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国际道教研究概况

陈耀庭

海外对于道教的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初期，研究者大部分是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大多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优于其他宗教，对道教持鄙视或敌视的态度，因此往往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近百年来，随着来华学人的增加，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宗教学科的发展，国外不少学者对我国固有的宗教——道教越来越感兴趣。近三四十年里，法国、日本和美国等都涌现了一批研究道教的学者。并且先后举行了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及各种双边和多边的道教研究讨论会。

法国的道教研究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最初抵达中国的西洋人，是 1514 年的葡萄

牙传教士。但是从 17 世纪后半叶起，欧美汉学研究的主导权一直操在法国的汉学家手里。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的《哲学词典》有《中国的教理问答》一章，以“老君的宗派”来指称“道教”。著名的汉学家亨利·马伯乐（1883～1945）为法国的道教研究奠定了基础。马伯乐是位语言学家和史学家，1911 年任法国远东学院（河内）教授，1920 年起任法兰西学院（巴黎）教授，著有《古代中国》《中国宗教·历史杂考》等。《中国宗教·历史杂考》第二卷有中国六朝时代人的宗教信仰和道教，关于嵇康和竹

林七贤，关于公历初几个世纪的道教研究，老子和庄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等内容；1971 年又以《道教和中国宗教》为名重新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书为“关于道教的最优秀的先驱者的著作”，“西方权威著作”。马伯乐称道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他在《老子和庄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一文中认为道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对世界的科学化的表象”，并把“神秘性实践之加于理论的思辨中”，因而，其结论是“道家和道教并不如一般人们所说的那么不同，他们彼此来自同一种极古老的宗教的根源”。日本京都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川胜义雄曾经评价马伯乐“是通晓欧亚，唯一独立探索道教的历史及其道术的内部体系的人”。马伯乐的道教研究观点为后来的法国研究家们所继承。

马伯乐的学生卡顿马克（康德谟）曾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广泛接触过中国文化、历史和民俗。1957 年就任巴黎的法国高等研究院第五组导师，讲授中国道教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老子和道教》和《列仙传》。《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前者为“关于道家哲学和道教的较好的一般性概论”，后者为 “现存最早的道教徒传记的翻译”，其注文中还包括许多神话知识。此外，康德谟还著有《灵宝五符经考》《太平经的思想》等。斯坦安（石泰安）教授也曾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1951 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道教及西藏，其主要著作有《公元二世纪中国道教活动的政治意义》。

现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五组导师是康德谟和石泰安的弟子施博尔（施舟人，1934～）。施舟人自 1958 年以来专事道教研究，1962 年以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的身份，赴台湾作关于道教之田野调查。

他以台南道士陈荣盛为师，研究台湾南部灵宝清微宗科仪、制度。1970 年回法国后，任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1975 年出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的秘书长，并且主持了国际规模的《道藏索引和提要》的编制工作，参加这一系统审核《道藏》中各种经籍的作者、流派、年代和内容以及编制索引工作的专家有法国、意大利、丹麦、荷兰、瑞士、德国和美国的汉学家。施舟人的主要著作有：《汉武帝内传研究》《道教的分灯》《黄庭经索引》《抱朴子内篇通检》《抱朴子外篇通检》《云笈七籤索引》《道藏通检》《道教的总体》等等。《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汉武帝内传研究》是“对于道教徒传记小说的翻译以及对茅山派宗教仪式背景的研究”。日本学者福井文雅评价施博尔教授“不仅是法国，也是欧洲站在世界道教研究第一线上的人物”。1989 年，施博尔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

目前法国还有一些道教研究学者分别在法国远东学院和有关大学工作。普鲁旺斯大学的伊莎贝拉·奥比奈教授专攻道教思想。她的《七世纪以前对〈道德经〉的评注》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严遵、河上公、王弼、梁武帝、周弘正、成玄英对《道德经》的评注。

她认为，严遵的注“属于‘哲学的’道家学说”，但由于同佛教学说的对抗而作出一系列调整。她又认为“由于河上公的缘故，《道德经》成了既是一本讲统治术的教科书，又是一本讲长生不老方法的教科书。因此，河上公的评注摆脱了庄子、淮南子、韩非子或严遵等把《道德经》看作是掩盖政治上的考虑那种本体论，也完全不同于后来的王弼对《道德经》所作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而王弼的注是“代表称之为第三世纪玄学的新道学派的看法”。奥比奈教授的巨著《道教历史上的上清派的革命》，对茅山上清派历史、人物和经典作了详尽的研究，并因此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的称号。法国

远东研究院的约翰·拉格威（劳格文）也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中年学者。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哈佛获得了东西语言和文化博士学位，1977 年后成为法国远东研究院成员。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台湾和大陆。他编写的《无上秘要引书索引》对于汉魏道教的研究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近著《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是第一本用英文为学者和普通读者写的关于道教仪式的综合导论，全书分为“道教仪式的源流”、“基本的道教仪式”以及“仪式的道教和中国社会”等三个部分，提出三个中心问题：什么是道教仪式？它在运用中国人的宇宙论中做了些什么？仪式和思想这两者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又做了些什么？劳格文认为道教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的象征和行为系统，仪式就是以行为和音乐对这一系统的表示，因此其中反映着中国人的宇宙论、命理学、生死观等等，并且同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民俗等具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一专著从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道教仪式的丰富内容，学风严谨，颇有新意，因此发展了法国学派对于中国道教的研究。

1991 年，法国著名的道教史学家安娜·塞德尔在美国逝世，是法国道教研究的巨大损失。安娜·塞德尔是法国远东研究院教授，长期留居日本京都，编辑出版法国远东研究院学报。从 60 年代末就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著作。

《汉代道教中老子的神的地位》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是“关于民间道教的初步研究”。1990 年发表的《1950 年至 1990 年，西方的道教研究纪事》被公认是权威的综述。

日本的道教研究

日本学者对于道教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明治到大正，直到昭和初期，也就是从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20～30 年代；第二时期是从 3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时期是从战后到 1972 年；第四时期是从 1972 年至今。

第一时期为开创期。当时的道教研究工作者，一般都是一些汉学家和“中国通”。

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佛教和佛教史。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统治集团把目光投向世界，特别注意隔海相望、幅员辽阔的中国，因此日本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

他们把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看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且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称中国过去的文化为“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由于道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之一。作为开创期的道教研究家及其代表著作，主要有：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其人和著作）》，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教思想》，小柳司气太的《东洋思想研究》《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洋思想研究编篇》及《老庄思想和道教》等等。

小柳司气太（1870～1940），1894 年修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21 年以《朱子的哲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1923 年他以讲课的讲义为底本写成《道教概说》，并在几年以后就被介绍到中国，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版。小柳司气太在中国期间为了取得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还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编印了

《白云观志》。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开始运用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不带偏见地研究道教和道教史，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道教神学和教理的历史资料，并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至今仍有影响的论点。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上古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发展史可以区分为开创期、完成期、唐宋期、分派期和衰亡期的说法等等。但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明显缺点，如同其他早期研究者一样，只把对于道教的研究局限在道教自身的范围里，很少去探索道教和社会政治的关系，道教和哲学、道教和文化科学的关系，道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等等。他们还没有把道教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和论述。

就在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的名义出版了《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同时，巴黎和北京收藏的敦煌文献中与中国道教有关的文献也被介绍到了日本学术界。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和全世界的道教研究家们，并为他们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

第二时期可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这时的道教研究离开了原来发展的轨道，而服从侵略战争的需要。从 30 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伐，把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学术都纳入他们对外扩张的需要，战争要求提供有关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知识情报。这种新的道教研究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东亚研究所”为中心。“满铁”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它的调查部专门从事搜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等情报的活动。他们对中国北部、中部城乡人民的宗教生活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从社会现象的角度对道教在民众中的影响作了一系列的论述。在战争时期出版了永尾龙造的《中国民俗志》（多卷本）、泷泽俊亮的《满洲城乡的信仰》等等。这些对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包括道教）所作的调查的代表性成果几乎全部被包含在战后写成出版的 6 卷本《中国农村风俗调查》里。

不过，还应指出，当时在日本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中，有些还是坚持了严肃的态度的。

并且，出现了历史地研究佛教和道教，以及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联系上观察道教变化的新趋势。其间发挥作用的组织是成立于 1936 年的“中国佛教史学会”。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和《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

《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

《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永生的愿望·道教》等等。尽管其中有些著作出版在战后，但是它们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却是一贯的。

福井康顺（1898～1991），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 1961）。津田左右吉当时在“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实，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

《古代史研究》等 4 种著作被禁止发行。他的历史学观点以及治学方法对于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而福井康顺的道教研究观点和方法又为吉冈义丰所承继。吉冈义丰（1916～1981），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也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其他专家认为是具有珍贵意义的亲身体验。不论是福井康顺

或者是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摈弃了传统的儒、佛观点，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真正的宗教信仰系统来研究，并且从个别的研究发展为带有一定的综合性的研究。他们对道教和道教经典的研究也从道教本身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领域。他们的治学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的影响。他们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经典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目标着眼在经典中和宫观中的道教，方法也过多使用考据和引证，他们也还没有把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未曾触及道教在政治、文化和科技领域中的作用等内容。

第三时期为战后恢复期。这个时期继承了过去已经开始的系统研究的方法，继承了已经取得的历史和经典研究的成果，又利用战争时期在中国大陆劫取到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宝卷和善书），扩大了研究范围。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某些边缘学科的建立，对道教的内容以及历史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因此，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著作不只限于对道教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且注意到道教在历史上的变化和社会作用。

随着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和综合研究趋势的加强，1950 年日本成立了道教学会。

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明确地宣布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声明说：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它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它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输送到并固定在这个组织之中。据报道，作为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员约有 500 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工作者的代表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中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四个特点：第一，对道教历史的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研究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以及大渊忍尔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对全真教的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所作的探索（见《中国的宗教改革》），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等，都把宗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大规模群众运动

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是因为六朝时代的道教的传道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大多出身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有一些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六朝时代佛教和道教都曾发生过这类叛乱，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宫川尚志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有的著作还指出了宗教教团的基础是在农民和一般群众的社会组织之中。

第二，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民间道教信仰所作的许多有趣的调查，例如对灶神、城隍、土地、后土信仰的调查研究，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普通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认识。当然，战后的宗教民俗调查和上述第二个时期的调查在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洼德忠（1913～），1937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现任驹泽大学教授，在他的已经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守庚申”的民俗进行了广泛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流传在冲绳、朝鲜南部和日本本土的“守庚申”风俗起源于中国的道教。洼德忠对于冲绳的神主牌位、丧祀、探病、婚姻等民俗的研究，指出冲绳民俗也来源于中国大陆，只是有了变化。这些论著不仅从民俗学角度深入研究了道教，而且对道教以及中国民俗在东北亚、东南亚传播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说编写了《道教史》。这本道教史收在山川出版社《世界宗教史丛书》中，并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更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同以前的道教和道教史专著比较更加生动具体。

第三，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角度深入到对道教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实用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星、占卜、堪舆等等，进行了观察和研究。道教的这些科学和非科学的方术同道教教义都是紧密联系着的。例如：炼丹术就是道教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经常看来他是宗教的一个独立内容，同实用的方术一样在活动着。这些非科学的方术通常称为迷信。战后时期日本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涉及到许多关于科学和道教的内容，虽然它强调的是科学史。日本这一时期的道教史研究也涉及到关系道教和科学的内容，并对加深对于道教的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许多著作，为道教发展史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 30 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

《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在 60 年代宫川尚志的著作里，这个观点发展成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

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家学说的综合家；在 70 年代，由薮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文集里发表了赤堀昭

《陶弘景和〈集注本草〉》一文，他从医学史的角度对陶弘景的思想作了进一步探索，指出陶弘景的隐居不过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生活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第四，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影响的比较研究。道教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以往的日本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尽管已经研究到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研究了中国佛教对东亚佛教的影响，但几乎都未曾触及到道教的外传史。二次大战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了道教的海外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福永光司（1918～）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个课题的论文和演讲，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等书。其中有关天皇和道教、天皇和真人等文章，无论在日本或者在中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关于天皇的研究，30 年代津田左右吉有《天皇考》的论文，但是他否认“天皇”的称号同中国大陆思想文献有关连，并且对于道教持否定的态度，否定道教曾经进入过日本。而福永光司在京都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就注意到了道教具有宗教哲学的体系。他说：“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中国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正是从这一研究立场出发，福永光司一反过去日本学术界鄙视道教立场，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作出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研究。这一研究尽管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以及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外传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时期为高潮期。1972 年 9 月日中邦交恢复，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兴趣和目的都有一系列的发展，道教研究进入高潮，其主要特点是：一，研究的国际化。1972 年以前，日本的道教研究学者和欧、美学者接触得很少。

1968 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

1972 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日本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的研究起步甚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二，研究学者增加。日中邦交恢复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 35 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作现状和问题的主要发言的 7 名学者的年龄在 55

岁以下，其中 40 岁以下的 4 名，最年轻的只有 32 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道教文化研究会”等等。

三，道教学的独立。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直到 1974 年，京都大学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席，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 1983 年，在第 31 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 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

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四，新材料的发现。多次重印《道藏》《续道藏》和《道藏辑要》，为道教研究得以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和图录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以及其他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道教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研究范围扩大。日本道教研究原来多集中于历史和经典。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大陆道教、台湾道教、香港道教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道教都已成为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其次，开始重视对道教“仪礼”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目前可以列举的有：早稻田大学教授福井文雅：《中国思想研究和现状》《欧美的东方学研究和比较论》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演剧》等；东京大学教授蜂屋邦夫：《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金代道教研究》等；京都大学副教授麦谷邦夫：《道家、道教中的气》《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及其它》《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等。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按照道教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其独立的道教学大致已形成 10 个门类：（1）关于道教的一般著作；（2）道教史；（3）道教和民俗、信仰、历法，道教和文学；（4）道教和科学；（5）道教和儒教、佛教；（6）道教思想和哲学；（7）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8）道教的传播；（9）道观、道士和科仪、节庆；（10）学术动向。在战后道教研究的高潮期，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在思想史方面是三教关系史的研究、“气”的研究、道教定义研究；在道教经典方面是道藏研究、道藏目录编制、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书、道教史材料和新修道藏问题；在道教文学方面是确定定义和范围、方法；在道教民俗方面是重点调查中国大陆民俗、道教仪礼以及文献和仪礼实际的比较；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方面是加强炼丹术和养生术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道教研究的规模无疑将远较过去来得宏大。

1983 年日本平河出版社出版了由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和酒井忠夫监修的《道教》三卷本，可以视为日本新时期道教研究的起点和历史总结。上海古籍出版社在 1990 年出版了中译本。

英国的道教研究

英国研究道教最著名的学者，当推李约瑟（1900～）。李约瑟从 40

年代末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从 1954 年起出版多卷本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译本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原拟出七册，现在计划出版二十册。其中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有第 2 卷《科学思想史》（1956）、第 3 卷《数学与天、地科学》（1959）中的地科学部分、第 4 卷《物理学和

物理技术》中的第 1 分册《物理学》（1962）、第 5 卷《化学与化学工业》的

第 5 分册《炼金术上的发现和发明·生理学的炼金术》（1983）、第 6 卷《生

物学和生物技术》的第 1 分册《植物学》（1986）。李约瑟不仅详细说明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世界史意义，而且在前无古人的领域里全面介绍了道教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理当占据的历史地位。李约瑟在《人和他的地位》中认为，道教

“实际上是在中国古老的和中世纪科学的进展中做事最多的，确如冯友兰已经正确地说过的，它是世界上曾经看到的唯一的基本上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道家、道教是自然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世界的历史上，促使实验科学发展的，有时候正是否认权威的神秘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道家具有的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这些正“是中国后来产生的一切科学思想的基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李约瑟曾经使用过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研究结果，这个公式就是：对于李约瑟的道教研究，日本和美国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提出过批评，但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2 卷“科学思想史”被公认为“关于道教对科学思想贡献的地位，最完善的文献和书目”（《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外，英国牛津大学隆彼德教授对于道教经目作了广博的研究，著有《宋代馆阁及私藏道书研究》，受到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美国的道教研究

美国的道教研究具有比较广阔的领域，包括道教经典的翻译、道教哲学和道教史、外丹术的科学认识以及不同的宗教仪式和宗派。但是，美国学术界对道教的兴趣，主要是非学术性的并且多具个人兴趣的色彩。从 50 年代起兴旺起来的道教研究，事实上是美国社会由于精神空虚而注意到东方思想潮流的一部分。已故的哈佛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霍姆斯·威尔奇的《道的分裂：老子和道教运动》（1957），既是对于《道德经》的解释，又是对于早期道教的简要而清晰的说明。前加里福尼亚大学教授斯特里克曼，曾经撰写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道家、道教、道家（教）文献、道家（教）史的条目，他的《茅山的启示——道教和贵族社会》《陶弘景的炼丹术》以及有关《度人经》的《最长的道经》等等，都得到国际道教研究者公允的评价。前夏威夷大学教授麦埃考·萨梭，曾在台湾拜师学道，著有《庄法师的教义》，编辑了二十五册的《庄林续道藏》，收集了大量源于福建、现流传于台湾的藏外道书。《庄林续道藏》分为金箓——五朝醮事，黄箓——午夜丧事，文检——符咒秘诀，小法——闾山神霄小法，共计 104 种。这些都为国际道教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一直想把他的大学变成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另一中心，他的《中国的炼金术：初步研究》被认为是“关于中国炼金术研究的学术性最强的导论”，但是，目前席文的研究兴趣似已转移。

加拿大的道教研究

加拿大的道教研究在 70 年代才形成一定的规模，主要的研究者有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冉云华、多伦多大学的秦家懿以及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帕丝（包士廉）。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奥弗迈耶教授的倡议下，1975 年成立了中国宗教研究会。当时只有四十四名会员，现在已发展为包括加拿大、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和南朝鲜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近二百名学者的国际学术组织。该研究会编辑出版年刊《中国宗教杂志》以及不定期刊物《通讯》。近年就曾刊登《中国道教史提纲》（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天隐子〉的教义》（米金根大学的利维亚·孔）、《舞狮》（南加里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汤普逊）、《现代中国的宗教和艺术》（约克大学的乔登·佩珀）等文章。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

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最著者当推华裔学者、前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柳存仁（1917～），他于 1935 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后在伦敦获博士学位。从 60 年代起发表了许多关于道教史和道教文献的论文，较著名的有

《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书目举要》《明儒与道教》《三教大师林兆恩》

《道藏本悟真篇三注辨误》《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论道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道教对明代新儒家精英之渗透》《十二世纪道士的结核病知识》《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甲、乙、丙篇）《张伯端与悟真篇》《道藏的编纂和历史价值》《唐以前许逊考》等等。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柳存仁历年论文几十篇的结集《和风堂文集》三册。柳存仁知识渊博，治学谨严，在宗教和社会等问题上视野广阔，立论公允。1971 年他在荷兰《通报》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道教和中国医学史的专文，题为《十二世纪道士的结核病知识》，介绍了 12 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部道经《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表明那时的道士已经认识到结核病是有多种传染途径的传染病，并且是一种由专门的原因或者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道士们还对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了讨论。柳存仁通过查考中国不同时期的著作以及比较西方医药史中的大量记载，判定“中国道教的道士们在这个特殊领域里所获得的知识，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来说要早上几百年”。他在多篇关于明代思想研究的论文中，认为“道教影响实在是明代思想中的一股特色。且与宋学比较来说，其受过道教影响则同，其所受道教影响的深度及阔度，则远非宋代儒教所能望其项背”，“道教的思想经过了儒家的学者的利用，儒道交流的趋势之下，对实际社会也产生过几点有意义的改进。⋯⋯道教的本质却也因为有了儒家的学者的参加而起了若干程度的澄净化的作用。”（《和风堂文集》《明儒与道教》）应该指出的是，柳存仁幼年习儒，有深厚的中国文史哲传统文化的根底，青年时期又受过严格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因此在 60 年代的文章中对佛、道教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称道教是“最卑俚、最无内容、最浅薄贫弱的”等等。70 年代末以后，柳存仁怀着对故国的眷恋、故友的挚情多次回国游览、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其对于宗教的看法渐趋公允，并多有精辟的见解。他在谈到民国以后的道教时曾说：除了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有些思想上的成就外，恐怕民国时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道学家；台湾今天出版的一些“仙学”杂志，戴源长编的《仙学辞典》《道教辞典》都是讲个人修仙之类的事，编得不好，解释得也不可信，因此不值得去读它；30 年代陈撄宁搞过《扬善》杂志，还讲“兼利天下”，普渡众生，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要为别人做些事，陈撄宁就这样做了；现在一些人只想自己成仙，连起码的道德也谈不上了；当代道教的教义实在不成一个系统，除非再出现几个有成就的高道，像基督教吴耀宗那样的人物。1986 年 6 月柳存仁应邀对上海道教协会道学班受业的小道士讲话，他勉励他们要有一种“新的道教精神”，当他谈到《度人经》中“情同慈爱，异骨成亲”8 个字时又说：“道教尽管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但是，它同佛教、基督教一样，爱人、牺牲自己等等的思想却是共通的。我们的道教已经有了几乎二千年的历史了，我们有灿烂的庙宇，有古老的经典。我们今天要建设的道教应该不是为自己的，而是为大众的。”这种新的道教精神正是道教适应现代生活必备的内容。

道教研究的国际会议

国际性的道教研究会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道教研究受到国际普遍重视，而且人才济济、成果累累的情况下，首由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发起召开的。会议全称英语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oist Studies，日译为国际道教学会议。会议要求在各国轮流召开，旨在交流成果，促进研究。参加的都是各国著名的道教学者，会议的基本形式是到会代表先向会议提交论文散发与会学者。会上，每位专家对自己的论文再作扼要的介绍，接着由另一位专家作主要的评论性发言，然后，由其他学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由原作者解答问题或表示意见。

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于 1968 年 9 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举行，由当时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韦尔奋主持。出席会议的都是欧美各国的专家学者。这次会议的论文发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宗教史》杂志第9 卷第 2～3 期上（1969～1970），其中主要是关于老庄思想和道教，关于道家和道米的关系，关于新道教，关于道教思想对佛教的影响等等。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一致认为对于道教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各国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应对继续进行研究提出规划。规划的内容有十四项，即：（1）道教的宫观制度；（2）道教和民间宗教以及会道门；（3）道教徒和现代化潮流

（特别是与基督教）的冲突；（4）1949 年以后中国本土的道教；（5）道教

和佛教，特别是与密宗的关系；（6）正统的道教和占卜术、占星术、医术之间的关系；（7）道教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关于诗、绘画、陶器、音乐等等）；

（8）道教在政治史上的地位；（9）道教的“来世”观念；（10）道教在降灵术、召魂术中的地位；（11）古今道教仪礼中存思术的地位；（12）房中术及其作为道教方术的历史；（13）道教各宗派的关系（清谈派和炼丹士，炼丹士和道教正统教派）；（14）道教思维方式的特点。

第 2 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在得到日本政府和三菱公司资助后，于 1972

年 9 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举行。参加会议的学者共十四人，其中除了欧美的李约瑟、卡顿马克、施博尔、塞德尔、斯特里克曼、韦尔奇等人外，还有日本的宫川尚志、酒井忠夫等。会议有英、日语翻译，还有专家担负道教术语翻译和会议录音整理。提交给第 2 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的论文共十三篇，另有背景文章二篇。其中有《道教炼丹术的社会内容》（李约瑟）、《晚明和前清社会的善书和平民教育》（酒井忠夫）、《儒教思想家中的道教倾向》（杜尔）、《“功过格”的作用的考察》（施博尔）等 6 篇先期发表，另有 9 篇文章收入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道教的多面性——中国宗教论文集》一书中，包括《〈太平经〉的思想》（卡顿马克）、《论陶弘景的炼丹术》（斯特里克曼）、

《孙恩叛乱时代庐山周围的民间信仰》（宫川尚志）、《从二世纪到七世纪的道家宗教化和民间宗教》（石泰安）等。第 1、2 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上都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尽管道教是中国的宗教。

各国与会代表对此都感到遗憾。在筹备第 2 次会议时，由于许多专家提议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当时的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主席弗兰德里克·伯卡特脱曾为此两次写信给中国有关主管单位。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 动乱之中，所以这次邀请并未得到应有的回应。

1979 年 9 月，第 3 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举行。这次会议是由瑞士促进学术研究基金组织、苏黎世大学和巴黎法国远东学院主办的。出席会议的有中、美、日、英、法、联邦德国、瑞士、荷兰八个国家的专家

共三十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道教与科学。主要论文有：《道教与科学》（席文）、《刘一明的哲学——道教精神修炼之研究》（宫川尚志）、《道教与中国历史上的反迷信运动》（酒井忠夫）、《抱朴子的科学思想》（村上嘉实）、《上清派运动及方士和不死探索者的传统关系之研究》（奥比奈）、《道教与免疫学的起源》（李约瑟）、《〈无上秘要〉导言》（劳格文）、《宇宙模式及其社会影响——〈太平经〉中的自然科学》（坎德尔）、《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王明）、《中国外丹黄白术考》（陈国符）等等。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关于道教、道教史和研究方法等，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有人认为道教中某些迷信思想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但有人却认为历史上某些神秘主义对科学的发展比理性主义更有价值；二是对于如何确定某些道教经典的年代问题，有人认为可以用韵文的韵脚和地理名称确定年代，但也有人认为还需要用其他的考证方法。

70 年代末，国外在研究道家转化为道教中非常注意《老子想尔注》和

河上公《老子章句》这两部著作。对于前者的成书年代，有人认为是东汉张陵所作，有人认为是六朝人所作；对于后者，有的认为是东汉末期的作品，有的则认为是六朝人的作品。讨论尽管十分热烈，但是大部分问题并未充分展开。

随着拨乱反正，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中国道教的宗教活动逐渐恢复，宫观修复开放，道教研究工作迅速开展。

从 1981 年至 1985 年，国外一些著名的学者相继到中国进行考察。国际道教研究活动也有了新的进展。

1985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2 日在巴黎召开了“道教和日本文化”国际讨论会，参加者除了法国、日本以外，还有中国、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学者。其主要论文有：《关于“天皇”名称确立的问题》（福井文雅）、《替身小考》

（施博尔）、《关于“东方朔置文”的考察》（高桥稔）、《〈医心方〉养生篇的道教的性格》（坂出祥伸）、《四川省的道教——历史和现状》（李远国）、《中国菩萨的变化——弥勒和布袋》（金冈照光）、《江户时代〈五岳真形图〉信仰的一个侧面》（山田利明）、《“祈安醮”的仪礼》（施博尔）、《道教的“性” 的概念和儒教的“性”的概念的关系》（奥比奈）、《关于“老君百八十戒”》

（汉斯·霍尔曼·西贝尔）、《关于“十牛图”的禅的寓意的道教解释》（卡特林·塞斯皮克斯）、《临水夫人祭祀——福建道派一例》（珀里奇脱·帕鲁丝）等等。从法国和欧洲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仪礼研究、民间祭祀研究和宋代道教特别是全真教研究。

1985 年 12 月 11 日至 15 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主办的“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应邀的学者有 35 人，来自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中国和香港地区。其中有施博尔、萨梭、劳格文、柳存仁、冉云华、包士廉、宫川尚志、田仲一成、陈国符、饶宗颐、卿希泰、陈耀庭等。

香港报纸认为与会学者“俱为国际上研究精英”。研讨会专场放映了由上海道教协会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摄制的《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受到全体代表和香港中文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提交研讨会的主要论文，宗教理论方面：《宗教仪式的文献整理与分析》（白克京）；《火坛：世界最古老的仪式》（司塔尔）；《人与宇宙之沟通：道教音乐的哲学基础》（冉云华）。

道教仪式方面：《上海道教斋醮及其“进表”科仪概述》（陈耀庭）；《道

教礼仪与祀神戏剧之间的关系》（田仲一成）；《消灾仪式》（包士廉）；《宿启科仪：乐谱和录像以及安灵宝真文、收真文舞蹈》（萨梭）；《台湾北部的法场》（劳格文）；《八仙贺寿：象征和仪式》（凯根）。

道教史方面：《关于道教斋醮及其形成问题》（卿希泰）；《步虚小考》

（施博尔）；《南戏戏神咒“啰哩嗹”之谜》（饶宗颐）；《秦始皇与方士徐福和卢生》（宫川尚志）；《二十世纪道教大师陈撄宁》（韩涛）。

香港道教研究方面：《香港农村醮场器乐曲》（陈永海）；《道教传统及其在新界农村中的位置》（福勒）；《新界的道教科仪经文》（徐佩明）。

当代宗教研究方面：《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阮仁泽）；

《闽南道教》（丁荷生）。

道教音乐方面：《琴曲中道教影响》（梁铭越）；《同一道曲在各地流传中的变化》（陈大灿）；《道藏乐谱及其今日之演奏习惯》（波尔滋）；《“玉音法事”线谱过解举例提要》（陈国符）。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举行的世界性的研究中国道教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道教对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道德的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日本松本浩一在《中国和台湾的道教研究现状》中评述这次会议时认

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发表的关于上海道教仪礼的研究报告，以及斋醮录像的介绍引起了普遍关注”。因为，报告“介绍了上海道教的系统，上海进行的斋醮，特别论述了进表科仪的渊源，并且将其同苏州进行的该仪式的内容以及《庄林续道藏》介绍的台湾的拜表内容相比较，指出了它们在思想上和结构上的基本一致，只是受到地方习惯上的影响多少有些变化，它们是在同一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松本浩一指出道教仪礼研究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缺门，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这一领域的今后发展是“令人注目”的。

1986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美国夏威夷大学宗教系又举行了“全真道教斋醮仪式国际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日本、中国和香港的学者。会议的主要论文有：“全真教团史”（洼德忠），《论“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仪”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思想内容》（陈耀庭）等。讨论会特别邀请香港圆玄学院道长们赴夏威夷设坛行斋仪三天，向海外学者介绍了道教斋仪的全过程，并且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介绍了道教音乐的形式和特点。会议气氛活跃，议论风生，具有鲜明的当代学术研究的特点。

可以认为，关于道教研究的国际会议在 80 年代以后，不论是多边的或是双边的，都渐趋活跃。这一现象是同道教在中国大陆得到恢复以及道教研究的国际化趋势相一致的。

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们都在期待着在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举办新的国际会议的时机。1992 年 10 月，在中国西安召开的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上，就有日本和法国的学者参加。

现在看来，实现这一愿望的时机即将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