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中了“状元”　叶永烈

我在十七岁那天，中了“状元”——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北京大学的大名，对于我来说，早已是如雷灌耳。不过，我却不敢奢望考入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是因为在我们温州这座海滨小城，很少有人能够考入北京大学。

给我以报考北京大学的勇气的，是我小时下陆军棋的朋友——戈悟觉(后来他成为宁夏文联副主席)。他比我年长，早我两年高中毕业，居然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这种“身边的榜样”，最富有蛊惑力。

因为我和戈悟觉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长大。他能够考上，难道我就不能考上？！

于是，我也决心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那时，“无冕之王”——记者，是我最向往的职业。

在我进入高三，进入高考的“冲刺”阶段时，忽然从戈悟觉那里传来“内幕”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今年只招50名新生，其中一半为从各报社来的调干生，所以名额极少，几乎是一个省只招一名！

我倒是有“自知之明”，自忖很难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但是我仍念念不忘报考北京大学。听学化学的姐姐的劝告报考了化学系。

在1957年夏日流火的中午，我总眼巴巴在家门口等候绿衣人的到来。我心急似火，因为报考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大学的同学已经一个个接到录取通知书，而我望眼欲穿，却仍未盼到那姗姗来迟的信。倒是教师富有经验，说这是“吉兆”。他知道我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便告诉我：“北京离温州远，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总是最晚才到的。你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表明你被录取了！”

终于，听见绿衣人一声：“中‘状元’啦！”使我惊喜交集，我从他手中接到了印着蓝色“北京大学”四个字的信封！

至今，我仍珍藏着那个信封。信封上印着“报名号175517”。信封上的“考生详细通讯地址”和“考生姓名”，都是我自己在报考时写上去的。

在接到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后的20多天后，父母亲送我踏上了旅途。

十七岁的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从温州前往北京，那时，惟一的通道是从温州坐长途汽车，前往金华，然后从金华乘火车到北京。

那时候，温州的长途汽车是烧煤的。汽车“背”着一个炉子。在炉子里，煤变成煤气，煤气开动汽车。这种“老爷车”，常在半途出事，开不动。乘客们只得下车，看着司机用手摇杆摇着，好久好久才听见发动机一声轰鸣，大家欢呼着上车……从温州到金华，要开十几个小时。

当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从汽车站刚刚来到金华火车站前，猛然听见“呜”的一声尖叫，我竟扔下行李，奔到铁栅栏跟前，好奇地看着那乌黑、喘着气儿的铁家伙——我从未见过火车哪！

到了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封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收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因为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收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受父亲的影响，我养成了细心的习惯，这使我一生受益无穷。1999年8月，我在出席少年儿童出版社《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开机仪式时，我告诉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我手头存着40年前《十万个为什么》首次出版时种种报道的剪报资料，使他们大为惊讶——因为就连他们出版社也没有这些资料！

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念了六年化学(当时实行六年制)之后，又毅然弃理从文，回归少年时代的最初爱好，把写作作为毕生的职业。我曾致力于科学文艺创作，后来又转向纯文学写作，以至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这充分表明，人生的初衷是何等的“顽强”。

我现在真想成为像那位老先生那样的人，成为那种不经意之中就流露出对他人深深体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