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人同机

蝙蝠的排泄物会否是埃波拉病毒的载体呢？如果是，病毒又怎么在蝙蝠体内生存呢？那就得假定病毒相对说来对蝙蝠无害，而对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则是致命的。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同病毒有不同的适应性。但是要证实蝙蝠要对苏丹或任何其它地方的埃波拉病毒负责就困难了。我们没听说过蝙蝠与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患者接触的报导，但由于非洲到处都是蝙蝠，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猜想棉纺厂是恩扎拉瘟疫的传染源并不能说明它一定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以证实蝙幅是否载有病毒。我当时不可能大量取样测试蝙蝠是否广泛受病毒感染以致传播该种疾病，或者是它们没受过感染。几天后到达的世界卫生组织苏丹小组收集了几只骗幅，然而样本不够，他们不仅没能分离出埃波拉病毒，也未能说明任何一只蝙蝠与过去曾发生过的瘟疫有关。由于人类很少从自然载体中传染上疫病，所以不论病毒来自什么动物载体，病例也不会很多。1978 年，卡尔·约翰逊一行对非洲的丛林野兽进行广泛搜寻以发现埃波拉病毒的载体时，曾对各种蝙蝠及其他兽类作过试验。后来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的吉恩·约翰逊（Gene Johnson）又曾对一可疑的蝙蝠洞穴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闪电式调查，他掌握的原材料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毫无成果。

瘟疫能否从苏丹进入扎伊尔，对此我是有怀疑的。假若病毒是由蝙蝠携带的，那绝不会只是一只蝙蝠而已，如我在此之前说过的那样，人类的交往也不像是传播的渠道。谁会千里迢迢地从恩扎拉到扬布库去呢，他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漫长道路上跋涉又为了什么呢？那里没有生意可作。恩扎拉棉纺厂生产的棉纱和布是通过朱巴运往喀士穆或是内罗毕的。无法从扎伊尔出口，扎伊尔也没人会买。

离开恩扎拉之前，我写了封信给唐·弗朗西斯（Don Francis），他后来成为畅销书《乐队继续演奏》（And the BandP1av 0n）的已故作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z）关于人类免疫系统不全的主要顾问。唐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参与在苏丹境内的一次天花疫病调查。通过无线电波传播我得知他现在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小组，现在仍滞留古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来恩扎拉，也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信中我提到埃波拉的第一个病例。告知他死者的埋葬地点。我也详细地告诉了他瘟疫的发生情况以及如何去寻找医生和存活者。应该说这是我带着十分满意心情写下的一封信，因为它说明我是进入恩扎拉的第一个调查人。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看到那封信时既惊讶又高兴。

在恩扎拉呆了三天之后，我决定离开。虽然调查很有趣，但是再呆下去我也不可能找到苏丹和扬布库两次瘟疫爆发之间的联系。我唯一可做的是收集样品和捕捉一些可能携带病毒的动物，但是我没有条件也没有仪器来进行如此规模的调查，因此我决定回扎伊尔的扬布库去，然后再北上，去中非共和国。

由于我曾成功地进入苏丹、我想也许我也可能进入另一国境。但当我抵达离边界约 15 英里处，发现有一棵横躺着的大树挡住去路，既无法绕着它走，又无法截断它过去。没人知道为什么要砍倒那棵树，但它倒在那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就算是大树被搬走也没用。人们告诉我说还得渡过一条河。那么说得要条渡船。问题是没有渡船。

于是我掉过头来往回走，到别处去寻找埃波拉病毒。大雨下个不停。红泥浆路越来越泞滑，走起来十分危险。但是司机满不在乎，途中我们捎带上的一个乘便车的人也如此。车子不断地打滑我越来越胆战心惊。在非洲，于弹和病毒是我甘冒的两种风险，然而车祸呢？！我不断要求司机开慢些，每次他都口中咕喀着表示同意，但仍然照开不误。一路上他都没有尊重我的意愿，显然现在他也无意改变他的习惯。经过一个名叫比利（Bili）的小镇之后，他突然一个急转弯，速度之快使整个车子打滑起来，橡个陀螺那样打转转。窗上显出各种色彩：绿色的树、棕黄色的泥巴，红色的粘上，就好像快放的影片一般。后座中 50 加仑的柴油桶疯狂地碰撞着，没捆住的东西四处飞舞，我摸索着想抓住什么东西，而吉普车继续飞速前进，一会左、一会右地激烈摆动，最后终于翻倒在路旁。

当我睁开眼时，我看到的是天空。我发现我栽倒在司机身上，耳中满是震耳欲聋的叫喊声，那是出自搭便车的人之口。

我被震得四肢麻木，但幸好并没受伤，我艰难地爬出车外。几乎站不住脚。司机则花了更大的劲才勉强站起来。最糟的要算那个搭车人了。他痛苦地嚎叫着：“我的脖子断了！”。但是即便我还处于头晕目眩的状态，我也看得出他是夸大其词。脖子断了的人，一般是叫不出来的。我试着搬动一下他的四肢，还好，四肢能动弹，但他实在痛得够呛。我把他放倒，给他作检查，看他的神经是否严重受伤。看来他是肌肉痉孪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剧烈震动所致。他自以为是快要死了，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我再三劝慰都没用。然而假如我们不能开车上路，也无法送他上医院。附近的居民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把吉普车翻转过来。现在我有可能对它作一次检查。车子损坏得还不算太严重，车头有一部分凹陷进去，两块车窗被甩了出去，但并没破碎，我再转向搭车人，他仍在嚎叫不止。我想我得想办法把他的脖颈固定住，然后再找个地方让他躺平休息。但在目前状况下，我没法搬动他。由于他并未丧失知觉，我认为他的伤势不至于太严重，也可能是碰伤了脊髓。我翻了翻我随身带的医药箱，你猜怎的，居然还有安定针剂。我给他打了一针。他逐渐缓解下来并睡着了。这时我就用衬衫垫着碎布给他做了一个颈箍。我把颈箍给他拴在脖子上，固定在手臂下，这样我们就能把他搬上吉普车的后座。后来我们得知这个人的近亲就住在离此 20 英里远的地方，幸而吉普车还能勉强开动，总算运气，终于把此人送到了那里。接着又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修理车子。

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名为阿布蒙博兹（Abumombozi）的小镇，位于扬布库疫区中心以北 80 英里处。传说扎伊尔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学教师，就曾乘车通过这里北上，因此我很想知道这里是否也有瘟疫的迹象。有位医生告诉我，他没听说附近曾发生瘟疫，但他不时见过带有伤寒症状的病人。他见到的真是伤寒病人吗？扬布库的医生在未能对病情作出确切诊断之前也常说病人患的是伤寒。医生是否把两种疾病混淆了呢？我无法得知，因为现在没有病例，而过去的病人又没有留下化验结果。

当我到达扬布库后，我们的小组还在村里作调查，询问村民，采取血样，以便了解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们当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发现扬布库和恩扎拉两处瘟疫之间的联系，我只能使他们失望了。“从一处到另一处需要穿过 4 个不同的部落地区，而且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处去。”我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对我的说法抱有怀疑。两个地方同时发生瘟疫，不能不使人们怀疑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我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深信无疑。三年之后才证实我的看法是对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们在当地的天空教布道处过夜，打算搭乘第二天的军

用机回金沙萨。上午十点左右，我赶到机场，原只说按计划有飞机到，并没说明一定有。因此当我到达机场看到有架飞机停在那里，还真有点惊讶。更使我惊奇的是看到有群人围在飞机周围。大多数是妇女，脸上涂沫着白灰，悲伤地大哭大叫，捶胸顿足。好橡机舱尾部发生了什么灾祸，是什么灾祸说不准。走近些时，我看见有人把几个木箱抬进机舱。天啊！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材！我得与飞机上满载的死人一同飞回金沙萨。

我问旁边的一个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吗？

“他们是飞行员，先生，”他回答说，“他们开的直升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这人看着我，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真象更多地告诉我。“天气很坏”，他好像认为这点解释不够，又接着说：“飞机没有油了。”

“谢谢你”，我说，并准备走开。

但这人又加上一句：“他们喝酒了，喝得大醉。”

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个同事彼得皮奥特（Peier Piot），扬布库小组的成员，本来打算乘那架出事的飞机回金沙萨的。当他看出这些飞行员的醉态，就明智地没上飞机，我们同在扎尔伊作过关于爱滋病的调查，相处很好，他现在是联合国艾滋病项目的负责人。我猜想他会常常想起那桩事件的。

找到飞机残骸和那几具尸体，曾花了几天时间，因此尸体已经腐朽发臭了。机舱内的恶臭可怕之至，我当然愿意与另一伙人同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从哭喊着、脸上涂着白粉的妇女中间穿过，走上飞机。在空中要呆整整两个小时，无法摆脱令人作呕的恶臭，怎么受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系好安全带，坐在死人堆中。

几个星期之后，另一批物品被运往金沙萨，转运亚特兰大。这批物品实际是从扬布库及其附近居民中采集的 600 瓶血清一一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去作埃波拉病毒抗体化验的。我们无从了解的是这些小瓶装着一个和埃波拉病毒无关的秘密。它和其它几千种样品一起，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恶魔一样，被紧锁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冰箱内。十年过后，我们才掌握了打开这把锁的知识，然而一一切都太晚了。

了解拉沙病毒

在贫穷的塞拉里昂共和国，约翰·卡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权者。他今年三十来岁，毕业于该国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贝（Forali Bay）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他的老家边远又贫困的东方省塞格布韦马，在圣灵（Ho1v Ghost）学校当一名历史与法语教员。他受到学生的尊敬，学生把他当成楷模。塞格布韦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的人不多。人们有事都来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师，更是他们的朋友。他能帮助学生解开法语动词中的奥秘也能和他们一起踢场足球。

他体格壮健，很少生病，因此当他在 1977 年 2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半夜醒来感到有点不舒服时，还感到奇怪。他的皮肤摸上去有点发烫，头有点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场紧张的足球赛之后也没这样痛过。当然，他刚从附近的一个村探亲回来，那里的路很难走，而且天气酷热，尘土飞扬。所以他认为是由于旅途劳累而引起的不适，于是翻过身来试图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肌肉也更加酸痛，并且肯定发烧了，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生长的地方，疟疾多得是，因此他认为他是得了疟疾了。在塞格布韦马和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人们一旦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诊断为患了疟疾。成人也如此，尽管他们一生中饱受携带疟疾菌的蚊子的叮咬应该具备了某种免疫力。约翰给校方写了个便条请假，说明自己病了，然后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和 4 片氯奎宁（这是当时治疗疟疾的标准方法），就上床睡觉了。下午，他觉得好了些，但他发现肌肉酸痛转到后背底下，而且嗓子开始疼痛。

当天晚上，情况更糟了。体温上升，嗓子痛加剧，肌肉疼痛也更厉害。他开始觉得他患的可能不是疟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体温持续上升，疼痛也加剧，他于是去塞格布韦

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就诊。为他接诊的伊莎贝尔·金医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他患的是什么病。

拉沙热！

1976 年11 月，对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的调查结束之后，我回到我刚在塞拉利昂凯内马建立的项目现场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研究拉沙热病的长期规划。两项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来做：一是找个住处，二是搞起一个像样的实验室。政府拨给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装成一个可用的实验室。首先我得装上发电设备，房顶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还得取回我在亚待兰大买的设备。设备已经到达塞拉里昂，存放在港口的仓库里，但愿它完好无损。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怎样摆弄它。但是在非洲，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这样贫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辆报废汽车，顷刻之间就会像动物园中的野兽尸体一样，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须到港口去指导把设备安全地装上卡车，以免设备受损或是被“遗忘”在仓库里。

我到达港口后，沿着一条弯曲小道南行，找到货运经理，他向我担保说设备完整无损，但不允许我亲自去作检查。两天后我收到仓库的紧急通知，说我租用的卡车后门不够大，盛仪器的木箱放不进去，因此我还得再找一辆后门开得大些的卡车来搬运这批仪器，任务是完成了，代价是我几晚未能成眠。

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只能雇用当地的一名电工。我想我在旁边监督着他干活，一定能保证他把活干好。当他说他已经干完活时，我对插座和缆线检查了一番，似乎没什么问题。关键的时刻到了，电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个110 伏特的显微镜插上电源，可我却立刻遭受到110 伏特的电击，肯定电源接错了。我又把小点的仪器插上电源，结果是一样。肯定这是根本性的装接错误。电工忙着向我保证说一切都是按我指点的那样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会遭电击，又那么疼痛？

我怀疑是地线有问题。我打开保险盒，看见里面的地线都没有接上，原来是电工把零线和火线接好了，但是地线却绕成一团，没把线头接上。他把我当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释地线是干什么的，怎么个安装法。他听到后就照办了。我不知道凯内马其他的建筑情况会是怎样。管它呢，幸好现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实验室的椅子上操作仪器而不会遭受电击了。

要使我的实验室运作，得找些人来工作。我需要四个方面的人选。鉴于我们的工作条件，我不能只要求专业水平，还得对拉沙病毒免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中等个头的鼠类，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国的家鼠之间。它们是拉沙病毒的载体，在胚胎期间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却躲过了它的免疫系统，也许是让免疫系统误认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使病毒得以在病人体内不为断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残暴和聪明，如人体免疫系统缺损病毒就会使无数人终身为它们服务，而我们至今对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医治，也不能预防。

当时，从患过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止人们再次感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们再次患病时，病情不会过于严重。不管怎样，我得尽量防止我的工作人员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桩十分危险的工作。我对这事有点担心，但是也没必要过分忧虑，因为不难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问题在于要找到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塞拉利昂东方省没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学，应征者中最高水平的只上过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计算。在这里除了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少数几个政府职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农业，谁有必要为此而上学呢，因此，我能找到的应征者极为有限。我也需要会说本地方言门德语（Mende）和较通用的克里奥语的人。最后我还需要掌握基本医学知识的人。很快，我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实际上，要为这项工作找到训练有素的医

生的努力早就失败了，这不足为奇，塞拉利昂没有医科学校。本地的医生来自两条系统，或在西方或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在西方上过学的，回来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较好的岗位，或是为政府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可观的年金，下午和晚上还能在私人场所兼职。他们很少到农村来。

从苏联受训的人口国后则大多到政府医疗系统工作并立即被派往农村。从理论上说，在苏联受过训的医生在派往农村前要先在费里敦实习，而实际上，这种所谓实习只不过是从几乎不合格的医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医院中充斥着这种不合格的医生，他们大多是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毕业生。该学校的课程表中政治理论课要比解剖学来得多。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医生比屠夫强不了多少。他们在毫无戒备的当地居民身上随心所欲地胡乱操作着。过不了多久，连最无知的村民都懂得对政府医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烂不堪的道路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货物，牲畜也像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粪便四流。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就爬在车顶或悬挂在车箱两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关。

尽管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却获得许多应征者。用凯内马的标准来衡量，我快成为大雇主了。卫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选人。我面谈的第一批人竟都是卫生部某个人的亲戚，根本不符合条件。我很快发现我必须接受他们推荐的任何人，这些人被录用后得付钱给他们的推荐人。我需要卫生部的合作，否则我没法实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处境相当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额雇用人员的办法，录取了包括卫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只是试用，之后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择优录用。这种作法，不管最后谁被录用，大家都不丢脸。落榜的人只好责怪自己不够条件。

于是我在凯内马开始培训新雇员。训练开始，我让他们实际操作并接受书面考试以了解他们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认为可以培训成为合格技术人员的年轻人。大多数高中毕业，没多少工作经验。这也不错，他们还没来得及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从最基本的要求作起，告诉他们必须每天准时上班，在实验室里，我告诉他们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那时，这些简单的要求对塞拉利昂的许多资深的政府雇员来说也是新鲜事。

录用和培训雇员是桩艰苦差事，但是高兴的是我找到几个很不错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们共事了 13 年以上。特别运气的是我们找到约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个子不高，稍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对棕榈酒嗜好的发展，他变得愈来愈胖。圆圆的脸上留着小胡子，黑眼珠上老戴着一副墨镜。他性格开朗，颇受妇女喜爱。

棕榈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榈树液发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条细竹圈把自己缚住，光脚爬上棕搁树顶，把树液吸人葫芦瓢内（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树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饮能够醉人。

坎迪能说好几种方言，他对林巴语（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备受欢迎。林巴语是制酒工人的语言，坎迪能说这种方言，使我们这支队伍每天晚餐时都能喝到新鲜的棕榈酒。棕榈酒最讲究新鲜，怎样才算新鲜呢？晚上喝的酒必须是当天早上采集的。一整天的发酵时间最合适，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还有本事与当地的头头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这些人了解我们项目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轻易地得到棕榈酒，有些人擅于获得头头们的欢心，坎迪则兼而有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点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后容易与人打架。不时的，坎迪会因酗酒和行为不检点而被关进监狱。这时他交友的才干就起作用了。他会把村里的头头或长者请来，他们立刻就会想办法把他保释出狱。负责拉沙热病项目的官员常常为此奔走。

与拉沙热病项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后，坎迪成了一名动物专家。他开办了一个老鼠繁殖厂，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样品。他的成就的顶峰是在 1989 年为要拍摄记录片的一支摄影队架设了一个“摄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摄老鼠是很困难的，于是他挑选了几只不带病毒的老鼠，给它们注射了微量麻醉剂，然后放进他的“摄影棚”里。老鼠的表现十分精彩，摄影队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镜头。但坎迪对其中几只老鼠麻醉过量，以至当它们在我们为加强戏剧效果而特地布置的一些残余食品中间跌跌憧撞地爬过时，就像真喝过棕榈酒一样，竟从桌上一头栽下来，还得把它们检回桌上去。

雇用工作人员之后，我当然得给他们找住处。这是个问题，因为对外来者存在各种偏见。这里没有房子出租，因为习惯上不允许陌生人寄宿过夜，更不要说长期居住了。凡不在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来者。村民对陌生人怀有疑惧，怕他们会带来不祥。他们认为一个人若不是存有某种不良动机，怎么会离开自己的家呢？当然这是发生在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之前。近来，随着劳工的转移和贸易进入非洲的边远地区，人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大大改观了。

然而，1976 年，凯内马北部的钻石矿区是个例外。那里有许多陌生人，他们是来寻找世界上最优质的钻石的。钻石是塞拉利昂仅有的少数资源之一。钻石矿多属国有，然而这一行业也吸引了许多想发财致富的人。不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来。一夜之间，所有的村庄都沸腾开来，只是由于听说某某人走过树丛时找到一颗钻石……于是整个丛林的树木就会被砍光，剩下来的只是大坑和红土堆。人们裹着缠腰布，站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漓地掘着，筛着，做着发财梦。有些人发财了，但更多的钻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们控制着该地区的贸易，抢购钻石，大量的宝贵钻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这些村落转眼间繁荣起来，也瞬即衰败下去。只要听说另一个村子发现了钻石，居民会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转移给我们对拉沙病毒传播情况的调查带来很大困难。这种淘金热差不多就像当年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发现金矿时的情况。幸而我们面对的居民并非一味单指望靠钻石致富，他们是只要能摆脱赤贫状态就行。一点钱就能起作用。它奇迹般地改变了村民拒绝出租房屋给陌生人的偏见。一说出我们愿付房租时，要多少房间都能做到。

当我的雇员们一切准备停当时，我打算正式开始对拉沙热病毒的监视规划。当时是 1977

年 2 月初，我从扎伊尔回来整 4 个月。我的工作人员受训两个月之后，现在要动真格的了—

—要对付真正的拉沙热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围有许多拉沙热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们的工作会相当繁忙，但没料到会忙到现在这种程度。第一个月我们就见到近 30 个病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热病盛行的高峰季节。30 个病人中后来死了 9 个，这对我的新雇员来说，是一次艰难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机会。

我们的计划有二：一是测试我们新安装好的实验室能否正常运行。二是我们的数据收集系统是否有效。我选择了我和卡尔·约翰逊一起参观过的两所医院：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和潘古玛的教会医院，以这两所医院的拉沙热病患者作为检查对象。这两所都是教会医院，也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又都位于拉沙热病高发区。我们想更好地了拉沙热病的不同症状。我们的员工已经接受过要对病人的病史作详细了解的训练，我告诉他们要记录头痛、肌肉痛、嗓子痛等各种症状。一定要保证医生为病人量体温、检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否有蛋白质或带血。工作人员把血样带回我的新油漆过的、接通了电源的实验室，我用从 “疾病控制中心”带来的试剂测试血样中是否存有抗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过程，用离心器把黄色血清分离，然后混入试剂，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阳性反应、阳性反应、阳性反应！

我们好像中了头彩似的。每个员工都听从指挥。他们想干好工作不仅是意识到这项研究计划和自己的前途有关，而且对工作本身也产生了兴趣。再则，他们理解到自己是在于一桩有意义的工作。当我们深入发掘与拉沙热病有关的事物时，我们接触到一个又一个的悲惨故事。失去母亲、失去父亲、失去儿女，我们要干的事大多了。

潘古玛医院的大多数病人来自钻石矿区，医院里的修女和员工是有奉献精神的，但是，对付拉沙热病，仅有奉献精神是不够的。他们把传染性病人和非传染性病人放在同一病房。废弃针头到处乱扔，医院里找不到消毒剂，没有人戴手套，即便在处理感染了的样品时也如此。所有病房都住上了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向医院员工建议，为了增加病人信心，他们如果再配备些漂白剂就更好了。

在修女们的合作下，我们建立了隔离护理制度。在这样的非洲边远地区是谈不上空调设施和防毒面罩的。谈到空调就是打开窗户，而在习惯于举行仪式时佩戴各种面具的国土上，戴上防毒面罩无异于把自己标明是恶魔，那将导致难以想象的恶果。即使是爱尔兰修女也难以理解我们的建议。她们被痢疾、濒临死亡的婴儿、伤寒和贫血病等搞得疲惫不堪，认为拉沙热病不过如此。我们说，情况不是她们想象的那样。医院收容的成年病人中 30％患的是拉沙热病，而那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潘古玛医院曾流行过这种病，导致若干员工死亡。但是人们是善忘的，何况很多员工已经调离。现在这里没有可能为拉沙热病患者开辟专门的病房，只能把他们放在大病房中，同时又要保证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做法很简单：在拉沙热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之间设置一个装有轮子的布制屏风，它可以随意推动。这种屏风当然不能阻挡病毒，但至少可以提醒病人和医护人员这种病是具传染性的，跨过屏风后，要小心。

我们还进一步在每个拉沙热病患者的床头摆上一张小桌，上面放上外科手术用的口罩，几副干净的橡胶或聚乙稀基手套以及一些漂白溶液。漂白液是用来消毒手套和口罩的，从本地市场只能买到家用漂白粉和其他极少物品。我们把漂白粉稀释成 10％的溶腋，成为绝妙的消毒剂。手套在漂白液中浸泡过后，放到太阳光下晒干后再用。在这种医院中，豪华的一次性的手套是谈不上的，但劳动力很便宜。可以雇一个人专门洗手套。手套可以反复使用 8 至

10 次，到破损为止。只要看到晾衣绳上的无数副手套，就能辨认出我们项目的所在地。多年来，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安全地采用了这种简易作法。它后来被写进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书。对于非洲的病毒性出血症，后来甚至对人体免疫系统不全症，都适用。

潘古玛医院的病房宽敞，光线充足，而塞格布韦马的较老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则显得阴森，令人感到压抑。照明差、墙壁清一色的暗灰，厕所抽水不好，经常缺水。粪尿的臭气充斥整个医院。和潘古玛医院一样，病房按性别和内、外科划分，还有一个妇产科和一个小儿科病房。尽管没有专家，这也算得上是本地区的最重要的医疗单位，它为方圆 20 英里的所有村落服务。像潘古玛的医院一样，尼克松纪念医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问隔离病房与之相连，为的是安放传染病人。然而由于传染病人大多，一间小房间放不下，因而简单的隔离手段再一次被采用。

我们的项目不只限于监测拉沙热病的疫情和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试图消除病毒的来原：老鼠。为此我们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队。除了约翰·坎迪外，还有一位哺乳动物学者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来自美国，享有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奖学金，在亚当·谢林顿（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据说亚当的妻子几年前和一个嘻皮士私奔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约翰。约翰是个叭叭叫的嘻皮士，秃顶，满脸大胡须。他好冒险，急于发现鲜为人知的各种鼠类的秘密。他平日在地里辛勤劳动，然后跑到森林里呆上几天捕捉老鼠，测试它们是否带有病毒。约翰全然接受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特别喜欢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后，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饭、棕榈油、花生米和鱼沙司。加上本地的红辣椒。尽管菜里已经放了不少红辣椒，他还嫌不够，边吃菜还要边嚼辣椒。约翰是个放任不羁的家伙，总是在不知不党的情况下冒犯了亚当。但是他的工作对于了解鼠类的活动，特别是在判断鼠类与人类的接触方式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使我们对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扩散情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他变得如此知名，以至后来被人们称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论约翰取得什么成就，他总不能让亚当——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数据的真实性。亚当对约翰的仇视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写备忘录，指责约翰无能和不诚实。由于我与约翰成天共事，我知道这些指责全然站不住脚。实际上，我了解约翰对于数字的准确性的要求远比任何人都要严格。我一直未能了解亚当的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直没能发表。我终于懂得了亚当之所以极端仇视约翰的原因，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毕竟，人类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老鼠巡查队除了内部问题要处理外，还得尊重当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们都得和村民商量，讲明我们的动机。做说客的任务往往落在约翰的头上，他则往往带上另一个约翰——约翰·坎迪作帮手。后者有能力说服当地居民：也许捕捉老鼠的人是有点神经病，但是应该欢迎他们这样。

通过这次调查要弄清三件事：村里哪种鼠类最多，每户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携带拉沙病毒。巡查队把村子里的房屋逐个编号，然后绘制了一份详图。约翰根据图上的标志，选择某些农户作抽样调查。进行调查的当日。巡查队乘坐一辆显眼的黄色捕鼠车。车身上画着拉沙标志。即一个拉沙病毒圆圈中间有只老鼠，还有一张微缩的非洲地图。后来方圆多少里的居民都认识了这个标志。多少年后，我们途经这些村落时，人们还会唱着“拉沙不是好东西” 的歌。调子是我们的公众教育小组组员从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选来的。

捕鼠队进村后就在村边设营，营区包括一辆卡车和两顶帐蓬。一顶帐蓬住人，另一顶放置捕捉来的老鼠。然后组员就进入选定的住户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两种：一种是会杀死老鼠的，另一种是捉活的，以便作试验。根据房间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户放十个捕鼠器。第二天早上，组员去收回。把被杀死的老鼠数字记录下来，尸体放入袋中焚化。存活的老鼠则经过一种巧妙的制作方法被回收。当打开捕鼠器的开关时，老鼠以为可以逃跑了，实则是钻进了一个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剂的棉花。我们对昏睡过去的老鼠逐个抽血以便检验拉沙病毒并测定是否存在抗体。老鼠的类别确定后就杀死并作解剖，器官保留下来以备分离病毒用。通过试验取得的信息全部输入电脑。

要了解老鼠是如何传播病毒的，需要进行另一项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热病的住户中捕捉老鼠并与没患病的住户中的老鼠作比较。我们还想了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后，新的疫情是否减弱了。这项专门研究由迪克·金利赛德（Dick Keenleyside）负责。迪克是个英国医生，在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个能干的研究人员，只有一个弱点，即极端害怕会得上拉沙病。每天晚上回到实验室，他都会嚷嚷嗓子痛。这种恐惧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毕竟，他每天都与捕鼠队紧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对于不论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猎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坐伦敦班机飞回美国时还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经历。

在飞机上，他无意中和人谈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参与一起拉沙热病研究项目。显然他错找了一个谈话对象。一进海关，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紧张过度的英国移民官员盘问并决定要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医院检疫。位处伦敦北部的这所古老的热病医院有一具塑料制成的隔离器，凡是被认为患有外来的传染病病人要放入隔离器中进行隔离。这是一个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气，可以罩在床上。对于迪克来说，这种隔离器没有必要，因为拉沙热病毒如同大多数其他出血热病一样并不通过空气传染。然而英国人费了大力，化了很多钱安装上这样一个隔离器，他们急于要使用它。一些来自非洲的乘客，到达伦敦时，只要有点头痛脑热，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迪克强烈抗议并要求移民官员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联系，他说他根本没病。然而就是搬出“人身保护令”来也没用。“人身保护令”是 12 世纪的一种文件，它和大宪章一样可以保护公民不受国王或其代理人的随意拘捕。那是英国神圣的立法之一，但它对于英国的检疫官员显然无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检验处的代表来到，说明他对英国没有危险，英国的俭疫官员才被说服，把迪克放行。迪克还算是幸运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现不是唯一的

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们的问题不只来自拉沙病毒。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遇到政局的干扰。塞拉利昂的政治动荡大多起源于两大种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东部和南部的门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腾内族（Temne）。两个主要政党都以这两个部族作为权力基础，因而表面上看来是政治纷争，实际上往往是种族冲突。据说，1976 年底到 1977 年初之间曾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但全民大会党（All Peop1e“s Congress）（腾内族的党）的领袖赛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纵选举，自称是胜利者，然后把在位的总统赶下台。这就导致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阵地战。有些冲突发生在东方省的首府凯内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凯内马当时有人口 25000 人，一次战役下来死去 12 人。凯内马位于门德部族地区，在东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下午 6 时就不允许出入城，显然，宵禁只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忠于反对党的省份对腾内族统治下的政府的仇视，而对我们来说则造成很大困难。实行宵禁时，我们的项目才刚起步，宵禁持续了四、五个月。那时省里的人还不太认识我们，我们经常会在临时设置的检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拦住。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准军队人员，有的什么也不是。常＃会碰到一个全副武装但又满口酒臭的士兵，他对司机勒索钱财比对法律或政治问题要感兴趣得多。当地的法律与秩序已不复存在，任何持枪的人都乘机为个人捞取好处。

宵禁意味着不论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玛医院，都得在下午六时前赶回凯内马。由于两个医院都在 25 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后一刻我才办完事。从而下得不在满路废物，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飞快开车回家。即便这样不远的路程，汽车也得 1 至 2 小时。我们时常担心有个喝了过多棕榈酒的士兵会朝我们开枪。幸好我们的员工还没遭到过袭击，仅有几个人被拘留过，而他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借口一些无足称道的小事，甚或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逮捕你。也许是把你错认为别人了，也许是因为你挡了路而怒气冲冲，总之，在什么情况下都有遭逮捕的可能。每当此时，我们就得寻找适当人士出面请求释放他们。

政治僵局最后总算解决，那是腾内与凯内马的两股势力在博城的一场激烈战斗之后，通过协商解决的。那场战斗中有 300 人死亡，多数是门德族人。由于总统来自与腾内族结盟的一个少数民族，两名副总统就由一名腾内族和一名门德族人充任。达成协议后。宵禁就取消了。然而政治危机的结束并不等于路障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路障在我们的项目执行过程始终是个麻烦。你永远无法知道路障会在哪里出现，它已经成为地方习俗的一部分，随时随地可见。某个地方指挥官可以下令设置一个，某个人的心血来潮也可以设置一个，他不认为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设立路障已经成为一项全民运动、老少皆精干此行。你常会遇见几个小流氓围着一个所谓路障，其实那只不过是在马路中心挖掘的一个窟窿，挖出来的土堆在两旁，你一停下来，孩子们就会跑到车前来要钱，说是去修路。塞拉利昂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年轻人。

关于灵魂和离心机

在我们弄清这些村子里到底有多少人患有拉沙热之前，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切的人口统计数字。在估计某一特定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时，你得知道一开始有多少人。这样我们才能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谁最容易受到感染和为什么会受到感染。通常，只要通过查询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信息。但在塞拉利昂东部，将近 20 年前英国人还在那里时曾进行过人口普查，以后就没有进行了，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查。这意味着在我们选定的村子里得挨家挨户进行调查，以确定有多少人口，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大多数房子都有三、四间房，泥墙泥地，马口铁屋顶，这种屋顶取代了传统的、用芦苇或棕榈叶做的屋顶。波纹状金属是白人留给非洲的许多令人怀疑的礼物之一。可是，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非洲农民甚至连波纹马口铁也买不起了。所以，现在你看传统的茅草屋顶又回来了。

我们曾想过，在每一个房子里我们一定会看到许多人，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在正在开

采的钻石矿附近的村子里，一个房子里竟挤满 40 至 50 人。能挤得下这么多人的唯一原因是矿工们轮流上班。一班人在矿上工作时，另一些人就回来睡觉，挤得满满的。矿工们大约每12 小时换一次班，而房子则一天 24 小时都睡着有人。这与大多数收成仅够自己食用的农民的生活安排很不一样。这些农民是白天在地里劳动，房子空着，毫不奇怪，就受拉沙热感染的比例来说，由于起居工作方式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在这些矿工居住的村子里，我们看到有些是感染率最高的之一。

到底有多高？那很难说。对这些矿工们往的村子进行调查简直是一场恶梦。每当一位矿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村子时，他所经历的严酷现实粉碎了他想突然致富的梦想。然后又有一个抱着自己新的梦想的人取代了他。在我们的有些调查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村子的人口在几周内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当塞格布韦马附近一个小村子里发现了几个大的钻石矿时，原来的 2500 人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矿工们都拼命想成为第一个发现更多钻石矿的人，因此他们向松土层挖掘得非常快，结果一个矿井突然倒塌了。也许有 15 人或 20 人丧生，确切的死亡人数不详，因为从未找到过所有人的尸体，此外，由于大多数矿工都是非法移民，没有家属询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故发生后，村子又为之一空。人们认为这是邪恶的魔力笼罩了这个村子。

调查拉沙热的发病率是一回事，但对已经染上了这种病的人又怎么办呢？这是我们每天都碰到的问题。当我们登记一个个病人时，他们都恳求我们结予帮助。由于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因此越来越感到沮丧。

就在这时。我们碰见了来自塞格布韦马的一位受人爱戴的教师约翰·卡马拉（John Kamqra）。我们看护他，给予他通常的治疗：吃药退烧，给他输液以防止脱水。他疼得非常厉害，不能咽东西，找不到一个令他感到舒适一些的睡觉姿式，也无法人睡。这一景象简直难以令入置信。病人的脸肿了起来，由于体液从受到损坏的血管流进了脸与脖子的软组织（水肿），因此他的面孔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当他还能够回答问题时，往往也不切题。我们知道他已经得了脑病，意味着他的脑子正受到感染。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症兆，预示肯定会发生抽搐，然后死去。可是，当时我们对这一症状的必然严重性还摸不太准。

在他整个患病期间，他的妻子一直在他身旁。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她自己是否也受到了感染，但我们一定要她像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样，穿件罩衣，戴上手套。自然，她心烦意乱。我们试图让她放心，但我们无法使她安静下来，因为她看见了她丈夫脸上的表情，她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她看见了他眼中的恐惧。她恳求我们帮忙，做点什么都行。据我们所知，可能只有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也许它对约翰·卡马拉能起作用。

为了进行血浆治疗，我在“疾病控制中心”搜罗了一些大的离心机，并且不厌其烦地先把它们运到了塞拉利昂，然后沿着很长一段高低不平的道路运到了内地。血浆疗法是从拉沙热病愈者身上采血，将红血球分离出来，然唇将它们送回献血者的体内。然后我们把含有抗体的血浆收集起来，将它注入拉沙热急性病患者的静脉里。采用这种免疫血清疗法是因为血浆疗法对另一种病毒性出血热一乙乙种来自南美的朱宁（Junin）病患者治疗有效。现在只在呵恨庭发现了朱宁病毒，也是由老鼠传染的。这种病的死亡率高，并且与拉沙热非常相似，最重要的是，朱宁是一种砂粒病毒，这意味着它与拉沙病毒是近亲。我们想，如果这种疗法能对朱宁病毒有效，那么，对拉沙热也该能起作用了。

可是，在分离血浆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有离心机，但当我门试验这些机器时，我们发现电线装得不对。我踢了自已一脚。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没有时间险查那些线路一乙为什么会这样？——自那以后我还设有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现在在塞拉利昂，我到哪里去找一个懂得分离血浆离心机的人，更不用说找一个会修理它的人了。我设想到我们在医院进行检查的第一个月就会碰到如此多的病人。我们仅想先试一试看，却没想到一下子全卷进去了。

所以，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没有血浆，没有为我们病人进行治疗的药物。难道我只有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眼看着约翰·卡马拉死去吗？

这个人的悲剧激励我要采取行动。如果我要起点作用，我不仅得做点什么事，而且在做这些事时得与病人有更多的接触。我在凯内马设立这一项目的原因，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两个大医院的当中，与来自弗里敦的公路相通，而不是因为我想那里会有很多拉沙热病患者。所以我得想法使潘古玛和尼克松两所医院的实验室也用作医治拉沙热的实验室。这样，我就有把握至少能在现场进行一些基本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在我对潘古玛或尼克松医院能做点什么之前，我得先使这些离心机启动起来才行。

我拆开离心机进行检查，立即发现当工人将离心机改装成 220 伏特时，他忘了在线路里放进定时器。这种机器的设计是不开动定时器，它就不旋转。要改变这一状况，我只得对离心机进行拆修，使主要线路通过定时器，然后进入发动饥。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出它的问题，然后又花了一天将机器修好。那里没有电工可寻，我就是电工。

下一个难题是将这两台老式过时的但现在很起作用的离心讥运到这两所医院去。每一台重约 600 磅，在凯内马我们没有能够运载它们的车辆。此外，它们是有冷藏设备的离心机，所以，我们得肯定，压缩机要尽量固定在下面，以防止它们与冷却盘管相连接的铜管被压破。如果管子破了，碳氟化合物就会漏出来，这不仅会污染大气，而且会使冷却设备失去功能。所以我们到处寻找交通工具。后来找到了两部很结实的卡车可以把我们宝贵的物资运上搓板似的道路。费了很大劲以后，我们总算把离心机搬上了卡车。然后我们用绳子将它们绑牢，尽量将压缩机固定好，开车将它们运往潘古玛和尼克松医院。希望能够成功。

终于，我们将机器运到了目的地，但我们的问题仍没有完。我们安装在潘古玛医院的离心机运转很好，但是在尼克松医院的那一台不能制冷。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在塞格布韦马周围没有可以信赖的制冷方面的技术人员，即使有，他们对离心机制冷也无经验。

我只得再动动脑筋。在我离开“疾病控制中心”时，乙位制冷专家曾教过我如何修理冰箱和如何再向里面装满冷却剂。我希望这一程序能与修理离心机的制冷器相似。我又拆开了离心机，发现压缩机的铜管在进入冷却盘管的地方折断了。我只有把它割断，使它再次成为凸缘形，将它放在盘管中恰当的位置。然后我得用钩钩住我们在实验室使用的真空泵，用它将压缩机里的空气排除，造成真空。几小时后，我使机器里的压力降得很低，以便将盛冷却剂的容器连起来，重新向盘管充电。一切似乎都正常，但真正的考验是要看温度能否降得很低，使离心机能冷却下来。我等待着。当我看见缸里面形成了一层霜时，我高兴极了。现在我可以开始了。下一个问题是：血浆能行吗？

即使我使离心机运转起来，我还要克服其他一些困难。我们还需要一条供应线和通讯设备。我们没有可以工作的电话系统，电气系统也很不稳寇，所以我们不得不依赖一台备用发动机，如果我们需要电，我们就发电。如果我们要通讯，我们就用曲柄启动我们的单旁带无线电设备。医院的发动机每天早上只能向潘古玛和塞格布韦马医院的实验室供应几小时的电。供电是有限的，手术室要优先，所以实验室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电力供应。而且，发动机还容易出故障，零件也不易找到。我到处想方设法，最后总算凑够了钱为我们的每一个实验室购置了一台当地可以买到的本田小发动机。有自己的电力了！真是大棒了。

要建立一条供应线则更加困难。通常，我们依靠弗里敦美国大使馆的帮助，能便捷地运送“疾病控制中心”的供应品和器材。并保证它能通过海关，安全地运到内地。最重要的物品是用于诊断拉沙热的试剂。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碰到了困难。“疾病控制中心”的首批物资是通过泛美航空公司经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运来的。但它们在达喀尔附近消失了。真见鬼！虽然这是我们唯一一次丢失的物资，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一条更加可靠的运输线，特别是如果我们要检查病毒的话。我们与荷兰航空公司进行了联系，它每星期四晚上都有班机飞到隆吉（1oingi）机场。机场就在弗里敦的海岸上游，位于红树科沼泽地中间的空

地，在弗里敦港湾的对面。荷兰航空公司同意直接从亚特兰大经阿姆斯特丹（它们之间每天有航班）将物资运来，然后经过同一航线从弗里敦将我们在这里做好的样品运回亚特兰大。我们无法在当地将病毒分离出来。这一程序需要组织培养，而这又要有无菌的工作条件。在敞开的工作台上用病毒处理临床抽样是一回事，但在组织培养时使其形成高浓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总之，这种病毒是第四级病毒，只有在适宜的实验室里才能安全处理。只有在疾病控制中心才能处理。

在研究病毒时，最后的化验或试验都是分离病毒。化验不仅告诉你在血液或组织的样品里是否有病毒，而且还能告诉你有多少病毒。如果我们要绘制和记录疾病的传播，然后对它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要分离病毒，并且不仅是对每个病人的一次抽样，而是对他的几次抽样进行病毒分离。事情还要更加复杂。我们不能就在一般的冰箱里将抽样冷冻起来，用一般的冰袋将它们运走。如果要保存好抽样，将它一直送到亚特兰大，我们需要干冰。在凯内马根本没有干冰，即使在费里敦也没有。最近的来源是象牙海岸的阿比让。我们设法与阿比让的美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它也试图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送来的头两盒干冰，到达时却是空的。干冰已全部挥发了，剩下的只有一点二氧化碳。显然，阿比让这条路线行不通。

所以我们又找到效率总是很高的荷兰航空公司里的荷兰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事先预订好，他们可以每星期四傍晚从阿姆斯特丹将干冰送来。这就使我们有时间包装好抽样，当飞机第二天早晨返回隆吉时，就能把抽样运回亚特兰大（途经阿姆斯特丹和芝加哥），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想出一个办法，在使馆的帮助下，使包裹内装物在融化之前经过渡船运到弗里敦，再送回去。我们得确保我们能按时到达弗里敦，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了飞机。因此我们毒星期四晚上总是非常忙乱。最后，我们在大使馆的地下室里放了一些大冰箱。在这里，我们可以储存我们宝贵的抽样。使人放心的是冰箱已和大使馆的大发电机连接起来了。用这种方法储存拉沙病毒似乎没有使我们国务院的朋友感到担心。星期五下午，当荷兰航空公司的班机带着我们的盒子起飞后，我们都精疲力竭地瘫倒在非洲大陆最美丽之一的弗里敦海滩上。

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斡旋，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与四大洲 15 个国家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过工作关系，我总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合作。记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时朋友陪我去金沙萨的美国大使馆兑现支票，他很惊奇我竟然能办成这种事。他说他从他的使馆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服务。

无论我们作出多少努力，无论我们最后克服了多少困难，但对约翰·卡马拉来说，效率仍不够快。他的高烧和全身剧烈疼痛有增无减。我们仍抱着希望一一这希望来自我们对拉沙热的一点点了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 8 天，他一度明亮和锐利的眼睛变得迟钝了，（在我看来）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神情。当我靠近一点再看时，可以看见他眼白里有火焰似的红点。

现在他的眼睛出血。

约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时站起来，但几分钟后又跑回去握着他的手，试图缓解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 9 天，约翰·卡马拉时而有些迷惑，时而神志失常。虽然我们对这种疾病没有很多经验，但恐怕许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得承认我们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乎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预感。她开始变得令人惊奇地安静，因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医学上，这是令所有医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们：众神也是虚弱的。

约翰完全陷入了昏迷。当病毒宣布战胜了他的脑子时，一系列的发作摧毁了他的身体。然后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测不到血压。他的心肺衰竭了。

为了证明他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塞格布韦马所有的人都出来哀悼他一一他们非常尊敬的老师和行为的榜样。他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世道，竟要夺走这样一位好人。带看两个要抚养的孩子，他的妻子一个人如何过下去？谁来照料他年迈的双亲？谁来教育他的学生？准

给予他们劝告和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创建未来？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魔弹

争取从亚特兰大获得物资和器材的持续斗争开始得到了回报，我有理由相信会继续不断地得到试剂供应。现在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疗。头一项工作是开始对潘古玛或塞格布韦马医院里曾经患过拉沙热但后来幸存下来的病人进行调查，他们现在对拉沙病毒应该有高的抗体滴定量。我们对含有最高抗体滴定量的病人最有兴趣，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血浆会是最有效的。我们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复的人，因为他们能捐献血浆，而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自然，我们还得希望他们的血液里没有拉沙病毒在活动。为了确保血浆是安全的，我们力图只挑选那些至少已病愈三个或四个月的人。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拉沙病毒。我们也通过血液检查乙型肝炎——一种致命的肝炎，它是通过血清传播的。

那是20 世纪70 年代未，我们对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或艾滋病还毫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除了乙型肝炎外还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过血液传播。那时我们对内型肝炎也一无所知。如果我们知道的活，就不会如此热心地采取这种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浆。我们感到幸慰的是，后来， 80 年代未，我们去塞拉利昂开始搜寻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时，除了弗里敦的两名妓女和几名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病患者。可能当时艾滋病正从中非传入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说，70 年代在东部省没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血清疗法带有风险，那么，拉沙热病也一样。在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内，我们看到约翰·卡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们得设法做点什么事。

从逻辑上说，收集血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得找到可能捐献血浆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已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如果他们是流动的钻石工人，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他们。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正要找的人，并说服他愿意献血浆，那么，我们得提供交通工具和当天的食物。为了增加吸引力，我们还给予他们两周的铁质补给品和一袋两磅重的大米。每一次献血，其全过程往往要占用现场工作组一整天的时间。不久我们就认识到，这样一项计划可能需要很多钱。

甚至向可能的献血者解释什么叫献血，为什么我们需要血，都得采用一些策略。这整个概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经历，以至他们不知道怎样理解它。大多数病患者都是不识字的村民，他们对医药的了解，仅限于巫医给予他们的药粉和药水。如果它们无效，就会到一个有白人医生的医院，得到白入医生的魔法，而不是巫医的魔法。我们得想出一些比较简单的解释——另一个文化障碍：不管你去非洲什么地方，人们心理都相信本地的医药和魔法。很多人相信血里有魔力，可以用来对付他们。有个时期谣传“白人喝血”甚至吃人肉，还有谣传说我们一定在制造魔水去打败我们的敌人。要么是我们幸运，要么就是我们的人会说话，尽管非常困难，我们成功他说服厂大约一半以前的病患者同意参加献血。

一旦我们从血液里分离出血浆，我们将包装好的红血球再输回献血者体内。由于他们对我们抽出的血和输回的血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现在他们往往完全相信我们招募他们是为了某种巫术。我们不能肯定这是加深了他们的怀疑，说我们用不祥的符咒欺骗他们，还是高超的魔力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也许两者都有一点。

不仅仅是因为得到血浆的费用高，从而对我们集体财力的要求如此之多。整个过程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得白手起家。塞拉利昂没有血库，等于零。血是按需要提供的。通常来自一位家庭成员或者一位朋友，即使这样也不是免费的。因此，我们创建的血浆制度怎样才能扎根，特别是当时没有支付血浆费用的明显资金来源？少数病人得到昂贵的治疗，而多数病人却无法得到治疗，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最好是：治疗必须实际、合理和便宜。的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怎洋才能广泛地利用血浆。不管最后它以什么形式用于输注。但这是我们所有

的一切。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决心要找出有效的药物。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拉沙热的青霉素。但是能安全用于抗病毒的药物的确非常少。大多数抗病毒的复合物毒性都很大，最有害的是在杀死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宿主细胞。此外，治疗必须便宜、安全和方便病人。还有，这种药物在长时间内应当非常稳定，这样才可以把它带到边远地区，在不大理想的条件下储存起来，直到应用。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神奇的药，差一点都不行。

后来，卡尔·约翰逊写来一封信，卡尔善于给我发短电报和写短信，其中一两句话就可能改变我的生活。先是埃波拉，现在是这个。

卡尔在信中提到犹他洲立大学研制成功了一种较新的药物，叫做病毒哇（ribavirin）。它对治疗某些核糖核酸病毒（NNAViruses）有一定疗效。拉沙病毒是一种核糖核酸病毒。如果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蓝图，是使细胞变成眼睛、手或新芽的茎和叶子的遗传物质，那么，核糖核酸就是信使，将信息从基因传到核糖体—一一种圆的微粒，它是一种蛋自质工厂，生产生命所需要的各种抗体、激素和酶。可是，许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当作信使，而是当作它们自己的遗传物质。在这方面，病毒是独特的有机体。人们对病毒哇如此有兴趣、对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扰病毒用自己遗传性的核糖核酸制造蛋白质。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种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吗？

卡尔告诉我，他已经在组织培养方面试验抗拉沙病毒的药物，并告诉我，彼得·贾尔林

（Peter Jahrling）也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类似的试验。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猴子，然后用病毒哇治疗它们。这个药的实验数据，包括对人体上的实验数据表明它安全可靠，因为已经成功地利用它医好婴儿得的急性病毒性肺炎。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易于生产，将来可能便宜，在室内温度下能保持稳定——也许塞拉利昂的室内温度不行，但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冰箱里。

这可能是我的魔弹。我很兴奋，但我知道我们还需要等待实验室关于拉沙病毒的实验结果出来后才能考虑我们自己的治疗计划，这倒不是我们想浪费时间，坐等彼得的猴子进展如何。我们还须得到塞拉利昂和美国管理局有关使用药物和血浆的许可。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立即行动。

第一步是要准备一个书面议定书，对治疗试验作出详细说明。在亚特兰大，卡尔和他的妻子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Webb）——“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别病原体流行病学家—— 分担这一工作。这份议定书还要得到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HRSC）以及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这不是一件不关紧要的事情。议定书里全面、详细地写上了这一项目的科学根据，还要写明将如何进行这一研究。议定书里还对病人的知情同意书作了确切的说明。绝对不能拿人做实验。麻烦就出在这里，只有当病人完全了解他所同意的是什么内容，他才会答应签知情同意书。和我们打交道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文盲，完全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木多数人只能说一种当地部族的语言。不管怎么说，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怀疑我们可能在玩弄巫术，虽然他们非常有礼貌，嘴里不会这样说。对这样一些人，向他们解释一个复杂的医疗程序只有翻译成门德语后才可以。但门德语这类部族语言没有词来表达“临床试验”或“逆转反应”这些概念。所以，我们怎样才能恰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

我们使一些概念简单化，即使不能准确地将意思译成他们的当地语言，也可以使用一些多少能将意思传达过去的字眼。简言之，我们需要这个有希望的课题来确定病毒哇是一种新药，虽然对拉沙热尚未试用过，至少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对人体使用这种药物已证明是安全的。我们也将告诉他们，没有办法治疗拉沙热，这仅仅是试图找出一个治疗方法。我们不能对任何事作出保证。要解释这一切，我们得依靠我们译员的技巧。由于大多数病人甚至不会签名，我们能尽力做到的是请他们在知情同意书的下面按一个大拇指印或画一个“调”，表

明已向他们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并且同意让我们试一试。与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相比，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对我们设想的办理知情同意的手

续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毕竟塞拉利昂人对他们的国家是了解的，知道什么事情做得到，什么事情做不到。他们也知道拉沙热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可是，如果我首先提到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是由当时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主要官员马塞拉·戴维斯（MarCella Davis）博士创建的，对于这一高度合作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后来当他的继任者贝尔蒙特·威廉斯（Belmont Williams）主持这个委员会时，这一议定书最后得到了批准。“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要求当地的一个伦理委员会对此给予批准，尽管在塞拉利昂没有这种委员会。幸好，贝尔蒙特·威廉斯是开明的，办事很有条理。她是一位克里奥人（krio）——奴隶的后代，这些奴隶从美国逃出来后先打算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定居，但发现那里对非洲后裔来说太冷了。于是最后回到了塞拉利昂，定居弗里敦。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文化、最先进的一群人，他们的混杂语经过百年左右的发展，后来成了该国的通用语。威廉斯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尔（Brisiol）学医，那是英格兰西部一所非常好的医科学校。她不仅能干，办事效率高，也很支持我们的项目。在我们的请求下，她召集了一群受人尊敬的医生，任命他们为国家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她发给了他们我们的议定书，并请他们发表意见。虽然有几个人提了问题，他们对议定书没有大的异议。

可是，在这个国家受到过任何科学训练的人太少了，这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也增加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负担。我们得确保我们的做法不仅正确，而且不会利用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谋私，不得使他们有任何不信任感，怀疑我们试图利用他们。在医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医学研究中，下述问题仍然存在，或者更加使人感到烦恼：你怎样才能充分告诉教育水平很低的人们有关某一研究的目的和存在的风险，这事不好办。

国家伦理委员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想获得知情同意书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可是，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不能同意让未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临床试验。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没有在像塞拉利昂这样偏远的地方工作过，他们仅模模糊糊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们自己的无知束缚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试图以管理得很好的美国医院的经验为先例来对事物进行判断。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研究也不时碰到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例如，在那里，本地的医生经常不告诉病人他们已受到了艾滋病或人体兔疫缺损病毒的感染，理由是，病人都负担不起任何治疗费用，并且，如果病情传开后，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抛弃他。

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接着我们还得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进行交涉。由于试着用病毒哇治疗拉沙热是一件新鲜事物，我们需要管理局颁发研究中的新药许可证。我们估计没有什么困难就能得到这一许可证，因为口服的病毒哇已在广泛试验，为研究它对其它疾病的效果而进行的一些人体试验已证明它是安全的。我们宁愿依靠医药公司所汇编的现有资料而下愿进行我们自己很费时间、很花钱的试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仅负责批准药品在美国的使用，而且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实际上也起着同样作用。许多自己没有这类机构或自己没有足够专门技术的国家，它们也依靠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所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决定。

到了1978 年11 月，我们手头已有了必需的许可证和令人满意的实验室数据（卡尔的组织培养，彼得的猴子或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试验），表明病毒哩对拉沙病毒可能有效，没有什么毒性或根本就没有毒副作用。我们也有了随时可以使用的血浆。这时，我们已经工作了 18 个月，对拉沙热有了一些基本了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在所有住院的病人中，患拉沙热的大约占 10％至 15％，总的说来，医院里这个病的死亡率徘徊在 16％左右。我们也能更好地预测谁可能活下去，谁会死去。在接纳的病人中，肝酶（AST）高的，其危险比肝酶低的更大。

于是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制度，按照我们议定书里规定的

标准，决定谁将接受口服病毒哇，谁将接受血浆治疗。肝酶超过某一危险标准的病人——在我们最初的研究中认为这表明其后果不佳，将接受这种或那种治疗。我们已决定，鉴于拉沙热如此可怕，因此只要我们能提供任何一点帮助，就不能扔下病人不管。这时，我们还不清楚哪种治疗效果更好，或其中的任何一种治疗是否有效。通常临床试验要求有一个用作对照实验比较标准的“对照组”——给病人服用一种无效对照剂（即一种溶液，它看起来像药物，其实不过是糖水）——目的是要“瞒过”研究人员，这样就不会因他们的热情或偏见而影响病人或实验效果。对照组提供了中性指数，可用其测定真正药物的效果。问题是在对照试验中，一半的病人都未经对照试验。至于拉沙热病人，我们知道许多未经治疗的病人都会死去。因为实验室的数据看起来很有希望，我们的委员会决定在我们的实验里不利用未经过治疗的病人。因此，我们决定将我们对新病人治疗效果与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情况作一比较。

没有对照组，我们只得依靠想象力。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血浆会有效，也不知道病毒哩究竟是否能起作用。毕竟没有人通过直接杀死病人体内的病毒治愈过爆发性的病毒感染。所以我们随意地将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服用从我们宝贵的储存中拿出来的免疫血浆，另一组服用病毒哇——可能成为我们的特效药。开始时我们通过静脉滴注对一组病人注入两单位的免疫血浆，另一组则服用病毒哇胶囊。护士们必须与服病毒哇的病人呆在一起，直到肯定病人已经服下胶囊并且没有吐出来。有时，如果病人的喉咙不习惯吞药，因而吞不下去，我们得把胶囊拆开，将药粉溶入水中。如果病人吐了，我们要设法给他再服一次药。对 15 岁以下的儿童不做这一实验，（后来我们为儿童单独做实验）。我们也将孕妇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担心会伤及胎儿。

这是一场赌博，具有最大的风险。但是病人被解除痛苦后的表情和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常常令人感动。至少我们在进行尝试。至于我？我屏息以观之。结果失望——至少对血浆是如此。

病人继续涌入，要让他们或他们的亲人同意治疗，这已不成问题。他们来时，病情不一，但往往都病得比较厉害，自己已不能表示同意治疗。于是我们求助于他们的亲属。只要想治疗的，不管他的病情已到了什么地步，我们都不打发他们回家。有的病人来时，发高烧，剧烈头疼，浑身剧痛，喉头红肿，扁桃体上明显有脓。这些是早期症状。其他病人，有的已开始呕吐不止，神智不清，手和舌头一直颤抖，有的病人则牙床与内脏出血。他们在吐血，他们的直肠或阴道也在出血。有些病人来时，头和脖子肿的特别大，血压骤然下降，这是拉沙热的严重症状。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的病人。最重的是那些不断抽搐和已陷入昏迷的病人。几乎所有病人，只要已过了早期阶段，进入呕吐、神志不清和流血的，都会死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凡是不断抽搐的病人，没有能活下来的。

我们继续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血浆治疗实验。我们轻轻地将静脉注射针打进了一个个病人的手臂，注入我们宝贵的免疫血浆。但病人还是死了。工作人员感到泄气。我们工作得如此努力，抱有这么大的希望，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即使当时我们有了血浆并对约翰卡马拉进行了注射，也无济干事。

但这是临床试验，不能要求你对它事先作出判断。你只能做试验，试验结束后，你才能看到它的结果，决定你是否取得了成功。

当时还有病毒哇小组。依我看，这对病人的疗效似乎要好一些。是的，很多人仍在死去，但预计可能会死去的少数病人，其病情的确有了好转，这真的是由于病毒哇，还仅仅是因为幸运？唯一的办法是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在当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的情况下，这只能在“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我们将所有的数据送给了他们，还有病毒分离抽样。在进行这一项目三年后，1979 年，我一回到亚特兰大就开始分析结果。首先，我得学习我离开后在 “疾病控制中心”安装的新的计算机系统。在与数据和计算机大师们一起努力奋斗后，最后我知道了

我所做的是些什么。

结果呢？更多的是失望。

第一次分析表明两种治疗办法都无效。看上去像是一些冷漠、凛冽的数字，即使病毒哇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

但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对这事想的越多，就越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判断实验结果。我回去重新分析了数据。这一次，我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我开始把病人基本上分为两类：我们开始治疗时属于早期的患者，和属于晚期患者。在我们的第一次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接纳病人住院的时间：病人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到医院来看病的？现在我考虑到了从发病之日起到我们开始使用病毒哇时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无论我们怎样查看免疫血浆的数据，结果都一样。在每一病例中，血浆都不起作用。无论我们多么早就治疗这一疾病，病人的死亡率仍与以前一样。但是有了病毒哩，我发现了一线曙光，也许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奇迹所发出的一点微光。如果病人在发病的头六天或七天就住了院，病毒哇增强了他生存的希望。如果病人病了一个多星期，胶囊的效果就更差。我们总算查明了一些事情。

但是数目小，差别也不大大。我们得再试试。还有一些问题：在发病初期将药物的剂量加大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采用静脉注射，我们就得使药物血浓度更高，使更多的药物能进入病毒隐藏的地方，如肝和脾。通过静脉注射，药物会更有效吗？

是的，我想用静脉注射病毒哇。但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得再一次通过整个批准程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用于静脉注射的病毒哇。因为在地球上除了墨西哥外，其他地方都不生产。而且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不让我们利用这种药，因为它坚持所有药物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生产，而这在墨西哥得不到保证。

这一次，我们得拟定一个详尽的议定书，它将涉及要求回答的所有问题，以便得到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我费了 8 个月起草新的议定书，使它通过了所有批准步骤，管理局也很快采取了积极行动。我们有了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我们已表明口服病毒哇有效，尽管效果不大。第二，我们已表明它显然是无毒的。但要想得到这种药，困难仍很大，但最后说服了美国制造商专门为我们的研究作准备。

1982 年，我们准备开始用静脉注射病毒哇医治病人。由于人道主义原因，我们省去了对照组。我们已经表明口服病毒哇有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得向每个人提供真实情况。我回到亚特兰大后，帕特里夏留在了塞拉利昂，接替我的位置任该项目的主任一一虽然我在研究期间还经常到塞拉利昂去。由于她曾在玻利维亚和中美洲进行过调查试验，她给拉沙热项目带来了许多经验。她也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对一个总是杂乱无章的地方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她对当地的实验室有很大影响，就像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里工作时一样。直到 1990 年，我们仍在亚特兰大利用她的目录系统。帕特里夏决定将主要的实验室从凯内马迁到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医院。她利用我在各地没法弄来的资金，增添了一些设备，使我们自己能分离病毒。这减少了许多麻烦，不用总是把抽样送回亚特兰大。在帕特里夏的指导下，我们将首次在塞格布韦马试验用静脉注射病毒哇。柯蒂斯·斯克里布纳（Curtis Scribner）接替她担任主任后，这一研究仍继续进行。

当病人到来时，我们总要跟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作一番斗争。我看见一个男孩，名叫阿马社（Ahmadu），是由他父亲送来的。他是一个过分瘦长的小伙子。父子二人从潘古玛坐了三小时的波达一波达车（poda 一peda）来到这里。可是，那时我们已不在潘古玛医治病人。这医院的领导已更换了多次，包括一位新的负责的修女，她战胜拉沙热的办法是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这个男孩最初发病时，他父亲说他们找过巫医。过了两三天，喝了许多药水，吞了许多符咒，后来还吃了药粉，结果病情加重。他的父亲绝望了。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得到塞格布韦马去。”

父亲把年轻人放在实验室外面一个旧的板登上。一位名叫詹姆斯·马塞利（James Masser1y）的技术员走出来在他身上抽了一些血。然后男护士长库尔布拉（Coolbra）来到这家人中间，开始问他们一些我们调查表格上所需要了解的问题。表格填好后，让他父亲把男孩背进病房。他用一块手织的，上面有黑白几何图型的乡村棉布将他的儿子裹了起来。这是裹在他赤裸裸的身上的唯一的一块布。

同时，詹姆斯在实验室里分别进行了两项试验，一项是用分光光度计测试他的肝酶量，另一项是用荧光显微镜检查他体内的病毒量。分光光度计表明他的 AST 是 325，肝酶量高得令人惊恐，AST 是天门冬氨酸盐转氨酶，一种肝里面的酶，正常值不到 40.根据我们的经验，患拉沙热时，肝酶量达到 150 通常就意味着病人很可能得了重病，甚至会死亡。因此，任何人的 AST 超过 150 后，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治疗。阿马杜的 AST 超过了这一数字的两倍，一个非常坏的征兆。然后詹姆斯走过去看荧光显微镜。它装在两位和平队员用旧木箱搭成的一个样子很怪的小房间里。从一位工作人员住处“借来的”颜色明亮的门帘悬挂在小房间的正面，使它看起来像马戏穿插表演时一个算命先生的小亭子。但是这些门帘很起作用：在黑暗中才能最好地对荧光进行观察。

也许像算命先生的小亭子，这不是巧合。詹姆斯·马塞利正在观察这个男孩子的命运。在德国政府赠送的显微镜下面，被荧光染料固定住的男孩子的细胞变成了明亮的光团。詹姆斯看见病毒的滴定量还低，因为他仍处在患病的初期。可是，由于他的 AST 这么高，我们得立即行动。从临时代用的小房子出来后，他向库尔布拉证实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向病人看一眼就能知道的结果。

詹姆斯说：“他需要治疗。”

库尔布拉立即拿来了一小瓶新的病毒哇和一套新的静脉注射器。尽管下午的天气异常炎热，他从实验室很快走到了病房。病房里没有欣慰。男孩躺在床上直流汗。他一直在吐，嘴里还有一些血。当库尔布拉将他翻过身时，他只能呻吟。当护士长一看见好像是静脉，就把针扎了进去，固定好滴注器。孩子的父亲在这个期间一直不知所措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库尔布拉转向他，警告他要小心，不要把男孩子的血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给了他手套，指给他看了漂白剂溶液，并告诉他如何使用它。然后他走开了。

库尔布拉不能在男孩的病床边久留。那天他在病房里还要查看另外十四位拉沙热病患

者。

每隔 6 小时就要输注一次。男孩子仍然病得很厉害。看来他似乎在接近他所患疾病的最后的、致命的阶段。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早上，帕待里夏正在查房，碰巧特别忙，所以当她走到男孩床边时已经晚了。男孩不在床上，床是空的。

在隔壁床上躺着的一位老人正喝着热茶。帕特里夏惊愕地转向了老人。“阿马杜在哪儿？”

人们听说过如果家属认为病人将要死去，他们会在晚上把病人抬走，因为人们认为不在家里死去是不吉利的。

老人咧开嘴高兴地笑着，他咂咂地喝着茶，向窗子做了个手势。帕特里夏通过无窗格玻璃的窗口向外看去，看见男孩正坐在树下，滴注器就靠在旁边。附近是他家里的三个成员，要他尝尝他们为他准备的一些饭菜。

老人说：“你看见他们了吧。他正在吃东西。”真令人惊奇，这个男孩子本应当死的。

我们继续治疗了一千五百多位实验室证明他们患有拉沙热的病人。死亡率从 16％急剧下降到 5％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治疗方法已在全区闻名。每当我伴随着拉沙热专用卡

车外出时，人们经常会走出他们的住房，让我们停下，和我们握手。我已记不清他们的面孔，但是我很快就能认出他们来。他们的生命都是被病毒哇挽救的。

1985 年，我们研究的数据明确证实，静脉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别是在发病的头 7 天内注射，效果更好。我们能证明只要注射了病毒哇，血液里的病毒滴定量会迅速下降，因为它在血液里除去了病毒。在我们的研究完成时，我们及早治疗的病人几乎没有死去的。当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我们的成果时，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利用药物有效地治疗了爆发性的病毒感染。很多人对这一划时代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重要的有伊莎贝尔·金（Isabelle King），帕特里夏·韦布，柯特·斯克里布纳（Curt Siribner）、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和黛安娜·贝内特（Ulane Bennett），后四位都担任过这个项目的主任。

但失败的情况又怎样？大多数是在接纳入院时都已是晚期病患者。那时病毒已经造成了很大损害，病毒哇已无能为力。我们得寻找其他方法帮助他们。此外，还有一群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当时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医治。这些人困难特殊，因为不是一条生命，而是两条生命受到了威胁。

卡蒂阿图（Kadiaiu）

卡蒂阿图 22 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再过三个月就要生第三个了。她住在塞拉利昂一个较大的钻石矿区，名叫通戈矿区（Tongo Field）。丈夫在那里当矿工。她一家人与其他 20多人住在一起，他们当中大多数也是矿工。像该地区的其他人一样，她和她丈夫也是外来移民。他们都是想一夜致富而被吸引到东部省来的。

虽然卡蒂阿图没有去过诊所或找过医生进行产前检查，她对此并不特别在意。毕竟，她在生头两个孩子时没有碰到任何问题，因此看不出现在会有什么困难。的确，卡蒂阿图年轻、健壮，假如说她的处境困难，那么她的身体可以说似乎比较好，与其他人相比，她的情况还不算那么困难。与收成仅够自己食用的农民相比，矿井的收入毕竟不少，的确，她住的房子很挤，但是房子比较大。由于大多数男人都是混得不错的矿工，他们不费劲就能弄到许多食物，其中大多数食物最后都挂在上有波纹铁皮屋顶的泥砖房的椽子上。当然，房子里有许多老鼠，但老鼠到处都有，已成为生活的客观现实。

一天，卡蒂阿图醒来时感到身子多少有些虚弱，有点发热，头痛。她的肌肉也有点疼，但是她没有躺在床上的命，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她得准备早茶，喂孩子，保证男人去矿井之前能吃好。但是这天早上，她干家务时没有平常有劲。当她干完活后，她感到精疲力竭，不得不躺在铺着草垫子的床上。这个床是她与丈夫和两个小孩子一起睡的。她断断续续地打起鼾来。

当她醒来时，发高烧，全身痛得很厉害，特别是背的下半部，这时她已没有劲提水了，因为水井还有大约一英里远，所以她请她的表亲帮她去提水。午饭，午饭又怎么办？她已没有力气舂米，或者为晚饭吃的排骨准备木薯叶子。的确，她为男人们回来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晚了。幸好房子里还有其他人，他们愿意帮她把这一天的活干完。明天她肯定会好，一切又会恢复正常，过去，她曾多次像这样发冷发热，通常一两天就好了。每个人都患过这样的病，也许她得了疟疾。

整个晚上卡蒂阿图都在发高烧，她的丈夫阿布杜尔（Abdul）非常关心，于是去找药剂师。在附近找一位药剂师没有问题。因为采矿使这个地区比较繁荣，人们有钱吃药打针。这位药剂师还兼医生，因为村子里没有医生。他给了阿布杜尔 4 片治疟疾的氯哆，让他叫他的妻子立即把这些药都服下。

卡蒂阿图还能把药片吞下去，但难以不让它们吐出来，因为她感到恶心。第二天，阿布杜尔认为药片起作用后他的妻子就会开始好转，因此像平时一样去了矿井。但是，当他傍晚回来时，显然，一切都未好转。她的烧没有退，要说有什么变化的活，她似乎烧得更烫了。现

在她的喉咙非常疼，并已开始呕吐。她说她太难受了，什么也咽不下，甚至喝一小匙水都要吐。阿布杜尔决定第二天送妻子去潘古玛医院。他想要知道真主为什么要惩罚他？

像富拉（Fula）部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阿布杜尔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难道他不是每天至少祈祷一次、星期五下午都去清真寺吗？无论怎么说，如果真主允许的话，他明天就带妻子去看医生。医生有白人的药，他会知道怎么办。她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早上，阿布杜尔帮他妻子准备好，带她乘坐早班的波达一波达车来到 25 英里外的潘古玛。那一天的波达·波达车是一辆尼桑小卡车，后面有长板凳。阿布杜尔设法在紧靠驾驶室板凳上为妻子和自己找到了两个座位，心想这一路就不会像坐在两边的凳子上那样震得格格地响。

这时，卡蒂阿图已痛苦万分。疼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袭击着她的背部，慢慢钻进了她的腹部。她感到恶心，她的喉咙痛得很厉害，甚至连自己的口水也咽不下去。她感到精疲力尽，但这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感觉，腹部绞痛。她想，这不可能，不会这么快，她的预产期至少还有两个月。

每当尼桑车颠簸一下，她就感到更加疼痛。那时后面已挤满了 24 名旅客，还不算坐在车顶上的四个人。他们带着一捆捆的农产品，还有一只山羊和几只鸡。最后，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于是开始呕吐，用衣服的底层接住呕吐物。司机不知道她病了，不管怎么说，他也不会停车。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是艰辛的，你只有走下去。卡蒂阿图沉默不语，不想惹出什么麻烦推迟他们到达潘古玛医院的时间。

这一群不幸的旅行者继续在通往潘古玛的崎岖不平道路上歪歪倒档地颠簸着，呼吸着汗臭和呕吐物的气味。沿途要停车，旅客要上上下下，车子一共开了三小时。

他们到达潘古玛时，卡蒂阿图瘫倒在她丈夫身上，已坐不起来。阿布杜尔告诉了司机病情，他同意把车一直开到医院门口，让他们在那里下车，由于没有人帮助他们，阿布社尔只得把她背了进去。虽然卡蒂阿图已不大知道周围的情景，但她还知道绞痛变成了挛缩，修女们很快地、和蔼地接待了她，把她直接送到了产房，助产士对她进行了检查。很快了解了她的病史后，助产士马上知道她的病人得了拉沙热。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个可怕的病，但对一个将要生产的妇女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根据她苦痛的经验，助产士知道卡蒂阿图子宫里的新生命活不成了。

助产士是一位本地姑娘，但她受过很好的训练，工作出色。她第一件事是从一个构架上悬挂一块布用作临时屏障，将卡蒂阿图隔离起来。这是为了提醒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这里有一位患拉沙热传染病的病人。但那是仅有的隔离措施，人们没有手套或口罩。

卡蒂阿图全身疼极了。除了疼痛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肚子疼，背疼，肌肉与喉咙都感到的痛。其他任何事也顾不上。她为什么得忍受这一切，按照放在腋下的体温表，她的体温现在已超过华氏 104 度。你不能将体温表放在舌头下面量体温，因为人们不知道你在于什么，有人可能会将它咬成两段。通过直肠量体温在文化上不能被接受，特别是在敞开的病房里，腋窝下的体温——一称做腋下体温——的读数通常比中心体温低 1 至 2 度。所以。如果腋下

温度的读数为华氏 104 度，那么，卡蒂阿图的体温就会高得给生命带来了危险。

几小时过去了，卡蒂阿图的阴道开始出血。她挛缩的次数减少了，后来停止了。对他腹部的检查结果表明婴儿的心跳越来越慢。助产士估计卡蒂阿图怀孕只有二十七周，婴儿非常小，没有什么成活的可能。在塞拉利昂全国也没有能够照料早产婴儿的新生儿中心，他们只有等死，所以助产士不愿引产。

卡蒂阿图的病情继续恶化。她的手与脚正变得冷冰冰潮腻腻的，她的血压在下降，渐渐进入休克。她呼吸急促、吃力。她的肺里积满了肺液——成人呼吸窘迫综合证，它常伴随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她可怜的丈夫站在床边看护着她。对他来说，她似乎只知道呼吸，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已完全不知道他或周围发生的事情。

她需要血。自然，阿布社尔会提供自己的血，但他的血型不对，他是 O 型阳性，而她是B 型阳性。在潘古玛或塞拉利昂其他地方都没有为此建立的血库。要得到血，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位血型相同的、愿意输血的亲戚或朋友，或者找一位愿意献血的陌生入。当阿布杜尔和卡蒂阿图为了发财来到钻石矿时，他们离开了他们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但他在潘古玛有许多熟人。所以他立即匆匆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至少会有一个人与她的血型相同，愿意为他垂死的妻子输血。他找了三小时，后来才找到一位自认为可能是 B 型血的朋友。他们一起回到医院检查他的血型，如果一切顺利，就可安排输血。

但现在，卡蒂阿图已完全昏迷，严重休克，休克时，血压非常低，以致无法测到。发生这种情况时，脑子和肾脏得不到充分供氧，结果它们都开始失去功能，同时卡蒂阿图在继续出血，虽然血流得慢，量也不特别大，但它在不断增多。助产士已听不见胎儿的心音。

助产士认为这时该去请医院院长爱尔兰修女艾琳（Eileen）了。修女艾琳很快作出决定。她们必须立即引产。婴儿也许已经死了，但除非她们把他弄出来，否则母亲也必死无疑。她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及时地帮助产下婴儿。所以修女艾琳叫护士们开始给卡蒂阿图输液，当阿布杜尔带着新鲜血液回来时，就马上给她输血。

为了引产，护士为她注射了催产素，然后将卡蒂阿图匆匆送进了产房，以便能更好地观察她的病情。为了将她的血压升高，又给她输了液。输液使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助产士惊恐地看到卡蒂阿图的嘴唇开始发青。

阿布杜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拿着一袋他朋友刚输完的血出现在产房。很快对血液进行了检查以确定血型是否相符。必须抓紧时间。现在孪缩正在加快。产房内没有人谈论失去的孩子，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不幸中的万幸，卡蒂阿图还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

胎儿出来了，混身是带着血的羊水。小东西是灰色的，一动也不动。护士们迅速把他包在一块布里，然后又赶忙照看母亲。助产士大专心了，以致在接生死婴时竟忘了戴手套。

过了一小时，卡蒂阿图的体温急剧下降，现在是华氏 95 度。她的呼吸在加快，嘴唇仍是青的，手脚比以前更冷了。助产士注意到卡蒂阿图的手和手臂有些抽动。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几分钟后，她全身几次抽搐。她呼吸困难，当她大口大口吸气时，她大声咕嗜着。

卡蒂阿图无法长期挣扎下去，她已经没有力气了。疼痛未能征服她，但发烧和分娩的过度紧张使她难以支撑下去。她现在已经休克，心脏衰竭。她的身体逐渐僵直。她叹息了几下，磨难过去了。护士用床单慢慢蒙在她的身上，疲备不堪地离开了产房。

该由助产士把这一消息告诉阿布社拉。他无法接受这一死讯。他怎么能接受呢？

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吗？他曾经相信把妻子交给白人医生后，她就会得救。此外，他还付了一大笔钱。但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怎样，她死了。根据伊斯兰教的习俗，现在他要花更多的钱把她的尸体带回通戈矿区，在日落之前进行安葬，他怎样安顿他的两个小女儿呢？他的父母没有住在塞拉利昂，所以不能照顾她们。没有人为她们做饭，没有人提水。没有人能像卡蒂阿图那样高兴地把家务做好。他感到凄凉和迷惑，感到非常孤独。他想，也许该回到邻近的几内亚的家里，但是一旦回去了，他干什么呢？那里没有工作。对像他那样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人来说，他将一无所有。

迈克尔·普赖斯（MichaeI Price）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普通医生，1985 年来到塞格布韦马医院工作，原因之一是他渴望冒险，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应该为人类服务。迈克尔是一个安静的、自省的人。在诊所、在手术室或在产房，工作都很在行。最近他感到沮丧。无论怎么努力，他总在失去像卡蒂阿图这样的病人。他想知道，为什么拉沙热要这样狠毒地摧残孕妇。他对这种病能够做些什么？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他证实，怀孕期间受拉沙病感染的妇女，他们怀的胎儿十个有九个会死在子宫内。我们也知道胎盘是病毒生长的工厂。实际上，“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已经表明，受到感染的母亲

的胎盘是拉沙病毒最集中的档地方。根据这些发现，迈克尔决定对他碰到的每一例浓毒性流产（妇女因发烧引起的流产），都要进行试验，看是否患有拉沙热。他还研究了一系列过去怀孕晚期发烧的病例以及胎儿非自然死亡或是人工流产的病例。

研究资料令人吃惊。一个个被诊断为受到细菌感染或患有虐疾或伤寒的病人，结果都患有拉沙热，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带来的问题却更大。迈克尔加倍努力，他给每个孕妇以极好的妇科方面的照顾，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如果一位妇女自然流产，他会把她带到手术室，把子宫弄干净，并进行止血。他甚至为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剖腹产。他非常清楚他所经历的风险，因此总是要戴两副手套。

我们对迈克尔收集的资料感到惊讶。在怀孕的前 6 个月，患拉沙热的妇女与没有怀孕的拉沙热病人的情况一样。她们当中许多人会失去婴儿，但她们自己通常能存活下来。只有在她们怀孕的晚期，大约在怀孕 26 至 28 周以后，情况才会有根大变化，那时，几乎所有的婴儿都会死亡，而且更多的母亲也会死亡。迈克尔对 72 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几乎每一病例中，婴儿都不能成活一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母亲生下了孩子（不论是自然流产或是人工流产），她的存活机会比胎儿留在体内时要大得多。

人们对这些可能性没有不同意见。胎儿存活的机会不到百分之十，但取出胎儿后，妇女的存活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引产以挽救她的生命，这很快成了标准做法，特别是考虑到婴儿通常不可能成活。也有少数例外。在有些病例中，迈克尔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了剖腹产手术，有时候还设法挽救了婴儿。治疗的进展如此显著，如果卡蒂阿图晚病三年，并由迈克尔对她进行治疗，她至少有机会活着走出医院。

重访恩扎拉

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 年 7 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备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 1976 年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叫延比奥的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人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施，禁止到这一地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 24 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幸运的是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工作服务部主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我猜想莱尔能吃苦耐劳的特点是在南科达他州农村的严冬里锻炼出来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过时间不长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学家都知道莱尔。他 1969 年参加过尼日利亚最早的对拉沙热的调查，因此懂得情况的紧迫性。我问他是否能找一个合格的人与我同去，这是一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任务：他或她得适应性强，有冒险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险的

条件。这个人还要能马上启程。

我认识莱尔·康拉德已经多年。他的马厩里总有一匹马，需要赛马的时候就用它。他还有超人的本领，能使别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莱尔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挑选的人未经好好审查，后果不堪设想。1976 年，一位 E1S（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去扎伊尔，中途经过大西洋时，认为出血热不是他的专长，就回去了。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合同中没有要求他与像埃波拉那样的热病毒的发生作斗争。他拖了这么久才把疑虑告诉我们，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个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内亚组织的对该国全国拉沙热情况的调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找一位会说法语的人。他们派来了一个资历不到两年的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卫生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新招来的人。他穿着一件 T 恤衫、一条皮短裤和一双长统靴，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大刀。我穿着我通常穿的短袖衬衣，可能系了一条领带。他原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他念的书太多，要么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为我后来知道他的姐姐在伦敦为托洛茨基运动工作，几内亚当时正由一个假冒的共产主义政权领导。这个政权煞费苦心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是西非发展最慢的国家。这的确说明一些问题。我新招来的这个人一定以为他已经死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天堂。衣冠楚楚、打着领带的卫生部长看了眼他的打扮，问他是打算去打仗还是去村子里工作。显然，思想的纯洁不能代替能力。或许那就是他的服装风格。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半时，政府让他离开那个国家，由几内亚人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们没有时间和财力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确信我们找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人。莱尔没有使我们失望。

他用明显的中西部口音说：“乔，我刚为你找到了一个小伙于，他是个无所畏惧的登山员，他一定会做出成绩。他的名字叫罗伊·巴伦（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脑子里。但听起来他很不错，——直到莱尔又说：“顺便说一句，他也从来没有出过国，好好照顾他。”

后来知道，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一项重要调查。根据流行病情报所的最重要的传统，他将在前进中积累经验，边干边学。无论怎么说，他得到了莱尔的认可，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们可能需要的设备和供应品。当我们要到偏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们在特殊病源体分部有一个秘密武器：海伦·恩格尔曼（Helen Engleman）。她是一个肩膀宽宽的、敦实的、仪表堂堂的女人，能使许多技术人员见而生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军陆战队工作。海伦坐在转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转椅就在电话机和一堆记满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号和数字的分类表的旁边。她的办公室里弥漫着烟雾，她的烟灰缸总是满满的。海伦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响。这种声音能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触怒她时，是自讨没趣。

海伦是一位令难以置信的细致的组织者。她往床脚柜里塞的东西比许多人往小运货汽车里装的东西还要多。除了为我们准备的显而易见的一些装备——针、注射器、试剂、显微镜玻璃片，抽样瓶一一她一定还会准备在非洲临时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带、记号笔、纸张、钢笔和铅笔。海伦把我们所有的随身用具都塞进了两个板条箱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没有带，那就是可折叠的野外实验室。扎伊尔第一次爆发埃波拉时我曾使用过。我们现在对这些病毒已经很了解了，认识到主要危险来自注射，而不是气体中的浮质的传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个累赘，要不是明确规定非带不可的话，我们可以像在塞拉利昂进行拉沙项目时一样，就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预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竟忘了带手电筒，我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个。我们本应该有先见之明。

我们又一次没有时间取得去苏丹的签证，所以当我们抵达日内瓦时，世界卫生组织给了我们联合国的护照和签证。罗伊和我赶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纽约的航班，联系了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到日内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个地方丢掉了行李，把我们留在苏丹中

邹，除了背上背的外，没有供应品，没有换洗衣服。我们是幸运的，或者无论怎么说似乎是幸运的。我们在路上没有丢失行李，还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头等舱，给了我们一顿美餐，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但是我们两人都感觉难以享用这么好的饭菜。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日内瓦一出海关，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我们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飞，因此我们必须在三点钟回到机场，赶这一趟航班。联合国的一些大楼巍峨壮观，座落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地上。出租汽车经过一连串白色的办公大楼，最后到达了尽头，我们在这儿下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使参观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拥挤的房子，没完没了的过道和自动扶梯。这是一个能使人在里面迷失几天走不出来的地方。我们到了四楼，那里是传染病部。病毒组的组长保罗·布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萨德（Fakhky Assad）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人非常不一样。保罗是地道的法国人，法克里则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罗沉静、稳重，而法克里则热情奔放，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与保罗会见，但已久闻大名。1976 年他和一个小组去过苏丹，但我想他没有到过恩扎拉。不过，他的职位使他了解我们为何而来。他50 多岁，灰发修剪得很短，穿着保守，有优越感，很像一位法国陆军在海外服过役的前上校。他一生专门从事节肢动物传染病毒——由节肢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别是黄热病。这一专业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专业旅行中，确实参与了尼日利亚对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寻工作。他把自己恰当地看做是法国在热带医学实践方面留下的遗产的继承人。但是，像大多数传统一样，他也有其弱点。他的模式是军事化的，因此没有大多的灵活性，甚至在最需要灵活的地方也不灵活，但这不等于说他缺乏某种力量。专制的模式能保证把调查研究组织得格外好。在这方面，不幸的是法国当时没有派人去苏丹。

与保罗相比，阿萨德是一个圆胖的、爱喧闹的人，一头波浪式的浓密的灰白头发，很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可以用里克特震级来测量。他的秘书琼（June）后来告诉我们，凭他在过道里能产生回响的笑声她就知道他在哪里。他总是乐于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学习，这使得他与保罗明显不同。保罗表现出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他们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的穿着上：保罗喜欢色彩暗淡的服装，而法克里的衣着则像是万圣节前夕穿的衣服。他最爱穿耀眼的钻色衬衣，系一条同样引人注目的围巾而不是领带。法克里在与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快、最善良的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中，他会继续大力促进对出血热的研究。因为以前我们彼此都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彼此绕了一会弯子。保罗和法克里开始讲到那时为止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园为我对恩扎拉地区了解，他们要我讲讲对这个地方的看法。

我说：“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很可能看到许多很分散的病例，这对诊断、检疫或防止病毒扩散没有什么帮助，或根本就没有帮助。由于这一地区实行了封锁，对我们来说，政府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我们都认为，由于信息不足，很难了解疫情爆发的范围，又由于切断了对该地区的所有贸易，我们可能会发现要把我们的供应品带进这个地区也有困难。保罗和法克里非常关心我们的后勤，如何使我们的设备能完好无损地进入苏丹南部。他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喀土穆的当地代表有些担心，显然那位代表会觉得自己的重要性会受到很大损害，因此与他打交道时要拐弯抹角，要有适当的礼仪，要有一点炫耀。他们担心他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会是个障碍。

1976 年爆发过流行病后，世界卫生组织采取预防措施，贮存了一些物资，因为类似的考察队可能需要它们。他们带我们到了贮藏室，里面有起保护作用的纸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还发现了几个遮盖整个面部的、预防有害生物物质的面罩——样子很难看，戴起来非常不舒服，它们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与保护性的工具，把它们与海伦为我们包装的物品放在一起。没有时间了，我们急忙赶往机场，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机。

有了 1976 年埃波拉病毒传染爆发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以防小组成员在苏丹边远地区感染了埃波拉。我们已和比利时驻喀土穆大使馆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类事件，与“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同时，我们决定，撤退最好是从欧洲派一架飞机来协助进行，飞机到达苏丹之前，可先在开罗稍停，把存放在那里的现场隔离箱带来。要防止与病人接触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离箱是必需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靠的计划。

事实很快证明我们错了。

到达喀土穆时，我们为自己鼓鼓气，以便会见保罗和法克里所介绍的那位自命不凡的、固执的官员，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讨人喜欢的助手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来就不多）都取消了，因为政府设立了防疫线。由于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离恩扎拉最近的城镇一一的最后一次航班在两小时内就要起飞。也不知道是否很快还有另一次机会。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这真是进退两难。本来我们以为在喀土穆会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更多的有关流行病的信息，弄清当地的政治情况。最后我决定独自前往朱巴。了解一下那里的形势。从那里，我可以尽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将罗伊留下，收集世界卫生组织为我们在喀土穆存放的防护衣，期望晚些时候我们在恩扎拉相会——假定他能够到达那儿。

苏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与塞内加尔航空公司、布鲁斯

（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尔）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现已停业）这些无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经验，也经受不了这次飞行给我们这些可怜乘客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心脏怦怦跳的感觉。飞机能起飞似乎是一个奇迹。而这次航行能够安全着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说下面一句就够了：飞往朱巴途中的恐惧早把我对流行病的担忧一扫而空。

经过了紧张不安的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个坑坑洼洼的简易的柏油跑道上。终点站不过是一个上面盖着有光泽的马口铁屋顶的大棚子。只看见几个人，荒芜的气氛笼罩着这整个地方。飞机立即开始滑行，掉头飞回喀土穆，没有载任何乘客，因为飞行员不愿在附近停留。

虽然我们正好在赤道的北边，我对这样的酷热仍然没有准备。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我出发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从在朱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流行病的情况。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院。院子里有几座围着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饰的、上面有马口铁屋顶的房子。酷热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显然，联合国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热。苏丹这部分地区经常处于骚乱之中，叛军不断威胁着当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节也总是缺少粮食，现在则更难搞到手了。情况虽然不好，但这里的局势（别人告诉我）比这个国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开始问他们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样的病例。在大院里与我交谈的人都未听说过朱巴发生过这类病例。我会见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士也仅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个国家的西部可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但他们不能肯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我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收获。由于交通阻断，受疾病侵袭的地区几乎没有通讯联系，我对这些不应该感到奇怪。我正到处寻找交通工具时，罗伊·已伦来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飞机来到朱巴的。这架飞机是他设法从喀土穆的官员那里征用来的。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这说明莱尔选中的人是好样的。罗伊显然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证明他是位精明、机敏的调查研究人员。有他在身边，我感到幸运。警察飞行员将继续把我们送往恩扎拉。这个消息太好了。要不然我们得乘坐联合国的卡车，经历一次艰难的、尘土迷漫的长途旅行，或者更糟，得乘商用车辆，与羊和鸡一起瞒珊而行。如果乘汽车，我们势必得躲过为禁止旅行和维护防疫线而建立起来的路障，或是要一路向他们解释我们前来的原因。

现在有了运输工具，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恩扎拉丁。越快越好。因为一旦驾驶员听到了有关流行病的情况，他们对整个计划的热情肯定会下降。不过，他们同意继续飞行。我们到了恩扎拉，找到了住处，然后出发去延比奥调查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病人。在延比奥医院的摇摇欲坠的小屋里，我们两人跪在地上，仅靠煤油灯的灯光开始察看病人，为他们抽血。那天晚上我分离出了血清，这样，飞行员回亚特兰大时就能将这些宝贵的抽样带走。

第二天，飞行员愉快地上路，带着血液抽样回到喀土穆。我们的初步工作完成了。现在要安顿下来继续我们的调查，看能否控制疫病爆发。

到达这个小镇两个晚上以后，我遇到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些时候来了一位老妇人，她来自埃波拉确已发生的地区。她发着高烧，神志失常，还在抽搐。在我跪着从她手臂上取血样时发生了事故。当我开始抽出注射器的栓塞时，她猛地动了一下，这时针头滑落了，刺破了我的手套，戳进了我的拇指。

当沾满埃波拉病毒的针头刺破了你的皮肤时，你存活的可能性等于零。我继续工作—— 没有别的选择。那天傍晚，罗伊通过静脉注射输液管为我注射了我们带来的埃波拉免疫康复血浆。我可能受到了感染，也可能没有。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

现在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是否受到了感染。我们继续进行调查，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因为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假如我病倒了，我就得停止工作。工作一停止，调查也就停止了。在我血液里可能按指数繁殖的同一病毒在恩扎拉附近继续传播。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体内制止这一病毒，也不能让任何事情阻止我去防止这种病毒传染给别人。

这一次我决定要在现场用海伦精心包装的试剂对埃波拉作出诊断。但我还需要一些专门设备。我幸运地找到了 1976 年埃波拉爆发时的一位老朋友西蒙·范·纽文霍夫（Simon Van Nienwenhove）。西蒙曾沿着更加靠南的路线寻找扎伊尔埃波拉病的发病根源。他仍然在这个地区工作。他是一个比较粗壮的比利时人，看起来像一个 16 世纪佛兰德富裕的坐在那里让人替他画像的自由民。虽然他外表轻松，甚至有些懒散，但实际是个对工作入迷的人。他的目的是消灭非洲一种厉害的流行疾病嗜眠症。这种病是由一种恶性单细胞寄生虫侵入血液和大脑引起的。在某些方面，它有点像疟疾，不过它不是由蚊子而是由一种特别脏的、名叫采蝇的昆虫传播的。西蒙渴求简朴，过着隐居的生活，由一位忠实的非洲职员照顾他。他把他作实验室用的小屋慷慨地给我们做住房。他一点不担心我们会把埃波拉病毒带进他的设备里。他在非洲危险地区里生活大久了，不会为此感到不安。此外，他相信我们的技术专长。他的实验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有一个汽油发电机供电，还有一个用煤油作燃料的冰箱—— 一件意外的奢侈品，这使我们不必再手摇曲柄来分离血液，因为冰箱能起同样的作用。我要做的只是将抽样直立着放在冰箱内过一夜，而不必用机械方法把病毒或血浆与血液分开。第二天早晨，血细胞就会凝结，沉淀到试管的底部。我可以轻易地将浮在上面的、金黄色的血清取出，但我必须记住血清里可能充满了病毒。

每天清晨一开始，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我走进实验室，开始用移液管把病毒吸进合适的小瓶里用作试验。用萤光抗体试验就能完成这一工作。海伦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玻璃片，上面用伽马射线使其不能活动的、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细胞。我把血清滴在玻璃片上，加上一滴液体附上萤光标记，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如果它闪闪发亮，那就是阳性。通常我要等到一天结束时才去看这些玻璃片。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试图尽早把试验做好。我们需要尽快知道谁是阳性。就从冰箱里拿出每一个抽佯，然后对它逐个进行观察。我试图集中精力尽可能客观地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还在着重寻找一位病人的名字。当我知道那块玻璃片就在我面前时，我把它放在了一边。

最后，直到其他玻璃片全部观察完毕后，我才鼓起勇气去看那最后一块玻璃片，这是延比奥医院那位老妇人的抽样。如果玻璃片上的黄色萤光染料发亮。那我就受到了感染。不幸的

是，即使呈阴性，也未必意味着我没有染上此病。这位妇女的病可能是早期，因而不可能产生抗体。我希望她能活得久一些，这样我可以取得第二个抽样。我的心在跳动。我似乎看到我的妻子香依和三个孩子已回家了。我最小的孩子安妮才三岁。我是他们唯一的赡养人— — 当时我的妻子没有工作——的确，我享有政府标准的人寿保险，但我不想让家人依靠这一保险过活。我想，为了他们，我也不能病倒。

我犹豫了一会，然后调整光源，最后把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调节旋钮，把焦距对好，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细胞。为了集中注意力，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我对自己说，要把这个血清看作是别人的。它和我没有关系。

当我调整显微镜时，细胞开始成形了。我寻找着。在我来回观察玻璃片时，看到的细胞都呈灰色、绿色和黑色。我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轮廓和细胞核，到处附着萤光的斑点。没有明确的稠合物，我已把它们洗得很干净。我检查了阳性控制：它呈黄色，在闪闪发光。

它是阴性，很清楚是阴性。

我得救了——至少在明天采取血清之前。我每天必须检查一次，同时，我还得继续我的工作。

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找到已经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然后想法控制他们与家人接触。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监督制度，在病人病毒滴定度还不高、传染性还不强时，能尽量找到他们。这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你可以求助于医院，可是在苏丹不行。在这个国家，医院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地方，特别是感染上了埃波拉。更糟糕的是，这个病的爆发引起了很大的恐惧，以致当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在医院里要死亡时，还不让家人照看他们。为什么要让你的亲人孤独地死去。一次又一次，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非洲，家属十分重视死亡仪式。同样重视的是下葬地点的确切位置。如果医院不能保证把遗体送回让亲属进行合适的安葬，可以理解，家人是不愿意把病人送去医院的。

显然，没有病人亲属的合作，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我们不让他们照顾他们的亲人，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决定鼓励他们继续他们的做法，但也要求他们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防止感染。我们告诉他们，要尽一切努力护理你们的丈夫或女儿，我们理解这是多么重要，但当你们这样做时，请一定戴上面罩，手套和穿上手术服。我们从库存中拿出这些东西提供他们，并使他们了解该怎么做。为了便于这一工作的进行，我们向每位病人家属指定了一至二位医护助理，负责照顾病人的亲属。减少与病人的接触是切断病毒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时，还能保持家庭的传统。1996 年在加蓬，一些年轻人因处理一头死去的黑猩猩的肉而引起埃波拉在他们中间爆发。当时阿兰·乔治（Alain Georges）就是采用这种做法取得成功的。

当然，我们对死者的埋葬问题仍未解决。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丧葬仪式中，哀悼者与死者有密切的接触。如果不是传统的丧葬习俗，1979 年在苏丹和扎伊尔这一疾病的爆发就不会这么广泛。现实情况是，在下葬前，我们没有办法不让他们把死者身上所有的粪便都清洗干净，因为不这样做就将尸体埋葬，这是对家属很大的冒犯。我们想，最好的做法是在举行这些仪式时确保没有一个人受到感染。我想，为什么不用我们在医院里使用的那种溶液呢？毕竟，接触的程度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现在不是进行隔离护理，而是采取隔离办法清洗尸体。我们想出了一系列的卫生措施用来准备尸体埋葬。由于我们还得监督这些葬礼，因此对它们的程序已很了解。为了回报他们的合作，我们向他们的家属保证，如果他们的亲人死在医院，我们将会把他或她的尸体送还给他们进行埋葬。我们的这一折衷办法被广泛接受。这使我们感到满意，但并不感到吃惊。人们毕竟害怕埃波拉，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戴面罩穿大褂似乎不方便和使人党得奇怪，但为了避免感染，这一代价是很小的。此外，服饰——不论其式样或动机如何——在他们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最令人满意的是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传统习俗。

我们几乎马上就看到了我们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现在，更多的、可能感染上埃波拉的人都愿意前来进行检查、验血。这些就是需要我们走进树丛去寻找并说服和我们一起回来，在我们及其家人的监护下照顾的人。

恩扎拉和延比奥地区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大院子里，只有穿过长满灌木丛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那里。当然，没有当地的地图，因此只得靠找人为我们领路。甚至在找到了目的地时，我们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佯的接待，因为许多家庭是不愿意把他们生病的亲人交给陌生人带到医院去的。然后，我们得设法找出谁与谁是亲戚，谁与谁不是。一个男人可能不止有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可能说某某人是她的兄弟，你得将这记下来。然后她会指着另一个男人说：“是的，那是我兄弟。”你也得负责地把那记下来。然后你会问第三男人是谁，她会说： “是的，那是我兄弟。”很快，我们将所有这些兄弟都记下来了——可能有 9 个或 10 个之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即使对一些大家庭来说，兄弟也够多的了。费了一些时间我们才弄清，她对兄弟的概念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在许多文化中，把一个男人称做兄弟，把一个女人称做姊妹，这是另一种方式表达某某人很重要，因此应当给予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间样的爱和尊敬。给予尊称的做法可能惹人喜欢。但在进行流行病的调查中，在明确一群人—— 或“有共同特点的一组人”——的身份时，这肯定没有多大帮助。

罗伊·巴伦，苏丹卫生部的医生奥姆兰·朱贝里（QmranZuberi）和我，我们三个人分头活动，想在当地埃波拉病患者还没有把疾病传染给周围的人之前就找到他们。一个当地医院的护士把我带进了小树丛。在开始追踪病人时他最有办法，因为他自己就来自一座像这样的大院，与这一地区的许多人都很友好，并且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在确定谁想误导我们时，他特别机敏。他总是使用纽约或芝加哥任何正派侦探在进行调查时所使用的同样技巧。首先，他会向人们询问是否知道有任何可疑的情况，然后会以赞德语（Zande）翻译给我听，告诉我：“这个人说我们应该到那边去，到西边去，在那里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患有埃波拉的女人。”

我本想说：太棒了，咱们走吧。

但是护士会摇摇头，给我使个眼色，示意我不应该如此匆忙。

这时他会说：“先生，这个人在撇谎，你可以从他眼睛的转动看出来。” “好，你是说没有女人得埃波拉。”

“不，不换换弧先生，没有错，一个女人是病了。但是她不住在他说的那个地方，而是应该向东去。”

当我问他是怎样获得这样聪明的，他总笑着说：“我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就是靠护士的这一直觉，在一个下午的晚些时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院子里。它似乎像幻景一样坐落在高高的草丛中。院子里有几间用泥砖砌成的茅草屋。这些上面有茅草屋顶的住房的布局，通常是围成一个圈，中间是空地，院子通常打扫得很干净。小屋按严格的等级排列，一家之主住最大的屋子，大老婆的屋子就在旁边。第二个老婆住在第二间，以此类推。在中间的院子里，通常你会看到女人们用一根五、六英尺长的木杆在一个大的木臼里捣玉米。其他人在准备当地的其他主食。孩子们、鸡和其他牲畜在周围乱跑。那里有一个用三块石头垒成的灶，几缕炊烟从一口大锅的下面升起。锅就放在石头上，它的里层已经黑了。谁住哪问屋子都有严格的规定：氏族的首领住第一间小屋，他的长子及其家人住第二间，第二个儿子及其家人住第三间，以此类推。

我们的出现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都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到那里去的。护士走到一个男人面前，用赞德语向他打招呼。

“院子里有谁病了吗？”他问道。

他摇摇头，表示没有。他一再说每个人都很健康。即使没有翻译，我也能猜出他的回答。

“说谎，”我的向导用他惯常的权威口气说“没错，他在撒谎。”

护士继续围着一个围栏走着，围栏里养了一些鸡、山羊或绵羊（东非洲很难把它们分开）由一个男孩子照看着。我的向导转向男孩，问他知不知道有个女人病得很厉害。男孩疑惧地打量着他，向导又问了一遍。男孩的眼光移动着，后来停在我们右边的一个小屋上。我们知道该到哪儿去了。

一个我估计大约有 20 岁的年轻女子，被从她自己家的院子搬到了她亲戚的院子里，这是把病人藏起来不让当局知道的一种办法，这样病人就不会被带走。可是没有人试图挡住我们的去路，她躺在一个垫子上，脸上和四肢的汗珠晶莹发亮。她在发烧，并已昏迷。当我问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她已经病了四、五天了。

我没有什么办法阻止埃波拉的传播，唯一可能的治疗方法是用起康复作用的血浆。但是那能管事吗？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确实没有其他办法。病毒哇对治疗埃波拉完全无效。我们除了给染患埃波拉的病人以血浆外，如果还能做些别的什么，那不是更好吗？也许使用那种方法，我也会发现它是否在我自己身上起了作用。这个女子最不利的因素是她已患病四五天，病情已有很大发展，不大容易治好了。

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说服她的家人把她交给我们看护。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后，不会阻止家人去看望她。如果她去世了，我们绝对会把她的遗体送还他们进行适当的安葬。

如何把她送到医院，这还是个问题。即使有运输工具，一般的车辆也无法穿过高密的草丛。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她抬出去。我总是很乐观，我估计把她抬到最近的一条公路— — 或者无论怎么说，看起来像一条公路的地方——约需 45 分钟，于是我们派一个送信的先去安排我们的小卡车。我则找了女人家里的两个成员帮助我们抬担架。

那真是一场战斗，天气酷热，十分潮湿，一路穿过草丛。天渐渐黑了下来。在天黑之前到达大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不想在草丛中过夜，谁知道那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此外，我们还要看路往哪走，我们要尽快给她血浆。我们所用的时间比我估计的多了一倍。当我们到达公路时，已经是黄昏了。不幸中之万幸，女孩子已经昏迷了，她已感觉不到疼痛。小卡车正等着我们。

我们一到延比奥，就在隔离埃波拉病人的房子里为她找了一个单人病房。这个房间不舒适。但是我们已无能为力。屋子不通风，没有窗子，除了污浊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闷热外，其他一无所有。

我穿上纸做的保护服，戴上外科面罩和双层外科手套。苏丹医生奥姆兰与我们小组一起工作。他自愿协助我对病人进行静脉注射，并开始输液。但他选用了面罩呼吸器而不是面罩，这就错了。罩住整个面部的呼吸器，换气的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很容易起雾而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你换气大多，就会迅速产生二氧化碳，没有什么东西比惊慌更容易使呼吸器蒙上一层雾气。我的同事神经非常紧张，我说什么也不能使他相信这并不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

他开始抱怨天气太热。当我抬头看他时，我已看不清面具后的脸了。这时，我们试图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固定好静脉注射器注射血浆。固定静脉注射器的杆子不过是一根比较直的木柱，钉在作为底座的两根交叉的棍子上。然后在上端钉进一个钉子，把它弯起来作为钩子，用以挂静脉注射器的瓶子。无论怎样看，它都像一个十字架。

忽然，我的苏丹朋友小声而含糊不清他说，他感到头昏，虚弱无力。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

我停止了手中工作，让他到外面去，取下他的面罩。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自己为这位年轻的妇女把静脉庄射器支撑好。她仍然昏迷不醒。我无法与她说话。虽然她浑身被汗水湿透，但仍感到很冷，身上潮腻腻的。她的血压骤然下降。到了无法测量的地步。

我虽然知道给病人输液大多有风险——由于病毒使病人的薄膜很容易被渗透，最后有可

能使肺部充满液体，把它们浸没——但我觉得已别无选择。显然，我正在失去她。我必须使她的血压升高。这只有输液才能办到。但是别人告诉我，她已有整整 24 个多小时不能进用任何流汁。

血清能行吗？如果能起作用，在像病得这样重的情况下能有效吗？我真希望在她发病的初期就找到了她。我确实不知道这种治疗在任何阶段是否都能起作用。我所经历过的唯一的先例是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i）。他于 1976 年在扎伊尔感染上下埃波拉。他在英国用了免疫血浆，后来得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服了干扰素，并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说不清使他恢复健康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问题很简单，我们现在手头只有血浆，我给她用了两个单位的血浆，这也许不可能治愈她的病，但也不会使她进一步恶化。毕竟我已用它在自己身上做过安全试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浆的疗效之一是在短时间内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体滴定度，这意味着一旦使用了血浆就不能再把抗体的出现当作良好的诊断指示器。一般认为是血浆中的抗体杀死了病毒。换言之，对一个使用了免疫血浆的病人来说，当你测量其人的抗体时，你不知道那是谁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给免疫血浆之前我们已来了血，所以我们无法发现埃波拉的抗体。这可能意味着她还处于发病初期，这就比较好，或者说，这告诉我们，她没有感染上埃波拉，这也比较好。但是，我比较肯定这个可怜的女子的确得了埃波拉。

第二天，当我测试她的抗体时，我满意地看到，她以前没有抗体，现在仅在比 8 的稀溶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浆中的抗体已稍有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她已有了某种东西可以与病毒作斗争了。坏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围开始出血，她的粪便中也有了血。现在要是能救活她，那可真是奇迹。

奇迹没有发生，在我们费力把她从树丛里抬出来的两天后，她死了。如果说血浆起作用，在这个病例中并没有得到证明。

所以我想，我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我的体内，这种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发展呢？

还有理由抱着希望。那个老妇人——她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她正坐着，在友好地交谈。现在她看起来不像患过埃波拉。她太健康了，太高兴了，即使少数已经康复了的病人也没有这样快地能坐起来，这样欢乐。现在我的赌注是，她可能得了别的病。于是我怀着很大的期望，从她身上取了血样。毫无疑问，她在康复。如果她没有抗体，那么，一开始她就没有得过埃波拉。这一次，我没有推迟试验她的血清。事实上，我是急于要看到在这一抽样中细胞像什么。

我决定单独做这件事。当我走进西蒙的实验室时，我尽可能地保持镇静，我的手心是湿润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将马上知道结果了，我曾经看过许多阳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毫无问题地判断出阴性血浆。

我使自己坚强一些，仔细地看着玻璃片，首先检查阳性和阳性控制，一切都很好。实验在进行。老妇人血清中的细胞又一次呈现出墨绿色，呈阴性。她从来就没有患过埃波拉，我也从未受到过感染。

要形容我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是困难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刚刚又一次获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来。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检验，就冲出了实验室。我要告诉罗伊，我想用一大瓶苏格兰酒庆祝一番。但在出事故的那天晚上，我们把酒都已喝光了。

苏的故事那是 1983 年夏天我到扎伊尔调查金沙萨的艾滋病情况的前几个星期。当时我正要会见一位将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员。我曾从戴维·辛普森

（David Simpson）那里听说过她。戴维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研员，曾于七年前积极参与对苏丹埃波拉疫病爆发的调查。他写信告诉我关于一位对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感兴趣的英国妇女。她名叫苏珊·费希尔·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极为充沛，善于以清晰的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她有一头红色卷发和金雀斑。她在亚特兰大受美国

全国退伍军人疾病大会（National Legionnaires“ Disease Conference）邀请发表她对退伍军人疾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细菌在英国的热水系统中传播的新数据时，给我打过电话。她在报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国发现退伍军人症时，她认为这不可能来自空调系统。寒冷潮湿的岛国是不常用空调的。因此她开始在别处寻找细菌来源。

我不明白这种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有什么关系。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我了解到，除关于退伍军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经在英国波登·当（Porton town）的第

四级病毒实验室对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显然她正热衷揭示这种病毒的种种神秘。当她告诉我关于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试验时。我感到震惊。她同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们的工作条件令人吃惊，基本上她们能够依赖的唯一的保护是用来清除空气污染的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当于大号睡衣的隔离服和一个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则更为惊人。

苏正在进行的试验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对此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极为相似，当她回来参加大会时，我们同意她应尽早到“疾病控制中心”来进行一系列有关拉沙热症发病原理的试验。我向她保证，新的工作环境将对她的生命会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军人疾病大会上同她分别。

奇怪的是，1976 年我在苏丹的同一项调查工作是苏卷入病毒学研究的间接原因。她在这个领域里的兴趣是由戴维·辛普森引发的。1978 年，她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读硕士学位，听了辛普森的讲课。那次讲课对她是一个转折点。还是让苏来讲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维当时正在波登·当从事出血热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国唯一的热试验室，可以供他继续进行他在乌干达荒漠中开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对分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作出贡献的一批科学家之一——也许是他应得的最大荣誉。我对出血热并非一无所知。我听说过戴维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绿猴病（玛尔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与此有关的埃波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长丝状、卷曲和缠绕的玛尔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这种病毒如此神秘和凶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说《安德罗美达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虚拟的来自外星球的疫病。它来自何处？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进一步了解它。这种病毒实际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我清楚地想起戴维·辛普森的讲课。我听过戴维讲述他 1976 年在扎伊尔调查埃波拉病毒的经历。

我们的飞机经过滑行停在朱巴（Juba）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把东西都卸下来。麻烦的是我们的装备大多。女工政府坚决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这种传统的信念无疑是二次大战中皇家空军的英雄范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战斗中适用于飞行员的东西，并非对解剖埃波拉病毒死者尸体时你脸部最需要的东西。你发疯似地淌着汗水，几乎看不清你的动作。但我们别无选择。当我们着陆时，飞行员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要交着陆费，请替我们付吧”，说着，就将我们连同我们所有的装备扔下飞机，立即飞走。

戴维是 1976 年世界卫生组织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组在苏丹的主要调查员之一，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吸引力的讲师，但同时又有点自行其是，靠头脑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而他确实有毅力。我怀疑他从未仔细准备讲稿，可是他的讲课水平总是一流的。也许因为他是爱尔兰人，具有传奇的爱尔兰人天赋的口才，说起后来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去听课的既不是戴维的赃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探寻病毒的经历。

我们终于来到喀土穆，对当局控制放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不能前进。我们无法动弹。我们在丛林中找上有关官员的门，但是他们坚持说毫无办法。马里迪周围已经建立起一道防疫

线，没窄任何进出该城的交通，每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告诉我，无法找到愿意运送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或不能帮助我们。

于是，晦，你看！紧要关头出现了解围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临现场。你猜，谁来到朱巴机场了，不是别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他有自己的飞机。原来英国圣公会在苏丹南部被围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他是去南方帮助那些信徒而途经此地的。显然，对于当地政府，主教是比我们更为重要的人物，因此没有人会干涉他，不让他“飞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们找到大主教请求搭乘他的飞讥。他说：”当然可以，来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这场突然爆发的瘟疫的全部意义，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护，而全然不顾瘟疫的危险。

戴维接着谈他在马里迪的调查，在那里他找到一所被弃置的医院，该院的许多工作人员死于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员则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时有发生，他就在空地中间解剖尸体。他最后来到恩扎拉（Nzara）镇。他爬到一座棉纺厂的屋顶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将这只死蝙蝠装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鲍恩

（Ernie Powen）的研究人员将它打开。没有人告诉厄尼箱里装的什么，因此当他发现那六只蝙蝠时很是惊讶。遗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员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线索。但就我而言，这与本题无关。当截维继续往下讲时，我唯一想到的是：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并用了更长的时间才真正参加和戴维所描述的那样一项调查工作。然而，我总是一个后来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远比我想象的要多。

1943 年 8 月，我出生于英国的登比（Denby）市。当时正是酷热的长夏，该市正在遭受唯一的一次空袭。母亲说过在我出生前采集黑毒的事。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英格兰北部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记忆是当敌机在头顶上飞过时，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蔽体的楼梯上的情景。

当我 11 岁时，我被送到威尔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那好像被放逐一样——真正完全的隔离。我在那里度过的 6 年时间，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为了排遣孤独感，我贪婪地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说和诗歌。我学音乐、弹钢琴和风琴。

当我以英文、法文和历史都是 A 等的成绩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上。父亲和母亲迁居巴黎近郊，因为父亲将在枫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约总部（NATO）工作。于是我得有机会在巴黎大学（Sorbonne）读书并有过几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国和意大利消磨了两年之后，我逐渐显现出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和向往异国他乡的情绪，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湿和灰漾漾的英国，但是我要谋生。到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把自己当作一个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适应故土的生活。我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人结了婚，他到处旅行，特别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并未随结婚而消逝。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越发强烈了。27 岁那年，我觉得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了。我决定要做一些人们曾经告诉我，像我这样已婚妇女，特别是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为一名医生。

不管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的对妇女不宜学医的偏见，我上了当地的技术学院，选读物理、化学和动物学等课程，以便能达到医学预科课程的要求。也许那些主管人以为这些课程足以便我生气而放弃我的脱离常轨的道路。诚然，我坐在 15 岁男孩坐的最后一排的未位，熬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尽管这些孩子还不成熟，他们已经学过两年物理，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则一无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决心。我尽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下课后就去接汉娜（Hannah），然后回家，准备晚餐，并料理家务。只有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来做家庭作业。这也并不容易。1967 年那时还没有袖珍计算器，而我又耻于让人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对数运算了。因此，

整整一个学期，我都用长长的乘法和除法运算，写得满纸都是，就像《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小说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怜我，送了我一把计算尺。

无论处于何种困境，我总是能够在 A 级物理和化学课中门门得 A 分。我想这样的成绩足够使我顺利进入医科学校。当时对妇女是有限定名额的，接纳的限额为所进班级人数的 15

％，而大多数成功的女孩子是从高级私立学校毕业的化学专业学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仍能进得去。我给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医学院的院长写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样的：我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所学校直截了当地让我回到厨房水池旁边去。同时，我看到医学院接收比我年轻、学习成绩差的男同学入学，原因是橄榄球打得好。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个例外：皇家自由医学院院长费朗西丝·加德纳夫人（Dame Frarces Gardner）出于好奇，约我面谈。我们谈话之后，她同意接收我，尽管这样做明显地违反招生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愿。于是她提出一条不可违背的条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件，保证他在我结束四年学业之前不与我离婚。他照办了。

加德纳夫人嫁给一个名叫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古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其实，曾有谣传他是理查德·戈登

（Richard Godon）的喜剧小说《家庭医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医生兰斯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绝在外科手术教室中进行手臂消毒，虽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从来没有不进行消毒就做手术。他走进手术教室，穿上一件大号的塑料工作裙。为向他的学生演示一项外科技术，用带血迹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钳子，利用这套钳子在围裙的正面阐明他的论点。他的腰围很大，因此有足够的地方进行演示。有一次乔治·奎斯特在开车（他开车不稳）将我从一所医院送到另一所医院的途中告诉我说，有一个（唉，也许不足凭借的）传说，说他曾经给钱让正在建造一所新医院的工人们喝啤酒，鼓励他们坚持罢工。他说他不赞成新建筑。

我抱着相当程度的忧虑进入医学院。我肯定我会处于一群很聪明的男生中间，他们将彻底胜过我。此外，在路上来回还要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注在离伦敦 50 英里的地方 —

—这就耗费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感到能够进医学院学习是一种殊荣，因此我不在乎不能满足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对我的要求。我非常幸运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呀。而且我后来竟能在交通车上大量地阅读。唯一的问题是当我取出我的解剖学书藉——特别是当我翻到有关性的片段时，同车的穿着细条子工作服的人所表现出的惊奇。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甚至把盛放着一具真正的骷髅的盒子放在我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但愿它不致于掉下来将所盛的东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诉我，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故，根据不知何时制订的“解剖法”，我将会被抓起来。这条法律就是为了制止任何与医药有关的东西不当地惊吓公众而制订的。

我的事业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的影响，她就是希拉·谢洛克（Same Shei1a Sherlock）。是她引导我通过了实习医生。她相貌威严，对人要求严格，她因为对引起黄胆性肝炎在国际上所持的立场而以黄色皇后的绰号著称。在她的管辖下，根本不允许出错。她秉性古怪，才华出众，可能会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有一次她参加她的住院医生们组织的一个圣诞节聚会，她径直走到盛着混合香甜饮料的大酒钵前面。那是一个放满干冰的大色谱箱。为的是使它放出诱人的雾气。住院医生们一时都沉默了。

她先品尝了调制的饮料，然后撅撅嘴皱起眉说：“酒味不够”，她转身对一位住院医生说： “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来。这酒是一位病人为了感谢而送我的礼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进大钵，统统都倒进去了。这次聚会结果开得很好。

我很幸运与特丽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有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出身有钱人家，还曾与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学。因此她进医学院并非为了将来的生汁。而是出于她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志愿。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得住她。当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使谢洛克夫人非常高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领导偏爱妇女甚于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丽莎和我忽发奇想，用彩色蜡笔在病人的记录纸上做标记：红色代表血红蛋白，黄色代表胆红素（bilirudin）。胆红素是引发黄疽病的。我们把结果贴在病人的床脚一端。谢洛克夫人党得这样做挺好，并让年长的住院医生们看。她大声说：“瞧，孩子们，事情就该这么做！”（她总是称呼男士们为“孩子”。）“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的同事们真正喜欢我们两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种咬牙的样子。

医务实习期后。我必须当六个月的外科往院医师。但外科不适合我的性格，外科医师好像并非真正需要用脑子办个。他们老是开刀。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在另外的方面。自从我在谢洛克夫人手下工作、护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对病毒着了迷。因此当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医师的任务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PHIS）（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里是英国一个病毒学训练的好地方。

问题是那时候病毒是科学的灰姑娘。医学界对病毒并不认真对待，因为他们认为病毒并非引起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样，“没有办法对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公共卫生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是一种陌生的观点。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后设法去医治他。此外还广泛地相信现代药物已经战胜了像小儿麻痹症那样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为我的兴趣而责备我，他坚持认为我专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当的”。他说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细菌学一一像他所做的那样一一那一定会提供我成为一个病毒学家所需的一切知识。然而，不知怎么，我坚信他是错的，而且，在这点上，大多数人是错的。我坚信病毒学将成为一门有发展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