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镭元素

在成名的道路上，流的不是汗水而是鲜血，成功者的名字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写成的。——居里夫人

进入索尔本大学求学

火车经过了德国西部有名的莱茵河，就正式进入了法国的领土。车中乘客那悠然自在的神情，与有些忧郁的波兰人们大相径庭，玛丽被这种自由的气氛所感染，她几乎忘记了漫长旅途的寂寞。

在巴黎，来自世界各地寻求自由的人们忘记了不同的人种和国籍，每个人都讲着自己国家的语言，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玛丽一到巴黎就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爸爸：

我已经安全地到达巴黎了，这里很自由也很和平，就连人们的脸上也闪耀着在华沙的时候看不到的光芒，我羡慕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姐姐非常健康，姐夫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今天他们带我去参观巴黎的名胜古迹，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宏伟庞大的建筑，让我大开眼界。

索尔本大学给了我非常大的惊喜，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进入那里去学习，无论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1891年11月3日，索尔本大学理学院正式开课了，玛丽成了理学院的一名学生。

玛丽总是提前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座位上，她希望能一字不漏地听清楚那些穿着黑色礼服的教授们的每一句话。

刚刚在彩色照相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李普曼教授为他们讲授物理学实验。

非常有趣的是，李普曼教授以前在读书时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他只注重学习他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结果没有通过取得教师资格的考试。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巨大才干，使他终于在1883年被任命为数学物理教授，1886年被任命为研究实验室主任。

李普曼教授的讲课不仅条理清晰，而且很有分量，他常常告诫学生说：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事业的进展则十分缓慢。”

玛丽听到这种颇带哲理的话时，渴望迅速进入科学殿堂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李普曼教授也注意到了一位外国来的女新生总是坐在第一排，目不斜视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认真听着他的一言一语。

李普曼教授也许会想到这是一个十分勤恳的女学生，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位不喜欢说话的女学生，后来竟比他早了三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玛丽开始上课，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两方面的困境。

一是她原以为自己的法文很不错，但教授们讲课时稍快一点，她就跟不上了，听懂了这一句却没听清楚下一句，弄得她好不尴尬。

二是她原以为自己的中学学习成绩很不错，到法国听大学课程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她很快发现对自己原有的水准估计过高。更加之高中毕业已过去了八年，这期间虽然自学过一些课程，然而毕竟太凌乱，而且不够透彻。

以上两方面的困难，使得玛丽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学习，以弥补现有的不足。她在尽力争取，以便快点赶上学校的教学进度。

每天课程一结束，她就夹着课本急匆匆地回到位于德意志路92号布罗妮娅的家，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埋头学习。

在大学里，玛丽整天都是听讲、记笔记、做实验。从学校一回到家里就早早地吃过饭，然后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整理笔记，复习那些实验记录，然后就开始自修数学和物理。

玛丽是那么珍惜生命中的一分一秒，她甚至连多说一句话的时间都不肯去浪费。

巴黎举世闻名的景色和胜地，玛丽根本没有时间去光顾。她的幸福和乐趣，都在拼命学习之中。

玛丽的姐夫德卢斯基大夫在布罗妮娅回波兰去时，负责照料玛丽。他为玛丽那样玩命地学习感到担忧。他觉得实在有必要劝一劝她，便对她说：“玛丽，你很有天赋，这点我承认；你也应该努力，以期不辜负这份天赋，这也可以理解。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一天到晚在室内学习而不出外活动一下，对健康是很不利的。因此，我有义务帮助你改变这种过分的做法。”

但德卢斯基大夫的劝告，甚至强迫，都收效甚微。有一次，他买好了音乐会的票，告诉她是波兰歌唱家演唱的，玛丽才舍弃了晚上极其宝贵的学习时间，由姐夫陪同去欣赏了这次音乐晚会，而且玛丽也的确为这位优秀的波兰歌唱家演唱波兰歌曲而激动万分。

但听毕以后，玛丽又万分后悔，觉得这一晚上时间没用来学习功课，实在是太可惜了。虽然当时的确很激动，但事后她又认为现在应该把这份激情保存起来，先埋头学好科学知识，以后才有振兴波兰、为波兰效力的机会。因此，玛丽从此谢绝姐夫一切好意的邀请。

玛丽住在布罗妮娅家里，的确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这对初到巴黎的玛丽来说大有好处。半年过去后，玛丽对这里的环境逐渐熟悉和适应了，她开始觉得应该自己去找一间房子租下来，一个人独住。这其中原因完全是玛丽从有利于学习的角度出发而考虑的。

其一是，布罗妮娅的家离索尔本太远，乘公共马车得一个小时，来去在路上就花费了两个小时，这样既使身体疲劳，又无端地浪费许多钱；其二是布罗妮娅的家虽然很温馨，但也有难以忍受的时刻，对玛丽来说，所谓难以忍受是指妨碍她学习的事情。

玛丽的姐夫是一位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喜欢音乐、广结人缘的人，白天看完病人后，晚上就会有许多波兰侨民聚到他们家来，大声争论当前的国际形势，激动时高唱波兰歌曲，姐夫兴致一来就大弹一阵肖邦的乐曲。

而晚上正是玛丽最看重的学习时间，但争论声、歌声和琴声往往使她心烦、焦躁，无法安心学习。再者，半夜三更常有病人来叫门，结果常常扰得玛丽不能很好入睡。

到1892年初，玛丽在向布罗妮娅和姐夫作了许多解释之后，终于在离学校不远的拉丁区找到一间四楼顶端的小阁楼，她把自己的一点东西趁着假日搬了进去。

3月17日，她给哥哥约瑟夫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搬家的原因，以免哥哥会产生误解。她写道：

你大概已经从父亲那儿获悉，我决定搬到离学校近一点的地方居住，为了几种原因我不得不迁移，尤其是这个学期不得不如此。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了，我现在就是在福拉特路3号新居给你写信的。这间小屋子很合适，也很便宜。一刻钟我就可以到化学实验室，20分钟就可以到索尔本。当然，若是没有德卢斯基夫妇的帮助，我绝不能把一切安排得这样好。

我比以前住在德意志路的时候用功一千倍，在那里姐夫经常不断地打扰我，当我从学校回到家时，他简直不允许我做别的事，只让我坐着陪他闲谈。

为了这件事，我不得不和他宣战。

玛丽从此独自一人居住，开始了她传奇般的斯巴达式不近人情的艰苦生活。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姐姐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玛丽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的积蓄，还有她父亲给她寄来的一点钱，是每月40卢布。

然而这样的困难生活，正是当时在巴黎留学的贫穷的波兰女学生所必须忍受的，玛丽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和朋友们聊天或者是研究穿着打扮，她每天只是在埋头苦读，在忘我地读书。

玛丽每月只能花销100法郎，其中15法郎租下这间顶层阁楼，剩下的钱每天还不到3法郎。如果她像其他同学一样精打细算，例如几个人合住一间屋，每天用几小时来自办饭食，她也许可以生活得舒适一点。

但这种小聪明却使玛丽百思不得其解：到索尔本是来求知的，不是来显示小聪明和让自己舒适的。

几个人住在一起会相互干扰，自办伙食会浪费掉许多可贵的时间，利用这些时间读几页书，或在实验室里多观察一下、多做一些科学实验的分析，那是多么好呀！

玛丽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爸爸：

自从我搬到这个小房间之后，我比以前更加倍的用功学习，姐姐和姐夫也很关心我的生活。在大学里上课，读得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的基础知识还不深厚，所以我除了更加倍的努力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

索尔本大学的课程每一样都会带给我更多的惊奇与希望，姐姐经常来看我，现在我的生活里就剩下了用功学习，努力！用功！

为了节约时间，玛丽几乎每天只吃涂黄油的面包和定量的胡萝卜、樱桃之类的生菜果实，尽力不生火做饭。更何况她住在四楼顶层，没有火、水，也没有灯，如果要做饭，她得把煤和水从一楼经过六段长长的狭窄的楼梯，弄到顶层阁楼，那样太累，也太麻烦了。

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她几乎绝不把时间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由于每天只能把食品控制在3法郎以下，她几乎很少有机会吃点肉食。

玛丽没有仆人，一天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交通费用是取消了，不管天气好坏玛丽都步行到索尔本去。煤炭用量极少，她一冬只用一两袋煤球，她由街角的商人那里买来，自己一桶一桶地搬着走上那很陡的楼梯到四层楼。

为了节省开支，在玛丽的预算内把乘车费给除去了，无论任何下雨下雪刮风的日子，玛丽都得步行去索尔本大学。

玛丽灯也用得极少，天一黑她就跑到图书馆去，那里有煤气灯，而且比较暖和。玛丽坐在一张长方形大桌子前面，手抱着头，一直用功至晚上22时图书馆关门的时候才走。

图书馆关门之后，玛丽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用硬面包和冷水充饥，然后再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看书至深夜，这些已经成为玛丽的日常生活习惯。

玛丽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的时候，她是不生炉火的，除非家里有客人探访。

高强度的学习、极贫乏的食物，使玛丽刚到巴黎时那胖胖的脸明显地瘦下去，浅灰色的眼珠也逐渐失去了神采。她把自己的生命力用到了极限。玛丽自己并不在意这种极端困苦的生活。她十分清楚要想让能利用的钱坚持到取得学位的那一天，这些困苦是不能不忍受的。

但玛丽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生命的承受能力。

有一天，当她疲倦地回到顶层阁楼时，由于饥饿，她好不容易挣扎到床边时，竟晕倒在地上。幸亏那天晚上有位大学的同学来找她，不然谁也不会知道她晕倒到何时。

布罗妮娅夫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到玛丽的阁楼上。德卢斯基大夫诊断后，对布罗妮娅说：

“虚脱了，完全虚脱了！”

布罗妮娅在玛丽苏醒过来后，哽咽地问：

“你怎么啦？玛丽，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父亲交代啊？都怪我，没有好好关照你。”

德卢斯基大夫对布罗妮娅说：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她带到我们家中去，她这是饿的！我检查了一下，她这儿什么吃的都没有。而如果你要问她，她难保会说吃了，可实际上她这儿根本没吃的！真是不可思议！”

玛丽在姐姐家中，也没有经过什么特殊治疗，只是他们监督她必须吃一些富有营养的食物，再强迫让她休息。过了不久，玛丽就恢复了健康。

布罗妮娅坚决不让玛丽再回到那可怕的小阁楼上去了，但玛丽却着实留恋那只有一个天窗的小小天地，在那儿她可以心无二致地读书、思考，抬头仰望天窗外那一片夜空：有几只调皮的星星，总在那儿偷偷地窥视她的秘密，还愉快地向她眨眼。玛丽每次抬头看到它们时，心情就会感到无限温暖和轻松。

布罗妮娅最终拗不过倔犟的妹妹，只好答应她，并多次叮嘱妹妹一定要注意身体。德卢斯基大夫还郑重地对玛丽说：

“取得学士学位当然重要，但你不能太性急。你那非凡的头脑会让你通过的，用不着玩命。”

玛丽也郑重地答应以后一定要吃有营养的食品，要注意休息，但事实是，她和布罗妮娅都缺乏保证做到这一点的经济实力。

不过，布罗妮娅此后还是尽可能多地去看望玛丽，并尽力帮助她改善饮食条件。

郊外散步对安抚玛丽焦躁的心灵很有好处。绿荫覆盖的森林，起伏的山峦，湛蓝的天空，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柔静谧，轻灵而圣洁。

每当玛丽投入翠绿幽雅的大自然的怀抱时，她总会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开始神采飞扬、飘逸柔和，似乎一切归于空寂。此时天、地、人完全融为一片混沌。这时的她常常会深深感动地匍匐在草地上，让天籁在自己的心中回响。

玛丽一心向学，她快速的进步让自己都为之心醉，她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学习人类已经发现的一切东西。她一起上数学、物理、化学几门课程，并且渐渐熟悉了做科学实验的技术。

不久之后，李普曼教授就交给她一些研究工作去做，这些研究虽说不是十分重要，却给了玛丽机会表现她思想的敏捷和独创性，这让玛丽感到非常快乐。

索尔本的物理实验室是一间高而且很宽的房子，房间里很奇怪地设有两个小螺旋梯通到里面的一个走廊，玛丽就在这里运用她的能力试着做各种实验。

玛丽很热爱这种专注、宁静的气氛，喜欢这种实验室的“气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她都热爱这种环境甚于其他任何环境。

玛丽永远站着，站在一张放着精密仪器的橡木桌子前面，或站在通风罩前，忙着照料试管中被火焰烧得沸腾的熔解了的材料，她罩着一件肥大的粗布工作服，和她旁边沉思着的年轻人没有区别，他们都低头注意另外的试管或仪器。

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那些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了，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也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

1893年3月5日，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写给布罗妮娅的信上说：

你上回的信第一次谈到玛丽要考学士学位，她的来信可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虽然我问过她。你再写一封信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这些考试将在什么时候举行？玛丽可以希望在哪一天考完？需要费用若干？文凭需要多少钱？我必须预先考虑一下，以便给玛丽寄点钱去，我自己的计划也要依此决定，我打算把我住的房子再留一年，留给我和玛丽，假如她回来，这所房子很合适……

玛丽可以慢慢找到一些学生，而无论如何，我所有的都愿意与她共享。我们可以不费事地把事情安排。

1893年4月16日玛丽写给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信上说：

上星期日我到巴黎附近的兰西去了，这是一个好看而且可爱的郊区，丁香花和所有的果树都在盛开，连苹果树也开了花，空气里充满了花香。在巴黎，4月初树就绿了，现在都发了叶，栗树已是满树繁花；天气热得像夏天，到处是一片绿色。我的屋子里已经开始燥热，幸好7月预备考试的时候，我就不住在这里了，因为这间屋子只租至7月8日。

考试即将临近，但是我越觉得还没有预备好；万一实在准备得不够，我就等到11月再考，可是那样我的夏天就完了，我不大愿意。究竟如何，等着看罢！

玛丽的打算是考试如果顺利通过，就赶快回华沙。

她是多么想念分别已经快两年的父亲啊！如果7月份不能参加考试，恐怕暑假就没那份心情回家了。

玛丽实在是多虑了。7月份考完以后，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了物理学学士学位。她太高兴了，这么好的成绩真令人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她马上可以准备回波兰了！

在2000公里之外，在铁轨的另一端，有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一个家，有饿了可以任意吃饱的食物，还有一个女裁缝，只要花几个格罗齐就可以剪裁并且缝制衬衣和厚毛料衣服；这些衣服是玛丽11月回索尔本的时候要带去穿的！

现在假期已经开始了，玛丽回波兰的时候到了，她的内心又变得无比兴奋起来。

她退掉了自己租住的顶楼。

在永远离开它之前，她要把这里完全打扫干净；向她不会再见到的守门妇告别；买了一些预备在路上吃的食物；然后，计算一下她还剩多少钱，走进一家大商店，这是她一年来没有做过的事，去买一点小摆设和围巾，出国的人带钱回家是可耻的。

出国在外的人习惯最高的仪节，都要人用完所有的钱，给家里的人购买礼物，然后一文都不带，在火车站上车。

不怕困难积极进取

“玛丽回来啦！”家里人惊喜地叫道。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心疼地看着脸色苍白和明显消瘦的小女儿，不禁怜爱地说：

“玛丽，我的女儿，你瘦了，瘦多了，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玛丽紧紧地拥抱着父亲，舍不得松手。两年的思念，全倾泻在无言的拥抱之中。

在家中住了半个月左右，斯可罗多夫斯基问玛丽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玛丽本来还想再花一年多时间取得一个数学学士学位，为自己今后的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她怎么能够再向父亲说这种不近情理的话呢？父亲为了支持她读书，连一些老人应该享受的愉悦都放弃了，现在，她自己的存款已经全部用完，怎么能够再继续学习呢？她对父亲说：“我不能再回巴黎了，数学学士学位考试只能放弃。”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当然希望玛丽留在身边，而且他也不忍心让她再回到巴黎去受那炼狱之苦。但他明白玛丽的心思，知道她的追求，可他还能再帮助她吗？他老了，没有这份力量。玛丽尽力安慰父亲，说她实在舍不得再离开父亲、华沙和波兰。

正当玛丽准备放弃再去巴黎的希望时，奇迹出现了：她得到了一笔总数有600卢布的奖学金！这是她的好朋友迪金斯卡小姐为她争取到的一笔很不容易得到的“亚历山大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专门奖给在国外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的，让他们能在国外继续深造。

当玛丽得知她获得了这一意想不到的奖学金时，她真是高兴极了。她又可以在巴黎度过15个月，直至拿到数学学士学位为止了。

迪金斯卡小姐在索尔本时，常常保护玛丽，使她免受那些自作多情的男大学生们的殷勤之苦，现在她又向所有有关方面力推玛丽如何必须得到这笔奖学金：“如果这笔奖学金不给玛丽，那波兰就没有人有资格享受它了！玛丽如果因得不到这笔奖学金而辍学，那将是波兰的损失！”

发放这笔奖学金的部门被迪金斯卡小姐说服了，同意给予玛丽奖学金。

玛丽满心欢悦地重返索尔本。1893年9月15日，玛丽从巴黎写信给哥哥约瑟夫：

我已经在一条干净、秩序良好的街上，租妥了我的住屋，租金是180法郎一年，比起我以前的租房，这儿简直是一座宫殿。

接着，玛丽又向约瑟夫诉说了自己的心情：

还用得着告诉你说我很喜欢回到巴黎吗？又离开父亲确实使我感到难过，不过我能看出他老人家很健康，可以暂时不需要我，尤其是因为你住在华沙。而我的一生都决定于在这里的学习。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再留在这里，无须感到内疚。

她还为她得到数学学士学位后回波兰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她在信的末尾写道：

我不久要给勃古斯基表兄写信，请他把他实验室的情况告诉我。这将关系到我未来的工作。

哥哥约瑟夫不同意玛丽急于回波兰的打算，他劝她在法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说。他希望她能得到博士学位。

重返巴黎后更让玛丽高兴的是，当她再次出现在索尔本物理实验室时，李普曼教授高兴地对玛丽说：“你回来得正好，这个实验室很需要你在这儿工作。你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干下去！”对于教授的鼓励，玛丽当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原先的焦虑和苦恼，在这儿荡然无存。

李普曼教授知道玛丽在经费上有困难，于是让玛丽参加一项有经费的课题研究，以补充她学习费用的不足。当时钢铁和机械工业正如日中天，发展得非常迅速，汽车工业、电力工业、铁路运输工业等都在加速发展，这一切都加重了对钢铁的需求量和高质量的品位要求。但钢铁的磁化，却严重阻碍了机械工业的发展。于是，法国工业促进协会请求李普曼教授研究一个重要课题：各种钢铁的磁性性质。

玛丽很高兴自己有机会参加由李普曼教授领导的科学研究，这是提高自己科学研究水平的最好途径。但有一个困难，没有适合的实验室供她使用，李普曼虽然有实验室，但却没有合适的地方让玛丽做实验。

玛丽又一次面临危机。

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在她的生活计划中彻底抹掉了。

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遭到了失望和屈辱，她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了。

玛丽已经决定就这样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只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

她的梦想始终萦绕在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家不愿意娶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

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更加坚强了，她坚决要保持独立。

一个天才的波兰女子就这样独自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的全部留给了工作，这并不惊讶；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了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待着她，守候着他，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而那个人就是皮埃尔·居里。

正当玛丽为实验室发愁的时候，有一位瑞士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科瓦尔斯基来巴黎做学术访问。

科瓦尔斯基教授是一位波兰人，他从小就认识玛丽，所以很关心玛丽的学习近况。当玛丽把她的困难告诉教授后，教授很为玛丽着急，他是多么希望优秀的玛丽能尽快改变现状啊。经过考虑，他给玛丽想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一位在理化学校工作的年轻教授，他是一位很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且乐于助人，很富有同情心。他一定可以帮助你，他的名字是皮埃尔·居里。”

“皮埃尔·居里？”

当玛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她就很认真地询问了一下此人的情况。

“这样吧，明天晚饭后你到我家来喝茶，我把皮埃尔·居里也叫来，你们当面谈一下，好吗？”

玛丽当然同意了这个建议。

皮埃尔对磁学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他是个卓有成效的学者。

此时，35岁的皮埃尔仍然是单身一人，没有结婚。他之所以成了大龄青年，实在是由于他过度沉迷于科学研究，害怕因为结交女朋友耽误了做研究的大事。他是那种视事业为生命的学者。

当然，皮埃尔不愿意结交女友，也肯定与他对女性的看法有关。事实上，在遇见玛丽以前，他曾在日记上写道：

“天才的妇女是稀有的，一般说来，对于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来说，妇女是一个绝对的障碍。”

但是，在4月一个春意浓浓的夜晚，他意外地遇见了玛丽小姐，于是，奇迹在皮埃尔面前出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料想过的神奇世界在他面前敞开了。

在科瓦尔斯基教授家里，玛丽和皮埃尔见面了。

在皮埃尔眼里出现的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年轻姑娘，她不仅体态优美，连那柔软的卷发、灰色的眼睛、宽大的前额也显得十分可爱。甚至连她那双散发着化学药品气味的手，都对皮埃尔具有无比的吸引力。

如果说两人见面后，玛丽对皮埃尔有好感，那么皮埃尔这位从来拒姑娘于门外的男子，却一开始就被玛丽深深地吸引住了，当然其中也夹着相当大的好奇心：这位姑娘在巴黎苦读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两人很愉快地谈论起彼此都感兴趣的科学研究问题。

两位志趣相同的人在一起，永远都有说不尽的话题。人生得遇知己，该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

也许是由于玛丽那种不懂就问的态度，和她那谦虚求知的情趣，使皮埃尔感到轻松、愉悦，并产生了一种尊敬，这位很少在姑娘面前说话的人，竟侃侃而谈。

尤其是当他发现他用一些专用学术语言或数学公式谈自己的工作时，玛丽显得越来越兴奋，这时皮埃尔感到这个姑娘真非同一般。

皮埃尔还惊讶地发现，她甚至能够敏锐地发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并与他讨论。

当皮埃尔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这种惊讶时，玛丽揶揄地说：

“先生，我不明白，妇女能力有限，这种奇怪的见解您是从哪儿学到的？”

皮埃尔一边讲一边觉得一切变得多么古怪：他，一位专心致志的学者，竟在一位年轻姑娘面前大谈深奥的物理学问题！而且还郑重其事地！他也觉得有些荒谬，但他仍然高兴地说下去。

当玛丽端起杯子喝茶时，皮埃尔看见她的手指变了形，他明白这是实验室的强酸灼伤的结果，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6月一个晴朗的下午，玛丽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来到巴黎去探望皮埃尔的父母。

玛丽看到皮埃尔父母的时候不禁热泪盈眶，她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她在心里想着：他们和我的父母是多么的相像啊。

玛丽本来希望能回国的，但是如果要和皮埃尔结婚的话就不得不离开华沙而到学者荟萃的巴黎去，但是父亲怎么办？玛丽想到这些就在心里动摇了和皮埃尔结婚的念头。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实际上早就听说了皮埃尔的家庭背景，他的态度是相当的开朗。他对玛丽说：

“在生活里，不免有感觉到寂寞的时候，但是，我不能阻止你的幸福。我很明白皮埃尔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我怎么会反对你跟这样一个有前途的人去结婚呢！”

玛丽听到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895年7月26日，玛丽经过一年多的迟疑和考虑，终于和皮埃尔结了婚。

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白礼服，没有金戒指，没有喜筵，没有宗教仪式，也没有公证人，因为这对夫妇除了前一天用一个表亲寄来的礼金买的两辆崭新的自行车外，几乎一无所有。

皮埃尔每天到物理学校，玛丽也到学校的实验室去做研究的工作，只到傍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才回家。

皮埃尔和玛丽的家里也非常简陋，只有一个书柜和两把普普通通的椅子，有时候客人来了也没有椅子坐，他们也没有办法闲聊，皮埃尔的父亲在来到他们的小房间的时候说：

“我想替你们买几样家具作为新婚纪念。”当他听到玛丽诉说她和皮埃尔的生活的时候感叹地说：

“也许爱惜时光的学者们的生活就应该如此吧。”

皮埃尔每个月的薪水并不多，但是一向过惯了节俭生活的玛丽却一点也不认为辛苦。

普通的家庭主妇几乎一天都离不开家务，可是玛丽就与一般的主妇有所不同。

作为一个主妇，玛丽还有许多的杂事，例如：除了做饭、洗衣服、打扫以外，作为一名物理学者，她也得花更多的时间去继续她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她还要减少睡眠时间去准备应付各项考试。

玛丽没有多余的时间上街买东西，早晨的时候，皮埃尔还没有睡醒，玛丽就到市场去买菜，傍晚的时候，两个人还要在路途中买点东西，因为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

玛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仅仅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她没有机会去学习做菜，玛丽学生时代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都是用面包来充饥，可是做了一个家庭主妇就不行了，法国人对饮食是讲究的。

无论家务事有多么麻烦，玛丽还是每天不间断地从中抽出八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做科学研究，皮埃尔和玛丽两个人共用一盏台灯，直至深夜也没有熄灭。

1896年8月，居里夫人通过了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师的资格考试，而且她还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皮埃尔很为玛丽骄傲，作为奖赏，他带她游历了整个法国。

随后，居里夫人在舒琴柏克的支持下，在物理学校谋得了一个职位，与皮埃尔·居里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

1897年，居里夫人怀着身孕完成了论文《淬火钢的磁特性》，这显然是李普曼教授原先那个课题的研究方向。

这项研究告一段落后，她面临的任务：第一，她要做妈妈了，9月12日，她的大女儿伊伦娜·居里出生了。第二，她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

一般的母亲在有了孩子之后，都要在家庭生活和科学事业中间作出选择，但是玛丽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其中任何一个，她决心要把家庭和科学一起做好，她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玛丽为女儿请了一位乳母，自己则不再给孩子喂奶，因为自从怀孕以来，玛丽的健康就远远不如从前。医生给玛丽诊断说她的左肺有结核病变，他们怀疑这是遗传，因为玛丽的母亲就是患肺结核去世的。

皮埃尔和医生都劝玛丽到疗养院去休养几个月，但是，固执的玛丽总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说的话，并且坚决地拒绝，因为玛丽要操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她还有实验要做，有丈夫、有女儿需要她来照顾。

早晨和晚间，玛丽仍然替女儿换着衣服和洗澡，白天，乳母就带着伊伦娜去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这个时候玛丽就在实验室里面忙碌着。有的时候，伊伦娜患感冒，居里夫人就会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无日无夜地照顾着女儿。

伊伦娜出生没多久，她的祖母就去世了，从此，皮埃尔的父亲，老居里先生就搬来和皮埃尔夫妇一起住，家里的人口渐渐地多了起来，小家庭也显得热闹起来。

对于学问很有研究的皮埃尔和老居里先生都对玛丽有着极大的信心，都对玛丽表现出了赞同和鼓励。

有人说：方向选择对了，就成功了一半。这话颇有道理。好在这时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正处于激动人心的科学时代，有才干的人找研究方向并不太让人为难。

共同攻克科研难题

19世纪末，正当物理学家们为经典物理学的辉煌胜利举杯祝贺时，正当一部分科学家宣称物理学的大厦已经最初建成之时，从1895年玛丽和皮埃尔·居里结婚的那一年起，一系列从未预料到的伟大发现突然相继涌现。

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元素的天然放射性；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又发现了电子。这一系列发现，在物理学家、化学家面前展示出了一个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神奇世界。

居里夫人正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选择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于是她在大量文献中寻找她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在阅读了近几年的科学期刊后，居里夫人注意到了贝克勒尔教授的关于铀射线的论文。

这种铀射线颇有点神秘色彩，而且有一个问题让她不明白：铀射线的能量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贝克勒尔和许多科学家的一个问题。

居里夫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她曾说过：这项研究很有吸引力，它是全新的，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与皮埃尔商量了以后，她决定以这个问题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从明天开始，我要到巴黎所有的图书馆去查一查，我们手头的资料太有限了。”玛丽和皮埃尔商量。

“是啊，是该去查一查。”

对研究方面非常有经验的皮埃尔总是像玛丽的老师一样，给她提出很多很重要的忠告。于是，玛丽一刻不停地奔波着，跑遍了所有的图书馆，查阅了所有最新的研究报告。

居里夫人的决定聪明而又大胆。

首先，这个能量来源的问题十分棘手，用已有的科学概念几乎无法对它作出解释，可玛丽偏偏选中这种难度大、内容新颖的研究课题，非大智大勇者不敢为也！

其次，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想要成为理科博士，她明白，要想同男人建立平起平坐的关系，她的论文必须有独特的内容和实质性的科研成果。

再次，居里夫人也许是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发现，贝克勒尔的重要发现尚未被人们重视，几乎还没有人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选这个题目做研究，取得成功的机会会比较大。

但与此相随的困难是参考文献太少，几乎一切都得自己从头干起。玛丽还发现除了贝克勒尔1896年提交的几篇学术报告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参考资料了。

1897年底，居里夫人在皮埃尔的帮助下，在理化学校找到了一间以前用来存放东西的小房间作为她的实验室。

刚启用时，房里到处是厚厚的灰尘，霉气的味道足可以让人闻了就立即作呕。

小房间里什么都没有，而且是临时加盖的，没有地板，玻璃板的屋顶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就会漏雨。房间里冬冷夏热，只有一具坏了的火炉，四张长短不齐的桌子和一个非常破旧的黑板。

居里夫人对这些困难都不在乎，她为有了可以做实验室的地方而满心喜悦：“好了，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实验室！”

是的，这儿的确是居里夫人的“第一个实验室”。以后她又换过许多次实验室，但这儿却是起点站，而且她要研究的是如此重要的课题，因此，她兴奋而满意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居里夫人精确地、定量地测定了铀射线以后，她作为一位优秀科学家的素质在这时充分地显露出来了。她越是研究的深入，越是感到铀射线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性质，与以前所有的研究结果大不相同。

于是，居里夫人正好在贝克勒尔止步的地方勇敢地向前迈出了一步，即虽然现在只观察到铀可以自动发射“铀射线”，但是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只有铀元素是唯一能发出这种射线的化学元素。

别的元素就不能发射这种射线吗？贝克勒尔也许是由于一种偶然的原因先在铀元素里发现了它，但若因此就把它设定为只有铀元素才具有的发射本领，那未免有些以偏赅全了。

于是，居里夫人决定检查当时知道的所有元素。她先找来几种矿石和化学物品做了试验。初步结果表明，放射性是一种原子特性的表现，她据此推断有新元素的存在。

玛丽的直觉告诉她自己这种未知的物质一定存在，她也已经宣布了它的存在；但是她还需打开它的秘密。现在她必须以实验证实假定，把这种物质分离出来才能够公布：“它在这里，我已经看见它了。”

她知道要从矿石中提炼出这种极其微量的元素绝非轻而易举的事，但她下定决心要投入到这一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化学分析中去。

发现一种新元素，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和美丽的梦想，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研究目标！从古至今几千年，也不过才发现80种左右的元素，每种新元素都使发现它的幸运者在科学史上永久驰名，如果她能再增添一种，那该是一件多么有价值的、多么吸引人的研究啊！

皮埃尔热切地关注他妻子实验的迅速进展，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工作，可是时常以他的意见和劝告帮助玛丽。鉴于玛丽的研究有重大价值，于是决定暂时中断他自己在晶体方面的研究，与她合作共同寻找这隐藏得很深、很巧妙的未知元素。

一种新物质！这是一个引诱人的假定。不过，它仍只是一个假定而已。直到此刻，这种放射性很强的物质只在玛丽和皮埃尔的想象中存在，但是它很稳定地存在着！

有一天玛丽用一种勉强克制着激动的声音对布罗妮娅说：“你知道，我不能解释的那种辐射，是由一种未知的化学元素产生的……这种元素一定存在，只要去找出来就行了！我们确信它存在！我们对一些物理学家谈到过，他们都以为是试验的错误，并且劝我们谨慎。但是我深信我没有弄错！”

这是一个独特生活中的独特时期。外行人对于研究者和他的发现总有一种完全错误的浪漫观念。

实际上“发现的瞬间”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学者的各种工作都是极为细致的，成功的把握不会在他的艰苦进程中像闪电那样突然闪现，以它的光芒使人眼花缭乱。

玛丽站在仪器前面的时候，也许没有突然感到获得胜利之后的陶醉，这种陶醉的心情却化成了好几天的坚决工作，为一种极大的希望而兴奋。但是在她费脑力进行严密推理，证实了自己是在追踪一种未知的物质之后，她把这个秘密告诉她的姐姐——她的同盟，那时候她一定是高兴极了。

这两个姐妹并没有说什么表示亲爱的话；然而一定是在一种充满了回忆的狂喜中重温了等待的几年，重温了她们相互的牺牲，重温了她们学生时代度过的充满了梦想和信心的艰苦生活。

四年以前，玛丽写过下面几句话：

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既然有做某种事情的天赋，那么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这种事情做成。

这种“事情”，乃是把科学送到一条没有人料到的路上去。

艰苦实验发现新元素

1898年7月，居里夫妇开始联名发表文章。他们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沥青铀矿中的一种新的放射性物质》。

为了将不同的元素分开，需要很好的设备，但居里夫妇没有，他们只好用土法苦干，先用他们的静电计设备测定沥青铀矿矿石成分具有的放射性强度，以此为线索追踪放射性元素隐藏在什么成分中。他们两人在实验室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干，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居里夫人更加辛苦，她还要给女儿伊伦娜喂奶，一天得往家里跑几次。

几个月过去了，在不知不觉中，实验室窗子射进的阳光开始灼热逼人，原来是夏天来临了。他们没有白费时光，在这几乎和外界断绝来往的几个月里，居里夫妇终于将沥青铀矿中所有成分都分离开了。让他们又惊又喜的是，他们发现的不是一种具有放射性很强的化合物，而是两种！其中一种是沥青铀矿中含钡的化合物，另一种是含铋的化合物。这就是说，如果居里夫妇他们的推断合理的话，则一种新元素隐藏在含钡的化合物里，另一种隐藏在含铋的化合物里。

居里夫妇又进一步确证，在含铋的化合物中，铋的放射性并非来自铋本身，而是混在铋内的一种极其微量的元素。经过反复实验，他们认为可以利用两种金属溶解度不相同的特点进行再分离。加水使铋盐溶解后，从首先沉淀下来的渣滓中找到了放射性特别强的物质。

新的发现正向居里夫妇热情地招手！他们怀着激动而急迫的心情，加快了工作的进程。到1898年7月的一天，他们终于在铋的化合物里找到了一种新元素。

那天晚上居里夫妇回到家时，皮埃尔发现妻子陷入了沉思之中，久久地不说一句话，皮埃尔没有打扰她，知道她一定是在想什么重大的事情。

突然，居里夫人激动地抓住皮埃尔的手说：“我侨居在远离祖国的土地上，可怜的祖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我要让祖国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想把我们刚刚发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解放了的元素叫做钋。”

这一决定充分说明，居里夫人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法国人了，而且正在崭露头角，有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她并没有背弃她青年时期的志向和热情，没有忘记波兰人仍然在俄罗斯的奴役下痛苦地生活着。她不仅建议把新元素取名为钋，而且还把他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在法国还没有发表之前，就寄一份给波兰的表兄勃古斯基。

当初，居里夫人正是在勃古斯基领导下的实验室里迷恋上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她的这一行动，想必一定会使斗争中的波兰人民大受鼓舞，使他们在苦难中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沥青铀矿是一种成分复杂的矿石，它以铀为主，另外则含有多种其他元素的杂质，包括银、铜、铋、钡、锶和钴等金属的化合物，这些杂质中究竟哪一种成分含有放射性呢？这只能靠化学方法分离后，再用静电计比较其游离电流的大小才能鉴别。

这样，居里夫妇一边用物理仪器测试，一边进行化学分析，结果发现含铋的成分显示出强烈的放射性，其强度比同样质量的铀强400倍！

1898年7月18日，居里夫妇把这一发现提交法兰西科学院，由李普曼宣读。但是，科学院不予承认，这主要是人们的保守思想在作怪。

居里夫妇认为，用放射性方法检测、寻找新的元素是一种很有希望、很有效的化学分析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比光谱学分析方法更灵敏。

但是，由于人们对放射性所知不多，因而不大相信可以用放射性方法来寻找、确定新的元素，仍然认为只有用元素的特征光谱才是确定新元素唯一可行的方法。

科学院也拒绝把放射性方法作为识别元素的依据。除此之外，科学院还认为从化学角度来看，钋的化学特性和铋的十分相近，未必是一种新的元素。

直到几年以后，居里夫妇成功地提炼出纯净的钋盐，并得到了钋的特征光谱后，科学界才承认了钋的存在。

找到了钋元素以后，居里夫妇决定休假一次，作为对艰苦工作的报偿。他们乘火车去了法国南部奥弗涅，到大山和森林中呼吸新鲜空气。

在实验室里呼吸了几个月各种化学药品放出的毒气后，呼吸到沁人心脾的空气，真是一种高级享受。他们整天漫步在田野、森林、山丘之中，尽情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体验生命和大自然的美丽，让他们内心的和谐与大自然的神奇产生共鸣。当然，在流连于野外时，他们并没有忘记讨论新元素钋和另一种亟待他们去发现的新的放射性元素。

9月份，居里夫妇又回到那间小小的实验室，以新的热情急不可待地投入到继续寻找新元素的工作中。但这时发生了一件让居里夫人感到伤心难过的事情。

她的姐姐布罗妮娅和德卢斯基大夫决定回波兰去，在波兰南部喀尔巴阡山麓的一个地方开办一所肺结核病疗养院。

他们和玛丽一样，时刻不能忘怀自己的祖国，因此决定回去为改善波兰人民的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玛丽虽然感到难分难舍，但心中仍然为布罗妮娅他们的选择而感到骄傲。

1898年12月2日，玛丽在给布罗妮娅的信中写道：

你想象不到你给我留下的空虚之感。你们两个人一走，除了我的丈夫和小孩以外，我对于巴黎一无留恋；而且除了我们的住房和我们工作的学校之外，现在我似乎觉得巴黎已经不存在了。

这时，居里夫妇正在为寻找另一种放射性新元素而殚精竭虑，除此之外，居里夫人还得非常用心地照料女儿。他们很穷，收入不高，得精打细算才能让一家三口人正常地生活下去。她在一本食谱上写道：

我用八磅果子和等量的冰糖，煮沸十分钟，然后用细筛滤过，这样可以得到很好的果冻，不透明，可是凝结得很好。

也正是在这期间，居里夫妇寻找第二个新的放射性元素又获得了成功。

1898年12月6日法国的《论文汇编》上发表了他们的第二篇文章《论沥青铀矿中含有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新物质》。在论文中他们写道：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第二种放射性非常强的物质，其化学性质与第一种，即钋完全不同。例如，钋在氨的作用下完全沉淀，而新发现的物质和钡的化学性质很相似，它不会在氨的作用下沉淀。用硫化氢、硫化铵或氨都无法使之沉淀。

而且像钡一样，其氯化物溶于水，却不溶于浓盐酸和酒精。由它可得到钡的光谱，那是很好认的。但我们相信，这种物质尽管绝大部分由钡组成，但必定有一种产生放射性的新元素，其化学性质极其接近于钡。

我们取得了这种物质的氯化合物，它们的放射性要比类似的铀化合物强900倍。

德马尔赛对我们的新物质进行了光谱分析，发现了一条光谱线，这条光谱线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元素。这条线的强度随着含这种物质较多的氯化合物放射性的增加而增加。

种种理由使我们相信，新的放射性物质中有一种新的元素，我们建议将它命名为镭。

他们在文章中还给出明确的实验对照：钋和镭的放射性比铀和钍大得多。底版在钋和镭的作用下30秒即可得到极清晰的影像，而如果用铀和钍就要几小时才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镭的发现为科学家提供了比铀强几万倍的射线源，所以使放射线的研究突然变得十分活跃起来，有关放射线的论文数量大大增加。但是，人们对于居里夫妇的发现仍有很多非常谨慎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人们也有权利提出问题，而且正是因为人们提出了许多怀疑的问题，才使得放射性钋、镭元素的进一步研究取得迅速进展。

对于新元素的发现，化学家更是素来十分谨慎的。按照一般的习惯，一种新元素只有在看见了它、接触了它、称量了它，用各种酸加以对比，把它放进了瓶子里，并确定了它的原子量后，化学家们才会相信它的存在。

而现在没有一个人见过纯净的镭和钋，也不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因此持怀疑态度的化学家不少。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化学家更明白地宣称：“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和钋。把它们的原子量测出来了，放在瓶子里让我们看见它们的纯品，我们就相信，否则无法相信！”

为了平息各方面的怀疑乃至反对意见，对于居里夫妇来说，1899年的任务就是设法提炼出纯净的钋和镭，并精确测出它们的原子量。

不懈努力求出分子量

从人群中随便找到一个人，让他阅读关于镭的发现的科学报告，瞬时间他就会相信镭是存在的；因为一般人的批评力并不敏锐，同时一般人所受的专业教育也使它更有缺陷，因此他们的想象力总是很新鲜，遇着出乎意料的事实，无论它显得如何奇特，他们总肯接受它，并且对它表示赞叹。

有一个物理学家，是居里夫妇的同行，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的态度，就稍微有不同了。钋和镭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以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放射性物体的自发放射如何解释？这种发现动摇了全部已经得到的基本概念，并且和已经在人们大脑中根深蒂固的物质成分的观念相反。

因此，这个物理学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他对于皮埃尔和玛丽·居里的工作极其感兴趣，他也看出他们所研究的成果的发展是无限的，但是他还要等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再表示意见。

化学家们对于居里夫妇他们所发现的物质的态度甚至更不含糊。依照化学定义，化学家们对于一种新物质只有在看见了它，接触过它，感受过它，检查过它，用其他物质加以对比，把它装在瓶子里，并且确定了它的“原子量”时，才会相信它的存在。

但是直至现在，没有人看见镭，没有人知道镭的原子量；因此，忠于科学的化学家的结论是：“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把镭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们。”

为了要把钋和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为了要向世界证实他们所发现的新物质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为了要使自己完全有把握，居里夫妇还要辛苦地工作四年。

为了提炼出纯净的钋和镭，居里夫妇在此后的四年中进行了科学史上最艰难的拼搏。

他们托奥地利一位教授从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那儿免费弄到一吨矿渣，矿方同意把储存在一片松林中的沥青铀矿残渣免费送给居里夫妇。接着又有一个问题得立即解决，原来的小实验室放不下这一吨矿渣，怎么办？这时舒琴柏克校长主动出面帮他们寻找合适的实验室。

那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室啊！是一所既类似马厩，又宛若马铃薯窖那般简陋的房子。实验室就跟一间漏雨的棚子一样，冬天潮湿，而在温和的天气里就会感到非常之热。

若不是在工作台上看到一些化学仪器。它没有具备任何一种不可缺少的化学实验室的条件，比如化学实验室用的各种防护罩。从健康的角度出发，这里完全不适合做这种放射性化学实验。但是，在当时既没有人知道放射性的危险性，而他们也没有更好的条件。

居里夫妇根本没有条件考虑这种种困难，他们完全被一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所激励。他们反而认为，这个被认为放死尸都不合格的棚子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它那么破旧，那么没有吸引力，因此绝不会有任何人会不允许他们自由使用。

矿渣运来了，这些气味不好闻的渣滓竟成了居里夫人眼中的宝贝，路上的行人不免奇怪地瞧着她，因为她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那么高兴。

一天早晨，一辆像运煤车的载重马车停在娄蒙路的学校门前。有人通知了居里夫妇，他们穿着实验室的工作服，不戴帽子就跑到外面来了。皮埃尔仍然保持他一贯的平静态度，但是玛丽看见人们辛苦地把一些口袋往下卸的时候，按捺不住自己快乐的心情。

这是沥青铀矿，是她的沥青铀矿，几天以前货车站已经通知她运到了！她的好奇和急躁使她很兴奋，她要立刻看看她的宝贝。她剪断绳子，打开那个粗布口袋，把双手伸进那暗无光泽的棕色矿物，里面还夹杂有波希米亚的松针。

镭就藏在那里面，居里夫人要从这种像街上的土一样没有生气的东西里面提炼出镭来，即使她必须炼制一座山那样多，她也一定要做到。

居里夫妇作了分工：皮埃尔身体不好，继续研究镭的特性；玛丽则负责从矿渣中提取纯的镭盐。玛丽干的是连男人干起来也嫌累的重体力活，她每次要把20公斤的矿渣放进一个大锅里，用水加热直至沸腾，然后把这些沸腾着的溶液从一个罐子倒进另一个罐子。

提炼需要硫化氢，而硫化氢是一种有毒的气体，那灼热的、有毒的、刺鼻的蒸汽呛得她剧咳不止，眼泪也不停地流向两颊、颈上，她没办法拭去泪水，还得赶紧用一根很沉的铁棒搅拌这些熔化了的矿渣。

没有通风罩，居里夫妇只好把这道工序放到院子里面露天进行。如果碰到雨天，他们只好把实验设备搬到室内，把门窗全部敞开，让空气流通，否则他们会被刺鼻的浓烟呛得无法继续工作。点火、熔化、过滤、沉淀、倒出、再熔化。每天，居里夫人像一个锅炉工一样干着沉重的体力劳动。

皮埃尔开始感到全身疼痛，有时连起床和行动都感到困难。玛丽更惨，她面无血色，浑身无劲，有时像得了嗜睡病一样，整日昏昏沉沉的。他们两人真是将自己的付出用到了生命力的极限。有一次，皮埃尔在筋疲力尽的一天过去后，沉重地对玛丽说：“我们选择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1902年3月28日，居里夫人在记录本上兴奋地写下：“Ra=225.93，即一个镭原子的重量。”

当这几千次分步结晶的产物最终提炼出来时，他们两人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但他们的兴奋之情难于言表！

这天夜晚，玛丽穿上衣服准备出门，皮埃尔知道她又想到实验室去看她的宝贝，于是也戴上帽子跟了出来。外面漆黑一片，他们顺着几年来闭着眼也会走的路来到实验室，打开门走进去。

玛丽轻声说：“千万不要开灯，你瞧！”

宝贝就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一缕略呈蓝色的荧光在那儿愉快地闪耀着，宛若神话中的小仙子在黑暗中向她挥手致意。

“我的梦应验了，我曾多少次在梦中看见它熠熠发光，现在它果然发光了。”居里夫人激动地小声说。

居里夫妇找到一张有草垫的椅子坐下，面向那发出神秘荧光的地方。玛丽身体微向前倾，热切地望着小仙子体内流溢出的寒光。玛丽无声地抽泣起来，皮埃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他们俩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那小仙女翩翩起舞。

居里夫人把最终测定的镭原子量，在法国科学院以《论镭的原子量》为题宣布了。科学界再也没有人怀疑镭的存在了！虽然纯金属镭还没有提炼出来，但镭有它的特征光谱，有确定的原子量，和它所特有的种种奇异特性，还能怀疑它不是一个新元素吗？

居里夫妇的实验成果终于引起了法国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极大重视，在法国，他们两人一时成了巴黎各个豪华沙龙的中心话题。法国科学院立即拨款两万法郎，用于提炼放射性物质。

无孔不入的记者们也开始把他们的目光瞄向这两位贫困而卓越的科学家，居里夫妇一夜之间成了1902年的明星。

就在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1902年5月从华沙传来噩耗，说玛丽的父亲因胆囊开刀出了意外，要玛丽马上赶回华沙。

玛丽在赶到家中时，只见到了已放进棺材的父亲。父亲那毫无表情的脸似乎因为在临死前没有见到小女儿而万分遗憾。玛丽一头扑到父亲的身上，失声痛哭起来。

玛丽是兄妹中最受父亲疼爱的一个，她曾经跟父亲约好一毕业就回来和他团聚的，可是，现在玛丽远嫁他乡，远离了自己的父亲，连生前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玛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哭着请求父亲的原谅。

玛丽听哥哥姐姐们说，父亲读了自己发表在巴黎学士学院的实验报告之后，高兴得不得了，这成为玛丽的父亲去世之前的一大安慰。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如果再多活19个月，他就会知道他的女儿为波兰人争得了更大的光荣，因为1903年，居里夫妇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如果是那样，他该会多么自豪、多么高兴啊！

上帝对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怜悯，似乎是太吝啬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