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坐标

我们必须要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力！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么大，这种事情都必须做到。——居里夫人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883年6月12日，16岁的玛丽高中毕业了。像哥哥约瑟夫、姐姐布罗妮娅一样，玛丽成绩优秀，为她的家庭获得了第三枚金质奖章。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高兴极了，他怀着骄傲的心情参加了小女儿的毕业和授奖典礼。当身着黑礼服的玛丽站在台上接受毕业证书和奖章时，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眼睛湿润了。

毕业典礼结束后，玛丽挽着父亲的胳膊，高兴而又伤感地离开了这所让人一言难尽的中学。

玛丽高中毕业后，身体显得十分单薄，现在去就业，显然还早了一点；继续深造，当然是玛丽最最盼望的，但家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取得女儿的同意后，决定让玛丽到离华沙很远的乡下去生活一年，委托农村的亲戚照料她。

一年的休假，人们也许会尽力想象有一种早熟的使命感萦绕着这位天才的少女，暗地里研究着科学书籍；可是不对，在这个叫做青春期的神秘过程中，玛丽的身体发生了些变化，她的面容出落得更加俊秀，同时她也忽然变得懒洋洋的了！

于是，玛丽兴致勃勃地来到波兰南部克拉科夫附近的乡村，过起了她一生中唯一一次闲散而愉快的田园生活。

她住在叔父克萨维尔先生的家里。克萨维尔叔叔有一个不大的牧场，养着五十多匹纯种马，在这儿，玛丽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女骑士。

除了骑马，玛丽最喜欢的是在山林中游荡。在温柔静谧的喀尔巴阡山中的森林中漫游，这真使玛丽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的愉悦。蓝天之下，是挺拔的黑枫树林，从树林的顶端望去，远处山顶上皑皑的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像是一条美丽的纱巾在蓝天下飘扬。晚间，万籁俱静，只有树枝在窗外婆娑起舞，黑暗旷野的深处偶尔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

在乡间，玛丽常常在灯下给卡齐娅写信。因为心情异乎寻常地平静，时间又是那么不可思议的充裕，她能像一个作家那样，细致生动地向好友描述乡间生活的感受。

夏天过去以后，玛丽又到另一个叔叔斯德齐斯拉夫家去过冬。斯德齐斯拉夫叔叔住在位于波兰东南、维斯杜拉河上游的斯卡罗布米亚兹小镇，叔叔是小镇的公证人。

斯德齐斯拉夫叔叔家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家庭，斯德齐斯拉夫叔叔幽默而大度，婶娘美丽而心地善良，他们的三个女儿无忧无虑，从来不会用忧郁来打发日子，欢笑几乎成了她们的专利。冬天，当大雪覆盖大地、山峦和森林时，每逢大小节日，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都会在晚上乘着雪橇一家换一家地疯狂地跳起波兰民间舞蹈。

姑娘们漂亮的彩裙在急速旋转中高高飞起，小伙子们用脚把地板跺得震天响，乐师们前俯后仰地拼命吹着、拉着华尔兹舞曲、马祖卡舞曲。每次跳舞时，玛丽都穿着波兰乡村女孩的节日礼服，成了小伙子们注目的中心。她的舞跳得太棒了，连叔叔家的三个姑娘都不得不以嫉妒的眼光，瞧着那些身穿白羊皮衣服的小伙子呼啸而欢快地向玛丽身边拥去。

1883年至1884年这一年多的乡村生活，是玛丽人生中的一个让她永远不能忘怀的驿站。1884年7月，玛丽结束了长达一年的乡间生活回到华沙。

年近花甲的父亲简直认不出自己心爱的小女儿了。个子长高了，身体也丰满了，完全像一个发育很好的波兰农村姑娘了，只是那一双深陷进去的眼睛，仍然像以前那样熠熠闪光，透露出一股对社会、对宇宙执著而狂热的好奇。

玛丽高兴地紧紧拥抱着父亲说：“爸爸，我回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么健壮，真好！”

玛丽环视一眼新搬的家。新家位于她童年学校的旁边，这儿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居住面积比以前小了许多。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对女儿说：“房间小了一些，是吗？啊，是这样的，我们决定不再收寄宿生了，你们都大了，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家庭环境。”

“太好了，爸爸，您的决定总让人高兴。”

“我想，虽然少了一些收入，但我可以在这安静的环境里，找些近期出版的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书籍，一方面浏览一下，另一方面可以找些合适的内容翻译出来，赚点稿费贴补家用。”

玛丽难过地看着日渐衰老的父亲。在妈妈去世六年多以来，为了儿女们的学习，他将他的一切都奉献出来了。

父亲嗜书如命，但为了多赚几个钱，他把宝贵的时间差不多都用来辅导十来个寄宿生，几乎放弃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那额头上深深的沟纹，那日益稀疏的白发，还有那日益暗淡下去的眼神，无一不向玛丽展示了父亲的付出。

“爸爸”，玛丽激动地说，“我已经17岁了，我可以当家庭教师维持自己的生活，不能让爸爸您再为钱去奔波了。我说的是真的！”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也假装十分认真地说：“啊，我说过你说的是假的吗？啊，没说过吧？”接着，两人相抱，大声欢笑。

在欢笑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又是欢欣，又是抱歉地说：“我的小女儿能赚钱自立了，哈哈，真让人高兴啊！不过爸爸也内疚，如果有钱，本可以让你去深造的。”

玛丽抢着说：“爸爸，您不是说过，贫穷是一切艺术和职业的母亲吗？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深造是我的追求、梦想，我想总有一天我会靠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的。”

“好，爸爸就喜欢像你这样有志气的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说。

不久，玛丽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然而，当她真正走入社会的时候，她就异常惊奇地发现，这个呈现在她面前的社会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与她心灵中编织的玫瑰色的梦想大相径庭，而且几乎是格格不入。

决定去巴黎深造

在当时的波兰，那些家长常常瞧不起谋职的家庭教师，认为这些“懂得一点知识的穷人”理应对富家小姐曲意逢迎、强颜欢笑。

如果小姐出门未归，误了授课时间，家长们往往不会为女儿的行为感到抱歉，请求老师原谅，反而会像对下人说话那样满不在乎地说：“小姐还没回来，因为她不太喜欢读书，玩起来就会忘记一切。不过，她还小，这是不足为怪的事，你等一下，她会回来的。”如此等。

玛丽的心中窝着一股火，但为了不丢掉一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家教，只好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在那儿等待学生的归来。

更让人生气的是，到每月该付授课费时，这些富人忽然都成了莫里哀剧中的“阿巴贡”，为少得可怜的几个钱一拖再拖。

每一次玛丽受到这种窝囊气，回到家就会气愤地说：“可恶！这些为富不仁的人真可恶！讨厌！”每逢这时，布罗妮娅都会低声安慰她，慢慢抚平妹妹心灵上的委屈、创伤。

这种日复一日、缺乏刺激的生活，对于青年人是一种最危险的麻醉剂，多少有志青年在这种平庸的生活中失去了理想、追求和激情，最后成了一个成天发牢骚的、不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玛丽也有过这种危险的心态：感到无聊。

这种平庸的生活如果继续持续下去，肯定会损害玛丽的心态，但幸亏她结识了一位比她大十来岁的中学女教师皮娅塞茨卡小姐。玛丽被这位知识渊博、意志坚强的女人吸引住了。

皮娅塞茨卡小姐熟悉波兰以外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她的帮助下，玛丽逐渐知道了法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斯宾塞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综合哲学”，还知道了法国微生物学创立者巴斯德的“生源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及他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还有法国生理学家伯纳德的最新发现。

玛丽强烈的求知欲望，立即在皮娅塞茨卡小姐激情的讲述中被煽动起来，像冬眠结束的熊一样，一旦苏醒过来，就会很快产生强烈的食欲。

对于像玛丽这样的人，正如培根所说的那样，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在她的精神和心灵，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

在皮娅塞茨卡小姐的劝说下，玛丽和她的两个姐姐一起参加了一种半公开半秘密活动的“流动大学”。

在流动大学里，玛丽他们定期请一些有学识的教师，为需要知识的青年们讲授解剖学、自然科学、社会学和博物学等课程。这样，一方面增加了自身的学识，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增强了对祖国未来发展的信心。

除了听课以外，“流动大学”的成员们还到工厂和其他一些急需文化知识的地方去讲课，传授文化知识。玛丽被分配到一个缝纫工厂去为女工们服务。她热情高涨地为女工们朗读，还设法为大家组建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如果循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下去，玛丽也许会成为一位坚定的职业革命家，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父亲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从小就引起她强烈的神秘感，这种朦胧的神秘感，想必已经在玛丽的心灵深处织出了一个难解的情结，影响她的终生。

有一次，玛丽在与约瑟夫、海拉讨论青年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怎样为复兴波兰而决定自己的行动时，她认真思索后说：

我不认为参加运动是最好的方式。刚刚进入社会，自己闯一闯就会懂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对科学、数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十分缺乏，如果有了真正的知识，在关键时刻，就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正是在这种认识下，玛丽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对布罗妮娅谈起去巴黎深造的事情。这时，布罗妮娅不解地问：“你怎么突然像做梦一样想起这桩事情了呢？”

“我最近考虑了好久，也和爸爸谈过，我想，我已经想出了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了。”玛丽说。

“走得通的路？我不明白。”

玛丽心中有数地问布罗妮娅：“为了去巴黎读书，你已经存了多少钱？能在巴黎生活多久？”

布罗妮娅一定是反复算过她的存款，所以很快地回答说：“除了旅费以外，可以生活一年左右吧。可是，在巴黎念完医科大学得五年！钱差得太远了！”玛丽不理会布罗妮娅的沮丧，她继续说，“我有办法实现你和我的梦想。”

“你疯了！”

“听我说。到巴黎以后开始的第一年，你用自己的存款生活，以后我可以设法寄钱给你，爸爸也会尽力寄一点。”

“玛丽！你哪有钱寄给我？”

“靠现在这样授课一小时只赚半个卢布，当然不会有钱寄给你，但是如果我到乡村去找一家愿意供食宿的家庭当家庭教师，那我一年可以挣四百多卢布，不是就可以寄钱给你了吗？”

布罗妮娅感激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充满眼眶，她声音哽咽地说：“玛丽，我的小妹妹。”

“同时，我自己也还可以存一些钱，等你读完了医科大学，就轮到我去巴黎读书了，而你已经当上了医生，不就又可以帮助我了吗？”玛丽说道。

“小玛丽！你真好，但是当家庭教师会让你受很多委屈的。”

“你还记得阿斯尼克的诗吗？‘寻找那不为人知的新路，建造一座未来的殿堂。’我们的新路一定可以走通，我们未来的殿堂一定可以建造得更辉煌，是吗？”

布罗妮娅犹豫地说：“玛丽，你比我更优秀，为什么不是你先去。”

“别犯傻了。你今年已经20岁了，我还不满18岁，当然是你先去嘛。”

从事家庭教师职业

人们也许不太了解19世纪末期在波兰女家庭教师的社会地位。人们可能还会以为那是一种十分罗曼蒂克的职业，既高雅又受人尊敬，是一种地位很高的职业。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也会使我们不能更清楚地了解玛丽的牺牲精神。

那时到富贵人家执教的家庭教师，实际上的地位与厨娘、花匠、佣人的地位是差不多的，也许稍高一点吧。

布罗妮娅知道一个年轻的女子远离温暖的家和慈父的呵护，只身一人到陌生的富贵人家当家庭教师是一件多么令人伤心和忧虑的事情，所以她为玛丽的伟大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同时又放心不下这个还不十分经事的妹妹。她担心妹妹会在陌生、势利的家庭里受到委屈。

但是，玛丽却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了，没有给布罗妮娅忧虑和犹豫的时间。

到职业介绍所提出申请以后大约三个多月，玛丽就找到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

她能这么快地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职位，恐怕得益于她获得过一枚金质奖章和精通英、德、俄、法、波兰等几国语言文字。

1886年1月1日，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玛丽强忍住眼泪，告别了年迈慈祥的父亲和亲爱的哥哥、姐姐。她只带上简单的行李便乘着火车向北行驶，踏上了只身在外的从教之路。

玛丽要去的地方在华沙北边100公里处。在那儿，她的雇主Z先生经营着一位亲王的大片土地。

当火车终于鸣笛离开了华沙站，华沙的万家灯火已经远远被抛在后面的时候，玛丽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孤独。

以前在家，有父亲和布罗妮娅的呵护和关照，她觉得自己坚强而有力，能傲视世上一切让她觉得厌恶的东西。然而，现在她孤零零一个人坐在火车的硬座上，周围都是陌生、惊奇的眼光。

她想到，从此不会再有家中那些温柔、睿智的谈话，一切都显得那么粗俗、令人沮丧。她内心的力量和勇气似乎在逐渐消失，无名的恐惧正从四周向她包围过来。

接着袭来的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阵阵恐惧，这种莫名的恐惧无情地骚扰着她，无数可怕的、痛苦的问题紧紧地抓着她的心，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父亲显然已经衰老了，如果突然病倒我还能再见到他吗？”玛丽悲伤地想着。

如果Z先生和夫人像以前她教过的那些学生家长们那样吝啬、傲慢和庸俗，她还能忍受得了吗？她未来的学生会听话吗？能与她合得来吗？她甚至已经想象得出Z先生和夫人是如何粗鲁而令人无法容忍了。

我也许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玛丽这样想着，孤独无望而十分痛苦的泪水流到了美丽的脸颊上。

玛丽用手轻轻拭去泪水，但泪水却不断地向下流，向下流。

一切在以前显得那么美好、有力、光明的设想，怎么一上了火车、离开了亲人，就完全变成了它们的反面呢？

三个小时的火车再加上四个小时的雪橇，玛丽终于来到了Z先生的家。

谢天谢地，一切不算那么可怕，她甚至嘲笑自己在途中怎么会把一切想得那么可怕。

Z先生很有教养，也很富有同情心。Z夫人脾气虽然有点反复无常，但只要应付得当，仍然十分和蔼。他们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就是玛丽的学生18岁的布朗卡和10岁的安齐娅，也与她相处得很融洽。

在Z先生家住下一个月之后，玛丽在给表姐亨利爱特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状况：

我到Z先生和夫人家里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我现在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一直到现在，诸事都算顺利，Z家的人都很好，我同他们的大女儿布朗卡已经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这使我的生活还算愉快。至于我的学生安齐娅，她10岁了，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不过很散漫、很骄纵。总之，谁也不能要求别人十全十美。

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工作，人们只想着娱乐。这里的青年人十分乏味，女孩子除了极讨厌的以外，就是一些从来不开口的呆子，似乎也有几个比较聪明的，不过现在，我觉得我的布朗卡小姐是一颗少有的明珠，她有良好的判断力，而且了解人生。

我一天工作七个小时，四个小时和安齐娅在一起，三个小时和布朗卡在一起。工作是多一点，可是毫无关系。我的住房在楼上，宽大、安静，而且舒适。Z家儿女不少，有三个儿子在华沙；家里有布朗卡、安齐娅和3岁的斯塔斯，还有一个6个月的小女孩玛丽丝娜。斯塔斯很有趣，他的嫂嫂讲给他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的小脸显得很忧虑地问：“他会来捉我吗？他会咬我吗？”我们都觉得好玩极了！

从玛丽那幽默而有文学色彩的书信来看，她真的已经逐渐适应了Z家的生活。总体来说，她对那里的一切还是比较满意的。

Z先生和夫人的人品都还不错，布朗卡与她的年龄一样，平时俩人也比较谈得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给玛丽的一年工资是500卢布，这样的薪水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这样，她每月就可以寄15卢布至20卢布给布罗妮娅了。

一切似乎都在如愿以偿地行进和运转之中。

但玛丽生性就习惯和钟爱大胆的独创行动。她根本无法长久地容忍平庸、传统的保守生活。

她写信给同她一样是“实证论的理想主义者”的亨利爱特表姐埋怨道：

“你问大家在一起时的谈话吗？我告诉你，他们除了闲谈还是闲谈，谈话的话题只有邻居、跳舞、聚会等。说到跳舞，她们跳得尽善尽美，只是她们的教育丝毫不曾发展她们的智力，而这里又不断有一些荒唐的宴会，把她们所有的智力都消耗完了。说到青年男子也很少有聪明的，跟他们谈实证论、劳工问题，他们根本不喜欢听，恐怕以前也没有听到过。”

玛丽还是喜欢一个人散步，在散步时她能感受到大自然孕育的那种永恒的美。更奇怪的是，那些永恒的、伟大的自然定律在这时每每会突然从她的脑际闪现，它们就像浩渺宇宙中无言的星座，给她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安慰、信心和鼓励！

然而，即便是散步也有让她难过的时候。

当她遇见并知道那些沾满泥土的穷人家孩子几乎都是文盲时，她那种与生俱来的热情、无条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那种信念，使她久久无法平静下来。她内心根本无法容忍人世间这种巨大的不平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后，她终于决定同布朗卡一起考虑如何帮助那些孩子，改善他们目前的状况，让他们了解波兰语言和波兰民族的美好。

玛丽对布朗卡说，自己想利用给她们姐妹俩讲课之余，每天义务地为穷人家的孩子扫除文盲，教室就用她住的楼上的房间。布朗卡听了她的想法后不仅非常赞成，而且热情地帮助玛丽，使她的愿望得以实现。

1886年12月，玛丽到Z先生家已经快满一年了。她在给表姐的信中谈到了她的农民学生们。

我的农民学生现在已经有18个了，当然他们不能一起来，因为我应付不了，这样我每天要花费两小时的时间为他们辅导功课。星期三和星期六我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五个小时。

这种工作既不妨碍我尽我的职责，对任何人也都没有害处。我在这些小孩学习上的进展中，得到极大的愉快和安慰。

这样一来，玛丽不仅要听安齐娅结结巴巴地背课文，要教布朗卡做功课，这些事情全部都做完之后，玛丽还要上楼去，在自己的屋子里等着。

当楼梯上响起了小靴子的声音，还掺杂着赤脚走楼梯的轻轻的脚步声，于是，玛丽就可判断出，是她的学生到了。

玛丽还特地借了一张松木的桌子和几把椅子，这样她的学生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书写字了。

这间石灰墙的大屋子里有七八个老实的青年，学起字来笨手笨脚，半天拼不出一个字来，急得抓耳挠腮。玛丽和布朗卡分别辅导他们。

玛丽的这些学生都是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他们喜欢都围在穿着深色衣服的金色头发的玛丽周围，虽然他们的身上总是有一股不很好闻的味道。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不用心或者天生比较愚顽的，但是在他们大多数人明亮的眼睛里，都显现出一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

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独立地读书、写字，玛丽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有的时候坐在屋子的一头看上课的人们，那些孩子们不识字的父母会发出惊奇赞叹。在这个时候，玛丽的心就会紧缩起来。

玛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世界上的孩子们都能够有条件、有机会读书。一想到这些粗野的人里也许就隐藏着天才，玛丽就会泪流满面。

玛丽一生都是这样，总是因为别人能得到她的帮助而感到愉快、安慰，而且从不计较自己的付出。

当她是一个19岁的贫穷家庭教师时是如此，几十年后当她名震全球时，她更是如此。她从来没有在这样的道路上偏离过，而且，当她名声越大时，她的这种无条件的奉献精神就越是感人。

业余时间勤奋自学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玛丽除了恪尽职守，努力帮助农民学生，按时寄钱给布罗妮娅以外，从没忘记过自己追求的未来殿堂。

“啊，我什么时候能够坐上火车向巴黎飞驰而去？”她巴不得立即羽化升空，飞到她心中的圣殿去，加入那些有幸在大学学习的众学子行列中。但是她不能，她必须在这文化、精神贫瘠之地的农村待上五年！

有时她一想起还要在这儿熬上几年，就难免心灰意冷，觉得这简直是无法达到尽头的时间间隔。不过幸好这种失望的情绪没有完全控制玛丽，只不过像海潮那样，有时来了，但很快又会退去。她不是一个喜欢空想的姑娘，她知道如何去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近她的梦想。除了忙碌的工作之外，她把剩下的时间一股脑儿地用来埋头读书，为的是蓄积力量，以便五年后到圣殿去拼搏。

玛丽在一封给亨利爱特的信中写道：

我必须做的事很多，有的日子我从8时至11时30分，从14时至15时30分，总是忙个不停。到晚上21时，若没有意外的阻碍，我就专心看我的书，并且做自己的工作。

我养成了在6时起床的习惯，以便多用点功。

现在我同时读几种书：丹尼尔著的《物理学》，已读完第一卷；斯宾塞著的《社会学》，法文本；保罗·伯特著的《解剖学及生理学教程》，俄文本。因为专门研究一种东西会使我的宝贵头脑疲倦，它已经太辛苦了！若是在读书的时候觉得不能完全由书里吸收有用的东西，我就做代数和三角习题，这是稍微分心就做不出来的，这样它们就又把我引回正路去了。

有时遇到特别困难的问题，她就写信请教父亲。父亲总是尽他的一切可能把小女儿提的问题解释得透彻、明了，这是年迈而又为穷困所扰的父亲唯一能帮助、鼓舞女儿的方式。

父亲也鼓励她今后以物理、化学为主攻方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一生热爱物理、化学，尤其喜欢进实验室做各种实验，但俄罗斯统治者却竭力阻止波兰学生学习科学知识，实验室基本上被关闭，他的一片痴情也无法实现。

玛丽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物理、化学，但她遇到许多几乎让她丧失信心的困难。她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目十行的神童，她是通过自己的刻苦才获得日后的成就的。她在给哥哥约瑟夫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正在通过书本学习化学，但效果甚微，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做实验的地方，所以没有任何办法。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玛丽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使她那基础浅薄的知识得到提高。

布罗妮娅的来信，对玛丽来说简直是上帝带给她的福音。布罗妮娅在信中告诉妹妹，她在大学里学习得十分顺利，成绩不错。布罗妮娅还深情地写道：

亲爱的玛丽，多亏你，我才能在这片自由的天地里学习。我真是一个幸运儿，也真是不胜感激你。

你以后一定要来这个国家，那时由我来出学费。我期待你，祝你早日迎来那一天。

首次经受感情挫折

玛丽在当家庭教师时，她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大而痛苦的考验，正悄悄地向她逼近。

玛丽到Z先生家约半年多时，Z先生的大儿子卡西米尔从华沙大学回家度暑假。当他发现家中有一位楚楚动人、谈吐不俗、骑马跳舞样样精通的家庭女教师时，一下子就拜倒在玛丽的石榴裙下了。

玛丽半年多来在农村的生活中，虽然工作很忙，她也强迫自己拼命学习，然而这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与玛丽进行对等的、机敏的探讨或谈话，她有时几乎为此焦躁不安。

在玛丽面前突然出现一位从华沙大学来的大学生，而且是和约瑟夫一样的大学生！在华沙，住着她的爸爸、哥哥、姐姐、老师和朋友，仅这一点，就拉近了她和卡西米尔的距离，使她感到亲切。

所以，她不知不觉地就把卡西米尔当做自己的知音和亲人了，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可以相互交流。

接着，两人迅速坠入情网。热情、敏感和寂寞的玛丽接受了卡西米尔的爱。两个不经世事的年轻人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理想化了，以为世界上的一切清规戒律都是为别人设定的，绝不会套到他们身上。

卡西米尔认为爸爸妈妈很疼爱自己，绝不会为难他，何况他已是一个有知识的、会思考人生的大学生了。

而玛丽也天真地认为，Z先生和夫人对她很尊重，在她生日时还送鲜花和礼物给她，甚至还有意邀请她的父亲、哥哥、姐姐到他们家做客。再说自己的家庭虽然穷一点，但从受教育的角度来看，他们两家可以说不分伯仲。

所以玛丽和卡西米尔两人都以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极其美满的，一定会十分顺利地向前发展，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但是，他们两人都彻底错了，社会上的所有清规戒律、所有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规范，是为社会所有的人设定的，也是为卡西米尔和玛丽设定的。

只有极少数大智大勇者可以鄙视它，并把它踩在脚下跨越过去，大部分人在它面前只有无可奈何地受它摆布。可惜卡西米尔不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没有魄力和勇气与玛丽携手共同挣脱那无形的锁链。

当Z先生和夫人知道卡西米尔想和玛丽结婚时，他们雷霆般的震怒让这位大学生吃惊、恐惧。他的父亲气急败坏地训斥道：“我们绝不可能同意你娶一个卑微的家庭女教师！”

母亲几乎晕倒过去，她对儿子恨铁不成钢地说：“要知道，这姑娘身无分文，不得不在别人家寻事做，我们家的孩子要是和这样一个像女仆一样的姑娘结婚，你能想象别人会怎么笑话我们家吗？这成什么体统呢？”

Z夫人在结婚前也是一个家庭女教师，现在成了阔太太就忘了这段往事，以一种不可通融的决断将儿子的情丝斩断。

卡西米尔屈服了，尽管他向玛丽委婉和歉疚地解释了这一切，但玛丽的心灵上已经受到了致命的伤害，而且伤害她的人在智力上比她还低，这更使她感到伤心和愤怒。

以前她还天真地相信Z夫妇是真心地尊重她，而她也理所当然地承认和接受了这份尊重。现在她才明白，这份尊重只不过是在不触及社会最根基的等级制度时，才能像那么回事地在那儿表演，而一旦触动了那个根基，虚伪外表下的狰狞就会取而代之了！

失去爱情要比享受不到爱情更不堪忍受。玛丽纯洁无瑕的初恋，以一种想象不到的残酷方式宣布结束，这对于一个身边没有亲人关怀和劝告的年轻女子，真是可怕的打击。

尤其不可忍受的是，她的那份真情，和卡西米尔的山盟海誓、海枯石烂的豪言壮语，竟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和冰消瓦解。连最珍贵的爱情尚且如此，这人间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信赖的？玛丽突然陷入了心灰意冷的绝望之中。

1886年12月，她给亨利爱特的信中肠断魂销地写道：

你问我的前途计划吗？我没有计划，或者不如说，我的计划太普通，也太简单，不值得一提。我是得过且过，到了实在不能过的时候，就向尘世告别。这损失想必很小，而人们惋惜我的时间，也一定很短，和惋惜许多别的人一样短。

这真是我唯一的计划。有人认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不经过那种叫做恋爱的寒热症，这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如果说我从前有过什么计划的话，现在也烟消云散了。我已把它们埋葬、禁锢、封闭和遗忘了。你知道，如果想用脑袋去撞毁围墙，围墙总是比人的脑袋坚固得多。

看了这封信，我们也许会大吃一惊：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位全球闻名的科学大师，在她19岁时怎么会因为初恋的失败就产生这么可怕的念头要自杀呢？其实这并不奇怪，伟大的人物也是有血肉感情的人，更何况，玛丽承受着双重的打击：失恋和孤独，所以她的失望和痛苦也非同一般。

玛丽虽说痛苦已极，但最终她没有逃遁，她本可以一走了之，回到华沙亲人身边，既可远离让她触景生情的痛苦之地，又可以在亲人身边得到安慰，抚平心中的创伤。玛丽的可贵和让人敬佩之处是她勇敢地继续在Z夫妇家中任教。

布罗妮娅正等待着她的经济援助，而这儿的工资相当可观，再想在别的地方找到这么好的工作，不能说不可能，但谁又能料定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三个月？半年？可是布罗妮娅一个月也不能没钱吃饭呀！

玛丽不愧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当那最痛楚的时刻过去以后，她立即调整了自己的感情，把失恋带来的痛苦深深埋藏起来。她像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继续认真辅导布朗卡和安齐娅的功课，继续义务教她的那十几个农民学生。一切又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玛丽果真把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埋葬、禁锢、封闭起来了。她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殉道者，极力让自己忘掉往日可笑的一些计划。现在唯一能让她勇敢挺下去的兴奋剂，就是她可以用自己挣的钱尽力帮助家人。

1887年3月9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写有自杀念头的信的三个多月之后，她在给约瑟夫的信中写道：

我想若能借到几百卢布，你就可以留在华沙，而不必在外省把自己埋葬掉，在小地方工作会把自己埋没在穷乡僻壤，做不出什么事业来，若是你到了这种地步，我一定极为痛苦。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再希望我有一天能成为一个人物，我的全部宏愿都转移到布罗妮娅和你的身上了。我对自己的惋惜越深，对于你们的希望就越大。

初恋失败真的深深伤害了好强的玛丽，使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振作自己的意志和信心。她似乎从这次失恋中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她竟然曾经指望这些富贵人家会像她那样思考问题。真可笑！

由此玛丽又把自己的这种幼稚和可笑加以放大，结果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计划、抱负、圣殿，认为它们也许都是幼稚可笑的。

这种怀疑像麻醉剂一样麻痹着她的神经。一年后的1887年12月10日，这时她已经在Z夫妇家教了近两年书，玛丽给亨利爱特表姐的信上写道：

我的前途计划有限得很。我只梦想有一个自己的角落，能同我的父亲住在一起。因此，万一可能，我要离开这儿，还要过些时候才办得到。到华沙去住，在一个寄宿学校里找教职，再另外教课补充需用的钱，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

人生不过如此，不值得过于忧虑。

如果玛丽真这样人生不过如此地生活下去，那玛丽就不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小女儿玛丽了，就不是公立中学迈耶小姐厌恨的那个玛丽了，而我们地球上也就不会出现一位伟大的女性居里夫人了。

对于一位自尊心很强、智力很高的年轻姑娘来说，初恋因毫无理性的原因所夭折，其打击也的确非同一般。她需要时间抚平创伤，她需要时间调整自己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也需要时间客观地审视自己。

一年过去以后，玛丽逐渐从这场风暴中挣扎出来了。虽然风暴已经毁坏了周围的许多东西，但她终于慢慢从迷失中寻觅到了新的坐标。

又过了大半年，10月25日，玛丽给她最好的朋友卡齐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写出了正在苏醒过程中的内心矛盾和斗争。信中她写道：

说到我，我很愉快，并且时常用欢笑掩饰我的极度不快。这是一件我已学会了的事，我发现若是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感觉像我这样敏锐，而又不能改变性格中的这种倾向，就至少应该尽力设法掩饰。可是你想，这种办法有什么效果，又有什么好处呢？一点没有！我的活泼气质时常使我发脾气，于是，先说一些后来要后悔的话，然后再以更大的热情去后悔不应该那样说。

我过了一段很困难的日子，在回忆的时候唯一能安慰我的，乃是不管怎样困难，我还是诚实地应付过来了，而且头昂得很高。

卡齐娅，你会说我变得多愁善感了。不要害怕，我绝不会陷入这种和我的天性很不相容的恶习中，只不过近来我变得很神经过敏而已。因为有一些人尽力设法使我如此。但是等我到你那里去的时候，我一定还是像以往那样愉快、那样自在。

以前那个聪明、机智、固执和使命感极强的玛丽又要回到我们面前了。她逐渐找回了自我，又开始找回往日的抱负、梦想和那圣殿！目前对她最重要的恐怕是换一个地方，最好回华沙去，让这三年的噩梦赶快过去，让她脱离这种非常容易使人麻木的地方。

玛丽数着所剩不多的日子，默默地鼓励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别人打倒你，也不要让事情打倒你。当然，她的天性也仍然会使她尽力完成她的职责，让她的学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889年玛丽即将结束在Z夫妇家的家庭教师工作。

奔向心中的殿堂

1889年4月中旬，玛丽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华沙。

三年来，她不知做了多少回到华沙的美梦，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她曾因为这种狂喜而从梦中醒来，当她发现仍是在异地他乡，独自一人，便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让惨淡的月光和远处的狗吠陪伴自己。如今终于回到家了，她怎么会不高兴、不兴奋呢？

还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是，父亲退休后，又在华沙市郊不远处找到一份别人不大愿意干的工作——当儿童感化院院长。虽然这份工作不那么让人喜欢，但是却有着一份可观的月薪。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为了帮助需要深造的儿女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支付布罗妮娅的学费，还可以为玛丽积蓄一点去巴黎的学费。

玛丽就在回华沙后不久，又在F先生家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工作，她不得不再次离开华沙。因为她实在不愿意闲待着让年老的父亲供养她。

好在这次她离开华沙不会很久，F先生和她的女儿在波罗的海的海滨度假，不久玛丽会同F先生一家一道返回华沙。无疑，对玛丽来说这是一份很理想的工作，不仅工资不低，又可以继续待在华沙，时常可以看到父亲。

布罗妮娅从上年的4月份开始就由父亲负担学费了，现在玛丽可以为自己积蓄将来去巴黎留学的费用了。

1890年3月初，布罗妮娅的信给玛丽带来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她的学业即将顺利结束，玛丽可以到巴黎去求学了！布罗妮娅在信中热情地向妹妹说：

我的小玛丽，你一生中总该有一天作出些成绩来。如果今年你能筹到几百卢布，明年你就可以到巴黎来了，住在我们家里，这里有你的住处和食物。你必须这样决定，你已经等得太久了！我敢担保你两年就可以成为学士。

在几年的分别之后，父女的情感更深厚了，如果她去巴黎，让父亲再次一个人过着可怕的孤寂生活，这会使她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和不安的。

她把自己的千思万虑告诉了布罗妮娅。布罗妮娅当然极力反对玛丽的这种想法，但她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去帮助，只能干着急地劝说。

到了1890年9月，F先生的家庭教师工作结束了。她可以回到家中与爸爸守护在一起了。小女儿终于可以自由地与父亲继续以往那些机智有趣、启示人生的夜间长谈了。这是多么幸福啊！

有一天晚上，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对玛丽语重心长地说：

“玛丽，我有话对你说，如果你以为你回到家来守护你上了年纪的爸爸就会让我感到幸福，那你就想错了。爸爸的确很希望与你住在一起，但你的才干不允许你来守护我，而且我还没到那种年龄。如果你的才干没有更好地发挥出来，我心里能安心、能感到愉快吗？我唯一担心的是你到巴黎后，会遇到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也许你还没有充分预料到这些困难的严重性。”

玛丽听了父亲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语，并没有做声，她还能说什么呢？她感觉到喉头正在发紧、鼻子已经发酸，此时她眼眶充满泪水地依偎在慈祥的父亲肩头，唯有沉默最能代表此刻的心声。

父亲用温暖的手轻轻拍着女儿的肩膀说：

“玛丽，你明年就可以去巴黎了，布罗妮娅到那时已经毕了业，可以帮助你了。在这之前，你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学习上的。长时间的乡下生活和各种免不了的应酬，恐怕已经使你聪明的头脑需要磨炼一下了。你要加紧学习，我年龄大了，头脑也生锈了，帮不上多大的忙，因此我给你找了一个年轻的老师。”

“那是谁呢？”

“你的表兄约瑟夫·勃古斯基。”

勃古斯基是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他领导着一个工农业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间设备简陋的实验室，勃古斯基尽量地让有志的波兰青年在这儿学习科学知识。

玛丽从小就对父亲书橱里的实验仪器入了迷，这也成了她心灵深处不可抹去的情结。而如今，她竟然可以在这个实验室里亲自动手使用静电计、试管和精密天平，这真是让她激动不已！

虽然玛丽在以前读高中时，她的物理、化学成绩都不错，但那都是纸上谈兵，她从没有真正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去做过一个物理实验或化学实验。

她发现以前在课堂上很难理解或记住的一些知识，一旦通过亲手实验，就变得容易和有趣多了。

当然，有时玛丽也会在实验中碰到许多意外事故和十分棘手的事情，这就会让遇事不肯罢休的玛丽要到半夜才能回到家。慈祥的父亲总是等着她归来后才肯睡觉。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有时看见玛丽疲惫的脸色透出沮丧的神情，就知道她一定是实验失败了。这时他会告诉她：

科学的进步是由无数次失败铸就的，实际上这个世界除了心理上的失败，并不存在什么失败。

回到华沙后的生活，既紧张又充实。

白天，玛丽要到私立学校去讲课，为去巴黎学习积蓄资金；晚上她就到实验室去做那些变幻无穷的实验。

这种紧张而又充实的生活，终于将玛丽从六年多冬眠式的生活中彻底唤醒了。强烈的使命感和求知欲，常常令她激动不已。

玛丽十分感激父亲为她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让她有机会到实验室来体验科学研究的痛苦和乐趣。

因为正是有了亲自动手体验到的痛苦和乐趣，她才会对科学研究有了感性的认识，才会让她在这关键时刻决定今后的去向。

玛丽已经24岁了，早该到了决定今后该干什么的年龄。

但是，玛丽觉得到巴黎去又使她觉得亏欠父亲太多的情，她不忍心让父亲一个人留在华沙过那种孤寂的、没有亲情的生活。但是到最后，玛丽经过内心的苦苦挣扎，经过她对人生的深深的思索和重新的审度，在父亲的耐心劝说下她还是决定到巴黎去发展。

1891年9月底，玛丽带上她所有的衣物和积蓄，挥着泪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年迈的父亲。终于乘上了西去的火车。

再一次踏上旅途，这次的心境与以往完全不同了。玛丽心想，这是一条踏往成功的道路，前面无论是坎坷还是辉煌，我都将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火车飞速地经过了德国，在轰隆轰隆的吼叫声中，正向着她心目中的科学殿堂奔去！

在巴黎，人们都觉得自己多么年轻，觉得自己多么有力量，多么繁忙，而且充满了希望！而在一个波兰小女子看来，巴黎给她的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解脱感！

由于这次的旅行异常艰辛，玛丽显得疲惫不堪。然而，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极了，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丽平生还是头一次。

八年，漫长的八年啊！这是足以把任何有天分的人都永远埋没下去的八年！但玛丽却坚强地挺住了，这种毅力的坚持是何等的不易啊！

玛丽坚信，自己所受的苦也会给她带来补偿的。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一颗科学新星，将要冉冉升起在法兰西共和国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