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病毒揭底

弄清艾滋病的来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掌握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规律。没用多久，情况开始明朗。中非和东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区。感染的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后来又发现了一种不明其底细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处。尽管猿猴身上从未出现过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不少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点，认为艾滋病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的。于是乎，人类感染源的问题有了定论。然而，按流行病学的看法，这一假设根据不足。猴子以丛林为聚居地。艾滋病却盛行于城市。我们尽可以乘兴追索作为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怕这种方法导入歧路，离题太远。所以，还得寻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继续进行。所有参与有关研究的人员都开始看清楚：病毒传播的效率并不很高。传播途径必须是性接触或者是血液接触方面的问题，比如输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针头，或者滥用不洁针头之类。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心头。现在还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不过，应该稍加更动，以便调整我的思路，开阔视野，不妨把追问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这个问题改变力：在本世

纪 80 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为人们察觉、无声无息地隐蔽蛰伏了多久，60 年代中，各色各样的病例，凡属于感染一类的，我见过许多。却从来没有见过像艾滋病这类的。回想中只有肺结核病例的症状同非洲农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时以来扎伊尔，跟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有了深刻快速的变化。变化之最，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这块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由农村涌向城市，寻找活计。至于非洲农村地区的情况，至少在我工作过的地区，拿两性关系为例，不能同金沙萨这类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语。城市中肆无忌惮的滥交、杂交这类开放现象，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乡村社会的约束力极为强大。稍有出格的，其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而且非洲农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及弃即婚，迅即丧失自由。社会制度限制了性关系混乱的存在。相应的，艾滋病的蔓延减少到最低程度，根据这种情况，艾滋病本身传播率不高、潜伏期又相对较长，虽然有所流传，流传程度和范围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过出现少数几例发病情况。何况，发病的初起阶段，既然不是常见病，自不会兴师动众，而已，而且容易误诊或忽视，这些地区本来就缺医少药，更谈不到合适和必要的医疗诊断设施。对扎伊尔这类穷乡僻壤地区，我太了解了，根本无医药可谈。因此，可以认为，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在非洲农村流传的。

我提议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许可以称作纵向研究的试验，看看以上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脚。先规定一段研究的时期，比较非洲农村逐个阶段的感染率。正在这时候，我想起 1976 年

就埃波拉病毒大爆发问题开展调查时，我们曾经在扬布库周围一带采集过 600 份血样，交“疾病控制中心”妥为冷冻贮藏保管，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用 1976 年采集的血样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那时做这样的检验，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市面上买不到这方面的设备，试剂都得由实验室自行加工生产。再说，敲定最后结论的检验称作“放射免疫沉淀法”，做起来极不容易，花费的时间同它的名称同样冗长，比简单得多的“西方墨点法” 繁琐。后来干脆换成了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从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体病毒蛋白质的抗体。我等待查完全部 600 份血液样本的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

放射兔疫沉淀法检验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种类的蛋白质。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踪标记标明。附有放射性示踪器。放射性信号的强弱同接受试验的血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这种试验的优点是灵敏度高、结果具体明确。

我们等待结果。真可谓不胜企盼之至。我打赌说可以找到 3t7M 病病毒，不过数目估计相当低。究竟低到计么程度，我希望还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会摊上一次找到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吧。为了能够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计，证实 1876 年时偏远的扎伊尔北部普遍出现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

终于，艾滋病实验室找我的电话来了，说试验已全部完成。

酵素链免疫吸收检定的一系列检验，目的为了寻找病毒抗体。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淀法各个检验的证实，在 600 份血样中找出 5 份艾滋病病毒抗体。也就是说 1976 年期间，居住在扬布库地区的居民，有 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据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 1986 年的一项研究内容证实，1976 年，来自苏丹的血样中出现了

0.8 的抗体比例，也就是说每 1000 个人中有 9 个是受了感染的。这个结论同我们在扎伊尔摸 IAgh 情况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并不就此罢手，我们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试试能否从这 5 份血样中分离出 AIDS 病病毒来。大多数病毒脱离了人体就难存活。艾滋病病毒也不例夕。只要抽出体外，少则几分钟，多不过数小时，它们往往就在血样中死去。为了保证它们的生存，采集血样的过程和随后的保存措施，必须极其小心。扬布库首次进行研究时，我们没有用心在意。在处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病人全血中采取并保存好血细胞。可惜扬布库的一批血样没有保存血细胞，而只是血清。

这些血样远涉重洋送到亚特兰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干冰运输法。干冰的温度保持

在摄氏零下几度。但是，我们没法回避历经漫长 10 年这个事实。在保持病毒存活这一点上说，10 年太长了。尤其一切相应条件远不理想，滴定率相对说来很低。我们也知道，出现抗体的 5 个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当时，还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还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发中的幸存者。这 5 个人谁也没有出现任何像艾滋病这类疾病的症状，——至少那时候没有。

承担从 5 份血样中提取病毒这一项极不容易做好的任务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就是艾滋病病毒室的简·格彻尔。她身材高而瘦，年约三十五六岁，确是科班出身。由医务技术员干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就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又参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实验室工作。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机会。她一如既往，又以她历来接受各个项目时同样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简的工作得到实验室一名矮壮墩实的技师的协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纳德

（Donald）。两人搞了自己的组织培养系统，并开始在这个系统里养育那极少一点点宝贝似的血清。为了查清 5 份血样中有没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从新鲜血液中培养出淋巴细胞，也就是从淋巴组织中把细胞分离出来。所谓淋巴组织是指淋巴结节、脾、扁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头，淋巴细胞必定挺胸而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应。试验要求的条件是，淋巴细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简和唐纳德先得促生和繁殖这些淋巴细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样混在一起。说来容易，真要做起来，既费时又费心。安排组织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经验，都得靠高度敬业精神。就算这些都具备了，还得碰运气。日复一日，简和唐纳德两人给培养基补充养分。该换的换、该添的添。全靠在这一部分流体中能看到淋已细胞繁殖增长。再就是定时试验了。要查看有没有逆转酶出现。这种酵素性质的酶等于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见到它，就知道那话儿来了。正是通过这种酶，核糖核酸才能复制成去氧核糖核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艾滋病病毒的遗传物质，核糖核酸复制去氧核糖核酸不属于体细胞的行为。这才是为什么在正常情况下，体组织或体液中找不到酶的道理。要是有酶出现的话，随后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混在这部分混合体中。理论上虽是如此，谁也不能肯定一定会有什么结果。需要放长线是肯定的，有没有大鱼能钓上来，仍是个未知数。再说，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怜，看上去只能再做一回了。我们曾经从 1983 年采自玛玛那模医院病人的血样中成功分离出多种病毒，那是头一年的事。这次在扎伊尔，我们认为分离出病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分离出象这样长时间的古老病毒来。

如此这般，几经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样在新鲜的细胞培养基中不见动静。终于有一份血样出现了反录活动增多的苗头。简和唐纳德暂且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样放入新鲜的人体淋巴细胞培养系统中进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无论在哪一部分新鲜细胞中，逆转录酶猛增。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简和唐纳德提取出来的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来研究该病毒的演化史。因为爱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现对众多科学家来说，无疑在弄清不同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艾滋病病毒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帮助。有些科学家进一步给这个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遗传信息序列。还有些科学家根据序列更进一步探索出这个原型病毒菌株的各系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和哪一些变化。用简单的话说，我们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个变种之间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近远，而且有了进行判断和加以分别的准确手段，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勾画成可以称之为世系图之类的种谱。病毒的种谱条块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实非的异点，就一望而知了。兴许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类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经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遗传史程却证明它们分道扬镖，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这类病毒是首先见于猴体，而后感染及人，还是从人到猴，可能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种两者间发生的感染关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乐于把研究成果提供给索尔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对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论是索尔克研究所或其它单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无效。

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了，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却还是个待解的谜。艾滋病善于伪装，而且伪装的面目大多，不仅装来像肺结核，还像很多很多其他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围，都很难办。治病救人，总得先弄清楚得病人数，目前使我们处于困境的就是这一条了。

形势发展得很炔。我们 1983 年在扎伊尔的调查，加上同时在卢旺达开展的另一个调查，证实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带是整个中非。此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性疾病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萨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我同他初识于 1979 年我赴苏丹的途中。我们的难题正好是他的职责范围。经过大量的电话和书信往来，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认为确实有必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主办和实施一项相应项目。问题卡在他的顶头上司哈夫丹·马勒博士（Dr. HafdanMahler）那里。此人很难说服，他就是理会不了目前情况的重要性。后来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 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丹接壤，人口约 240 万。1976 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 1976 年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法国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有一个实验室网络。这个实验室是其网络中的一个，阿兰长着典型法国人的枯叶色头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平生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办的事办好。他爱吃，所以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评酒专家，专评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话，他就是个同谁都能比个高下的潜水运动员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关项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热，这两项原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

1996 年开春不久，有些病人从一头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负责分离提取病毒的就是阿兰。阿兰一接手工作就认定疫情，立刻动手，用不着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情遏制住了。在我们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很快认识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1985 年 4 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在中非共和国召开的非洲艾滋病会议。在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后，我给在日内瓦的法哈里·阿萨德发了一份电传，建议 1985 年 10 月份举行一次艾滋病问题的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排在已经要排好在欧洲召开的另一次会议的前一个月，法哈里并不反对。为了扩大会议的参与范围，我们决定除了欧洲和美国的与会者之外，还邀请 16 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们打算让会议成为讲坛，借此让有关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广为传播，也让不是非洲籍的科学家们听听艾滋病阴影笼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实情况。世人（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不借异域实况、缺乏地理知识的为数不少。让大家了解该疫病流行的情形对于事态发展只会有利而无害。来到非洲的西方科学家对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是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可以因此而睁大眼睛见识见识外面世界，这是另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可说落后之极。就是在非洲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贫困国家。1979 年以前，它一直处于让·贝德尔·博卡萨皇帝的淫威统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礼一次就挥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仑，自立为帝，宣称他的国家为帝国。在被废黜驱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国已然贫瘠之至的地皮，杀害他的对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恶名远扬，博卡萨更是众恶之翘楚。

说外表上看来，她只是个小小个子的可爱女人。我则同希拉米切尔搭档，仍在班吉各类人群中继续调查。

班吉位于乌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业中心，人口为 34 万。

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所谓的“自由妇女”，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扎伊尔的那玛及其同伙那样的女人，都属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随意卖身者。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卖身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墙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认出她们来。我们找上门去时，听说我们保证保密，决不在调查报告里引用她们名姓，她们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们出卖肉体的场所说来可怜，例如，一辆德国大众小货车的残破车身，弄几块硬纸板垫垫，再在窗口档上几条破布烂衫，就成了小小一块外人勿问的隐私地了。多亏当地有个医生定期给她们检查，我们调查过的都在其中。所以，我们开导她们、提醒她们、告诫她们所冒的风险时，就容易多了。对我们来说，循迹觅踪，进一步弄清感染的层次也较为轻松容易些。早在 1985 年，这些卖身女子，已有 4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这个数字，我们认为过小，怕只是整体的一鳞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个人商量由谁来牵头在日内瓦搞一个防治艾滋病的重点项目。防治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提名乔纳森·曼。自从“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他已经在扎伊尔打开局面，很有声势。我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10 月份班吉会议时，法哈里有机会同乔纳森会晤，可以当面听听乔纳森的意见。不出我所料，两人一见就很投机。可是对法哈里问他是否愿意搞一项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项目，乔纳森却没有立刻同意，只表示愿意帮助法哈里为这个新机构出点主意。后来乔纳森还是出山了，担任筹建和领导这项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的其它同类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法哈里才大寿短，两年后突然英年早逝。这个项目也就成了他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遗赠。

在此期间，同行间争沦得如火似茶的，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班吉定义”。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用它作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众代表多年来临床经验所得出来的综合性条文给艾滋病下了定义，得到一致通过。实践证明，这个定义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断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围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没有试验条件的地区，作用更大。此项定义的主要内容，如长达 1 个月或一个月以上的发烧不退，体重骤减，减幅大于 10％，泻痢久久不止等等，还有若干次要症状，如肺结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连续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等。

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和头面人物。凑巧的是有两位弗朗索斯，而且都来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诺西（Barre 一 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Brun 一 Vezinet）。在艾滋病研究领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诺西·弗朗索斯当之无愧地为关键人物。她的逻迄知名也是理所当然。她是卢克·蒙塔温教授（Pro.Luc Montagnier）实验室的工作人员。1983 年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当时传媒炒作炽热，广告和报道不分，大做“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没了她的学术贡献意义。我事后了解到，她确实功不可没，成就来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钻研素质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后来她成为声誉极高的费萨尔国王医药科学奖的得主。弗朗索斯现仍埋头于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伦·韦齐内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闻遐尔的论文共同执笔者。这篇论文写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内容。布伦·韦齐内特名实相符，以他自己的努力，成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中的泰斗。1976 年埃波拉病毒调查中贮存的血样复查试验工作，也有她的贡献。她得出的结论是苏丹 1979 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尔 1976 年的数字。

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会议期间，差点无意中酿成一场大悲剧。要是大祸果然发生了的话，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 10 年。那次会议，在休息期间，主办人组织过一次直升机下乡郊游，两位弗朗索斯结伴同行。起飞 20 分钟后，坐在驾驶员一侧的布伦·韦齐内特无意中碰撞了控制螺旋桨的操纵杆，致使螺旋桨停转。直升飞机顿时急剧垂直下坠。幸亏驾驶员反应迅速，抢在飞机完全丧失高度之前，稳住了飞机。等飞机停稳，补学家们踏上坚硬的地面时，还心

有余悸，颤抖未消。这些科学家都有献身精神，可以从容面对实验室里意外感染的风险，但要让他们接受飞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国莽莽荒野的下场，实在不能甘心。

从中非共和国返回亚特兰大，我脑子里仍然索绕着艾滋病流行的起源问题。但至少现在有了一条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信息，那就是 1976 年时扎伊尔北方农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 1％。此外，我们还从一个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们还不得而知的是，前后这些年，发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况又如何。如果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正确的活，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长，农村地区的感染情况也应该维持不变。我们分析在那些僻远乡村地区，病毒传播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多不了，也断不了，不至于出现大爆发、泛滥成灾。我们关心的是要落实这个假设，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这些年栖身的所在。我们还有一种想法也需要通过试验加以证明，从而也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来的原因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外迁、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是涉及性行为方面的问题等等因素有关。看来，非得派个人去扎伊尔进行一番调查不可。于是，凯文·德科克（Kevin DeCock）来了。

艾滋病毒由农村进入城市

凯文肩负的任务是回到这世界上最僻远的地区去调查搁了 10 年之久的老问题。茫＃十载，遥遥非洲，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怎样了？我们也想知道当年病毒携带者的近况，特别是那个20 来岁的女子，我们就是从她的血液中分离出上溯最早年代的病毒。她的近况如何？

凯文·德科克那时是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的部下。他曾在肯尼亚工作，渴望重返非洲。他年近 40 岁，从体格看，一身肌肉，像个典型的长跑运动员。从身分上说，凯文属于世界公民一类，上一次我见到他时，他拿的是比利时护照、美国绿卡，说一口什么毛病都挑不出来的地道英语。他的妻子可爱的索皮亚图（S0piatu）是肯尼亚人。凯文出生于比利时，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却是美国人。父母的结合是二战期间罗曼史的结晶。凯文拿到的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医学院（PrisioI Medica1School）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移居美国，进修成为肝脏病专家。他之所以来“疾病控制中心”，而且是在我这个部门工作，就因为他愿意同非洲的病毒打交道。

凯文出发赴扎伊尔之前，我把全部 600 份血样的捐献者姓名清单交给了他。自然其中最

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 5 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他们目前的情况。

10 年悠悠，此地情况并无好转。凯文在第一线所需要的一切还得由我们替他充当后勤。现在我已经靠不上乔纳森·曼了。乔纳森已去日内瓦就任世界卫生组织委派的新工作了。接替乔纳森遗缺的是罗宾·赖德（Robin Rvder）。他是“疾病控制中心”多年的老人，后来调去大学供职。他身材细长，精力充沛，是个理所当然的长跑迷，迷到早跑夜跑，日日长跑的程度。他在冈比亚搞过肝炎感染的研究项目。所以对非洲有相当的了解。困难的是他不通法语。但对新工作，热情洋溢，精力之充沛，决不亚于他日日穿公园而过的长跑劲头。一俟罗宾接过金沙萨的摊子，诸事就绪，我们也就开始了艾滋病病毒的日常研究，现在我们又得再三叮嘱凯文：该做的重要工作千头万绪，当前的病毒研究，必须优先。我们只能这样安排。

金沙萨的飞机航班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凯文总算运气好，弄到一个内地飞机的座位。此行让凯文有机会看到一般旅行者很少看到的扎伊尔部分地区的风光。飞机飞往利萨拉

（Lisala）途中。要在坐落在扎伊尔北部乌班吉河沿岸的一个名叫加杜莱特（Ghadolite）的北方小村庄降落。原来蒙博托总统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凯文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别说在扎伊尔，就是在全世界，也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有多少机场有金子拱顶的候机大厅呢？我去北方处理猴痘问题时，也领略过那里的气派。该村孤零零的，同哪里也不挨着，没有一条主要公路与它相联。其本身不起任何重要作用。然而街上却是灯火通明，24 时不熄。店铺货架上满满当当的摆着由扎伊尔航空公司飞机运送来的各种商品。一句话，整个扎伊尔都难以找到的赏心乐事、舒适享受，这里一应俱全，什么是奢侈排场？什么是腐败浪费？看看

这儿，就全明白了。这些都是蒙博托长期统治的标志。

回到亚特兰大之后，我总是焦虑不安。凯文此行能搞出名堂来吗？能查出艾滋病曾否一度泛滥？我坐不安席，像这样闷在办公室里呆等消息，还不如亲自跑上一趟的好。凯文临行之前，在亚特兰大刚签了一份买房契约。我还得分身替他出面料理这方面的后续事宜，像保险之类，都得按规定逐一完成。凯文出差公干，我理当担当后勤支援。但尽干这些，难道不差点劲吗？

事隔 10 载，重新觅迹寻踪，要说凯文的任务太费心费力，也真够他呛的。但他百折不回，真的把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人找出来了，5 个一个不缺。这成绩一方面果然得归功于凯文的聪明才智，但也不能抹杀非洲乡村社会的稳定体制。5 个中死了 3 个。为了查明死因，看是否同艾滋病有关，凯文跟与死者熟悉的人都见面谈了话。按亲朋好友介绍的情况看，这些人死前都有消瘦减重等等足以使凯文确信艾滋病正是死因的种种症状。凯文随即采集了两位迄今存活的阳性病毒携带者的淋巴细胞样本，携回“疾病控制中心”。等试验结果出来一看，两人都有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我们最后仅剩的一丝疑云消失了。

这肯定无疑就是艾滋病。

接下来凯文着手解决他的主要任务。具体的做法是在当初提取血样的、原来村子里采集随机性的群体调查所需的样本。我们想把 1976 年调查的样本同现在的结果进行对照。

凯文采集了 300 份新血样，妥加保存，要全都携回国内，交“疾病控制中心”研究。这一段过程花了凯文 6 周时间。艾滋病病毒实验室负责试验，使用与 1976 年化验前一批血样时完全相同的方法手段。于是，我们再一次在悬念中等待着。

结果一出来，大家急于核对数据，好一场及时雨！扬布库地区 1986 年时的感染普遍率同同一地区 1976 年的数字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人口比例为 0.8％。现在可以说证据确凿。艾滋病病毒藏身之处，昭然若揭。同时也掌握了了解非洲现代艾滋病流行的来源的方法手段了。我们这样说的意思不是指扬布库一带就一定是该疫病的根源，而是想表明我们认为艾滋病病毒来自中非洲农村地区的某个部分，这部分地区的人群里藏着艾滋病病毒，时不时地感染几个人，却从不严重威胁大多数居民。可以说是与人长期共存吧。艾滋病不是什么新东西。不是从丛林里突然冒出来的。我们长时间内的假设终于得到了认定。后来弗朗索斯·布伦·韦齐内特把她在 1979 年时从苏丹南部偏远地区采集来的几百份血样进行化验分析后得出的艾滋病病毒流行比例数 0.9％提供给我们，使我们的假设又一次得到肯定的验证。

农村社会中艾滋病扩散程度相对稳定，这一点是肯定了。城市的情况则不然，其发展之快速符合流行性疫病的比例。这一点成了新情况，我们的假设在这一点上是否说对了呢？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是否是艾滋病在如此短暂期间一跃而成危机的原因呢？自由妇女和市区其它一些现象，乡村里是没有的。所谓城市化始自何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凯文灵机一动，想摸一摸诸如利萨拉这些沿河城市的疫病流行程度。因为它们离农村近，不过一百英里左右。凯文从利萨拉采集了更多血样。经“疾病控制中心”化验分析结果是单身妇女中，艾滋病病毒携带率上升到 11％。于是下一个问题是查查这个城市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地方。原来，金沙萨的运输船只沿河而下，就在这里沿岸停泊。近几年人口猛增，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外流人口。于是城里自然而然有了许多自由妇女。这部分人的病毒感染率因此比农村妇女高得多，自然也不足为怪。因为农村妇女是不卖淫的。我们的第二个假设也得到了肯定：人口流动和迁移。急剧的社会变动、两性关系混乱等等都是城市化的综合性内容，可以说是非洲流行性疫病的驱动力。金沙萨的艾滋病病毒携带率为 8％一 10％，但是在自由妇女之间要高得多，徘徊于 30％一 40％上下。

一幅艾滋病病毒携带率由低向高的级数升长图呈现在我们面前：偏远地区历经十载仍得以保持低比例，接触风险的人群，像较大城市中的自由妇女之类，感染比例就高，而在金沙萨

这样的大城市中则更高。由此可见，在过去的 10 年中，艾滋病病毒从乡下沿着河道悄悄溜进了城市。

我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我想知道那个年轻女子的下文，那个向我们提供来自活生生人体中的存活最铑久长的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的现状。

我已经无需等待凯文作出回答。凯文的脸部表情说明了一切。原来，死去的三个感染者中有一个就是她。

这位妇女的悲剧只不过是一场要大得多的悲剧的一星半点而已。那场悲剧，连“西达” 项目都逃不脱。我们说的不是病毒性疾患，而是扎伊尔的混乱政治纷争。该国政局进入 90 年代初濒临爆炸边缘。蒙博托树敌越来越多。由于拖欠月晌过多，军队闹事，到处一片危机气氛。艾滋病项目在这种氛围下实在难以为继。当时罗宾·赖特的项目负责人职务已由比尔·海华德（Bill Hevward）接替。比尔是“疾病控制中心”的老人了。但他同罗宾一样，不遗余力攻读法语以便开展工作。不久，他就明白了，不管他法语讲得多么流利，还是逾越不了重重难关。最后当地政治动荡局势危险到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在就任一年之后，被迫束装回国。“西达”项目名存实亡，只剩下一纸计划。尽管如此，它总是非洲地区同类项目中最早的一个。它在向扎伊尔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所作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拉沙热研究项目再次进行

乔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研究拉沙热的项目，到 1986 年已经整整 8 年。该我出场了。他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安排我去那里按照当年他同我合作在“疾病控制中心”以猴子为研究对象的做法，继续进行那一研究，旨在查明拉沙热病毒感染对人体细胞和血小板的影响，我们要在来医院就诊的拉沙热患者身上观察与过去相同的东西。我们一直希望当年共同完成的猴体实验能有助于我们弄明白拉沙热患者出血，甚至发生休克的原因。那样，也就可能导致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办法。

我接受了伦敦盖伊·尼尔德的建议，随身带了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药物。这种药物在伦敦和北美专用来治疗起因不明的休克，我们估计此药对严重拉沙热病人也能有一定疗效，该药既有保护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功能，就有可能防止血管出血，达到防止出现休克现象的效果。拉沙热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肺部积液而导致呼吸衰竭。具体到这一种类的肺部水肿，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主要是液渗漏，拥塞肺部，导致泛滥而淹死了病人自己。伦敦的专题研究表明，前列腺素治疗可疑性休克，可谓对症下药，而且没有出现其它不良副作用。因此用来治疗拉沙热，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一定要通过种种手续，才能取得应用药物合法施诊的许可。这方面，乔出了大力，制造药品的公司也非常帮忙，向我们提供种种安全数据资料，并免费赠药。

我此行由伦敦启程，在盖特威克（Gatwick）刚办完进关手续，迎面遇上一位金发的加利福尼亚小伙子，庸洒俊俏、光彩照人。他好像正是在找我。

“您大概就是苏吧，”他向我问道。

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是唐·福萨尔（Don Forthal）。他是乔在“疾病控制中心”的部下，正在流行病情报所受训。他也是去塞拉利昂计划研究儿童身上出现的拉沙热。他从美国过来，显然很累，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此行有这样一位相貌堂堂，一表人材的男伴，实非我始料所及。在那个年代里，唐算得上是个迷煞众姑娘的奶油小生了。他这一去，成了塞格布韦马姑娘们的一件轰动大事。唐大受门德族姑娘们的青睐。她们颀长苗条，细细的脖子娇好的容貌，特别是秀目流波，服饰艳丽，头上漫不经意地缠着一大块头巾，衬托出典雅华贵风度。在她们眼里，唐是从未见过的异乎寻常的人物，确实揉碎了好几位的芳心。唐后来离开“疾病控制中心”调去世界卫生组织工作，遇上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美丽空姐，结了婚，那一段艳事遂告结束。

就我们俩人而言，都是初访非洲，出师就不利，说得更确切些，几乎未能成行。我和唐寒

暄方毕。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英国飞喀里多尼亚的航班因“机械故障”，推迟 12 小时起飞。这等于是给我们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众所周知，在西非机场，机械人材奇缺。一把搬子、几支改锥的人马怎能让人信得过他们的诺言？

盖特威克正是严冬季节，清晨特冷。地面积雪一寸多厚。我们穿着一身热带衣服，没有办法，只好忍着，直到晚上飞机起飞。这是我们在非洲上空飞行，领教到的第一个变幻莫测不同寻常之处。往后还更糟。

实际上，飞机升空还算比较容易，真正难的是能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飞抵冈比亚首都班珠尔时，天尚未亮，机组人员宣称，因为起飞误点，他们这一班的“当班时间已经满了”，意思是说，到我们目的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这一段路程，得等下一拨机组人员来完成。待到接班机组来了，他们马上宣称：飞行计划略有更改。先飞往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返程途中才在弗里敦暂停。

从蒙罗维亚折返时，天色还是黑的。到达弗里敦，太阳才刚升起。我们想，这大概可以着陆了吧。谁知道驾驶员这时站出来说话了，还是一副高高兴兴的佯子；他现在正在弗里敦上空 32000 英尺高处翱翔，希望大家享用好早餐。随后又接着说，下方雾气稍重，他要把我们送回冈比亚。

我们已经两次飞抵我们目的地的上空而不着陆。现在却又在班珠尔降落，驾驶员忽然改口宣布他要飞返伦敦。顿时群情激愤，大家开始造反。

机上要去塞拉利昂的乘客不下 60 人。我们已经总共飞了 24 小时，决不能再折返雪花满天、一片寒冷的始发地盖特威克！我们抗议，拒绝各归各位，决不系安全带，决不接受起飞。机组人员急忙说好话、讨好说再给我们开一顿早饭。还说要来上一杯威士忌，让大家消消气。我们二概拒绝。

谈判就在登机的舷梯上进行。太阳升上当空，遂渐消去了弗里敦上空的雾层。机长最后表示同意试同弗里敦方面联系。尽管无线电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正得了解一下天气条件是否有所改善，能不能再试试着陆。这一下又耽搁了好久，未了，他总算满意他说云消雾散，可以飞去试试了。

对我们来说，这个消息无异喜从天降。可是也有闻之不快的人。他们刚在班珠尔登机，都是来冈比亚晒太阳避寒的英国人。他们当然想一上机就直飞，马上返回伦敦，他们花钱买的就是这种机票，他们的行程安排根本没有弗里敦这一站。突生变故，要他们吃亏，他们不干，扬言也要闹一场。

幸好这些人对本地区地理概念不清，绕弗里敦一圈，究竟多出多少路程，对他们来说，心中没数。连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他们来冈比亚是为了找阳光、找海滩、找啤酒。他们知道的就是可能在考斯塔德尔索尔（Costadelsol）度假。机长说明他们多停一站耽搁不了多久。这样，飞机才算重登蓝天。

现在我们心情好多了，大家表示欢迎再开一顿早饭。刚刚吃罢，飞机第三次飞临弗里敦上空。隆吉机场是在一大片红树属植物地带的沼泽群中开辟出来的，正好坐落在市外宽阔的港湾中央：安全降落的保证全靠驾驶员的操作技术和飞行经验。现在，我们体会到喀里多尼亚的英国朋友意见正确，就是不能冒着浓重晨雾，贸然试降。何况这里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台又是这样的原始。隆吉机场一天仅有一两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包括国内国外航机。夜间照明，整个跑道只有一溜灯亮。还得自己发电，只为大航班服务，每周几次，直到飞机真正飞临头上时才开动起来。电力供应在弗里敦市区也是很难得的。首都四周根本没电，除非自己想法发电。

飞机在红树丛林顶上飞掠而过。突然砰地落在跑道上。大家呼出一口长气。机场大楼破烂不堪。飞机歪歪扭扭地挨边停下。我们生怕同行的赴英旅客忽然醒悟自己已被带到赤道以北5 度的红树沼地中央而横生事端，所以，等飞机刚停稳，就赶快走出来。未曾想脚才踏上地

面，既潮又闷的热气，便密密层层地裹了上来，就像掉进了浆糊盆里一样。从空地走进大楼这段短短路程，我和唐突然陷入一片混饨。这就是非洲。有生以来这是第一回。一进大楼，周围是诺大的人群。只见人人争先，都决心要第一个通过道道关卡、办完层层手续，好快快进入塞拉利昂。这下子，我们真的给难住了，不知所措。要换钱币，检验证件，加盖印戳等等，等等。办事人员并不着急，故意不理睬面前挥动的一只换手掌、一堆堆卡片和一本本护照，只顾同身边的一些人聊天搭活。一天就这么一次航班，忙也就忙这么一阵子。慢慢来，悠着一点儿总能对付完的。

幸亏奥斯汀·登比（Ausiin Demby）赶来，把我们救了。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人，是我们项目的工作同事。此人素以路子宽，能办事著称。不久我们就发现他在本国所到之处都有他的表亲。

奥斯汀一来，我们过关的手续就甭提办得有多顺利了：例行公事般地招招手、盖个章。奥斯汀告诉我们该在哪儿站队，该把哪些表格递进去。我们感激地照办。更出奇的是，行李件件都在，没有动过。

我们听说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东部最大的部族门德族人，著名的大酋长的儿子。他高大英俊，确有贵族气质。他同这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毕业于费里敦的福拉贝学院（Forah BayCollege），帕特里夏·韦布直接从学院中把他抽调出来。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果然是个人才。跑后勤最出色，尤其是搞政治关系那一套，更在行。他特别讲礼节，有耐心。由于他有教养，礼数周全，到处都能交上朋友，我们搞项目，简直少了他就不成。我同他共事多年，只见过他一次发了脾气。那是银行行将打烊，别人硬是插进来抢在他前面想先办完。当时我们已经断油两天，当地政府外汇枯竭，无法进口，他连续奔波两天，已蹩足了气。所以才按耐不住。

“你们打算怎么办？”

办完过关手续后，他问我们：

“你们是想先进城？此地离弗里敦大约得开两小时车，还是径直去我们项目的办事处？” 这时我已经精疲力竭，脑子迷乱。实在弄不清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比方应该问问项目

办事处离城多远之类。总之对本地的地理方向，连东方省在哪里都不清楚。如果把唐也算上，他比我还不如。他横越大西洋的时差失常还没转过来呢！奥斯汀彬彬有礼、谦恭之至，当然不会自作主张、代我拿主意。我就对他说，看来还不如直接开到我们自己的单位去的好。

其实我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好了。我就会明白我这一草率决定，等于穿越整个这个国家。于是登上破旧得不像样子的渡轮，在渡轮顶上冒出的弥漫黑烟中，跨越把机场同陆地一

分为二的出海口，再来到公路上，向左行驶。据奥斯汀介绍，这个国家仅此一条公路。全国独一无二。所谓沥青铺面，长度不过 200 英里。说是沥青铺面，沥青还不如没有沥青的坑坑洼洼多，再延伸出去就全是久经雨水冲坏路面的土路了。当时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任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给这些破路都分段起了外号，如“痔锤骨”“血尿丘”之类。放眼远望，路面上全是红土。车子走在上面，沉洼之多，颠簸之烈，使人感到全身骨头都散了架、碾成了碎块。尘土洒满头发、塞满牙缝，全身哪儿都是，因为车子没有空调，想透过气来，非得把车窗全都打开。卡车蹦蹦跳跳尽可能绕过深坑大洼前进。有时绕出路面相当远，开上了路边灌木地带中由别的车辆压出的新辙，倒反而觉得稳当得多。开着开着，冷不丁对面撞来一辆像喝多了酒的醉汉似的逆行车，这时你才发觉，他们想躲开的坑洼和土堆就在你正前方。山羊、绵羊，鸡，还有头上顶着重物的行人，有时还有牛群，一起拉起一支孕育和滋生公路交通事故的大队伍。只一会儿，我就头痛欲裂。但是根本没有休息的可能。我想唯一的解脱办法，倒是让脑袋狠狠磕在车厢壁上，得了脑振荡才好。有时卡车越过一连串的大坑小洞。连续蹦跳起来。有两次差点狠狠碰撞了我的脑袋。

这一场卡车磨难延续了足足八小时，奥斯汀这才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灰溜溜地进入

塞格布韦马时，我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置身于一只满是红色尘土翻转滚动的烘干机里一样。我几乎不能动掸。只要稍一动，遍身都疼。真需要来个淋浴。可是只能用桶打水冲冲。谢天谢地，在这样的干旱季节里，我竟然还有享受用一小桶水冲洗的福分。这里的用水方法是从地下水塘里汲水。季节决定水量。雨季的水塘总是满的。把系着绳索的水桶放下去，要让桶沉下水面，灌半满就往上提，沉得大深会失控。提的时候要倍加小心，否则会泼得剩不下多少。用水的程序我一学就会：先洗脸洗头，往下一直洗到脚，再一冲了事。洗净全身的红土，还我真身，真是人间最大乐事！

乔为拉沙热项目最初选择的地址在凯内马。后来都搬来现在的尼克松纪念医院，主要的实验室设备全在这儿。这所由卫理公会主办的医院数年前在塞拉利昂全国位居前列。虽然好日子已经过去，它目前也还是这么多居民人口能够享有基本服务水准、质量不变、成本低廉的医疗单位。我们这个项目，一共有两个实验室：一个是血小板实验室。这得归功于唐娜·萨索，是她一手把医院职工公寓的卧室改装建立起来的。还兼作办公室用。拉沙热的主体实验室则是一幢楼房，另在一侧。造楼经费由乔前几年筹得。因为居住空间狭小，我们这些项目工作人员大多住在医院对面小土坡顶上主任的住所里。

不久我就看出在塞拉利昂几乎事事都得靠自己动手做起来。在这里想弄到汽油和燃料柴油简直不可能。买进货要用硬通货、走特殊渠道。塞拉利昂的境遇从乔 70 年代后期筹建本项目以来，可以说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有时候，电话还管用，现在，完全报废；手机虽然在墙上挂着，却没有电话线。供水系统，虽然装备齐全，却不出水。烧饭没有罐装煤气。为了妥善保存好珍贵的样本，冷冻机所需要的煤气能源，非有不可。为此，我们只好不择手段，动用一切办法了。

烧饭好说，我学会了用人类最原始的炊具做饭，少说也是新石器时代留下来的老法子：三块石头一架就是一副炉灶。所需不过树枝和引火柴。再把锅坐上去就成。乔后来还在我们面前露一手，教我们如何在这种炉灶上爆玉米花。我们真要自己动手时，还得请饱勃·克雷文的两个小伙伴帮忙。可爱的拉布雷多尔和比恩斯一看见我们忙乎什么，都会来插上一手，尤其是搞吃的。

倒霉的是那年经济情况特别恶劣，想搞些吃的东西来煮煮烧烧也困难。这都是事实。尽管塞拉利昂原本是个天富资源、土地肥沃的国家。因为乱伐乱砍、外加随意烧荒，把原生雨林毁灭殆尽。先是砍到大树，一味出口，然后继之以火烧。全赖土地为生的农民在贫瘠的土壤上种植木薯、咖啡或其它各类作物。大米也是主粮，但要看地区，要在沼泽地种植才长。沼泽地倒多的是。只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让人们习惯了全家吃饱就行的生活方式，不想多生产作物。后果是，我们有的时候，住在香蕉林却买不到香蕉吃。塞格布韦马集市摊位上经常只摆着三个西红柿、五头洋葱。一次卖一头，毫不奇怪。买的小心，卖的认真，完全正常。大部分老百姓馋得只能吃一种叫做“杂碎”的玩意儿，也就是把一种叶子捣烂、煮熟、掺合上一丁点儿肉或干鱼之类。如果走运，赶上机会，吃上刚从沼泽里捞上的鲜鱼。当然少不了加上红辣椒作调料。

塞格布韦马虽穷，要什么缺什么，但还是个愉快友好的城市，人们乐天安命。谁要想提提精神，就饮杯棕榈酒。棕榈酒有劲道，用棕榈树顶部的汁酿制而成。有一种特制的树液采集器具。采集工艺高胆大、身手不凡。只凭两只竹箍保险，就能攀登直上直下的高高树顶。对于我，这种酒无异要我的命。我宁可喝当地土酿的星牌啤酒，要不就喝可乐。但啤酒和可乐都要冷冻。这又是一个问题。冰箱得靠煤油带动，带不动却是常事。这坏消息经常不腔而走： “冷啤酒——喝不成了。”只能等晚上太阳下山、气温变得不灼热逼人时，我们搭伙来到当地“酒吧”去喝。说是酒吧，不过是一幢茅舍，前面敞开，或者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不可或缺的煤油冰箱。我们在屋外单人木条椅或高背椅子上就坐。来此消磨这一段时光的有当地人和骑摩托或自行车的和平队志愿人员以及各种教派的传教士，即便是开汽车来的，他们

所开的也都是破得不能再破了的汽车。人人都随和得很，都想随便聊聊天，一派欢乐气氛。各家“酒吧”有兴有衰。我们最中意的一家叫“埃迪酒吧”。后来，从伦敦来了一位访问

科学家戴维·卡明斯（David Cummins）也相中此地，他诊治拉沙热病人之余，在这里做起一些更重要的实验来。例如在埃迪土法酿制的啤酒里测估血小板凝集和聚结的能力，并把一个个数据像流水帐般记下来，就挂在柜台上。他的这一套做法自然都成了酒客们谈论的话题，谁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不过大家都乐于同他相处。

我新来非洲，多亏有“疾病控制中心”乔实验室中的唐娜·萨索处处帮着我。唐娜身体壮实，运动员坯子，年纪二十五六岁，是个病毒学家。我在亚特兰大第 4 级病毒实验室工作时，她和我以及希拉·米切尔都是同事。我们当时一起研究的课题是感染了拉沙热的猴子身上血小板的功能。那次科研对寻找拉沙热患者出血和休克的原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既然摸清了猴子身上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要进一步确认在人身上，是不是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唐娜正是在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极为需要的人物。她很壮实，做实验室工作正需如此。实验室做什么都得有电，照明也好，开动离心机也好，我从英国带来的血小板凝集测试仪也好，都得用电。然而，电的来源只能靠那一台实验室门外阳台上搁着的发电机。这就要用力气了。每天早晨，都是唐娜负责发动发电机。发动机太老了，非得使劲抽拉轴绳才能转动起来。让我干的话，连一圈也转不了。只有唐娜能胜任，就橡她能让实验室里所有别的工作都转动起来一样。

每天天一亮我就起床，在三块石灶上煮咖啡，这就是我的早餐。唐娜可不成，她得加足油才行，什么咸肉和鸡蛋，速煮燕麦片之类，都要。只要她有机会去弗里敦美国大使馆的物资供应处，一定要大大买上一堆。

等早餐完毕，我们全体去医院，如同出征，全副武装，也算是巡诊吧。多的时候，一天要看 15 个有拉沙热症状的病人。这可是我来前听介绍情况时没有料到的。按唐娜的说法，原来只需要处理四五个病人最多了。新病人一般是在实验室门口的老式学校里那种木条椅子上坐等验血的结果。至于那些病情严重支持不了的患者；就直接送往病房住院。血液试验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有没有出现对拉沙热抵制的抗体。还要查明肝功能情况。门诊检查结果证明确有拉沙热病况的话，其实就是 AST 的指数，如果高于 150，就给该病人静脉注射雷巴抗病毒素。

该针剂可以达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目的。但是这类特效，反而为我的研究出了难题。病人好得快，就没有了当年我研究猴子时那样的严重恶化病例，也就是缺少了研究的对象。不过病人多，情况严重的也多，所以还不至于完全坏了研究的大方针。病人不在乎我通过对她们或他们的治疗能在科研方面有多大程度的收获，这一点都理解，毋庸多议。因为病人只要自己康复了就高兴。

城里已经沸沸扬扬，传开了这种说法，用当地克里奥语来说就是：“得了拉沙热，只要去塞格布韦马医院就行。”

光凭这一种口头传闻不是我们来此活动的根本目的。广而告之就得靠本项目规划中的教育措施，提高大家的防病治病认识才有用，其中特别强调老百姓都要掌握自我防护的必要步骤。

后来的项目主任黛安娜·贝内特（Dlane Bewnett）曾经网罗了一个受过开展这方面教育活动专门训练的人才，也是个女的，名叫卡西（Cathy）。由她负责推行教育计划。她能写善编，搞了一系列大小戏目，还有皮影戏和木偶剧。全部由孩子们自己演出的就不少。这成了由她领导的运动的一部分。小戏的典型套路是主角感染上拉沙热，致病原因不外乎不注意消灭鼠患。等出了问题和进了医院后，静脉注射特效雷巴抗病毒素，霍然痊愈，完全康复。当然，戏结尾时，总是全家欢乐，从此幸福地生活。

宣传教育的中心思想非常清楚，你只要躲开老鼠、把老鼠赶出家门就行。万一得了病，马

上找人帮助，但不是找医务人员，而是找拉沙热项目中心。

当地社会中，音乐具有重大影响，所以也成了本项目开展宣传的手段。卡西的丈夫是位音乐家。服务妻子的需要，也成了运动的一分子。塞裕布韦马史无前例地有了个独一无二的长发披肩男子，有着一张西印度群岛的俊俏脸庞。他即兴编曲，唱的是黑人的歌，扣人心弦而效果显著。他认为黑人音乐的节拍正对本地人胃口。的确如此，他的音乐风格据认为来自西非洲。不过数日，他唱的那首“拉沙热大坏蛋”歌曲的曲调哼遍了全省。在当地由奥斯汀兄弟俩开设的迪斯科舞厅中，这首歌一炮打响，红极一时。磁带发行遍及全国。当时热闹到这样的程度，乐队游行遍历大街小巷，领头的全是本地乐师。队伍里用车推着一只纸制硕鼠前进，边走边用棍捶击纸鼠，最后付之一炬，火焚场面还有仪式，十分壮观。由大群戴面具和披长袍的人物参加，人人欢呼舞蹈，声震天地。

我们在此项目工作期间，上班时的保护措施有手套、罩衣和口罩等等。从多年工作的经验看，这些全都不可或缺。但是关键的是当心别让手指被感染上病毒的针尖刺破或者让病毒进入眼、嘴或伤口。在我们工作场所，到处都有家用漂白粉，可以当作防感染的消毒剂使用。凡是有一点点可能感染病毒的东西，我们决不会忘了用漂白粉消一遍毒。在病房里工作的护士们，也使用这一套办法。前后 13 年中，处理过的拉沙热患者在 1500 人以上，我们只有两名医务人员发生过感染，而且皆为意外事故，一个护士是眼睛里溅进了病人的血液。另一名是病人呕吐时他正好站在前面，污物沾上只穿凉鞋的光脚，恰好感染了一处伤白。两人当时都采取了紧急措施，注射了静脉雷巴抗病毒素，未酿成大祸。

每天我们巡诊一遍，采得血样，就回血小板实验室开始研究工作。唐娜和我两人整天关在里面，手工操作，分离血清，进行我们的必需试验。血小板功能试验引人入胜。在一般正常情况下，血小板的作用是制止出血。而拉沙热患者的血小板量多，照样出血不止。我们怀疑这些血小板失去了它们本应具备的止血作用。

当年对猴子的试验中，我们的怀疑是有了结果的。那未，血小板失效是不是出血的真正原因呢？还是遍布血管内部的血细胞的功能缺陷才是造成出血休克的原因呢？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着手分离血小板，但是却决不能让这些血小板死亡。我们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处理血小板的同时，也要保证病毒的安全，病毒也决不能死去。所以分离工作务必十分仔细才行。等我们把血小板分离出来之后，置放在专用机器之中，添加必要的化学药剂，目的是让它们像存活在人体中时同样地能“凝聚”起来，起到止血的作用。拿健康的正常人来说，血小板自然会把血管的裂口堵上，然而从拉沙热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血小板却是成块的，不能凝聚。显然，其中定有什么毛病。为解开这个谜足足花了我们 6 周功夫。我们知道乔在数周内要回来，我们希望能在他回来之前搞出个结果来。不料出现了意外，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对我们精心策划的研究安排，无异是一个破坏性的反击。问题严重到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程度，拉沙热的研究遇到了严重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