去，观察人员则在增压舱里工作生活、吃饭和睡觉，就像在活动房屋里一样。”

“第三，我们预料，对大载荷飞行的需要将是经常不断的。这样的飞行将要求用一个炸弹状的大型货舱代替航天飞机驮在上面的那部分，而3台轨道飞行器火箭发动机则安装在其后部。航天飞机的第一级将再次以大约五倍于音速的速度分离出去，无翼货舱将继续把自身推入轨道。如果有效载荷轻一些，它甚至可以一直进入同步轨道，或者进入绕月轨道或行星轨道。”

“你相信到本世纪末，真的会有成百上千各界人士遨游宇宙空间吗？”

“是的。我预见，在宇宙空间将会有大量活动。当然，在宇宙空间旅行总是和在地球上旅行不同的。但是我们应当记住，今天是新颖奇特的事，明天就会变得习以为常。在现代机器、设备和技术进步发展起来之前，我们星球上有许多地方是旅行者无法到达的。内燃机、飞机、直升机、潜水艇和其他运输方式，加上有效的通信系统和导航设备，已经使我们能够对地球上所有的山脉和海洋进行探测。”

“遥远地带如南极洲，禁区如撒哈拉沙漠，今天都已轻易可达。有许多年，一谈起罗尔德·阿蒙森和其他对我们星球的南北极地区进行探测的勇敢冒险家的故事，我便对他们肃然起敬。但是后来当我有机会到南极去时，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阿蒙森是坐着帆船和狗拉雪橇去的，而我的同事和我是舒舒服服地乘着增压加热飞机去的。”

布劳恩考虑到在国家航空航天局紧缩预算的情况下，这100亿美元的巨额开支可能给许多航天科学计划和航天应用计划造成的大破坏，所以他反复向国家航空航天局新任局长詹姆斯·弗莱彻博士、副局长乔治·洛博士提出要研究一下，这个昂贵的设计方案是否可以用一个花钱比较少的方案来代替。

一个月以后，布劳恩搞出了一种新的航天飞机构型，可以使这个项目节省50亿美元，也就是节约研制开支的一半！

新设计的关键是，原来设计的有翼返航助推器将用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器代替。这种助推器可以用降落伞降落在海洋上，进行回收，重新加注燃料，下次再用。最终结果将是一种简化的航天飞机，成本只要原来的一半。

1972年1月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国家航空航天局将研制一种低成本的复用航天飞机，从而最后批准了这一方案。他说，这一系统的中心是一种能在地球与轨道之间穿梭往返的航天器。

轨道飞行器大体和DC-9飞机一般大小，长约37米，翼展约24米。轨道飞行器能够带着重达约15吨的有效载荷在普通跑道上着陆。

它将使近空间运输可以常规进行，因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将使航天学摆脱以天文数字计算的巨大开支。总而言之，它将大大推进把航天学应用于实际中，把空间科学中大量有好处的、有价值的副产品运用到美国人和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来。

在此之后不久，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了一系列航天飞机合同。最初的研制阶段可以开始了。

1972年6月10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突然宣布，布劳恩已经辞去代理助理局长的职务。

至此，他已经为美国陆军工作了15年，为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12年。尽管他可以更早就退休辞职，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国家航空航天局法定的65岁退休年龄。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怎么会突然辞职呢？他与上级和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他们也都极力挽留他。但是这个时候布劳恩觉得，实际上他对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

国家航空航天局今后10年的规划已经阐明得一清二楚，并为此订出了许多美好的计划。实际完成这些计划的任务已经分配给“专业组织”，即由国家航空航天局出类拔萃的部门负责人和各研究中心主任组成的领导集团。

布劳恩当时是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的一名职员，他的职责是计划“正式列入计划”以外的东西。但是因为全面的预算紧缩，要给任何重大的新目标开辟新起点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不可能。

载人火星工程无声无息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已经接近尾声。天空实验室8个月飞行计划的准备工作，正在马歇尔中心顺利进行。下一代的大工程航天飞机分配给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并已在节约开支的50亿美元的新设计方案基础上进行。

布劳恩当时才60岁。于是马上有人猜测，他可能会投向一家大型工业企业，如航天飞机的主要承包商罗克韦尔国际公司。人们猜测中的单位还包括波音公司、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或10多家大工业中的任何一家。多年来，布劳恩多次接到工业界的重金聘请。

他接受了费尔柴尔德公司的聘请。布劳恩认为，在即将出现的、旨在直接有益于人类的一切新的空间活动中，费尔柴尔德公司的直接电视广播卫星“ATS—F”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

1972年7月，布劳恩平生第一次为一家私人公司工作，担任该公司工程和发展的副总经理。

受聘私人公司

费尔柴尔德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一家已经成立50多年，由航空公司发展成的现代化公司，是美国的技术基地之一。

费尔柴尔德公司虽然不是真正的巨头，但是机构庞大，有6个分公司和分布在7个州的8家子公司。在业务方面，涉及的范围包括军用飞机和商用飞机、载人飞船、不载人的航天卫星、卫星通信系统、飞机和飞船的子系统和部件、航空座椅、航空食品和饮料服务设备、雷达系统和气象系统等。

当时，费尔柴尔德公司正在大力从事航天卫星业。把卫星技术用于地面服务以改善地球上人类的命运，肯定和布劳恩接受尤尔的聘请大有关系。

布劳恩盼望把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努力用于促进各种卫星技术计划的发展，包括教育卫星、通信卫星、保健卫星、资源地图测绘卫星、环境控制卫星等。从野生动物保护到污染和海洋上的石油溢出，乃至于提高海洋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水平。天气预报、飞机导航，甚至地震报警或地震研究等方面的卫星，也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因此他预见，单在这一领域，费尔柴尔德公司就有无限的发展天地。

费尔柴尔德公司凭多年的行业经验认识到，航天通信的潜力实际上是无限的。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展和探讨设计原理，制造出为民用军需服务的先进系统。

布劳恩加入费尔柴尔德公司时，有关第二代直接电视广播卫星、为环球通信服务的下一代国际通信卫星、跟踪和数据转发卫星、定时卫星和太阳辐射卫星、地球观察卫星、小型技术应用卫星、空中交通控制卫星、多种任务卫星、使用核能源的多功能“公共汽车式”飞船、各种军用和分类航天器的合同研究，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

布劳恩确实已经加入了一个将对他那先驱者的热忱和专事探索的头脑提出异乎寻常的挑战的组织。这里是肥沃的土地，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活力和始终如一的干劲，促进利用已获得的或即将获得的航天知识进一步为人类造福。

1972年7月，在布劳恩的参与下，费尔柴尔德公司正准备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发射最引人注目、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载人航天卫星，即直接电视广播通信卫星。

这种高度复杂的卫星，除了能完成许多其他任务之外，还能把电视节目播送给边远地区低成本的电视接收机，播放给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阿巴拉契亚和落基山脉各州的分散居民，甚至通信设备极为缺乏的印度村庄。

在需要双向电视线路的地方，例如，对没有医生的村庄里的病人进行遥诊，也可用大一点的、花钱多一点的地面站来满足这种要求。布劳恩马上和直接电视广播卫星的研究，以及把这种卫星进一步应用于其他国家的潜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直接电视广播卫星将只能为美国的特定地区服务。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直接电视广播卫星，如果在赤道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空大约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它就能和地球24小时的旋转周期协调一致，从而保持在地球上空的一个固定点上。

它将用于试验各种新的航天通信设想；向边远地区的小型低成本地面接收装置播送卫生和教育节目；航空和海上通信；定位和交通控制技术；飞船跟踪和数据转发。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总共将进行20多项技术试验和科学试验，其中有许多项已是国际范围的。

直接电视广播卫星设计的关键，也就是使这种卫星不同于过去一切通信卫星的因素，是设想把动力放在卫星里面，而不是放在地面上，使地球上的普通接收机能直接从卫星上收到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在地面上使用一个直径几十厘米的伞形天线对准卫星在空间固定位置的方向，就可以在辽阔的地区内，用普通民用电视机收看电视广播。

布劳恩加入费尔柴尔德公司时，直接电视广播卫星正在费尔柴尔德航天和电子公司的车间里进行装配，也就是在与费尔柴尔德工业公司总部毗邻的那座建筑物里。

直接电视广播卫星的重量约有1.4吨，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地球观察舱，连接在一个可展开的反射天线上，天线展开时直径有9米。电力将由两个半圆筒形的太阳板供应。这是一艘复杂的、作用很大的飞船。发射日期定在1974年5月30日。

飞船一到站，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卫生—教育远距离通信试验将在落基山区、阿巴拉契亚各州、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进行。卫生—教育远距离通信将首次向这些边远地区的几百万美国人播送高质量的教育和卫生节目。这些地区多山，接收地面发射台的广播是很困难的。

地面接收设备是由小型伞形天线和一个小小的变频器组成的。它或者专为一台电视机服务，如教室里或医院里；或者把信号输送给当地的公共广播微波系统或电缆系统，从而大大增加电视观众。每套设备大约可为300个接收点服务，开支不到3000美元。

直接电视广播卫星的设计可以转播两种不同彩色电视信号，每种信号伴有4个声道，可以同时广播几种语言的节目。观众可以选听英语、西班牙语或者美国几种印第安方言中的一种。

早在发射直接电视广播卫星之前很久，布劳恩就产生了致力于研究进一步改进这种卫星的设想。因为这种卫星覆盖面受到限制，按照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安排，将于1975年夏把直接电视广播卫星移到非洲维多利亚湖上空。这样一来，阿拉斯加、落基山脉各州和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卫生和教育通信服务就要停止。

所以布劳恩满怀希望地认为，如果直接电视广播卫星证明是成功的，将来就有可能为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提供一整套这种卫星。为进一步探讨这种设想，他到处旅行，并有机会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伊朗国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等，一起讨论通信卫星的未来潜力。

第一次阿波罗登月飞行成功以后，空间探测的魅力开始逐步消失。随后，航空航天工业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布劳恩仍然保持镇静。他坚持认为，在空间计划所带来的“附带结果”和副产品诸领域中，愿意重新组合的工业公司还是大有可为的。

1973年，国家航空航天局曾经宣布，单这一年，在开展综合技术利用计划中，作为航天技术附带结果的革新项目多达2000余例。

布劳恩说：“自从11年前开始实行这项计划以来，已经登记和报告的革新项目有30000多项。这一努力是把蕴藏着极大好处的空间技术转为民用的焦点。结果，几百种重要新产品相应用项目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如果你要挑选出一项空间技术的副产品，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有记者问。

“今年通过技术利用计划所采用的一项最激动人心的革新项目，也许是可再充电的心脏起搏器。这种独特装置是用原来设计作航天用途的电子元件改装而成的，是在国家航空航天局领导下，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研制出来的。这种装置一旦植入，可由病人在家里用外部电源进行再充电，再也没有必要每两年动手术一次更换普通装置了，而且它比以前的起搏器更小更轻。”

“空间计划还产生了具有应用于当代国内和国际问题巨大潜力的技术副产品。几年前，我们采用气象卫星探测出中东的尘暴、加利福尼亚的森林火灾和世界各地的水污染。美国国会委托的独立机构的调查表明：不久，通过空间研究所产生的知识，人类每年可以获得800多亿美元的利润。受惠的方面如医学、通信、食物、矿物资源和水力资源、地图绘制、大地测量、天气预报和控制、空气污染、空中和海上交通控制以及大量的工业和管理应用。”

“我们现在有证据说明，我们有能力把空间技术用来为地球上的人类服务。拿地球资源技术卫星来说吧，自从去年7月发射以来，它已经用无线电发回2.6亿平方千米山脉、草原、沙漠和海洋、湖泊、江河、水库以及森林、牧场、农场和城市的实况。100多万张照片已经分发给美国的300多个调查机构和36个其他国家。”

“从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号’所获得的情报和资料看，监视城市发展和计划未来土地利用是可行的。我们还可以估计庄稼产量，查清木材资源情况。地球资源‘技术卫星l号’还帮助我们确定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地方，绘制露天矿和森林火灾痕迹的地图。”

“它正在发现线性地形特征，这种地形特征已经出现一些令人惊异的考古学发现，可能有一天能帮助预报地震；它还正在勘探矿藏和石油。它帮助我们以现代化方式绘制地图、海岸图和领航图。此外，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号’还能监视火山，调查移栖性水鸟的繁殖地，研究水灾危险，确定海洋生物分布。”

“我们发射地球资源‘技术卫星1号’，路子确实是走得对的。最新的气象卫星‘雨云5号’也是如此。它每天都在测量所有海洋上的雨量分布，这种资料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而对于长期预报又非常重要。但是资源管理系统要有意义，就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一切希望从它的巨大潜力中得到好处的国家都应该参加。”

“通过应用庞大的卫星系统能解决我们这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你觉得人们对此能理解吗？”一个记者问他。

“如果他们至今还不理解，我们应该继续尽一切努力说服他们。”布劳恩说道。

1974年5月，在布劳恩的带领下，电视广播卫星组装完成，并在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地发射升空，又一项空间奇想变成了现实。直接电视广播卫星取得巨大成功，高质量的卫生和教育节目播送到用户家里。而且使用了英语、西班牙语、印第安语等多种语言，受到广泛赞誉。

事后，布劳恩接受邀请，和费尔柴尔德公司总经理埃德·尤尔一起到阿拉斯加去，向州当局、军界和商界人士介绍将来单独为阿拉斯加发射一个直接电视广播卫星式的飞行器的可能性。

从阿拉斯加州南部的安克雷奇到北冰洋上的普拉德霍湾，布劳恩和官员们一起察看未开垦的丛林地带，一起出席会议。他对阿拉斯加极其严重的通信问题了解很透彻，使听众们深深感到吃惊。

布劳恩说：“作为公共通信卫星的副产品，阿拉斯加可以获得大量的环境保护服务，例如，准确地确定阿拉斯加沿海水域的海上石油溢出的位置，监视管道破漏，维持海洋治安，防止外国渔船侵入，收集地震、洪水和森林火灾资料等。”

他接着说道：“我劝你们尽快仔细考虑公用卫星问题，这对于阿拉斯加的子孙后代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布劳恩的建议，阿拉斯加州对利用通信卫星来解决由于该州辽阔和荒芜的特点所造成的大量问题进行了不少认真的研究。直接电视广播卫星一年来已经引起了阿拉斯加州人的极大兴趣。后来，这项卫星按美印两国间协议被移至非洲上空为印度服务以后，人们感到文化生活中出现了极大的空白。

优秀的指挥

赫尔曼·奥伯特教授是布劳恩早期在德国从事火箭研究时的良师益友，他后来曾这样写道：

布劳恩是人类进入宇宙的先驱者。尽管障碍重重，但他对自己的目标从不动摇。他是新技术的创造者之一。他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科学家，集学者、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于一身。

他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指挥着各种独奏演员，并懂得怎样把他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他的天才和干劲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为人品质也同样重要。

特别是在亨茨维尔的岁月里，政府内外的美国航空航天界人士，对学者、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三位一体的布劳恩的才能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同布劳恩密切合作过的成百上千名专家中，许多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在各种工程计划中发生过的无数奇闻逸事。

有一次，发射和控制实验室的一个工程师小组花了很多时间，设计并研制出一种从导弹中释放出临时管缆连接器接头的机械装置。工程师们先在工作台上对这种装置进行了测试，为保证在表演给布劳恩看时能顺利运转，进行了多达12次的试验，并全部成功，于是把布劳恩请来看下一次试验。

工程师们很热心地表演自己的新发明，可是偏偏这次试验却失败了。现场的工程师们都感到非常尴尬，然而布劳恩没多说什么，只是向工程师小组指出：在他们邀请他的过程中，过多的试验次数使里面的钢珠磨伤了释放装置的插销。

布劳恩向他们建议，在插销里面放一个环槽，使钢珠和插销之间形成线接触，而不是点接触。工程师们按照他的意见对这一装置进行重新设计，加进了环槽。从此以后，临时管缆释放器再也没有出过毛病。

鲍勃·施温哈默是雷德斯通兵工厂早期的工作人员和计划管理人员之一。他回忆起他曾经领导一个工程师小组，为设计一种真空泵而拼命工作。有些专家说，他们需要这种真空泵来解决航天器某一段内部的湿度问题。尽管这项计划投入了大量工时，但是施温哈默却遭到挫折。

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遇到了布劳恩，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布劳恩看了看他，说道：“鲍勃，你们应当变戏法——把真空泵送到外层空间的真空中去好吗？”他的意思是可以靠外层空间的真空环境来解决这个问题。

施温哈默回忆道，那一天他回去之后，对他的工程师们说：“把那该死的真空泵给我搬出去！”施温哈默后来说，事情正如布劳恩的直觉所感知的那样，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肯尼迪航天中心是美国的试验发射中心，一旦美国决定执行一项空间计划，那里横七竖八的庞大设备马上就会成为通向未来的手段。放置大型导弹和火箭的巨人般钢塔、发射台和控制中心，还有复杂的电子通信设备，投资达几十亿美元之巨。

在早期，这样那样的爆炸、不幸和失败时常发生，专家和公众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可是，随着现代火箭技术的进步，每当火箭在发射阶段发生爆炸，布劳恩就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布劳恩时刻梦想着，能有那么一天，航天火箭会变得和航空班机一样可靠。

“红石”火箭、“丘比特”导弹和“土星号”火箭的一家主要承包商是克莱斯勒公司。

该公司航天分公司董事长劳里有一次回忆起共同取得的成就时说道：“‘土星号’火箭的质量很好，我认为首先应归功于布劳恩。布劳恩博士在接收我们的第一枚运载火箭时说，‘火箭的质量和可靠性不是通过检查得到的，必须依靠制造过程中的一丝不苟，要以一种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虔诚来进行工作。’我相信，布劳恩和他的同事所持的这种态度，同我们的空间计划取得伟大成就有直接的关系，同实现未来的空间计划也将大有关系。”

按照布劳恩的看法，机械故障、设备事故和设计不当都可以“通过操作排除”。但是因为人的骄傲自满和管理上的马虎而造成的失误，就必须用完全不同的办法来纠正。如果这种失误导致灾难或事故，情况往往特别令人痛心和沮丧。1967年1月27日，布劳恩和千百万其他的美国人就有过这么一次痛苦的经历。

那天晚上，华盛顿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小轿车缓慢地挪动着，纷纷会聚到通往白宫的车道上。在白宫里，约翰逊总统正在设宴招待苏联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经过了10年狂热的空间竞赛，耗费了几十亿美元和卢布，两国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一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条约。

签字仪式是在当天的早些时候举行的。出席签字仪式的有苏联高级官员，一些最著名的美国政治家、国务院的代表和参众两院空间委员会的成员。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局派来了一个由新任局长詹姆斯·韦布亲自率领的，由各研究中心主任和高级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引人瞩目。

此时，这些官员正在宴席上享用只有白宫才能搞得到的山珍海味，还有上好的威士忌酒、进口伏特加和鱼子酱。总统显得十分自信，因为条约已经签订，这对于约翰逊和他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

大约19时，一名白宫助手挤过人群，找到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告诉他有紧急电话。韦布向旁边的贵宾说了声“请原谅”，就离开宴会大厅。

他拿起话筒，听到该局公众事务副主任朱利安·希尔的声音。希尔语气沉重地向韦布报告，肯尼迪航天中心出了事故。34号发射台上在进行模拟飞行试验时，注满纯氧的座舱发生了大火和爆炸，3名美国宇航员当场遇难。

詹姆斯·韦布面容严峻，回到招待会上，将此次灾难告知了总统，随之宣布宴会结束。在这样的时刻披露这种可怕的消息，再没有比这更煞风景的了。

国家航空航天局立即行动起来了，韦布把他的高级人员召集到马里兰大街400号的局总部里来。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们，对于已经成为他们的朋友的宇航员之死，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在他们感到遭受损失的同时，出于职业的角度，有些人也在担心，整个空间计划会不会因此而停顿。

吉尔鲁思博士立即下令，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和休斯敦封锁消息。塞缪尔·菲利普斯少将是新近任命的负责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华盛顿官员。他要求把这次试验的一切设备、装置和记录冻结封存起来。然后他坐上一架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专机匆匆赶到肯尼迪航天中心去，亲自掌管34号发射台。

与此同时，韦布和他的其他高级人员商量，准备指定一个专家小组领导调查委员会。他们在马里兰大街工作到深夜。他们知道，第二天早晨国会和报纸就会沸沸扬扬，质疑和责难声就会铺天盖地涌来。实际上，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高级官员还在总部开会的时候，国会空间委员会的成员们就已经在通过电话进行协商，准备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了。

韦布指出了这一悲剧事件对整个航天计划意味着什么。“我们历来清楚，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韦布说道，“但是不能让这样的事故阻碍计划的进行，我们的航天计划还要继续下去。首先，我们要停下来找出事故的原因，但是我们将继续前进。虽然每个人都意识到，总有一天宇航员可能遇难，但是有谁料到第一次悲剧竟然会发生在地面上呢？”

布劳恩说：“格斯·格里索姆、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之死，使我们与土星—阿波罗计划有关的全体人员失去了3位好朋友，3名空间探测的勇敢先驱者。他们的死使我们想起了罗马格言‘历经艰险，终成大业’。这3名宇航员之死更迫使我们勇往直前，以证明他们不会是白死的。因为他们自己曾说过，征服宇宙是值得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定也期望我们敢于冒生命之险把这一事业继续下去。”

电台和电视台实况转播出殡仪式。千百万美国人在收听收看，一派肃穆，就像又一次看到了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寒气逼人的空气中，回响着马蹄的“嘚嘚”声，运载过肯尼迪遗体的那一辆炮兵弹药车的轮子“吱嘎”作响。吹过安息号以后，棺材上的国旗被小心地折叠起来，交给死者的遗孀。

消息开始透露出来，说是灾难发生之前曾经出现过充分的先兆，这些先兆显然被忽略了，或者完全置之脑后了。有几个记者仔细地阐述了阿波罗系统的致命缺陷。

布劳恩没有直接参与研制阿波罗的各种密封舱。他的任务是制造“土星号”火箭助推器，把月球飞船送上天。

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会经过长时间的彻底调查以后，最后得出结论：航天器除了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着人员粗心大意以及某些方面管理不善的问题，而“土星号”火箭性能良好。

34号发射台发生事故以后，布劳恩准备进一步确保在他的责任范围内不发生类似事件。他和马歇尔航天中心的高级人员开了好几次会，并且让他的工业界承包商也知道，在工程方面不做出最大努力，在工艺上，特别是在质量控制方面没有达到最好水平，他都是不能容忍的。

实际上，这是他与“土星号”火箭承包商打交道的一贯方式。他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重新强调一下而已。阿波罗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华盛顿邮报》编辑雷斯特勒普披露，国会议员威席·瑞安曾经透露，布劳恩在1967年2月15日曾写信给北美洛克达因分公司，指责这一家公司的某些做法，“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引起严重事件”。

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韦布1967年9月14日在给瑞安的信中写道：“经过试验和清洗之后，发现发动机里有异物微粒。布劳恩博士马上采取有力措施，指导有关的承包商改正这些不足之处。”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布劳恩的信谈到H-1发动机，这是为土星1-B火箭提供动力的。明年在月球飞行之前，准备用这种火箭把3名宇航员送入地球轨道，进行飞行演习。信中还谈到J-2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是土星1-B和巨大的‘土星5号’月球火箭所通用的。发动机由洛克达因公司制造，火箭各级本身则归克莱斯勒公司制造。”

现在回顾起来，土星火箭计划的成功实在令人惊叹。许多科学家说，它的影响无法估量。从工程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和生产出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相媲美。整个阿波罗计划的规模还更大，是人类最令人敬畏的事业。

所有的“土星号”火箭飞行都取得成功，一切飞行任务都胜利完成，宇航员一个也没有死，也没有在空间发生孤立无援的情况。这些都是和布劳恩的能力和献身精神分不开的。实际上可能有人会问，他对工业界和马歇尔中心的工程师们那么严厉，要求那么严格，他们可能并不怎么感谢他吧？

国家航空航天局设在雷德斯通的科学部代助理主任乔治·布克在给布劳恩的一封信中，回忆起1956年4月他刚参加布劳恩团队时，被布劳恩开会讨论技术问题和作决定的方式吸引住了：“有时我心里想，‘天啊，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呀！每个人都觉得他必须发言。为什么布劳恩博士不采取强硬立场，中止讨论，作出他自己的决定呢？’”

“当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你是有意地在用独特而又巧妙的办法主持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以后，你才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对你所规定的目标和提出的行动纲要出过主意，因而必须承担义务。”

“然后他又转向那些在讨论中持不同意见的人，问道：‘这个意见你听了怎么样？可以求同存异吗？’他们总是这样回答的：‘我将尽力支持。’会议结束时，每个人都知道要做什么，而且对将要作出贡献的每个实验室的实力和弱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了如指掌。”

在布劳恩的计划和工程中，彼此密切配合的概念占有重要地位。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几乎在有关火箭或空间技术发展的每一次讨论中，他都会使用“集体”或“协作”这样的字眼。几乎在他的每次讲话中，特别是在他接受奖品和纪念品时发表的演说中，他总是把功劳归于集体。

“探险者1号”发射10周年的时候，纪念委员会主席邀请他在华盛顿全国报业俱乐部的午宴上讲话。他说，只有把詹姆斯·范艾伦博士和威廉·皮克林博士也请来，平等分享这种荣誉，他才肯接受邀请。因为，皮克林是曾经制造出“探险者号”卫星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范艾伦博士制造的测试仪器组件，在试验中发现了围绕地球的“范艾伦辐射带”。

这种集体概念在佩内明德起过作用。布劳恩坚持认为，这种概念在雷德斯通兵工厂也能起作用。他说，今天火箭技术已经扩大到燃料化学和特高频无线电、应力分析和超音速空气动力学、材料研究和陀螺仪、纯数学和工厂管理等技术领域。一个人的脑筋是不可能完成这么多工作的。就像打棒球一样，固然需要优秀队员，但是这些队员之间互相配合的好坏才决定他们是劲旅还是弱队。

“靠管理部门的命令，人为拼凑起来的研制机构，在高级导弹系统的竞赛中，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这种任务只能由一个和谐稳定的工作团队来完成。”在20世纪50年代，当许多人提出马上消灭“火箭差距”的灵丹妙药时，布劳恩就曾经对五角大楼的高官们这样说过。

在一个优秀的集体里，有一种归属感、自豪感、集体荣誉感，大家的行动就会带有自发的成分。一个优秀的集体应该像一棵树或一株花一样，慢慢地有机地成长。要使一个优秀的集体成长开花，管理部门所能提供的只是健康的工作环境。管理部门就像园丁一样，要让花得到合适的土壤、阳光、水分和肥料，其他的任务大自然自会完成。

建设一个集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操之过急，往往要出毛病。施肥过多，花会枯死。不提供足够的时间，让新成员互相了解，也会给一个健康的集体的成长带来严重的损害。不管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机械师，都必须学会正确评价同事的才能和造诣。在导弹研制和宇宙飞行方面，因为根本说不清哪一个专业组更重要，所以这一点意义尤其重大。

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一旦学会像一个整体一样共事，他们就会嘲笑谁重要谁不重要的辩论，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是互相依赖的。

布劳恩还说，“我认为，下列诸因素是最基本的，实际上也是一个成功的导弹研究团队所必不可少的：最大限度地委派权力是必要的。导弹牵涉的方面很多，需要来自各种不同科学领域的大量专家。在导弹计划中，被委以领导重任的人应该谦虚，要认识到他们也和比较低级的同事一样，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用专横的方式管理导弹计划，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有效而且不断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也同样重要。这里，负责的领导人同样应该谦虚，要承认更多的好主意往往来自技术团队的具体工作人员，而不是来自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几乎总是忙于计划、预算，处理人事、合同等问题。因此，如果一个大型研制机构的具体工作人员想出来的好主意，无法让高级管理部门知道，那么，这个集体就要退化。”

布劳恩回顾了早期一枚“红石”导弹在飞行途中出问题的情况。遥测记录显示，出事之前飞行情况一切正常。根据遥测记录还可以确定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可是，怀疑出问题的地方恰恰是在实验室中经过许多次试验仔细检查过的，因此一切解释听起来都很矫揉造作。

提出了好几种理论，大家认为其中一种可能性最大。于是根据这种理论提出了补救办法。就在这个时候，发射组的一位技术员打电话给布劳恩，说要见他。他来到布劳恩的办公室，告诉他，在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中，他曾经把某一个接头拧紧，以确保良好的接触。

他这样做的时候，用一把螺丝刀碰到了一个接点，并引出火花来。因为这件小事发生过后，整个系统检验情况良好，所以他也就没有去注意它。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议论故障可能就出在那一台设备上，他想把情况告诉布劳恩，供他参考。

布劳恩很快带着大家进行了研究，发现问题确实就出在那里。不用说，基于错误的判断而提出的“补救办法”撤销了，一切保持原样不变。

布劳恩送给那位技术员一瓶香槟酒，因为他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诚实不吃亏，即使有把自己牵连进去的危险也不要紧。“像火箭研制这样艰巨的集体努力，绝对的诚实是完全不可缺少的。”他说。

任何人都不可以，也不应该免除一个集体成员在他特定范围内的个人责任。况且，集体成员往往对这种责任很有自豪感，很乐意承担。但是，在像火箭计划这样耗资数百亿美元，风险很大的工程中，一个人应该可以确信：如果他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招来麻烦，的确出了问题，那么管理部门将会给他以支持。

最后一点，一个优秀的集体需要有健康的新陈代谢。按照布劳恩的说法是，“在一个有生气的集体中，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的提升机会。没有这种机会，这个集体就会停滞不前，一事无成。”

保持提升机会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吸收青年人。这种吸收新鲜血液的做法，可以使集体能经得起关键性人员的损失，这种损失不仅是由于年老和死亡，而且在自由经济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健康的新陈代谢不应当和人员大接班混为一谈。前者是一个健康集体的标志，而人员大换班则清楚地表明一个集体出了问题。

对布劳恩的工程天才和献身精神最为感谢的是那些宇航员，布劳恩在他家的私人图书室里有一本皮封面的书，这本书是头3个登上月球的人写的，上面的题字是：

献给韦纳：

是您的主张和预言、您的宣传和研究、您的扶持和促进，使我们捷足先登月球。

尼尔·阿姆斯特朗

巴兹·奥尔德林

迈克·科林斯

外太空猜想

布劳恩说：“在航空史上，我们看到赖特兄弟的飞机，迅速发展成为50年代的螺旋桨飞机，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是，后来喷气发动机取而代之，在几年之中，速度、有效载重量、经济和舒适等方面都跃进到了新的水平。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这并不是想入非非。”

布劳恩指出，与1958年发射第一颗“探险者”卫星时相比，今天把一定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开支要少得多。当时，把500克重的东西送入轨道得花50万美元，10年以后，“土星5号”只要花500美元，仅为初期的0.1％。

布劳恩说：“复用航天飞机可能使价格进一步降低到60美元的水平。采用安全的核火箭动力，我们就的确能做到经济上划算，尤其是在深空。同样的重量，核反应比化学反应释放出的能量多几百万倍。只要我们有火箭装置，一枚‘土星5号’的3千吨推进剂就可以用一两千克核燃料代替。”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存在着对宇宙空间的巨大兴趣和全面的宇宙观。由于旧信念的消亡，人们渴望有一种宇宙哲学，需要了解我们究竟是谁，是怎样到地球上来的，便是这方面的明证。我相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新兴趣，是我们的空间成就引起的特别是人登上月球和对邻近行星的探测引起的。”

“大家对宇宙空间最感兴趣的可能是宇宙论和搜寻地球外生物。卡尔·萨根在他的《宇宙联系》一书中写道，这些课题拨动了人类相当一部分人的共鸣弦。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搜寻地球外生物，可以成为大家支持太阳系内外的空间实验的关键。”

“英国焦德雷尔班克射电天文台台长伯纳德·洛弗尔爵士指出，在银河之中可能大约有10亿个有行星系的恒星，在整个宇宙中则应当有几万亿个。伯纳德爵士说，可以排除大量的恒星成为生物住所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可能不具备像我们地球上的温度和环境的稳定条件。但是，宇宙还有围绕着这些恒星运转的大量行星，可能具备和我们类似的环境条件。即使如此，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又怎么解释呢？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它是独一无二的吗？”

“你认为我们能有效地与太阳系以外的其他聪明的文明世界通信吗？”布劳恩的一个朋友问他。

“你得知道，行星之间距离是如此之远，一个信息要到达另一个有居民的行星，可能需要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很难进行及时的通信。比如能确定有这样一个行星，并搞清楚他们的语言后，你可以发出一个电讯，说：‘地球向你问候，你好！’几千年之后，回音来了：‘很好，谢谢。你好！’”

“如果我们的后代有一天能掌握光子推进技术，他们就能够以接近于光的速度飞行，那么设想有一天能实现载人的星际飞行，就似乎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讨论过的时间相对变慢效应！进行这种冒险飞行的宇航员，就他们自身而言，可能一去几十年，而在同一时间内，地球上可能已过了上千年。”

“你相信我们地球上的人会在太阳系内部进行扩张，也许会把一些行星开拓为殖民地吗？”朋友继续问他。

“我相信，”布劳恩加重语气回答道，“征服宇宙空间才刚刚开始，但是它已经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在今后的年代里，这些变化会对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活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空间科学目前还处在婴儿期。今天它所处的地位和飞机在基蒂霍克第一次成功飞行几年后的地位一样。当时如果有人告诉赖特兄弟，我们将会有一种能在两顿饭之间的时间内穿过整个国家的运输系统，他们将会大笑起来。”

“50年后，宇宙时代的奇迹将会展现在人类的眼前。那时，也许好几国考察队已经到金星和火星上去了，载人的探索性航行将会伸展到木星、土星以及它们的天然卫星。”

“到月球去的航行将成为家常便饭。同现在正在南极洲进行的探索工作没有什么两样，将来也会有一些国家在月球上设立半永久性的研究站，进行大量的勘探、测量、隧道开凿，甚至规模有限地进行稀有矿石和矿物的开采活动。”

“在月球上一些特别适当的地点，将修建起永久性的、舒适的供居住用的建筑物。它们将吸引更多的科学家和探险家来充实月球实验室和天文台。这些地方设备齐全、密封、装有空气调节器。有些地方可能有天文观测窗，可以很好地观察月球上的壮丽景色。”

“现在地球已经被许多人造卫星所包围，所有这些卫星都成了太阳系的正式成员。将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卫星，有载人的，有不载人的，大小、用途、国别、轨道高度、轨道倾角各异。有些卫星将取代邮递员的工作，附带说一句，这种卫星是最赚钱的。”

“这种卫星保持在地球定常轨道上，像是固定在旋转着的地球的赤道某一点上空，能接收拍发给它们的电报并播放给另一地点。快速编码技术，结合宽频带宽度和地面站网，就能为家家户户提供传真邮件快速输送系统，做到一切通信绝对保密。只要有这样的通信卫星，就能处理全部私人和官方的通信邮件，不仅包括美国国内的通信，而且兼及地球上任何地点之间的联络，所有电报从发到收都不会超过一小时。”

“现在，甚至连拟订开拓火星和金星殖民地的详尽工程计划，都还没有足够的资料。确实可能存在重大障碍，以致使整个计划成为不可能，或至少是使计划失去吸引力。另外，在其他星球建造人造居住点，不是工程上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成本问题。只要地球上还留有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人们就会拿在沙漠、丛林、两极地区，甚至在海底建造住宅的成本与其进行比较。但是我毫不怀疑，人绝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我们小小星球的范围之中。”

“人已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地球，自然也将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其他行星。人总是不断努力获取一切可能获得的知识。人类不会在最使人感兴趣的自然之谜面前停滞不前，尤其是在空间技术提供了解开这些谜的必要手段时停滞不前。空间探测和空间住所问题可能带有更大的困难和冒险性，这将对最强大的国家和最优秀的民族提出特别强有力的挑战！”

“18世纪的科学家要预见19世纪电机工程的产生，需要有非凡的远见卓识。19世纪的科学家要预见20世纪的核动力工厂，也需要有同样的灵感触发。无疑地，21世纪也会有同样令人惊讶不已的事物，而且还会更多。”

“21世纪将是在外层空间进行科学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世纪，是载人星际飞行和开始在母星地球之外建立永久性人类立足点的世纪。”布劳恩肯定地说。

最后的时光

1975年8月下旬，玛丽亚和布劳恩到安大略省去度假。“黎明时分的清新宜人，密林深处的芬芳沁人，使我变得年轻，”他说，“我又一次领略了富有加拿大恬静风味的荒野和不受污染的禁猎区。”

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有轻微的便血症状。起初，他并没太在意。几个星期后，便血的情况又出现了，且比前一次严重得多。

回到华盛顿，他立即前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专家们确定他患的是大肠恶性肿瘤，必须立即进行手术。

他被严格隔离起来，但是他生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对他给予高度关注，祝愿如雪片般飞向他的办公室。

他住进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然而在起初看来很成功的手术之后，他持续高烧，产生了一系列并发症。由于暂时不能进食，只靠静脉点滴，一个月后，他的体重减少了9000克。

直至9月29日布劳恩才出院，医生严格叮嘱他不能紧张。而闲不住的他利用住院和在家恢复的4个星期读了10多本书。

虽然身体不再健康，但他意志仍然坚强。布劳恩在11月初又回到马里兰州费尔柴尔德公司办公室的书桌旁。不久后，他继续参与刚建立不久的全国航天协会的工作。

布劳恩知道自己的病很重，但他说，也许他是世界上少见的真正感到心满意足的人之一。“有幸几乎终生担负重任，以帮助实现自己童年时代幻想的人，你还能举出很多来吗？如果我明天就死去，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是充实的，激动人心的，得到了很多报偿的。一个人还有别的什么可求的呢？”

1977年初，即将卸任的福特总统授予布劳恩国家科学奖章，并由费尔柴尔德公司主席爱德华·乌尔亲自带至医院颁发给布劳恩。

布劳恩因肠癌于1977年6月16日病逝于亚历山德里亚市，终年65岁。

新上任的卡特总统说：“对众多的美国人而言，韦纳·冯·布劳恩代表着太空探索及技术的开创性应用……不只美国人民，世界上的人类都因他的努力而受益。”

布劳恩在马歇尔航天中心的接班人威廉·卢卡斯博士在亨茨维尔的布劳恩市中心奉献仪式上介绍布劳恩时说：“布劳恩博士对世界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空间探索变为现实之前他就对此坚信不疑。他专心致志，梦寐以求，百折不挠，终于以他的天才和不屈不挠的努力使它变成了现实。”

“美国的空间计划与布劳恩的名字比与任何其他人的名字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已经产生了许多实际效益。它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它及时振奋了美国的精神和全世界的类似精神；它提高了人对宇宙的估价；它开阔了人的眼界；它刺激了经济；它继续推动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