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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道德应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每个科学家应多关注自己的科研带来的影响；如果世界的道德标准不能随着技术革命而进步，世界就会出现大乱。——冯·布劳恩
成功的探索者
苏联发射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引起了美国上下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航天时代故步自封的大量批评。批评家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在火箭武器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在科学技术竞赛中已经明显领先。
“毫无疑义，”布劳恩说，“苏联人征服外层空间首先获得成功。”
当美国公众后来了解到苏联人的“人造卫星2号”有效载荷总重量为500千克，用的是大型火箭发动机，已经具备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时，公众的呼声发展成咆哮和怒吼，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改变了态度。
1957年11月8日，各通信社都发布了来自国防部的下列消息：“国防部长今天指示陆军部，用改进的‘丘比特’-C导弹着手发射一颗地球卫星。”
亨茨维尔的市民们喜气洋洋，可是，在陆军弹道导弹局里，梅达里斯将军和布劳恩却高兴不起来。当来自华盛顿的官方指示下达给他们时，并不是像报刊消息里说的由“陆军着手发射”，而是要他们“准备发射”。
透露给他们的信息是，华盛顿打算给海军的“先锋号”一切可能的机会，直至最后一分钟。如果由于某种奇迹，海军的卫星真的发射成功了，“你们就把那些玩意儿放回到架子上去吧！”
梅达里斯把布劳恩请来，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两人决定以提出辞职向华盛顿施压。最后，花了不少时间，他们终于得到了发射卫星的任务。
布劳恩得到准许，利用“丘比特”-C火箭发射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号”，这颗科学卫星将携带有计数器和发报机等设备。这种发报机是艾奥瓦州州立大学物理系主任、美国火箭技术专门研究小组成员詹姆斯·范艾伦博士设计的。
范艾伦原来曾经想用新的“先锋号”火箭把他的辐射测试设备送入轨道，可是好几次初步试验都失败了，“先锋号”根本就不能用。现在寄托于布劳恩的“丘比特”-C来实现他的梦想。
布劳恩不必检查他的物力，也不必分析这项工作的要求，就能告诉五角大楼他需要多少时间。从一听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起，他的脑子里就已经装着一份说明亨茨维尔能力的财产清单。从天空中第一次传来苏联人造卫星的“嘟嘟”信号声起，他已经把该做的工作每一步都反复想过了千百遍。
其实，在布劳恩接到命令，为发射“探险者号”准备“丘比特”-C运载火箭之前，许多基本试验已经完成，以支持“丘比特”-C火箭进行的一系列“重返大气层”飞行，这也为此次发射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布劳恩和梅达里斯共同商量，在梅达里斯的坚持下，陆军正式向国防部要求90天的期限。
期限只有90天，要做的事情很多。
这次发射用的“丘比特”-C多级火箭。第一级是延长了的“红石”火箭；第二级是一组11台缩小比例的“中士式”发动机；第三级是另一组3台的“中士式”发动机：第四级是一台“中士式”发动机，“探险者号”就固定在第四级前舱舱壁上。
看似简单的结构，实际干起来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
范艾伦的测试设备产生了一大堆新的问题，“丘比特”-C火箭需要做重大改进。在为“丘比特”-C的轨道飞行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布劳恩和他的工作人员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有些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另外，“探险者号”所需要的新部件，布劳恩打电话向亨茨维尔仓库订货是解决不了的。这些新部件必须专门制造，其中许多还需要使用新的制造技术。还有，要迅速研制出适合肯尼迪航天中心操作条件的液体火箭燃料快速加注系统，成了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布劳恩指挥着3200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布劳恩命令，探险者计划的每一项修改都进行彻底试验，而且都要试验到十全十美。
布劳恩后来回忆道，在发射第一颗“探险者号”卫星前关键性的几星期内，他常常几天不回家。“要解决这些问题相当困难，但是最后我们取得了成功。”
期限到了，“把它运到佛罗里达去，”布劳恩非常满意地说，“可以发射了。”
1958年1月31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巨大的“丘比特”-C运载火箭高耸入云，乳白色的壳体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发射场上的人们屏声静气等待点火命令，在华盛顿五角大楼里等待发射结果的布劳恩紧张得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倒计时开始了。4……3……2……1……0！
“探险者号”在轰鸣声中飞向了天空！
当火箭到达地球上空362千米时，地面控制站发出一个信号，点燃第二级。第二级11台缩小比例的“中士式”发动机燃烧6.5秒。随后，第三级、第四级的发动机被依次点燃。
“探险者号”发射7分30秒后，达到每小时28800千米的轨道速度。
布劳恩觉得，他过去所有的努力也许全都压缩在这短短的8分钟里了，但是在焦急的等待中，这8分钟似乎比8年还长！
在这历史性的8分钟里，他变得极为不安，他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跳得很快。这8分钟是在五角大楼通信室墙上一座大钟的“滴答”声中度过的，还伴有虫鸣和电传打字电报机、编码机的“嗒嗒”声。
布鲁克部长、少数经过挑选的将军和几位陆军高级科学家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此时，正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和朋友心不在焉打着桥牌的艾森豪威尔正等着成功的消息，然后这位美国总统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也发射了卫星。
火箭飞行顺利的消息传到五角大楼后，稍有些放松的布劳恩迅速地做了一些计算，对布鲁克部长和其他人说，如果“探险者号”进入轨道，它将绕地球运行，刚好在106分钟后掠过加利福尼亚海岸上空。圣迭戈的月球观察站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在上午12时41分收听“探险者号”的无线电“嘟嘟”信号。
只剩下几分钟了。12时40分，威廉·皮克林博士给圣迭戈方面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有没有听到来自卫星的声音。回话是没有听到。时钟的细长秒针走到12时41分了。
“你听到了没有？”皮克林继续问道。
“没有，先生。”
两秒钟过去了，整整一分钟过去了。
“现在听到了没有？”皮克林不耐烦地大声问。
“没有，先生。”
“怎么搞的，”皮克林对着话筒喊道，“你为什么会听不见呢？”
布鲁克把头转向布劳恩。“韦纳，”他的嗓子有些发干，用微弱的嗓音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将军们骚动起来，他们的眼睛都盯着布劳恩，开始互相探询：“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他们的声音逐渐消失。
一阵静默之后，手里拿着电话听筒的皮克林激动地高声喊道，“他们听到了！韦纳，他们听到了！”
布劳恩看了一下自己那只大手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晚了8分钟，真有意思。”
布鲁克和将军们纷纷来跟布劳恩紧紧地握手。有人给总统那里通了一个电话，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了声对不起，便离开了桥牌桌，对着摆好的话筒宣布：“美国已经成功地把一颗科学地球卫星送入地球轨道。这是我们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话音里充满了自豪。
亨茨维尔街道载歌载舞；《时代》杂志编辑在拼命地赶写一篇详尽的、以布劳恩为封面图片的报道；白宫准备举行盛大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向布劳恩颁发美国公民服务奖；美国全国各地都安排了庆祝活动……
韦纳·冯·布劳恩博士成了一个民族英雄。
1958年8月1日，雷德斯通兵工厂司令官、已升任少将的托夫托伊离开亨茨维尔，到马里兰州去指挥陆军的阿伯丁试验场。亨茨维尔新老公民在大泉公园为他立了一座纪念碑，并在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向他表示敬意。
托夫托伊在答词中说，他在军队里服役36年，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亨茨维尔这样好的社群关系。谈到纪念碑时，他说：“我把那块碑看成我们团结的标志。你们这座城市充满活力，很有进取心，最接近航天时代。”
“感谢布劳恩博士带给我们的荣耀！”他最后说。
进入航空航天局
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号”成功发射以后，美国的空间技术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在之后的几星期乃至几个月中，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少争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一场白热化的竞赛。
布劳恩提出，美国应该立即着手发展大型航天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他的想法了。
“你认为我们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苏联人？”在全国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中，人们常常向火箭专家们提出这个问题。
1958年7月18日，国会通过了国家航空航天法，美国正式成立了航空航天局。该局将把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吸收进去，并负责“一切空间活动，除了与军事需要密切相关的计划以外”。
活跃的共和党人、克利夫兰凯斯理工学院的基思·格伦南被任命为航空航天局局长，他以前曾经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很受尊敬但是不问政治。德赖登被任命为副局长。
根据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计划，该局将吸收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8000多名雇员和一亿多美元拨款。它接管了“先锋号”计划、“探险者”计划和喷气推进实验室所提供的各种服务。
当时，在征服宇宙空间方面，空军、海军和布劳恩所在的陆军都提出了各自的计划。但是，最终都被顶了回去，因为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确信，在载人宇宙飞行方面，军方起不了多大作用。
航天法通过以后，德赖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补充道，“指定国家航空航天局朝着载人卫星计划的方向发展，是符合总统给国会的资询文件精神的，是和国家航空航天法的有关章节一致的。”
从那时起到8月20日的某一个时候，艾森豪威尔作出了决定，他把发展载人宇宙飞行的任务分配给国家航空航天局。
国家航空航天局获准开始进行名为水星计划的载人航天冒险，主要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坚持“空间为和平服务”的政策。多数国会议员、他最亲密的顾问，可能还有绝大多数公众，都赞同他的政策。
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创之时，布劳恩团队正在加紧继续进行“探险者”计划。他们得到指示，在陆军弹道导弹局用完它剩下的几枚“丘比特”-C以后，高级研究工程局将要求亨茨维尔的团队用功率更大的“天后2号”另行发射探测器和人造卫星。
在一系列探险者卫星的发射中，除“探险者2号”没有获得成功外，“探险者3号”飞行3个月后于1958年七八月间重返大气层，运行5500万千米。这颗卫星还载有宇宙射线强度测量设备，发现了辐射带，成为国际地球物理年最杰出最激动人心的成就。
“探险者4号”是陆军弹道导弹局于1958年7月26日发射的，在轨道上运行452天，2.6亿千米，于1959年10月重返地球大气层。这颗17000克重的卫星载有4个辐射计数器，为辐射区的分布和能级提供了许多极好的资料。
1958年12月，陆军喷气推进实验室和范艾伦的联合研制团队用“天后2号”火箭首次尝试登月。这种航天器叫做“先驱者3号”，因为终点速度比预计的低3％，未能到达月球，因而成了一个月球探测器。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因为它提供了10万千米高空辐射强度的珍贵资料，并且证明了有两个明显很强的辐射带的存在。
1959年3月进行的第二次尝试，即“先驱者4号”，从各个方面看，它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它以60000千米的距离经过月球，成为美国进入绕太阳永久行星轨道的第一颗卫星。
1959年5月28日，在前一年底载小鼠猴飞行失败后，“丘比特”火箭第二次载着猴子起飞，这一枚“丘比特”火箭的头锥里还载着一些生物医学和生物物理标本。这一次，回收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9年10月13日，陆军弹道导弹局遵照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指示，发射“探险者7号”卫星。卫星重量约42千克，包含7项重大科学实验，是布劳恩团队的约瑟夫·贝姆设计和研制的。到当时为止，是世界发射的最复杂、提供资料最多的航天器。“探险者”基本上都是以“红石”火箭为基础的旧式“丘比特”-C送入轨道的，而“探险者7号”是用新的、功率更大的“天后2号”火箭发射的。
布劳恩团队的能力和反复发射卫星成功的记录表明，新成立的国家航空航天局迟早会吸收他们进来，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其实，国家航空航天局在1958年下半年已经做出过这样的行动。经过反复的较量之后，陆军被迫放弃了由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管理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可是对亨茨维尔布劳恩的团队却死死抓住不放。
一年以后，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格伦南再度尝试，这一次他取得了成功。国家航空航天局答应陆军，要帮助搞一个新的陆军导弹发展团队，即使布劳恩团队从陆军转入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后，也还是要继续完成“潘兴”导弹系统的研制任务。
格伦南得到一个综合性的航天火箭研制团队和亨茨维尔的大量设备以后，决定改造他自己的华盛顿总部的结构，以适应整个国家航空航天局大大扩大了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各研究中心在研制新的大型火箭过程中产生的许多管理问题。
布劳恩团队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密切结合在一起，给双方都带来好处。布劳恩说，他对这一次转让“完全满意”。1960年2月8日，他还督促国会尽快批准总统的行动。
布劳恩夸奖国家航空航天局一接收庞大的土星计划，就立即作出“明确的决定”。他说，在“土星号”上面各级的问题上，他的团队和航天局很快达成了“一致的决议”。
1960年3月15日，总统关于把陆军弹道导弹局发展管理处转让给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命令生效。国家航空航天局新的运载火箭系统的全部技术和管理任务全部分配给了亨茨维尔中心。
这些系统是“阿特拉斯—阿吉纳”、“雷神—阿吉纳”和“阿特拉斯—半人马座”，当时进展都不大。此外，亨茨维尔当然还要继续负责它自己的新式大型运载火箭“土星号”。
“土星号”火箭的第一级在亨茨维尔作为一项内部发展计划正在稳步进行之中，上面各级已经由工业界承包。完整、综合、多级的土星系统的技术指导任务也已经交托给布劳恩的团队，这项任务几乎比所有其他任务都要艰巨。
布劳恩作为新的国家航空航天局亨茨维尔中心的主任，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发展他的机构。第一，他必须对行政和技术支持的各环节做全面补充，从人事部门到发动机的集中控制，这些工作过去一直是由陆军负责的；第二，他必须加强那些负责处理与工业界的合同问题的机构。
他手下的人对这方面的工作并不生疏，因为即使在过去，他们也常常尽可能多地向工业界购买火箭元件，如火箭发动机、遥测发射机和无数其他项目。但是将来在亨茨维尔，同内部工作比较起来，外部工作将会比过去更加受到注重。
就在把亨茨维尔机构转让给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命令生效时，格伦南宣布，这一新的中心改名为乔治·马歇尔航天中心，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将军、国务卿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位将军曾以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而闻名世界。
研制成功“土星号”
1959年末，因为大选之年临近，公众对苏联不断取得的空间成就和所谓“导弹差距”越来越担心，那时候有关部门对土星计划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
1960年7月1日预算局为土星计划拨款1.4亿美元。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格伦南博士说服总统又为土星预算追加1亿美元，布劳恩非常兴奋，他表示，这一下真的“可以大干一场了”。
布劳恩团队第一次有了足够的钱来从事一项像样的航天计划。按照进度要求，第一枚“土星号”火箭要在1961年底上天，至1964年初总共要造出10枚。
当时，苏联成功发射的深空探测器重量超过一吨，而美国的“先驱者4号”卫星却小得可以装在一只箱子里。因此，“土星号”也是美国进行有意义的载人航天飞行的主要希望。
布劳恩团队为了缩短产生大型火箭助推器的时间，提出了发动机组的设想。其实这种设想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当制造一台更大的船用发动机或飞机发动机不可能或不可取时，就使用不止一台发动机来获得更大的动力。布劳恩只不过是把这个原则应用到火箭技术上罢了。把一组现有的可靠火箭发动机放在必需的推进剂箱下面，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产生强有力的火箭助推器，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土星计划不仅仅是权宜措施。因为它将要完成的任务范围很广泛，甚至在一两台发动机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还要继续飞行，所以发动机组的设想将大大提高载人宇宙飞行的安全和可靠程度。多发动机的船只和飞机，其可靠性必然大大提高，这是大家公认的。
“土星号”火箭这一空间庞然大物，身世可以一直追溯至它的祖先——赫赫有名的V-2。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8台H-1发动机只不过是把布劳恩及其德国同事在佩内明德研制出来的发动机加以重新装配、大大加大功率、大大简化和大大改进而已。
美国头一批改进型的V-2发动机用在北美航空公司的“纳瓦霍l号”导弹和布劳恩的“红石”火箭上。它仍然具有V-2发动机的一切主要特点，如涡轮驱动的燃料和液氧泵、过氧化氢涡轮传动装置、用75％的酒精作为燃料以及复壁燃烧室等。甚至连平顶喷射头也是根据在佩内明德广泛试验过的一个模型仿造的。
经过将近8年系统的艰苦努力，洛克达因发动机有了许多重大改进。用煤油代替酒精，增加了燃烧室的压力，推进剂效率也增加25％左右。这一系列改进的结果，产生了为“丘比特”、雷神和阿特拉斯提供动力的洛克达因S-3发动机。
在国家航空航天局新的上司领导下，布劳恩火箭团队负责管理所有的大型空间运载工具计划，甚至连军方都不准使用。
他的未来计划处变得十分繁忙，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如何把新的68万千克推力的洛克达因F-1火箭发动机集成一束，为一台新的庞大无比的超级助推器提供动力；如何把这种助推器的设想和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原子能委员会旨在把该火箭发动机用于上升到超级助推器级或深空推进系统的联合计划结合起来。
布劳恩团队转让给国家航空航天局这件事，有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是布劳恩非常喜欢的。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他最心爱的计划，不管是研究军用火箭或空间探测器，都只能跟随在负责提供经费的某种重点军事计划之后进行。甚至使他名闻世界的“探险者号”，也是靠匆忙把一些军用火箭集中起来才送入轨道的。
现在，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展大型“土星号”航天火箭是由国会拨款的。大家都明确，“土星号”的主要使命是为探测性目的提供空间运输。如果将来“土星号”应用到军事上去，那将仅仅是一种副产品。
有了“土星号”这样巨大的运载火箭，可能还会有核动力用来进行深层空间飞行，布劳恩对月球，甚至对火星进行载人探险的幻想将有可能实现了。
但是有两件事令人担心。一项和平的空间探测科学计划，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开支可能突破每年10亿美元，美国公众会继续支持这样的计划吗？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嘲弄地说：“我们的任务是赶上苏联。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取得成功，那是上帝的帮助。”每一个纳税人都有要求得到保护和安全的基本愿望，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是恐惧心理，因此，国防预算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但是，苏联的空间成就引起的举国难堪局面消除之后，单纯出于科学好奇心，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预算能得到充分的广泛支持吗？通信卫星之类的东西会有充分的商业价值吗？或者说，巨大的人道主义好处就能保证物力源源而来，维持连续不断的空间计划吗？
热心青年科技教育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由于布劳恩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了火箭和宇宙探索方面的文章，并由沃尔特·狄斯奈拍摄了纪录片，布劳恩办公室每天都能收到火箭爱好者的大量信件。
“探险者号”发射以后，这种信件的数量猛增，阅读和回复这些信件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有很多信是青年人寄来的，询问怎样才能成为火箭专家，怎样开始从事空间工作。布劳恩意识到，这些火箭迷当中也许就会有未来一代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肩负着推动美国进一步征服宇宙的重任。
布劳恩的工作负担非常重，平常空余的时间很少，对这些来信只能作礼节性的回复，并建议这些青年火箭爱好者集中精力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为以后从事火箭和航天工程做好准备。
但是，这些年轻人的要求不止于此。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在地下室里造起自己的火箭来了，这些勇于探索的青年常常因为火箭意外爆炸而遭殃。报纸上经常刊登有人被炸死、被炸掉手或手指的令人伤心的消息。
这些消息使布劳恩感到惋惜和不安，后来他在给火箭爱好者们回信的同时，开始考虑一种不仅能挽救处于危险境地的青年火箭爱好者，而且能帮助他们将来成为名副其实的火箭工程师的全国性计划。
1956年的秋天，一个非常特别的火箭业余爱好者触发了布劳恩的思想火花，使他花了相当多时间，为全国的青年认真地制订了一个火箭计划。
一天早上，报纸的头条新闻报道，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一个名叫詹姆斯·布莱克蒙的16岁少年，要在离家不远一片空地上，把他在地下室里造出来的液体燃料火箭发射到空中。而联邦航空署认为，这样做会对当地上空的空中航行造成危险，所以裁决不允许他发射。但布莱克蒙拒不遵守，依然准备让他那枚1.8米长的汽油火箭上天，因此即将遭到严重的处罚。
那天早上，布劳恩开着车来到了雷德斯通兵工厂，遇到一些陆军的对外联络员，他和他们谈起了关于布莱克蒙的报道。最后决定，由陆军出面邀请布莱克蒙到雷德斯通来参观，并让工程师检查一下他的火箭；而且还要很好地款待他，用直升机载他去兜风，让他看雷德斯通兵工厂的车间，或许还能让他亲眼看一看“丘比特”发动机的试车台试验。
从宣传的角度看，陆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全国各种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布莱克蒙在雷德斯通的照片。然而，正在早上吃着英国热松饼、喝着滚烫咖啡的陆军部长布鲁克，看到报纸后却大吃一惊，担心受到鼓舞的火箭爱好者会纷纷效仿。
后来，雷德斯通方面证实，因为布莱克蒙那枚火箭的设计不完善，意味着火箭可能会爆炸，因此他们拒绝了布莱克蒙试验发射他的火箭。这时，陆军部长、联邦航空署和其他官员才又恢复了平静。
但是，布劳恩不会忘记布莱克蒙和像他一样的火箭爱好者。作为美国火箭协会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他经常考虑如何帮助他们。
1959年11月16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火箭协会会议上，布劳恩决定继续为这些青年以及他们的实际火箭技术训练大声疾呼。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很全面的计划。
这是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计划，包括设立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散发强调航天学重要性的材料，使青年了解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和自由试验的危险性。计划还建议，全国火箭协会应该提倡，由拥有经过批准的设备的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与合格人员，共同负责火箭设备的装药和试验。计划接着建议，应该鼓励教师成为候补会员。美国火箭协会应该帮助这些教师，使他们能对“单干”的业余爱好者作必要的解答。
计划详尽阐述了美国火箭协会应该如何寻求与其他组织合作，如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全国自然科学教师协会，童子军和其他组织。准备建立发行小册子、电影和其他材料的图书馆。还将着手制订一个对外联络计划，重点在于普及航空航天工业对外联络部门及其人员的专业知识。
布劳恩说，他相信，美国童子军是一个具有与青年打交道所需要的组织和经验的团体。因此，他建议与美国童子军共同执行一项试验性计划，至少在局部地区搞一年。这样一项试验性计划应当包括俱乐部计划、航天学奖章以及类似于现在的航海童子军和航空童子军的空间探测童子军。
技术指导和帮助将由美国火箭协会提供，组织工作将由美国童子军负责。如果这项试验性计划证明是成功的，就可以发展为全国性的计划，其他得到承认的组织如有兴趣也可以参加。布劳恩热切地指出，童子军对这样一项试验性计划有兴趣，他们表示如果美国火箭协会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愿意干。
布劳恩的建议一在美国火箭协会会议上提出，便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协会理事会承诺要对这件事情进行调研。但是几个月后，理事会宣布其决定时，布劳恩非常失望，协会被要求只实施理论教育方面的计划。
很显然，布劳恩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感到，美国火箭协会的其他理事一定会认为他是支持在地下室里任意进行试验的，而事实决非如此。他想做的只是使普遍存在的“地下”活动得到专门的管理，从而使年轻缺乏经验的火箭爱好者们的试验活动更加安全。
成千上万年轻人极为强烈的求知欲，始终让布劳恩对他们保持极大的关注。
“青少年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对那些能满足这种追求的人应该是一种鼓舞，对那些应该提供教育手段的人应该是一种挑战。当一个孩子追求真理时，我们应该帮助他找到真理。”布劳恩说。
实际上，航天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苏联的人造卫星飞向太空，在这些方面针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批评接连不断。当人们拿苏联的技术和美国的技术进行比较时，这种批评就爆发出来，形成了巨大的浪潮。
“有人叫喊，这是‘美国牌’的教育制度，为遭到最尖锐抨击的教育方针辩护，”布劳恩有一次说道，“其理由是其他地方，如苏联那样的学校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理智。教育的任务就是使这些青少年适应5年、10年、15年以后的社会。教育必须与未来息息相关，学校应该认真考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他们适应这种未来的社会呢？”
布劳恩认为，近来在空中、空间或海底所表现出来的技术，只不过是众多成就中比较突出的方面，面对国外雄心勃勃的竞争，对这些新的学科、新的知识的学习迫在眉睫。
布劳恩指出，虽然许多城市、某些州和联邦政府，都已经着手推进科学知识方面的教育，这意味着更多地提供实验室一类的设施，建设新学校，增加教师薪水，提供研究生学习机会，以提高教学质量，这一切都是有益的，但是不应局限在狭小地区范围内，也不能把它看成权宜之计。只在几个主要的城市开设计划周密的课程，而在其他地方几乎不去提高教育质量，这样做，无数儿童也还是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我是在欧洲的学校里受的教育。在那里，对一门学科的实际知识和正确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几乎是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这种做法也许是过时的，但是我相信它在航天时代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它在帆船时代和蒸汽时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他说。
“许多学校过分注重学生的个人表现、待人接物、同学关系，似乎和这个时代有点格格不入。我们不应当忘记，专心致志的人，很少注意或者完全不注意社交的人，往往是有伟大发现的人，而人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发现。”
布劳恩觉得，现在的学校在鼓励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方面，或在提供有助于专心致志刻苦攻读的学校环境方面做得太少。相反地，在学生面前，有那么多富有诱惑力的东西以课外活动的形式出现，以致学生荒废学业。事实上，大伙儿干什么，某一个个别的学生也就得干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得这样。要不然，他就有被大家唾弃的危险。
“我不禁怀疑，如果我们的学校培养学生所花费的金钱、精力和培养运动员差不多，会得到什么结果？总而言之，我们把重点放在哪里？我们制订教育计划过多地注重整体，而注重个人的需要不够，我认为这种论点是有充分的证据的。也许我们是把通用汽车公司的装配线技术移植到教育领域里来了，但是因为教育完全是和人打交道，不是工程性的生产，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大多数问题，规模大了就有一个财政问题，教育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花几十亿联邦拨款修建新公路，花更多亿扶助农业，那么我认为我们也有力量花更多的钱来培养美国青年的头脑。”
布劳恩对比较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的评价是，他们多数人在自己的专门学科领域中的确学得不错，但是往往不具备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广度，而这恰恰是他们在解决若干学科体系密切相关的问题时所必须掌握的。
始终关心着教育领域的布劳恩，提出了许多改进办法。例如，重新制订基本教育课程，以适应将来的要求；挑选出尽可能年轻的，有可能对航天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的未来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对刻板的公立学校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有益的指导；把教育重点集中在具有长远重要性的领域；父母必须担负起应当承担的责任，使教师不必操心学生的待人接物等问题；满足青年对影响他们未来生活的未知事物的知识探求等。
不久，火箭权威布劳恩成了全国最受欢迎的“毕业典礼演讲人”之一。
在布劳恩努力推动教育制度改革的同时，苏联的人造卫星和美国的“探险者号”也引起了公众对提高教育水准和改进学校制度的关心，全国的中小学纷纷举办起青少年科学展览，教师参加，工程师也参加。人们再也不对科学家抱有偏见了。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迎来了一个令布劳恩这样关心教育的人士振奋的教育大发展时期。社会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不管是为了追赶时尚，还是确实有了深刻认识，反正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要求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课程加重，自然科学也变得和英语、历史同等重要。这种变化延续的时间和阿波罗计划一样长。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院校给了布劳恩一大堆荣誉学位。只要他认为对进一步推进美国技术革命进步有益，他就欣然接受邀请去演讲。他在毕业典礼演讲中常常这样说：
从长远看，让年轻人自己选择职业对他今后的成长更加富有成效，这不仅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为了他们能取得更卓越的成就。在舆论上，我们必须贬低青年中那些开飞车者，而去鼓励那些想成为杰出的科学家的人。
解决发展青年才能问题的办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人力资源宝库不容忽视！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上说：“今天的图样就是明天的汽车。”同样的今天的中学生就是明天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布劳恩说，吸收比现在更多的人才，有几种人力社会来源。这个见解当时成了头条新闻。他指出，一个被忽视的来源是妇女。因为在中学毕业的女生中特殊人才的损失很大，应该鼓励妇女学有所成。我们需要鼓励更多妇女主修自然科学和数学，特别是鼓励愿意当中学自然科学和数学教师的妇女。
同时，工业界和政府不应该忽视已经获得高级科学学位的妇女。我们都知道妇女在战时对科学和工业作出的贡献。布劳恩指出，我们也知道科学不是人，没有性别之分。“为什么女性就不能对科学作出贡献呢？这是没有道理的。居里夫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
布劳恩认为，另一个来源是经过科学训练而又不愿意退休的老人。为年老公民找到有成效的有报酬的工作岗位，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重要的事业。联合国从来没有把老年医学和使用老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对一切文明国家的严重挑战来考虑。
还有感到自己被社会遗弃和忘却的残疾者。“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与他的能力相称的机会。这种美国的信念为有生理缺陷的人大大增加就业机会铺平了道路。在社会上，在工作中，残疾者需要别人把他们作为普通人来承认和对待，以便获得更充分的认可和机会。”
“从本质上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只是在能力程度上。医学上的惊人进步，新的弥补器械，使残疾人恢复正常生活的技术的巨大发展，工业界和政府职业安排技术的改进，让残疾人有可能自立，成为有生产能力的有用公民。”
关注海洋世界的利用
布劳恩的全部业余爱好，如阅读、天文观测、航海、打猎和飞行等，都是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发展起来的。多年来他一直保持和培养着这些兴趣。
除此之外，从42岁起，他逐渐成了一个优秀的潜水员。海洋世界的无数奥秘和富有挑战性的潜水，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许多户外活动一样，”他说，“是水下探测的美妙构想使我着了迷。”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水上运动迷，酷爱游泳，所以学起潜水来比较容易。不过，这把火还是靠另一个空间迷亚瑟·克拉克的推动和宣传才点燃起来的。
事情发生在1954年一个夏日的傍晚。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杜兰特邀请布劳恩和另外两位朋友吃晚饭，并在他家里度过这个晚上。他们在花田里休息，喝着饭后饮料，看着萤火虫，谈论着当时轰动一时的有关飞碟的报道。
克拉克告诉他们，他就要到澳大利亚和大堡礁去探测并拍摄海洋。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很高明的潜水员。他骄傲地谈起他为这一次即将到来的使命而准备的摄影器材和水下呼吸工具。
克拉克说，潜水作为一种运动，当然是十分有诱惑力的。但是他认为，以海底探测为目的的潜水应当成为未来水下科学有希望的、重要的、基本的方面。
克拉克说：“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占地球表面70％的海洋，将比一切未开发的土地和大陆上的山脉、森林、沙漠、草原都更加重要。”
他预见海洋科学和海洋技术将会繁荣起来，从而解决人类对资源、食物、能量的无限要求以及生命本身的继续存在问题，并对此作了解释。如果地球上的海洋也会死，那将是人类和这个星球的一切生物史上的最后一次大灾难。克拉克接着引用大海洋学家雅克·考斯托的话说：“可能在海洋死亡50年之后，地球上的人就会全部死光……人之所以能生存，就因为地球是有水的星球。在宇宙中，液态水可能和生命一样稀少，也许水就是生命的同义词。海洋就是生命。”
克拉克继续讲述海洋的挑战，讲述人为了生存将怎样向海洋索取更多资源。布劳恩聚精会神地听着，陷入了沉思。
我们一致认为，将来人会尽一切努力从洋底沉积物下面取尽最后一滴石油和最后一点天然气。我们认为，在今后几十年中，将会在海上建设起炼油厂、油罐区、港口和管道网等设施，其中有许多坐落于海底……还有各种金属矿的开采。将来，海洋开采工业肯定会繁荣起来，也许会永远繁荣下去……
克拉克提起了话头，布劳恩和他们一起接着对“海洋的前景”进行推测和假设。这时布劳恩的兴头特别足，他说的话也更富于哲理性。“水，”他说，“和金刚石对比，对多数人来说不是太有吸引力的东西。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清洁的淡水对于全世界的千千万万人是最宝贵的东西。许多国家的缺水问题是灾难性的，而且情况还会继续恶化。甚至在淡水历来是理所当然的‘免费’商品的美国，现在也开始告罄了。”
“所以在过去10多年中，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从海洋里提取淡水。美国内政部借助复杂的设备和大型蒸馏厂，每天用海水制造出几百万加仑淡水。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将来，美国和其他地方所使用的淡水，来自海洋的会占很大的百分比。将有几十亿加仑的淡化水用于农田灌溉、工业和生活。”
“今后将建造越来越多的发电厂。在今后20年中，光美国也许就要兴建大约500家。不久以后，核发电厂将取而代之。但是只要可能，将在海上、在离开拥挤不堪的海岸线的地方，同时兴建矿物燃料发电厂和核发电厂。有些将建在浅水中的桥型结构上，这些类型的发电厂都需要几百万加仑水作冷却用，都需要水下管道系统和电缆系统，都需要浮标系统和维修用的海底设施。”布劳恩说。
“将来，使用特殊潜水船的专门潜水人员，将成为一种新型的水下线路修理工。”克拉克补充道。
他们一致认为，用复杂的机械和计算机装备起来的水下居住点、研究室和潜水控制站，将为孜孜不倦地从事枯燥海洋研究的科学家们提供服务。这种研究应该不断继续下去。关于海洋和洋底——海里有什么、海底下又有什么，人是永远学不完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活动将继续发展，海洋科学本身将成为未来海洋大发展的关键和中心。
“最后，”布劳恩说，“我能预见，海水将成为解决能源危机的生命线。很可能在50年内，原子能科学家就能产生受控核聚变动力。同我们现在应用的核动力，即裂变动力对比，聚变动力将使以海水为燃料的发电站为人类提供无限量的动力。1升海水产生的能量比1000升汽油还要多。地球上用不着很多的这种工厂投产，人类就可以把‘燃料危机’这个名词从词典上抹去。”
“我清楚地看出，之所以出现人类涌向海洋的情况，人之所以从事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各种努力，是有一些基本原因的。简单地说，这些原因依次为：地球上的人口爆炸、世界食物短缺、淡水匮乏、能源危机、原料和资源不足越来越严重、陆地上的余地越来越小。还有最后一条，人需要不断寻求知识，需要不断进行科学研究。”布劳恩说。
“在今后50年内，人类将要、而且必须要从海洋以及与海洋有关的活动中去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于是，人类的一个新时代就会到来。”克拉克补充道。
这几个从事空间和火箭研究的人，如此专心致志地讨论海洋的问题，也许不应该认为这只是一种现象。事实上，布劳恩和朋友们如此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新领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不过，”过了一会儿克拉克说，“韦纳，我并不是劝你从宇宙航行学转向潜航学。对于你，潜水首先会成为一件趣事，一件你深得其乐的事，尽管我可以预言，你会发展这种爱好，使它成为真正着重于探测的技术。这对你将是很有意义的。”
没过几天，布劳恩就搞来了器材。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他第一次系上租来的压缩空气瓶，熟悉斯库巴水下呼吸器。通过这种新的使人入迷的爱好，他结交了许多极好的新朋友。
其中一个是埃德·林克，他是林克领航员训练器的发明者，也是一个水下探测技术的先驱者。他和佛罗里达的一个造船技师小约翰·佩里设计并建造了可容4人的“深潜号”潜水艇，为海底的商业活动和科学活动提供了方便。
有一天，布劳恩和林克在大巴哈马群岛弗里波特海上一起进行了一次水下冒险。
在《大众科学》上，布劳恩写到他的经历：“你登上‘深潜号’时，它还放在18米长的母船‘海潜号’的船尾上。‘海潜号’是埃德·林克和马里恩·林克临时的家，也是潜水艇作业的总部。林克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起重装置，带有一个应变计控制器，能使起重缆绳始终绷紧。即使汽艇的船尾在波涛滚滚的海中忽上忽下，也能把‘深潜号’轻轻放入水中。”
“在小船下潜15米直至海底的过程中，我一直趴在领航员的脚边，透过船头侧面的圆窗往外看。20分钟后，我们轻轻地触到了珊瑚岛之间的一片沙地。”
“埃德·林克向我打手势，要我也到密封舱里去。在水下，潜水员可以从密封舱里出来，还可以再进去。他把通向前舱的舱壁门关上，用带在船身外边的压缩空气罐给密封舱增压。当压力上升到周围的水压时，他把一个朝下开的底舱门放下，水位与门洞相平。再往下一米就是沙质海底了。”
“我把缚着鸭脚板的双脚伸到沙质海底上，站在不及腰深的水里，头还在充满空气的密封舱里。我戴上水下呼吸器和面罩，把管口放在嘴里，弯下腰，就浮在船外了。”
“在海面下不到60米的地方有两个海底实验室。里面不仅有进行水下修理的工作场所，还有供休息用的床铺，光线完全可以满足看书的需要。实验室里采用是补充纯氧，用化学药品除掉二氧化碳的换气方法。这个办法比用压缩空气罐更经济，也更实用。”
“用40多分钟浏览了海底五彩缤纷的珊瑚礁的迷人景色后，我们先是返回到‘海底出租汽车’里，之后升上了海面。我离开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埃德以及其他和他一样的先驱者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开发海底尚未开发的巨大资源。”
布劳恩对潜水运动一直保持很高的兴趣，也许是这种运动满足了他不断接受挑战的心理，也可能是能给他的航天器的开发带来许多好的灵感吧！
潜水运动还让他对人类海底生存产生了遐想。他说：“在海底建立居住点，潜水员就可以一次在海底工作、生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样给海洋开发会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居住点可以设计成水下实验室和旅馆的结合体。在这方面，它很像空间站。两者的用途是一样的，但是空间站以高速度绕着地球转，而居住点通常是在一个固定不动的位置上。”
“原来，我们的载人空间计划的目的是要知道宇航员能否在空间生活和活动。同样发展海洋居住点是要查明潜航员能否在海底生活和活动。现在，私人工业和科学机构，还有美国海军，都已经研制并建造出居住点和往来于居住点之间的各类潜水艇和潜水器。”
“从1970年起，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兴建一些大胆的工程，包括男女工作人员一次能在海底停留好几个星期的居住点。”
“我相信，所有这一切探索性活动，将使海洋成为食物、矿物和能量的来源，并取得巨大成果。”布劳恩说。
“不出几十年，”布劳恩说，“人类食物供应的25％将来自海洋，而不是像现在的才2％。各种超级技术，包括空间卫星的利用，水产养殖人员将开展杂交、遗传学、营养等方面的试验，将有可能培育出具有高度营养价值的超级品种的鱼和许多海产品；其他，包括后勤系统、运输、冷冻和冷藏等方面，将会有很多的保持鲜美的方式把这类食物安全地运送到最遥远的地区。”
“我们将发展多种超级牡蛎和超级虾。有些品种是专门趁鲜消费的，其他的则用于做罐头或以别的方法进行加工。”
“将来在海洋里培养最理想的品种，几乎像在农场上养牛一样有控制地进行饲养，提高品种质量，使其变得特别经济，并适合于特定地理地区的特定食物要求，是可行的和切合实际的。”
“以上这一切都有极大的发展前景，会带给全人类一个最美好的未来！”他最后说。
从各种探索中寻找灵感
对布劳恩来说，和空间计划有关的一切，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是探索。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墨守成规，势必裹足不前。一切都在变化，如果空间科学家停滞不变，他们就无事可干了。布劳恩从少年时代在西里西亚山坡上漫步，探索者的思想开始成熟的时候起，一贯都是这样做的。
因此，每天早上从起床的时候起，他就开始从事探索。不管是在白天办公或开会期间，还是在去远方的城市出席会议的飞机上，从不停歇。也有很多场合，他喜欢独自一个人，以各种奇特的方式进行深沉的探索性思考。
有一次，有人问他，被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黑衫党卫队抓去后，他在监狱里有何感想。他说：“过不了一会儿，我几乎就喜欢起那个地方来了。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进行思索，环境很安静。”
任何形式的探索，例如，参观考古发掘遗址、探究古代遗迹、学习有关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知识、在北极冻土带进行挖掘，以证实那里有永久冻土等，对布劳恩都是有意义的。这种探索是重要的，它能显示出人最卓越的才能，它能激发起人工作的劲头，并驱使他去进行创造。
当有人问他美国的第一颗空间卫星该起什么名字时，他当即建议命名“探险者号”。1958年这颗卫星顺利进入轨道以后不久，他成了著名的探险者俱乐部的一员。他把第二代空间探测器命名为“先驱者号”。这两个名字，“探险者”和“先驱者”，都是和布劳恩的名字，实际上也是和他的探索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露特·冯·绍尔马是布劳恩亨茨维尔时期的亲密朋友和同事，她对布劳恩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分钟时间的能力总是感到十分惊讶。“依我看，他的空余时间似乎就是他干其他事情的时间，”她说道，“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69年6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气温几乎达到38度，冈特斯维尔湖上一点儿风也没有。每个人不是在水里泡凉，就是在树荫底下打盹。可是他直挺挺地躺在宽敞的游艇上任凭烈日暴晒，完全沉浸在一本希腊历史书里。后来，他爬起来，讲述希腊社会的先进思想。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生动的叙述。”
“当时正值第一次载人登月飞行前夕，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有几个星期的检验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布劳恩之外，还有谁会挤出时间到希腊诸岛去做一次短时间的旅行，然后带着许多新印象，满腔热情地回去应付另一个极为壮观的场面——‘阿波罗11号’的发射！”
布劳恩探索的大部分是针对宇宙飞行的许多地面问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当美国的空间计划高速发展时，他自己在研究把空间飞行的副产品实际应用到地球上的不同途径。
他在环球旅行，从阿拉斯加到南极洲的几年中，看到人们在地震和海啸过后如何受苦受难。这种天灾经常给人类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几乎世界的所有地区都不能幸免。没有任何别的自然灾害会毁灭这么多人的生命，还带来疾病与饥荒的极大痛苦。
布劳恩觉得，他应该探索创造一种适用于空间条件的系统的可能性，以便有朝一日能有效地进行地震预报。医疗卫生和许多其他有益于社会的有关科学，已经从空间探测中得到很大的好处。这些方面也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布劳恩以他惯有的干劲和精力，开始攻读有关地震的论文和地球火山灾害史。他很快就发现，长期以来，世界遭受地震灾害十分严重。就美国来说，两次最大的地震灾害，1906年旧金山和1964年耶稣受难日的阿拉斯加地震，就分别夺去大约500人和115人的生命。当然，物质上的破坏也是极为严重的。
然而，给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发生过损失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地震。1556年1月24日中国陕西省的一次地震，大约死了80万人。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地震，大约死了60000人。1908年意大利墨西拿地震死了50000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远东和智利、秘鲁多次地震，死了数以万计的人。
布劳恩还注意到，许多地震学者正在公开讨论今后几年中加利福尼亚地震活动增加的可能性。在与地震学者的讨论中，他还了解到，他们测量火山活动和地震活动的古老方法很不方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进行。
当前，科学家们使用所谓“测斜器”和重力仪，测量出在火山口里面和地震断层附近预示有警告性活动的细微重力变化。但是问题在于，通过对仪器的直接观察，要提供连贯的读数通常是不可能的。科学家们可能受到恶劣天气、积雪太厚、北极之夜、因大气干扰而造成的无线电发射效果不良和其他不利条件的阻碍。
布劳恩则认为，一个卫星系统可以连续不断地处理来自这些仪器，也许还有来自其他改良仪器的成千上万种记录，不受气候的影响。
阿拉斯加大学的罗伯特·梅里特教授对布劳恩说，如果他能设计出一个卫星地震报警系统，那“将是送给人类的一件受欢迎的礼物”。爱闹地震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掩勃·威尔逊说：“让我们动手干吧！”
1974年，布劳恩第二次访问阿拉斯加时，又一次接触到许多火山地带。有一次，飞机在内陆西南无人区上空飞行时，他指着舷窗外，对旁边的人说：“有这个机会在这美丽的阿拉斯加州上空自由飞翔，俯瞰巍巍群山和冰川之间裂着大口的峡谷，但我知道就在那下边，沿着那似乎是平静的、鲜花盛开的冻土带，沿着那浪花飞溅的河流和寂静的森林，人们住在临时棚屋和村庄里，交通不便，要解除他们的痛苦，必须用现代通信卫星，特别是能帮助他们预报地震的卫星，以及震后可以用作安排救济和外来援助的工具的卫星。”
他的探索在继续着。1974年底，他在给阿拉斯加州长的建议信中，附上一份关于卫星地震报警研究潜力的简单提要。他最初的想法是要鼓起对这种意见的可行性进行初步研究的兴趣。他没有公开表明这种事情可以马上干。地震学者和其他专家需要进行长期的调查研究。但是他极力主张，初步的探索应该尽快开始。
关心空间事业的圣迭戈众议员鲍勃·威尔逊听说了这件事，这位老资格的议员说：“考虑到它可能意味着能拯救千万人的生命，布劳恩博士的建议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的空间计划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有价值的，他的建议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他接着说道：“长期以来，批评家们一直为空间冒险到底值得花多少钱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在此期间，超级技术发展起来了，空间计划有大量有用的技术副产品……让我们利用空间计划所产生出来的技术、设备和智能，并运用它们来探讨布劳恩博士的意见吧！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另一次面向空间而在地球上进行的探索是布劳恩的南极“研究之行”，真的到了南极。这次探险是在1967年1月进行的，是因为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领导想要让它的科学家熟悉和月球上相似的极端情况而进行的。让设计阿波罗器材的人们在地球上尽可能充分熟悉一种恶劣环境，是很重要的。于是，布劳恩打算探索宇航员面临的全部问题，从试吃航天食品到穿航天服、参加水下漂浮和失重飞行试验。
要了解宇航员在月球上，或者因计划外着陆或在紧急情况下落到地球上的荒凉地带会遇到什么情况，到南极洲的前哨基地去看一看似乎有些好处。布劳恩发现，这次体验确有意义。他为《大众科学》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谈道：
“把月球飞行器或月面钻机送上月球之前，先在南极洲进行试验，可能是精明的做法。把自动生命侦测设备送上火星之前，先在南极洲独特的干谷里进行试验，也许是一个好主意。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南极洲的活动为空间探索的全过程提供了课堂。这就是我到南极洲一星期的印象，我是作为国家航空航天局小组的一员去的。”
“我们到那里去，看看人在地球的真正最后边界上进行的活动能为空间计划学到些什么。南极洲有大气，月球上没有。在月球上，不能用风雪大衣代替宇航服，宇航员也不会遇到暴风雪和乳白天空的危险。尽管如此，这两个地方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说，两种计划的主要目的都是科学研究。这种研究有赖于远程、复杂、昂贵、不易受破坏的后勤供应线。其研究收获，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涉及探测的一切方面。
最有价值的收获之一将是每年都可以产生一批富于探索精神，经受过南极环境的艰苦锻炼，体验过互相配合的人才，而这种互相配合是在一切重大的努力中每天所必需的。最后，无论在南极洲还是在宇宙空间，试图探索新边疆的都不止美国一家。
国家航空航天局南极组在这次访问中走了不少地方。他们以美国的“入口港”和主要供应点麦克默多站为中间集结基地，访问了新西兰附近的斯科特站和美国的其他5个站。他们在阿蒙孙—斯科特站过了一夜。在那里，布劳恩给朋友写了一张美术明信片，上面画的是一群友好的企鹅。他在明信片上写道：“在南极向你问候。韦纳。”
这次南极之行使布劳恩接触到庞大的国家南极计划的日常现实。这个计划和空间计划一样，是由一种“奇妙的人在非常美丽而又十分严酷的环境中实施的”。
“学到的东西是零碎的，”布劳恩写道，“从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活动情况中，也许能产生出一些办法，使我们的空间计划节省时间和金钱并避免挫折。”
有代表性的美国南极站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如无线电波传播、高层大气研究、冰川学、微生物学等。科学家的活动和需要由南极站的一位科学领导人进行协调，这位领导人对国家科学基金会南极计划处负责。
但是，科学家的福利和在紧急情况下的自身生存则依靠美国海军。南极站的建造、保养、供应、通信联络、空中运输，都是海军负责的。因此，每一个大的南极站都有一名负责军官，他代表南极洲海军支援队司令官，负责照顾全体人员的安全和补给。遇到紧急情况时，由他和南极站的科学领导人共同作出决定，并由他全权指挥。
布劳恩怀疑，在用于天文学研究的航天站里，如果生命保障系统开始出毛病，问题会大大不同吗？也许将来的航天站也应该有一个科学领导人和一个负责军官——一名经过航空和载人航天训练的宇航员。
据了解，南极站的最大危险是火灾。每个站除了有火灾报警系统和灭火器以外，在大约一两百米外还设有一个简单的“撤退帐篷”，里面有收音机、食物供应、炊具和睡袋。这样，即使总站被火灾烧毁了，人员也能安然度过两星期的暴风雪，直至营救队赶来。布劳恩心想，这在月球上不也是个好办法吗？但载人航天站的“撤退帐篷”又支在哪里呢？
他在南极所看到的最新式棚屋，完全是在美国建造和装配好的，它和早期在现场临时钉起来的棚屋不同。实质上，这种新式棚屋是特别绝热的无窗户的住宿拖车。靠推土机的帮助，它完全埋在冰雪底下。从外面只能看到入口、一个小烟囱和几根天线。管道和线路都已经事先安装好，甚至连起居室墙上的美女照片，似乎也是在拖车空运到现场之前就贴好的。
布劳恩心想，把一个站装运到严寒的地方去之前，尽可能把它装配完善，这办法用于空间似乎也是不错的。“我们也学到不少有关地面车辆的知识，”布劳恩说道，“我们获得了有关车辆设计和不同功能的零碎知识。乘车的人穿着肥大的衣服必须能爬进爬出。主要部件发动机和履带，必须是人穿着北极服才能够更换的，车辆必须是可以牵引的。最重要的是，不同用途要有不同车辆。”
南极洲为空间计划提供了其他的启示——在研究方式、人才选择和坚强意志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麦克默多站的多普勒跟踪站每月记录到700多次卫星的无线电发射。伯德站定期收集来自一些美国卫星和加拿大卫星的资料。在极轨道和近极轨道上的卫星，每一圈都通过南极洲。
离麦克默多站和英国皇家学会动植物繁殖区不到160千米的地方，是原来被冰川覆盖的“干谷”。由于最近几个世纪降雪量减少，冰川消失，露出了大片处女石和布满卵石的土地。以有机体形式出现的生命，由于风和鸟粪的传播，刚刚开始扎根生长。“这里，”布劳恩说道，“是试验在其他星球上探测生命踪迹的理想环境。”
布劳恩和往常一样，从这一次最为异乎寻常的旅行回来之后，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的探索欲又一次得到了满足。在事后的几个月里，当他回忆这次旅行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崭新哲理和许多崭新的、清醒的想法。
他对许多不同领域知识的鉴别能力，的确对他在空间计划中所取得的全面成绩起了重大的作用。当他被请去建造首次把人送上月球的庞大机器时，他已经充分地做好了一切准备。
制造最大的运载火箭
世界真正进入航天时代的标志是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环绕地球飞行，那天是1961年4月12日。
正如布劳恩等科学家所预料的，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胜利很快就做出了反应。5月25日，肯尼迪总统在国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应保证在这个10年中，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肯尼迪提出的登月计划就是后来著名的“阿波罗计划”。
在登月计划开始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载人航天飞行。载人航天是以水星计划开始的，布劳恩的团队一开始就介入了这个计划。他们制订了一个分三个阶段的飞行试验计划。
第一阶段，用“红石”导弹把人送上弹道；第二阶段，用“丘比特”导弹把人送入更长的弹道；在最后一个阶段，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把载人航天舱射入轨道。为了对航天舱及其降落伞系统进行初步试验，将使用一组“小兵号”固体燃料火箭。
水星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把一个人送入轨道，试验他在空间的活动能力，并使他安全返回地面。对这种航天器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它必须有一个可靠的脱离系统，万—在发射之前、发射过程中或发射之后发生事故时，可以把驾驶员救出来。
这种脱离系统必须是驾驶员可以控制的，能在水上降落。它载有能使它离开轨道开始返回地球的制动火箭。着陆不是靠滑翔。它将沿着弹道下降，最后降落伞展开，以控制其降落。
这个计划开始时举棋不定，一拖再拖，试验遭到一连串失败。全美国都在期待着水星计划的成功，期待着美国赶上已经在许多方面领跑的苏联人。苏联的空间壮举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美国为了击败苏联，动员了大量资源和优秀技术力量。但是因为国家航空航天局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庞大，水星计划反而被忽略了。
直至1960年春天，第一次发射才准备就绪。这就是“MA-1”或称为“水星-阿特拉斯1号”。密封舱于5月23日运到肯尼迪航天中心，但是无数的技术困难使发射拖延到7月29日。
终于，在这一天上午7时25分，老天作美，着陆地区的天气不错，回收船和回收飞机报告，能见度为8000米，海浪不大。第一次发射要达到的目的很简单：回收不载人的密封舱，确定其结构完整性、重返大气层时的加热率、飞行特性和密封舱回收系统是否合乎要求，并使水星计划全体人员熟悉发射和回收操作。
9时13分，火箭点火，“阿特拉斯号”从发射场上慢慢升起。几秒钟后，消失在云层之中，一路上发出“隆隆”轰鸣。起初一切似乎都很好，接着又全都出了毛病。
起飞后一分钟，失去了与“阿特拉斯号”的一切联系。通信和其他记录仪出现了很大的空白。在所有的仪表读数消失之前不久，燃料和液氧箱之间的压差降到零点。显然，“阿特拉斯号”不是爆炸，就是发生了灾难性的结构损坏。飞行器在距海岸大约11000米地方掉进海里，无法回收。
1960年11月8日，在弗吉尼亚州瓦洛普斯岛发射“小兵5号”火箭。“小兵5号”载着“水星密封舱3号”，用“小兵5号”作为密封舱样品的首次合格检验飞行，试验从高空重返大气层，并模拟宇航员在起飞早期阶段万一发生故障时遇到的同样情况，这已经计划一年多了。
试验成功的希望只持续了16秒钟。当助推器还在猛烈燃烧时，脱离火箭和应急脱离塔的抛投火箭都过早点了火。在整个弹道飞行过程中，助推器、密封舱和脱离塔紧紧连在一起，着陆时撞得粉碎。
这次失败以后，其他问题成了堆。11月21日发射“MR-1”再次失败，外界对水星计划的信心降到了最低点。
商业报刊发表社论，说这个计划的方向错了。但是，国家航空航天局继续干下去的劲头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当时航天局来了一位新局长詹姆斯·韦布，他决心把水星计划干到底，直至取得圆满成功。试验故障和失败，布劳恩早已司空见惯，在任何一个火箭发展计划中都发生过。不必感到绝望，但是必须更加苦干，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要有更彻底的献身精神。这对于布劳恩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1961年5月，一枚“红石”火箭把艾伦·谢泼德中校发射出去，进行亚轨道飞行，使他成了美国第一个在宇宙空间飞行的人。两个月以后，弗吉尔·格里森少校进行了同样的飞行。
继谢泼德和格里森的飞行之后，在1962年2月20日，即尤里·加加林成功地绕地球的10个月后，海军陆战队上校小约翰·格伦登上“MA-6”时，成功地绕地球飞行。
水星计划中继续出现事故和麻烦，但是计划中的所有载人飞行全都成功地实现了。
水星计划证实了美国航空航天局走的路子是对的，强有力的载人空间计划可以而且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下一个计划是双子星座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早在1961年12月7日就已经宣布了，它是水星计划的延续。
执行双子星座计划，是为了在水星计划和阿波罗计划之间这段时间内，推进美国的载人航天能力。简单地说，双子星座计划的目标是实施必要的发展和试验计划。例如，证实长时间航天飞行的可行性，至少达到完成月球着陆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完善为实现两个航天器在轨道上会合和对接的技术和程序；取得精确控制重返大气层和着陆的能力；证实舱外活动能力；提高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在载人航天飞行中的操作熟练程度。
设有两个乘位的“双子星座号”航天器和“水星号”的密封舱一样，也是圆锥形的，但是更重、更大，比“水星号”宽敞一半，需要一枚19万千克推力的“大力神2号”运载火箭把它送入轨道。同时，“双子星座号”也复杂得多。
从1964年4月8日至1965年12月，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了一系列不载人和载人“双子星座号”都获得了成功。
其中，“双子星座7号”成功飞行14天。在飞往月球表面并且返回地球的这段时间内，飞行人员和航天器令人满意的表现，消除了之前的许多质疑。此外，“双子星座号”的飞行使人们对飞行人员能圆满执行时间更长的飞行任务充满信心。
更加激动人心的成就之一是成功地发展了两个载人的航天器在轨道中会合的种种技术。在空间实现会合的能力是阿波罗计划成功的基础。在“双子星座7号”以后进行的每一次飞行，其主要目标都是为了会合。“双子星座7号”一共完成了10次会合，使用了7种不同的会合方式或会合技术，实现了9次飞船与目标飞行器的对接。
在双子星座计划中，确实也出现过许多“近距脱靶”技术问题和设备故障。从一次飞行至下一次飞行，设计上往往有许多更改，但是整个计划是十分成功的，它确实给全面的载人航天计划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正当公众注目于水星计划和双子星座计划的同时，在马歇尔航天中心，布劳恩的团队在发展首批“土星号”运载火箭方面也取得稳步进展。国家航空航天员和国防部联合组成的“土星号”火箭审定委员会，从4个轮廓草图中挑选了一个“土星C-1”，后来简称“土星1号”，于1959年12月开始研制。
鉴于“土星号”运载火箭用途的性质，空间科学家们称之为“运载工具”。
至1961年，已经确定用“土星1号”作为新的3乘员载人宇宙飞船的实验用运载器，飞船暂时定名为“阿波罗”。
第一枚“土星号”命名为“SA-1号”，于1961年10月27日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1964年5月和9月，“SA-6号”和“SA-7号”又分别成功把模拟的阿波罗密封舱送入轨道。
这两次飞行表明，飞船和运载工具配合良好，代表着当时美国推力最大的火箭运载工具获得空前成功。
在“土星SA系列”火箭之后，布劳恩又开发了推力更大的“土星1B”火箭。“土星1B”高68米，直径6.6米，满载时重650吨。火箭的总体设计由布劳恩完成。
布劳恩认为，“土星5号”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集中工业界最优秀的工程设计和管理才能。把整个工程分成若干部分，分包给那些有较高资质的承包商，就可以使更多的高级人员为这个计划出力。
布劳恩为承包商制定了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并严格验收。他经常警告大家，不能有任何粗心大意，要保持一切管道、阀门和燃烧室的清洁。他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和承包商每项工作都要像瑞士手表那样准确，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北美航空公司、波音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等都是火箭制造的主要承包商，他们对布劳恩的敬业精神深有感触，也深表敬佩。
“土星1B”火箭研制工作进展有序而快速，1965年4月1日，在亨茨维尔首次进行第一级的试射。两个月以后，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第二级也在测试设备上通过了验收。
1966年2月26日，“土星1B”火箭带着一个不载人的阿波罗航天器在肯尼迪发射中心进行了首次亚轨道飞行，达到了预计高度。“土星1号”和“土星1B”虽然已经是庞然大物，但是要把3名美国人送上月球，还需要更加强大的运载工具。
马歇尔航天中心里，数以千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布劳恩的带领下又开始了“土星5号”的研制工作，这是准备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运载工具。
“土星5号”是种三级火箭，整个“土星5号”装配好后总高度达110米，加注燃料后总重量290吨，可以把重约50吨的飞船送上月球，或把150吨的载荷送入绕地球轨道。整个火箭系统及其地面辅助设备、零件达900万个。
为了容纳巨大的运载工具，必须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建立同样巨大的设备。54层160米高的垂直装配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里面有4个巨大的隔间，可以同时竖起4枚运载火箭及其航天器，并进行装配。
1967年11月9日，“土星5号”高高耸立在发射台上，阿波罗指挥舱、服务舱和模拟登月舱等也都准备就绪，就等着发射了。
上午7时，随着倒计时完毕，“土星5号”腾空而起，飞行过程中，火箭的每一级工作性能都完美无瑕，包括第三级的两次点火，把指挥舱加速到每小时40000千米，这是模拟它从月球回来时将达到的速度。
起飞8小时37分以后，指挥舱在距离夏威夷大约965千米的太平洋上降落，并且安全回收。126吨的有效载荷也打破了以前的一切纪录。
在“土星5号”研制成功以后，登月舱也在同时进行改进和完善。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那天，布劳恩和他的团队在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发射一枚“土星5号”运载火箭，把弗兰克·博尔曼及其乘员组驾驶的“阿波罗8号”送入绕月飞行轨道，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离月亮最近的一天。
实现登月梦想
1969年7月15日，布劳恩休息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检查第二天早上的发射程序表。这一次一切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他只穿件衬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望着窗外。
佛罗里达的夜晚，湿热而漆黑。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和同事，肯尼迪航天中心主任库特·德布斯，祝他明天好运，并核对了一些不很重要的细节。最后他才上了床，仰卧着，在这不寻常之夜，闭着双眼做祷告。
布劳恩睡得不大好，天没亮就起床了。他的心思早就飞到几千米外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去了。在那里，巨大的“土星号”月球火箭笔直地矗立在发射架上，它将要去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冒险，让人类首次在月球上登陆。
肯尼迪航天中心已聚集了大批的人。清晨4时，布劳恩来到了发射控制中心。电梯把他送上巨大的控制室。库特·德布斯在那里指挥着一个50多人的团队。他们坐在一排排的仪表板后面，透过仪表板监视着6000米外巨大航天器的每一个活动零件。
他很快就找到了库特·德布斯，得知发射准备进展顺利。在邻近一间用玻璃围起来的小房间里，他戴上了收送话器，调节了耳机，审视了高挂在他面前的几个电视屏幕，又看了看在他跟前的几个刻度盘，马上进入倒数计时。
这是一个令人焦急不安的时刻，但是每一个的操作都高度专业化，进行得井井有条。
在离发射场大约6000米外，来自世界各地的要人云集于此，急匆匆地在看台上各自找着座位。前总统约翰逊也来了。还有206名众议员，30名参议员，19名州长，49名市长，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和政府的部长，69名大使，102名外国科学使节和武官，来自全世界的大约3000名记者，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
他们全都意识到，自己即将目睹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火箭发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甚至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发射台上爆炸。
布劳恩以前发射过的所有“土星号”火箭，工作性能都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但是这一次的任务却非同一般，它要一直飞到月球表面上，然后再成功返回地球。这整个任务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发射阶段，也许还有其他环节隐藏着未知的问题。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电视屏幕上显示，3名宇航员稳步走下高高的人行栈桥，进入高大火箭顶端的指挥舱。控制室里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离发射只差几分钟了！
通信员的声音开始进行最后的计数。“10……9……8……”接着，“土星号”火箭第一级的5台发动机以巨大无比的推力猛烈地冲击着发射台。这一推力等于1.8亿匹马力，或者大约相当于北美洲全部河流发电总量的两倍。
气势雄伟的飞船徐徐上升，后来加快了速度。发射控制中心距离发射台6000米之遥，起初听不到巨大的轰鸣声。不一会儿，轰鸣声传来了，充满了整个控制室。当巨大的白色火箭升得越来越高时，有些人担心，5台发动机发出的“噼啪”声会把发射控制中心的窗玻璃震破。
渐渐地，火箭消失在云层中。广播宣布，一切系统正常。这意味着整个火箭系统的成千上万个部件，全都在正常地工作着。由布劳恩和政府与工业界的15万名工程师、科学家设计和研制的，由8000家美国公司制造的零件组装起来的巨大火箭，正在飞向月球。
以后的两天中，尼尔·阿姆斯特朗、埃德温·奥尔德林和迈克尔·科林斯等3名宇航员，勇敢地进行着历史上最危险的太空旅行。全世界的人都心急如焚地在等待着。
在抛下“土星5号”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第三级第一次点火以后，“阿波罗11号”进入了绕地球的驻留轨道。在绕地球一周半以后离开地球飞向太空的最后决定做出之前，宇航员和地面操纵员再一次对所有的系统进行了最后检查。
7月16日中午12时16分，飞船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时候，德布斯经休斯敦飞行控制中心同意，下令再次点燃“土星号”第三级，把航天器推向超越月球的轨道。这时，布劳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飞船的工作情况极好。当“分秒不差”准时停车得到证实时，整个发射控制室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另一个紧张时刻是中午12时40分。这时下达了指挥和服务舱脱离“土星S-4B”火箭的命令。宇航员掉转航天器的方向，把月球着陆飞行器即登月舱从火箭上摘下来。由“哥伦比亚号”指挥舱和“小鹰号”月球飞行器组成的联合飞行器，继续向月球作惯性飞行。宇航员继续在宇宙空间进行无动力飞行时，布劳恩正在赶往休斯敦飞行控制中心。
飞行从7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时15分持续至7月19日星期六下午13时多。宇航员做了一些中段校正，休斯敦飞行控制中心肯定他们干得“很出色”，“轨道十分准确”。
7月19日星期六下午13时26分，服务舱的火箭发动机点火，把飞行器送入绕月球椭圆轨道，接着绕月球飞行了4个小时。下午17时42分，服务舱发动机再次点火，把“哥伦比亚号”送入一条精密巧妙的轨道，在离月球大约110千米的高度掠过月球。
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睡了一夜之后，爬进了“小鹰号”。7月20日星期日下午13时42分，他们和继续待在“哥伦比亚号”里的迈克尔·科林斯分手，为即将降落在月面的蜘蛛状登月舱做准备。
这次飞行的决定性时刻到来了，全世界的人都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
下午15时12分，“小鹰号”下降发动机点火，飞行器开始向月面降落。飞行控制中心里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表明登月舱在不断减速，正在向月面做弧形飞行。
但是在距离月面一定高度的地方，闪光灯停滞在一个地方。虽然还在不停地闪光，但是下降速率停止了！对布劳恩和飞行控制中心的人来说，这最后的几秒钟是极为痛苦的。
“小鹰号”在很低的高度上盘旋，阿姆斯特朗还在设法把飞行器驾驶到没有小卵石的地区，下降阶段的燃料储备已经降低到危急的程度。
“这里是静海基地！‘小鹰号’已经着陆！”阿姆斯特朗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此刻是下午16时19分。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安装在“小鹰号”外面的电视摄影机向大吃一惊的世界证实，这不是神话。
飞行控制中心充满了欢乐，坐在控制台后面的每个人都拿出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人们的眼睛湿润了。
科林斯驾驶的“哥伦比亚号”继续在上空盘旋。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则在“小鹰号”里面待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向休斯敦不断报告他们透过飞行器的窗户所看到的东西，后来，他们开始检查重新安全地升入轨道所需要的一切复杂系统。最后，他们为走出飞行器，踏上月球这一历史性时刻做准备。
1969年7月20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22时56分，阿姆斯特朗站在飞船舷梯最下面的一级阶梯上，伸出他那穿着靴子的脚，在月球上踩出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接着，他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不朽的话：
这一步，对一个人来说，是小小的一步；但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是巨大的飞跃！
27分钟以后，奥尔德林也走出登月舱。当他走到月面上时，第一句话就赞叹说：“啊，太美了！”他也像阿姆斯特朗一样，很快学会了地球人不习惯的移动方法——跳跃。他俩时而用单脚蹦，时而又用双脚跳，有些像袋鼠。
两人在月球上放置了一块金属纪念牌，上面镶刻着：“1969年7月。这是地球人在月球首次着陆的地方。我们代表全人类平安地到达这里”。
此时，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在月面上的活动成了前所未有的最热门的电视节目。两个宇航员在月面上来回走动，开始进行科学实验，他们调节着电视摄影机，把月球风光传回地球。
太阳照在月球上，太空却漆黑一片。月球水平线的弧形，和身穿闪闪发亮宇航服的宇航员一样，白得耀眼，而两个人和“小鹰号”投下的影子是黑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全世界都看到宇航员在月球的土地上插上了美国国旗，并且为之欢呼。接着，总统通过无线电话对宇航员讲话。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面上待了两个半小时，收集了20000多克月球岩石，在放置了一些科学仪器之后，他们离开了寂静的月面回到飞船里，把舱口密封好以后就开始呼呼大睡，养精蓄锐，准备踏上返回地球的旅途。
7月21日星期一下午13时55分，登月舱将严格按照预定时间从月球上起飞。飞行控制中心用无线电向月球发出电报：“‘小鹰号’，准备起飞。”
阿姆斯特朗用航班机长的行话回答道：“明白了，我们立即起飞。”接着，他按动电钮，“小鹰号”就飞离了美丽而神秘的月球。
当时就在尼尔·阿姆斯特朗身边的奥尔德林后来私下对布劳恩说，当时他听了尼尔的回答觉得十分好笑，竟然忘了按启动钮，当然后来很快得到纠正。经过4个小时的谨慎驾驶，校正位置，“小鹰号”和“哥伦比亚号”对接成功，科学家们称之为完美的航天会合，之后3名勇敢的宇航员驾驶飞船飞向地球。
许多有影响的领导人、科学家和评论员极尽褒奖之词：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人类最美妙的时刻，人类史上无可比拟的功绩等。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这是自上帝创世以来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星期。”
把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科林斯3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并载着他们返回地球，大约用了一星期时间。7月16日清晨，他们乘坐“阿波罗11号”航天器从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飞；7月24日清晨，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在夏威夷西南方1900多千米的太平洋上进行回收，接到了他们。
“阿波罗11号”完美的月球之旅终于圆了布劳恩儿时的梦想，这位阿波罗飞行的总设计师，运载火箭的发明人，从此时起便被人们誉为“现代航天之父”。
数以亿计的人在电视机上注视着“阿波罗11号”飞行，通过收音机收听着从月球上发来的宇航员的声音，全世界都为之轰动。
教皇保罗六世在梵蒂冈天文台看电视的时候，举起手，高声说道：“荣耀属于至高无上的上帝，愿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安享和平。”
捷克斯洛伐克发行了特种纪念邮票；波兰人在克拉科夫体育场举行了飞行塑像揭幕典礼；全世界都发出了良好的祝愿。“不，这不只是本世纪的重大事件，”《解放了的巴黎人报》写道，“这次冒险是自从地球出现人类150万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业。”
尼克松总统看完“阿波罗11号”起飞的电视节目后几小时，签发了一项公告，宣布了一个全国参加月球探险日。
“‘阿波罗11号’正在飞往月球，”他在公告中写道：“它载着3名勇敢的宇航员，还载着地球上亿万人的希望和祷告。对地球上的人来说，踩上月球的第一步，将是一个无比激动人心的时刻。人类还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史诗般的冒险。”
对于人类征服月球的重要意义，以及这种征服在人类渴望和平和进步方面的重要性和结果，时间将会作出证明。但是，没有人会怀疑，1969年7月20日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
宇航员还在返航途中时，就有人问布劳恩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其他科学家们，美国的空间计划下一步怎么走。有人谈到了复用航天飞机和巨大的航天站。
但是就当时而言，更重要的似乎是，1969年还要再进行一次阿波罗飞行，1970年至1972年也许还要进行8次至10次飞行。因此，大家为“阿波罗11号”的飞行员安全归来高兴了一阵之后，布劳恩、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航空航天工业界，立即着手为计划中的11月份“阿波罗12号”飞行做枯燥乏味的准备工作。
在政治家们看来，“阿波罗11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顶峰，是宣传上的胜利。但是在布劳恩、科学家们和全世界热心空间科学的人们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阿波罗11号”飞行对科学界的价值是重大的。但是全世界的实验室和科学研究机构要对科学证据进行充分评估，作出充分解释，还需要更多的岩石样品，还需要进行许多试验。
光是对月球上的第一批岩石作出结论性的分析，就得用好几个月时间。单凭这一次取样，他们还不能断定，整个月球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有多大年龄，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对这些科学家来说，进行更多的阿波罗飞行是完全必要的。
在政治家的眼中，人类在月球上着陆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宣传战的结束，也意味着在征服宇宙的竞赛中，美国已经对苏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1月19日，“阿波罗12号”再次登月，并成功地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准确着陆。
“阿波罗11号”的任务主要是工程学方面的，研究和试验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们返回地球的运输系统。科学家们希望通过“阿波罗11号”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例如，要制造能远途飞行往返于月球和地球的飞船，包括要在月球上安全着陆，在月球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从月面上起飞而对宇航员没有危险等，我们的技术和实际知识是否完全具备？宇航员能在月球上安全行走吗？他们能与地球联系吗？他们能在那儿进行工作吗？
对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类似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因此，后来的一系列飞行越来越注重科学探测，“阿波罗12号”则是其中头一次。“阿波罗12号”的宇航员在月球上进行了很多科学实验和工作，停留的时间比“阿波罗11号”的飞行员长一倍半。宇航员康拉德和比恩在月球上共待了31个小时30分钟。
宇航员在月球上待的时间虽然长，但工作计划还是安排得很紧。建立起一个科学实验室，由5台高精尖研究仪器组成。这些仪器在大约一年之中可以把有关月球的资料送回地球。他们收集了大约45000克岩石和土壤。
科学家们检验了这些样品，从中寻求月球和太阳系起源的线索，认为这些“文献性”样品，比起“阿波罗11号”飞行员随便挖取的“大块”样品来，其研究价值要大得多。
“阿波罗12号”飞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预先选定的着陆地点准确着陆。登月舱“勇猛号”着陆的地点，离两年多以前即1967年4月20日“勘测者3号”装有仪器的月球飞行器着陆的地点不远，步行可达。
宇航员对这一月球飞行器进行了仔细检查，并把它的一些零件带回到地球上来，为科学家们认识月球环境对飞船金属器件的长期作用提供了大量资料。事实证明，这对以后航天设备的设计具有巨大的价值。
“阿波罗12号”的指挥舱“扬基式快船号”安全返回地球时，人们照例热烈欢迎英雄的宇航员胜利归来，包括晋升、通令嘉奖、颁发奖章、在游行中向他们抛彩带表示欢迎等。
“阿波罗12号”的成功，使美国12年狂热的空间计划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12月17日是奥维尔·赖特首次飞行66周年纪念日。“阿波罗13号”就在这一天搬出来，安放在发射架上，计划在1970年3月起飞。
1970年是布劳恩和空间技术界的其他成员百感交集的一年。这一年是进行更多寓言般月球飞行的一年，但也是对计划重新评估、拖延搁浅、缩减经费、许多国会议员和其他官员对空间技术的热情大大下降的一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69年苏联在这一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70年，苏联人在载人和不载人的宇宙飞行方面，在继续努力征服宇宙方面，重整旗鼓，声威大振。
1970年，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几乎是以灾难开始的。从4月13日到4月17日整整4天，人们都在痛苦而焦急地等待着，想要知道飞船受到严重损坏之后，3名正在挣扎着回家的宇航员的命运如何。
同往常一样，布劳恩曾到场对发射进行监控。“土星号”月球火箭又一次顺利地起飞了。4月11日，宇航员小詹姆斯·洛弗尔、小弗雷德·海斯和小约翰·斯威加特乘坐“阿波罗13号”，穿过佛罗里达上空，进入天空，向月球飞去。一切都很正常，系统的情况也极好，甚至当时在肯尼迪发射控制中心和休斯敦飞行控制中心的国家航空航天局官员都预料，这又是一次常规的月球探险。
美国公众对载人月球飞行已经有点沾沾自喜，似乎到月球上去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后来发生的4月13日的事件，让公众大为震惊，航天局的官员们也目瞪口呆。“阿波罗13号”飞船在飞行两天，离地球约33万千米，距离月球约4.8万千米时，发生了一次爆炸。
宇航员报告爆炸后不久，休斯敦的遥测接收机上显示，“阿波罗13号”飞船里氧气压力降低。随后，宇航员自己对板式仪表上所表明的异常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且开动了各种子系统，进一步证实是服务舱里一个氧气瓶爆炸。情况危急，事关生死存亡，在月球上着陆肯定不行了。
现在要紧的是宇航员能不能活着回到地球。
服务舱几乎完全瘫痪。幸好他们还和登月舱挂在一起，登月舱有自己的推进系统和生命保障系统。但是登月舱是为月面上的日晒环境设计的，而不是为通过外层空间4天航行的热环境设计的，因此如果用于返航，它的机务员舱很快就会变得太冷。
飞行人员和飞行控制中心的人员交换了意见，考虑了宇航员可利用的一切设备，最后制定了一个解决办法：用纸板和塑料包装物把空气从登月舱中通过管道输送到绝热更好的指挥舱里去。
登月舱的下降发动机本来是为人在月球上软着陆而设计的，现在却被用来把他们送回地球。采取了这一切措施以后，飞行人员和飞行控制中心的人员估计，“阿波罗13号”安全归来的可能性大约有50％。
飞船暂时还得继续向月球飞行，还有许多东西必须很好地发挥作用，指挥舱才能安全地悬挂在它的3个降落伞下面。即使如此，剩下的氧气也还可能刚好在重返大气层的紧要关头耗尽。
奇迹发生了！通过地面航天控制中心和宇航员紧密配合，4月17日，严重损坏的缺氧飞船通过修正再入大气层走廊，随后在太平洋上安全降落。
空间计划开展12年以来，这一次降落是最令人高兴的。它确确实实地证明了，载人宇宙飞行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运气问题，还必须有充分的训练和有力的飞行保障，飞行人员才能从近乎灾难性的险境中解脱出来。
在解决问题后的两年里，又相继进行了“阿波罗”14号、15号、16号登月飞行，均获圆满成功。
1972年四五月间，“阿波罗16号”飞行过后没几天，空间技术探索又获得重大进展。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的白宫，这两个自从1957年以来一直在空间竞赛的冷战中比高低的国家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两国将共同完成一项载人空间计划，包括一艘“联盟号”飞船和一个阿波罗密封舱在地球轨道上接合。这种接合称为多种目的的“国际会合和对接飞行”，最重要的目标是为未来的苏联宇航员和美国宇航员取得某种拯救能力。
尼克松总统在莫斯科参加历史性的首脑会晤期间正式宣布，联合空间飞行将在1975年7月进行。实际上，在两国的科学家之间，1970年10月就已经开始议论要实现这一项惊人计划。
届时，苏联将发射一座巨大的“礼炮号”不载人航天站，发射成功3天后，3名宇航员将乘坐“联盟号”宇宙飞船进入绕地球轨道，并且连接在15米长的“礼炮号”的一端。
3名美国宇航员将从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飞。当他们绕地球15圈飞越大西洋时，他们将把阿波罗飞行器连接在“礼炮号”的另一端上。在以后的56小时中，3名美国人和3名苏联人将一起绕着地球转，一起工作，一起航行，一起吃饭，甚至一起睡觉。
这6个人将接受两个飞行控制中心的领导，一个在休斯敦，另一个在拜科努尔。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人，有史以来头一次一起在宇宙空间飞行。
布劳恩评论说：“关于特殊营救飞船的谈论很多，文章也写了不少。但是分析一再表明，潜在的危险很多。只有宇宙空间的飞行器才能及时进行营救。随着双方空间交流的日益增加，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很可能出现两国的宇航员可以互相帮助的局面。”
1972年，布劳恩领导下的团队、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实验室、空间工业界、全国的科学机构和研究中心，取得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技术突破。冶金、低温学、固态物理学和许多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技术期刊上经常发表航天副产品和附带意外收获的成果的报告。整个空间事业的进步，带动了其他许多与人类生活相关的行业快速发展。
但是，在一次次成功之后，有许多人认为，航天技术只是“迷人的空间把戏”，国会已经不再热心为它拨款了，而公众则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航天事业的提倡者和航天科学家们忧虑重重，“阿波罗17号”出现在地平线上，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阿波罗17号”如果不出问题，将表明整个阿波罗计划取得彻底胜利。这对全世界未来的空间探测来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而对火箭工程师布劳恩本人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发射日期是12月6日，“阿波罗17号”将在深夜里起飞。在阿波罗计划中，这还是头一次在夜间发射。这天，布劳恩看着高耸入云、沐浴着蓝白色的灯光，顶端装着阿波罗飞船的“土星5号”火箭，像一个雕塑家在欣赏自己塑造出来的最满意的作品。他心潮澎湃，等待这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时刻的到来。
飞行小组由两名宇航员和一名科学家组成。“阿波罗17号”计划飞行13天，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布劳恩帮助工程师们排除了一个在倒计时阶段计算机程序方面的问题后，“阿波罗17号”飞向了夜空。
12月19日午后不久，“阿波罗17号”在萨摩亚群岛东南面的太平洋上降落。很多人认为，这次成功的冒险是“本世纪内最后一次载人月球旅行”。
但是，布劳恩乐观地说，如果我们“在10年之内又把人送上月球”，他不会感到惊奇。尼克松总统说，“阿波罗17号”是“开端的结束”，暗示美国将继续探测宇宙空间，征服宇宙空间。
阿波罗计划结束了。航天局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建立第一个美国航天站——天空实验室，预期在1973年发射。再接下去就是航天飞机计划。
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5年中，该计划将在空间事业中占支配地位。许多专家感到，在航天飞机计划不断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将进行月球探测的“下一阶段”，即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和带人天文台。布劳恩说，“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丢下月球不管，那是不可想象的。”
至20世纪70年代初，布劳恩以卓绝的努力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不准备躺在荣誉的桂冠上过日子，不准备退休或离职。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仍然老当益壮。他和其他人一样，对阿波罗计划取得的成果很激动，他渴望继续在航空航天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并准备以充沛的精力去迎接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