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眼的光环

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居里夫人

不用科学发现谋私利

镭的发现是居里夫妇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他们对科学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它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重视。

一位著名科学家甚至说：“‘伟大的革命家镭’登上革命舞台时，它从根本上震撼了经典物理学。”

1903年5月，居里夫妇接受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到英国去作关于镭的演讲。这次演讲是由皮埃尔作的，演讲的地点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戴维和法拉第作过演讲的地方。

英国有这种星期五晚上演讲的优良传统。它的目的是尽量使没有或缺少科学知识的公众们有机会知道科学家们在干什么，并从中学到一些科学知识。

这种演讲常常会获得极大的轰动和成功。每到星期五晚上，报告厅所在的那条街上，汽车只能单向行驶，因为汽车和人实在是太拥挤了。男人们穿着考究的燕尾服，女人们身穿晚礼服，满戴首饰、珠光宝气，英国人把听这种报告像德国人出席音乐会一样看得同样庄重。

世界上最有成就的英国科学家要出席演讲会，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被请来作最出色的科学普及演讲。女性也可以参加这种演讲会，只规定不体面的女性不得入内。

皮埃尔的演讲受到英国科学家极其热烈的欢迎。皮埃尔演讲以前，居里夫人仍然穿着她那件黑色连衣裙。按照当时的习惯，人们一般是不穿黑色衣服的，但居里夫人穿着黑色衣服却显得十分文雅。英国皇家学会可能没有料到的是，当皮埃尔上台演讲的时候，居里夫人也随着皮埃尔一同上了讲台。

皮埃尔在演讲时，居里夫人一直坐在旁边。在英国期间，他们除了见到了开尔文以外，还见到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克鲁克斯、拉姆赛、杜瓦等人，相谈甚欢。

后来皮埃尔和杜瓦合作，研究镭在低温时的物理现象。居里夫人还结识了爱尔登的妻子赫莎，她们后来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赫莎也是一位很出色的科学家。

从英国回来以后，居里夫人将要捍卫她的博士论文了。从1891年至1903年，已经过去了12年。现在她已经是36岁、有一个女儿的中年妇女了，但她却以惊人的毅力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后，也是最高的一个学位。

1903年6月25日，这是居里夫人答辩的一天。布罗妮娅和皮埃尔也坐在索尔本大学小礼堂的听众席上。布罗妮娅专程从波兰赶到法国来，为的是一睹她的小妹妹夺取最后一个学位时的风采。

评审委员席上坐着李普曼、布蒂、穆瓦桑三位教授。他们三人似乎有点过分严肃地坐在评审席上。今天也确实非同一般，因为索尔本大学还从来没有为一位妇女举行过这种答辩。居里夫人为了让人们知道，一位女性将在今后跻身于科学家之中，所以她特地请佩兰、朗之万和一些赛福勒女子高师的学生来为自己助威。小礼堂真是座无虚席。

在答辩现场，居里夫人面色苍白，身穿黑色连衣裙，金黄色头发挽成一个髻子在脑后高高耸起。她的论文题目是《放射性物质的研究》。论文有100页，全文除了导言、历史介绍以外，正文共有四节，全面介绍了放射性现象和新的放射性元素。评审委员们提出一些问题，居里夫人都一一作了回答。

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她的答辩。最后，评审委员会主席李普曼教授站起身来，庄严地宣布：“夫人，巴黎大学授予您物理学博士的学位，并给予极优的评语。”

学者们不重辩才和宏论，聚集于理学院的主考人在授予玛丽博士学位的时候，用的也是朴实无华的词句；但是30年后重读这些词句，却使人感受到很深的感情价值。

评审委员会主席李普曼教授还加了一句很少使用的客套话：“夫人，我谨以评审委员会的名义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皮埃尔和布罗妮娅在礼堂外热烈地拥抱着玛丽，向她祝贺。

这些严格的考试，这些严肃而且朴实的仪式，对于天才的研究者和努力的工作者，都以同样的方式举行，这并不可笑，它们自有其风格和庄严性。

那天晚宴上，皮埃尔兴奋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盛有镭的小玻璃管子，管壁有一层硫化锌。

在4月的夜色中，镭所发散出的幽光让在座的所有人感到惊讶不已。皮埃尔激动地说：“这就是未来之光呀！”

许多人从幽光中注意到，皮埃尔的手粗糙得不像一位学者，倒像一位搬砖工人的手，而且明显地在发炎、红肿，似乎快握不住小玻璃管了。大家的心中感慨万千。

过了不久，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皮埃尔告诉玛丽，说美国有一家公司来信谈到他们将创立一家炼制镭的工厂。

皮埃尔说完后，玛丽似乎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说：“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得在两种决定中采取一种：要么毫无保留地把提炼镭的专门技术公之于众，谁愿意生产镭尽管去生产；要么我们申请生产镭的专利，这毕竟是我们发明的。”

“皮埃尔，我想你一定不会采取后一种决定。我们不能申请专利，那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皮埃尔想让玛丽把利害关系搞清楚，因此又冷静而客观地分析说：“我们要慎重。有了专利，我们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不必再去干那些太辛苦、损害我们身体健康的活，而且关键的是，我们将会有一个好的实验室。”

玛丽想了一下，平静地说：“科学家无权把他们的发现当做摇钱树，镭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且，它可以用来治疗癌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以此牟利，是吧？”

皮埃尔听了她的意见后，说：“是的，我们不能从我们的发现中牟取私利，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在答复美国的要求之前，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是否与我一致。好啦，今晚我就给美国写回信……现在，让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居里夫妇骑上显得破旧的自行车，向郊外驶去。

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镭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在日光的照射之下，人的肉眼是看不到它所散发出来的光芒的，但是如果你将镭放到阴暗的角落，它的光芒就会变得很强烈。

镭所放射出来的光线可以照射透任何不透明的物体，并且影响到旁边的其他东西，只有很厚的铅才会完全遮掩住它。

镭的发现，开创了原子时代。有了原子能，才有了人类向宇宙进军的新纪元，镭还为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也是人类的杀手——癌症的克星，全世界都被这巨大的神奇作用震惊了。

1903年，巨大荣誉向居里夫妇扑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居里夫妇戴维奖章。这项奖励创设于1877年，每年由英国皇家学会颁发，授予在化学研究中取得重大发现的科学家，获奖者可在获得铜质奖章的同时得到200英镑的奖金。

在这之前，他们在1903年还获得过伯特洛奖章、巴黎市荣誉奖章。而这年最大的荣誉是他们将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的来源是这样的：以发明黄色炸药而出名的瑞典科学家诺贝尔死后留下一笔很大的财产，寄存在银行里，他在遗嘱中表示愿将这笔钱的利息分赠给最优秀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暨医学、文学以及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的人们。全世界每年只有十名候选者，所以这种荣誉是非常高尚的。

1903年11月14日，瑞典科学院院士、常务秘书欧利维理乌斯写了一封信给居里夫妇：

居里先生暨夫人：

瑞典科学院在11月12日的会议中，决定以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一半授予你们，表示尊重你们在贝克勒尔射线的研究上共同卓越的成就。这一决议，要在12月10日才正式公布，此前将严守秘密，奖金和金奖章也将在同时颁发。

评审委员会还希望居里夫妇在授奖那一天能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来接受奖状、奖章和奖金，并在会上作“诺贝尔演讲”。

11月19日，皮埃尔回信说，他非常感谢瑞典科学院将诺贝尔奖授给他们夫妇俩，但因为工作太忙和居里夫人一直生病，无法在冬天出门到严寒的北欧去。他希望在1904年6月天气暖和了再去作这个演讲。

举行讲座的那一晚，礼堂里面挤满了知名的学者，皮埃尔用法语慢慢地讲着镭的特性，并在场做了几个相关的实验。

1903年12月10日，一直秘而不宣的获奖消息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立即在巴黎和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而且这一次又非同寻常，获奖者竟是一位弱不禁风的金发年轻女性，这是第一位获奖的女性，而且在素来是男性工作领域的物理学中获奖，并且是夫妻双双获奖，这一切真是太吸引人了，太能挑起广大民众和记者的好奇心了。

新闻记者像轰炸机群似的向居里夫妇进行轮番采访，原来门可罗雀的实验棚屋，如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熙来攘往，成了闹市。

这令最喜欢安静的居里夫妇叫苦不迭，他们根本抵挡不住这种毕生没经历过的采访、照相、好奇，感觉自己简直像动物园中的珍奇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听任各种各样的人摆布。他们惊恐、愤怒，他们感觉受到了凌辱，感到窒息。

无论他们走到哪儿，总有人在窥视和跟踪，总有人试图接近他们以求深挖新鲜的新闻材料，以便在报上又轰动一番。记者们甚至在居里夫人女儿伊伦娜身上大做文章。

后来连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卢贝的好奇心也被煽动起来了，亲自到那神奇的棚屋去参观。

美国人也来凑热闹，有人来信邀请他们到美国去，“给你们举行祝贺宴会”、“一切费用即刻寄去”，而且在信中笃实地叮嘱，“无论如何一定要来”。

皮埃尔和玛丽不胜其烦，玛丽可怜兮兮地写信给哥哥约瑟夫说：

我做梦也没想到获得诺贝尔奖会招来如此嘈杂不堪的结果。我们已不能再过像以前那种安静的研究生活了，皮埃尔和我都认为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敬仰和光荣毁坏了。我们多想早日回到过去那种没人打扰的安静生活中去，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沉思才是最重要的。

1904年1月22日，皮埃尔写信给乔治·古依说：

请您原谅我，我早就想给您写信而不能写，因为我此刻过的是一种愚蠢的生活。您看见这种突然发作的镭狂了，这种狂热把声望的好处都给我们带来了。

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追随着我们，甚至于记录我的女儿和她的保姆的谈话，并且大肆描写我家里的那只黑色小猫。我们收到许多函件，还要没完没了地接见许多古怪的人和还没有出名的发明家。还有人向我们请求大笔款项。

末了，收藏亲笔签名的人，赶时髦的人，上流社会的人，有时候还有科学界的人，都来看我们。这些事使实验室一刻也不得安静，而且每晚还必须写许多无聊的信。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蠢了。

后来在1923年应美国麦隆内·马丁夫人的邀请写的《居里夫人自传》中，居里夫人还提到这些可怕的骚扰。她写道：

以前我们在不能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工作，因过分专注而使身体过分劳累，影响了健康。后来又因为宣传得不适度，受到众多人的骚扰，使我们更加劳累了。我素来珍爱的隔绝、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它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更加令人不堪设想。

我们需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这就必须完全排除外界的骚扰才行，但我们却得不到这种安静。那些骚扰我们的人，当然存心是善良的，只是他们不明白对于科学家来说什么更重要。

居里夫妇逃避各种招待宴会，在社交场所上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不能永远躲过正式的晚宴和招待外国学者的大宴会。那个时候皮埃尔不得不脱下他每天穿的厚毛料衣服，换上礼服，玛丽也把她的晚礼服穿上。

居里夫妇实在厌恶透了这种不断的骚扰，包括与上流社会的应酬。这其中有一件最著名的轶事，是有一天晚上，居里夫妇被邀请赴卢贝总统的晚宴。

在大厅休息时，有一位夫人走近居里夫人，殷勤地问道：“您愿意由我引您晋见希腊国王吗？”

居里夫人诚恳而温和地回答：“我看不出来有这个必要。”忽然她惊呆了，跟她说话的竟是总统夫人。她连忙不好意思地改口说：“但是，如果是您要我做的事，我当然一定遵命。”

后来，他们实在受不了，就悄悄地躲到偏远小村子去。在乡间小店住宿时，他们只能用化名登记。他们像一对农村夫妇，推着自行车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乡间小路上漫步，他们走累了，就随意在一块石头上坐下，玛丽会乘此机会脱下鞋，把里面的沙子倒出来。有一次，当她正在石头上磕倒鞋中的沙子时，她心里突然一惊：糟了，怎么会被一个记者盯上了梢呢？

这位记者大约是偶然邂逅，也惊了一下，但他立即认出这就是报纸上登过无数次的著名的居里夫人，他立即掏出记事本坐到她身边。皮埃尔无可奈何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记者想用这意外的好运气挖出一点不平常的消息，但居里夫人只说了一句话：“请您转告大家，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事，而不是人。”

居里夫妇对名声和财富视若浮云。他们不仅把自己所掌握的全部有关镭的知识，无代价地告诉给所有求教于他们的人，还把自己付出如此艰辛的劳动代价取得的镭盐，无偿地送给了许多医院。1905年2月，他们把再次提炼的一点镭盐送给了维也纳医院，以感谢奥地利政府廉价供给他们的沥青铀矿渣。

1904年夏季来了，居里夫妇本应去瑞典作诺贝尔演讲，但皮埃尔因为风湿病发作，全身疼痛难忍，没能到瑞典去。

居里夫妇荣获诺贝尔奖以后，法国政府再不对居里夫妇表示关注，似乎真有些说不过去了。1904年10月，皮埃尔被索尔本大学校长任命为理学院新设物理学讲座正教授；11月，居里夫人也被任命为理学院物理实验室主任。

1905年6月6日，皮埃尔代表他和妻子，在瑞典科学院作了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放射性物质——镭》。

他首先表示歉意，“由于一些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们未能于1903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同大家见面。”接着他说，“要讲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我当然不可能只讲我们俩人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提到了贝克勒尔和许多人。

在介绍了“我们称这些物质为放射性物质”的一般性质后，皮埃尔特别着重指出：

镭这种放射性物质是一种可以持续不断提供能量的能源，用它的放射性强度可以表示出它的能量的大小。在我与拉博尔德合作的研究中还发现，1克镭每小时连续释放的热量达100卡。

卢瑟福和索迪、朗格和普里希特，还有埃格斯特朗，都曾测量过镭释放的热量。据所测量的结果来看，释放能量的强度经过数年后都将不会改变，因此，镭释放的总能量将十分惊人。

对于这种能量的来源，曾引起我们和许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并提出过几种假说以解释这些能量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皮埃尔指出：

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居里夫人和我曾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两种不同的一般假设来解释。关于这些假设，居里夫人在1899年、1900年作过阐述。

第一种假设：放射性物质从外界摄取能量，然后再释放所吸收的能量，因此这种释放是第二次辐射。空间不断被外来穿透性很强的射线所穿透，在穿透过程中被一定的物质所捕获。这种假设并不荒谬。

根据卢瑟福、库克和麦克林南最近的工作来看，这一假设有助于解释很多物质的极微弱的辐射。

第二种假设：放射性物质释放的能量来自物质本身，因此放射性物质处在变化之中，它们逐渐地缓慢衰变，尽管其中有些物质的状态从表面上看并不变化。

镭在数年中释放的热量，如果与相同重量的物质在化学反应中释放的热量相比，那是非常巨大的。然而，释放出的这些热量只不过是极少量镭在衰变时放出的能量，这些镭少得甚至衰变数年后还察觉不出来。这无疑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放射性物质衰变的原因，要比普通的化学变化深奥得多，因为放射性衰变时元素的转变，意味着原子的存在就会出现问题。

在这次诺贝尔演讲中，皮埃尔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如果镭是从其他元素中分离出来的，那么它的寿命将是很有限的。在自然界中，镭总是与铀共存的，可以设想它是由铀产生出来的。最后，皮埃尔以下面十分著名的一段话结束了他的演讲：

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镭落到了坏人手中，它就会成为非常危险的东西。由此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知道了大自然的奥秘对人类是否有益？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是益处，还是害处？诺贝尔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烈性炸药可以使人类创造奇迹，然而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祸首手里，烈性炸药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武器。我是信仰诺贝尔信念中的一员，我相信，人类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的更美好的东西，将多于它带来的危害。

他们轻松愉快地作了演讲后，又在北欧这块神奇的国度里游览了几个城市，而后尽兴而归。

战胜失去亲人的伤痛

自获诺贝尔奖之后，居里夫妇的工作条件有了稍许改善。一方面工资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实验室也配上了助手，他们用不着再像以前那样干那些超过自己体力的重活、粗活了。但是，实验室的设备仍然十分糟糕，皮埃尔为此仍然感到愤懑。

居里夫人在《居里传》中，辛酸地回忆了这件事：

每次只要想到一个在20岁就已经显示出天才的一流学者，竟然会终身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实验室，真是不能不让人感到痛心。假如他能活得长一点儿的话，他一定可以享受到在满意的实验室环境下工作的欢悦。可惜他在47岁突遭厄运去世，他这一生都没有过这种满意的实验室。

一位满怀热情、大公无私的科学家，终身因为经济条件和工作条件不好而不能完成他伟大的设想，他的遗恨人们能想象得出来吗？每当我想到这个国家把最大的财富也就是最富有天才、勇毅的人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我们难道不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内疚吗？

居里夫妇成了名人以后，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快乐的时光却没有以前多了，特别是玛丽，她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的心情。

长期的工作压力和成功之后媒体的跟踪采访，使得玛丽身心疲惫，这个时候玛丽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是一个很漂亮的，黑头发大眼睛的小女孩，居里夫妇给她起名叫做艾芙。

居里夫人在生下艾芙不久，曾经有一段时间患上了轻微的梦游症，到了晚上的时候，她经常轻轻地起来，慢慢地穿上她的那件工作服，走向实验室，每到这个时候，皮埃尔就小心翼翼地把玛丽抱起来，放到床上。

时间长了，皮埃尔的健康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威胁，皮埃尔的风湿病又发作了，而且越来越厉害，有的时候疼痛的整夜都无法入睡。

1906年4月15日，一个星期日，而且正是在复活节期间，居里夫妇一家到巴黎附近的圣雷米德舍夫罗斯去度周末，他们去年夏天在这儿买了一栋房子。他们像往日一样，牵着一个，抱着一个，到田野、树林和河边去散步。伊伦娜9岁了，艾芙才1岁半，两个女儿都发育得很好。

就是那天早晨，或许是头一天，醉人的春光的美丽和宁谧使皮埃尔平静下来，他看着在草地上玩耍的两个女儿，再看看一动不动躺在身边的玛丽，他抚摸着妻子的脸颊和金色的头发，然后低声说：在你身边，生活是甜蜜的，玛丽。

星期一晚上，皮埃尔就带着一身春天的气息乘火车回巴黎去了。而玛丽和两个女孩子要继续在乡间享受两天春天明媚的阳光和原野的清新气息。

4月18日，星期三晚上，玛丽带着孩子们也回到了家。法国春天多雨，几天明媚的天气又被雨天所代替，万紫千红的美景都大煞风景地付诸流水，暖和的日子一下子又被寒冷驱赶走了。风掀动着门窗，雨敲打着屋顶；阴霾四布、街道泥泞，路上行人很容易打滑摔倒。居里夫人把孩子们放在家里，就到实验室和皮埃尔会合了。

4月19日，星期四，显得很阴郁，一直在下雨，天色昏黑；居里夫妇虽然专心工作，仍不能忘掉这4月的骤雨。这天，皮埃尔要到法约特饭店参加理学院教授联会的午间聚餐。聚餐过后，他还要见出版商高吉耶·威雅尔，看一篇论文的清样，然后到科学院。

皮埃尔在楼下向楼上的玛丽高声问了一声：“玛丽，你今天还去实验室吗？”

玛丽正在为艾芙穿衣服，边穿边回答说：“今天恐怕没有时间去了。”

她的话也不知道皮埃尔听见没有，她也没在意。天天如此，又有谁会把今天早上临别的话特别放在心上呢？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问一答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交谈。这么简单，这么匆忙！甚至还不知道皮埃尔听清没有呢。

玛丽在家里与女儿们和居里大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皮埃尔正在东路的法约特饭店里和他的同事们亲切交谈。他喜爱这种平静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谈索尔本、谈研究、谈职业。这次一般性的谈话转而谈到实验室里可能会突然发生的意外事故，皮埃尔立刻赞成拟订一个减少研究者所冒的危险的规则。

14时30分，皮埃尔起身向同事们告辞，还和佩兰握了握手。在他们聚餐时，雨曾经停过，但是等他出门时，雨又在迷迷蒙蒙地淅沥着。皮埃尔出门后撑开雨伞，走上圣热尔曼大街向塞纳区走去。走到出版商那儿时，大门关闭着：工人们罢工了。他转身去道芬街，取道码头向科学院走去。

这是巴黎的旧区，狭窄而又泥泞的路上拥挤着肩擦肩的人群，还有出租马车拼命地在泥泞的道路上向前疾驶，人们身上被溅来一拨又一拨的泥浆。为了躲避这随时会溅到身上的泥浆，道路上显得更加拥挤和混乱。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吆喝声，这儿简直让皮埃尔感到头晕目眩。

皮埃尔可能是想抄近路吧，他突然离开与他并排前进的马车，试图穿过马路。正在这时，他没提防另一辆马车从对面冲了过来，马车夫虽然想立即停住马车，但由于惯性的作用无法实现。皮埃尔这时似乎刚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见一辆马车向他直闯过来，惊恐地想赶快停住脚步，但泥泞的地面却使他滑倒了。

结果，一场悲剧出现了：一位天才的头瞬间被马车的后轮碾压碎了，刚才还在思考人类最深邃问题的大脑组织现在竟突然与泥浆混在一起，成为一摊红色的渣滓……

后来，警察让人用担架把皮埃尔的尸体抬到附近警察局，从衣袋里发现了死者的名片。“啊！原来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还是一位院士！天哪！”

他们立即用电话通知索尔本大学理学院。皮埃尔的助手克莱克立即赶到警察局，当他见到敬爱的教授那可怕的伤口，失声痛哭！他不能相信，一个如此有活力的科学家怎么突然之间成了一具可怕的残骸？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为什么？上天为什么如此残酷，如此不公？他还有许多事要做呀！

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皮埃尔的好友、刚才还和他握了手的佩兰到居里家去通知这个噩耗时，居里夫人还没有回来。老居里医生知道儿子不幸惨死于车轮之下后，他那布满深深皱纹的脸上禁不住老泪纵横。他什么话也不会说了，只是反复地念叨着一句话：“儿子呀，你当时在想什么呢？”

居里夫人18时才回家，阿佩尔又一次把悲痛消息传达给居里夫人。

“皮埃尔死了？真的吗？”居里夫人僵住了，不断低声重复着这句话，似乎根本不相信这个消息。接着她转身进房，把自己锁在里面，不答理任何人，默不做声地一个人去理解什么叫死亡，什么叫残酷的不幸。

目睹这个悲剧的人感觉到在居里夫人和他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铜墙铁壁。他们表示悲哀和安慰的话语在居里夫人的耳边掠过，她的眼睛没有泪水是干的，脸色苍白得有些发灰，似乎也听不见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很久很久才费力的回答一些迫切的问题。

有人送来了在皮埃尔的衣袋里找到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支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那只手表完全没有损坏。

当皮埃尔的尸体被抬回家时，她似乎异常镇定地看着人们为死去了的亲人梳洗、换衣。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皮埃尔身边，默默地看着他那双闭上眼的脸，心中似乎还不甘心地念叨着：“我果真就此失去了你？你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你的音调，你的言辞，还依然在我耳边盘旋。你最后和我说的是一句什么话？啊，是的，早上你临走时问我还去不去实验室？我真笨，为什么不下楼来和你多说几句话？难道就这样永别了吗？”

第二天，雅克·居里来了。这时，居里夫人的悲伤才从沉默中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她终于在酷似皮埃尔的哥哥面前痛哭出来。但哭完了以后，她立即将悲伤紧锁在心中，她还要处理许多事情，尤其是两个女儿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躺下。

她对女儿们说：“爸爸受了重伤，要好好休息。你们乖乖地到阿丽娜家去玩吧。听话啊？”

皮埃尔·居里去世的消息立即传开了。门铃不断地响，来悼念的，来采访的接踵而至，国王、总统、世界著名科学家，接连不断地拍来电报，写来慰问信，堆积如山。

这时大家十分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举行葬礼？谁来致悼词？谁代表政府？谁代表科学院？居里夫人深知她的丈夫厌恶这种表面热闹而实则劳民伤财的仪式，毅然决定在皮埃尔去世后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14日的上午下葬，坚持不举行任何仪式，只有不多的几位亲人和生前好友参加。

教育部部长白里安不顾居里夫人的推辞，仍然悄悄地加入了送葬者的行列。

4月22日，法国《新闻报》写了一篇报道：

居里夫人和她的公公挽着胳膊，走在棺木后面，直到墓地挖好的墓穴旁。墓穴四周有几棵栗树。她伫立在墓穴旁，目光凝滞而严峻。当有人把一束花送到墓穴旁时，她把花接过来，一朵一朵地撒在棺木上。

她的动作缓慢而从容，似乎世界一切都不存在似的。旁边的人深受感动，悲戚无声地看着她。

葬礼主持人提醒居里夫人，她应该接受送葬人的慰问。于是她将花全都扔到棺木上，离开墓穴，默默地站到公公身边。

那天晚上，居里夫人又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默默而又痛心地想着与她一同合作和奋斗的丈夫。他们结为伴侣已经11年了，现在她失去了他，啊，不仅失去了他，而且也失去了她自己，她和他一起消失了，没有他也就没有了她。

她后悔，后悔自己以前对丈夫的关心太少，一心只专注于工作，忽略了对丈夫的关照。

想着想着，她突然抓起笔，在日记上急急地写着，似乎害怕把刚才想到的又忘记，而那忘记似乎是一种可怕的背叛。

皮埃尔，我的皮埃尔，你像一个可怜的伤员一样躺在那儿，头上缠着纱布，平静地睡着。

你的嘴唇，我过去曾说过那是贪吃的嘴唇，现在因失色而显得分外苍白。你的小胡子是灰色的，你的头发只能看到一点点，因为伤口正从发际开始，在额头右上方，断裂了的骨头在那儿露了出来。唉！你受了多少的痛呀！流了多少血呀！你的衣服被血浸透了。过去我常常用双手抚摸你的头，它受到了多么可怕的撞击啊！以前我吻你的眼皮时，你总会用我十分熟悉的动作抬起你的头，让我去吻。

每天桌上堆满了安慰我的电报，报纸和杂志上也登满了有关你的事。不论人家怎么安慰，那只会增加我的悲痛，而你是永远都不会再回到家里来了。

我们在星期六上午入殓。抬你入殓时我们最后一次吻了你冰冷的脸孔，接着在棺材里放进了一些从花园里摘来的常春花和一张我的照片，这是你最喜爱的一张，你称为“很聪明的小女大学生”的那一张。

你的棺木盖上了，我将再也看不见你了。我不愿意他们用那可怕的黑布蒙在棺材上，我在上面撒满了鲜花，然后在旁边坐下。

我们把你送进西奥镇，看着人们把你放在墓坑里。然后，人们庄严肃穆地列队上前默哀。真可怕！他们想让我和雅克先走，我们都不肯，我们要看到一切都办妥了才走。人们把墓穴填上，摆好花圈，一切都结束了。

葬礼时依照你平日的作风，简单地举行的，只有极少数的亲友来参加。我把花瓣撒在你的墓上向你告别。

皮埃尔在地下长眠，而一切从此都结束了。

第二天，居里夫人来到佩兰家，这两天两个孩子一直住在他们家里，他们两家关系非常亲密，相处无间。现在伊伦娜9岁了，玛丽觉得应该把她爸爸去世的事情告诉她，她有权知道。

伊伦娜正在和佩兰的女儿阿丽娜玩耍，当她妈妈把爸爸去世的事情告诉她时，她似乎并没注意听，继续和阿丽娜玩。居里夫人有点失望地对佩兰夫人说：“她还太小，不懂事。”

居里夫人错了，伊伦娜并不是太小，她非常懂事。等妈妈回家后，伊伦娜立即停止玩耍，痛哭得像个泪人儿一样，把阿丽娜和佩兰夫人吓坏了，怎么劝都没有用。

等她哭够了，她要求佩兰夫人把她送回家去，她不能让妈妈一个人待在家里，她要陪伴妈妈。这么小的孩子也要与大人一起承受人世间的不幸！居里夫人面对懂事的年仅9岁的伊伦娜，心中感到无比地凄惶和内疚。

玛丽自从丈夫去世以后，她的内心努力用理智去克服那脆弱的感情。这是在长期忍受的意志之下促使玛丽这样去做，当玛丽想念皮埃尔的时候，她就会拿起笔来在日记中跟皮埃尔诉说。

皮埃尔，你和我分别并没有几天，可是我觉得好像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房间的桌子上还摆放着你用过的那些参考书，还保持着以前的状态，你的帽子还挂在架子上，还有你遗留下来的那只表，还像往常一样滴滴答答地走着。

我要暂时过着你生前的生活，保持生活中一切如故的样子。

残酷的不幸，搅乱了居里夫人的家庭、工作，而她正好处在这不幸风暴的中心。人们忧虑地发现，她神情恍惚、眼光呆滞、缄口无声。雅克和老居里医生为她担心，从波兰赶来的约瑟夫和布罗妮娅也为她焦急不安。

他们都深知玛丽和皮埃尔两人感情太深，要想玛丽那么快就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又谈何容易？但长久这么下去，玛丽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呢？怎样才能让她尽快从悲痛的思念中解脱出来呢？

法国政府似乎也为这次突然袭来的悲剧所感动，主动向居里夫人提出，政府可以为皮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发放一笔国家抚恤金，像对待11年前去世的伟大生物学家巴斯德的未亡人一样。

当雅克征询玛丽的意见时，玛丽断然拒绝：“我不需要抚恤金。我还年轻，才38岁，能够挣钱养活我和我的两个女儿。”

从这件事中大家又看到了希望。后来，索尔本大学当局想让居里夫人继续留在大学工作，但是以什么样的职位和头衔留下她呢？皮埃尔去世了，他的讲座按理应当取消，与讲座同时设立的实验室也将同样撤销。那么，居里夫人如此高的学术地位，如何安排才能让她和大家都满意，而且也能让大学当局可以顺利通过呢？人们询问居里夫人，虽然居里夫人茫然地回答说“不知道”，但人们立即醒悟出治疗她的悲痛的妙方。

皮埃尔生前的一些亲朋好友，如雅克、约瑟夫、古依、佩兰，开始替玛丽向大学提出建议，说居里夫人是唯一能够继续主持皮埃尔讲座的法国物理学家，她肯定有资格接下和完成皮埃尔未完成的事业。索尔本大学应该乘此机会打破古已有之的传统，任命居里夫人为教授。

任命一位女性为世界著名学府的教授？这不仅在法国，就是在整个欧洲也是一件稀罕事。居里夫人几年前就到实验室工作了。但让女性上教授的课，法国教学史上还无此先例。

这事惊动了教育部部长白里安，惊动了理学院和大学当局。后来，幸亏在贝特洛、阿佩尔和副校长李亚尔等人的极力支持下，法国终于决定打破守旧的传统，采取了开明的做法。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保留为皮埃尔·居里开设的课程，让居里夫人以代课的名义继续授课。决议如下：

聘请巴黎大学理学院实验室主任、理学博士皮埃尔·居里夫人代授该学院物理学课程。

居里夫人此职年薪一万法郎，从1906年5月1日开始付薪。这是法国，恐怕也是欧洲第一次把最高教职位任命给一位女性。

居里夫人知道了这一任命后，说：“我试试看。”

亲朋们放心了，她答应试试看就说明她已不再需要人们为她担心了。于是约瑟夫、布罗妮娅和雅克都先后回了家。

居里夫人虽身心交瘁，但即将承担的重任使她逐渐平静下来。她在日记本上写道：

我的皮埃尔，我想告诉你，花园里的金雀花已经开放了，紫藤、山楂、鸢尾也都先后绽出了花朵。你如果还活着，看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还要告诉你，我已被任命代替你的职位，继续讲你的课程，并且继续领导你的实验室。我答应了，但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以前常说，希望我到索尔本去讲课，因此我这么决定不会违背你的意愿，而且我愿意努力把你没做完的工作干好。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这样我会比较容易活下去，但有时我又觉得承担这项工作简直是发疯！

5月22日，她在日记上写道：

我开始在实验室里整天整天地干着，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因为在实验室里我会觉得比任何地方都好受一点。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我高兴，或许科学研究可以，不，还是不能，因为如果我取得了成就，而你不能知道，我一想到这就又受不了啦。

夏天来了。灼热的阳光将逐渐把春天凝聚的悲痛融化和蒸发。

在姐姐布罗妮娅临走之前，有一天居里夫人把布罗妮娅带到自己的卧室去，虽然是炎热的夏季，但是屋子里却生了很旺的火，居里夫人锁上了房门，布罗妮娅吓了一大跳，她惊讶地看着居里夫人的脸，她的脸比以前还要苍白，丝毫没有一点血色。居里夫人一言不发，在柜子里拿出一个袋子，然后在火炉旁边坐了下来。

居里夫人看着布罗妮娅，缓缓地解开了绳子，火光照亮着她那颤抖的双手，从袋子里面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小布包，布罗妮娅几乎要尖叫起来了：包裹里面是皮埃尔的衣服，衣服上都是干了的泥和变黑了的血衬衫，这些都是皮埃尔出意外的时候所穿的衣服，居里夫人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

居里夫人拿起一把剪刀，开始去剪那些脏了的衣服，然后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扔到火里，慢慢地冒烟了，火光亮起来了，直到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居里夫人突然停止了，止不住的流水让她的眼睛变得模糊了起来，那还没有烧掉的衣服的一角留下了她的眼泪。

居里夫人呆呆地凝望着那些已经腐坏掉的衣服的剩余的部分，用手不停地抚摸着。布罗妮娅从居里夫人的手中抢走了皮埃尔的衣服，一片一片地剪碎，然后扔到火里。

这件事情终于做完了，居里夫人和布罗妮娅都没有说话，直到最后居里夫人才说：我不忍心叫一些不关心的人来碰这些东西，现在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

居里夫人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痛哭了起来，她和她的姐姐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居里夫人开始在皮埃尔离开她以后，第一次勇敢地挺立起来。此后，她不仅战胜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还取得了再次的辉煌。

担负养育子女的重任

居里夫人不但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在教育子女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她的大女儿也获得诺贝尔奖，她的小女儿则成为一个作家。

她对两个女儿的家教观念是：天赋不可造就，却能发掘。早在女儿牙牙学语时，居里夫人就开始对她俩进行了探索性的发掘。

居里夫人在她的女儿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让她们进行“幼儿智力体操”的训练。让孩子广泛地接触陌生人，到外界去看动物，看植物，看蓝天白云，到水中去戏水。

在孩子长大以后，居里夫人又教她们一种带有艺术色彩的“智力体操”的训练。教育孩子唱儿歌，讲童话。在孩子再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对孩子进行智力训练和手工制作的教育。如数的训练、字画的识别、弹琴、作画、泥塑。

女儿们刚上小学，居里夫人便让她俩每天放学后在家里进行一小时智力活动，以便进一步发掘其天赋。当她们进入赛维尼埃中学后，居里夫人让女儿每天再补一节“特殊教育课”，在索尔本的实验室里，由让·佩韩教伊伦娜和艾芙化学，保罗·朗之万教数学，沙瓦纳夫人教文学和历史，雕塑家马格鲁教雕塑和绘画，穆勒教授教四门外语和自然科学，而每星期四下午在巴黎市理化学校里，由居里夫人教女儿物理学。

经过两年“特殊教育课”的观察鉴别后，她发现，大女儿伊伦娜性格文静、朴实、专注和自然，着迷于物理和化学，明确自己的使命是要当科学家并研究镭，这些正是科学家所具备的素质；小女儿艾芙心灵跳跃、充满梦幻、情绪多变，居里夫人先培养她学医，再引导她研究镭，又激励她从事自然科学，可她对科学不感兴趣，艾芙的天赋是文艺。

居里夫人每一天都要抽出时间与孩子散步，在散步的时候，就给孩子讲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知识。她教育孩子都是力求从实物开始，且每天更新，以提高孩子的兴趣。在对孩子进行智力训练的同时，她还对孩子进行了品德方面的训练。培养孩子节俭朴实的品德。她对自己的女儿生活严加管束，要求她们“俭以养志”。

居里夫人教育女儿：“贫困固然不便，但过富也不一定是好事。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活。”她还培养自己的女儿要勇敢、坚强、乐观，克服困难的品格，她常与女儿共勉：“我们必须要有恒心，尤其是要有自信心。”她还培养孩子不空想，重实际的作风，她常告诫自己的两个女儿：“我们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

居里夫人常常对世间某些教育子女的方式有着很大的不满，那些教育方式不仅仅是存在于下层社会里，就是在教育程度颇高的家庭中也是常见的现象。对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居里夫人而言，那种教育方式，实在是太愚蠢而可笑了。

晚春的某一天，在苏镇附近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雷鸣和闪光大作。刚刚满10岁的伊伦娜吓得躲进被窝里。玛丽见了这种情形，立刻走上前去把伊伦娜盖着的被子拉开。

“妈妈，我害怕！”伊伦娜马上钻到母亲的怀抱里。

“这样不行！”居里夫人说，她强迫伊伦娜自己坐在椅子上。

居里夫人看着脸色苍白、坐着发抖的伊伦娜，用简明容易的话耐心地给她解释打雷的原因。

“可是，雷要是打在这房子上应该怎么办呢？”

“不会的，这房子有避雷针。”

“假如，假如打在附近的房子上，就会起火吧？”

“不，砖造的房子是不会烧起来的。”

“我讨厌这种闪光。”伊伦娜说着。

居里夫人站起来，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这样就看不见闪光了。”

“那么，妈妈，打雷的声音不是那些魔鬼的声音？”

“妈妈不是已经告诉过你，那是电的作用。你所说的所谓魔鬼生气怒吼，那是一些愚蠢的人们的想法。”

“那么，雷会抢人家的小孩子是假的吗？”

“那都是骗人的话，雷是不会抢人家小孩子的。”从一开始半信半疑的伊伦娜似乎渐渐消除了对闪电、雷鸣的恐惧心理。

“我以为遇到打雷的时候，大家急着跑进房里去是怕被雷给抢走。”

“打雷的时候在外边是有危险的，尤其是高树底下更加危险。不过，只要待在这种有避雷针的房子里便绝对安全，懂吗？”

“妈妈，我懂了。”从此以后，伊伦娜把害怕打雷的心理完全消除了。

居里夫人特别讨厌大家谈论鬼故事，那些故事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无稽之谈。假使遇到家里附近的人在孩子们面前谈鬼，她会毫不客气地当面去纠正人家，所有关于鬼怪的读物她都给撕毁，不准孩子们看。

伊伦娜和艾芙也和别的孩子一样，不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到黑暗处去，更不愿意一个人单独睡觉。

“不必害怕的。”居里夫人总会一直去给孩子们说明没有鬼怪存在的道理，所以，不久之后孩子们便不再害怕一个人独自睡在二楼的卧室里，而且到了晚上也敢独自外出了。后来，伊伦娜竟然敢独自坐火车到远处的亲戚家里去了。

居里夫人对孩子们不但注重精神方面的教育，在对身体方面的锻炼也是颇费苦心的。她利用院子里的大树给她们制作秋千和跳跃的环，还让她们活泼地玩耍，等她们稍微长大之后，便把她们送进健身学校去锻炼身体。

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是伊伦娜和艾芙最愉快的时间。

“妈妈，轮胎的气打足了。”

“好，咱们走吧。”

于是，母女三人就骑着三部脚蹬车到郊外去游玩。艾芙唯恐落在妈妈和姐姐后头，便使劲地踏着。微风轻拂着出汗的额角。到了郊外，她们有时采野花，有时脱了鞋走进河的浅水里玩。

在明媚的阳光下，坐在绿草上和两个女儿吃点心。这该有多么快活呀！餐桌上的花瓶里插满了郊外采来的鲜花儿。爷爷在微笑着倾听两个孙女儿讲白天里郊游的事情。

对工作繁忙的居里夫人，这是最愉快的时光。她费尽心思要使孩子忘却没有父亲的寂寞，她认为体育游戏是最好的方法。

因此，无论居里夫人怎么繁忙，她也要想方设法地空出时间参加孩子们的游戏。暑期中，她领着她们到海滨去，教她们在波浪中游泳。因此，两个女孩子都很健康。

居里夫人竭力防止女儿们有忧伤的思想，防止她们在感觉上过度敏感，于是，她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决定对两个女儿绝口不提他们的父亲。

首先是因为居里夫人自己还没有忍心想要在两个女儿的面前说起来这件事情，每当在谈话的时候，居里夫人总是用一些策略绕过那些曾经和她们的父亲有过的一些回忆。

居里夫人不觉得闭口不谈他们的父亲是对女儿们的一种抱歉。她宁愿女儿们没有表现高尚情绪的机会，也不愿意让她们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

在失去丈夫这几年悲伤的生活里，她还有一个最难能可贵的同盟，那就是老居里先生。皮埃尔的死对于老居里先生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个老人能在自身的严格的理性主义上汲取某种了不起的勇气来，这是居里夫人所不及的。

老居里先生的这种坚韧的平静，对居里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老居里先生过正常人的生活，努力的和以前一样说话，一样欢笑。居里夫人在老居里先生面前时，觉得时间变得好过了起来。

老居里先生仍旧和居里夫人他们母女住在一起，这样也使得她开心，她的女儿们也很开心，老居里先生是她们游戏的伙伴，是她们很好的老师，这样使得两个孩子的童年变得美好了起来。

老居里先生教两个孩子物理学和植物学，他还以正确的方法来引导孩子们的智力活动，后来两个孩子对于现实的归附和对教条主义的反对，以及她们对政治的同情，都直接来源于老居里先生。

转眼间，皮埃尔去世已经经过了四年的岁月。居里夫人的生活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时候，又有一件不幸的事侵袭了这个家庭。

1910年2月，一场寒流袭击了巴黎，老居里先生病倒了，对幼小的伊伦娜和艾芙而言，老居里先生是一位最热心的家庭教师和最慈祥的朋友。在皮埃尔去世的几年里，对待居里夫人就像亲生女儿一样，默默地照顾着居里夫人的生活，并且给她工作上极大的支持，老居里先生的肺部已经充血，夜间咳嗽不止，还经常咳出鲜血。

玛丽虽然废寝忘食地照顾他，想方设法地使他开心。可是，风烛残年的老居里先生终究敌不过疾病的侵袭。不久，他就去世了。

两个总是和爷爷形影不离的孩子，在爷爷的灵柩上哭得泣不成声。

在苏镇居里家的墓地上又多了一个新坟。从前有这位老人的照应，玛丽可以放心继续在外做事，如今，却不能把一个家留给两个年幼的孩子看守。

居里夫人决定搬家，她在圣路易岛上买下了一套公寓，那里的环境比较安静，两个孩子也很喜欢那里，现在居里夫人要一个人来抚育两个孩子了，她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十分重视。

在波兰的哥哥、姐姐们经常挂念着玛丽并设法来帮助她，尤其是二姐海拉，更是常来照顾两个孩子。

居里夫人绝不像那些失去父亲而特别宠爱小孩子的母亲。有时候孩子们不守规矩，她虽然不会打她们，可是，却常常一两天不肯跟她们交谈一句话。孩子们也受不了这种处罚，不得不向妈妈道歉。其实，这种方式的处罚，真正受苦的倒不是孩子，而是居里夫人本人。

在丈夫皮埃尔去世以后，居里夫人开始一个人担负起抚养孩子的重担。当时她经济拮据，还得补贴一部分钱用于科研。有人建议她卖掉与皮埃尔在实验室里分离出的镭，这在当时价值100万法郎。居里夫人不同意，她认为：不管今后的生活如何困难，绝不能卖掉科研成果。为了让女儿从小树立勤俭朴素、不贪图荣华富贵的思想，居里夫人毅然将镭献给了实验室，把它用于研究工作。

后来，居里夫人带着两个女儿赴美国接受总统赠送给她的1克镭时，也同样告诫女儿：“镭必须属于科学，不属于个人。”对待事业，居里夫人有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对待孩子，她也是这样要求的。

在和女儿谈到爱情这个问题时，她引用法国作家的话说：“爱情并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她还说：“如果一个人把生活兴趣全部建立在像爱情那样暴风雨般的感情冲动上，是会令人失望的。”

再次攀登科学的高峰

大学当局决定由居里夫人接替皮埃尔空出来的位置，讲授大学课程，虽说是代授，这仍然是法国有史以来没有先例的事情，而没有先例的事情总会遭到一部分守旧势力的反对。从古到今概莫能外。

现在，居里夫人的升迁，引起了一些人强烈的反对，认为大学当局的决定极端荒谬，他们拿出祖宗的成法和惯例等一些貌似强大的棍棒，向当局进行多方威胁。

甚至有人还心怀恶意地散布一种说法：皮埃尔是这位著名的遗孀过去能作出创造性工作唯一的原因。“等着瞧吧，用不了两年的时间，这位夫人就会像影子一样消失在大学讲台上！”

不过，这些人总算没有公开这么讲，他们多少还有点良知，不愿意进一步伤害遭到巨大不幸、心神俱疲的居里夫人。而且，镭这个魔鬼般的元素，也使那些本来想大声疾呼的人不得不少安毋躁。

居里夫人走上索尔本大学讲台，这件事不仅仅是科学家、教授们关心的事，而且也是巴黎市民十分感兴趣的事。当时巴黎的许多报纸都刊登了这件事。

《新闻报》上报道说：

居里夫人，不幸去世的著名学者的遗孀，已正式受聘继任她丈夫在索尔本的教席，将于1906年11月3日13时30分第一次授课。

居里夫人在开始的一课中，将阐述关于气体中离子的学说，并探讨放射性现象。

居里夫人将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上课，然而这些教室都只有120个座位，其中大多数将为学生们占去。大众和新闻界虽然也有听讲的权利，但至多只能分到20个座位！考虑到这是索尔本历史上仅有的情形，为什么不能背离一下规章，让居里夫人到更大一些的阶梯教室里去上第一次课呢？

看了这则报道，我们也许要为法国公众和舆论对科学界的关心而感到惊讶！

1891年11月3日，星期一，是15年前玛丽第一次走进索尔本课堂听讲的一天，那时她是刚从波兰来的穷学生，为能最终走进向往已久的科学殿堂而激动得一颗心狂跳不止。15年后的今天，居里夫人将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在同一个阶梯教室里，开法国高等教育之先例，为大学生们讲授大学课程。真是沧海桑田啊！

尽管通告上已经讲明是13时30分上课，但正午就有人拥到大学理学院阶梯教室门口等候。13时整，小小的阶梯教室已经座无虚席。

人们如果扫视一下整个教室，将会惊讶地发现，听课的人中有科学院的成员，有各科学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还有许多是根本听不懂讲课的贵妇、艺术家、新闻记者、波兰移民，而那些来听课的大学生则满脸怒气地瞪着这莫名其妙的吵吵嚷嚷的课堂，为自己没占到座位而嘟嘟哝哝。

那些从女子高师来为她们的老师和为法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历史行动助阵的女大学生们，则只好自认倒霉地站在走道和最后面的空处。

人们好奇地悄悄议论：“居里夫人会穿丧服上讲台吗？”“她会怎么讲她的头几句话呢？会表示感谢吗？”“肯定要对她的已故丈夫讲几句赞美词，这是毫无疑问的……”

13时20分，理学院院长阿佩尔站起来向大家宣布：根据居里夫人的愿望，既不需要就职仪式，也不发表颂词。

13时30分，身着黑色外套的居里夫人从侧门步入讲台。

挤满教室的人激动地鼓起掌来，向她表示最深切的敬意。这位柔弱的夫人还带着明显的忧愁和哀伤，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算是感谢大家的抬爱。掌声突然停止了，某种神秘的、高尚得连自己也会惊奇的情绪，使前排那些花枝招展的贵妇和正襟危坐的名流们悄然无声地倾听居里夫人的开场白。整个教室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居里夫人把讲义放到讲台上，又摸出怀表，她轻轻地抚摸它，似乎在感觉什么。

居里夫人用一种声调不高但穿透力颇强的声音，开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

“当我们考虑到近十年来物理学所取得的进步时，我们将不得不对电和物质方面的新思想表示惊叹。”

听众们十分惊讶，大家原以为她一定会从赞扬她已故丈夫的工作开始，但她却对可能会引起人们同情的往事只字不提，她只是正好从皮埃尔上次讲完的地方接着往下讲。她讲得从容不迫，纯熟的法语里夹着一点波兰口音。她没有雄辩家那种阵阵爆发式的热情，她像一个冷静的精灵，一个探索科学真理的化身。那些一直听皮埃尔课程的学生，听见居里夫人的开场白，不禁鼻子发酸，眼泪悄悄地流到双颊上，也许只有他们能够理解居里夫人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深沉哀痛。

当讲课结束时，教室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连大门外许多不能入场的听众，都可以清楚地听见这掌声。

那个女学者以同样坚定而且差不多单调的声音，把那一天的课一直讲完。她讲到关于电气结构、原子蜕变、放射物质的新学说。她毫不畏缩地做完这种枯燥的说明，最后由那个小门退去，像进来的时候一样地快。

在波兰的约瑟夫和布罗妮娅比任何人都更急切地等待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课的报道；还有那年迈的门捷列夫因肺部感染正经受着死亡的威胁，当居里夫人讲课成功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他欢欣地笑了。

虽然第一次讲课很多来宾都听不懂居里夫人讲些什么，但他们也许因为受到她那圣母般的光辉的影响，都一致认为她的讲课大获成功！

而学术界守旧的人仍然心怀嫉妒地说一些悄悄话：传统、灵悟、科学和妇女等，似乎一个居里夫人会扰乱整个科学界一样。他们仍然不相信居里夫人的能力。居里夫人也耳闻一些含含糊糊的谣言，但她守口如瓶，不予理睬。她的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精力和必要去为此争个水落石出，事实将是最好的裁判。

她真正要认真对待的是开尔文勋爵的反对意见。开尔文勋爵曾情笃意深地由英国赶到巴黎为皮埃尔送葬，他对居里夫人周到的关怀让人感动，但这位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却保守固执的老人，直言不讳地对居里夫人说：“镭绝不可能是一种元素。”

开尔文勋爵可不是随意说着玩的，他对放射性现象和放射性元素的正确理论一直持反对态度，十多年来从未改变过。

的确如此！当卢瑟福开始对放射性现象和它的规律作出正确解释时，开尔文立即坚决反对把放射性现象解释为元素自身的衰变，他认为放射性元素释放出的能量，是该元素从一种“以太波”中吸收的能量，然后又释放出来，所以它只不过是起一种能量转换器的作用罢了。

开尔文是英国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对热力学的创建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熟知的“开氏温标K”，就是为了纪念这位科学伟人的功绩而设立的一种温度单位。

他的反对，对卢瑟福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卢瑟福曾因此一度为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忧心忡忡。

尽管居里夫妇在1903年6月以后表示同意卢瑟福的放射性衰变理论，但开尔文仍然固执己见。

他指出，镭很可能是由铅和氨的原子核组成的一种分子化合物。他的这一假设，不仅否定了居里夫人关于镭的发现，而且对卢瑟福和索迪两人有关原子能的思想也是一种彻底否定。

1906年夏天，一场激烈的争辩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展开了，许多科学界和非科学界的名流都卷入进去了；后来，连英国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也卷入了这场争论。

主要是讨论关于太阳的年龄问题，这个问题与镭元素的存在和放射性衰变理论有着密切关系。

19世纪末，开尔文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根据热力学理论，推算出地球的年龄为2400万年，他还推断，如果太阳的能量来自于引力的作用，则太阳的年龄差不多也是2000万年。

但地质学家的估算值为9000万年或上亿年。后来，由于居里夫妇在1902年分离出镭之后，大家普遍认为开尔文对地球年龄的估算值太小了。因为居里夫妇的工作业已表明，单是地壳中的镭就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这热量比地球辐射到空间的热量多得多。这样，开尔文的估算就完全不合理了。后来，卢瑟福声明：利用放射性衰变等实验数据，可以推算地球的年龄为5亿年，大大超过开尔文的估计值。

1905年2月，卢瑟福发表《镭——球热的原因》一文，他根据在太阳上发现氦气而推论太阳上也存在着放射性现象，又根据物质由电子组成的理论，推断出重元素在衰变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卢瑟福由此写道：

如果原子能在太阳中的存储可以利用，并且如果原有元素在衰变中放出像镭一样多的热量，而且这些热量可以利用的话，那么它们就足以维持太阳释放能量50亿年。而未来太阳热的释放时间将是开尔文所估计的100倍。

开尔文对卢瑟福的理论十分恼火，并且持断然反对的态度；对居里夫人认为镭是一种元素的结论，也毫不通融。他坚持认为，镭是一种由铅和5个氦原子组成的化合物，它所释放的能量来自于它长期从以太波中吸收的能量。因此，太阳的年龄只能根据在引力作用下的收缩理论进行计算。

居里夫人似乎并不愿意介入报纸上的这场争论，她以高傲的口气说：“我看不出击败开尔文勋爵的理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她的意思是说试图靠争论说服对手是毫无希望的，唯有在实验室里提炼出镭，不是镭盐粉末，而是金属镭！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除居里夫人外再无别人。

居里夫人决心以自己的实验结果来击败开尔文的否定，并在公众面前证实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她又一次要攀登科学高峰了，这次是她一个人。她将在孤独一人的奋战中，证实自己，获得再次的辉煌。

到1907年，她又提炼出400毫克的氯化镭，并再次确定了镭的原子量。

她在这一年发表的《论镭的原子量》一文中写道：

1902年，我发表了用90毫克氯化镭对镭的原子量进行测量的结果。从那时起到现在，从多次矿石处理中又得到数百毫克看来很纯的镭盐。我做了纯化它的工作之后，获得了400毫克很纯的镭盐，这样，便在比上次好得多的条件下，对镭的原子量重新进行了测量。

在文章结尾处，居里夫人没有忘记奥地利政府和维也纳科学院对她的帮助。她写道：

在我们研究放射性物质的最初几年中，许多人帮助了我们，这次能够制成较多的镭盐，大部分也靠人们的帮助。

我们特别需要的是最好的镭矿，生产的沥青铀矿提取铀以后的残渣，经维也纳科学院建议，奥地利政府同意我们购买10吨，由罗兹希尔德男爵付款。

1910年，居里夫人终于胜利地提炼出了纯金属镭元素。这样就不仅可以更加精确地测定出该元素的各项物理、化学性质，进而整理出放射性元素蜕变的系统关系，而且让那些怀疑镭是否是一种元素的人和怀疑她能力的人从此无话可说。

这一年，居里夫人的成就达到了她个人事业的顶峰。她发表了《论镭放射性系数的测定》《论金属镭》等四篇论文。另外，她的两卷本专著《论放射性》也在这年由法国著名的Gauhier Vllars出版公司出版了。

这年9月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国际放射性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居里夫人和卢瑟福为镭的标准通过信，居里夫人还答应送给卢瑟福一个专门为他制备的特殊标准。居里夫人还在信中表示，她希望见到他，如果他也参加布鲁塞尔的会议，那就有机会当面讨论一些问题。自这次通信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1933年她去世为止。

卢瑟福和居里夫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佩兰、德比尔纳、哈恩、索迪、伊夫、梅耶、玻特伍德、斯威德勒等著名科学家。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放射性强度确定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单位。

与会者大都同意应该由居里夫人确定这一计量单位，因为她是这方面不可动摇的权威。有人建议将放射性强度的国际标准单位定为“居里”，居里夫人慨然赞同。她认为可以用这种形式来纪念皮埃尔，当然也包括她本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

人们问：“这个计量单位究竟该怎么定义呢？”

居里夫人说：“应该是1克镭所放射出的相应气体。”

这个定义太含糊。人们纷纷提出询问和意见。但居里夫人却突然声称，她拒绝参加讨论，还断然离开了会场，后来她又借伤风感冒不参加闭幕时举行的庆祝宴会。

幸亏有卢瑟福和佩兰出面，说服了这些不满意的科学家，让他们相信居里夫人的确是身体不好。卢瑟福很同情居里夫人，他在会议结束后的10月14日写信给他的妈妈时说：

居里夫人显得分外苍白憔悴，疲劳过度，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老得多。她工作得太勤奋，结果损害了身体。总之，看到她这副样子真叫人感到难过。

正因为卢瑟福敬重她，又同情她，所以卢瑟福和居里夫人相处得很好，每当居里夫人开始不耐烦而拒绝讨论时，卢瑟福总能说服同行们不要生气，不要急躁；他也能说服居里夫人接受同行们正确的意见和批评。

这样，会议结束时，大家既采纳了她的定义，又增加了许多明确的界定，使其不产生歧义。

卢瑟福的豁达和耐心，还说服了居里夫人，使居里夫人终于明白，一种国际计量标准不能够只留在她的实验室里。她终于同意拿出她提炼的21毫克纯金属镭封存入一支玻璃试管，然后郑重地送往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通用的计量标准。

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

1911年对于居里夫人来说，是一个大喜之年，但也是大悲之年。这一年她所经历的大起大落，足以让小说家写出一本动人的畅销小说。

居里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持有与皮埃尔相同的态度，即对于申请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持谨慎态度，她尤其不愿意因为申请院士候选人而去逐个地拜访在巴黎的院士。因此，她在1910年以前从来没有打算去申请为院士候选人。

居里夫人的荣誉头衔够多的了，在1910年以前她已经获得了22个名誉头衔，其中包括6个国外科学院的院士，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等，她并不在意多一个或少一个名誉头衔。

但到了1910年底，居里夫人在彭加勒、李普曼和佩兰等法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的竭力怂恿下，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决定申请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争取成为院士。她这么决定，想必是她已经毫不怀疑会当选。

想一想：《论放射性》这样的权威性专著出版了，国际放射性会议也已决定将“居里”作为放射性强度的单位；纯金属镭由她单独提炼出来了。再加之同行们不绝于耳的颂扬，这些都使得居里夫人和她的朋友及助手们相信：只要她申请，就肯定会当选。

法国传记作家吉鲁曾说：“她第一次表现出自以为是。”那就是指“居里夫人完全够格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确，以她的贡献、学术成就和国际上的威望，她当选院士绰绰有余。

居里夫人所没有估计到的是在选举科学院院士时，还有许多非科学因素在起作用。她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真才实学有时也会成为一种不利的条件，虽然不会必然如此。

著名法国生物学家卢克·蒙达尼耶曾说过一句俏皮话：“我们法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平等的国家。枪打出头鸟。我就是个活靶子，不仅仅因为我在科学领域获得的成功，还因为我在新闻媒介引人注目。”

居里夫人正好符合了蒙达尼耶提到的两个条件：成就和新闻人物。1903年她已经当过一次特大新闻人物，这一次为了竞选院士，她又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而且在这年的11月份，更成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可耻阴谋的中心人物。

法国最畅销的大报《费加罗报》在1910年11月16日一期上，迅速宣扬居里夫人的竞选。

《至上报》号召读者对哪些女性有资格进入科学院进行民意调查。投居里夫人票的人很多，但首位不是她，是一位法国著名女作家。当时的《时报》也不甘落后。

面对这如潮般的宣传，居里夫人感到十分不安，她写信给《时报》编辑部，证实自己的确加入了院士的竞选。但由于学院的选举从未进行过公开的讨论，如果这一惯例由于她加入竞选而被改变，那将令她感到非常不安。

在一片赞扬声的下面，暗暗汹涌着一股反对居里夫人当选的势力，为首的反对者是院士阿玛伽门，他率领一群老态龙钟的院士们为捍卫科学院的纯洁性而大肆攻击居里夫人以及妇女加入竞选一事。说：“无论是哪一位女人，哪怕是居里夫人，都绝不能进入科学的圣殿，即科学院！”

还有一些人格卑劣的人则在民众间散布流言飞语，不负责任地说：“居里夫人是犹太人。”当时法国有一股右派势力正在发展，它们的主要表现是军国主义狂热、教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倾向。

居里夫人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竞选院士竟然扯到女性和民族问题上去了！

开始的竞选形势对居里夫人还很有利，她击败了一位候选人，看来胜利在望。但在这关键时刻，选举的形势在暗暗转变，她的下一个对手是发明无线电报的布朗利。

法国人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为法兰西共和国争得一份光荣，但由于某些不公正的原因却没得到，这曾经使法国人感到十分愤怒。

现在，反对居里夫人的人利用人们的这一情绪，操纵舆论，大谈爱国主义和外来的干涉，以此拥护布朗利当选，反对居里夫人当选。

“居里夫人干了些什么，竟敢与布朗利争夺院士这一崇高荣誉？她是一个波兰人，只不过是嫁给了皮埃尔·居里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她获诺贝尔奖的功劳应该完全归功于皮埃尔！”

“她在姓居里以前姓什么？姓斯可罗多夫斯基，多么古怪的姓！也许她的祖先中有犹太人的血统吧？这些人侵入了我们法国！”

居里夫人对这些蝇蝇之语，从来都是高傲地不予理睬，也许认为这些上不了桌面的玩意儿是成不了气候的。她的同事和朋友们也轻视了这些邪恶势力的能量。她仍然按部就班地在半个月里拜访了58位院士。

当居里夫人在她的实验室办公室里通过电话得知布朗利当选这一消息时，她感到意外，也感到痛心，但她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评论。难道还需要评论吗？她把这一消息告诉实验室的同事们，他们更加感到意外。

居里夫人从此再也不愿提出任何类似的申请，再也不愿意为这些无聊的争论伤害自己以及朋友和同事。

1961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曾在该年度举行的第十二届索尔维会议上讲到1911年第一届会议的情形。他说：“会上的讨论由洛伦兹的一次精彩演讲开始，普朗克自己对于引导他发现了作用量子的论证进行了说明，在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爱因斯坦总结了量子概念的很多应用，并且特别处理了他在低温下比热反常性的解释中所用的基本论证。”

那次会议在讨论量子论时，由于大多数科学家的不理解，反对的意见很强烈，讨论到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连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本人都有非议。所以，大会简直像耶路撒冷废墟上的悲哀。

但居里夫人却十分支持爱因斯坦。当时爱因斯坦刚当上布拉格大学的教授，但格罗斯曼和赞格尔等一些人就已开始想方设法把他弄到苏黎世的理工学院任教，他们向一些关键人物提出请求，征求对爱因斯坦的意见。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国报纸上却突然发生了对居里夫人恶毒毁谤的事件。这一天，法国的《新闻报》突然登出一条轰动而且特别有煽动性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居里夫人和朗之万教授的爱情故事”。

这位叫豪塞尔的记者是在采访了朗之万教授的岳母后写下这段奇文的。一开始它就有一种不怀好意的煽动性，那些刻薄话不乏造谣和无理的猜度，别有用心的含沙射影和小街巷里的流言飞语。

朗之万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人，他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于192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4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皮埃尔是朗之万的老师，皮埃尔去世以后，他出于同情和尊重，常常帮助居里夫人，彼此之间的感情确也超过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敬重、相互爱慕的高尚情谊。他们早就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朗之万的妻子却抓住这件事，经常跟朗之万吵个没完没了。朗之万已实在无法忍受妻子无理的折磨和岳母尖刻的责难，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经常无端地感到心情紧张。

1910年7月，朗之万在大家的劝说下，离开了妻子，在巴黎租下一套房间，一个人单独过日子，但仍然没有离婚。

结果，这种不果断和不明智的做法，给了一些专在鸡蛋里挑骨头的新闻记者以可乘之机。于是在“他们两人到哪儿去了”的可笑猜疑中，爆发了这场可耻的桃色新闻事件。在巴黎找不到他们，一些人以为两人私奔了。

其实，此时他们两人正在世界最高级别的科学会议上发表意见。居里夫人在布鲁塞尔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愤怒地宣布：“这是诽谤！”

彭加勒和佩兰宣称：“对于报纸上对我们同行和朋友的不实之词，感到惊讶和气愤！”

卢瑟福气愤地说：“真正无聊至极！”

居里夫人决定不出席闭幕式，瞒着记者赶回巴黎。回到巴黎后，她立即在《时代》上发表声明：

我认为，报界和公众对我个人生活的所有侵犯都是极端恶劣的行为。因此我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刊载与我有关的文章。同时，我有权要求一笔高额赔偿，这笔钱将用于科学事业。

在居里夫人义正词严的驳斥下，那位《新闻报》最先挑起事端的豪塞尔自知理屈词穷，急忙写信向她道歉，她把他写的信寄到《时代》上刊登出来。

后来，在政府有关部门和科学界著名科学家的干预下，这件事在原则上被平息下去了。但小报却不管这一套，巴黎的小市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流言飞语，就是这种能刺激人想象力的桃色新闻，于是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硬把这件新闻炒得越来越邪乎，越来越离谱。

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一生之中能够两度荣获世界最有名的诺贝尔奖，这是多么大的荣誉，这前所未有的例子，恐怕在日后也很少会有的。失去了丈夫，养育着两个幼女，在简陋的实验室中挥汗工作了四年，如今得到了补偿。

由于操劳过度，居里夫人已经病倒了好几次。因为她是一位女子，法国学士院对她很不友好。

1911年11月7日，居里夫人收到一封电报：

您将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信随后寄来。

欧利维理乌斯

这时，居里夫人身体状况很糟糕，她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已经使她承受不下去了。但她决定这次一定要按时到斯德哥尔摩去受奖和作诺贝尔演讲。

12月上旬，瑞典政府和科学院再次向这位杰出的女性表示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10日，授奖仪式按时在音乐厅举行。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达尔格伦博士在授奖辞中尊敬地指出：

镭和钋的发现扩展了我们的化学知识，以及我们对自然界物质的了解。导致科学的一个新分支的诞生，即放射学的诞生。

镭的发现，首先对于化学，接着对人类知识的许多其他分支和人类活动都有巨大的意义。有鉴于此，皇家科学院有理由认为，应当将诺贝尔奖授予两位发现者中的唯一幸存者：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夫人。

今年，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您化学奖，以表示对您为这门新学科付出巨大劳动的赞赏。您发现了镭和钋，您描述了镭的特性和它的分离，您研究了这一著名元素的化合物。

在诺贝尔奖颁发的11个年头里，这是第一次将此殊荣赐给以前的获奖者。

许多国外科学家对居里夫人在法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愤愤不平：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位创建了一个科学分支的“镭之母”，竟然连一个法国科学院的院士都当不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至极！

在瑞典政府和科学院举行的授奖仪式上，居里夫人当然也非常感谢瑞典科学院赋予她的无上荣光。身着朴素服装的居里夫人在她的诺贝尔演讲词中，除了对瑞典科学院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以外，还赞扬了贝克勒尔和卢瑟福的贡献。

提到卢瑟福时，居里夫人以尊敬的语气说：

一大批一往无前的科学家献身于放射性的研究，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及其中的一位。他通过准确的判断，想象力丰富的假说，和他与他的学生们所完成的许多研究，已经不仅成功地增长了我们的知识，而且还对它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分类。他通过一个适合于对现象进行研究的十分精确的理论形式，为这门新科学提供了一个主干。

她提及的正是卢瑟福。卢瑟福1908年就“因为研究放射性物质及对原子科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在演讲中，居里夫人为了驳斥法国科学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说她把皮埃尔的功劳据为己有，因此，她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单独作出的贡献明确地指出来。“离析纯镭盐以及把镭断定为一种新元素的化学工作，主要是由我来完成的。”

她还谈到了“由我命名的放射性元素”，以及许多“我应用这个方法测量了”“这样我发现”“我坚持认为”“我测量了”这种毫无歧义的提法。如果以为居里夫人这样过多地强调“我”“我个人”似乎不够谦虚，那就大谬了！对于法国科学界不少人肆无忌惮地侵犯她个人的权利，她自当义无反顾地予以驳斥。这也是一种勇敢精神。如果一味地在恶势力面前“谦虚”，那恐怕只能称为“虚伪”和“怯懦”。

居里夫人的演讲，有理有利有节，既驳斥了一些无耻之徒的恶意中伤，又表示了她对已逝丈夫的尊敬和怀念。

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巴黎后，居里夫人感到极度疲惫，她想安安静静地休息，想隐姓埋名地把自己同外界隔离开来。但她没有做到这一点。

她原指望因为再次荣获诺贝尔奖会让法国人冷静一下，明白他们在做多么愚蠢和忘恩负义的事！

但自由惯了的法国人仍然可以绝对自由、毫无顾忌地向一位病弱的、高尚的女性泼去污水，他们不愿意仔细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希望从中得到一种低级趣味的满足和轰动而刺激的效应，让那些空虚的灵魂获得短暂的充实。

小报上的语言越来越放肆、刁钻、刻薄，当然也绝对地无聊。居里夫人痛苦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她终于倒下了。12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居里夫人突然晕倒，人事不知地被抬进了医院。一位为法国争来巨大荣誉的女性，一位无上荣光的女性科学家，大有被污垢吞食的可能！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啊！

在医院里，居里夫人几乎预感自己一定会死去。但是，她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这是因为她的倒下终于惊动了善良的人们，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尤其是皮埃尔的哥哥雅克的安慰对玛丽来说至关重要。

经过两个月的挣扎，居里夫人战胜了疾病，但是她的肾脏有严重的病变，必须马上做手术，居里夫人极度的虚弱，经过医生的诊治之后，还是要把手术向后推迟。

当污水不分东南西北地向她泼来时，居里夫人心中有一片抹不去的阴影在扩大，在残酷地折磨着她：由于她的“过失”，她给居里这个家族的名誉带来了损害，她感到对不起公公、皮埃尔和雅克。但雅克的几句话干脆利落地卸下了她心头的重负，驱散了她心头那一片可怕的阴影。

雅克对玛丽说：“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还忍着，我非常担心的是在这场完全是人格侮辱的中伤事件中，你怎样才能挺住！如果你因此而使身体遭到不测后果，我绝不答应！绝不！对那些卑鄙无耻之流，只能回击，不能一味地忍让。”

雅克对她的信任，使她非常欣慰，病也似乎减轻了一大半。医院的医生也对她给予了善良的忠告：“居里夫人，您的身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应该想到是属于全世界的。您不必理睬那些无聊的中伤。这个医院的医生、职工都是您的朋友，您尽管安心养病吧。”

居里夫人在这种亲切和善良的氛围中，加之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身体逐渐好转。1912年1月底，她虽然还不能站立起来，但可以出院了。她决定搬到新家去住，闭门不出。她精神上的隐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得了的。对于那些卑鄙下流的好奇心，她从此心怀怵惕。

一项伟大的发现，就这样带着无尽的荣耀传遍了整个世界，两次诺贝尔奖金获得，让当时许许多多的人羡慕居里夫人的时候，也正是因为如此也使许多人仇视她。恶毒的话语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居里夫人的身上，并且想要试图毁灭她。

居里夫人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已经筋疲力尽。居里夫人在科学上担任的是男子的职务，所以她的朋友，她的心腹，就都是男子。她对于她的密友，尤其是其中之一，有很深的影响。有人言语不逊地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侮辱了她的辉煌的姓名。

那些羞辱过居里夫人的一些人来求她的宽恕，说了许多表示对当时的所作所为非常懊悔的话，流着眼泪请求原谅。一旦有机会贬抑这个杰出的人物，或拒绝给她一种头衔、一种奖赏、一种荣誉时，有人就卑鄙地提出她的国籍来非难，轮流说她是俄国人、德国人、犹太人、波兰人，说她是一个到巴黎来做篡夺者的“外国女子”，说她想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崇高的地位。

但是，每逢居里夫人的天赋给科学增加了光荣，每逢别的国家热烈欢迎她，并且给她空前的称赞时，在同样一些报纸上和同样一些作者的笔下，她立刻变成了另外的一种说法“法兰西的女大使”等之类的。而全不提起她那引以自豪的波兰国籍，这也是一样地不公平。

有些人总想在天才的光环之下找到有缺点的人，因此伟大人物常受他们的攻击。如果没有荣誉这种可怕的磁石给她吸引同情和憎恨，居里夫人绝不会受批评或诬谤。

正当居里夫人在逐渐康复的时候，一个来自波兰出乎意料的建议在她心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使她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那是1912年5月，一个波兰教授代表团来到巴黎，他们给居里夫人带来了波兰伟大作家显克维奇的一封信。显克维奇是波兰人民的骄傲，他于1905年因为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等著名长篇小说，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显克维奇在受奖那天作的诺贝尔演讲，陈述了每一个波兰人的心声：“诺贝尔奖这一荣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值得珍视的，而对波兰人尤其如此。有人传言波兰已经消亡，国力荡尽，以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如今证明波兰依然存在，而且获得了光荣的胜利。”

现在，显克维奇又以饱满的热情写信给从未谋过面的居里夫人：

最尊敬的夫人：

我们的人民都敬仰您，更希望您到这里来工作，到您的祖国来工作。这是全国人民的热烈希望。有您在华沙，我们就会觉得力量大了许多，我们因种种不幸而低下去的头，就可以抬起来。

但愿我们的请求能够得到满足。请您不要拒绝我们向您伸出的手。

显克维奇

居里夫人满可以负气地离开法国，让那些忘恩负义的法国人看看，也好出出心头的恶气。而且，青少年时代的爱国热情、自由流动大学的秘密和激动人心的暗地活动，向俄国人立的纪念碑吐痰，还有西科尔斯卡校长。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居里夫人产生归国之心。

但是，她这时已经45岁，而且身体非常糟糕，如果现在真的回波兰去，她的身体能承受得了那儿工作启动时种种困难带来的压力吗？还有，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她和皮埃尔曾经期盼多年的实验室现在终于达成协议，很快就会破土动工，如果这时离去，十多年的努力又将毁于一旦。而且她也明白，她自己不仅仅属于波兰，她应该属于全世界。

巴斯德研究院早就希望能够和居里夫人合作，但索尔本大学岂肯轻易放走居里夫人？最后两个机构同意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所“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包括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由居里夫人领导，致力于物理和化学的研究；另一个部门由雷戈博士领导，致力于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

1913年，居里夫人回到华沙去参见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她的身体依旧不舒服，居里夫人的祖国给了她热烈的欢迎。

居里夫人写信给一个同事，是这样说的：

在我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我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地作出大的贡献。我已经在这周做过一次公开的讲演了。我还参加了许多种的聚会，并且现在还有一些需要参加。这个曾经被统治者野蛮地蹂躏过的国家，的确曾经用了不少的方法来保卫它的道德生活。压迫的力量总有一天会退去的，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

这里是与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有关的地方，我重新回去看了一遍，去看了河流和墓地，那些都是既开心又悲伤的，但是我无法制止自己不去看它。

1912年8月，居里夫人的病还没有痊愈，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实验室工作。

离开了工作，她的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尤其在朗之万事件之后，她几乎决意要将自己锁进实验室。这一年，她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放射性的测量和镭的计量单位》。

与爱因斯坦的友谊

1913年夏天，居里夫人身体逐渐好转，她决定带上两个女儿到瑞士东部地区安卡丁去作徒步旅行，顺便去会会不久前调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的爱因斯坦。

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讲德语，有时候讲法语，他们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原理。

居里夫人的女儿们在前面跑着做着先锋，这次的旅行使她们高兴极了，爱说话的爱因斯坦变得精神焕发，并且和居里夫人一起探讨着在他心里一直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居里夫人有着极其丰富的数学知识，是在欧洲极少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庆祝仪式在工农业博物馆举行，22年前的玛丽正是在这儿走上了通向科学殿堂之路。俄国统治当局不敢对举世闻名的居里夫人说三道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佯装不知。当居里夫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整个大厅的欢呼声、掌声久久不息，人们为波兰出现了如此伟大的人物而热泪盈眶。居里夫人在台上用波兰语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1913年，正是爱因斯坦在紧张思考广义相对论中的“等效原理”的时期。爱因斯坦曾经生动回忆过他的思考过程：

1907年的某一天，我正在泊尔尼专利局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想法突然袭上心头：如果一个人自由落下，他将不会感到自己的重量。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个极简单的想法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并把我引向了引力理论。

的确如此，再过两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建立在与这个坠落有关的等效原理和另一个叫“相对性原理”两个原理基础之上。

爱因斯坦在与居里夫人的谈话中惊讶地发现，居里夫人的理论物理水平非常之高，她几乎总能领悟他最近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

居里夫人感到振奋，她终于能在公众场合用波兰语发言。同胞们为此高呼“居里夫人万岁”！

接下来她又参加了许多团体的活动，华沙人为能够见到波兰人的骄傲和镭之母居里夫人而激动万分。

有一次在妇女团体的招待会上，居里夫人突然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妇女坐在前排。她愣住了：我认得她，居里夫人的大脑飞速地检索着自己的记忆库，最后定格了：“啊，是西科尔斯卡校长！”

她立即站起来向满头白发的西科尔斯卡校长走去。到了她的面前，居里夫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西科尔斯卡校长，您好！”

“你还记得我，玛丽？”

“我怎么会忘记我敬爱的老师呢？您是我的恩师呀。”

玛丽拥抱着老师，热情地吻了吻这位满脸皱纹的恩师的脸。西科尔斯卡已是满脸泪水，泣不成声了。作为一位教师，最大的喜悦大概也就莫过于此了。玛丽感激的泪水与恩师喜极的泪水在一起流淌，流淌。

会场上的人们无不为这感人的一幕所激动，人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向这对师生致敬！为人类最美好的情操致敬！

从波兰回到巴黎后，她又应邀去英国的伯明翰，接受伯明翰大学名誉博士证书。居里夫人羞怯，寡言少语，文雅而自信。人人都想看到她，但只有少数人能够如愿以偿。

记者们伺机提出种种问题，但她都能巧妙地应对过去，而且一个劲儿地赞扬卢瑟福。这当然不能让记者们满意，但他们只能得到这些。

居里夫人在伯明翰提醒英国和世界科学界：镭的发现只不过是一个序幕而已！镭的发现仅仅是一个序幕！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见解呀！

在当年举行的第二届索尔维会议上，居里夫人作了《放射性衰变的规律》的发言。

1913年她发表了一篇《在液氢的温度下的镭的辐射》文章，这是她与荷兰著名科学家卡末林—昂内斯合写的，分别用英文和法文发表。

1914年她又写了一篇《放射性元素及其分类》。

此后，直至1920年才继续发表文章，这其中有5年时间她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这是因为在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