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伊尔

愤怒与挫折的泪水在我眼里不断涌出。我站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玛玛·那模（Mama Yemo）医院一张肮脏病床的床头看着一位妇女死去，她大概不过 25 岁，直挺挺地躺在破旧的床垫上，身体裸露着，连一条覆盖的被单都没有。我猛力拍打着在我耳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苍蝇，病房内大约有 30 到 40 位女病人，其中有几位跟我面前这位妇女的情况完全一样。她的头发全秃了，面色腊黄，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溃烂。我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她口内舌上全是酵菌泡泡，这一定曾给她造成过极大痛苦。现在我们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见的症状。她们皮肤紧绷在骨头上，像尚未着墨的油画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布着许多铅灰色肿胀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种皮肤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见。她身上其他部分长着褥疮，变成了许许多多流脓的小洞。她身材中等，体重却不过五十或六十磅。

她没有家属，没有朋友，没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这在扎伊尔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传统，一家人都围在临终病人身边，好让死者安详地寿终正寝。条件许可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让垂危病人在舒适、而且具有文化并对个人有深远涵义的环境中离开人世，以便确保死者的灵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见过因患糖尿病、结核病、麻风病、甚至拉沙热病而死亡的人。他们的家人总是围在他们身边，这样就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绝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医院里，这是极其常见的。

现在我面前见到的是新的、我在现代非洲的经历中从所未见的人类悲剧：一个被遗弃的年轻妇女正在孤独地死去。

怎么会这样呢？

是何等大灾难和文化扭曲的巨变导致了这一悲剧？我在扎伊尔的学校里教书时也曾见过苦难、穷困和疾病。我见过人们死于狂犬病和天花。我见过儿童死于疟疾，而他们的妈妈只是一旁看着，毫无办法，一味地悲伤。可是从未见过像眼前这个女人这样。在非洲，人们决不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或者这只是我的认识。

虽然我见惯了那些绝症，但这位妇女的悲惨景况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体现了互相倾轧的、混乱的现代世界已在非洲脱颖而出，一切常规习俗全都摒弃不顾。我极力试图理解出现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疾病能够如此戏剧性地、残酷地转变了传统文化？我在非洲见到过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经造成了一座分水岭。我在世界偏远地区跟疾病斗争取得的一切经验现在都得重新评价了。我没有什么防止办法可以提供，没有慰藉可给，没有什么小小珍贵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声，睁开眼睛望着我。不顾自身的疼痛，她礼貌地招呼我：“Moyo Wanji”

——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丝微笑，表明她也许有力气回答我几个提问。我问她是哪里来的。

“文博一尼亚玛（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这个市镇。1965 年学年开始时，我到过那里。那是我读了四年大学又在布鲁塞尔学了一年法文之后来到那里的，对一切都很新鲜，又很热情，当时我刚 21 岁，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学和数学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该校校长助理。

转瞬已近 20 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农村长大的。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我将来要在扎伊尔农村给穷困的学生教授科学课程并寿终于此。……只是，那时印第安纳农村里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类的活。至于我自己，我怀疑我甚至都不会在地图上查找扎伊尔——那时候叫做比属刚果——这块地方。我生长在远离大城市的农家，过着隐逸的简朴生活。我妈妈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我高中同班的全体同学中只有五个人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向大学提出过入学申请。我幸运地结识了一对夫妇，一个名叫吉姆·科弗尔特（Jim Colverts）的牧师同他的妻子苏（Sue），他俩对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护着我。苏在甫佛罗里达州立学院———所不大的文科学院上过学。她鼓励我向该校申请。即使那样，我仍怀疑能否前去。我们家没有钱。后来当地卫里公会资助了我一部分奖学金。

我怀着恐惧、疑虑和激动的心情于 1960 年秋天，带着一只士兵用的用品箱、一只手提箱和大约五十美元现钞，搭上一辆灰狗长途公共汽车奔向佛罗里达。

大学不能全部回答我的问题。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宽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爱科学，我尽可能地修读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每一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对科学有兴趣的美国青年，这时期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苏联已经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且威胁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国。美国同苏联展开了竞赛，要赶过苏联。突然大量经费拨出来用于科学教育。我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到了一笔补助金，于是我就能够继续深造，研究物理学。当我拿到补助金时，我马上想到：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吗？

对于外面世界我一无所知。跟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能够做得不同凡响。当时，美国和平队成立才只几年，对于那些好奇，寻求冒险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选择。他们准备把我送到地球上遥远的角落里去，这正合我的心意，不过我要教科学，用我的学生的语言讲课。和平队所能提供我的机会只是去教英文。

正当此刻，卫理公会又来帮忙了。他们正征寻新近毕业、尚未结婚、愿意去扎伊尔教书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将替补那些死亡了的、或在 60 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后动乱期间被迫离去的教师。当我获悉卫理公会愿意让我去教科学，另外还资助我先在布鲁塞尔学习一年法文再去，我就决意这么做了。

毕业后两个月，我便登上了开赴比利时的轮船，还是带着我上大学时用的那只军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时向我展现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而欧洲却未能让我作好在非洲农村生活的准备。

60 年代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是一座管理运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该市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车辆在保养良好的大马路上往来飞驶，两边行人道上整齐地种植着棕榈树，荫凉喜人。夜间灯火灿然。一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哗流出。对我这个来自遥远的印第安纳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萨那段期间，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博尼亚玛这个地方，那是位于扎伊尔东部开赛省（Kasai province）的一个小市镇，就是我即将去执教的地方。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领导该国取得独立以来，到这时已有五年了。事实上，卢蒙巴曾经在我即将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学校读过书，后来因“行为不轨”被学校开除了。1965 年卢蒙巴被杀害，一位名叫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otu）的陆军上校掌了权。直至现在，他仍然身为总统，孤立地统辖着这个分裂的、陷于混乱的、贫困的国家。扎伊尔艰难地诞生以后，矛盾冲突蔓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那所学校关闭了三年。在我去到那里之前的一年，有两位传教士在那里被杀了。该校重新开办，意味着文博·尼亚玛的年轻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次复兴，我很高兴能够参与。

我到达文博尼亚玛后便发现我的职责不限于只是教书。我还受命负责安排学生的生活。每一间学生寝室面积只有 20 平方英尺，要住 12 到 15 个学生。我感到学生们需要更多一些空间。在没有砖瓦泥灰的情况下，我抓到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主要是焙干的泥土，用来扩建学校的设备。我还得搜集粮食供我手下的这些人食用。这对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课。学校没有粮食，当地市场也不能充分供应 200 多个学生的口粮。我变成善于组织人员到乡间去搜购任何可以买到的食物。那时正是扎伊尔的困难时期（越来越艰难），人们自己都难找到供自己食用的粮食，当然更无法供应我们的学生。搜购食品的任务需要艺术，善于外交手段和很大的决心。战争留下的影响使情况更加复杂了。当地很多人过去几年中一直藏在森林里，他们的田地抛荒了。搜购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雇佣当地人替我们捕猎野味。我得让孩子们有吃的。

上课、建宿舍、搜购食物之外，我还在当地医院里兼任工作。内战中这座医院遭到严重损坏，亟需修复。从小在农庄长大的我，学会了许多有用的技巧，现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装发电机，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调光机。没有高质量的胶片，但是它还能凑乎着用，至少能辨别股骨是否折了。

当了医院干杂活的电工，使我得到了几个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从床上叫起，来到手术室。黑暗中我瞥见好几个外科医生挤在一张带轮子的床前，手里拿着手电筒，要做完一个危急的剖腹手术。可是发电机坏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辈子都难忘）惊呆了：手电筒光下一名妇女躺在那里，大部分肠子都摊在剖开的肚腹外面。

“快来”，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脸，吸了一口气，走到发电机前。我发现一条线路短路了，就把它修好了。

自那以后不久，我就开始同医生们一起巡视。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亚玛人民的可惊的疾病，仅举几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结核、霍乱、疟疾等。疟疾对小孩特别严酷。有一次，一个不过八九个月的婴儿患了疟疾和严重的贫血病。儿科医生雷·伊思利（Ray lslev）说这婴儿是心力衰竭。婴儿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红。雷就给孩子输进新鲜血液。

“这将会使孩子好一些，”我对我自己说。

我站在孩子的床边，静静地观察着他，起初假定，接着又希望，这婴儿可以康复。可是由疟疾引起的贫血症发展太快，于是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个见到的婴儿死亡。

这是个可怕的经验：那稀薄淡红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躯。可是这的确是一次经验。它

促使我深思：一个雷·伊思利在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能做出些什么来？他救活了一个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这个婴儿，他却来不及或没能救活呢？

我怀疑：单单一个医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于如此苦难和疾病之中的全体人民呢？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却带着这个问题把自己引进了公共卫生界。

在扎伊尔教书第一年的年底，我决心向美国医科大学申请就读。我说服雷请他对我进行考试，看看我是否够格被医科大学录取。在扎伊尔向美国医科大学申请，纯系例行公事。首先，我对美国各医科大学情况实际上一无所知，又没有可咨询的人或机构。过去从未想过要学医，因此现在不知道该找谁请教，除非找现在文博·尼亚玛的医生们。他们中有一位曾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萨斯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ansas）受过教育。我还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他是杜克神学院（Duke Dlvinitv School）毕业的。他建议我向杜克医学院申请，最后我向好几所第一流大学提出了申请，包括：斯但福大学、哈佛大学、那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以及杜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把我当成了外国人，不予录取。哈佛、那鲁、斯但福、杜克都给我写来回信，说由于他们没有校友在扎伊尔，不能对我进行面试，所以碍难考虑我的入学申请。

过去几个月里，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浓（Shannon）的教师建立了深厚友谊。我们不仅十分亲近，而且还商量了要订婚。（我们不仅订了婚，并且于 196＆年结了婚。）碰巧她有个叔适是杜克医学院毕业的。我让她看了杜克给我的回信。她立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杜克的教务长悉德·奥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对他们拒绝我的做法深表不满，同时又提出她的叔适就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的校友。使我惊讶的是奥斯特豪特教务长竟给她回信，说他们重新考虑了我的申请，保留我的档案直到我 6 月份回去面试。

但是杜克和我都没有料想到扎伊尔政治局势的变化。为了镇压 60 年代早期叛离的加丹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雇用了比利时的雇佣军替他打战。现在那些雇佣军本身已成了一支反叛军队。蒙博托没有及时发钱给这些雇佣军，这些雇佣军便不再忠诚于该政权了。1967 年 4 月末 5 月初，那些雇佣军集结在金沙萨（过去叫斯但利维尔一 Stanleyville）市内和周围，决定反叛。他们占据了包括电台在内的一些要害建筑物。蒙博托则采取了独特的对应手段，把全国的白人全都软禁起来。他命令他自己的军队进驻学校、医院和其他机构，去“保卫”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其住处。我们的学校也不例外。一天，扎伊尔军队袭击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型飞机场。在跑道上放置了许多圆铁桶，使任何飞机都不能起飞或降落。然后他们就散布在学校和宿舍各处，确保我们这些人不得逃走。

不过他们还让我们做我们的工作，继续教学。我跟那些士兵相处得惊人地好，跟他们分享食物，共看连环漫画杂志，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让我们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区。为了确保我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甚至没收了我们的收音机。他们甚至拿走了我们的电动剃须刀和其他他们怀疑可能是伪装的无线电设备的小机件。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醒悟到我有失去进入医科大学学习机会的危险。没有无线电，我无法让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情况。

6 月来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后，经过十个星期软禁之后，7 月下旬，我试着跟看管我们的士兵说理，要求他们允许我进城去。

“那有什么害处呢？”我强调说。怎么也不行。

说理升级到争论，结果总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终。

我钻进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开去。当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队时，他们威胁地向我挥舞着手中的步枪。我装作傻子似地微笑着继续开车前进。我试着装得很安详，实际上心里吓得要命。我唯有希望他们不要叫我脑袋开花，杀一儆百。我确信子弹马上会向我飞来。但我还是尽力

控制了自己没有低下头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驱车径往卡南加（Kananga）简易机场，想法疏通在 DC 一 3 航机上弄到一个珍贵的座位。我总担心怕有人会注意到有一个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内流窜。幸好似乎并没有人在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时间试图订到一个座位。这全是碰运气，像买彩票一样，没有常规。“到机场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个座位，”人们这么对我说。我很听话地每天提着手提箱和袋子到机场走一趟。

我终于说服了机场售票的人卖给我一张机票。这时已是 7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金沙萨的一番耽搁使我直到 8 月第一个周未才到达纽约。在教会总部领取了我的工资后便马上出发前往杜克大学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全部所有的钱一 116 镑，穿着褪了色的旧开领短袖衬衫和褪了色的旧咔叽布裤，来到悉德·奥斯特豪特的办公室里。我作了自我介绍，试着解释不能早早来到的原因。他听得似乎很感兴趣。要么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无关紧要）真好，要么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说的。总而言之，他让我感到受欢迎。他说他将为我安排几次面试。所有面试我的人似乎对听我讲述的冒险奇遇更感兴趣，向我提问复杂的医学问题倒在其次了。他们告诉我两周内将作出决定。如果我被录取，只有一周多点的时间准备开学了。我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回到印第安纳我妈妈的住处。妈妈看见她的在扎伊尔农村晒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饭，变得又黑又瘦的儿子的形象，惊骇极了。

流行病学与土豆沙拉

杜克来信，我被录取了！

接到录取通知，离开学已不到十天。我马上就要投入基础医学的研究了，而且这也将是全面的医学研究。然而很快我就认识到我是被那些学科吸引得着迷了，而杜克医学院并不开设那些学科。

入学的第二学年中间我找到小儿科权威教授萨姆·凯茨（Sam Kats）。

我告诉他说：“我在非洲有一定经验，我有兴趣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能不能请您给我一些指示和建议，在我选读基础医学期间应选读哪些学科可以用得上我的经验？”

“你何不跟我的老朋友汤姆·韦勒（T0M Wel1er）学上一年呢？他在波士顿公共卫生学院（The Schoo1 of Public Health），正在做你感兴趣的那一类工作。”

我便飞往波士顿，拜访托马斯·韦勒博士。他很友好，如果还略微有点保留的活。虽然早已进入中年，他脸上仍带着一点稚气。他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热带医学系系主任，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病毒学家，曾因分离出流行性脊髓灰质炎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奖金。虽然从来没有在公共卫生学院收过一个单纯学医的学生，他还是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毫不犹豫地转到波士顿公共卫生学院三年级学习。

韦勒教授长期以来就很赞赏“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化成就。事实上，我的五个同班同学已经在为该机构工作了。韦勒教授建议我也考虑参加这个 “疾病控制中心”。我回到杜克继续上高年级的课程。当快要开始做实习医生时，我向“疾病控制中心”提出了申请。萨姆·凯茨已经培养了我对儿科医学的兴趣，于是我就到费城儿童医院在 C·埃弗里特·库普（Dr，C. Everett Koop）医生指导下做小儿科实习医士。库普医生满脸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就像一位学识渊博的犹太教教士。他是个极好的老师、杰出的外科医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的病人父母的方式。他的绝大多数外科病案是很小的儿童，其中许多孩子受着严重的痛苦，通常是先天带来的缺陷。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能够向病儿父母直接明了他说清病儿病情的性质。他让病儿父母理解病情的危险性。他一方面从不过分乐观，同时也尽可能现实地让病儿父母抱有希望。他同他的病人的家属建立的友好关系对我是很大启发。

儿科比其他任何临床学科更为重视预防和公共卫生。试想免疫法对儿童生命的重要性。我在儿科方面所受的训练，远非走了弯路，而是为自己今后参与公共卫生事业多推进了一步。1973 年我完成了做儿科实习医生的任务之后，下一步就开始了在“疾病控制中心”的生涯。

1973 年 7 月，我来到“疾病控制中心”在亚特兰大的总部，正好赶上为流行病情报所（EIS 一 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来的官员开办课程。我替补即将离职的官员戴维·弗雷泽（David Fraser）。后者要回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去完成传染病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我被指派在细菌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The Special Pathogens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Bacterial Diseases），并参加为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开设的课程学习。这一重要的先期学习预定时间一个月。但是我在这课程中学了还不到一星期。当我正在听讲时，特殊病原体分部主任罗杰·费尔德曼（R0ger Feldman）走来把我找出。他身材高大，说话带着隆隆的嗓音，是个难以忽视的人物。他拍拍我肩膀，说：“我要派你去亚利桑那州的帕克尔（Parker）地方一个印第安人居留地。有报告说他们那里发生了流行性咽炎。那可能是链球菌疾病，但我们还不能肯定。”

“我什么时候走？”我问道，试着压住内心的兴奋：竟这么快就有了去现场的机会，即使那不过是咽炎而已。

“你得今天下午就动身，”罗杰说。那差不多已是早上十点钟了。

每年总有一两个学员从这班里拉出来接受这类委派，因为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有一位调查人员——任何调查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如果你还没有经验的话，可以在现场学到。

我兴高采烈，简直难以相信这样好运。我遇到的第一个流行病听起来似乎是难以相信的。仲夏期间流行的咽炎！人们告诉我的一切，就是那些病人参加了美国独立纪念日的野餐会。在我职业预备训练的现阶段，我甚至不知道由食物感染而患咽炎的可能。

我发现在流行病情报所的永恒传统里，你必须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能迅速成为专家。你必须尽量找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资料，在赶往疫情爆发现场的途中阅读。当然，还必须请教真正的专家。无论什么佯的鲜为人知的疫病，在“疾病控制中心”通常总会有人知道，尽管主要是要靠自己。你需要有发现情报并吸收消化情报的本能，又还必须知道怎样聪明地使用这些情报。虽然指导你的专家过去已经做过这些了，知道其中绝大部分奥妙。但是每一种流行病都各有不同、各有自身的特性，还得靠自己去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更要从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一旦你收集到你需要的、能使你成为专家的资料，下一步就是尽力收集调查中需用的用具：拭子、玻璃瓶、注射器、收集链球菌培养组织用的硅冻胶，等等。仓促中你所能做的就是要记着多带几双干净短袜和内衣。

切莫忘带 EPI1 证（1 号疫情报告）就赶赴疫情现场。这是委任你前往疫情现场的证书，它确证有关的州或地方医疗机构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予支援。作为联邦政府的机构，“疾病控制中心”必须得到州政府允许才能在该州境内进行调查工作。EPII 证书还详细载明持证人抵达目的地后需要联系的州政府医疗部门的具体人员。你一到目的地后，必须首先同在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建立通讯联系，以便有人全天候地在那里回答你的问题、帮助你作出决定。这种训练基本上是在工作中学习，有极富经验的支援和监督为后盾。

作为未经训练的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你总是怀疑自己能否胜任。你脑子里经常想着：我能找出这一疾病的根源吗？我怎样才能制止这次流行病呢？我要不要设法找到正确资料从而能够鉴定它并予以解决？我能得到与我共事的州政府和地方人士的合作吗？

亚利桑那州政府卫生部的一位代表在菲尼克斯（Phoenix）市会见了我，他对我说他将陪同我去帕克尔，那里离菲尼克斯市一百多英里，距加利福尼亚州边界不远。他将提供他可能给我的任何帮助。帕克尔是个小市镇，地位很重要，是附近好几处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商业中

心。我抵达的那天夜间便会见了居留地一家小诊所的医生。他提供了他能提出的一切情况。他讲述得很直截了当。这次流行病是从 7 月 4 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大型野餐会引起的。自然，野餐会上有大量美食和啤酒。几天以后许多——不是所有——与会者都病倒了，严重的链球菌咽炎感染。这位医生已经看了许多这些病人，那些病人的共同点是参加了那次野餐会。我的任务便是要找出为什么参加了一次野餐会便会有这么多人遇上这种风险，然后决定怎佯制止这类病案继续发生。从理论上讲，似乎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

很快就会知道。

来时在飞机上我读了一些杂志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流行病爆发的报道，使我想到眼下的这次流行病。大约十年前，几个人吃了沾染过某种链球菌菌株的食物，患了咽炎。这种细菌是咽炎最常见的病因。这种感染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是因为一些个人，尤其是儿童，常常继续发展成严重的并发症。人们已经知道链球菌能引起风湿性心脏病、肾衰、严重皮肤病和关节炎。虽然这些并发症很少同流行病联在一起报道，其可能性是令人担忧的。我得要快快行动。

调查一次疫病的爆发，很像调查一个犯罪案件。它包括侦察、随着预感走，仔细搜寻证据。然而，在流行病学领域内，罪犯是病菌。找出病菌？然后弄清它是怎样进入其人类宿主的，病菌的动因？为了繁殖更多的病菌，我这么猜想。

但是你要对付的不只是病菌。你必须处理人，尤其是病人。这要求付出一定努力，向他们说明你正在做些什么，说服他们与你配合。幸好，在帕克尔，这不成问题。这里，人们鲜明地关心这次疫病的流行，最关心的则是那些负责组织野餐会的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在本地美国人的居留地内，它成了我的重要学习经验。为了打听出信息，需要通过一些权威老人。我确保不会冒犯任何领袖和长者。我很幸运在非洲的农村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一重要性。

我决定这次调查应按常规进行，即按照所谓“病案控制研究”制订的办法进行。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流行病学家用来发现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间的最重大差异。如果能够确定这些差异，特别是食物引起的病菌感染，你通常就接近于精确地找出发病的原因或传染的途径了。于是我就把参加过野餐会的人分为两组：“病例组”（得了咽炎的人）和“控制组” （没有得咽炎的人）。

好了，现在我已有了对象，我就得想好问他们些什么。我准备好一份问卷调查表，表的措辞注意使被调查者在回答是或不是时明确地回答出问题。基本上我是要找出线索。那些问题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您参加了野餐会吗？您吃了这样菜、那样菜或别的什么菜吗？您喝了这种或那种饮料吗？

调查者提出问题要非常注意方式，使人一看就明白，从而作出准确答复。调查中很容易导致错误结论，就像我在亚利桑州那次做过的那样。人们容易忘记，或者可能作出虚假回答，说出他们认为是调查者想要得到的答复。他们以为有些事情要告诉医生，有些事情医生并不想要知道。于此同时，我还得取样。这必须得到我的对象的同意，因此我经常费尽力气进行劝说。眼下这场流行病，需用的检查材料是拭子。我做好这些检体之后，放进特殊的运输袋内，里面还放进硅冻胶。硅冻胶能使那些细菌存活到运抵“疫病控制中心”实验室之后。检体将摊放在盛有细菌培养基冻胶（内含丰富养料）的待制盘子里。如果检体里确有链球菌，它们便会在培养基内长成一堆一堆灰色的圆圆的微生物，四周布满了透明的乳晕。接着进行的检验结果便会准确他说出我们处理的是哪种链球菌了。

我开始一家一家地访问，跟人谈话，在调查表上做记录，并把拭子枯在他们的喉部。我毫无困难地证实那次野餐会是这次流行病爆发的一个共同的因素。我的病案控制研究还使我拣起了另一极为重要的线索。所有那些染病的人在野餐会上都吃过一道特殊的菜：土豆沙拉。

现在我必须找到那土豆沙拉，——如果还有剩余的话。

我挨家挨户地询问，终于找到有人从野餐会上带回的剩余土豆沙拉。下个问题便是：谁持

有那些土豆沙拉？这又需要调查，一一提出惊人的私人间题。接着我必须申请允许我搜查人家的电冰箱和冷藏库。我终于在该居留地社区中心的一个冷藏库里找到了野餐会上的好几种菜肴。作为样品，我小心地把这些珍贵的证据包装起来迅速送回“疾病控制中心”，看中心的实验室能不能从中培养出那罪恶的链球菌来。

在帕克尔逗留一周后，我回到亚特兰大准备开始下一步的调查，那将在实验室里进行。在个人电脑问世以前，那时候要获得那些问卷调查表和其他调查谱询的统计结果，我必须把全部资料都输进统计机上用的穿孔卡片。“疾病控制中心”的六层楼上有一台 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机器，叫做打孔卡分类机。它只就是／不是的回答进行系统运作，根据卡片上的打孔将卡片分类。虽然该机运作很快，却必须经过繁复运作才能得到一个答案。如果回答是“是”，便在卡片上打一个孔，如果回答是“不是”，便不在卡片上打孔。“是”的卡片将分成一堆，“不是”的卡片另放一堆。如果有好几个层次要分类，那么决定一个回答的进度就更慢。譬如，我要找出同吃过土豆沙拉的男人相比，是不是吃过土豆沙拉的妇女全部病了，我就得把所有吃过土豆沙拉的人的卡片分出来，然后再把所有男人和妇女的卡片分出来。接着我还得把吃过土豆沙拉得了病的妇女的卡片分出来，结果卡片撒满了一地，这全部过程很令人腻味。现在，我们只需将信息直接输进电脑，再输进几条指令，几秒钟内就得出了答案。

实验室的结论出来了：土豆沙拉里隐藏着罪犯。显然，那些土豆沙拉做好后就盛在大的容器里放进电冰箱，冰箱里冷气透进容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那些上豆沙拉放进冰箱后几小时内还是温热的——正是细菌污染最好的生存之地。看来当时搅拌沙拉的人已经感染了链球菌，由于他没有认真注意食物卫生，链球菌便进入了沙拉。那些细菌正高兴能呆在容器的湿热的中心，即使是在冰箱里，因为稍过些时候就能在它宿主的咽喉后面栖息了。

我们写了一份报告，二号疫情报告，给帕克尔的卫生当局，提出初步建议：除去那些冷冻的土豆沙拉、让每一个可能喉部隐伏有链株菌的个人适当地注射青霉素。这些措施便够了，疫情流行制止了，没再发生。我又回到 EIS（流行病情报所）开办的学习班上学习。但是，却是帕克尔那地方爆发的流行病为我培训流行病学的科学方法提供了最实用的基础。不久我又来到尼日利亚寻找老鼠，向苏丹农村的村民调查有关拉沙热的病况。我还向病人询问来自巴基斯但的普通医生给他们打针的情况。无论后来面对什么样的局面，我所掌握的基本方法就是我在西南地区一个小市镇上追踪土豆沙拉时学到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