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美国

这是我一生中最引以自豪和最有意义的日子之一，几乎和结婚一样，非常非常快乐。——冯·布劳恩

终于来到美国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火箭和导弹都代表着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是一个高度复杂和极为困难的领域。

因为导弹在战争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发展充分的军用导弹能力对于国家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由于导弹技术还是一门年轻的技术，一种新型导弹研制成功后，就会很快过时。一种新型导弹的设计、试验、生产和送往战场使用这一系列过程，几乎必须同时进行。这和正常的军械程序恰恰相反，因为新的装备总是要经过广泛的、旷日持久的试验，以确保在投产和发出使用之前做到绝对可靠。

美国军方马上支持发起一项火箭计划的设想，但起初他们对火箭的复杂性知道得很少。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因为导弹在发射运行过程中，必须要经受极大的加速度，而且它把许多新的、未经试验的机械装置、材料和精密电子系统结合在一起，所以特别容易产生机械故障。

由于美国的武器系统发展计划也需要在此同时穿插进行，因而有必要建立大型的科学和工程机构，以协调许多有关的工业承包商的行动。陆军将求助于私人工业、学院和大学的研究部门，甚至还将求助于地方学院里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让他们获得实际工作训练。托夫托伊将军的正式导弹计划将成为一项全国性的事业。

1945年7月，他去了一趟美国之后又回到欧洲。

当时远东的战事还没有结束。哈米尔少校志愿和一个步兵师到太平洋地区去，以取得更多的战斗经验。托夫托伊问明哈米尔的去向而后说：“这样吧，哈米尔，要是你万一改变了主意，请拿着这张便条去见我的好友和同班同学范·西克尔上校。我在华盛顿有一项方兴未艾的火箭计划正在进行。”

哈米尔把便条放在口袋里，根本不想用它。他接到命令后，取道美国去了太平洋。他们起飞还不到半小时，飞行员就驾机飞回原地，并且宣布总统刚刚宣告，日本已经投降了。这一天是8月15日。

哈米尔马上把手伸进了口袋里，摸一摸那张便条还在不在。同一项正在进行的火箭计划打交道，看来要比到远东某地去帮助遣散部队更可取。在华盛顿，这张便条成了无价之宝，使他临时被分配去做托夫托伊原来要他做的工作，即在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建立火箭设施。

9月底，托夫托伊派他去波士顿的斯特朗堡。第一批7名德国人已于9月29日到达该地。他就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布劳恩。他们在晚上很迟的时候才坐上火车离开了那个地方。

当时，布劳恩的肝炎病突然发作，断臂的伤口也还没有完全愈合。第二天早晨，火车在阿伯丁试验场停下来。在试验场，多数德国科学家的任务是整理和翻译大约40吨的缴获文件。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工业区里，全国许多破坏性最大的武器和绝密军事装备正在研制和试验之中。

德国人的工作是帮助他们以前的敌人生产更好、威力更大的武器。

在各种秘密军事活动中，德国科学家实际上是在继续他们在佩内明德时就已经开始为希特勒进行的工作，但是总是有一个美国大兵跟在身边。

他们在阿伯丁试验场的直接任务是处理纳粹军队崩溃之后，在哈茨山的矿坑中缴获的全部德国导弹文件。有这些专家帮助对40多吨文件进行分门别类、编制目录、评估和翻译，他们所节省的时间和金钱是不可能用工时和美元来计算的。

他们常常一眼就能看出一份文件是重要的还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速度之所以这样快，是因为他们正在整理的文件以前是他们自己亲手所写，或是他们帮助汇编的。

然而，布劳恩被带到了帕索，也就是布利斯堡。

在哈米尔的指挥下，陆军将在那里的一所附属医院里设立一个分办事处。哈米尔先把布劳恩带到华盛顿。他们在华盛顿待了差不多5天。在此期间，他们俩必须一起行动。

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但更重要的是，布劳恩和所有其他德国人来到美国的事情必须小心地加以保密。托夫托伊有理由担心，过早泄露这一消息会破坏他的整个计划。

在从华盛顿到圣路易斯的火车上，他们同在一个卧铺段，这使他们多少可以不与外人来往。但是在从圣路易斯到帕索的火车上，他们只能搞到车厢两端的铺位。火车开出圣路易斯时，已接近睡觉的时间，所以相对地说问题还比较简单。然而第二天问题就不小了。他们决定装成不是在一起旅行的，只是在吃午饭和早饭的时候在一起。

他们到帕索的时候，布利斯堡的司令官热烈欢迎他们。这时，布劳恩的肝炎已经严重恶化，他问第二天可不可以上医院去看病。

第二天他们去了，设立分办事处的问题也解决了。

因为一个德国人老是跟在身边，又不能介绍他的身份，或者告诉人们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这就使得哈米尔很难到处走动，去和基地的工程官、军需官以及其他人谈话。于是他把布劳恩交给基地医院的军医看管，自己就自由行动，建立和组织团队了。

有一天，托夫托伊从华盛顿坐飞机来，向医院询问布劳恩的健康情况，并和哈米尔讨论未来的计划。

午餐时间，这两位军官经过一个小小的炮台，该地区已被指定用于建设德国导弹团队的宿舍，但是哈米尔认为，这地方无论是大小还是设施的类型都不合用。他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如研究工作的发展和把家属接到美国来等问题。

哈米尔向托夫托伊建议，他们一起到他知道的一个地方去看看，那地方在一个叫做莉莲牛排馆的小镇边上，离军方用地的边界不远。路上，他们经过威廉·博蒙特综合医院的附属医院，它离综合医院大约2000米。哈米尔说：“这地方不错。你看，周围有一道防卫篱笆，所有的病房都连在一起，有自己的消防队，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池。”

第二天，托夫托伊回到华盛顿，立即向五角大楼的军医局局长办公室汇报。他见到局长手下负责设备的人员，就开始鼓动关闭附属医院，理由是可怜的院长赖厄上校忙得都快要发疯了。此外，他需要用这个地方来执行一项头等重要的技术任务。

召开了一次会议，赖厄上校亲自在会上为托夫托伊作证。会议开得很活跃，托夫托伊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附属医院，由总参谋部批准，移交给军械部，30天内进驻。

哈米尔一安排好实验室和办公室用的房间，德国人马上开始上班。这些所谓“文件夹计划”的科学家，也许受到了比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批文职人员都更仔细的考察和更严密的监视，尤其是那些从事技术规划的科学家。

但是，哈米尔发现，管理这些人并没有多大困难。“他们不仅对美国完全忠诚，而且对军械部队也完全忠诚，”哈米尔说，“不怕自相矛盾，我也可以说，他们或许是我所见过的工作最勤奋的团队。”

有一次，托夫托伊要求哈米尔提出一份非常大型的火箭计划，他要在星期二提交给总参谋部。这个要求是星期一下达的。德国人星期一不分昼夜地干。第二天早晨6时30分飞机就要起飞的时候，一份十分详尽的计划的最后图样和规格交给了哈米尔，使他能亲自带到华盛顿去交给托夫托伊。

托夫托伊谈及这批科学家时也说：“我从开始和他们谈判的时候起，从来没有答应过他们我办不到的事情。他们成为美国公民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充满了扯皮、失望和尴尬，但是他们保持坚定的信心，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有充分的理解，而且满怀希望。为了取得公民资格，他们确实努力地进行工作。他们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他们是优秀的美国人，而且是一宗社会财富。”

布利斯堡的附属医院很快成为了一座令人非常满意的综合公寓。不久，这些德国人作为陆军导弹界的真正成员，开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建立各种团体，参加教堂、音乐和其他文化活动。

来自德国兰次胡特家属营的消息表明，由于战争后期对德国人家庭的正常食物供应成了问题，许多家属实际上都缺乏维生素，或有其他营养问题。这种情况的依据是美国医生的报告。

布利斯堡的德国人，常常是在军事人员的监护下，才可以到帕索去逛商店。

他们每天的工资是6美元，剩余的薪水从战争赔款中以德国马克支付给兰次胡特的家属。但是，国务院规定的条例中有一条，德国人不可以寄包裹回去。他们在杂货店和其他商店里可以看到大量的浓缩食物、糖果、肥皂、维生素和其他东西，但是他们不能购买这些东西。

陆军开始协商把家属接过来。

第一批家属于1946年12月到达，刚好赶上过圣诞节。此后陆续不断，直至1947年夏。当时，德国人及其家属住在临时改建过的医院里，病房变成了小公寓房间。也就在这个时候，布劳恩写信向表妹玛丽亚求婚，并且乘陆军的一艘船去德国结婚，随后把她带回美国来。

托夫托伊经常下去看望这些科学家们，大约每月一次或者六星期一次。他常常在一本记事簿上记下他们认为他可以帮助解决的细小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有趣的发展。同时，由于他和德国人见面多了，彼此之间也有了对话。

话题之一是放宽某些规定的问题。他向他们指出，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处于军事拘留状态，但是他们毕竟不像战俘那样，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过来押过去。

布劳恩回答说：“嗯，这倒也是，上校。然而实际上唯一的区别只是枪没有上子弹而已。”

托夫托伊认为这是布劳恩对他的绝妙回敬。其实，布劳恩当时往往开玩笑地把自己说成是和平俘虏。

不久，他们开始穿起了牛仔靴，戴上了宽边高顶帽，把自己看成是得克萨斯人。但是由于受到军事拘留，他们在美国没有正式地位。必须等到他们完全成为正式移民，才有指望取得公民资格，这在某些情况下得要5年之久。

美国开始了火箭研究工作

根据签订的《文件夹合同》，这些科学家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陆军、海军、空军的承包商建立一个咨询中心；帮助发射V-2，并为一项高层大气研究计划把仪器送上高空；研制一种新式试验导弹，即用V-2助推的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飞行器等。

陆军一开始就考虑，新式导弹的射程要达到1600千米，或者更远。作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托夫托伊的计划包括对还在探讨中的800千米导弹进行初步研究。显然，必须有一个其试验区比以往所想象的要长得多的试验场。

为了取得有关飞行试验的技术数据，还必须设计并安装靶场仪表设备的复杂系统。因为把发射出去的导弹找回来进行研究十分重要，所以决定搞一个陆上试验区。于是批准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带建立怀特沙漠试验场，并开始了美国第一个大型的导弹计划——“V-2计划”。

布劳恩和他的团队在军方其他部门的配合下，在美国土地上开始了卓有成效的火箭研究工作，这离他的太空梦想又近了一步。

1946年12月17日V-2火箭创造了单级火箭的速度和高度纪录，速度为每小时5800千米，高度是180多千米。

1947年1月23日，在一次V-2飞行试验中，一种非常先进的新型遥测系统运转成功，证明有可能把整个火箭系统及其科学仪器组件的50多种不同性能数据，从飞行中的火箭上发射回地面记录站。

1947年10月9日，当一枚V-2以每小时5500千米的速度飞行时，怀特沙漠的工程师们首次从超音速飞行中获得了用仪器精确测得的热传导数据。

1948年2月6日，无线电指令控制系统对一枚V-2进行控制，它标志着美国首次在地面上用无线电对一个正在飞行的、以火箭为动力的大型飞行器进行控制。

与此同时，作为陆军火箭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由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军械部队合作研制的首批“完全美国造”导弹发射成功。1947年1月，陆军军械人员第一次成功地用降落伞把一枚这样的火箭从60千米的高度降下来。这次试验十分成功，几乎所有的部件，包括精密的无线电设备都打捞起来了。

而这种导弹比V-2小得多，装满燃料时重量才300千克，最高速度每小时大约4500千米。

1949年2月24日，陆军军械署把V-2和这种火箭结合起来，制造出一枚绰号“庞然大物”的二级火箭，达到当时人造物体到达的最大高度。这枚导弹到达飞行最高点时离地400多千米，实际上已在地球大气层之外了，最高速度每小时超过8000千米。

“庞然大物”6分半钟达到创纪录高度，于发射12分钟后着陆。它带有一台特殊无线电设备，向地面记录站发射有关它在飞行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的技术资料。无线电设备在这样的极端高度操作，这还是头一次。用这种方式获得资料，为在以前从未探测过的高空区域获得科学知识提供了一种方法。

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V-2飞行的成功率是68％。当然，被列为不成功的许多导弹，从实验的观点看还是极其有用的。例如，有一枚V-2因为操纵系统工作不正常被认为是失败。但是这枚导弹达到110千米的高度，在上面进行的实验结果很好。

V-2计划的全面成果，不能完全用分析百分比数字和成功不成功的次数来衡量，而应该看到V-2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导弹，它对导弹技术和宇宙飞行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此后，在V-2计划的基础上陆续开发了“庞然大物式”、“普什奥弗式”、“布洛森式”和“桑迪式”火箭。在“普什奥弗式”的飞行中，有意让一枚装满燃料的V-2爆炸，以确定它从舰上发射以后回降时的效应。在“布洛森式”的飞行中，7枚V-2火箭经过大幅度改装，并且装载着可用降落伞回收的许多大型仪器箱。

“桑迪计划”是从“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发射V-2的密码名称。“桑迪式”虽然有一阵子叫人担心，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桑迪式”首次证明，可以从海洋舰艇上发射大型火箭。

虽然陆军在研制火箭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真正朝着经费充足的特大型导弹计划前进却花了很长时间。怀特沙漠的V-2发射越来越成了家常便饭，于是托夫托伊要求布劳恩和他的德国团队开始研制一种新火箭。

但是要研究像高级的V-2那样的东西，当时的经费是完全不够的，而且也没有研制高级发动机用的火箭发动机试验台。战争刚结束的这些年头，军事武器计划处于退潮时期。没有人对新武器感兴趣，本钱不够而光有“想干大事”的想法是没用的。

那时对消费品的需求很大，为了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华盛顿和布利斯堡团队共同决定：研制一种小型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实验用飞行器，用一枚稍加改装的V-2就可以使它达到初速和高度。

他们在布利斯堡附属医院旁边建起一个基础试制车间。到当时为止，附属医院一直是布劳恩团队的住所兼工作场所。

因为通用电气公司根据赫姆斯导弹合同来负责该车间的活动，所以布劳恩的实验所用冲压喷气发动机飞行器被命名为“赫姆斯2号”。

一直以来，布劳恩和他的团队还是习惯于佩内明德充足的试验设备。现在预算很少，设备是临时凑合的，但是他们还是以惊人的才能把工作做好。

两辆旧拖车被改装成扩散器和燃烧试验台。空气由陆军富余的一组机动压气机供应。为了在更有代表性的飞行高度条件下进行试验，他们硬是把整个设备拖到内华达山脉的一条山路上去，在海拔3000米，大气压力减少的情况下进行试车。

至1949年，军械署在火箭和导弹方面显然需要一个现场管理机构。计划进展顺利，可是有关指导则出自五角大楼的托夫托伊办公室。导弹部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托夫托伊觉得必须分散管理权，建立一个类似研制大炮、坦克和自动军械装备的兵工厂。

1949年8月1日，布利斯堡将级司令官明确地对托夫托伊说，他想在布利斯堡军用基地建设附加设施的计划不可能得到总部的批准。布利斯堡的防空导弹训练工作负担增加，使他不能把以前答应过的土地给托夫托伊。帕索国际机场的跑道延长，加上毗邻的比格斯机场被宣布为战略空军指挥部的基地，更使得朝任何方向扩展都成为不可能。

因此，1949年8月14日，托夫托伊专程到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去看看雷德斯通兵工厂是个什么样子。第二天，托夫托伊察看了一下，认为完全不适于开展他的工作。然而有人建议他顺便去看一看毗邻的亨茨维尔兵工厂。这是工兵部队正要拍卖的一家化学工厂。结果他发现，无论是对目前的工作还是计划中的工作，这个地方都很理想。

次日，托夫托伊动身去华盛顿，向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汇报了这个情况。托夫托伊找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长办公室磋商，希望立即批准军械署把全部设施买过来，理由是：为了进行必要的野外试验，导弹需要大大扩大场地的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托夫托伊自己认为，他已经把导弹武器的军事用途阐述得一清二楚了。果实已在树上，很快就要成熟。但是，军械署的第一份请求报告通过某些渠道送到陆军部长戈登·格雷那里以后，转回来时，上面写的是托夫托伊生平所曾接到的最简短的批语，这个批语只有4个字：“绝对不行。”

在这个时候搞发展，是和陆军部长的方针抵触的。换句话说，托夫托伊面临着战后削减军费的潮流。他装傻，装作对批语不理解，他故意把“绝对”理解成“可能”，继续为他的计划开展工作。

军械署长埃弗雷特·休斯少将带他到总参谋长办公室。五角大楼里反映亨茨维尔和雷德斯通两个兵工厂地区的唯一的一张地图是巨幅的，托夫托伊身边有胶带想把地图贴在总参谋长办公室的墙上。但是，他发现墙上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只好在总参谋长大办公室的地毯上把地图铺开。

在谈话时，他必须指出什么地区派什么用场，但又没有一根够长的指示棍，所以只好在地板上绕着地图爬来爬去。最后，他在副总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面前站起来——劳顿·柯林所将军在紧要关头不能参加，李奇微要为他作出决定。托夫托伊对李奇微将军笑着说：“无论是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我真的是跪在地上向你乞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得到了亨茨维尔兵工厂，并把它和老雷德斯通兵工厂结合起来。这一新的联合设施——雷德斯通兵工厂，从此以后将成为军械署在火箭和导弹方面一切活动的热闹中心，以及美国陆军军用导弹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有信息给他，可以动手研制“红石”火箭了。

1950年4月，新的陆军导弹中心主任托马斯·哈米尔少校向雷德斯通的新任指挥官托马斯·文森特准将报到。他们立即为将布劳恩团队调到亚拉巴马做准备。

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乔治·马歇尔航天中心以及种种宏图大业的基础已经奠定……

从1946年初至1951年7月1日，制作和发射V-2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布劳恩团队、陆军军械署导弹技术人员、驻扎在布利斯堡的第一导弹营官兵和通用电气公司的密切合作在怀特沙漠试验场完成的。在6年里，美国陆军试验发射了70枚V-2火箭。

1951年7月，通用电气公司把全部V-2材料移交给陆军军械部队，由该部队负起完成V-2计划的责任。8月，陆军成功地进行了9次V-2推进装置的试车台试验，发射了5枚高空研究导弹，其中有一枚上升到210多千米的高度。

对于美国来说，“V-2计划”极为重要，因为没过几年，美国的“导弹工业”就随着V-2计划发展起来了，这一计划为美国未来的一切火箭成就奠定了基础。

辉煌的航天憧憬

虽然布劳恩具有勇敢精神，也就是一切探索新领域的人所固有的冒险天性，但他对他所接受的传统和科学训练是忠实的。他在冒险尝试之前，做了尽可能多的调查。

1952年，他在一个航天旅行专题讨论会上说：“立即着手设计和建造巨大的载人火箭飞船，并试图把它射入‘目的轨道’是绝对愚蠢的。这种尝试百分之百要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布劳恩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按部就班、稳步前进的研究方法，这是和把人送入空间的最终目标相适应的。需要有一个研究计划，研究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该计划的军事应用和科学应用。”

“最初的研究阶段，其范围是不嫌广泛的。它应该包括：对研制火箭动力装置所需要的试验设备进行调查，推进剂的制造、装运和储存所包含的后勤问题；制导和通信设想；宇航员及其装备的教练设备和模拟器；甚至某些部件标准化的可能性。”

他不准备过多地依赖纯粹的军事研制。他说：“毫无疑义，导弹技术和航空方面的军事研究将对宇宙飞行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最后征服空间的任务太大了，不可能只是另一项工作的副产品。”

当时使布劳恩伤脑筋的问题是人本身，他知道，如果没有人进行观察、连贯思考、报告、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那么不管仪器装备多好，自动的不载人飞行器丰富人类对周围空间的认识总是有一定限度的。

尽管人有适应性，有大脑，但是在考虑航天飞行时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人必须呼吸，必须有氧气，而在宇宙空间却一点氧气也没有。为了能活下去，他就得吃。既然得吃，就得有处理排泄物的方法。他的身体要受到一些可能是有害的影响，如辐射、长时间失重、动力飞行期间的高加速度、过分的阳光或黑暗、热、冷和脱水等。

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人是有思想能力的。由于与世隔绝、失重、缺乏与他人交往而与另一些东西则结合太紧，在长时间里没有足够的体力活动，他的思想可能会和他开一些危险的玩笑。

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必须和飞行器的研制同时进行。这需要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多年的努力。几乎没有一个自然科学领域是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

收集了足够的初步资料以后，布劳恩认为这一工作是国际性的，至少应包括对民主国家友好的国家，利用各国可供利用的最优秀大脑和最广泛才能，下一步将是装有仪器的不载人卫星，也许可以住进几只猴子。这种卫星能用遥测发射器把重要情报发送到地面上。只有在这之后，才能实现渴望已久的目标——永久性载人航天站。

在这个航天站上，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有些是对下面的地球马上有直接好处的，如气象观测和安全监视；有些则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如人第一次在没有地球大气阻挡的情况下清楚地观察月球、附近的行星和其他星球，对长时间失重效应进行直接观测，测量太阳辐射和宇宙辐射，进行生物实验等。

这种航天站本身就不是一项寻常的任务。1952年3月22日，布劳恩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估计要创造出建立这种航天站所需的技术，可能得做10年的不懈努力，花费大约40亿美元。实际上，早在10年前，也就是在佩内明德的战争年代，他就已经把载人航天站的蓝图准备好了。

为把航天站一件一件地运到轨道上去，他设想了一种巨大的火箭：起飞时的重量大约7000吨，相当于一艘轻型驱逐舰的重量，竖立起来有80米高，底部直径20米。它有三级，装载乘员和有效载荷的“头部”，或者叫最后一级，可以带90吨推进剂和26吨货物。

布劳恩所想象的航天站是一个轮状的庞然大物，直径大约80米，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制造。他描绘出一种设计方案，大约由20个部分组成，材料是柔韧的尼龙和塑料纤维。

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独立的舱，折叠起来运到轨道上去。装配之后，整个轮子像一个内胎一样充气，在里面提供可以呼吸的大气。在这20个部分之间，有和潜艇上相似的安全分隔密封门。

充气的程度比正常大气压略低，这不仅可以给样子像个大“汽车轮胎”的航天站提供维持生命的大气，而且能使这个结构具有必需的刚度。当然，因为乘员的肺会把空气用光，所以空气必须循环，要补充氧气，而二氧化碳必须用化学过滤管去掉。

他认为这种航天站一旦建成，几乎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例如，动力可以从巨轮顶上一面磨光的镜子取得。镜子利用阳光把水银加热成蒸汽，推动涡轮和发电机，从而产生电力，带动泵，并完成其他工作。镜子背阳的一面可以作为消散凝聚热所需要的辐射冷凝器。

在轮状的主外壳外面，用双端螺栓固定上一层缓冲壁或外壳，以承受微陨石的撞击。如果需要热，可以用一个漆成黑色的区域吸收阳光来供应，这个区域只要打开软百叶窗帘就可以照到阳光。

窗户必须防止辐射，并应随时随地可以关闭。

在布劳恩1952年的设想中，为了节约，他很关心最初几级火箭的回收和复用问题。复杂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火箭的回收问题也考虑到了。

此外，飞船上的乘员组也必须经常轮换。必须定期给航天站供应某些日用品，如氧气、食物、科学材料和摄影底片。因此，要维持一个永久的住人航天站，就像在南极洲建立一个前哨基地一样，必须有一个后勤运输系统作为后盾。

他还附带考虑到，附近以同样速度绕轨道运行的航天站之间的往来，可以用微型的西瓜状“空间出租汽车”来解决。

这种汽车以小型火箭发动机为动力，并且增压，人可以不穿航天服坐在里面。

为了说明花费如此惊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所取得的实际应用价值，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还将有一个航天观象台，这是一个小型结构，和主要航天站有一定距离。里面放一台带摄影机、分光镜和其他仪器的天文望远镜。这个观象台不载人，技术人员或从外面给摄影机装卸胶卷，或用电视把图像发送给主要航天站。

这台望远镜将主要用于研究宇宙的外层区域。对宇宙的这种测绘将得到在地球上所无法企及的成果。但是这台带有摄影机的望远镜也可以转动，拍摄下面的地球。

从航天站上，整个地球都可以观察得到，一个时候看不到的，另一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在24小时之内，至少可以对地球上的每一点观察并摄影一次。

最后，连接燃料管道和导线系统以后，我们可以在这整个结构顶上放一个球形乘务舱。乘务舱在地面上预先配备好空气、水再生系统，以及必要的导航、制导和通信设备。

结果，这个飞行器看起来可能很古怪，但是完全可以从这个航天站出发，用大约5天时间，完成一次绕月旅行，并回到航天站来。

布劳恩既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经历过战事、讲究实际的人。这种航天站还有一种用途是他所不能忽视的，虽然后来的想象使他感到害怕，他讲出了这种可能性之后也从来没有去发展这种设想。

他在1952年的文章中写道：“这种航天站可以改装成一种极其有效的原子弹运载工具。可以从航天站里发射带原子弹头的小型导弹，并进行制导，使它们以超音速打击地面目标。”

“由于航天站有通过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地区上空的能力，所以这种轰炸技术将为卫星制造者们提供军事史上最重要的战术和战略优势。而且，航天站上的观察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发现敌人发射对准航天站的火箭的企图，从而有可能在火箭还没有打到他们之前，就用反导弹导弹把它摧毁。”

布劳恩对如何从航天站回到地球上来，以及训练动物代替人先进行航天试验等做了详细的描述。

布劳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杂志文章中提出了这些基本设想。20年后，这些设想在天空实验室航天站上变成了现实；1981年，第一架载人航天飞机也终于出现在太空舞台。

1984年首度升天的“发现号”创造了执行39次太空任务，飞行2.37亿千米，绕地球轨道5830圈，在太空停留365天的最高纪录。2011年3月7日，“发现号”航天飞机脱离国际空间站，9日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安全着陆，结束了近27年的飞行。

时间要跟上布劳恩的步伐从来都是困难的……

因为布劳恩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了惊人的见解，美国公众把他当做“航天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航天怪人”。许多人认为，他的轮状航天站是一个完整的蓝图式建议，美国政府可以立即采纳。

另外一些人在这种设想面前畏缩不前，认为整个计划很不现实，过分异想天开。甚至美国和外国的火箭工程师，乃至某些布劳恩团队里的人，也认为他太狂热了。

还有一些人，特别是对布劳恩很了解的那些人，认为航天站代表着一种富有挑战性的基本原理研究，应该对宇宙飞行问题开展热烈的公开辩论。但是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公开辩论又无声无息了。

布劳恩还对跟踪站和遥测站的组织也作了详细的陈述，并附有详尽图样，几乎和今天的完全一样。

“在地球表面的据点上设立20个或者更多的接收站，”布劳恩说，“大部分接收站设在载重拖车上。卫星从天上经过时，接收站用雷达进行跟踪，并用胶卷和磁带把电视广播和遥测广播记录下来。因为卫星的无线电波是直线传播的，所以拖车每次能收到广播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只有当卫星在直接视线范围之内时才能收到。”

“卫星飞出视线范围以后，即把记录资料送到美国的一个中心站，有些用无线电传送，其余的空运。中心站逐日对情报进行评估和综合。在北极圈和南极圈内，在赤道附近各点，都要建立监测站。在北极地区可在阿拉斯加、南格陵兰和冰岛设站。南极地区则设在坎贝尔岛和南乔治亚岛。在太平洋上，可供选择的地点是贝克岛、圣诞岛、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

“其他的监测站可以设在波多黎各、百慕大、圣赫勒拿岛、利比里亚、西南非洲、埃塞俄比亚、马尔代夫群岛、马来半岛、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些点全都在友好国家，构成全球性的链条，每天至少可以收到一次卫星广播。”

“监测站是相当花钱的，但是今后准备发射第一批由人操纵的火箭飞船和载人卫星时，它们随时可供利用。”

他在1953年就认为，如果能全力以赴的话，5年内就可以发射这样一颗小型卫星。10年内可以造出载人航天站，并且操纵它。

布劳恩提出有关轮状卫星、小型航天站、月球飞船、宇航员训练或火星飞船的迷人建议，需要大量资料，必须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他总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这些工作。

他的正式工作时间必须全部用于研究“红石”远程火箭武器。在许多场合，他的一些同事，如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全帮他进行计算和其他的理论研究。为《柯里尔》杂志写文章，提出航天设想，需要进行极其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在当时，这种努力是看不出会有什么报偿的。

布劳恩坚信，要不断增强公众对宇宙航行问题性质的理解，要使公众认识人类在这个领域里有巨大的发展前景，提出这些建议是最有效的方法。

五角大楼的人往往认为这些建议只是科学幻想小说。尽管遭到非难，他还是继续传播他的预言，慢慢地就有一批人相信他了。

但美国政府对此却并不热心，每当专家们开始详细阐述从这样一项计划中所能得到的东西，诸如更准确的天气预报、土地和水力资源调查、导航、航空摄影术、海洋学、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无线电和电视通信等，艾森豪威尔总统总是模棱两可地敷衍。

难道宇宙飞行是一种神话般的冒险，严肃的政府官员都不想介入吗？为什么要到宇宙空间去呢？为什么要把人造卫星发射到空间去进行谁也无法预料其结果的无把握试验呢？布劳恩对此都作了回答。

他竭力想让政府相信，空间探测将把世界各国连成一体，联合解决共同的问题。但艾森豪威尔统治集团的许多高级官员认为这是废话。

在亨茨维尔的新贡献

1950年初，在火箭研究人员还未进驻亚拉巴马州田纳西河畔的亨茨维尔小县城之前，这里的人经常炫耀它是世界的水芥菜之都，是美国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的故乡。

很久以来，这座小城以它传统的县府大楼广场和南部联邦纪念碑为中心，舒舒服服地蜷伏着，毫无生气。只有每逢星期六，周围农村的棉农涌进城来大采购时才热闹一阵子。

棉花主宰全城的福利，如果棉桃臭虫成灾，生意也就跟着不好。在一个半世纪中，亨茨维尔人口从起初的1000人逐渐增加至16000人，每年的增长只有10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陆军军械部队和化学兵部队沿着田纳西河大河湾买下了一片160平方千米的土地，开始制造毒气和军火弹药。雷德斯通和亨茨维尔这两个兵工厂刺激了垂死的地方经济，至1944年，大约有20000名工人在这里工作。

可是到了1945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兵工厂也随之关闭。兵工厂建筑物周围静悄悄的，长满了各种野草。在荒废的街道上，小孩子们毫无顾忌地在坑坑洼洼里做泥饼玩。

1950年3月，在亨茨维尔长大的美国参议员斯帕克曼打电话来说，一个名叫霍尔格·托夫托伊的陆军上校将要带来一批德国科学家。这批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被迅速送往美国，在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继续进行他们的试验。这种试验曾经产生出历史性的V-2火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中几乎为希特勒扭转了战局……

在亨茨维尔，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导弹很重要，而且他们认为，那些德国科学家和美国军械专家在城里也花不了多少钱，对亨茨维尔能有多大帮助呢！

此外，一个市民还说：“我们的孩子们最后一次见到德国人的时候，德国人还在向他们开枪呢！”

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满载设备和人员的军车队开进了亨茨维尔。坐在车里的布劳恩和其他德国科学家及其家属此时的心情不错，他们一边看着车窗外好奇地盯着他们的当地人，一边有些兴奋地交谈着。

一年前，还住在布利斯堡的附属医院时，这些德国科学家和家属们就取得了正式侨民身份，并且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生活。现在，他们成为美国公民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渴望在北亚拉巴马的这片红土地上建立新的家园。

没过多久，亨茨维尔市民在夜间就经常可以看到，远处雷德斯通兵工厂的山上，经常火花飞溅；窗户被震得“咯咯”作响，虽然当地居民不知道这是在做火箭静态试验，但觉得这一切都给小城的日常活动增添了些生气。

1951年2月，布劳恩受命领导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家执行“红石”计划，即研制美国历史上第一枚中程导弹——战术性的“红石”导弹，射程为320千米，要求具备更精准的制导功能。

这个被军方列为重要工程的项目，在布劳恩的领导下得以全力以赴地开展起来，工程之庞大和复杂性也随之显现出来。

从这个时候起，布劳恩团队提出了完善实用武器系统的改进设计，许多制导和控制部件的设计工程也同时展开。后来证明这种工作是极其重要的。

研究室的试验表明，空气轴承陀螺仪可以更快地使整个系统达到高度准确和稳定，于是这个团队就集中精力研制空气轴承系统。

1952年秋，一个完整的弹道导弹惯性导航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该系统由一个带有空气轴承陀螺仪的稳定制导平台、空气轴承加速表等组成。这种制导平台的高级型号后来被应用到“丘比特”导弹和“潘兴”导弹上，甚至还应用到“土星5号”月球火箭上。这种制导平台和加速表的精确度极高，对导弹的总命中精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前，在火箭中需要大量的电子管，不但体积大，增加了不必要的重量，性能也不稳定。1954年，一种新颖的当时还很少人知道的装置即晶体管放大器，被他们研制出来，安装在“红石”火箭自动程序装置中进行首次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火箭的可靠性大大提高。把晶体管装在火箭里飞行，这也许还是头一次。今天，任何一枚大型战术火箭或者航天火箭都包含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个晶体管。

1954年6月，正在加紧研制“红石”火箭的布劳恩受邀到华盛顿参加美国卫星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布劳恩满怀信心地表示，只要把红石火箭稍做改动，就能把一颗2000克重的卫星送入轨道。

雷德斯通兵工厂不断地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已经解决了有关的技术问题。9月2日布劳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的技术研究，包括能见度问题和跟踪问题，已取得良好进展。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说，从技术上看，该计划的一切方面都是可以实现的。有效载荷可以从2000克增加到6000克。

9月下旬，布劳恩写道：“我们对整个计划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看起来一切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靠。”

在年底的另一次讨论轨道飞行器的会议上，布劳恩说：“在不妨碍兵工厂正常生产运转的情况下，从1956年8月起一至两个月内可以陆续提供4枚人造卫星运载火箭。”

但是，布劳恩的建议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而在陆军和海军对卫星项目的争夺中，海军最终获胜，布劳恩得到正式通知，让他把卫星项目彻底忘掉。而布劳恩并没听话，他一方面继续全力进行“红石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方面继续运载火箭的研究。

1955年，“红石”火箭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

佩内明德的总建筑师汉内斯·吕尔森现在成了火箭中心的设备计划处主任。他设计了一个公路干线系统，绕道旧城，以减轻交通拥挤，获得了圆满成功。

火箭团队中较年轻的成员瓦尔特·维斯曼是一位管理专家，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认真负责，甚至在他还没有领到公民身份证之前，他就当选为亨茨维尔初级商会董事长。他还曾经当过州初级商会组织的主席、亨茨维尔社团联合会总主席和亨茨维尔市民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4月15日是亨茨维尔城及其德国新居民的喜庆日子。这一天，在亨茨维尔中学礼堂举行隆重仪式，宣布布劳恩和其他一共40名德国人及其妻子儿女成为美国公民。除了特奥多尔·布赫霍尔德教授、瓦尔特·施维德茨基博士和阿道夫·蒂尔博士与美国公民结婚，成了“战时新郎”以外，他们是第一批得到美国国籍的科学家。

布劳恩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和最有意义的日子之一，几乎和结婚一样，非常非常快乐”。

研制“丘比特”导弹

1955年11月份，布劳恩的团队又接手了一项名为“丘比特”计划的项目。

这种导弹推力更大，射程更远；可以在舰上甚至潜艇上发射；还可以改成多级火箭，对今后的航天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海军就看过有关火箭水下试验的技术报告和影片，但是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至他们得知，苏联人可能已经拥有能从水下发射火箭的潜艇时，海军最高将领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要落实这种消息的可靠性。于是，美国海军代表与布劳恩等火箭专家在雷德斯通兵工厂举行了一系列会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类似研究工作的布劳恩指出，用远洋船只，甚至用潜艇来发射中程弹道导弹是可行的，这么肯定的态度让海军代表既惊讶又有些怀疑。

在海军部又和布劳恩举行了多次技术性会议后，他们很快就信服了，终于决定和陆军一道，在布劳恩的技术指导下，联合执行“丘比特”计划。

国防部把“丘比特”确定为陆军中程弹道导弹2号。陆军部长布鲁克于11月中旬宣布，“丘比特”计划已确定为全国最优先的重点项目，并成立了一个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宣布海军介入这项计划，水兵们很希望未来能有像他们说的那样的武器。

当丘比特计划开始实施后不久，陆军研究机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动。1956年2月1日，布劳恩被任命为雷德斯通兵工厂导弹发展处陆军弹道导弹局技术负责人。

这个新机构的任务将包括大型液体燃料火箭的研究和试制、元件装配、样品生产、静态试验和发射、后勤保证和野外维修问题及供应地面支援设备。

该局全部设施投资4300万美元，占地面积90000平方米。还包括在这领域中具有丰富经验的原来导弹发展科的1600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5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这些都为“丘比特”火箭研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随着联合的“丘比特”计划的进展，海军渐渐明白，这种新的武器系统要比原来计划的复杂得多。由于船的左右摇晃，前后颠簸，起伏和倾斜，在船上安装导弹的惯性制导系统十分困难。

后来发现，由于对波浪缺乏控制，以及无法防备敌人的潜艇，船长不能进入预定发射位置，并把船停在那里进行实际发射，情况就变得更糟了。

结果，陆军弹道导弹局和特种工程小组的制导专家们制订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计划，使船长在发射阶段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采取措施，把舰艇的航向、速度和位移的修正项，从精确的理论发射点输送入导弹制导系统。

但是，更加复杂的是“丘比特”导弹和舰艇之间的机械接合问题。

大型火箭必须在“航海者”级船里加注推进剂，而且还得用机械手段在甲板上把它竖起来进行发射。在船上使用液氧，使加注燃料的操作更加复杂化。为舰艇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液氧转移设备和泄放设备，这样就需要大量的安全操作程序。

像“航海者”级这样的船只，硬度低，货船型，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很显然，对于一艘核潜艇来说，如果要在水下加注燃料，或者甚至进行发射，那是根本办不到的。液体推进剂导弹可能发生推进剂爆炸、毒气及其他类似危险，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

固体推进剂制造商们使海军相信，他们在固体推进剂方面大有进展，他们已经能制造中程弹道导弹了。于是，海军就重新审查计划，最后决定放弃使用液体燃料的“丘比特”计划。

海军认为固体推进剂潜艇弹道导弹不需要危险的加注设备，最重要的是，使用固体推进剂中程弹道导弹可以使海军完全跳过过渡性的水上舰艇试验阶段，立即把有限的财力集中在最终目标上，即拥有以核潜艇为基地的中程弹道导弹，最终拥有洲际弹道导弹。

因此，海军与陆军分道扬镳，并于1957年1月，独自地进入核潜艇发射弹道导弹领域。而陆军方面的布劳恩团队则继续进行“丘比特”导弹的研制工作。

1957年初，“丘比特”导弹进行了首次试飞，但因尾部电路周围产生意外高温而中途失败。只要在导弹的底部装上更有效的防热装置，这个问题就可以迅速解决。

第二次试飞也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因为液体燃料的晃动对导弹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虽然曾经预料到会有某种晃动影响，但是它的强烈冲击比预期的要大得多。布劳恩迅速制定了一个日夜赶工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1957年5月31日，“丘比特”飞行第一次获得圆满成功。早些时候导弹的弹头在重返大气层时过热的问题也因为采用纤维玻璃技术得以解决。这样，“丘比特”导弹便很有希望成为美国第一枚作战用的中程弹道导弹。

9月，一个比例为1/3的“丘比特”头锥模型在一枚“丘比特”-C的试验性三级“红石”火箭上成功地飞行了2100千米。降落伞在大西洋上回收以后，对这个头锥进行了仔细研究，证明纤维玻璃技术是可行的，是安全可靠的。

1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展示了这个按比例缩小的头锥，同时宣布，中程弹道导弹的重返大气层问题已经成功地解决了。

在卫星项目上输给海军之后，有个一直支持布劳恩团队的人，他就是国防部卫星计划可行性研究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杰出的物理学教授、喷气推进实验室科学顾问霍默·斯图尔特博士。

在丘比特火箭研制末期，斯图尔特、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威廉·皮克林博士和杰克·弗罗利克博士一起飞往雷德斯通兵工厂，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布劳恩他们的计划。他们开了一个会，和布劳恩共同制订了一个名为“防鱼雷”的行动计划，继续轨道飞行器的研究。

这时，布劳恩正好借用“丘比特”单程导弹计划的名义，获得了批准，搞到了经费，来建造12枚“丘比特”-C，作为“丘比特”头锥重返大气层试验火箭。

“丘比特”-C是完全按照头部可携带地球卫星的火箭的样子建造的，第一枚“丘比特”-C试射时以每小时25700千米的速度飞行5300多千米，比美国以前的任何导弹都要远，都要快，这标志着美国已经具有了发射小型卫星的能力。

过了不久，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宣布了他那著名的“任务和使命”的指示，明确要求“陆军要继续发展地对地导弹，这种武器的设计准则的射程限制应为320千米左右。”这表示陆军不能再搞中远程弹道导弹，这个指示等于要了陆军导弹研究的命。

这一道命令就像陆军的一枚导弹掉下来发生了剧烈爆炸似的，引起了震惊和混乱。陆军弹道导弹局的设计、管理和生产人员，有的摇头表示迷惑不解，有的说，“简直是狗屁不通……”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花了大约两亿美元研制的丘比特导弹就白白地扔在哪里吗？已经拥有能够发射卫星的大型运载火箭的陆军弹道导弹局，现在被要求只能搞短程导弹，这岂不是滑稽？！

布劳恩的好友、陆军弹道导弹局的优秀成员小约翰·尼克森上校愤怒不已，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揭露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幕后活动，以及空军想把陆军踢出导弹研究行列的明显意图，对某些军方高官为了自己军种和承包商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尼尔森把这份备忘录分别给了朋友、一些私人承包商、国会议员以及几个报刊专栏作家。

被惹恼的军队高官把尼尔森送上了军事法庭。

布劳恩跟朋友直率地表示，备忘录里毕竟没有什么真正秘密的东西，只是说明了陆军的情况，并认为大家应该尽全力保护尼克森上校。“我认为这是一份写得很好的文章。”布劳恩笑着说。

“尼克森就好像足球赛中指挥进攻的一名四分卫，告诉我们该做什么，采取什么行动，”布劳恩在法庭上作证时说，“我认为，要不是他，就不会有‘丘比特’导弹。说服国防部让我们搞‘丘比特’计划的正是尼克森上校。”

还有一些人像布劳恩一样为尼尔森作了证。

军事法庭原来说尼尔森犯有叛国罪、间谍罪和伪证罪，但是后来陆军相信尼克森的动机是完全高尚的，只是因为急于促进陆军的事业而超越了界限，于是决定放弃这些指控，最后只是以违反安全规定判处了停职一年，并罚款1500美元。

尼尔森事件给陆军研制导弹带来了好的影响，国防部长威尔逊同意自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1月1日从国防部资金中为“丘比特”计划提供经费。鉴于当时的舆论，威尔逊提出了辞职，并被批准。

新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接任后，发布了一道新命令：陆军认为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战术目标，就可以制造什么样的导弹。

尼克森上校的个性很强，对自己坚信的东西充满力量和勇气。在审判中，一位将军私下评论道：“看来，陆军里真正为信仰而斗争的只有上校一个人。”他的朋友们说，他不是科学家，但是他促进了科学理想的实现。他热爱科学，三句话不离科学，和任何一个科学团体都相处得很融洽。

多数人不知道，最先提出陆军弹道导弹局设想，推进这一计划，并且最终帮助建立起这个机构的正是尼尔森上校。“这也许是他对卫星计划和美国第一颗成功的卫星‘探险者1号’作出的最大贡献。”布劳恩后来回忆道。

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努力，尼尔森和布劳恩终于使陆军真正对卫星计划发生了兴趣。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原来的轨道飞行器计划终于呈送给了陆军导弹研究和发展负责人詹姆斯·加文中将。

但是加文中将像许多人一样，在试图说服国防部允许陆军进行研究时，没能取得成功。然而，在苏联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最终使美国挽回面子的，还是布劳恩的这一项计划。

至1957年12月，陆军弹道导弹局已经发展有4100名文职人员，还有1300名军事编制人员。整个设备投资增加到6000万美元左右。还建设有新的结构和力学实验室以及新的大型计算实验室等。

火箭科学家的压力

1957年9月下旬，负责陆军弹道导弹局的梅达里斯将军和布劳恩接到华盛顿的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新任命的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在正式上任之前，要为“确定方针”到各地考察，10月4日将对雷德斯通兵工厂进行一天的访问。

新国防部长一行人员包括陆军部长威尔伯·布鲁克、莱曼·兰尼兹尔将军、詹姆斯·加文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

梅达里斯将军对布劳恩说，他们俩得到了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可以用事实和数字向他开诚布公地表明我们的看法。看看我们在卫星项目上能否有些作为”。

贵宾们视察了一个下午，并对兵工厂作了简要指示。主人随后安排了鸡尾酒会和宴会，让麦克尔罗伊及其随行人员能亲自认识火箭研制团队的主要成员，并会见亨茨维尔一些杰出的官员和市民。布劳恩团队的研制活动要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离不开这些官员和市民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鸡尾酒会是在非常轻松、不拘礼节的气氛中进行的。麦克尔罗伊正在和布劳恩、梅达里斯闲谈时，弹道导弹局的一位对外联络人员冲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连礼节也顾不上了，气喘吁吁地说：“电台刚才宣布，苏联已经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顿时，举座震惊，一片静默。接着，戈登·哈里斯又补充道，卫星的广播信号使用的是普通频率，亨茨维尔的一位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正在收听。

布劳恩一下子激动起来，用梅达里斯的话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布劳恩因为过分急于倾吐自己的感情，他说的话语无伦次”。

“我们早知道他们要发射卫星！”布劳恩对麦克尔罗伊说，“海军的卫星是上不了天的。天啊！放手让我们干吧！我们的架子上就有导弹构件。我们能在60天之内发射一颗卫星，麦克尔罗伊先生！只要给我们开绿灯，60天就行！”

布劳恩讲话的时候，梅达里斯的脑海里迅速地考虑着发射之前必须做的一切工作。导弹构件必须拿下来擦干净，进行试验，还必须做最后的装配。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必须对小小的有效载荷——卫星本身进行重新检查。

“60天，”布劳恩不断地说，“只要60天！”

最后，梅达里斯插话说，“不，韦纳，是90天。”

他们终于坐下来用餐。麦克尔罗伊被特意安排在布劳恩和梅达里斯中间，要求采取紧急措施的猛烈炮火从两面向他夹攻。席间，不断送来有关苏联卫星“嘟嘟”信号声的报告。但是，布劳恩不可能当场得到麦克尔罗伊的任何承诺，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布劳恩心里明白，这位未就任的国防部长当天晚上上床时是有很多问题要考虑的，苏联卫星就在他头顶上发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嘟嘟”信号；布劳恩令人信服的连珠炮式的说理在他耳边回响。但是，苏联成就的全部影响当时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

这天美国人大都正在关注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中学取消种族隔离、吉米·霍法谋求连任卡车司机工会头头或是米尔沃基市勇士队和纽约市美国人队之间的世界棒球联赛。

可是当天晚上18时30分，美联社报道：莫斯科电台今天晚上说，苏联已经发射了一颗地球卫星。据苏联初步宣布，这颗卫星是一个实验用飞行器，第一次进行试验发射。苏联消息说，卫星重量83000克，球体直径0.57米，高度大约915千米；速度大约每小时2900千米；轨道周期1小时36分12秒。发射卫星几小时后，苏联本土以外的接收机开始收到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信号。

10月9日，《真理报》说：“运载火箭第三级的空头锥也在轨道上。这一消息强调了苏联早些时候声称拥有远程导弹的说法。”

苏联的消息使广大公众大吃一惊。很少美国科学家估计到苏联的卫星发射会来得这么快，而且轨道几乎是圆的，又那么高。最令人吃惊的是，卫星的重量那么大。所有这一切说明，苏联人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美国公众非常震惊，很多人担心，苏联人下一步大概要扔炸弹了。美国的领空终于受到了侵犯。纳粹的轰炸机从来没能越过大西洋这条马其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据说只有一两艘日本的潜水艇向加利福尼亚海岸开了几炮。但是现在……

那些“布尔什维克农民”是怎样做出这种事来的呢？美国公民对苏联人造卫星的普遍反应是气愤和失望。

一些比较有阅历的人暗示说，一个新的国家在历史舞台上已经抢到前头去了。强大古老的美国正在变成第二流的大国。毕竟，在弹头输送能力方面，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火箭可以发射射程8000千米的环球洲际弹道导弹核弹头，而美国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只有2400千米。

空间探测从来都是科学幻想小说或连环漫画中的事。可是现在，一向稳重的美联社报道：“小月球将于今天上午7时40分‘飕飕’通过费城附近地区上空。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通过中西部各州，3个多小时后通过太平洋沿岸地区。”

空间探测的早期倡导者詹姆斯·加文中将在回顾过去时没有忘记：“在某些地区，对我们的科学家干得不出色普遍存在深刻的愤怒和不满。五角大楼很是懊恼，并且十分关注。对苏联人所能做到的事如此不了解，我们自己又不具备可与之匹敌的能力，这是美国人民完全不能接受的。”

布劳恩和他的火箭科学家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大过研发更大威力的火箭，这是一种因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压制以及不知真相的美国人带着蔑视的抱怨而受到的双重压力。

的确如布劳恩所说，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科学家，早就提醒美国政府，苏联有进入航天时代的可能，但是没人相信。

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前，有一次加文将军带布劳恩到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去。他们进入听证室之后，布劳恩就开始介绍苏联的能力。听了一会儿以后，议员艾伦·埃伦德说加文和布劳恩一定是精神失常了。苏联不可能发射导弹或卫星。他刚从苏联访问回国，在苏联，他看到街道上汽车很少，很陈旧，所以他认为他们两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布劳恩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点点头，好像承认这位参议员所说的话似的。加文有点担心听证会的记录员会把布劳恩点头的姿势当做同意记录下来。所以，加文递给布劳恩一张纸条儿，建议他要小心谨慎，不要给人家以同意埃伦德意见的印象。

委员会主席把加文将军叫到他跟前，威胁要把他撵出听证会，因为他企图对证人施加影响！“听证会就这样结束了，”几年以后加文回忆道，“但没有一个人相信苏联人可能发射卫星。”

对苏联的成功，全世界反应强烈。共产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美国公众忧心忡忡。华盛顿的高级政府官员大为震惊。为了改变一下这种情况，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保持沉默。但是百姓吵吵嚷嚷，要求知道苏联的成就意味着什么？这种卫星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危险？

全国的电台和电视评论员以及新闻记者对华盛顿施加强大压力。拼命想采访的记者，甚至见到与军方、科学界或高级政府人士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也抓住不放。结果，新闻电报和电波中充斥着各种说法，简直和目前所掌握的苏联航天卫星的信息一样矛盾和混乱。

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对记者们说，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纯属科学骗局……你们睡觉的时候，谁也不会从卫星上把什么东西扔到你们头上，所以不必担心。”

这种试图抹杀苏联人造卫星影响的说法，没有给公众和新闻记者留下什么印象。报纸社论立即作出对此不利的反应。经过5天的沉默以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同意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10月9日，他对记者们说：“苏联人造卫星的影响并没有引起我的担心，一点也没有。”

同一天，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托对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说，苏联人造卫星是“惊人的科学功绩”，与总统和国防部长直接唱反调。

美国的许多盟友也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大为“丢脸”，现在很“明显”，美国声称拥有技术优势，只不过是声称而已。世界上多数国家认为，美国将重新取得领先地位。

但是伦敦的《每日邮报》说了几句不吉利的话：“大家都认为，苏联的胜利主要是心理上的，其危险主要也在于其宣传作用。但是，担心苏联主席赫鲁晓夫进行更大的冒险，不无道理。……”

赫鲁晓夫确有这样的想法，在苏联航天卫星的消息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之前，这位苏联主席已向土耳其采取了威胁性的行动。

局势越来越紧张，最后，当时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邀请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到他家里。这是一座俯瞰华盛顿石溪公园的官邸。国务卿邀请这位外交部长私下访问他，这还是头一次。杜勒斯想要强调的是，假如土耳其受到进攻，美国将参战。

对葛罗米柯的邀请是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前不久发出的，但是访问日期定在10月5日，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后。杜勒斯国务卿的时间选择真是再糟糕不过了，有人猜或许是苏联人故意把发射卫星的时间放在这一天。

人造卫星发射两天之后，苏联又宣布在高空爆炸了一个“新式的大型氢弹装置”。从此，苏联开始大搞起火箭来。不久传来了苏联火箭部署在土耳其边界上的消息。

北约成员国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信中威胁他们，如果他们允许美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导弹基地，苏联将用弹道火箭发射氢弹加以摧毁。甚至如果美国直接干涉黎巴嫩和莫斯科支持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的斗争，它也会受到火箭报复的威胁。

杜勒斯的日子非常的不好过，从苏联的傲慢行为看来，在杜勒斯与葛罗米柯的会谈中，威胁克里姆林宫的企图完全失败了。虽然军方对“导弹差距”有种种说法和评论，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

空军预言，至1958年底，美国将会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但是正在制造“阿特拉斯号”洲际弹道导弹的通用动力公司康维尔分公司副董事长小托马斯·兰菲尔打破了这一梦想。他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不久说，美国“在今后5年内将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器……今后5年，我们将冒着生命危险走钢丝”。

随着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西方昂贵、复杂的整个防御结构似乎突然过时了。这一点苏联人也知道。“人造卫星1号”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大约一个月后，1957年11月3日，他们把“人造卫星2号”送入轨道，还带着一只名叫“莱伊卡”的小狗。他们的信心肯定更高了，狗的心脏跳动和呼吸声音似乎立刻从卫星传到了地球上。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的人造卫星正在绕着世界运行……不需要斗争就可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我们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