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弹核武器的诞生

原子弹这种武器，可以用飞机在空中投掷，也可以用导弹发射，但空投的作战使用价值远远不如用导弹发射。一些发达国家研制成功原子弹以后，主要以导弹为运载工具，把核弹头送到预定的地点实施核爆炸。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即为导弹核武器。导弹核武器的作战威力比单纯的原子弹更大。几十年来，美国和前苏联为了争取导弹核武器上的优势，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不受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果断决策，中国也要发展导弹武器。

早在 1963 年 12 月，中央有关部门就作出了核武器研究方向以导弹为主、核航弹为辅的决策。导弹研究院的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就原子弹和导弹相结合问题进行了多次技术论证与协调，对某些项目进行专题研究试验，但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原子弹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夕，中央对导弹核武器的研究和近期发展目标做了明确部署。

原子弹爆炸成功，研究导弹核武器就有了更好的基础。经过一系列的单项试验和技术准备，中央有关部门于 1966 年 3 月批准了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的飞行试验。让火箭带着核弹头在自己的国土上飞行，是一项危险性很大的科研工作，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这项试验。3 月 11 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在我国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上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并确定了试验的步骤：先进行“冷试”，即导弹不装核材料，再进行“热试”，即实施原子爆炸，核弹爆炸后的落弹区为罗布泊某核试验场。

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发射试验，就必须保证导弹飞行弹道下面居民的绝对安全，万一导弹飞行不正常，把原子弹丢在预定落弹区以外，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为了对人民高度负责，必须采取最严格最可靠的安全措施。为此，国防科工委在三个月内两次组织专家审查了“两弹”结合的技术方案，仔仔细细地讨论了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处置方法，具体安排各项保障措施。

6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徐徐降落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周恩来不顾出国访问旅途的疲劳，特地到试验基地检查指导工作，一切缺陷都要弥补好，要做到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在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的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周恩来要求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和有关专家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密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0 月 7 日，有关部门又进行了一次考核导弹安全自毁系统的空爆试验，以确保在万一情况下，弹头体能及时炸毁，而核弹头不发生爆炸。19 日，周恩来特地召集聂荣臻、张爱萍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科学家开会，研究部署导弹核武器的“热试验”问题。毛泽东主席及时听取了“热试验”的情况汇报，当聂荣臻元帅讲到各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热试验”有成功的把握时，

毛泽东笑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自豪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毛泽东还风趣地关照聂荣臻元帅，说：荣臻同志，你是常胜将军，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作好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打无准备之仗。中央领导还委托聂荣臻到发射现扬主持这次试验。

12 月 25 日，聂荣臻的专机徐徐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降落。下了飞机，聂荣臻就要了解导弹、核弹头的测试情况。在检查试验的准备情况时，聂荣臻对基地的领导干部说：毛泽东主席很关心大家，关心这次试验情况，指示我们要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力争成功。

日，核弹头和火箭陆续从测试场地运到发射阵地。当时，风很大，狂风卷起细沙，刮得天地一片昏暗。装载核弹头和火箭的车队顶着狂风沙浪，以电线杆当路标，辨别方向，摸索着向数十公里以外的发射阵地前进。发射阵地的风速也达到每秒 20 米左右，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吊装分队的勇士们不畏艰险，稳妥地把核弹头和火箭顺利地吊到发射台的托架上。

核弹头和火箭对接是一项极危险的工作，也是发射导弹核武器的一个关键环节。为了绝对保证安全，发射中队的勇士们冒着摄氏零下十多度的严寒，毫不犹豫地摘掉皮手套，脱下皮工作服，蹲在核弹头和火箭之间，沉着仔细地完成了上百个动作，准确地把核弹头和火箭结合在一起。

聂荣臻元帅来到发射架下，目注导弹头和原子弹的对接工作。引爆系统接上了，聂荣臻上前一步，仔细询问操作手：连接好了没有？一定要准确到位，确保万无一失。

日凌晨，离导弹核武器的发射只有 7 小时了。秘书把聂荣臻元帅从睡梦中唤醒，说：弹着区突然刮起 6～7 级大风，怎么办？

谁在弹着区？张蕴钰在弹着区？你告诉张蕴钰，要他组织弹着区人员做好紧急转移的准备。另外，再同气象部门联系，看看大风的变化情况。

天很黑，夜幕里，一切都显得朦胧、迷离。气象保障部门的观测人员紧急奔赴岗位，经过实时观测天气和严格计算，判定时速 50 公里的大风将在发射前一小时移出弹着区，预定发射时间弹着区天气能转好。得到这些报告，聂荣臻心理踏实了。他于凌晨 5 时直接同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通话，请求批准加注燃料，进入发射状态。

周恩来高兴地说：可以加注，要安全发射，祝你们成功。

时，大风果然移出了弹着区。大风过后是难得的晴朗天气。

导弹核武器的发射进入 30 分钟准备，发射阵地的地下控制室里，只剩下

现场指挥、技术检测等 7 个人，其余人员都撤到了安全地带。发射时间临近了，聂荣臻元帅来到观望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周围人一见，互相递个眼色，出于安全考虑，基地领导劝聂荣臻元帅到后面的安全地带去。聂荣臻十分坚决地说：我的位置就在发射指挥所。

时，核导弹点火升空了，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和滚滚翻滚的烟云，核

弹头按预定弹道向弹着区飞去。9 分 14 秒，核弹头按预定计划在靶心上空 569 米的高度上爆炸了，一个火球闪出耀眼的强光，剧烈翻腾的蘑菇云袅袅上升⋯⋯

这一切表明，原子弹、导弹的结合实现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终于试验成功了。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喜讯传出，世界震惊。然而，在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前一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戏剧性地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中国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上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这一“上” 一“下”，成为当时国际上爆炸性的新闻。赫鲁晓夫在这个时候下台，颇有讽刺意味。人们把当时的一“上”一“下”当作趣闻，还因为赫鲁晓夫曾经对中国开发利用核能源“卡脖子”，百般阻挠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原子弹的威力巨大。可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却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毛泽东的豪言壮语，道出了中国人要掌握原子弹的坚强决心。

中国要研制核武器，掌握自己的核武器，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保卫祖国、捍卫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需要。50 年代，美国和苏联两个核大国都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存在戒心。所不同的是，美国是对中国进行核威胁，苏联则阻挠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50 年代初期，中国曾经受到严重的核威胁。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多次酝酿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使用核武器。由于停战谈判长期限于僵局，1953 年，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以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与国务卿杜勒斯一致认为，“不能使用原子弹的戒律必须打破”。3 月 31 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提出了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问题。12 月 3 日，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强调，如果中国人再一次发动进攻，美国肯定将作出强烈的反应，猛烈袭击那些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地区，包括中国首都北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拉德福特也叫喊，要对中国上海以北的地区进行全面空袭。

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美国不应在使用原子武器上缩手缩脚。美国军方也强烈要求对中国和朝鲜使用原子弹。希拉德利上将说，不使用原子武器，任何军事行动都不会是有效的。

1954 年 1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联名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表示，如果恢复战争行动，美国“应对朝鲜的军事目标及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和中国境内共产党人用枪支持他们在朝鲜的作战行动的军事目标使用原子武器，进行进攻性空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 1954

年 4 月 17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美国并不打算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土和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核打击，而是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对朝鲜的军事目标以及中国境内那些被用来支持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军事目标进行常规打击和核打击。

当时驻扎在韩国的联合国军参谋本部所属的 H·J 准将签署一份给美国五角大楼的报告中建议：如果停战协定签字的另一方违反停战协议书所规定的义

务，将动员大规模的空军力量，对中国本土投放核炸弹。这份报告书还建议，除对中国的地面部队进行核攻击外，还将占领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封锁海岸线。

使用原子弹，原子武器，核打击，核炸弹，核攻击，这一连串的名词，暴露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最明显的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当时，中国还没有掌握核武器，美国是世界上的核大国。美国人企图利用核威胁来得到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所以，美国政府首脑的讲话和有关文件中，都提到了“核打击”这个显眼的名词。但是，由于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以及世界和平力量的迅速增长，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反对核威胁的斗争不断高涨，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敢对中国和朝鲜使用原子弹。

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对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1958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可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 10 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一番风趣的谈话，表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同时也说明了原子弹这种超级武器在现代国防中的地位。

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斗争格局，苏联尽管没有像美国那样对中国进行核威胁，还同中国签订了有关协定，要援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 年 2 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派人送信给毛泽东，表示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工业。毛泽东复信表示感谢。但是，十多年以后，苏联领导人就沿袭了美国的做法。1969 年，中苏双方在东北边境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时，苏军将领格列奇科和奥尔加科夫就说，要使用“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或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可见，每当国际斗争形势紧张时，超级大国对中国进行威胁，都以他们的核力量和原子弹作为一种重要的威胁手段。即使中国掌握了核武器以后，超级大国也是如此。毛泽东当年提出要搞原子弹、氢弹的决策，是十分英明的。

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中国决定尽快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召见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和钱学森。钱三强当时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当时担任中国科学家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教授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在原子弹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二机部的理论研究人员已经有千人以上，一些理论课题也已经上马。如果苏联在履约上没有变化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制造核武器。

当时在场的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立足国内嘛！

钱三强教授曾经在中央政治局讲过一次原子能科学技术课，毛泽东准时

参加听课，毛泽东谦逊地称钱三强为老师。这一次，毛泽东关心地问钱教授：还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条件？

研制原子弹，不是一件小事。钱三强教授坦率地说：需要大量的花费。在毛主席面前，这位著名教授只用了“大量”两个字，因为研制原子弹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工业经济等方面的花费是无法立即估算出来的。钱教授还特别提到，制造核武器，这将等于一次战争的代价。现在，我们的铀原料不够用，需要把现有的铀矿扩展几百倍，其开采量才能满足需要。

钱学森教授提出，要组织全国大协作。这位著名的火箭专家深知，核武器是现代多种科学技术成果的结晶，研制核武器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工程。他从现代大科学的战略角度考虑，提出了一个富有开拓的建议。

这个建议非常好！毛泽东表示赞同。一场现代化的协作攻关战斗开始了。

但是，钱三强教授担心的苏联履约问题也发生了。

起初，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还希望得到苏联人的帮助，苏联方面也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发展核科研项目，但是，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苏联对援助中国核科研项目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赫鲁晓夫上台之初，由于在国内、党内的地位不稳，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影响和地位，他对中国有所求，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平等友好。随着他在苏联党、国内地位的巩固，就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想指挥一切，中苏关系也就日趋紧张。

当时，中国政府负责研制先进武器系统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1956 年 8 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苏联首都莫斯科访问，临行前，聂荣臻元帅向老战友提出，希望他利用访问的机会同苏联政府谈谈导弹技术的援助问题。李富春也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写过信，表示了中国要自己制造导弹武器的决心，请苏联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当时，苏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他们不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援助要求，苏联方面拒绝签订任何协议，以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直到 9 月份，苏联方面才表示，研制导弹必须从培养干部和技

术人员开始，为此，苏联愿意接收 50 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去学习火箭专业技

术，并派 5 名教授来华教学；为了满足中国研制导弹的要求，苏联同意提供两枚“尔-1”型教学用导弹样品。

显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很有保留的。为了加快发展中国的核科研事业，1956 年 10 月的一天，聂荣臻元帅来到中南海西华厅，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国防科研的有关问题，并提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对我们的态度似有松动的迹象，是否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点专家，提供一些资料，工作我们自己搞。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两个月前李富春副总理莫斯科之行时前苏联方面的态度，用商量的口气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

1957 年 9 月，聂荣臻元帅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在火箭、

航空、原子弹制造等领域对中国援助的问题进行了长达 35 天的谈判。起初，苏联方面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甚至说：中国可以依靠前苏联的核武器，不必自己搞。他们还是希望中国参加他们的核保护伞。后来，苏联方面的态度有了较大转变。10 月 15 日，双方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同意在火箭和航空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并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研制原子弹的有关技术资料。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的航空、电子、兵器工业等部门挑选了设备较好的工厂，抽调了技术过硬的人员，开始进行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空空导弹和反舰导弹的仿制工作。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很快发现，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是一些过时的导弹和设备，当时卖给中国的两枚导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从德国军队中缴获的 V-2 导弹。苏联还把一些过时的地面设备拆下来，重新上漆后再卖给中国。而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要将自己的一些重要矿产资源提供给苏联，援助苏联研制先进的火箭和核武器，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是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苏联的意图很明显，这种援助方式是要让中国在发展尖端武器方面停留在模仿苏联的水平上，使中国的尖端武器始终同苏联保持一段不小的差距。但是，事情并未就此打住。

1958 年 4 月，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收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来信，苏方提出中国和苏联在中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中国方面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对此，苏联人不满意。7 月，赫鲁晓夫提出组织所谓“中苏联合舰队”企图把我国的海港变成他们的海军基地，从而控制中国的国防力量。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苏方的要求。

1958 年 7 月底，被人称作“玉米棒子”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再一次提出了妄图控制我国的“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遭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严正拒绝。对此，赫鲁晓夫极为不满。不久，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在 1957 年 10 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时，离中国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只有 4 年多时间了。

1959 年 9 月 29 日，赫鲁晓夫抵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 周年大庆。10 月 2 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不了解中印边境冲突的背景和真相，公然指责中国，受到中国代表团的应有回击。这次来华，赫鲁晓夫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问题，再一次遭到中国人民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关系急转直下，面临分裂。

当时，中国有关方面已经盖好房子，准备陈列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有的科技工作者还一次又一次地到火车站去询问，看看苏联方面已经答

应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是否运到。这些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很高，希望早日研制出中国的原子弹。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已经把原子弹的样品包装好，准备运送到中国。谁知，苏共中央政治局突然开会决定，扣留已经包装好的原子弹样品和其他有关研制核武器的材料。赫鲁晓夫不相信中国能研制出核武器。他嘲笑中国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撤走苏联专家的消息传到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北戴河，毛泽东听后，坦然一笑，吐出一口烟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赫鲁晓夫等人背信弃义，使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前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原子弹的资料，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 343 个专家合同和补充书，废除了 257 个

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 1390 名苏联专家。许多专家离开中国时，还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有关资料，停止供应我们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这使我国许多正在建设的骨干工程不得不停顿下来，不仅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一天，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对核武器研制设计院的负责人邓稼先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我们自己干。

自己干，困难是相当大的。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研制核武器。

核试验基地的建设工作开展不久，苏联就不按协议向中国提供施工设计和设备了。聂荣臻元帅坦率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不援助，我们自己动手，总参通信兵部、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的技术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中国的核试验场就让中国人自己来设计吧！为此，国防科委还成立了以张蕴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组织军内外有关单位设计和建设核试验基地。

当时，工人们住地的南面有一片草滩，草滩上盛开着蓝莹莹的马兰花。张蕴钰见景生情，抚摸着一颗马兰的叶子对大家说：你们看，马兰花的生命力真强，这么荒凉的沙漠上也能生根、开花。我们就把这片地区称作马兰吧！

工人们是无畏的，他们比马兰更坚强。由于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试验基地的投资少，施工机具严重不足。工程兵的指战员们肩扛背驮，运送筑路的石料，用自制的土吊车吊装了 11 吨重的水泥构件。在戈壁滩上，大家吃

的粮食要到 1700 公里以外的南疆去拉运，司机开着汽车，穿沙漠，越戈壁，

翻山岭，闯风口，每运一车粮食和物资，都是历尽艰辛。到 1962 年底，终于

修筑了 546 公里的公路，架通了基地到北京的通信线路。

艰难，除了北方的“老大哥”卡我们的脖子以外，还有经济上的重重困难。研制和试验原子弹要消耗国家巨大的财力、物力。当时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当科技工作者全力以赴，为揭开原子弹的秘密而拼搏时，连续几年，我国的农田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农副业产品的数量急剧下降。随之，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全国人民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 年，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耗比 1957 年减少了 19.4％。汉族人经常用来改善生活的猪肉就更少得可怜了。是填胞肚子，还是继续搞原子弹？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在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困难情况下，党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对发展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十分关心。

1960 年 7 月，聂荣臻再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提出了发展核科研事业的有关建议。周恩来总理看后，在报告上批示：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1961 年 7 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国防工业会议，研究以原子弹、导弹为主的国防尖端项目。毛泽东特地从杭州打电话到北戴河，询问会议情况。不久，聂荣臻元帅就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频频点头。临走时，毛泽东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意味深长。

当时，美国的 U－2 飞机多次到中国大陆进行侦察活动。这种黑黑的、小巧的飞机能在 2 万多米的高空上进行侦察，高射炮对它无可奈何，只有导弹能够对付它。美国人欺负我们没有导弹，才敢多次用 U－2 飞机到大陆侦察。中国不研制导弹核武器行吗？

8 月，在中南海会议厅举行一次会议时，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坚决支持原子弹研制工作要上马。陈毅副总理曾经十分风趣而又坚定地表示：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

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核研制事业大开绿灯。他对负责科研工作的人们说：你们大胆去干，成功了是你们的，失败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刘少奇对研制核武器也很关心。一次，他在开会时迎住聂荣臻，问：聂老总，你那里有什么情况？现在有几个“特”字号在卡我们的脖子。所谓“特” 字号，是指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需要特厚、特宽、特薄、特细等一些新型的特殊材料。为了排除“特”字号的障碍，中央专门向有关部门下达了研制大吨位锻压机和各种大规格的冷热轧机的指标。

核武器研制基地，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粮食。

一天，周恩来询问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情况。聂荣臻元帅说：青海高原那一带，生活本来就比较艰苦，现在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基地的职工每人每月的定量又减少了 10 多斤，油只有两钱，蔬菜就更缺乏了。由于营养不良，一些职工的身体也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单位 40％的人患了浮肿病。现在，他们是一手抓基地建设，一手抓生活。周恩来听了，双眉紧皱。

不久，粮食部一次就给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三个单位调拨了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人民政府给核武器研制基地 4 万只羊。商业部在甘肃兰州专门为核武器研制基地设计了二级批发站。为了早日研制成功原子弹，各地人民宁愿自己勒紧裤带，也要支援基地建设。

党中央的决定和各级领导人的关心，对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国核武器研制项目的进展很快。

1961 年 9 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到中国访问时，曾经向周恩来总理

询问中国的核政策问题。这位英国元帅估计，中国将在 1963 年至 1964 年突破核障碍。蒙哥马利不愧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家，他的估计够准确的了。时间仅仅过了 3 年，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赫鲁晓夫在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上“卡脖子”，却从反面推动了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先生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赫鲁晓夫大概不会想到，在他离开政治舞台时，中国大地会升起一朵令他惊奇的蘑菇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要给他发一枚特别的“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