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案之前的侦查

• 8月25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下令：“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侦查科曹科长处集中！”
• 方良科长从文件包里掏出一袋材料递给曹科长说：“奉部长指示，叫我把这些材料转交给您。”
• 经过市公安局侦讯处缜密侦查，李安东等人“过去从事过间谍活动”的事实终于得到了证实。

召开第一次侦查会议

中国公安部也并非对外国间谍没有防范。其实，早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后，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的曹纯之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搜集国际间谍的材料了。

1950年7月初，面临着国际国内对敌斗争的复杂形势，公安部领导经研究后向党中央请示，决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7月底，党中央批准了公安部的请示。

8月25日，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正式在北京召开，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亲自主持会议。

在庄严的会议室里，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公安战线的指战员们，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号召，接受光荣的任务，奔赴第一线。

在会上，罗瑞卿作了《为彻底战胜帝国主义特务及其走狗残余势力而斗争》的报告。

《报告》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取代德、意、日妄图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特别是特务头子出身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新中国周围，邻国使馆秘密派遣高级特务，与国内美国间谍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成为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故而，我们的侦查情报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到打击美帝国主义间谍的轨道上来……

这次会议着重解决了开展隐蔽战线斗争的一些重要问题。从指导思想和战略方法上给全体公安指战员们以极大的鼓舞。

会议结束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下令：

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侦查科曹科长处集中！

搜集整理间谍材料

1950年8月，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结束后，公安部一局侦查科曹纯之科长就陆续收到一些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

有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处的方良科长，夹着一个牛皮公文包急匆匆地来到了曹科长的办公室。

见到曹纯之，他简短地寒暄了几句，就从他的文件包里掏出一袋外文材料递给了曹科长，并说：“奉部长指示，叫我把这些材料转交给您，这些材料是在北京解放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北平分支机构和美国大使馆与其他外国人来往的材料，没有整理还有些零乱。”

曹科长接过材料，握住方良的手，诚恳地对他说：“方良兄，感谢你专门为我送来这些东西，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不等方良回话，曹纯之又接着说：“听说你以前是北京地下工作的老情报员，我这里正好缺人手，我想请你协助我一起来调查这件事情，怎么样啊？”

方良歉意地对曹科长表示：“我自己倒是无所谓，对整理情报的事情也非常喜欢，只是，部长那边的工作也离不开啊！不过，我会抽空给你帮忙的，一有机会，我义不容辞！”

方良告辞后，曹纯之立即着手整理工作。

当曹纯之翻开这些厚厚的材料才发现，原来，部长派人送来的资料都是没有翻译过的外文。曹纯之一下子犯了难。

经过副科长成润之的提醒，曹纯之带上材料，立即前往清华、北大等几个名牌大学去物色相关的外文翻译人员，并要求这些老师、教授用最短的时间将材料翻译出来。

半个月后，经过几个学校的老师、教授们的突击翻译，一袋被翻译成中文的外文材料重新摆到了曹纯之的办公桌上。

曹纯之把这些文件看了一遍，不禁皱起了眉头，对成润之说：“哎呀！这些材料零乱得很，从中怎么看不出有多少敌情呢？”

成润之接过科长手中的一份材料，翻了两下，说：“曹科长，你可不要小看这些材料，这些东西可是来之不易的呀！我可是听说，这些东西可都是在北平解放前，情报工作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起来的呢！”

曹纯之眉头皱得更紧了，点了点头说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这样凌乱的东西，你让我从何下手呢？”

曹纯之又拿起几张纸翻阅，又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我们还是要从别的地方去想办法。”

时间又过去两天，曹纯之仍然一无所获，单独依靠材料破案，希望似乎很渺茫。

这天，曹纯之来到副部长杨奇清办公室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一见到杨副部长，曹纯之便拿着材料向他委屈地说道：“杨部长你看看嘛，单从这些材料上，我实在是找不到有什么问题呀！”

杨奇清接过材料，边翻阅边说：“老曹，这些都是死材料；死材料都是这样，关键是让它变活！”

杨副部长机警地一张一张地很快看了个遍，对曹纯之启发道：“你不能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地孤立去看。这不是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的材料吗？可惜缺少一条线，有一条线能把这些材料串起来，就活了，就能找到根据了。北京有这么多外国人，总能找到突破口。”

接着，杨副部长分析道：

在中国，尤其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的情况大约有这么几种类型：一是长期居住中国的普通侨民；二是在中国外资办的经济、金融、文化机构和宗教团体中任职的外国人；三是解放前在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工作，解放后尚未撤走的人员；四是日本投降后，未遣返回国的日本人；五是苏联十月革命后跑到中国来的白俄。这五种外国人除第一种外，其余四种人中不乏外国间谍。

杨奇清副部长说完，又沉思了一会儿，指示道：“你们还可以去华北军区保卫部了解一下，问问这些外文材料到底是谁提供的，这样你们再找找这些同志，也许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可就是得老曹你亲自走访一下才是，怎么样，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曹纯之听完杨副部长的谈话后，思路明朗了许多，表示一定按杨副部长的指示去做。

从陈教授处获取情报

曹纯之和一位侦查员很快去了华北军区保卫部，了解到提供材料最多的是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陈教授。

于是，曹纯之带上手中的原始资料很快地找到了陈教授的家里。

曹纯之进屋刚坐好，便迫不及待地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叠纸递到教授的面前，尊敬地询问：“陈教授，从侦查需要考虑，我们急需知道当初您为什么要搜集这些材料呢？”

陈教授了解到曹纯之的意思后，立即向他解释说：“哦！是这样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大约是1947年吧！美国人当时在北京东四三条设立了一个自己的机关，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他们自己的‘新闻处办公处’，但我却从来没有见到他们正式挂牌。可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时常发现，有一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常到那里去，另外，还有各国的显要外侨人物也经常往那个地方跑。可是他们去那里到底做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后来，这事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注意，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神秘的东四三条’。从此后，我自己也想要知道那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为了了解到真相，我开始向我的一些外国朋友打听这件事情。有一次，一个外国朋友告诉我说，那里果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啊！你猜猜看，那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说到这里，陈教授故意卖了个关子。

曹纯之将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地看着教授说：“怎么？难道是个情报机构吗？”

陈教授“嘿嘿”一笑，向曹纯之竖起大拇指说：“不愧是干侦查出身的，一下就被你猜到了。其实，当时我的这个外国朋友根本就没有给我说实话，他还告诉我说，这里的确是美国人的新闻处。可我又想，既然是他们的新闻处，又为什么不在那里挂个牌呢？再说，如果真的是个新闻处，也应该有许多新闻记者出入呀！可在这些来往的人里，大部分是德、意、日的其他外国人，怎么都不像什么记者呀！就在我困惑不解的时候，我有一个教授朋友才悄悄告诉我，原来那里名义上是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我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国的间谍们在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下，肯定会投靠美国人。东四三条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美国间谍机关在华秘密接受战败国间谍的对口机构。因此，我对他们所联系的主要人员进行了调查，整理了这些主要人物的个人材料。”

曹纯之听了陈教授的分析后佩服地说：“教授，您不愧是一个有心人。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判断。美国人为了称霸世界，为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他们极有可能收买外国间谍。”

陈教授也表示赞同：“再说，你看这些人，他们既没有外交身份，又没有正事可做，可却赖在中国不走，到底是有什么企图呢？因此，我就将他们部分人的信息搜集了起来，希望对你们能够提供帮助。”

随后，陈教授又专门为曹纯之介绍了意大利人李安东、哲立、山口隆一、魏智、马迪懦、甘纳斯等人的一些情况。

调查回来之后，曹纯之前去向李广祥处长汇报：“报告处长，原来，早在北平解放前，东四三条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机关，陈教授就是从那里得到的部分人员的资料。不过，陈教授说他提供的这些线索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他说，他提供的资料只能够给我们作为参考。要想了解到个别人员的具体情况，我们还需要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我准备下一步工作，就是要先从这几个重点人物的真正身份入手！”

李广祥对曹纯之的汇报表示同意，并指示曹纯之亲自写一个立案侦查报告，请杨奇清副部长审批。

李广祥又指示曹纯之道：“你还要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让他们协助我们进行侦查，并希望他们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对帝国主义间谍进行侦破工作，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的反动气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作出贡献。”

很快，曹纯之将立案侦查报告递到杨副部长手里。杨副部长肯定了曹科长的下一步计划，他指示说：“你一定要全力以赴，集中优势兵力搞好这个专案。争取在这个与国际间谍斗争的第一场战役中取得最好的成绩！”

临别时，杨副部长又提醒曹纯之说：“老曹，要想更进一步地了解到敌人，我还有个好办法。”

曹纯之停下来虚心听命，杨副部长神秘地向他一笑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任务关键是要迅速接近他们，这些天，我反复在想，该怎么去接近他们呢？”

杨副部长停了一下，接着说：“老曹，据我估计，这些外国人都应该是不爱干家务活的懒家伙，他们肯定是要雇人的，所以我突然觉得，我们何不把这些佣人换成我们的人，直接打入他们的内部。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怎么样？”

曹纯之听完杨副部长的话，顿时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道：“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还是部长想得周到啊！”

查看外侨管理科的记录

北京解放初期，市公安局为了摸清本市外国人的居住情况，专门于1949年7月在市治安处临时成立了一个外侨管理科。该管理科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解放后长期居住在北京城内的外籍人员户口。

当时，市公安局对在国民党时期长期担任间谍工作的外国敌情并不清楚，便只有采用这种最普通的登记方式来寻找突破口。

在外侨登记中，外侨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对外侨逐人进行谈话，把谈话情况做了记录，制做了卡片，要求这些外国人每人交一张照片，并填好登记表。

这张登记表的内容包括本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国籍、职业，以及来中国的时间和现在在北京的居住地址等。在表格的最下方，还有一个专门记录自己“工作经历”的一栏。

管理科成立后，从7月11日开始到8月底，共登记了1679人，这些人里不包括216名12岁以下的小孩。工作人员将这些资料分别以“国籍”为单位，将它们整理好，分别放入不同的档案架上，以备日后之用。

侦查科长曹纯之的“报告”得到杨副部长的批准后，便立即带着助手成润之拿着部分材料找外侨管理科协助调查。

根据陈教授提供的李安东等人的名单，曹纯之找到了这几人在管理科填写的登记资料，他首先翻开了第一个嫌疑人李安东的表格，上面写着：

李安东，男，英文名Antonio Riva，五十五岁，意大利人，商人，于1919年来中国，现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十七号，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京的代理人。

“现住址第一区甘雨胡同”，看到这里，曹纯之心理暗自一惊，这个位置不正是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小胡同吗？难道这里还有什么玄机？

李安东，55岁，高颧骨、蓄着一撮小胡须，蓝色的眼珠咄咄逼人。通过李安东留下的照片，曹纯之又将其模样记了下来，并进行了相关拍照。

第二个嫌疑人哲立，是一个留着满脸络腮胡子的外国人，表格中这样写着：

哲立，男，英文Quirino Victor Lucy Gerli，五十六岁，意大利人，具体职业无，于1921年来中国，现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官豆腐房十五号，曾担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北京解放后，他的老婆霍尔瓦特·伊芙娜回国，现在是无业侨民。

看完哲立的“工作经历”，曹纯之疑惑地询问管理科工作人员：“这个哲立没有一个具体工作，他凭什么在北京生活呢？”

工作人员接过他手中的资料，想了一下，又从一个档案袋里拿出一份问答材料，上面记录说，他的老婆霍尔瓦特·伊芙娜是一个俄国人，在美国有一份固定工作，哲立经常得到她的经济资助。

曹科长继续查看其他嫌疑人的资料：

魏智，男，英文名Henri Vetch，五十二岁，法国人，职业是商人，1920年来中国，现住北京市第一区船板胡同五十五号，公开身份是北京法文图书馆经理。

山口隆一，男，四十七岁，日本人，职业是编辑，1938年来中国，现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十六号，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甘斯纳，男，英文名Walter Genthner，三十九岁，德国人，职业是商人，1938年来中国，现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丙十七号，公开身份是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

马迪懦，男，英文名Tarcisio Martina，六十四岁，意大利人，职业是神父，1946年来中国，现住北京市第一区西兹府甲六号，公开身份是市区的天主教堂主教。

在整个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曹纯之主要查看这几个嫌疑人的现在身份，成润之则在一旁负责拍照。

通过在外侨管理科里查看到的材料，曹纯之又将此内容与陈教授提供的翻译资料进行对比，认为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需要立即对这几个人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因为，不管是陈教授还是这些人自己填写的资料，都没有嫌疑人过去从事过间谍活动的具体情况，曹纯之再次计划着更进一步地找寻答案。

秘密调查几位嫌疑人

从北京市治安处回到侦查科后，曹纯之马上进入了第二步计划。他一方面从科室内抽出大量人员，进行秘密走访调查，寻求嫌疑人的“庐山真面目”；另一方面亲自挑选出部分擅长“演戏”的“多功能”侦查员打入敌人内部。

又过去了半个月，经过市公安局侦讯处缜密侦查，李安东等人“过去从事过间谍活动”的事实终于得到了证实。

李安东，1896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意大利商人家庭，1919年，他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在天津开设了一个名为意亚的军火公司。

1926年，李安东在北京组织了意大利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1933年起，开始积极搜集中国机密情报。抗战爆发后，李安东又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结成密友，以记者名义在华北各地刺探中国情报供给日军。

1946年6月25日，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了李安东，并把他押送第十一战区军事法庭受审。在狱中，他几次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信，要求司徒雷登把他从牢中救出。

司徒雷登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提出的条件是“要与美国进一步建立关系后则可协助”。

不久，国民党十一战区军事法庭以“起诉理由不充分”为由，将李安东释放。

李安东出狱后，又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外，还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应感谢中国军事法庭对我的控案能洞鉴隐微，我很欣（庆）幸意大利官员，能不迁就现在的舆论而根据事实来判断我的案情。

李安东出狱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想把李安东拉入自己的麾下，为美国的情报机关服务。

1948年3月的一天，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武官、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匆匆赶赴李安东家中看望，后又邀请李安东夫妇去他家共进午餐。双方商定，李安东化名汤尼，接受包瑞德部署的情报任务。从此，李安东便成了美国情报机关的忠实间谍。

李安东与包瑞德建立情报关系以后，积极为美国效劳，他发展了曹纯之手中的几个嫌疑人为自己的下属，为其充当情报员，截止到北平解放前夕，李安东向包瑞德提供情报达115件之多。

意大利人哲立是通过老乡的方式认识李安东的，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曾经为日本人做过间谍。李安东投靠包瑞德后，自然首先将他拉入自己的组织。为了博得包瑞德的信任，哲立在包瑞德离开中国时，特意将自己的妻子伊美娜托给包瑞德“照顾”。

山口隆一作为李安东的“邻居”，于1948年认识。此人毕业于帝国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国东北服兵役，并担任联队作战参谋，在一次战斗中，山口隆一被东北义勇军战士用手榴弹炸伤，只好退伍回国。

1938年，山口隆一再次来华，充任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务，搜集华北沿海地区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军事情报，供给日本海军省。

日本投降后，山口隆一被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梵生留用，负责研究整理苏联远东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情报资料。

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颁发委任状，委任山口隆一为该所研究员。这个研究所后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直接领导，专门从事从各国新闻和杂志中搜集大量苏联情报。

山口隆一也是个多国职业间谍，他不但是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而且还是美国间谍。1946年1月，山口隆一在北京参加美国战略情报局充当美国政府间谍，并通过各种关系，搜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报，供给美国战略情报局。

1948年3月，山口隆一与充当美国政府间谍的李安东建立间谍关系，除继续以情报供给美国战略情报局之外，同时以相同的情报，供给李安东。情报的主要内容，是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

1948年11月，北京即将解放时，美国政府间谍机关命令山口隆一从事潜伏活动，并发给他活动经费。山口隆一以魏智所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的名义为掩护，继续搜集情报。

1949年秋，山口隆一经过李安东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武官包瑞德建立间谍关系后，每月供给的情报数量，最多时达50份。

法国人魏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法国陆军担任炮兵军官，1939年到越南琼山，任法国殖民地陆军炮兵军官，于1941年重来北京，即继其父为“法文图书馆”经理。

魏智的间谍生涯始于1943年。这年，他认识了到他图书馆来“买书”的“客户”山口隆一。魏智得知山口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国民党的特务后，便主动向山口靠拢，为此，他还帮助山口隐藏其真实身份，让他在自己的法文图书馆里“做事”。解放前后，魏智又帮助山口隆一介绍租房，使山口隆一有了接触到李安东的机会。

山口隆一为了感谢魏智的“恩惠”，从1946年起教给魏智日文，同时，魏智也尽力帮助山口搜集一些情报。这些情报后来得到了上校武官包瑞德的大力称赞。

魏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山口隆一等人的间谍工作，但他对山口的全力掩护工作，也足从证明他有充当间谍的动机。

李安东收罗的情报员还有德国人甘纳斯。甘纳斯是1940年与李安东相识的。1945年在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工作期间，他曾与李安东共同为美国搜集军事情报。

解放后，甘纳斯在名义上虽然是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此车供他自己使用，汽车行的工人们只靠平时修理汽车作为自己的开销。

朝鲜战争爆发前，甘纳斯曾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及通县国营农场等地，刺探情报，供给李安东和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

至于意大利人马迪懦，李安东同样以老乡的身份与其拉上的关系。马迪懦是掩藏在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从抗日战争开始便一直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他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曾帮助易县的汉奸组织“维持会”，利用神甫身份经常刺探八路军的军事情报，供给日本侵略军，并迎接日军在天主教堂驻扎。

日寇投降后，马迪懦在易县勾结国民党匪军师长邱行湘，共同组织武装便衣队。1947年4月的一天，邱师长亲自前去马迪懦居住的教堂要求他帮助组织便衣队，并在后来的两天里请他吃饭。

为了完成任务，马迪懦找来自己的助手，以“传教”的名义到城内外搜集专门反对八路军的人。当他们组织起20多人后，马迪懦便遵照邱行湘的命令，让这群人以便衣的身份在易县搞破坏。这些人假扮成八路军，打伤我八路军工作人员，并不时地向马迪懦报告八路军的行踪。

1947年6月，易县解放前，马迪懦由国民党匪军师长邱行湘派遣军用汽车和武装部队保护送到北京。同年11月，经过充当美国政府特务间谍李安东的介绍，马迪懦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建立间谍关系，受李安东指挥。

自马迪懦加入李安东的情报小组后，李安东便以每月给他薪俸140美元、每次交通费5美元为条件，命令他为其提供中国的情报。北京解放后，马迪懦继续为李安东提供服务，使天主教堂这块净土成为“罪恶之地”。

随着调查的深入，曹纯之又在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接触中，得知这些嫌疑人经常去东交民巷处一位伊拉克女人开的熏鱼店里面聚会。

东交民巷，本来是明清时期衙门集中的地方。同治初年，清政府在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民国以后，“八国联军”的领事纷纷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并开办洋行、餐馆、舞厅，逐渐使这儿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现代化使馆区。熏鱼店老板的伊拉克女人就是在那个时期在这条巷子立足的。

这个伊拉克女人使用特殊的加工方法，把各种大小的海鱼烤得色、香、味俱佳，特别受到许多外国人的厚爱，时间长了，她的顾客便戏谑地称她为“臭鱼”。

北京解放前，她的男人回国了，她仍然留在这里，外国人虽然称她为“臭鱼”，但实际上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为此，包瑞德在北京时，就与这个女人常常来往。为了职业的需要，包瑞德还用金钱收买了她，使她成为为自己传递情报的又一“工具”。

后来，包瑞德又把她介绍给了李安东等人，将熏鱼店发展成了他们聚会的地点。

为了查找这些人去熏鱼店的真正目的，曹纯之随即派出相关人员，对熏鱼店进行严密监视。

与此同时，曹纯之也在其他几个部门的配合下，专门挑选了几位熟悉英语的工作人员打入间谍内部。

至此，前期的侦查工作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