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永恒的生命
我们应该在一种理想主义中去寻找精神力量，这种理想主义使我们不会骄傲，而能使我们把希望和梦想达到高尚的境界。——居里夫人
组织医疗队上前线
1914年7月30日，居里夫人盼望已久的镭研究所终于全部竣工了。然而，一场荒谬绝伦的战争却即将爆发。居里夫人不愿相信人类相互残杀的战争真的会爆发，但残酷的事实却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她的期望和梦想。
20世纪初叶，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奥、意为核心的同盟国，在争夺商品市场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矛盾日趋激烈。
1914年6月28日，这正是居里夫人的镭研究所开始启动的前两天，发生了在塞尔维亚萨拉热窝谋杀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的事件，这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
原来巴黎人还天真地揣度法国不会卷入战争，但8月3日，这个梦想也被彻底地击破了，接着是总动员令。
奇怪的是，巴黎人似乎像在狂欢节中接受这一动员令似的，没有人想到流血、化脓、残废、死亡、寡妇、孤儿、断壁残垣。有的只是锦旗招展，节日般的欢乐和亲人临别前的豪言壮语。
作战的双方都相信圣诞节以前就会结束战争，然后凯旋。那时，走向战场的亲人将在胸前戴满勋章，载誉而归，成为法国的英雄！
居里夫人周围的科学家，除了老弱病残以外，都走上了前线。佩兰成了工兵军官，德比尔纳、朗之万、她的侄子和实验室的小伙子们以及许多大学生们，都走了！
居里夫人写信给她的女儿们说：
亲爱的伊伦娜、艾芙：现在局面变得日趋的危险，我们将要随时等待着动员的命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动身了，但是，你们不要慌乱，要镇定一些，勇敢一些，我们要尽力做有意义的事情。
居里夫人也不能再继续研究下去了，她想，当人们都上前线的时候，她也应该为法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居里夫人做了最快的决定，决定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做医护人员，她立刻取得了卫生服务的相关的工作证件。
在医疗服务的机关里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她发现军队医院和各战地医疗队非常缺少X光机，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外科手术的准确性和拖延及时进行外科手术的时间，而这种延误会大量增加军人的死亡率。
居里夫人立即决定由她出面组织一个车队，车上将装备有X光机和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由他们在战场上及时为伤员进行透视检查，以保证外科医生及时而准确的手术。
她向陆军有关部门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尽管她作了许多解释，陆军部门仍然感到困难太多：“哪儿有那么多的X光机？这得花多少钱哪？还有技术人员！”
“可这是为了挽救军人的命呀！难道不应该花这笔钱吗？”要求没有得到批准，居里夫人那百折不挠的劲头又来了。她把目光转向慈善家们，他们中间有的人很富有，也不乏品格高尚的人。
经过她的多方呼吁，虽然不少人吝啬得一毛不拔，但她总算弄到了许多捐赠的汽车和资金。然后她在每台汽车上装备一台小发电机，一台手提X光机，必要的照相器材，并配备一名医生、一名助手和一名司机。
居里夫人在波尔多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的时候却引起了热烈的评论，她所乘坐的列车里，只有居里夫人一个是普通的百姓，这辆车开得极其缓慢。有一个战士在他的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递给居里夫人，她接受了，因为她实在是太饿了。
1914年11月1日，即开战后的第三个月，居里夫人最开始装备的20多辆战地透视车终于驶向了战场。这时，战场上已经死去了30多万人，还有30多万人受伤急需治疗。
居里夫人这时已经是47岁的人了，身体一直很不好，但现在她的精力却让许多身强力壮的军人都吃惊。见到她的人，都会想到这是一位像火一样热情、刚强的女性。她自己很快学会了开汽车，她常常自己开着那灰色的，侧面涂有一个大大红色“十”字的透视车在战场上日夜奔驰。
居里夫人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奔波着，从来不会要求别人对她特别照顾，她会忘了吃早餐，忘了吃晚餐，什么地方都可以睡觉，对于不舒服的事情丝毫不介意。
许多伤员在及时透视后，得到了准确的手术治疗，从而避免了大量且不必要的死亡。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浑身是汗和泥的妇女，竟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大师！
由于操纵X光机的技术人员短缺，她又在巴黎办了一个短期操作训练班，只需几天工夫就可以让一个从来没见过X光机的人熟练地操作它。
她还以极感人的语言，动员了许多医院来帮助她装备了更多的透视车。据统计，后来共有200多辆这种透视车在战场上日夜奔驰，为抢救伤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开战时，她的两个女儿都到法国南部去度假了，战争爆发后因为担心德国人攻打巴黎，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没有让她们回到巴黎。
母女只有靠通信联系。居里夫人太忙，有时只能写几个字报一下平安：
心爱的孩子们：
妈妈平安地到达亚眠，两个轮胎都已经破了，再见！
在前线救护伤员的工作极其辛苦，有时她回到巴黎的家中，就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但一想到士兵们的痛苦和牺牲，她就总是强打精神奔向战场。
作为一名科学家，她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但战争却在残酷、罪恶地毁掉人类的创造；作为一位母亲，她在面对这么多年轻人伤残、死亡时，舐犊之情自然使她对这场战争怀有憎恨之情。
她在钦佩士兵的勇敢、坚韧的同时，也痛心地写道：
我永远无法忘记这种毁灭生命、破坏健康的惨不忍睹的景象。我想，只要亲眼看见过我数年中见到的无数次惨状中的一次，人们就会自然地产生厌恶战争的意念。
当救护车到达前线后，抬进车里的成年人或青年人，大都血肉模糊、泥血混杂，恐怖之状，让人不敢直视！那些伤势过重的人，气息奄奄，正在为抓住一息生命作苦苦挣扎；即使轻者，也得忍受几个月或几年的痛苦，才能逐渐恢复正常。
居里夫人的心在痛苦中颤抖！但也正是这种痛苦，使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病痛，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挽救士兵们的生命，减少他们的苦痛。
1915年4月的一天晚上，居里夫人回到了家里，她的脸色十分苍白，行动也不像以前那样灵敏，人们急忙询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她在从战地医院回来的时候，驾驶汽车的司机把车开到了沟里，汽车一翻过去，装在车里面的仪器全部砸在了居里夫人身上。
家里人还是从报纸上了解到原来居里夫人伤得很严重，急忙去找她，这个时候居里夫人已经提着箱子再一次出发了。
居里夫人的工作使她可以和社会各阶层的人接触，了解X光射线用处的医生们，把居里夫人当做最好的同事。
有些伤员在看见X光设备之后，感到很可怕。他们问居里夫人：“这样的检查会不会伤了我们。”居里夫人总是笑着回答说：“你们所看到的，就和照相一样。”
居里夫人总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让人们减少痛苦，为了这个目的，她也愿意做最艰苦的努力，在战争期间居里夫人受了很多苦，但是她从来不对别人提起这些事情，在同伴面前，她永远都是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情。
在五年的战争中，居里夫人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只有一次到南方去看望二女儿艾芙时，她才得以休息几天。
从1916年至1918年，居里夫人一共训练了150个放射科的护士，这些人都是社会各界慕名前来的，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文化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让这些人很害怕，但是居里夫人对于他们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很快他们就抛开了畏惧。
居里夫人有一种天赋，就是能让任何人都能轻松地接受科学，她很喜欢做完善的工作，所以当这些学习放射的学徒们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光片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就好像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法国的联盟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从1914年开始，居里夫人就经常去比利时的各大医院。1918年，居里夫人去意大利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她还欢迎美国远征军的成员，那些成员们大概有二十几人，来到了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居里夫人耐心地教他们什么是放射学。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德国人终于因不敌协约国的军事力量，被迫在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签订投降条约。
巴黎响起了和平的号角，5年来的大战结束了。盼望着和平的欧洲人民，不分敌我的疯狂庆祝着这和平的来临，对于居里夫人而言，这声和平的号角更意味着双重的重大喜事。
其一，是法国的胜利；其二，是波兰挣脱了150年来的奴隶桎梏，获得独立。波兰独立，这就像童话中的不死鸟，从死灰中苏醒了过来一样奇异！
居里夫人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当正在实验室里的她听到停战的消息时，立即想方设法将新建成却一直未使用的镭研究所用法国国旗装饰起来，以庆贺胜利，但店铺里的国旗早卖光了，无货供应。
她只好自己用蓝白红三种颜色的布制成一面国旗，挂在楼上的窗外。在悬挂国旗时，由于过于兴奋，她的双手竟颤抖得无法把旗帜挂上去！
对于波兰从俄罗斯统治下取得独立，更是让居里夫人喜从心来。她写信给哥哥约瑟夫说：
现在我们这些在奴役中出生、在枷锁下长大的人们，终于看到我们的国家复活了，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但是我们从没有奢望过能亲眼见到这个时候，我们当初以为也许连我们的子女也看不到这个时候了，而这个时候居然已经到来了！
我们的国家为了这种幸福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并且还要再付代价。但是假如大战终结后，波兰仍受束缚，仍然被人分裂，我们将是如何悲痛、如何失望啊！这样看来，目前形势的阴云真是不足为道了。我和你一样，确信前途大有希望。
居里夫人信中所说的“目前形势的阴云”，是指战后由于战争带来的创伤一时极不容易恢复，很难迅速进入常轨。实验室以及家庭生活的艰难也让她暗自着急。
在战争中，居里夫人在征得伊伦娜的同意后，把她所有的财产都买了国债，只有两个金质诺贝尔奖章因为是重要纪念品，银行坚持不收才算保留下来。现在，由于战后经济的崩溃，国债早被贬得一文不值了。
像许多家庭一样，战争不仅损害了她的健康，还让她彻底破了产。以后，她一家三口人只能靠她的年薪1.2万法郎生活。但是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还能让她再工作几年呢？
居里夫人在那五年里，从不说她所遭受的困苦和危险，不提她的疲倦，不提她所经受的危险，不提射线给她的身体带来的危害。居里夫人在她的同伴面前显现出一种无忧无虑的神情，很愉快的表情，这些都是她最勇敢的面具。
实验室的情形也令人担心。原来出去作战的人员和学生陆续返回巴黎，但这些经历了九死一生而幸运返回的人，对于是否进入大学或研究部门还十分犹疑。面对物价飞涨、工资入不敷出，工业界此时情况要比较好一些，因此，大量科技人才涌入工业界，科学界元气大伤，凋谢零落，后继无人。
居里夫人只好自己安慰自己：不能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过，居里夫人并没有因此白白浪费这段时间，她应人之请，写了《放射学与战争》一书。
在这本书里，居里夫人虽然痛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痛苦，但她仍然高瞻远瞩地歌颂了科学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和对于人类的价值。
在《放射学与战争》一书中，居里夫人写道：
科学在19世纪末把这种新放射性元素揭示给我们，我们由这种出乎意料的发展得到什么结论呢？这种新发现，似乎应该使我们对于公正无私的研究更有信心，应该增加我们对于这种研究的尊敬和钦佩。
居里夫人不愧是“镭之母”，她要在人们尚沉溺于悲痛、失望的时候，呵护科学的精神和价值，让人们在痛苦的失望中看到光明和前途，振作精神，再接再厉，向更美好、更光辉的未来前进！
战后难得的休闲度假
战争结束后，不知道是居里夫人的身体状况逐渐好了起来，还是和平时代给她带来了安稳的心理，居里夫人变得安详了许多。她已经放松了她的心情，岁月渐渐地冲淡了往日的烦恼。
1921年，居里夫人给她的姐姐布罗妮娅的信上是这样说的：
我的一生曾经受了很多的苦难，也许现在就快要到头了，现在没有任何的灾难能打击到我了，我们要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小小的乐趣。
每天都让自己做不同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趣，植树、栽花都能培养我们的耐心，我们年纪已经很大了，不要再去想伤脑筋的事情了。
伊伦娜和艾芙是在居里夫人身边长大的，现在她们发现居里夫人日渐苍老，她的容貌比以前苍老，身心却比以前年轻多了。伊伦娜是一个从来不觉疲倦的运动家，鼓励她的母亲一起运动，陪她作长途步行，带她溜冰、骑马，甚至于做一点滑雪运动。
到了夏天，居里夫人和她的女儿们一起在布列塔尼住。她们三个在拉古埃斯特一个极美的地方，过着神仙般的假期。拉古埃斯特是坐落在蒙什边上靠近巴安波的一个村落，居民只有水手、农民……和索尔本的教授。历史学家查理·赛诺伯斯和生物学家路易·拉比克在1895年发现拉古埃斯特。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不下于哥伦布的航海。有一个聪明的新闻记者把这个学者殖民地叫做“科学堡”。
居里夫人到这个科学堡来得比较迟，起初住在一个居民家里，后来租了一座别墅，再后来把这座别墅买了下来。这片荒野对着平静的海，海上散布着无数大小岛屿，挡住外海的波涛，使之到不了岸边。她在这里选了一块最荒僻而且最多风的地方。
她喜欢灯塔，她租过的住房和她后来要建筑的住房很相像：一个狭小的别墅矗立在一大片田野上，房间布置得很差，几乎是破旧的，只有一些很简陋的家具。可是风景优美极了。
居里夫人每天早晨碰到很少的几个过路人——驼背的老妇，动作迟缓的农民，以及一笑就露出豁齿的儿童。他们都大声地招呼她：“早安，居——里夫人！”他们的布列塔尼口音把音节拖得很长。
居里夫人并不躲避，她微笑着也用同样的语音回答：“早安，勒高福夫人……早安，甘丹先生。”若是遇到不认识对她说话的人，她就只说：“早安！”
村里的居民只有经过考虑之后，才会这样有分寸地、这样平和地向人平静地打招呼，这是对平等的人打的招呼，只含着友谊，而没有轻率或好奇的成分在内。他们这样敬重居里夫人，不是因为镭，也不是因为“报纸上谈到她”，而是因为过了两三季之后，那些把头发紧紧地塞在白色尖顶帽子里的布列塔尼妇人认为她也是她们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农村妇女。
居里夫人的住房和别人的并无区别，在拉古埃斯特这个地方，数得上的房子是一所低矮的茅草屋顶的别墅，五叶地锦、西番莲、牵蔓的金钟花一直装饰到屋顶，这里是那块殖民地的中心，是社交活动的宫殿。
布列塔尼方言把这所别墅叫塔山维昂，意思是“小果园”。塔山的花园在斜坡上，里面的一些花虽然不像是按照计划栽种的，却列成色彩斑斓的长行。除非刮东风，塔山的门总是敞开着。里面住了一个70岁的魔法师查理·赛诺伯斯，他是索尔本的史学教授。这个教授个子不高，性格很活泼，有一点点驼背，身上总是穿着一套有补丁的衣服，当地人都叫他“船长”。
居里夫人由一条崎岖蜿蜒的小径走向塔山。已经有差不多15个老者聚集在房子前面散步，等着上船到岛上去。居里夫人的出现，在这个移民和流浪汉组成的集团里并没引起什么波动。
查理·赛诺伯斯的美妙眼神藏在近视眼镜后面，友善而且直率地招呼她：“啊！居里夫人来了，早安，早安！”其他人也道早安，居里夫人坐在地上，加入这一群。
她戴一顶褪色的布帽子，穿一条旧裙子和一件耐穿的黑色双面起绒呢短上衣，这是用几个法郎叫村中唯一的女裁缝埃利萨·莱福做的。衣服样式是不分男女、无论学者或渔民都合宜的那一种。她光着脚穿一双凉鞋，面前放着一个口袋，和15个散放在草地上的口袋相似，里面塞了一条浴巾和一件浴衣。
居里夫人他们一行人在船长的清点之下登上了小船，水手们快速地划动着手里的船桨。因为大家用力不均匀，小船在开出去之后并没有走得更远，后来，大家在船长的一致指挥之下，小船开始有序地前进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小船到达了目的地，一个梦幻一般的小岛，男人们在空船的旁边换衣服，女人们在水草的旁边换衣服，居里夫人在清澈的深水里游泳，那是再理想不过的地方了。
居里夫人以其轻捷的游泳本领而感到自豪，她与索尔本的同事间暗地里存在着一种运动竞争。
在罗斯夫拉的小湾里，居里夫人观察到，那些游“旧自由式”和“蛙式”游得不错的学者及其夫人，除非游不动了，在一处飘浮，而是不顾一切地向前游。她严格地估量着对手们游泳的距离；虽然她从来没有公开提议比赛，她却是要训练自己去打破大学教授们的游泳速度和距离的纪录。
居里夫人在游泳之后就吃一大片干面包，然后躺在那里晒太阳。小岛上的风景真是美极了，好像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海水也比别的地方要蓝得多。
快到18时的时候，居里夫人走下海岸，再洗一次海水浴，然后穿上衣服，从那个老是开着的大门走进塔山。那里有一扇朝着海湾的大窗，窗前有一个年纪很大、很聪明，而且很好看的妇人玛里丽埃夫人坐在圈椅上。她就住在这所房子里，每晚在这里等候航海的人回来。居里夫人坐在她旁边等待着游艇在苍茫的海上出现，船帆被落日染成了金色。
登岸之后，所有乘客的手臂都被晒成了古铜色，从他们每个人兴奋的状态来看，就知道他们经历了不平凡的小岛旅游。
那里有一种游戏使得大家为之兴奋，所有的人，连那些年岁已高的老人也会参加，无论你的学历有多高，无论你是否获得过诺贝尔奖，在游戏里都一文不值，必须忍受着各种处置，而且会被当做奴隶去看待。
吃完晚餐之后，居里夫人穿上那件她穿了15年或20年的毛茸茸的斗篷，和她的女儿们臂挽着臂，大踏步走下那些黑暗的小径。这三个人影又到了塔山。这些拉古埃斯特人第三次聚集在那间公用的屋子里，围着桌子，由一个口袋里拿出写在硬纸板上的字母，拼成复杂的字。居里夫人精于做这种“文字”游戏，她总是优胜者，两边的人都争着要她。还有别的移民聚在煤油灯周围看书或下棋。
过大节日的时候，有业余的作家兼演员在人们面前解字谜，唱带有表情的歌，演出纪念这一季中英勇事件的活报剧。两只小船的令人兴奋的比赛；冒险移动一块阻碍码头的很大的岩石——这是一些非常兴奋的技术人员费了很大的周折才顺利完成的行动。
由光线、歌曲、稚气的笑、美好的宁静把青年和长辈团结在一起的自由的而且无拘束的友谊造成的这种独特的魅力，这种差不多没有事情发生的生活，天天一样，却在居里夫人和她女儿们的心里，留下很丰富的回忆。
虽然环境极为简单，但却永远觉得它代表最大的享受。索尔本的聪明的运动家们，在布列塔尼这一角，由海洋得到最生动、最文雅、最稀有的乐趣，这是任何百万富翁在任何海滨不能得到的。
而且，因为这种盛举的背景不过是一个可爱的村庄，这种辉煌的成就还应该归功于每年聚在那里的学者。
在拉古埃斯特，连眼光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分辨不出大学者和普通研究者、富人和穷人，在布列塔尼的日光下或波涛中，一次也没有听见人谈过钱。
查理·赛诺伯斯，给人们最崇高和最审慎的教训；这个慷慨的老人并不自居是某些理论或学说的保护者，然而他使他的财富成为所有人的财富。那个总开着门的房子，那只埃格郎第纳游艇，那些小艇，那时候都属于他，现在仍属于他，但是每人都和他一样，可以算是它们的所有者。
在查理·赛诺伯斯点着油灯的住处开跳舞会的时候，手风琴奏出波尔卡舞曲、四对舞曲和当地的一种民间舞曲，仆人、主人、院士、农民的女儿、布列塔尼水手、巴黎人都混在一起，成对起舞。
居里夫人和她的女儿也加入其中。
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态度持重得近乎严厉的羞怯妇人有什么弱点，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对她说伊伦娜跳舞跳得很好或艾芙穿的衣服很美丽，而居里夫人的疲倦的脸上，就会忽然现出一个很美妙的、骄傲的微笑。
以孱弱之躯去美国
世界终于和平了，居里夫人母女的小家庭也再度充满了阳光，伊伦娜也已经21岁了，在索尔本大学专攻物理和数学，预备像母亲一样做一个科学家。14岁的艾芙则一心想做一个音乐家。作为母亲的居里夫人，对这两个女儿都充满着信心和期待。
1914年以来，关闭了五年的研究所的门再度被打开，居里夫人又重新坐回所长的位子上。助手们也都好像战事未曾发生过似的，热心地开始工作。对人和事都不生疏的居里夫人又因在战争中获得了宝贵的体验，那就是知道了“居里疗法”的效果，在战后对各大医院分送“有效管子”。但是居里夫人也自知年岁过五十的自己健康情形已大不如从前。
暑假期间，她总是使身心尽量获得充分休养，尤其喜欢面临英法海峡的布列塔尼避暑，时常跟淳朴的渔夫、农民们过着自然悠闲的生活。索尔本大学的教授们夏季也都大部分来此地相聚，划船啦、唱歌啦、游泳啦等，像小孩子一般作乐。海岸有大小无数的岛屿散布着，像图画一般美丽。
居里夫人和两个女儿借用了沙滩上最便于浏览风景的一栋别墅。有时候，海拉会从遥远的华沙来看她们。秋季新学期开始时，居里夫人便带着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回到巴黎来。
1921年5月20日16时，美国白宫会客厅的门打开了。首先走进会客厅的是法国驻美大使犹赛朗德，他挽着美国总统哈定的夫人；接着走进来的是美国总统华伦·哈定，他挽着居里夫人；再后面的是波兰公使和麦隆内夫人、居里夫人的两个女儿和“玛丽·居里委员会”的一些知名女士们。大厅里原来就站有许多人，包括科学家、政府官员以及美国和波兰侨民中的一些名流。
居里夫人仍然穿着那件著名的黑色长袍，肩上披着一条有镶边的黑色披巾。她就是这次美国总统尊贵的客人。
首先，法国大使犹赛朗德简单地讲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接着是麦隆内夫人代表美国妇女界致辞。
再接下去，总统开始讲话了。他说：“您曾有幸为人类完成了一桩重大的发现，今天，我受托赠送给您这一克镭。我们能认识并拥有镭，应该归功于您。我们相信，您有了这点镭，一定可以用来增加人类的知识，减少人类的痛苦。”
总统将挂有一枚金钥匙的绶带挂到居里夫人的颈上，这钥匙是用来打开放在桌上的那个桃木小匣子的，衬着铅皮的匣子里装有一克镭。最后由居里夫人向美国总统和美国妇女界致谢。讲话完毕，来宾列队走过居里夫人身旁，向她致以敬意。仪式的最后一项是全体摄影留念。这是居里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美国之行最隆重的一幕。
这次她们能到美国来访问并接受美国妇女界馈赠的一克镭，要得益于一年前一位叫麦隆内·玛丁妮夫人的一次采访。
1920年初，居里夫人的一位好友、艺术家罗歇告诉她，说有一位美国女记者想来采访她。居里夫人一口回绝，她用常规的回答告诉罗歇：“我除了提供技术情报外，对新闻界一概不接待。”
罗歇说：“我知道你的规矩，但是，麦隆内夫人不一样，你最好接见她，我相信你不会因为见了她而后悔的。你可以相信我嘛。”没办法，她只好同意了。
麦隆内夫人曾经请她的朋友送一封信给居里夫人，信上是这样说的：
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经常跟我说，人对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能够虚拟的，也不能夸大的，在这20年里，在我的眼睛里，我所看到的，你是非常重要的，夫人，我想见见你。
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居里夫人在镭研究所那间小小的会客室里接见了罗歇带来的麦隆内夫人。
麦隆内夫人是美国一家著名杂志《写真》的主编，也是一位在美国很有名气的大记者。她很早就对居里夫人产生了崇敬的心理，但由于居里夫人厌恶记者而一直不能有采访的机会。这次通过罗歇，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麦隆内夫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门开了，我看到一个苍白的妇人，神色非常的忧郁，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我似乎比夫人还要紧张，面对这个毫无防备的妇人，我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们在谈到专利的时候，我认为那种专利可以让居里夫人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富人，但是她却说，镭只是一种元素，它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打听到镭的市场价格是每克十万美元，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是刚刚建成的，其他设备还很不完善。
麦隆内夫人对居里夫人的回答很是惊讶，麦隆内夫人参观很多的大型的实验室，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那些大型的实验室就好像是宫殿一般，建筑都相当的宏伟壮观，现在再看镭的研究院，可以称作是很简陋了。
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是参照着大型的实验室而建造而成的，麦隆内夫人看见过曾经有一些工厂在大量地提炼镭，那些浓烟简直是让人不堪忍受。
麦隆内夫人和居里夫人再一次密谈，麦隆内夫人询问居里夫人需要什么，居里夫人回答道：“我需要镭，一克镭，这样我就能继续我的研究，但是由于镭的价钱实在是太昂贵了。”
麦隆内夫人想起一个伟大的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十个有钱的妇女，十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可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
麦隆内夫人后来想：“为什么只找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在美国，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
麦隆内夫人立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
她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居里夫人镭基金的全国性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她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居里夫人，但是，她们也有一个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居里夫人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儿就觉得畏惧。
但麦隆内夫人坚持要她去，并把她的异议逐一扫除。
“你说你不愿意离开你的女儿们么？我们也请她们来。繁文缛节使你疲倦么？我们拟定最合理的接待日程。来罢！我们替你安排一次很好的旅行，合众国总统将在白宫里亲自把那一克镭赠给你。”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并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这次远行使她的女儿们高兴极了，她们预备起程。艾芙逼着她的母亲去买了一两件衣服，劝她把她最喜欢的服装，就是那件最旧的、颜色褪得最狠的衣服留在巴黎。
居里夫人周围的人都很兴奋，各报章都描写大西洋彼岸等着居里夫人的种种仪式，当局斟酌给这个女学者何种尊崇，使她能带着配得上她的盛名的荣誉头衔到合众国去。美国人一定很难理解居里夫人竟然会不是巴黎科学院院士，他们一定惊讶她竟会没有荣誉勋位……当局很快就赠给她十字勋章，但是她第二次又拒绝接受；后来她请求把这种骑士勋章授予麦隆内夫人。
1921年4月27日，《我都知道》杂志发起给居里夫人开欢送会，在巴黎大剧院举行，当日所得款项全部归镭研究院。
在欢送会上，先是有法国政界人士莱昂·贝哈尔、教授让·佩韩、著名大夫克娄德·瑞果演说，然后是游艺节目，由组织这次欢送会的法国剧作家、导演萨沙·吉特利邀集的著名演员和音乐家演出，当时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很衰弱的萨拉·柏娜和吕西昂·吉特利，都参加这次表示敬意的演出。
5月4日，居里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乘坐白星轮船公司的“奥林匹克号”轮船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在船上，她们受到了船主殷勤的招待，他亲自将她们母女送到她们的卧舱，这卧舱是专门为新婚夫妇蜜月旅行设置的。
这三个女子的衣服只装了一个衣箱，但是她们占用了船上最华贵的房间。玛丽看见太讲究的器具和太复杂的食物。总是本能地撅着嘴，像疑心很重的农民一样。
她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上两重锁，躲避那些来向她讲话的人。
她回忆她那简单而且平静的日常生活，想借此忘掉她的正式任务。
1921年5月10日，居里夫人写信给让·佩韩夫人说：
亲爱的亨利埃特：
我在船上收到你写的亲切的信，它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我离开法国作这次不合我的口味和习惯的远游，心里不能没有顾虑。
我不喜欢这次远渡重洋，大海显得忧郁、阴暗、很不平静。我虽然没有病，可是觉得头晕，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房间里。我的女儿们似乎很满意。麦隆内夫人和我们一起旅行，尽力与她们亲近，她真是和蔼极了，友善极了。
我想着拉古埃斯特，想着我们不久就要和朋友们一起在那里过的快乐光阴，想着你要来和我们一起在那里过有限的安静时光的那个花园，并且想着我们两个人都很喜爱的那个柔和的、蔚蓝的大海，它比这个沉默冰冷的大洋令人舒服多了。我也想着你快要生产的小孩，这个孩子是我们那亲密的一组人中最小的一个，是下一代的第一个。在这个孩子诞生之后，我希望还有更多的我们儿女的儿女出世……
一个多礼拜以后的一天，“奥林匹克号”开始鸣笛，似乎为十多天海上漂流的结束，如今又回到陆地岸边而高兴和激动。远处的高楼逐渐在雾霭里显现出来，那尊由法国人于1886年送来的自由女神像逐渐清晰，她那高举的火把在90多米的高空似乎直指天际。
虽然对以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居里夫人依然忧心忡忡，但到了岸总是让人高兴的事。
纤巧、雄浑而且动人的纽约出现在晴朗天气的雾窗里。麦隆内夫人来告诉居里夫人说，有许多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正在等她。一大群人聚在登岸的码头上，等着这个女学者到来。
这些好奇的人站了五小时，才看到各报纸用大字标题称作的“造福人类的大学者”出现。人群中有成队的女童子军和女学生，还有300个妇女组成的代表团挥动着红白两色玫瑰花，她们代表合众国中波兰人的各种团体。在好几千挤在一起的人的肩头和热烈的脸庞上边，飘动着色彩鲜明的美国国旗、法国国旗和波兰国旗。
人们在“奥林匹克号”上层甲板上放了一张圈椅，请居里夫人坐在上面，拿开她的帽子和手提包。一些摄影记者急迫地喊着：
“向这里看，居里夫人！头转向右边！……抬起头来！看这里！这里！这里！”
几十个照相机和摄影机排成一个可怕的半圆形，对准她那显得惊讶而且疲乏的脸，不住地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在使人疲劳而且兴奋的这几个星期中，伊伦娜和艾芙当她的护卫。这两个年轻的女子乘专车旅行，参加500人的宴会，听大众欢呼，受记者包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合众国不能有很清楚的概念。
要想透彻地认识一个大国的可爱之点，还必须比较自由，比较平静才行。这种“马戏团巡回演出式的周游”不能使她们对美国有什么了解，然而却使她们从母亲身上得到一些启示……
在美国，大部分人以追求财产和名声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如今看见居里夫人如此衣着寒酸，而且疲倦怯弱，对记者的提问默不做声，不免大为失望。但据报纸上的宣传，人们还知道居里夫人拒绝百万重金的专利收入，而宁愿自己过清贫的生活，这使得以追求财富为光荣的美国人感到震惊、迷惑；但在亲眼看到安贫乐道的居里夫人以后，他们的震惊、迷惑逐渐转变成尊敬、钦佩。
原来的热情经过一番迅速的反思，立即转变成更理智、更丰实的热情，其热烈的程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持久长远。他们向居里夫人表示：美国人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看做当代最优秀的一流人物。
美国人民虽然非常务实，但他们并不缺乏理想主义，他们由衷地钦佩、赞扬居里夫人那种使他们深深感动的生活态度——轻视财富、名利等利益，献身于智力的热情和热心于为民众服务的精神。
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部分地得到成功；她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非要人。自从她到了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伦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每一次演说，群众的每一种动作，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给她们带来同样的消息；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俭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
虽然如此，合众国的男男女女欢迎居里夫人时所表现的热烈感情难道没有深意么？拉丁民族承认美国人民有实践的才能，可是他们却异常自负地认为，理想主义和敏感是拉丁民族独具的东西。然而在居里夫人面前涌现的，正是理想主义的狂风。
假如居里夫人很骄矜，而且已经由于她的科学发现而发财致富，她也许能在合众国引起好奇心，但是绝不能引起这种共同的同情。
美国人民向这个在群众面前觉得惊恐的学者喝彩，乃是称赞一种使他们深为感动的生活态度和轻视利益，献身于智力的热情。
这次活动的发起者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工夫细心地培植，他要送给居里夫人一些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
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要开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所以，理所当然要布置得美观大气。
因为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
所以，麦隆内夫人问她：“你带来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居里夫人天真的微笑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居里夫人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样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居里夫人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5月13日，诸事终于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居里夫人、麦隆内夫人、伊伦娜和艾芙就动身做流星一般的旅行。
一些穿白衣服的少女排列在阳光普照的道路旁；不计其数的少女跑过草地，来迎接居里夫人；一些少女摇着旗帜和鲜花，欢呼着，合唱着歌……这是开头几天去到斯密士、瓦萨尔、布林·谋尔、艺特·荷尔约克等女子学院所看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先让居里夫人和热诚的少女在一起，和女学生在一起，和她同等的人在一起，借此使她习惯见人，这是个好主意，是个很好的主意。
一星期后，这些学院的代表列队进入纽约卡内基会堂，参加大学妇女联合会举行的盛大集会。她们向居里夫人鞠躬，并且依次向她献一朵代表法国的百合花和一朵用作代表美国的叫做“美国美人”的玫瑰花。
居里夫人在美国著名教授们、法国大使和特地来给旧日的同伴喝彩的波兰大使依格纳茨·巴德列夫斯面前，接受学位、奖金、奖章和一种特殊的荣誉：“纽约市民”。
在以后两天的仪式里，美国各科学团体的273名代表，聚在瓦尔道夫·阿斯多利亚欢迎她，居里夫人已经是疲乏得站立不稳。一个刚离开修道院式生活的虚弱妇人与强壮喧闹的人群作战，是难以匹敌的。
嘈杂声和掌声使居里夫人眩晕，无数看着她的眼睛使她害怕，群众在她经过的路上猛烈推挤也使她惊怖，她徒然地担心会在这些可怕的激浪中被人挤碎。不久就有一个狂热的崇拜者在和她“握手”的时候过于兴奋，把她的手握伤了。
于是，居里夫人只好在手腕扭伤、手臂悬在吊绷带里的情况下继续旅行，这是因荣誉而负的伤。
5月19日，是总统接见的前一天。在招待会后，麦隆内夫人到居里夫人住的客房里，把镭的赠送文本交给居里夫人审阅。居里夫人戴上眼镜看完以后，说：“密西，”她们之间的称呼已毫无拘束，“文件还得作点修改。”
“哪儿要修改？”
“是这样的，密西，美国赠送给我的一克镭，应该是赠给我的实验室，而不能说赠送给我个人。按文件现在的写法，那在我去世后，它就成了我们家的私人财产，成了我女儿们的私有物了，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无论我生前死后都只能如此。”
麦隆内夫人感到有点为难，说：“修改没问题，但是必须要有律师在场。”
“密西，那就请你去找一个律师来。”
“可是，居里夫人，还得捐赠人同意才行。”
居里夫人毫不通融：“那就请你去找到捐赠人。麻烦你了，但是请你务必理解我的请求。”
“明天不行吗？”
“最好马上修改。”
麦隆内夫人深知居里夫人的秉性，只好立即找来律师和两位捐赠人的代表，其中一位是副总统柯立芝的夫人，当天夜晚修改妥当。这件事美国人当时并不知道，如果知道了，报纸杂志上说不定又要作如何轰动的宣传了。
居里夫人在接受赠与的一克镭之后，还发表了演说，人们很认真地听着居里夫人的简短的致谢辞，然后客人们进入大厅，居里夫人和他们每一个握手，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着亲切的话语，一大群的记者还在门外等待着居里夫人。
此后，便是麦隆内夫人安排的游览。
居里夫人一行首先来到了费城。她在这个城市接受名誉头衔，博士学位，和这个城市里的科学界和实业界的著名人士交换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给居里夫人50毫克新钛；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
为了表示感谢，居里夫人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居里夫人还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热情的美国人民赠送给她的那一克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
在大学里，她又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居里夫人穿上她的教授长袍，这件衣服她穿着很合身而且很舒服；但是她不肯用传统的方帽盖住她的头发，她觉得它难看，并且抱怨它“戴不住”。在一群学生和戴着硬黑方帽的教授中间，她总是摘下帽子。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那露着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居里夫人自己却毫无所知。
在这些日子里，她一直为使自己不致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晕倒而坚持着；她接受花束，听着演说和赞美词……但是到了又一天早晨，令人担心的消息传开了：居里夫人太虚弱，不能继续旅行。
她放弃了到西部各城市去的计划，那里预定为她举行的招待会也都全部取消。
一些美国记者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怀着自责的愤激之情指责他们的国家不对。他们认为不应该使一个上了年纪而且虚弱的妇人遭受非其体力所能忍受的磨难。他们的文章都质朴而且生动，读来令居里夫人深受感动。
有一家报纸用大字印着：过于殷勤！并且说：“美国妇女帮助这个学者，足以证明她们有很高的智力；但是苛刻的批评者可以责备我们，说我们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竟然要居里夫人以她的血肉来偿还我们所赠送的礼物。”另一家报纸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哪一个杂技团或音乐厅的经理，都肯给居里夫人一笔比一克镭的价值大得多的款子，而只要她作比这次还少一半的工作。”一些悲观的人认为这件事简直是一个悲剧：“用我们的过度热诚差不多已经害死了霞飞元帅，难道我们又要害死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诚恳地和钦佩她的人们周旋。这些人在第一场接触中已经得胜。从此，组织旅行的人为保证她的休息，施展了各种策略。居里夫人习惯了由背着站台的车门下火车，悄悄地跨过铁轨，以回避在月台上等她的过度兴奋的群众。人们宣布她到达了布发罗，实际上她已经在前面的尼亚加拉瀑布站下了车，她要安静地参观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这只是短暂的休息，布发罗的接待委员会不肯放弃会见居里夫人，一些汽车像流水一般开往尼亚加拉瀑布，终于截住了她。
伊伦娜和艾芙起初只是随从人员，后来就成了舞台术语中所称的“替角”。伊伦娜穿着那件大学教授长袍，代替居里夫人接受名誉头衔，一些郑重的演说家向艾芙这个只有16岁的姑娘发表他们为那个学者预备的演说。他们说到她的“伟大工作”，说到她的“长期的辛勤劳动”，并且等着她致适当的答词。
在有的城市里，委员会中的几个女士争着请居里夫人到家里去住；她们把居里夫人一家分开了，伊伦娜和艾芙到几个最坚持要请她们的东道主家里去走一趟。她们不代表她们极负盛名的母亲时，有人就提供她们一些适合她们年龄的娱乐：打一场网球或划一次船，在长岛度一个极风雅的周末，在密执安湖游一次泳，参加几次在剧院里举行的晚会，在科纳岛游艺公园里的一次狂欢之夜……
但是最快乐的日子是到西部去旅行的时候，麦隆内夫人虽然已经放弃请居里夫人游历全美的计划，仍要请她看看这个大陆上最惊人的奇观：科罗拉多的大峡谷。居里夫人太疲倦，不能表示很高兴；但是她的女儿们热心极了。一切事物都使她们喜悦……在圣菲线上坐三天火车，越过得克萨斯州的沙地；在新墨西哥州阳光照耀下的偏僻小火车站里进餐；在峡谷边缘上一个舒适小岛似的大峡谷旅馆过夜。这个峡谷是地壳上一个奇特的裂缝，是100公里长15公里宽的深渊，参观的人看见的时候差不多惊悚得说不出话来。
伊伦娜和艾芙骑着健壮的印第安马，沿着深渊的脊行进，从高处看群山、岩石和沙地组成的静止的混浊景象，颜色由淡紫转红，由橙色转浅赭，强烈对比的阴影，使这种景象更为丰富。她们选择了走通常的路线，骑骡子下到谷底；年轻的科罗拉多河在那里夹着污泥和石子，湍急地奔流。
在这里，东道主只举行了一些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然而这已经足以使最健壮的运动家筋疲力尽了！5月28日，居里夫人在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送的名誉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她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教员；她还接受了几种荣誉头衔，并且参加了三次招待会。在第一次，一条当做栅栏的大丝带把居里夫人和她的女儿，与那些在她们面前列队走过的人们分开。在第二次，《马赛曲》《波兰国歌》《星条旗》相继地唱着，钦佩居里夫人的人都把花放在她的脚边，堆成山的花差不多把她埋在里面了。最后一次招待会最热烈……这是全部波兰侨民在芝加哥波兰区举行的，这些移居国外的人给她鼓掌。不仅因为她是一个学者，而且因为她是那遥远的祖国的象征，男人和妇女都含着眼泪，抢着吻居里夫人的手，摸她的长袍……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她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又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参观。
6月28日，居里夫人在美国的整个活动结束，她和两个女儿登上了开往法国勒阿弗的轮船。还是来时的那艘“奥林匹克号”，她的舱房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麦隆内夫人和居里夫人在船上道别时，周围挤满了新闻记者。居里夫人低声说：“密西，让我再瞧你一眼。我最亲爱的朋友恐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当时她们谁都没有想到，八年之后的1929年，这两位不屈的女性又相逢在美国，这次是从另一位总统胡佛手里接受美国人民再次赠送一克镭的捐款，这一克镭是应居里夫人之求，由麦隆内夫人出面让美国人捐送给她的祖国波兰的放射性研究所的。
居里夫人现在疲乏极了，而总的说来，也满意极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说她深信能“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做了一点极小的贡献”，她引述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于她的两个祖国所表达的同情的言辞。
居里夫人这次旅行，留下一些混杂的印象。她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些突出的事情。美国大学生活的活泼，传统仪式的热闹和愉快，尤其是各学院的学生体育运动提供的优良条件，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沿途招待她的妇女团体的巨大力量，也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
只是这里科学实验室的完善设备和无数用放射疗法医治癌肿的医院的设备，使她有一点痛心。想到法国在1921年还没有一个使用镭治疗法的医院，她不免感到气馁！
美国妇女赠送给她的那一克镭，现在同她乘一条船离开美国，藏在船上锁簧复杂的保险箱里。这一点象征性的镭使人回想到居里夫人的事业。为了获得这很少的一点东西，竟然需要在整个大陆到处乞求，居里夫人还必须亲自到这些女施主所在的城市中去，并且亲自道谢……
这怎能不叫人想到，以前在专利证书上简单地签一个字不是要有效得多吗？这怎能不叫人想到，富足的居里夫人不是可以给她的国家创设许多实验室和医院吗？20多年的挣扎与困难，是否已经使居里夫人后悔，是否已经使她相信，她轻视财富就等于为了一种奇怪的念头而牺牲她的工作的发展？
居里夫人在美国游历时，特别对美国大学教育和科研情况作了认真的考察，她说：“我最惋惜的是没有充裕的时间参观各实验室和科学研究所。但在少数几次时间短促的参观中，仍然得益不少。”
居里夫人在从美国回来之后，写了一个自述性质的短文，她是这样写的：
我的朋友们都说，如果我和皮埃尔保留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相应的得到一些资金，那些资金能帮助我们建造实验室，也能帮助我们去采购原料，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去做。
曾经缺少资金困扰着我和皮埃尔的研究，我们需要钱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实验，现在这对于我来说仍然是首要的问题，可以避免这样的窘迫的环境，但是我们仍然坚信，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对的。
人类需要善于去实践的人，这种人能在他们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利益，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忘记过大众的利益，但是仍然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人类需要的是梦想者，这些人沉醉在事业的发展里面，所以不能注意自己的切身的利益。
可以肯定地说，一些有梦想的人，不配拥有一些财富，因为他们自己的本身就不想要拥有财富和金钱。一个组织得好的社会却应该把完成工作的有效条件给予这样的工作者，能让他们的生活不再受物质的侵扰，生活上不显得那么的困窘，以此来静下心从事科学研究。
居里夫人在一些她的函件中表示，她感到很荣幸能够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无论她是怎么样的谦恭也代替不了她所做的那些事情，她获得很大的成功，征服了很多美国民众的心，赢得了人们的真正的友谊，一直到居里夫人去世的时候，麦隆内夫人仍然是她最真心、最亲切的朋友。
风雨中孤独的成功者
美国之行给居里夫人相当大的启发。如果是一个学生，她就可以在顶楼里读书；如果是一位不知名的研究者，她也可以离开时代，完全专心于她个人的工作，确实也非如此不可。
居里夫人现在已经不是学生或研究者了，居里夫人对于一种新科学和一种发明的新治疗法都负有责任。她的名字具有极大的权威，只要居里夫人作一种简单的表示，只要她肯出面，居里夫人所关心的任何有普遍利益的计划就能进一步地实现。居里夫人把这种科学上的等价交换和使命列为她的生活的一部分。
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欢迎居里夫人前往。居里夫人曾和女儿艾芙旅行到西班牙，那是一次令人目不暇接的、难以忘记的旅行。
总统来迎接她的时候也像居里夫人一样像个农民。他们还邀请居里夫人到捷克去，在他的乡下房子里款待她。
每一次的索尔维会议都请居里夫人前往，在布鲁塞尔，人们不把居里夫人当做著名的外宾来看待，而认为她就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是一个邻居。
居里夫人本能地喜欢这样的聚会。在聚会上会有一些人讨论各种新鲜的发现和新学说，居里夫人经常把这些人叫做“物理学的爱好者”。
每次在布鲁塞尔逗留，居里夫人总是要去拜访国王和王后，或者和他们一起共用晚餐。国王和王后是居里夫人从前在比利时前线上所认识的，他们对居里夫人有着非常好的友谊。那个时候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知道居里夫人的名字。
自从居里夫人成为世界著名的学者之后，有成百上千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居里夫人没有答应参加。原因是居里夫人没有时间去实际地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居里夫人从来不肯放弃她被称为“单纯的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更不愿置身于各种意见的纷纷扰扰之中，连最无公害的宣言居里夫人也从来不肯去签名。
居里夫人很早就注意到每个大学和各种实验室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居里夫人想尽办法要使那些实验室更加完善。
她提倡“有领导的工作”，这种工作必须需要协调各位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并且提议各领导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成为具有参谋意见的整体，并可以指导整个欧洲的科学工作。
居里夫人曾经这样说：“我是认为科学是极其美好的那种人，在实验室中的学者不单纯仅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学者也是一个小孩子，他眼前的自然现象好像神话一般，能给他们的脑海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应该使人相信科学的一切进步可以简单化为机械结构、机器、齿轮装置，虽然这些东西也有它们功不可没的地方。我也从不相信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冒险精神已经有了即将消失的危险。假如我看见在我周围有一种重要的东西，那么，就正是这种似乎无法毁灭的冒险精神，与好奇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为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点，所以为了国际文化而奋斗；保护随处可以发现的个性和才干；为“加强世界上科学的伟大精神力量”而奋斗；为“精神上的裁军”而奋斗，为了和平而奋斗，这些概念都是居里夫人所专心从事的、并不夸张地希望很快就能取得胜利的战斗。
1929年7月的时候，居里夫人在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想要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她的倔犟不足以用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受到奴役之后，元气才刚刚有一些恢复，一切都非常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的科学人才。
居里夫人回华沙去给这个研究院做奠基仪式。在这个晴朗的早晨，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居里夫人砌第二块，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既轻松又庄重，丝毫没有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惊讶居里夫人在法国多年，但是家乡的语言仍旧说得极好。
几年过去了，砖块变成了墙壁，居里夫人和布罗妮娅还继续努力着；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建造研究所上，但是还缺少必要的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这时，居里夫人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就又转向了西方，转向那些曾给过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麦隆内夫人知道居里夫人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情，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孩子一般。于是，麦隆内夫人又作出一个新的决定，她募集并且购买了一克镭所需要的全部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
1920年，在亨利·德·洛特柴尔德子爵倡议下，创立了居里基金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募集赠品和补助金，并且支持镭研究院的科学工作和医学工作。
1922年，巴黎医学科学院的35个院士把下述请求书寄给他们的同事：“列名院士认为选举居里夫人为自由合作院士，可使本科学院增光，并借此对她在发现镭和一种新医学治疗法，即放射治疗法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
这个文件是革命性的，因为这些院士不只要选举一个妇人，而且还要打破惯例，自动选举她，不用她自己请求。这个著名机构的64个院士热心地签署了这个声明，就给科学院里的同行一个教训。请求这个空额的候选人为了让居里夫人当选，都退出了竞选。
1922年2月7日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居里夫人说：
“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的榜样和您的盛名中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四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并规定伊伦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
自从1898年12月26日科学院的聚会上宣读了皮埃尔·居里、居里夫人的历史性论文《论沥青铀矿中含有的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新物质》以后整整25年，有一大群名人走进索尔本大讲堂。
法国各大学、外国各大学、学者团体、政府、军队、议会、各著名学校、大学生联合会、新闻界，都有代表团参加。
讲坛上有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先生、教育部部长莱昂·贝哈尔先生、巴黎大学校长和居里基金会会长保罗·阿佩尔先生、代表外国学者致辞的洛伦兹教授、代表理学院致辞的让·佩韩教授和代表医学科学院致辞的安托万·贝克莱尔大夫。
在这一群“名人”之中，有一个神态严肃的白发男子和两个擦着眼泪的老妇：海拉、布罗妮娅和约瑟夫，他们是由华沙来到这里参加居里夫人的胜利仪式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家里最小的妹妹的光荣，丝毫不曾改变或减退他们彼此之间的友爱。感动和骄傲还从未使这三个人的脸显得如此动人过。
居里夫妇的合作者和朋友安德列·德比尔纳宣读了他们从前宣布关于发现放射性物质的那些科学报告。镭研究院的业务主任费南·荷尔威克在伊伦娜·居里的帮助下用镭作了很多种实验。共和国总统把国家年金赠给居里夫人。
“作为全国一致对她表示热诚、敬仰和感激的极小而真挚的证明”。莱昂·贝哈尔先生风趣地指出，“这个法案是法国全体议员签署的，在提出和通过的时候，政府和议会两院不得不决定不承认居里夫人的谦虚和大公无私，认为它们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
庆祝会的最后，居里夫人站起来了。掌声持续了很久。她低声向那些对她表示敬意的人致谢，留心不遗漏任何人。她说到那个已不在人间的人——皮埃尔·居里；然后她仔细考虑将来，不是她自己的将来，而是镭研究院的将来，并且以很大的热情请求人们帮助它、支援它。
居里夫人在晚年的时候受大众敬仰，受世界各地国家元首、大使、国王接待的情景，所有这些庆祝和仪式，总把一个同样的、压倒一切的印象留在女儿的记忆中：我母亲的无血色、无表情、差不多全不在意的脸色。她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在科学上，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些事情，不应该去注意不必要的人。”
但是，一些年的经验告诉居里夫人，人民群众，甚至于政府，都是从让大家注意人然后通过人来注意事物的。无论她现在愿意不愿意，她也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居里夫人也不可避免地必须让关于她的传说来为科学争光，用它来使各个科学机构富有起来；从而使她自己成为一个极爱护的事业的宣传媒介。
居里夫人本身毫无改变：在群众面前依然有生理上的恐惧，羞怯依然会使她双手冰冷、咽喉发干，尤其是依然有那种无可救药的不爱好虚荣。虽然她诚心诚意地努力，总不能与荣誉妥协；她从来不赞成她所谓的“拜物主义”的各种表现。
居里夫人在旅途中写给女儿的信上说：
我发现我已经离开你们两个很远，而且还遇到了一些我既不能喜欢也不能尊重的表示，因为它们使我疲倦。所以，今天早晨我觉得有一点悲伤。在柏林，一大群人聚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跑着喊着，给拳击家丹普赛喝彩。他与我从同一辆车上走下来，神气显得很满意。给丹普赛喝彩和给我喝彩，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么？无论这种表示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种喝彩本身就有一点不妥当。不过我不知道人们究竟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究竟可以把个人和个人所代表的意见混淆到何种程度……
热情称颂25年前成功的发现，怎能使这个仍像那个热情而容易激动的青年学生一样的老妇人感到满意呢？她常说一些失望的话，表示她极端反对那种过早地把人葬送的盛名。
有时候她低声说：“人们对我说到我的‘杰出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似乎已经死了，我认为我自己已经死了。”又说：“我也觉得他们似乎很不注重我还能给他们的贡献；而我如果是死了，他们就会更舒服些，更容易恭维我。”
居里夫人之所以对于社会和群众有着一种特殊的感召力，其秘密就在于她有这种抵抗、这种拒绝。出名的政治家、明星、国君、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一到了台上，就马上成为赞美他们的群众的同谋者。
居里夫人却和他们不同，她不可思议地逃出她参加的仪式。她永远穿着她那黑衣服和那屹然不动的身影，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与群众之间毫无联络。
在所有受尊崇的人中，也许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无动于衷的脸色，没有一个人有这种不在意的神态；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没有一个人显得像她那样孤寂。
圣路易岛的美丽记忆
居里夫人的生活一直不算太富裕，不能给自己安排一个漂亮的住处。现在她既不想费事，也没有空闲去改变那一向成为她生活环境的简单陈设。虽然如此，一些陆续积累起来的礼物还是装饰了这几间空荡荡的明亮屋子。
有一个人非常敬佩居里夫人，曾经匿名赠送给她几幅花卉水彩画；有人送她一个哥本哈根出产的浅蓝色的花瓶，这是工厂中最大并且最美丽的一个；罗马尼亚某工厂送她一块棕绿两种颜色的地毯；还有一个刻着华丽铭文的瓶子……
居里夫人自己买的东西只有一件，那就是给小女儿艾芙用的一架黑色三角钢琴；她那年轻的女儿在琴上一弹就是几小时，居里夫人从来不去埋怨那钢琴所发出的声音到底是悦耳动听的还是糟糕透的，女儿在演奏钢琴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安静微笑地倾听着。
伊伦娜承袭了母亲的不甚关心物质的脾气，她在这所冷冰冰的房子里很舒适地一直住到她结婚。艾芙时常企图把自己住的一个大房间装饰一下，但总是不称心！每逢她有一点钱，她总想要把那间住房改变样子。
这所房子的所有房间里，只有居里夫人的工作室富有生气而且动人。房间里有一幅皮埃尔·居里的画像，玻璃橱窗里全部都是有关科学的书籍，几件样式陈旧的家具，给这间屋子形成了一种尊严的气氛。
居里夫人在几千所住房中选了这一所，不是因为它环境安静，然而恰恰要算是世界上最吵人的房子之一。钢琴上弹出来的音符、旧电话机刺耳的铃声、黑猫的奔跑声、门铃的喧闹声，在高大的墙壁之间回响着、扩大着。
塞纳河上传来拖船的不断的吼声，时常把那年轻而且孤寂的艾芙吸引到窗户前面来，她把头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仔细地听那些汽船和快艇，把它们分类……火枪组；阿脱斯、波尔脱斯……飞鸟组：雨燕、朱顶雀、燕子……
政府给的国家年金和美国人慷慨赠与的年金，已经解决了居里夫人一家在物质上的困难。
居里夫人的进款，虽然别人认为少得可笑，已足够让她过得舒舒服服，只是她自己从来不会享受。她从来不会雇用女仆。如果是因为她的原因而让她的汽车司机多等了几分钟，她总觉得不安。
每逢她和艾芙一起到铺子里去买东西，她从来不看价钱，但是她有一种特别强大的推测能力，就用她的手指出哪些是最简单的衣服、最便宜的帽子，她只喜欢这样的东西。
居里夫人只喜欢在树木、石头等方面来装饰房子。居里夫人已经建筑了两个别墅：一个在拉古埃斯特，一个在地中海海滨。她上了年纪的时候，愿意到南方去找比布列塔尼更强烈的阳光和更温暖的海水。她在加发来尔别墅的阳台上露天睡觉，欣赏海湾和耶尔群岛的风景，在山坡上的花园里栽种各种植物，如桉树、含羞草、扁柏，这是居里夫人所发现的新乐趣。
居里夫人有两个朋友，也是两个可爱的邻居，撒洛那芙夫人和科莱曼小姐，看着她悠闲地作水上运动，十分地钦佩，而不免有一点惊恐。她在地中海的小海湾里面游泳，从一块岩石游到另一块岩石，而且把自己的危险的行为和她的女儿们详细描述起来。
居里夫人写信给她的女儿们说：
海滨浴场简直好极了，但是却需要走很远的路去寻找。今天我在岩石之间自由地游泳，我攀登了特别远的地方，三天以来海水特别的平静，我认为我还能游很长的时间，并且能游到很远的距离。现在我在平静的海面上游300米以上，也已经感到不害怕了，而且毫无疑问的相信我还能游得更远一些。
居里夫人梦想能像从前一样，离开巴黎到其他的地方去过冬。她在那里买了一块地，谈起要建筑一所房子，但是过了几年，始终还是没有作出决定。每天到了吃午餐的时候，总是能够看见她由实验室步行回家，用差不多和以前一样活泼的步伐走过一座桥面，然后略带一些喘息，走上圣路易岛老房子的几层楼。
“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劳累。”居里夫人几乎经常都说这一句话，她苍白的脸庞因为疲劳而显得有一些苍老。她每天都在实验室里一直工作到晚上19时30分，有时候还一直维持到20时。她的车送她回家，那四层楼似乎比平常更难上去。她穿上拖鞋，披上一件黑色的厚厚的上衣，在这所到了晚上比较安静一点的房子里极其没有目标地徘徊着，然后等着女仆来请她去吃晚餐。
“你工作太多了，65岁的老太太不能也不应该像你这样每天工作12小时或14小时。”她女儿对她说这些话，是毫无用处的。
艾芙知道得很清楚，居里夫人不能少工作；这会成为她衰老的可怕征兆的有力证明；所以这个年轻的女儿只能希望还会有很长一个时期，她的母亲能有力气每天工作14小时。
居里夫人有的时候会想念她的故乡，而这个时候她也只让她女儿猜到她因老来远离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引起的乡愁，她对他们依然亲切怀恋。她先是流落到异国他乡，然后失去了她极感甜蜜的家庭温暖。
居里夫人写过一些语气悲哀的信给她那些不能常见的伙伴，她写信给住在蒙彼利埃的雅克·居里，写信给哥哥约瑟夫、姐姐海拉、布罗妮娅。布罗妮娅的两个孩子已经夭折了，1930年的时候她的丈夫卡西密尔·德卢斯基也去世了，她的生活和居里夫人的生活几乎一样了。
1932年4月12日居里夫人写信给布罗妮娅说：
亲爱的布罗妮娅：
我也因为我们彼此分开而难过；但是你虽然觉得孤寂，还能有一种安慰：你们有三个人在华沙，因此你还能有人做伴，受到保护。我坚信，家庭团结的确是唯一的好事；我是缺乏这种团结的，所以我知道。努力地在亲人的面前取得一些安慰吧！
晚饭后艾芙如果想要出门去听音乐，居里夫人就会到她的屋子里去待那么一小会儿，躺在沙发上，看着艾芙换衣服。居里夫人和艾芙对于着装方面的意见和审美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居里夫人和小女儿艾芙在原则上正好是反差，一般情况下都是艾芙压制母亲，常常坚持要居里夫人把那些黑衣服拿去换新的。这两个女人的讨论，因此也总是陷于空谈。
居里夫人总是含着退让，甚至于带着一些愉快和幽默，对女儿作如下的评论：“啊！我可怜的亲爱的人，这是多么可怕的高跟鞋！你永远也不能想象到，女人好像生来就一定要穿这些要踩高跷走路的。这样的衣服是一种什么新的式样，为什么要在衣服背上开口呢？如果那口在胸前的话，就完全不得了了，可是这特别长的距离，这简直就是裸背。”
居里夫人认为艾芙穿着那些稍微有些暴露的衣服是不行的，她这样和艾芙说着：第一，这些衣服是不端庄的；第二，你这样穿衣服完全有患胸膜炎的危险；第三，这样的衣服也不是很好看，即使你不在乎我前两种理由，第三种也应该让你有一些触动。虽说如此，你的衣服还是很好看；不过你的黑衣服穿得太多，黑色不适合你这个年龄。
最痛苦的是艾芙在化妆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工夫，认为结果十分理想之后，居里夫人却讥讽地叫她：“你转过来一点，让我看看。”
居里夫人用科学眼光仔细看她，觉得惊讶极了：“当然在原则上我不反对这种涂抹，我知道人们一向是这样做的，有人还发明过比这个糟糕得更多的装饰。我也只能对你说一件事，我认为这简直可怕。你使你的眉毛受罪，抹口红也毫无用处。”
“艾芙你听着，明天早晨，我要在你睡在床上还没有工夫把这些可怕的东西抹在脸上的时候来吻你，免得我难受，我喜欢你不加修饰的样子，现在，你赶快走吧，我的孩子，晚安。”
居里夫人不再经常读俄国小说，连她从前很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不再阅读。
艾芙和她的文学爱好虽然不同，但是有一些作家是她们两个都崇拜的。例如：吉卜林、哥莱特等。
居里夫人不倦地在《丛林之书》《黎明》《吉姆》这几本书里寻求大自然的壮丽、生动的反映；大自然永远是她的安慰，是她的世界。她还熟记了几千首诗歌，有法文的、德文的、俄文的、英文的、波兰文的。
有的时候，居里夫人手里拿着艾芙替她选的那些书，躲到她的工作室去，躺在红丝绒长椅上，头底下放一个绒毛的枕头，翻了几页，时间过了半小时，也许过了一小时，她就把书放下了。她站起来，拿一支铅笔、几本笔记本、几本科学书籍；按照她的习惯，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清晨两三点钟。
每天晚上的情形都是一样，居里夫人正坐在地板上，她的周围散放着一些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科学家”的传统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圈椅里工作；她需要没有限制的地方，才能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的图纸。
艾芙回到家里的时候，在走廊的圆窗上就能看见一点零星的灯光，那是她母亲屋子里的灯光；她从走廊走过，慢慢地推开房门看到居里夫人正专心研究一种困难的计算和公式。虽然知道她的女儿回来了，但是她也并不抬头。她皱着眉头，全神贯注地看着桌子上的纸。在她的膝上放一本笔记本，她用铅笔在上面画记号、写公式，口里喃喃地说着一些话。
居里夫人正在低声念着一些符号和数目。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仍然坚持用波兰语计算，和几十年前她在西科尔斯卡小姐的寄宿学校里上数学课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病痛中研究前沿课题
居里夫人虽已年逾60，但是发誓献身于科学的她却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丝毫不显衰老之态。每天9时前，有一辆朴素的汽车开到巴黎贝究尔河边的公寓门前按三下喇叭。玛丽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响，便提着外套和帽子匆匆忙忙坐上车子，汽车便径直驶向研究所。
每天晚上总得到七八点，有时还得过了12点才回家。
“妈妈，您这么大年纪了，可不能一天工作12小时呀！”伊伦娜一再地劝告她，她还是不肯听。
“不要紧的，伊伦娜。天气好的时候，我还可以休息40分钟呢。”原来长女伊伦娜已经和在研究所工作的物理学家菲得烈·裘利奥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蔼琳，居里夫人常带着蔼琳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里去消磨个把钟头。
穿着红衣服的蔼琳常在公园的铁栅旁等着外祖母的汽车回来，外祖母一下车，她便跑去抱住外祖母的腿。虽然仅有40分钟，而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老学者也忘怀地跟小孩子挖着沙池，堆筑着泥城玩。玛丽·居里的公寓里这时也时常被不知名的崇拜者送来装饰得花花绿绿的礼物所填满。
1922年2月，居里夫人不用参加竞选就自动地被选为巴黎医学科学院的自由合作院士。那年5月份，国联理事会决定邀请居里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她又当选为该委员会副主席。
居里夫人虽然也为合作委员会的效能烦恼，但她又认为：“无论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如何不完善，它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伟大事业。”由于她的认真，她在任这个职务期间仍然完成了许多预定的目标。
首先，为了改变全世界科学工作的无政府状态，她终于使得科学界的同行们同意进行一系列改革：统一科学符号和术语；统一科学出版物的开本；统一各杂志发表的著作摘要；拟定各种常数表；还有，为了使得全世界各国科学工作者便于搜集已有的研究资料，应立即科学地整理各种书目等。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其结果对科学的进步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为了让一些处境困难而又很有天才的科学家走出厄运和困顿，她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奔波，以期能建立国际科学助学金。
再次，居里夫人已经预见到科学研究的作坊式时代已经结束，科学已经走向现代化时代。因此，她提出科学家必须用新的投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
还有一点也必须给予充分注意的是，居里夫人在日益增加的社会活动中，曾一再呼吁人们应该关注对科学的评价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
1933年她受托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关于“文化前途”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在会上声称：文化处于危机之中，而科学是造成危机的根源。居里夫人听了不免十分惊骇，她立即表示不能赞同这些危言耸听的怪论。
这种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不同的观点到后来进一步演化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虽然两极的双方如今都有了更深的相互了解，知道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但若想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消失仍得待以时日。居里夫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由居里夫人最后14年研究的内容来看，她在目光始终盯在物理学研究的前沿上，从不故步自封。她在任何时候都从不放弃科学研究的这种精神，激励着研究所的每一个成员，成为她领导下的实验室的精神财富。
这个所的一位女研究人员曾经非常感人地描述居里夫人最后一年的工作情景：“已经是凌晨2时，但一道分离液体的程序还有待完成。居里夫人守在机器旁，她的整个灵魂已经融入到工作中去了，她已经羽化成仙。”
这种仙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吉鲁德曾说过：“这时的她犹如一名潜水员，深深地沉入到寂静的世界，周围的任何声音都消失了，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不存在，她专注地计算着，感到陶醉，感到其乐无穷。”
任何力量，除了死亡，都无法将她与实验室分开。严重的白内障几乎使居里夫人绝望，她一想到因为失明而不能再进入伴随她30多年的实验室时，就会感到恐惧，就会不寒而栗。伊伦娜私下为妈妈这种英勇而又残酷的挑战感到伤心和难过，于是建议让助手们帮她使用显微镜和做一些测量，但妈妈对女儿的关心并不领情，她冷冷地回答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眼睛坏了。”
她为了能继续完成实验，还自己创造了一种盲人技术，例如在仪器标度盘上作明显的彩色标记，用很大的字写教案以备讲课时用。有时她还利用盘问对方的巧妙办法代替她必需的观察。
开始也许有点效果，但到后来实验室的人都知道居里夫人的视力已经可怕地减退，但谁也不愿意让这位老人伤心而故意戳破她。
这是一出悲壮而又残酷的游戏，它绝对不比一位在战场上受到致命伤害却仍继续指挥大军战斗而不愿倒下的元帅逊色，只不过居里夫人导演的戏在悄悄地、不露声色地进行。
每一届索尔维会议她都参加，最后一次是1933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索尔维会议。使她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她的女儿和女婿也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下一代已经奠定了他们在科学界的地位，这自然使她无比欣慰。
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坚强的居里夫人由于长期忘我地工作，以及受到镭射线的辐射，身体越来越糟糕。在她早年研究放射性元素时，她和皮埃尔开始并不知道辐射对人体的危害性，因此经年累月地受到辐射的伤害。
后来虽然也逐渐认识到这种辐射的危害性，但居里夫人对保护自己的措施却总是漫不经心。她严格要求学生们一定要用铅服保护自己，但她本人却总是违反规定操作。
直到她生命结束时，一直对镭持这种态度：正如一位母亲，当别人告诉她，她光荣的宝贝儿子杀了人，尽管铁证如山，她却一概不信。但这个“儿子”却真正地伤害了它的“母亲”。
1933年年底，居里夫人再次病倒，这时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由X光检查的结果得知，她患有严重的胆囊结石，她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病开刀去世的。她害怕走她父亲的老路，因此决定不开刀，想靠调养来减轻病状。
以前她就经常低烧，但从没有注意过检查其中的原因，只要稍好一点她就宽心地到实验室去工作，把疾病抛到九霄云外。但这一次她经常高烧，直烧得她头晕、恶心、颤抖、无法站立，她还想用以前对付疾病的方法，把它们不当回事。
居里夫人觉得疲倦，却试图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不好，就到凡尔赛去溜冰，并且和伊伦娜一起滑雪，她很高兴自己还保持着轻捷灵活的肢体。到了复活节，她趁布罗妮娅到法国来的机会，安排和艾芙姐姐坐汽车到南方去旅行。
这次的游历很不幸，居里夫人原想作一次周游，让布罗妮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走到居里夫人家的别墅的时候，她就着凉了，觉得自己疲乏至极。
居里夫人和布罗妮娅到达别墅的时候，那所房子是冰冷的，虽然赶忙烧火炉，仍不能使它很快就暖和起来，居里夫人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抽泣。布罗妮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居里夫人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就不曾发生过这种情形了。
几个阳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居里夫人，并且使她感到很舒服，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有流行性感冒并且工作过度，但她没有注意到自己一直有低烧。
艾芙却看出了妈妈的病情有变化，她认为此次病情与往日的病情大不相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拖下去了。在她的坚持下，居里夫人终于同意找医生来进行检查。医生见到毫无血色的居里夫人，立即坚决地说：“你应该立即躺下休息！”
居里夫人听惯了这样的话，所以仍然不放在心上，照常每天往实验室跑。
居里夫人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每个星期用几个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别墅。
1934年5月的一个下午，居里夫人感到自己实在不行了，她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来不了实验室，因此恋恋不舍地抚摸着桌上的仪器。最后，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旁边的助手们说：“我要回家，我在发烧。”
她走出实验室，在外面花园转了一下，还嘱咐花工一些小事，然后上汽车回家了。上汽车后，她还恋恋不舍地、深情地看了实验室一眼。这一次是她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实验室，她那一瞥也是向实验室永远告别的一瞥。
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起床，她一反常态，非常驯服，毫不反对地就进了医院，想必是从身体内部传来的信息，使她知道这一次的病来势不善。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炎，两次X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
从检查上来看，居里夫人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而且看不出有任何的明显的病症，只有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症和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使用拔罐疗法来治疗。治疗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居里夫人周围的人开始低声地谈论到“疗养院”了。
小女儿艾芙抚摸着居里夫人消瘦的肩膀说：“妈妈，您太累了，暂时去疗养院休息一下好吗？”
居里夫人同意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闹和灰尘才使得她不能治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够治好她。计划拟定了，艾芙陪着母亲去，并且居里夫人的哥哥姐姐们也会从波兰来陪她一起做伴，到了秋天，居里夫人就会好了。
居里夫人的病情突然间加重了，在去疗养院的路上就已经支持不住了，倒在女儿艾芙的怀里。到了疗养院以后，医生把居里夫人安排在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屋子里之后，又用X光照了一些相片，并检查了几次。
没有对居里夫人实行痛苦的治疗法，没有进行拖延时日的输血，这些都毫无用处，而且会给她不好的印象。没有匆忙地把亲戚们叫到居里夫人的床边来，她看见他们的聚集，心里会突然感触到那可怕的结果已经确定。
她的体温总是在40度左右，医生们一时也弄不清她为什么高烧不退。直到最后从日内瓦请来一位医生才下了结论：是爆发性恶性贫血。
于是开始了人们称之为“缓慢的死法”的那种折磨人的、残酷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肯灭亡的身体以一种疯狂的决心抗拒着死神。
艾芙在她的母亲身边还需要作另外一种战斗，因为在居里夫人还很清醒的头脑里，并没有想到过自己要死，这种奇迹必须设法保持住，使居里夫人不受这种不能以安命思想慰解的巨大痛苦。主要是，一方面必须设法减轻她身体上的苦楚，另一方面还要安定她的身体和精神。
血液里的红白血球数目减少得非常快，这是一种无法控制和治疗的绝症。但居里夫人却因此而放了心，不必为胆囊结石开刀了。她自己也知道她只能听天由命，因而根本不再为病情去操闲心。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最后一次用颤抖的手拿起温度表，体温突然下降！她微微笑了一下。
艾芙连忙安慰妈妈说：“这是病开始好的征兆，……”艾芙坐在妈妈床边，心中祈祷上帝保佑妈妈平安度过这一关。
居里夫人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挺立不动的山群说：“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告诉……”
过了一会儿，居里夫人看了一眼茶杯，想用茶匙搅动一下，忽然她像梦幻般地低声说：“用镭，还是用钋制作……”接着是一些吐音不清的低语。
艾芙惊恐地请来医生，医生想进行抢救，居里夫人突然用微弱、但还清晰的声音说了她一生的最后一句话：“不用了……让我安静点吧。”
她一生喜欢安静，讨厌闹哄哄地做一些实质上无用的事。
1934年7月4日凌晨，居里夫人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人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藏在渐渐冷却的身体里面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
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消瘦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居里夫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伟大的学者走完了她一生的坎坷之路。
医生在死亡报告上写道：
居里夫人于1934年７月4日在桑塞罗谟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已不起反应，很可能是由于长期受到辐射而引起的病变。
全世界各国都以沉痛的心情报道了居里夫人去世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大学、科研机构、科学家的唁电不断向巴黎涌来。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床上休息。科学家们和家人一直在房间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
居里夫人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僵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7月6日下午，在亲人好友陪伴下，居里夫人被葬到了皮埃尔的墓地里。布罗妮娅和约瑟夫从波兰带来一把祖国的土，轻轻地撒在她的棺木上。墓碑上写着：
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卡，1867—193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