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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制造火箭
因为相信火箭在未来的和平时期有伟大的发展前途，我们必定要遭受了许多艰难困苦。——冯·布劳恩
不穿军装的雇员
1932年10月1日，布劳恩在柏林大学上学的同时已经正式成为陆军的一个不穿军装的雇员了，任务是发展液体推进剂火箭。
他一面在大学里学习，一面由德国陆军提供研究经费做起了研究。他在库默斯多夫占了一个有滑动顶盖的混凝土试验井的一半，另一半则用于试验火药火箭。
多恩贝格尔向布劳恩提供了一个火箭测试架，并给他配备了3名工作人员。包括工业瓦斯应用协会的工程师华特瑞达尔、工程师亚瑟鲁道夫，以及原来在“火箭飞行场”的首席技师海因里希·格吕诺。
虽然4个人马上开始了工作，但经费并不宽裕，对于军方来说，发展火箭是违反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的，所以在军队内部也不能大张旗鼓地开展这项工作，一切只能秘密地进行。
布劳恩所需要的器材设备只能向一家火炮工厂提前订货，而这家工厂的许多工作都比他的订货要优先得多。
而库默斯多夫靶场的办公机构更是办事拖沓，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布劳恩把要求拨给材料的申请送上去后，常常是被他们搁置在办公桌上，很长时间也不见答复。
直到1933年1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成功制造出了第一台供试车台试验用的小型水冷式发动机。在第一次试验中，这台发动机产生了140千克的推力，持续了60秒钟，当局也大为惊异。可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引火爆炸、活门冻结、电线管道起火和许多其他的故障，不断地阻碍着工作的开展。布劳恩陷入了困境，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内贝尔说道，现代发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把已知的、现成的部件组合在一起。在困难关头，这句话给了布劳恩很大的启发。
从目前情形看，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把焊接专家、做活门的、造仪器的和制烟火的技术人员们都请过来。
布劳恩在这些行家们的帮助下，造出了300千克推力的再生冷却液氧—酒精发动机，进行了静态试验，并准备装在用6个月时间造出来的一枚火箭上进行发射，他们把这个火箭和发动机的合成体称为“合成体1号”，简称为“A-1”。主要目标是让它成为一枚可以沿预定路线稳定飞行的火箭。
因为设计上的问题，第一次试验时点火还不到半秒钟，火箭就炸成了碎片。改进了以后，第二枚A-l也还是达不到预定的效果，布劳恩和他的研究小组决定放弃A-1，转入重新设计的A-2的研究工作中。
A-2虽然跟A-1的大小差不多，但是推力却达到了1000千克。尽管研究小组的目标是发展武器，但布劳恩对发展太空旅行的火箭仍然念念不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下决心一定要制造出更大的火箭。
到1934年12月，他们成功造出了两枚A-2火箭，命名为“马克斯号”和“莫里茨号”，准备在北海的博尔库姆岛上发射。
他们选在圣诞节前几天发射了这两枚火箭，它们都达到了大约2000多米的高度。这让布劳恩等人欣喜若狂。他们的这次试验，得到了当局军方的认可。他们很肯定地表态，这次试验是非常成功的。
在此之前，这位22岁的学生科学家已经取得了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写的论文论述了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理论和实验的各个方面。但是因为军事安全方面的原因，这篇论文编入目录时，用了一个难以归类的题目“关于燃烧试验”。
柏林大学把这篇论文评为最高等级——特优。但是，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事限制取消了，这篇论文才得以印刷出版。年轻的布劳恩在试图分析并测定火箭发动机中发生的复杂的喷射、雾化、燃烧、离解、气态平衡和膨胀现象时所竭力探索的问题，在这篇论文中都作了生动的阐述。
这篇论文意义十分重大，甚至在大约30年后，德国宇宙飞行协会还将该文作为其正式期刊的特刊重新出版，向全世界火箭工程界发行。
1935年初，德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日益恶化，纳粹在选民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逐渐在政府中站稳了脚跟。纳粹统治下的军方开始公开研制各种武器，库默斯多夫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在布劳恩研制A-2火箭的同时，马克斯·法利尔在包括瓦尔特·里德尔在内的一些火箭专家帮助下继续进行着火箭车试验，这种车是以液体推进剂火箭为动力的。
有一次，火箭发动机爆炸，法利尔的喉部被碎片所伤，不幸死在里德尔的怀里。试验小组在里德尔的领导下，依照与陆军订立的合同，在柏林附近的布里茨煤气股份公司极其秘密地继续进行工作。
令布劳恩特别满意的是，陆军决定把这项工程和他自己在库默斯多夫的小组合并在一起。里德尔有技术，有实际经验，这样一合并，可以互相补充。
“马克斯号”和“莫里茨号”的发射成功，大大推动了火箭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官方更加慷慨解囊，火箭专家欢欣鼓舞。布劳恩立即着手研制A-3。
1935年1月，冯·里希特霍芬少校拜访了布劳恩和他的小组。里希特霍芬负责德国空军的发展工作，后来在戈林手下当空军元帅。他到库默斯多夫来的目的，是要了解用液体推进剂火箭作为飞机动力的可能性。这种动力先要在传统的飞机上进行试验，最后应用到一种特别设计的全火箭动力飞机上去。
里希特霍芬走后，军方很快决定把库默斯多夫发展成一个飞机动力工厂，并派来了一批工程师，催促马上开始进行全火箭动力战斗机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火箭发动机用酒精和液氧作推进剂，产生了1000千克推力。在一定限度之内，这种发动机还可以调节。1935年夏天，把这种装置装在机身里，从座舱里操纵进行了头几次静态试验。德国空军的一个军官小组观看了这些试验，他们先是不敢置信，继而惊讶不已。”布劳恩说。
那时候，布劳恩手下大约有80个人，还有一个夹在库默斯多夫两个炮兵射击场中间的小小试验站。里希特霍芬提出的包括研制一种重型轰炸机起飞用的喷气助推器的要求，在这样狭小的地方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少校很快就拨给了他们500万马克，以便在另外一个地点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设施。
空军出的这笔钱，第一次打破了国防军各部门之间的规矩。布劳恩被他的顶头上司霍斯蒂希上校严肃地带到贝克尔将军办公室，当初参观“火箭飞行场”时的贝克尔上校此时已当上了陆军军械总监。里希特霍芬的无礼行为，使将军勃然大怒。
“德国空军真有一副暴发户的架势，”他咆哮着说，“我们刚有了发展前景，他们就想窃取！但是他们得放明白点，干火箭这买卖，他们只不过是小伙伴！”
“你是说，”霍斯蒂希惊讶地问道，“你打算在火箭技术上出钱超过500万吗？”
“正是这样，”贝克尔回答说，“我打算，除了里希特霍芬的500万以外，再拨款600万！”
布劳恩以前的年预算从来没有超过80000万马克，这一下，他的小型试验成了“头等大工程”，从此以后，需要的资金成百万地源源不断。
手头有了足够的资金，他们就对在库默斯多夫的那点狭小地盘大为不满了。他们急不可耐，要尽快搬到一个能把火箭发射到300多千米的地点。
1935年圣诞节，布劳恩回到西里西亚的老家探望父母，他把火箭发展的前景告诉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正在寻找适当地点的事，而且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这个地点必须靠近海边。
“你们为什么不到佩内明德去看看呢！”他的母亲建议道，“你祖父以前经常上那儿去打野鸭。”
布劳恩觉得她的意见不错，并带多恩贝格尔来查看，军方最终同意了把这个地方作为火箭试验场的新址。
进驻佩内明德
佩内明德位于柏林北方乌瑟多姆岛西北端伸入波罗的海的一块沙洲上，这里有成片的松树林，无尽延伸的沙丘，以及各种水鸟聚集的沼泽地。平静而孤立，没有太多居民，这个地方很隐秘，又有一段海岸线可以利用，这一切正符合库默斯多夫研究小组的需要。
4个星期以后，空军建立起一个常设的工程师办公处，开始了试验场的建设。选上空军，是因为根据建筑条例规定，空军可以建造规格更高的建筑物。
花了两年时间，终于在佩内明德建起了复杂的综合性设施。
1937年4月，库默斯多夫的火箭专家们搬到波罗的海之滨。在庞大的工厂里，他们简直成了沧海一粟，这里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于是布劳恩得以召回那些在老火箭飞行场已经爱上了火箭技术的人员，他感到十分满意。
布劳恩带着这个比以前庞大很多的团队，继续进行A-3的研制工作。A-3在设计上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原来的设计要求达到超音速，但因为不断增加器材，过于沉重，在A-3的多项革新中，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能把相当重量的记录仪器带上天，还大大减少了点火爆炸的危险。
1937年12月，A-3研制完成，布劳恩准备在波罗的海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岛上试射A-3了。
第一枚A-3在加添燃料之前，某些部分涂上了具有高度吸湿性能的绿色染料，以便在坠落地点把海水染出颜色。发射之前耽搁了几小时，冰冷的液态氧使海上湿润的空气凝聚为水，从而溶解了染料。绿色的水滴顺着尾舵慢慢流下来，使经由电缆接线柱通向火箭内部的各种电路短路，这就越发耽误了时间。
更使气氛紧张的是，在这段时间内，满载着观察大员的船上，不断向试验小组发来质问电报，这显然是由于海上波涛滚滚，船上的人颠簸得难受，因而电报催得很紧。
12月4日，总算一切准备就绪了，布劳恩亲自按下启动电钮。点火装置性能很好，第一枚A-3开始飞离地面。大约持续飞行了5秒钟，出现了降落伞。可是，降落伞飘进了火热的喷射流，顷刻化为灰烬。火箭开始打转，摇摇晃晃地掉到海里去了。
他们希望，失败的原因在于降落伞及其机械装置，所以在发射第二枚A-3的时候把这一部分装置去掉了，但是照样失败。火箭还是打转，摇摇晃晃地坠毁了。
全体工程人员大失所望，集合在一起讨论两次失败的可能原因。是燃气舵缺乏足够的活动范围，去压抗空气动力流，以致火箭不能迎风前进吗？但是火箭打转明显发生在进入逆风之前，因而这个理由不能解释。火箭在试车台的方向架上进行试验时，横滚控制系统的工作性能良好……他们怀疑会不会是传动装置速度太低，会不会是风力影响了滚动稳定性……
他们决定等到一个无风的日子，再把最后一枚A-3原封不动地拿来进行试验。结果，徒劳无功，第三枚和前两枚一样失灵。
失望的布劳恩下决心找出问题所在。他和研究小组重新设计了控制系统，但是要造出这套系统，供下一次试验使用，至少需要18个月，他们就利用这段时间矫正A-3的其他一些缺陷，并准备研制出新的火箭A-4和A-5。
A-4是第一枚根据特定规格制造出来的火箭，和以往的火箭不同，以往的火箭都是先经过制作，再经过测试评估性能。
A-4是多恩贝格尔定出的规格，它的射程要达到260千米，能负载1000千克重的弹头，命中的误差只能有2米至3米，火箭还必须能用铁路或公路运达德国境内任何一个地点。
研究小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规格的火箭必须重量轻、反应快、结构简单、足以负载大量燃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首先造出了一个真正可靠的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布劳恩等的研究工作取得进展的时候，希特勒的权力崛起，德国空军得到了国防军的其他部门所没有得到过的慷慨资助。
多恩贝格尔和布劳恩都意识到，他们研制的火箭越来越大，射程也越来越远，像A-4火箭这种大型研究方案，包括布劳恩最想实现的宇宙空间探测，必须要有希特勒政府的支持才能进行下去。
机会来了，布劳恩接到通知，希特勒要去库默斯多夫视察。
给希特勒上课
1939年3月23日，在布劳恩27岁生日的时候，他在库默斯多夫炮兵射击场的试验站里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
在大部分人搬去佩内明德后，这里还保留着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室。
那天天气特别的阴冷，天空还下着雨。水珠不断地从淋湿的松树上滴落下来，在地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洼洼。靶场和试验区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水汪汪的，所有东西全都浸湿了。
这是北欧的一个严寒而又痛苦的冬天，到处都呈现出一种紧张的政治气氛。
许多人都隐隐地感觉到，去年苏台德地区的冲突，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大规模战争。每一个德国人都知道，他们的元首正在准备摊牌，如果西方列强不能继续满足他的要求的话。
当然，从希特勒看来，他不但会继续成功，而且会永无止境地取得更大的成功。
布劳恩注意到，希特勒到库默斯多夫的时候，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惊奇。他的脸因长期征战被晒得黝黑。他不时地走来走去，显得精力充沛。他是那么急切地渴望了解到更多的未知情况，虽然他对火箭研究机构所要看的东西并未表示有任何强烈的兴趣。
随同他一起来的有陆军总参谋长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和陆军军械总监卡尔·贝克尔将军。佩内明德的指挥官瓦尔特·多恩贝格尔当时是一个上校。他在附近迎接了贵宾，并带他们参观佩内明德的前身——库默斯多夫的火箭研究设施。他还替布劳恩作了引见，并强调说，无论元首想要问什么技术问题，布劳恩都乐于回答。
多恩贝格尔知道，如果希特勒对火箭技术感兴趣的话，也仅仅是局限于发展武器的潜力，因此他要求布劳恩不要提宇宙航行问题。他不愿意让希特勒认为，他们根本不是在研究现实问题，即对德国的军事力量有用的计划。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各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展计划争取经费。当他们缠着陆军首脑，要求得到继续进行研制的经费时，有人告诉他们，要钱，就只能研究可以远程运送重磅炸药并有希望命中目标的那类火箭。
布劳恩随同希特勒一行，一起走向一座最老的试验台，去观看一架旧的1934年290多千克推力火箭发动机进行试车。火箭发动机的静态试车并不包括导弹的实际发射。发动机被拴在或者装在固定的台架上，然后再点火。在这种情况下，燃烧室水平地悬挂着。
希特勒只站在几米外的地方观看这次试验，只有一道装甲木板墙来作为防护。淡蓝色的喷气，集中在由不同亮度的色彩清晰显示出来的具有超声冲击波的狭长气流中，同时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尽管希特勒的耳朵里塞着白杨软木塞，但是这种声浪一定会震得他的耳膜发疼。然而他的表情是那样地专注，并没有一丝变化。
希特勒已经习惯于大炮和各种“隆隆”轰响的火炮的表演，他显然并不为之所动。下一项表演是一台垂直悬挂的发动机发出1000千克推力，他看了仍然还是一声不吭。希特勒观看第二项试验时，距离大约9米多，还是站在一道防护设施后面。
接着，希特勒一行走向了另一座装配塔。
多恩贝格尔上校陪在希特勒身旁，向他汇报在新的佩内明德火箭中心的工作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希特勒始终一言不发。直至介绍他看装配塔里一枚崭新的A-5导弹剖面的模型时，他才开始说话提问。
希特勒透过导弹薄薄的金属外壳上的狭长切口和许多小孔，可以看到竖管、阀门、燃料箱和火箭发动机，并可以观察到燃气舵的操纵偏度。为了让参观者们一目了然，相关的部件都被涂上了相同的颜色。
布劳恩曾经听说，希特勒对现代技术和复杂的机器颇感兴趣。当他开始解释6米多长的复杂的A-5导弹结构时，希特勒对他讲的每一个细节都十分注意地听着。
“这些是电池组，”布劳恩指着那些高高地位于导弹上方，在逐渐尖削的弹头下面的镍镉部件说道，“它们为控制系统和仪表装置的操作提供必要的电力。电池组下面是陀螺稳定平台和3个控制伺服马达的速率衰减陀螺仪。陀螺平台上有一具加速度敏感装置，可以量度并且在双重积分之后纠正由于风力引起的火箭航向的横向偏差。其次，这里有一个防水舱，装有气压记录器、温度记录器和用来拍摄这两种仪器在飞行中的读数的小型电影摄影机。”
布劳恩大声地解释着，并望了望元首，想看看他听懂了没有。
“你们怎么回收摄影胶卷呢？”希特勒问道。
“到达最大高度以后，有一个降落伞会自动弹射出来，导弹便徐徐降落，掉进海里浮在水上，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捡起来。通常，只有轻微的损坏。”布劳恩回答。
他继续对A-5导弹进行更详细的解释，他指出：“用于测量外壳温度和燃烧室压力的其他仪器，以及当导弹偏离航向时，接收地面发来的紧急讯号以便关闭火箭发动机的无线电接收机。”
“在仪器舱下面是氧气箱，氧气箱下面是推进剂箱，内装铝制火箭发动机，大约有1.8米长。”布劳恩解释了燃料箱增压系统的作用，“这个系统是由一个液氮贮存器和一个电热器组成的，二者都装嵌在液氧箱中。降落伞包则位于两箱之间，从侧面弹出。”
布劳恩强调说：“容量为390升的推进剂箱虽然是用轻合金制成的，但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的压力达22千克。”
希特勒绕着这枚起飞重量为750千克的科研导弹踱着步子，他指了指发动机，问：“布劳恩，性能如何？”
“这台发动机在45秒钟之内能产生1000千克推力。”布劳恩答道。
希特勒没说什么，也没显露出有什么感受。他继续地提他所关心的问题。
最后，他摇摇头离开了火箭，但是他一声不吭。
布劳恩心里明白，希特勒对A-5导弹评价不高，也许他认为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太复杂了。
希特勒离开装配塔之前对布劳恩说：“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液体推进剂火箭飞起来，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用两个燃料箱和两种不同的推进剂呢？”
布劳恩十分惊讶地望着希特勒，他已经对一枚先进导弹的复杂之处作了详尽的解释，满以为希特勒起码会明白火箭推动的基本道理。但是很显然，这个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懂。布劳恩意识到，希特勒对他的大部分解释是左耳进右耳出了。于是，布劳恩开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笼统地向他说明火箭推进的原理。
布劳恩说：“当然，火箭在没有空气的情况下是可以飞行的。因为它不是靠推压后面的空气前进。火箭的推压是在内部进行，推压的是头锥。它不像其他的发动机用大气中的氧气进行燃烧，如汽车或飞机的发动机。火箭在氧化剂箱中带着氧气。”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不用汽油或柴油和某种汽化器系统，利用周围空气中的氧气呢？”希特勒犹豫地问道。
“阁下，那已经做过了，”布劳恩回答说，“那种发动机叫做脉动式空气喷气发动机。但是这种脉动式发动机只能用于比较低速的飞行，如果导弹以这样的速度飞行，就会被高射炮或战斗机打下来。火箭推进的主要优点是：即使发动机起作用的时间很短，导弹也能像炮弹一样，以极高的速度飞行；当然，因为导弹像炮弹一样是沿着弹道飞行轨道飞行的，所以初速度越大，导弹的射程就越远。”
布劳恩又看了看希特勒。他担心，他老是站在那里解释导弹技术的ABC，会使元首显得十分无知。于是当他接着讲的时候，就又指了指A-5导弹的流动体系说：
“按发动机的单位重量计算，火箭发动机所产生的推力，比用于飞机推进的任何发动机都要大得多。如果能加快燃烧过的气体的排出速度，火箭的速度还会更快，射程还会更远。排气速度翻一番，同一枚火箭所能达到的速度也会翻一番，射程则是原来的4倍。终速度还取决于所消耗的与火箭空重相比的燃料重量。”
“如果燃料重量是火箭空重的大约6.5倍，火箭的飞行速度将达到排气速度的3倍。如果重量比为19∶1，速度比则为3倍，其余类推。我之所以列举这些数字，是因为火箭要取得高速度，它所携带和燃烧的推进剂的重量就必须比它自身的重量大好多倍。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火箭弹是能够取得超音速、达到极端高度或极大射程的唯一大型弹射体。当这样一枚弹道火箭弹落到地面上时，即使不带装药弹头，其冲击效应也是十分惊人的。”
希特勒那长着难看的狮子鼻、蓄着小胡子、有着两片薄嘴唇的脸上，并没有显出对布劳恩谈的内容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只要希特勒不说什么，布劳恩就认为那是表示他可以继续讲下去。
“液体燃料火箭似乎十分复杂，它用的不是燃料和氧化剂在同一个容器中存放和燃烧的固体推进剂，而是把燃料和氧化剂分别放在两个燃料箱里。通过燃料箱增压或用泵，再把液体推进剂压入再生冷却燃烧室。虽然液体燃料火箭增加了这么多复杂性，但是它有几个显著的优点。最重要的优点是它的排气速度比固体推进剂所能取得的排气速度高得多，这就意味着可以达到更远的射程。此外，液体推进剂火箭完全可以控制，就像普通的汽油发动机一样，推力可以通过减少燃料供给来调节。”
“这枚导弹能负载多重？”希特勒问道。
布劳恩答道：“A-5只是测试火箭，还没有考虑负载能力，不过经过试验，证明可以造出能携带巨大弹头的更大型的火箭。”
这时，布劳恩自以为觉察到希特勒的眼睛里闪出了一丝兴趣的光芒，便继续对各种液体推进剂功能用途逐步进行详细的解释。
“飞机发动机只能靠汽油运转，”布劳恩说，“而火箭则可以使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混合燃料。许多异乎寻常的化合物证明是大有希望的。氢氧混合燃料能使排气速度达到每秒4000米，几乎等于目前酒精—氧气发动机的推进剂效率的两倍。但是液氢很难操作，还没有办法实际应用，所以这种排气速度只是理论上的。然而它表明，可以研制出新的或更好的混合燃料。”
希特勒多少有点满意了。他接着又问了一些问题，流露出他想把火箭纳入自己的宏伟总计划中的意思。
例如他问道，用钢板代替铝制造火箭是否可能。起初，他听说A-5只不过是一个研究用飞行器，不能带弹头，大失所望。但他听说A-4能把1000千克爆炸物载送到290千米之外的目标的简单介绍时，他就比较有兴趣了，问研制这样的导弹需要多长时间。
布劳恩望着多恩贝格尔，他想这个问题还是由一个军人来回答好，而且还可以让多恩贝格尔上校借题发挥，趁机要求得到更多的发展经费。
“根据目前的工作水平和财政支持，那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多恩贝格尔慢条斯理地说。
希特勒微微点了点头，以示回答。
在餐厅用午餐的时候，希特勒一边吃着素杂烩，喝着惯用的法申根矿泉水，一边自己谈到宇宙飞行的话题上来。
他说他曾经在慕尼黑遇到过马克斯·法利尔。希特勒说，法利尔是一个空想家。布劳恩正想要为法利尔辩护，并给元首简单介绍一下宇宙飞行问题，但是看到多恩贝格尔的脸色，便连忙住口。多恩贝格尔老练地笑了笑，用外交辞令说，宇宙飞行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希特勒把杯子里的矿泉水喝完以后说道：“噢，好极了！”他指的是静态试验台上的火箭发动机表演。言外之意显然是想要结束谈话。按照礼节，就不应该再谈这个问题了。
布劳恩颇感失望。既然希特勒自己提出宇宙飞行的问题，为什么不谈下去呢？说不定他们终究能引起希特勒对宇宙飞行的兴趣。
希特勒这个人在其他方面十分好大喜功，为什么就不想搞宇宙飞行呢？但是多恩贝格尔解释了为什么不讨论宇宙飞行问题的理由以后，布劳恩同意了他的看法。
多恩贝格尔担心的是，希特勒会把他们看成是和法利尔一样的空想家。如果那样的话，连军用远程火箭这一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他也会加以反对。
按照希特勒此刻的心理状态，甚至连研制大型火箭武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显然也不相信。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理解这一点的。喧闹的表演场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他，这可以从他的评语“好极了”推断出来。
希特勒向库默斯多夫的全体工作人员告别时，同布劳恩和多恩贝格尔握了手，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便登上他的装甲汽车往柏林去了。
布劳恩可以想象得到，没有希特勒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将会遇到许多难题。
希特勒习惯于对他周围的亲信们说，他的“判断永远正确”。
而那些亲信们对待希特勒的判断，就像对待福音书里的真理一样，立即在全党进行传达。从当时的情形看，想要得到经费和支持看来是极为困难的，布劳恩已经开始意识到，通向宇宙飞行之路将是多么的漫长，那也将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在V-2火箭研制方面的成绩，在几年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希特勒会授予他所谓“荣誉教授”的称号。
闯过难关研制V-2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两天后，也就是9月3号，英法两国对德宣战，就此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这时，布劳恩仍然沉浸在搞大型火箭为今后宇宙探索做准备的幻想中。开战后没几天，他们就把已经完善的新的制导系统装到了A-5上，随后进行了试射。试射非常成功，火箭上升的垂直高度达到了13000米，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40年初，佩内明德的指挥官向布劳恩表示，A-5的研究必须停止，“除非能造出军方需要的军事武器来，否则陆军当局就会拒绝拨给必要的研究和试制经费。”
“如果我们只是无休止地发射实验火箭，那就休想维持我们的事业，”多恩贝格尔当时这样说，“军械部需要一种射程大大超过远程大炮的野战武器。”
经过研究，一种构型类似A-5、可以通过铁路隧道运输的火箭，能携带2000千克重的弹头达到270多千米射程。这种火箭满足了军方的要求，因而就在这种非正式的情况下，V-2的原始设想产生了。
1940年夏，布劳恩带着佩内明德的全体技术人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V-2研制的巨大工程中。工程难题几乎堆积如山，亟待解决，每一项大的改动又会牵出许多新的问题。
要使火箭发动机的性能调节到最完善的程度，就要进行几百次试车。用V-2的巨型发动机进行这样多次的试车，后勤工作量之大是惊人的。
V-2的制导和控制提出了许多问题。A-3和A-5所使用的制导和控制系统，是由工业公司供应的。这些公司和布劳恩本人共同商定规格以后，再进行设计和试验。尽管纳粹统治有极端国家主义倾向，但是德国的军需采办还是坚持这么一个原则：政府机构制定所需物资的规格，私人工业负责设计和制造。但是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承包商开始提出一些非经详细研究无法给予满意答复的问题。
但这所有一切并没有难倒精力充沛、意志顽强的布劳恩，他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也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布劳恩的谦虚好学、知人善任使他带领佩内明德的工程师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战争爆发后，因为军方不相信他们能及时生产出什么有军事价值的东西以供使用，所以一些最有经验的人员甚至被征招入伍，剩下的人员也受到很严格的预算控制。
但在研制V-2的关键时期，佩内明德得到了当时的陆军最高司令官瓦尔特·布劳希奇元帅的支持，他是相信火箭研制会取得成功的少数人之一。他分配给佩内明德3500名官兵，这些人名义上是接受训练，实际上是加速研制。
“除了增加劳动力以外，我们还邀请了36名工程学、物理学和化学教授到佩内明德来，举办‘献智日’，目的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谋求合作。”布劳恩回忆道。
因为各大学也遭受征兵之苦，教授们都心甘情愿地用公文包带着一个或更多的问题，回到自己的研究所或大学去，任务是教授们根据他们当时的设备情况自己挑选的。
这样领出去做的任务包括积分加速表、泵叶轮改进、多普勒无线电弹道跟踪、陀螺仪轴承、电离层研究和电离层中的无线电波传播、天线方向图、超音速风洞的新测定法、飞行力学计算机和许多其他问题。从涉及的内容看，火箭技术的确已经成了一门复杂的科学。
布劳恩同教授们的合作不但富有建设性，而且关系十分融洽，非常民主。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开了许多专题讨论会，大家彼此互访也不少。为了让大学的研究机构在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的灵活性，让它们的人员有充分的机会去彻底熟悉火箭试验的所有实际情况，最后订立科学合同时条件订得很宽。这种做法促使人们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
佩内明德和36位教授之间的这种安排，阻止了后来纳粹分子在德国“组织”整个战时研究的企图。那些声色俱厉的纳粹党人，拿着各种表格要各个大学填写。为布劳恩工作的人就委婉地谢绝合作，说他们为佩内明德的重点项目进行研究，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发射V-2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42年春进行的。发动机点火时，发出可怕的轰鸣声。导弹气势雄伟地上升了约一秒钟，随即因燃料供给发生故障，重又弹尾朝下落了下来。弹尾由于缺乏抵挡这种冲击的足够硬度，弯曲变形了。V-2翻倒下来，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炸得粉碎。
4个星期后，第二枚V-2似乎有可能满足布劳恩最乐观的期望。它通过了令人担心的音障而没有发生事故，这使全体工程人员松了一口气。因为许多空气动力学家曾经预言，“跨音速现象”会把导弹撕得粉碎。
过了40多秒时，第二枚V-2还可以看得见，情况和预期的一样好。突然间它开始摇晃起来，出现了一片白色蒸汽云，于是它就在半空中解体了。后来了解到，这是由于仪器舱区的外壳过于脆弱。1942年10月3日发射第三枚V-2时，加强了外壳。
这一次的V-2飞行十分成功。第三枚V-2达到的最高高度是85千米，射程为190千米。虽然没有达到275千米的设计射程，但是这让布劳恩和他的火箭专家们十分满意。
多恩贝格尔对布劳恩说：“这一次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我要警告你，使我们头痛的一些问题还根本没有解决，而只是刚刚开始。”
多恩贝格尔的警告是对的，这一点不久就证实了。迄今，纳粹官员中很少人像多恩贝格尔那样对火箭技术充满信心。希特勒走得更远，甚至预言火箭试验一定会失败，这是浮现在他心头的他那“永不会错”的臆测之一。于是，他的谄媚者都和他唱一个调子。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开始把火箭专家们看成是一些信奉左道邪说的人。
第三枚V-2的成功一下子改变了这种局面。希特勒毫不费力地把他的臆测忘得一干二净，成了一个火箭迷。那些拍希特勒马屁的人也学他的样子，闯进佩内明德大叫大嚷要立即生产V-2。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希特勒司令部里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也把注意力转向了火箭。
结果，建立了一个V-2特别委员会，直接由军械和军工生产部管辖，由格哈德·德根科尔布担任主席。该委员会马上开始发布高压指示，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生产机构。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虽然精力充沛，但没有什么科学判断力。这个委员会成了刺进佩内明德的肉中刺。
尽管有这种种不利条件，尽管研究被迫匆忙进行，但是V-2的可靠性、射程和准确性还是逐步有所改进，并达到了随时可以进行大量生产的状态。在佩内明德南部建立了一座大工厂，生产某些重要零件，并进行装配。多恩贝格尔开始训练军官，并征募将来在战斗中发射V-2的士兵。同时，在维也纳附近、柏林近郊和腓特烈港有名的齐伯林飞船库又建起了3座装配工厂。
1943年6月28日，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驱车到佩内明德视察。他要看一看当时V-2计划的进展情况。这是盖世太保头子第二次来佩内明德。多恩贝格尔和布劳恩都担心希姆莱会给他们制造麻烦，甚至可能会插—手，把这项计划置于党卫队的管辖之下，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接待他。
多恩贝格尔和布劳恩把希姆莱带到军官食堂请他吃饭，彬彬有礼但不铺张。谈话只局限于表达他们希望火箭计划能很快列为希特勒最优先考虑的项目，这是高速度发展生产所必需的地位。这一群人拘谨地讨论着这个问题，直至第二天凌晨4时。
上午9时过后不久，希姆莱在前呼后拥之下来到看台上，观看第三十八枚V-2的发射。这枚约14米长的V-2笔直地竖立在7号试验台上。倒数计时进行完毕，火箭点火，顺利升离发射台。
当上升至9米多高时，导弹突然毫无规律地翻滚起来，以很低的高度掠过半岛，猛烈地喷射着火焰，起飞15秒钟后，火箭的内部结构在巨大的张力作用下瓦解，发动机完全关闭，这枚V-2便栽到西佩内明德的德国空军机场上。8000千克重的液氧和酒精在巨大的爆炸声中燃起大火，停放在机场上的3架飞机顿时被炸毁，地面上也炸出了一个直径达30米的弹坑。
希姆莱嘲弄地说：“现在我可以回到柏林去，心安理得地下令生产近战武器了。”多恩贝格尔知道，佩内明德已投入了数以亿计的德国马克，他听了希姆莱的风凉话，觉得很不是滋味。
不到一个小时，一些汗流浃背的佩内明德工程师，急忙把另一枚火箭从装配车间送到了发射位置上。
这一回，火箭完美无瑕地飞上天空，突然消失在高层云中。发动机雷鸣般的轰响声在波罗的海上空回荡了一分多钟，直至发出无线电讯号使它停车为止。不久以后，跟踪站报告，导弹落在230多千米外的波罗的海海滨。
希姆莱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是很显然，他也被发射的壮观场面和取得的辉煌胜利打动了。他答应有适当的机会要在元首面前为他们说句好话。
布劳恩对独创性工程的热情以及领导和管理第一流技术团队的能力，使V-2变成了现实。V-2问世的意义颇似赖特兄弟发明的基蒂霍克飞机。它们有两个共同点：飞机除了促进国际和平，发展国际民航和繁荣国际贸易以外，还可以用于战争；同样，大型火箭既能帮助人类探索宇宙和发展和平科学，当然此时是准备用于战争。
1913年，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但是在研究世界和宇宙空间时，首先将小心翼翼地突破大气层的界限，然后再征服整个太阳系。”布劳恩从第一次成功发射V-2的时候起，就已经认识到这些话所包含的真理。
他回忆起1942年10月3日V-2首次发射成功时，同事们是何等激动啊！多恩贝格尔将军本人说：“你知道我们今天取得的是什么成就吗？今天，宇宙飞船出世了！”
但是，当V-2的大规模生产就要开始的时候，1943年8月17日，英国皇家空军的570多架四引擎轰炸机，在45架夜间战斗机的护卫下，把佩内明德夷为平地。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还夷平了3家被指定大量生产V-2的工厂。一家位于柏林北郊，一家在维也纳南面的维也纳新城，第三家是康斯坦茨湖畔的腓特烈港著名的齐伯林工厂。
这种同时进行的空袭表明，高度保密的V-2研制和未来生产计划已为同盟国所获知。希特勒作出的反应是命令整个火箭生产转入地下。他指派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下主管建设的头头、党卫队队长汉斯·卡姆勒去执行这项命令。
卡姆勒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条件是他手下管着几个集中营，从中可以抽出大量劳动力。他用残酷的手段逼迫那些俘虏进行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把哈茨山南面靠近诺德豪森市一座废弃不用的油库改建成德国最大的地下工厂，即所谓米特尔工厂。
从3家被炸毁的生产工厂找出来的部分机床和装配设备被运到了米特尔工厂地道里。俘虏在德国文职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监督下，开始进行V-2的装配工作。
由于分散在德国全国各地的零件工厂不断遭到轰炸，因此装配线常常因为缺少零件被迫停工。后来，越来越多的零件制造也转移到米特尔工厂进行。这通常安置在一连串较短的地道里，它们和两条主要的地道相连，就像梯级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米特尔工厂的劳动力逐渐变成为德国雇员和俘虏的混合队伍。
布劳恩是佩内明德研制中心的技术指导，而佩内明德距米特尔工厂有640千米之遥，他从来没有负责过V-2的大量生产或米特尔工厂的管理。生产定额是由柏林的军械部定的，米特尔工厂的管理部门也是由它任命和监督的。
截至1944年7月20日，一些德国陆军军官谋刺希特勒失败之时，卡姆勒和米特尔工厂党卫队的作用逐渐缩小，只管理地道外面关着俘虏的几个集中营，并对俘虏进行的经常性破坏活动严加监视。
米特尔工厂的俘虏绝大部分是从德国占领区抓来的法国、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抵抗战士。在这些混杂的囚犯中，还有一些是因为反对纳粹统治而被捕入狱的德国共产党人，也有从德国监狱转到集中营来的少数普通罪犯。
米特尔工厂附近有一个集中营叫做“多拉”，这个集中营臭名昭著，20世纪50年代在西德进行的“多拉战争罪行审判”中，这里的一些党卫队军官和卫兵，以及米特尔工厂的高级文职管理人员，被指控犯有杀害那些进行破坏活动的俘虏的罪行。
布劳恩从未被指控与这些杀害俘虏的罪行有牵连，但在审判时被传去当证人。在证词中，他证实他听说过这样的罪行。
由于V-2设计老是在变动，他到米特尔工厂去过8次或者10次，通常是每次一天。但在此期间，他从来没有到多拉集中营或地道综合体外面的其他集中营去过。
他说，地道里的工作条件给他的印象和地狱一样可怕，还说“即使在当时德国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正在垂死挣扎的情况下，犯下这种暴行也使他永远感到羞耻”。
战后很久，因为“探险者1号”和阿波罗计划的成功，布劳恩的名字成了头条新闻。有两三名新闻记者代表法国的一个“多拉集中营幸存者”联合会，指控布劳恩本人应对他们在米特尔工厂和多拉集中营所受的苦难负责。
布劳恩说，这些指控使他非常伤心。以前在多拉审判期间，他已经清楚表明，这些指控是不公正的，是没有实据的。但是他决定不去非难这些记者，因为他们被驱赶到其中的那个丑恶而又不人道的环境，是任何准则也无法为之辩护的。
至1944年春，米特尔工厂生产V-2的速度是每月300枚，后来又一度达到月产900枚的高峰。起初生产出来的V-2，大部分用于多恩贝格尔的训练计划，其余的分配给佩内明德，用于试验、改进控制设备和其他类似工作。
当时关于V-2最热烈的争论之一是有关火箭即将应用于实战的问题。包括布劳恩在内的佩内明德工程人员认为，除非有防炸弹的混凝土设施，旁边还有复杂的修理和试验设备，以及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否则就无法在战斗中进行成功的发射。
多恩贝格尔极力反对这一基本观点，理由是：尽管混凝土设施的顶部很厚，但是在投入使用之前就会被敌机炸得精光。多恩贝格尔认为，要建立起V-2的作战能力，更聪明的办法是用机动兵器群的形式，由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事人员操纵。
多恩贝格尔不顾技术人员几乎一致的反对，坚持这种办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火箭用特别设计的炮底架运到发射地点，这种地点通常在密林里。然后把火箭竖立在轻便管状台上，用特别油槽车加注燃料，人在一辆装甲车上进行发射。装甲车用铁丝网围护成一座“流动碉堡”，停在距离导弹大约150米的地方。
多恩贝格尔的预言得到了完全证实：要在作战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必须使用这样的人，他们经过严格训练，但是对火箭技术的更深奥问题应该是比较不熟悉的。
他常说：“叫那些科学家们离开火箭吧，我们不会有任何问题。”
被纳粹逮捕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关键期，V-2的军事重要性与日俱增，它的影响也被扩大到纳粹党政治中去。
“在1944年初之前，我一直成功地避免了卷入任何政治圈套。陆军用检查安全出入证的办法，机智而有效地防止了对佩内明德的政治干扰。出入证干脆不发给不必要的参观者。”布劳恩说。
这时，热衷于钻营的卡姆勒开始认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火箭专家，因为他曾用集中营的人挖成了米特尔地下工厂。卡姆勒开始对当时佩内明德的营地司令官莱奥·灿森进行攻击。灿森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守旧派的职业军官。
他一直十分有效地阻止了纳粹党企图控制佩内明德工作的一切努力。盖世太保向灿森的上司多恩贝格尔报告，说他们掌握了一份关于灿森的档案材料，清楚表明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同时还送来了一份调换灿森的命令。
多恩贝格尔机智地按照这份命令的字面意义执行，任命灿森当他的助手，在柏林负责V-2计划，多恩贝格尔自己则接管佩内明德的最高指挥权。这样一来，他本人就向他自己的副手报告工作！盖世太保不想跟柏林的陆军最高司令部较量，所以也就不去理灿森了。另一方面，卡姆勒则不敢诽谤多恩贝格尔，因为没有他的合作，卡姆勒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从1937年春起，布劳恩当上了佩内明德陆军研究机构的技术指导，同时也就成了卡姆勒蓄谋插手佩内明德的第二个靶子。
1944年2月，布劳恩接到—个电话，要他向东普鲁士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司令部汇报工作。他心惊胆战地走进希姆莱的办公室。据布劳恩说，希姆莱确实是一个大恶棍，杀人不眨眼，但是表面上却彬彬有礼，很像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他们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我希望你能认识到：你的V-2火箭已经不再是一种玩具了，”希姆莱说道，“全体德国人民都迫切地等待着这种神秘武器……至于你，我可以想象得到，陆军烦琐拖拉的公事程序一直严重阻碍着你的工作。干吗不到我手下来工作呢？你一定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容易地见到元首。我可以比那些墨守成规的将军们给你更为有效得多的支持……”
“总监先生，”布劳恩回答道，“我再也找不出比多恩贝格尔将军更好的领导人了。现在我们的工作仍然迟缓的原因是由于技术上的问题，而不是烦琐拖拉的公事程序。你知道，V-2就像一朵小花，要使它盛开，需要阳光、适量的肥料和一位细心的园丁。我担心，你现在的计划就等于灌注大量的粪水！你知道，这可能浇死我们的这朵小花。”
对这个比喻，希姆莱冷笑了一下，并且转换了话题。几分钟后，他很有礼貌地辞退了布劳恩，但布劳恩感觉到他的礼貌完全是虚伪的。布劳恩回到佩内明德继续工作。希姆莱以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方式对布劳恩发起了进攻。
1944年3月15日这个寒冷的冬夜，在奥得河边的施韦特，多恩贝格尔住处的床边电话凌晨就响了。通话者是步兵将军瓦尔特·布勒。布勒将军现任陆军参谋长，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元首司令部的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工作。他传话多恩贝格尔必须立即去和陆军元帅凯特尔晤谈，在贝希特斯加登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住处。
他和他的司机乘坐奥佩尔旗舰牌轿车，于上午8时离开施韦特，在约阿希姆塔尔驶上公路干线，途经柏林、霍夫和慕尼黑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由于暴风雪冰封道路，加上前一天晚上慕尼黑遭到猛烈空袭所造成的大混乱，他们在路上耽搁了，所以下午很晚才到达贝希特斯加登。他打电话给布勒。布勒表示要在自己的房间里和他谈话。
一刻钟之后，他告诉多恩贝格尔：“布劳恩教授和两名工程师，克劳斯·里德尔和赫尔穆特·格勒特鲁普，因破坏V-2计划，于今天早上8时被捕并遣送什切青。”
多恩贝格尔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可能是真的！布劳恩是他最好的人，他和布劳恩亲密共事达10多年。他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布劳恩。布劳恩日夜操劳，孜孜不倦，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V-2，现在却说他破坏V-2计划而把他逮捕！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克劳斯·里德尔，他以不屈不挠的热情和对军事需要的卓越理解力设计出整个地面机构，他是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还有格勒特鲁普，他是施泰因霍夫博士的副手！他们全都被捕了，这简直是神经错乱！
多恩贝格尔问道：“他们被控告犯了什么罪？”
“明天元帅会亲自告诉你。”
他实际上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早上9时去见凯特尔。这位陆军元帅很快就在办公室里接见了他。“你已经听说布劳恩、里德尔和你的另外一个人，昨天早上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吧？”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被告的问题很严重，非逮捕不可。这几个人很可能要丧命。他们身居要职，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呢，我实在不能理解。”
多恩贝格尔马上回答道：“阁下，我不知道他们每个人被控犯了什么罪，但是我可以替布劳恩和里德尔担保。至于格勒特鲁普，我不很了解。他的案子，我需要听一听控告的具体内容。”
凯特尔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你要用你自己的性命为这些人担保吗？你竟然马上就下了这个决心！”
“阁下，我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最亲密的同事，这是毫无疑义的。”
凯特尔严肃地说：“你的‘最亲密的同事们’在青诺维茨一起声明，他们从来没有打算把火箭发展成战争武器；他们是在你的压力之下从事全部研制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去做他们的实验，证实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目的始终是宇宙旅行。这些你都知道吗？”
原来如此！“不过，我还是要为他们担保。在佩内明德介绍技术表演的时候我自己常说，我们的V-2研制工作，只是向一个新的技术时代——火箭时代，迈出的试探性第一步。我曾经多少次坚决地认为，现在实现人类历史上这一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已经为宇宙旅行指明了道路。我们已经为实现宇宙旅行的可能性提供了证明。如果我的人重复这些词句就算犯了破坏罪，那么我也应该被逮捕了。”
凯特尔解释道：“这些人灵魂深处所想的一直是宇宙旅行，结果没有把他们的全部精力和能力都用在战争武器的生产上。这一事实就说明他们犯有破坏罪。”
“这些人的被捕将会毁掉整个计划，尤其是当火箭就要投入使用，而我们又还没有找出最近发生故障的原因的时候。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可理解的误会或错误了。”
凯特尔再一次耸了耸肩膀。“对此我无能为力。这件事是希姆莱亲自处理的。”
“阁下，佩内明德的全体军人和文职人员都是受军法约束的。佩内明德是在军事管辖之下，应该立即从盖世太保手中把这几个人提过来，转为军事拘留。”
“现在正在调查之中，我不能干涉。但是我可以从反谍报机关里派一个观察员去出席审讯。他将直接向我报告。你认为这些人的被捕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吗？”
“阁下，我希望记录在案：如果这些逮捕继续有效，研制工作的完成就要成问题，火箭在战场上的应用就要无限期推迟。”
“你真的认为后果将会如此严重吗？”
“在这个阶段，布劳恩和里德尔是实现火箭计划最重要的人；格勒特鲁普也是电气方面不可缺少的人，他是电气部门领导人的常驻代表。为了这个计划，我有责任要求立即释放这些人。”
“放理智点！没有希姆莱的同意，我无法释放他们。我还必须避免他们怀疑我在这些事情上不如盖世太保和希姆莱热心。我在这里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我受到人家的监视，我的一切行动都受到注意，他们只不过是在等着我犯错误。如果我也必须离开的话，军官团将会失去它和元首之间的最后一个中间人，失去施加任何影响的最后机会。那时党卫队和希姆莱就会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了。”
“阁下，我可以去见希姆莱吗？我有责任向他表明我的观点，并且要求释放这几位先生。”
“我来给他打电话。”
凯特尔打电话给希姆莱的副官，问他多恩贝格尔能不能晋见希姆莱。讲明了打电话的原因，他们等了一会儿，答复来了。
希姆莱拒绝接见。他说多恩贝格尔必须向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提出请求，而且要去找党卫队的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将军。
第二天上午11时，多恩贝格尔在他的参谋长特姆中校陪同下，来到柏林市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的党卫队保安总局。这座楼梯已经被炸弹炸得破破烂烂。灰泥从屋顶和墙上剥落下来，窗户被炸得粉碎，门板已经掉下来。破坏更严重的地方则用木板堵住。到处都感到寒气逼人。
卡尔滕布龙纳不在，他们见到了党卫队分队长米勒。他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警官，容貌不会给人家留下什么印象。他背靠着窗户坐下来以后开始讲话：“你就是多恩贝格尔将军吗？我听说过许多有关你的事情，看过不少有关你的材料。我想你是来谈有关佩内明德的事情吧！”
“是的，我要求立即释放莫名其妙地被保安处逮捕的那几位先生。为了支持我的要求，我要作详细的说明……”
米勒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首先，这些先生并没有被捕，只是因为什切青的警察长官要对他们进行讯问，所以对他们实行保护性拘留。其次，保安处与此事绝对无关。到了1944年，作为一名现役将军，你一定会知道，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之间的区别。”
“将军，我一生从来没有和他们密切接触过，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微妙区别。对我来说，盖世太保、保安处和警察都是一回事。逮捕也好，或者像你所说的保护性拘留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位党卫队将军开始威胁多恩贝格尔本人，说他们掌握了他的大量“档案材料”。接着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多恩贝格尔详细地告诉米勒，这些被捕的人已经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有些什么工作要做，以及为了不致让整个计划遭到破产为什么必须立即释放他们的道理。米勒静静地听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多恩贝格尔。
他拒绝在初步调查之前就承担任何义务，并声称他手头一点文字材料也没有。他答应简要地向卡尔滕布龙纳说一说，催他抓紧办理这件事。多恩贝格尔要求他对什切青方面紧急施加压力，他答应照办。接着，多恩贝格尔要求允许他到什切青去看一看被捕的人，米勒表示同意。
谈到这儿，多恩贝格尔就告辞了，他前往什切青。几天之后，他和在最高统帅部反情报部管事的克拉罗特少校密切配合，设法把布劳恩转移到施韦特，然后完全释放。在什切青的时候，多恩贝格尔在晚上还带上一大瓶白兰地去看望布劳恩。
过了不久，他又欢迎里德拉和格勒特鲁普回到他的办公室。后来发生了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不久V-2又投入使用，这个案件也就不了了之。
多恩贝格尔后来才知道，这些人的被捕是由于特务告密。希姆莱第一次视察佩内明德以后，他的特务机构在邻近的青诺维茨小镇居民中安插了特务。显然，特务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而不是监视当地的居民和陌生人。他们还断章取义，把布劳恩他们的话加以歪曲，使人家听起来像是犯有叛国罪。
据布劳恩回忆，在青诺维茨的一次鸡尾酒会上，他讲的话的确曾使一位女医生听得入迷。他那些话可能被解释为：似乎V-2并不是要作为一种战争武器的；研制V-2时他一心想的是宇宙旅行；他对V-2即将用于军事作战感到遗憾。
“那个女人，”布劳恩说，“显然是一个盖世太保密探。无论如何，我是坐了两个星期牢，还在监牢里过了我的32岁生日。老天爷知道我是多么感激多恩贝格尔把我救了出来。感谢上帝，我没有受到拷打，没有被枪毙——盖世太保从来就是这样干的。”
其实，党卫队对布劳恩所下的判断，远不止是犯了破坏罪。他们认为，布劳恩有一架飞机，随时准备带着重要火箭资料飞往英国。这一点很难反驳，因为他经常使用一架属政府所有的小型轻便飞机“梅塞施米特台风号”，他自己驾驶着这架飞机到德国各地办公事，他怎么能证明自己没有叛国意图呢？
成果被用于战争
汉斯·卡姆勒博士对佩内明德的险恶用心一直未能得逞，直至1944年7月20日一部分陆军军官谋刺希特勒失败以后，党卫队才交了好运。
为了挽回败局，希特勒极力施压，命令尽快将V-2投入战争。当时，V-2已接近军事应用阶段。被提升为党卫队将军的卡姆勒在幕后运动，终于使多恩贝格尔的任务降为监督V-2部队的装备和训练。这样，他就失去了对那些靠他的熟练业务组建起来的军事单位的控制权。
为了测定火箭的准确性及其弹头的破坏力，早在1944年夏，大规模的V-2运行试验就开始了。试验是在波兰南部的一个荒凉地区进行的，在那里设立了观测站、探测装置和跟踪基地。每天大约发射10枚带有装药弹头的导弹。导弹连开始发射以后不久，据报告，差不多60％的火箭在距离弹着点大约两三千米的空中便爆炸了。
“我立即带领一个鉴定人员团队离开佩内明德，按照多恩贝格尔的建议，在目标地区的正靶心上建立了指挥部。”布劳恩说。
“多恩贝格尔马马虎虎地推断，这肯定是最安全的地点。我到达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在那里了。但是有一天，我恰好站在一片开阔地上，看着塔顶的时间指示器。指示器上预告，即将有一枚火箭到达目标地区。我抬头向着火箭即将飞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道淡淡的导弹白云尾流朝我飞来，我吓坏了！我几乎来不及卧倒，就被一声雷鸣般的爆炸掀起老高，掉在附近的一条沟里，没有受伤。弹着点离我还不到100米，爆炸的弹头没有把我炸得粉身碎骨，真是奇迹。”
就这样，布劳恩差点被他自己的火箭武器杀死……
1944年9月8日，德国部队从荷兰海牙郊外发射了第一枚用于实战的V-2导弹。发射后不到6分钟，即下午18时43分，这枚带有900千克炸药的火箭，在离伦敦很近的泰晤士河畔爆炸，造成严重破坏。
于是举世皆知的军事火箭最引人注目的应用开始了。10天内德国部队向伦敦倾泻了26枚V-2。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写道：“当时似乎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德国人提早6个月完善并使用这些新式武器，我们要进入欧洲将是极端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
约14米长的V-2，直径将近1.7米。装上全部推进剂的发射重量大约为13吨，发动机产生的推力为25吨。大约69％的导弹重量是液氧—酒精燃料。
V-2从欧洲大陆的发射场到伦敦，飞行时间一般是5分多钟。大约在35000米的高度上，燃烧就结束了。接着火箭开始做快速无声的惯性飞行，达到90000米的最大高度。切断推力以后的速度是每秒1600米左右。V-2击中目标时的速度是每秒约800米，比多数来复枪子弹都要快，当时还没有研究出截击的方法。
因为在佩内明德的大空袭中死了不少人，所以第一次用V-2袭击伦敦以后，佩内明德火箭专家们的个人感情不能说没有受到复仇情绪的影响。但是布劳恩说，大家也感到很懊悔，因为V-2原来是设想做为月球飞行的头一步的，但却参与了战争的残忍勾当。
从1944年9月8日，V-2首次轰炸伦敦到1945年3月27日最后一枚袭击肯特郡的奥尔平顿，德国共向英国本土发射了1115枚V-2。而射向同盟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V-2一共有6000枚以上。英国的资料表明，2742人被V-2炸死，6467人受伤，经济上的损失也非常大。
早期生产的V-2性能还很不理想。从1944年8月16日至1945年2月，提供给野战部队的V-2有3000枚，在起初检查的1000枚中，339枚有缺陷，必须退回工厂。发射的661枚中，大约有5％或者飞不起来，或者起飞后打滚。有些甚至在发射台上爆炸。
1944年10月以后，作战部队所收到的导弹有85％成功地发射出去。所有这些导弹都到达目标附近，但是只有20％到达特定目标附近2000米之内。到达目标前在半空中爆炸的也还占了一定比例，它们虽然也有相当的破坏力，但是没有充分发挥出效能来。
由于诺曼底登陆成功，在英吉利海峡沿岸进行发射即将不可能。按照军方的要求，佩内明德研制团队的工作开始转向研制射程约为600千米的有翼V-2，即A-9，这种火箭成了高度优先的军事需要。
至1944年秋，因为大多数德国人都已经被征调入伍，要想得到迫切需要的人力已经不可能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最后只好把外国工人、政治犯和战俘全用上去，由熟练的德国雇员对他们进行监督。在完成大部分装配工作的米特尔工厂，10000个劳工里面有9000个是外国人。
实际上，此时布劳恩并没有积极配合刻不容缓的紧迫战争需要，他研制火箭时始终考虑怎么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未来的航天事业上，他甚至列出了一个宏伟的长远计划，最终目标是载人太空航天器。
“在我们的一些A-9的未来计划图中，用一个增压的座舱取代弹头，还有一个三轮式起落架，”布劳恩说。“因为我们最近和盖世太保进行了一次近乎致命的较量，所以这些图样对一切外来参观者保密。我们计算，A-9可以载着一个飞行员，在17分钟内飞行600多千米的距离。它可能像V-2一样垂直起飞，然后像滑翔机一样在一条中等长短的简易跑道上着陆，可以说是今天的航天飞机的先驱者。”他笑着回忆道，“根据国家的紧急情况，这些未来的设想应该是把A-9设计成急需的、射程更远的导弹。我们甚至把它命名为A-4B，以便让它得到A-4这个高度优先项目的各种好处。”
布劳恩表示，如果把载人A-9作为第二级，安装在A-10火箭助推器顶上，它可以成为一架能飞越大西洋的超音速火箭飞机，这就是A-9至A-10计划一个最迷人的方面。
虽然布劳恩在脑子里还不断地在考虑着另一种更大的助推器，这种助推器按顺序应命名为A-11，但是除了设想以外，他不敢超出A-10的范围。A-11、A-10、A-9组合将成为正式的三级航天飞船。只要稍加改进，这种组合就可以很容易地把A-9飞行员射入绕地球的永久卫星轨道。
布劳恩认为，这离永久卫星站的设想只不过是一步之遥。“把A-10改装成有翼的末级，”布劳恩在1945年被俘后对美国调查人员这样说道，“把A-11改装成三级飞船的第二级，然后再加上一个真正大型的助推器，也许就叫做A-12。A-12的推力不少于12000吨。它可以使有翼A-10达到卫星速度，但是这一下可不光是一个飞行员了，而是有效载荷大约30吨。许多这样的航天飞船定期往返于轨道和地球之间，就可以把人员和大量物资运到宇宙空间去，在轨道上建立起永久的住人航天站。”
战争结束时，佩内明德的程序表大致是这样的：
自动远程单级火箭，即A-4、V-2；自动远程滑翔导弹，即A-9；载人远程滑翔导弹，即A-9B；自动二级加速滑翔导弹，即A-9、A-10；高超音速二线加速滑翔飞机，即A-9B、A-10；不载人卫星；飞往卫星的载人火箭；载人卫星；自动太空飞行器；载人太空飞行器。
1944年底，苏联军队从东边进入德国，离佩内明德火箭中心不到160千米。同盟国军队在阿登摧毁了德国的最后一道防线，迅速地从西边涌进来。
V-2野战部队被迫从荷兰和法国北部的发射阵地后撤，他们的战斗行动随之中断。由于东西两边都遭到围困，分包商的工厂损失越来越大，导弹生产不断受到阻碍。
外国来源完全断绝之后，重要原料的供应处于绝望状态。因为缺乏原料和人力，甚至旨在改进V-2的研究和发展工作的效率也变得很低。尽管做了很大努力，临时凑合着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终究是十分艰难的。
佩内明德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形势非常严峻。1944年12月12日，佩内明德正式成立了“人民武装部队”，精疲力竭的工人和工程师，在已经很少的业余时间中还要接受近战和巷战训练。他们进行训练，并接受命令建设和保卫街垒，每星期3次，一共4小时，官方试图用颁发十字勋章和其他勋章的办法来勉强维持雇员的士气。
到1945年1月底，苏联军队直接威胁佩内明德，他们做好准备，凡是不能撤退的东西都要毁掉。他们尽一切努力不让苏联军队获得有助于重新制造V-2的任何情报。文件和图纸也准备毁掉。他们把装有酸和黏性油的容器放在适当的地方，一旦流出来就会淹到那些档案上，二者混合即可引起燃烧。
策划向美国投降
1945年1月的最后几天，布劳恩召开了一次绝密的高级人员会议。会议是在一所农舍里举行的。他们开会时，可以听到远处苏联军队的炮声。但是和苏联军队大炮比起来，他们更害怕的还是盖世太保会听到这次会议的风声。
“德国已经战败了，”布劳恩说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首先成功到达外层空间的就是我们个团队。我们向来相信人造卫星、月球飞行和星际旅行。因为相信火箭在未来的和平时期有伟大的发展前途，我们遭受了许多艰难困苦。现在我们有一个义务，每一个战胜国都会想要我们的知识。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把这一份财产交给谁？”决定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人反对，他们全都赞同向美国投降。
当时，大约有10个交叉的指挥机关向布劳恩下达自相矛盾的命令，这实际上使佩内明德的文职管理机构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以决定它自己的命运。但是不管作出什么重大决定，要实现都是充满危险的。
负责保卫这个地区的陆军部队将军命令他们放下工具，参加人民冲锋队，誓死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负责德国火箭计划技术和工业方面工作的柏林军械部，指示他们带上最重要的研究设备，转移到靠近哈茨山脉一个叫做布莱歇罗德的小镇，并在那里继续进行工作。他们很高兴，因为这可能使他们处于美军必经之途。
但是他们能否通过那位要求他们参加作战的将军的后方地区，却大成问题。布劳恩很快查明了情况。在他坐小汽车迅速前往柏林返回佩内明德的路上，在一个设置路障的地方，一位军官回答了这个问题。“本地区不再允许民用车辆通过。”他说。
“他和我像两只蛤蟆狗似的对峙着，”布劳恩回忆道，“他显然不大了解佩内明德，但是他接到的命令是清楚的。我对他说，我们接到的命令也是不含糊的。我谈到我们的奇妙武器，谈到军械部严令我们转移到德国中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以保证最后的胜利。这个转移计划将动用两列火车和大约1000辆卡车、汽车。”
“这个计划叫什么呢？”他问道。
他编造了一个名字。“我们称之为特别部署计划。”布劳恩回答道。
“你们的车辆，窗户上要有标签和记号，”他最后回答道，“我将授权手下的人，让你们通过。”
布劳恩想象中的计划，德文首字母是VZBV，意即特别部署计划。他们把每一辆卡车和汽车都涂上了这个标记，而且还缝在臂章上。
德国正在崩溃，同盟国节节胜利。布劳恩则四处奔走，忙于进行一次几乎是不可能的撤退。不管有什么危险，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必须在几天之内，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把全体人员和智囊团、大量的技术报告、设计图、专利品、蓝图和工程图纸撤出来。
布劳恩的工作劲头向来是出众的。现在仍然如此。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想我就会成为老朽，我的脑子就会不管用，我就会退化……”
但是在佩内明德进行撤退的那些日子里，那种紧张和劳累，甚至连布劳恩也几乎受不了。
根据军械部的命令，布莱歇罗德镇成了他们新的总部。各个部门和实验室安置在不同的建筑群里。这些建筑物多数是属于战争期间倒闭的工厂的。他们借助于自己制定的紧急命令征用了这些设施，这些紧急命令凭当时仍然是高度优先项目的V-2获得了合法性。
总人数近5000人的团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转移。由于铁轨遭受破坏，桥梁被炸毁，本来已经开得很慢的运载人员的列车，一再为空袭所阻滞。
缺乏住房是一个大问题。原来由先遣队指定作为雇员及其家属住房的建筑物，后来又被征用作为应急医院，所以许多人只好和他们的家属住在小镇外围的一些村子里。
2月初，布劳恩到他一个亲戚的农庄去，向他的表妹玛丽亚·冯·克维施托普告别。当时她已经坐在行李箱上，准备到靠近荷兰边界的一个地方去。他对她十分爱慕，然而这时他没有说什么情意缠绵的话，因为那是一个绝望的时刻。
第二天，布劳恩的满载人员、供应和设备的特别部署计划护送车队开始向南转移。他们在转移期间白天黑夜都忙个不停，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因为护送车队经常受到同盟国飞机的袭击，火箭专家们只能在夜间行动。
有一天半夜驱车疾驰时，布劳恩的司机因疲乏过度，在方向盘后面睡着了。布劳恩坐在司机旁边也酣然入睡。汽车高速冲出路堤。接下去所发生的事情，布劳恩能记得起来的是，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恢复了知觉，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多处受伤，有一边的肩膀粉碎性骨折，左臂折断两处。要是在平时，他会决定在医院里住上几个星期。但是布莱歇罗德地区需要他，从佩内明德撤出来的几千名人员迫切需要他。
此时，尽管德国已全面陷入困境，V-2计划尤其困难，但是德根科尔布的生产计划仍然要求到1945年9月每月生产600枚火箭。除此之外，他们还期望他能制订一项应急计划，以解决V-2的两个遗留问题：如何提高准确性和防止过早的空中爆炸。
3月初，苏联军队进占佩内明德，并向柏林挺进。20日，美国军队占领哈茨山和诺德豪森附近的米特尔工厂，使V-2的生产完全停顿。但是布劳恩和他的高级导弹科学家及技术人员，已经被德国党卫队从布莱歇罗德据点弄到慕尼黑南面的一个地区去了。种种迹象表明，党卫队准备把他们消灭掉，以防他们被同盟国军队俘获。然而事态进展很快，纳粹来不及执行这项计划。
1945年3月15日，多恩贝格尔和布劳恩接到党卫队总部发来措词严厉的命令，要求销毁从佩内明德撤到布莱歇罗德的一切有关导弹计划的秘密文件，防止被敌人缴获，但他们都不愿意这样做。
布劳恩因为车祸受伤还不能工作，多恩贝格尔担负起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责任，执行这项任务必须避开党卫队虎视眈眈的监视。他指示佩内明德的两名主要文职工程师，他们也是布劳恩的最亲密的同事，把材料装到几辆大型带拖车的卡车上，运到哈茨山中德恩滕镇附近一个废弃不用的矿坑去。
到了离矿坑大约还有5000米的地方，把所有的司机和卫兵都打发走，只留下两名可靠的工程师迪特尔·胡策尔和伯恩哈德·特斯曼，在几个不知究竟的矿工帮助下，继续把车子开进矿坑。文件被卸在矿坑里，然后炸毁入口处，把资料封闭在里面。1945年4月底，占领哈茨山的美国陆军找到了这个矿坑，发现了这些隐藏的箱子。
哈茨山南面地区当时的土皇帝是党卫队将军卡姆勒，他依靠他管辖下的集中营犯人的帮助，炸出米特尔工厂地道的时候，曾经使用过残忍的手段对待那些人。他预料同盟国军队可能会绞死他，于是他决定为保住自己的脑袋进行讨价还价。
卡姆勒准备把布劳恩和他的团队作为人质。他对布劳恩说：“你去挑选500名主要人员，要他们准备好明天上我的特别列车。不许带家眷。我要把你们送到你们可以继续进行重要工作而又不必担心受到侵扰的地方去。”
凄凉的离别场面惨不忍睹，家庭被野蛮地拆散了。挑出来的500人被送到阿尔卑斯山麓靠近奥伯拉梅尔高的一个德国军队营房去。“风景绝佳，”布劳恩说，“营房也很舒服。只有一道障碍——我们的营房四周有带刺铁丝网围着。”
不久，这500人全都意识到，他们是被卡姆勒作为人质扣留起来了。如果同盟国不愿意进行交易的话，他们就会被杀害。布劳恩开始想办法使这一阴谋不能得逞。
布劳恩看到同盟国的飞机随心所欲地轰炸扫射，就去找那位负责奥伯拉梅尔高军营、处于极度紧张不安之中的党卫队军官。布劳恩说：“要是有一颗炸弹落在这个军营里，就会毁掉我们的整个武器计划，你是要负责的。”他建议把比较重要的科学家分散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这样，空袭就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炸死。
“我受命支持你们的工作，我要对你们的福利负责，”党卫队军官圆滑地说，“如果你们住在外面，我就没有办法行使我的职责。我不具备必要的运输手段。”
“好，那不成问题，”布劳恩微笑着答道。他在离开布莱歇罗德以前，曾经悄悄地命令大约20名佩内明德老司机把卡车、汽车和足够的燃料从哈茨地区开到奥伯拉梅尔高来，以便重要的研究工作能够继续下去。
布劳恩答应给那个党卫队军官一辆私人小轿车和他所需要的全部汽油。第二天，党卫队把科学家们分小组护送出铁丝网，住到周围的村子里去。
“遗憾的是，美国军队离我们好远，”布劳恩回忆道，“巴顿将军油箱里的汽油显然比我们还少。在那几个星期中，形势十分危急。谁也不知道党卫队下一步要干什么。甚至连我们的食物供应也成了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
“我是鼓动大家逃跑的，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但是我由于车祸受伤，走动还很不方便。我的胸部和左臂都用石膏绷带包着。于是我的同事们在我们所采取的勇敢行动中首当其冲。”
“有一天，我很高兴地听说，我的好朋友恩斯特·施泰因霍夫博士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党卫队的看门狗，使他和仍然在哈茨地区的卡姆勒割断了关系。‘你想，要是美国人来了，你穿上便衣，装成是一个工程师，会不会比穿制服安全些？’他这样问他。这话果然起了作用。”
“从此以后，与其说我们是那位党卫队军官的俘虏，倒不如说他是我们的俘虏。德国军队仓库里还堆满着食物等待着再也没有下达的陆军命令。我们共同采取了欺骗行动。我们再次把那些神秘但是十分有效的特别部署计划标签贴在卡车上，重新亮出在佩内明德时曾给我们帮过大忙的、享有最高优先权的命令，像蝗虫一样从一个军用仓库飞到另一个军用仓库。这办法果然奏效。我们运走了许多吨食物，分发给自己那500人。”
但是布劳恩本人需要的不止是食物。他操劳过度，急需医疗护理。很显然，如果他继续忽视自己的断臂伤肩，将会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他所选择的医院，以成功治疗滑雪者和登山运动员的四肢骨折著名。这家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你需要动两次手术，间隔大约4天。”
外科医生拿掉石膏绷带，把头一个骨折处打开。布劳恩躺回床上去时，医生对他说：“不要动，在进行第二次手术以前，我不给你上石膏绷带。”
布劳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情绪低落，忧心忡忡。为了解闷，他只能收听德国广播电台的广播。他得知，巴顿将军的第三军又开始前进了。即使不听广播，各种迹象也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同盟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日夜不停地在头顶上轰鸣。炸弹落在医院周围，重病号被转移到地下室去。
但是一只手臂骨折，即使没有上石膏绷带也很痛，可还是算不上重病号。在空袭过程中，他只好躺在医院病房里，眼看着炸弹击中附近的建筑物，束手无策地等待空袭结束。这真是折磨神经的痛苦经历。
第三天下午，一名佩戴红十字臂章的士兵走进布劳恩的房间。“赶快穿好衣服，”他说道，“我给你弄来了一辆救护车。
“是谁派你来的？”
“多恩贝格尔将军。”
尽管在陆军军官企图谋杀希特勒失败之后，多恩贝格尔被迫离开了他的佩内明德的同事，但是他一直关心着布劳恩团队的动态。现在他的老同事们需要帮助，他立即采取了行动。布劳恩几乎不相信多恩贝格尔就在附近，而且再次来拯救他。一时间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法国军队不到一小时就要到这里了。”那士兵说道。
这句话解决了问题。当他团队里的其他人都将被美国人俘虏的时候，布劳恩自己不想成为法国俘虏。在这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将是不可预料的。他可以想象出他的投降计划将会遭到怎样的破坏。外科医生在几分钟内给他的手臂上了石膏绷带。布劳恩立即火速驱车前往多恩贝格尔的阿尔卑斯山休养所。
他们到了奥伯约赫的巴伐利亚休养所，多恩贝格尔将军沿着小道冲下来迎接布劳恩。在他后面是24个佩内明德老同事和布劳恩的弟弟马格努斯。
布劳恩终于有机会向他慈祥的朋友介绍整个佩内明德研制团队向美国人投降的计划了。
“你的看法如何？”布劳恩问道。
“如果我不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你想我会派人去接你吗？战争结束了。把我们的婴儿交给妥当的人，这是我们对人类应尽的责任。”
但是多恩贝格尔的前途并不那么美好顺利。因为V-2曾经对伦敦进行过猛烈轰击，英国人正在搜捕多恩贝格尔，他们要把他作为战犯审讯。同盟国当时已经在搜捕戈林和其他纳粹头子，同时正在计划著名的纽伦堡的历史性审判。当然，多恩贝格尔对悬赏他脑袋的事一无所知。当时他和布劳恩只有一个想法：如何尽快找到美国人。
“在奥伯约赫等待的时候，我们考虑过自己的前途。”布劳恩说。几个星期以前，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被游击队杀掉了。德国电台则刚宣布，希特勒在柏林之战中“英雄般地死去”。
“我最担心的是我的父母，他们在苏联军队战线的大后方。我的哥哥西吉斯蒙德当美军接管罗马时，在梵蒂冈城的德国大使馆，人身安全，并由此摆脱了战争。至于玛丽亚，我只知道她的双亲已经准备要撤退到靠近荷兰边境的一个小镇。”
“激动人心的停战公告通过电台宣布了。我们在宁静的奥伯约赫滑雪旅馆等了三四天，最后决定主动和美国陆军取得联系。在我们当中，我的弟弟马格努斯英语讲得最好。于是我们派他骑自行车下山去安排投降事宜。几个小时之后，他又上山来了。”
“安排妥了，”马格努斯有些激动地说道，“我拿到了6辆汽车的通行证。他们派一个护送队来，接我们到他们的情报单位去。”
多恩贝格尔将军马上把这批人组织好。他们挤进了小轿车，开始驶下陡峭的山坡。
布劳恩问他的弟弟：“你到底是怎么联系的呢？他们知道我们是从佩内明德火箭场来的吗？”
“我首先碰到的卫兵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他回答说，“但是他们打电话给山谷里的总部，总部的人似乎是接受特别命令来寻找我们的下落的。”
对布劳恩来说，一年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他安心地靠到他的座位上。他们绕过山脊，布劳恩看到一辆吉普车，车上的枪对着他的方向。“当心！”他喊道。
马格努斯说；“他们是护送我们的。在这样的大雪天，他们尽可能来到最远的地方接我们。”
布劳恩又可以松口气了。事情开始按照他的计划发展。来自奥伯约赫的这一小批人，向美国第三装甲师和第四十四步兵师投降以后不久，他终于又和来自奥伯拉梅尔高的那几百名佩内明德人的其余部分会合了。这批人很快都在加米施·帕滕基兴的兵营住了下来。在那里，他们受到美国技术情报组的盘问，这些情报组是和理查德·波特博士的人才搜索队合作的。波特在“文件夹计划”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个计划旨在网罗可能对美国有用的科学人员和设备。
然而多恩贝格尔被移交给了英国人。他没有被定为战犯。但他是一名德国陆军将军，在英国过了将近两年战俘生活。
显然，布劳恩向美国人投降的意图，当时只有佩内明德的最高层科学家才知道。1945年4月间，当V-2计划遭到破坏，纳粹行将垮台时，火箭研制团队中的许多主要成员正在德国各地执行故障检修任务。
恩斯特·施图林格博士是处理大型武器速度测定的积分器组负责人。战争结束时，他和他的大约20名专家，一起躲在图林根的魏玛附近。布劳恩和多恩贝格尔投降以后，他还一无所知。直至欧洲胜利日后几星期，佩内明德的制导和控制部主任施泰因霍夫博士来找他，他才明白一切。由于理查德·波特的人才搜索队的努力，其他人也都在德国西部各地找到了。
几年后，当年拘留过佩内明德团队的美军四十四师三二四步兵团反坦克连官兵谈起这次投降的事儿，他们说，那是令人难忘的时刻。反坦克连的人遇到布劳恩时，他们心里很怀疑，他除了替邻居的孩子们放风筝以外，有没有发射过什么更有破坏力的东西？在一些美国士兵眼里，他似乎太年轻太快活了。
一位美国中士回忆道：“布劳恩要不是有多恩贝格尔陪同，他说自己是赫赫有名的V-2科学团队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恐怕是不会有人认真对待的。但是多恩贝格尔将军的样子是够凶的，足以说明他们两人的身份。”
第四十四步兵师的对外联络员回忆起布劳恩及其一行从山上下来时的情景。“他们的车队马达轰鸣，灯光耀眼。眼见这种情况，竟没有一个激怒的美国狙击兵认为应该向他们开枪，这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的确是一件大幸事。”
黎明前，他们由第四十四师接收。该师记录表明，正如布劳恩清楚记得的，他们是在战争结束之前投降的。科学家们和步兵一起待到中午，才被反情报部队带走了……
因为德国垮台时情况很混乱，所以反坦克连对布劳恩更加怀疑。许多文职科学家为了争取征服者优待他们，试图说服美国审问者相信他们过去是成绩卓著的。
在这动乱时期的一个傍晚，当一个“衣衫褴褛”的德国年轻人，见到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希博伊甘的一等兵弗雷德·施奈克特，告诉他V-2的发明者就在附近准备投降时，施奈克特是有怀疑的。
“我看你定是疯了。”他说。他并不知道这就是那个V-2的发明者的亲弟弟，但是他还是把这一消息向他的上级作了报告。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妥协以后，才安排让布劳恩他们于当天晚上通过战线到美军方面来。
他们共9个德国人。在第四十四师的军人眼里，多恩贝格尔将军是一个瘦军官，具有“埃里希·冯·斯特罗海姆型的容貌”。他们满以为这位将军会暴跳如雷，但结果他却非常温和，叫他们大失所望。
“布劳恩对我们的士兵态度和蔼可亲，像是一位屈尊来访的国会议员。几天前他左臂骨折，用石膏绷带僵硬地吊在胸前。这并不妨碍他摆好姿势，不停地和美国士兵一起合影。这些照片有微笑的，有握手的，有好奇地指着人家的勋章的。
他的表现不像是一个战俘，倒像是一个著名人物。他显出愿意回答一切问题的样子，很快就透露出，他不仅在佩内明德工作过，而且是它的奠基者和领导人。”
在许多美国兵看来，30岁刚出头的人有这样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步兵说：“我们如果不是抓到了第三帝国最大的科学家，就一定是抓到了最大的骗子！”几年以后，有一位美国兵说：“第四十四师，尤其是第三二四团反坦克连很高兴，因为那位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在双重危险之下度过了漫长而又恐怖的3个月，布劳恩本人和他的团队既从党卫队将军卡姆勒的人质地位上解脱出来，又安全地避开了同盟国飞机不停的雨点般轰炸，现在是布劳恩平静快乐的时刻了。
对他来说，一定是把“投降成功”看成为又一里程碑和成就的，因为这次投降是他一手策划的。当他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他已经作出最大努力，尽了他自己认为是爱国的义务，帮助它取得了一种强有力的新式武器。
既然大局已定，这一切已成为过去，他认为自己新的义务是从德国崩溃的废墟上，把对将来征服宇宙空间极其宝贵的贡献拯救出来，并献出他的本领，自愿地为美国服务。
做了美国的和平俘虏
在巴伐利亚的投降，确实顺利地按照布劳恩的希望和计划进行。这一快乐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位勇敢而受欢迎的美国军官的努力，他就是霍尔格·托夫托伊上校。
20世纪50年代后期，托夫托伊是在马里兰州的隶属美国陆军军械署阿伯丁试验场的将级指挥官。他在美国的火箭发展计划和布劳恩的生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
战争期间，托夫托伊是驻欧洲军械技术情报组组长。当时他的任务是及时了解敌方装备情况，并检查缴获的装备。他经常受命把缴获的武器系统、坦克、大炮和车辆样品运回美国。
V-2取得成功以后，同盟国理所当然地把它列在要缴获的装备清单之首。当托夫托伊接到华盛顿发来的电报，要求把作战用的V-2运回美国进行发射时，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但是当时搞不到作战用的V-2，德国人已经把所有能用的火箭全发射完了，或者在运往发射地点的途中销毁了。托夫托伊最大的希望是找到足够的零部件，在美国重新装配几枚导弹。这样也许可以让陆军得到试验这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机会。
他被催促搜寻并运回“装配和发射100枚V-2”的足够零件。
托夫托伊已经得到了有关哈茨山地下工厂的情报，哈茨山大约位于法兰克福和柏林的正中间。他派詹姆斯·P哈米尔少校带领一个小组到这个工厂去，并指示他们迅速收集V-2部件，以“任何可能的办法”弄到安特卫普去海运。
出发那一天的早晨，哈米尔站在托夫托伊的办公桌前问道：“先生，你有什么指示？”
托夫托伊说：“哈米尔，就把你自己当成是接收这些零件，并且进行装配和发射的人吧，尽量不要打折扣。”他和托夫托伊都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他们确实会卷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哈米尔少校得到这些零件颇费一番周折，而且富有戏剧性。当时美国控制下的哈茨地区，即将作为苏联军队占领区的一部分进行移交，位于诺德豪森的V-2地下工厂就在移交地区之中。因此，必须立即把所需要的东西弄到手并且运出来。显然，以后再也不能回来向俄国人要更多的零件了。
有一个连队进入卡塞尔，任务是从卡塞尔坦克工厂运出老虎坦克。另一个连队直接进入诺德豪森，完成运出V-2部件的任务。
这项任务是非正式的，复杂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因为按照严格的《波茨坦协定》，总统同意不从德国搬出任何工厂。出于这个原因，不可能充分、有效地得到其他技术兵种的合作，如陆军的运输部队。结果，军械部队只好自己开火车！但是任务完成得很好，装配了一半的导弹及其所缺的零件，一起撤到了安特卫普。
把V-2零件从安特卫普运到新奥尔良，用了16艘万吨级货轮。然后再由铁路运到新的陆上试验场——新墨西哥州的怀特沙漠试验场。
佩内明德团队藏在奥伯拉梅尔高及其附近，当巴顿将军的第三军所属的第三装甲师和第四十四步兵师追到他们前面去时，托夫托伊的一个情报小组有一天向托夫托伊报告，他们遇到了负责德国火箭计划的几个高级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分成若干小组，分散在该地区的不同地点。情报人员相信，如果工作做得好，他们可以为同盟国获得大量使人感兴趣的情报。
托夫托伊和布劳恩见过面以后，建议把这一批实际设计和研制V-2的科学家带回美国，由科技人员进行审问。他感到，他们所能传授的知识，比任何战地情报组专门收集和录音的知识都要多。
欧洲胜利日以后，托夫托伊立即被召回美国，担任军械署长办公室研究发展局火箭处处长的新职务。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刚决定从事导弹研究之后。在这之前，美国只发展和生产自由飞行火箭也就是无控火箭，如火箭筒和许多其他由弹丸推进的小型火箭。
由于托夫托伊在欧洲的经历，他被指定负责制订和执行美国陆军导弹计划。在加米施·帕滕基地，德国人和托夫托伊手下的战地审问者合作得很好。他意识到他们的知识很重要又很复杂，他向华盛顿建议，在这些德国人中挑选出300名，送到美国进一步审问。
欧洲胜利日后，托夫托伊调回美国。他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查问他提出的把300名德国高级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弄到美国的建议是否被采纳。
经过大力催促，建议得到国务院、商务部和陆军部的共同批准。总人数减少为100名，托夫托伊奉命回德国进行挑选。
他离开欧洲还不到3个星期又回到了欧洲，这一次在德国维岑豪森的一座拥挤的小学校舍里和布劳恩及其他主要的德国火箭科学家见面。关于他们在美国的前途，他们的遭遇会怎样，他们将待多久，他不能作任何许诺，但是他发现这些人非常热情。
主要的问题不是这些德国人想不想到美国去，要什么条件，而是他们的家属该怎么办。托夫托伊无权把这些家属带到美国去。
德国人指出，德国货币已不能用来为他们的家属提供生活必需品。实际上，在战争刚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要在德国生存下去，就得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燃料、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德国人表示，他们可以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砍伐木材、做其他工作，以交换鸡蛋、其他食物或燃料。
因此，他们感到，在当时物物交换的情况下，即使得到以德国货币支付的薪水，他们也不能把家属丢下。托夫托伊对这种境况的理解，对这些个人问题的热情关心，对被拖进这种困难处境的儿童的同情态度，给全体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夫托伊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欧洲建立一个家属营，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将由美国政府保证供应，不是作为救济，而是作为他们工资的一部分。
他在乡村中踏勘，找到了3个可以作为家属营的地址。但是美国部队的将级司令官立即表明，他不能为德国文职人员建立家属营。但是托夫托伊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亲自向将军汇报情况。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被允许简略地叙述这件事情的实际情况。
他要求把3个地点之一作为家属营，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地点是以前德国骑兵的营房区。将级司令官听了有关火箭专家和他们对美国的潜在价值的情况介绍以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在巴伐利亚的兰次胡特建立了家属营。美国医生将对这些家属提供医疗照顾，美军后勤人员卖给他们必要的食物。
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尽管他们以前曾经请求允许他们把家属带到美国去，甚至提出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和家属住在帐篷里。
托夫托伊在把原来300人的名单削减为100名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实际上几乎办不到，所以他最后折中一下定了118名。目的是要有一个具有充分综合性的团队，要头等人才：有创造性的设计师、科学家和那些不但能帮助装配和发射缴获的V-2，而且能继续研制复杂武器系统的试验工程师。
从任何一方面看都很一般的人员，或者不具备高度的专门经验，将来会和美国现有人员产生竞争的人，他都避免带到美国去。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被认为是真正导弹专家的人，才有资格被选送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