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　主要结论

本书以中国典型的能源富集和经济欠发达区域——山西省为例，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对山西省总体及各产业碳排放演进过程、影响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的传导机理和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山西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在研究期内出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碳排放总量的波动与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尽管山西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不断降低，但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未能得到有效改善。三次产业层面的分析显示，产业间能源消费结构以及碳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能源消费以原煤和电力为主，第三产业能源消费主要为石油制品和电力。而从碳排放总量来看，第二产业碳排放比重很大，研究期内的平均比重为76.89%。Pearson相关系数以及散点图结果显示，山西碳排放与第二产业产值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9869。而工业产值与碳排放之间的相关系数更高，为0.9872。

（2）将分析碳排放变量的LMDI方法与研究碳排放存量的非线性STIRPAT模型结合起来，对山西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LMDI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效应是促使山西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相对地，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碳排放增加的关键因素。能源结构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均对碳排放起到微弱促进作用。尽管不同发展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经济规模效应驱动碳排放增加，而能源强度效应则抑制碳排放增加。基于岭回归的STIRPAT多变量非线性回归结果表明，能源结构的变动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能源强度、城镇化率、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却均促进碳排放。其中，城镇化是最主要的促进因素，其对应的弹性系数为0.427。经济水平、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也导致碳排放量增加，这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依次为0.234、0.202和0.147。

（3）综合运用LMDI的加法分解和乘法分解两种方法，从产业层面研究碳排放影响因素。对第一产业碳排放的LMDI加法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人口效应为第一产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显著抑制第一产业碳排放量的增长。对第二产业碳排放的LMDI乘数分解显示，经济规模以及人口效应为推动第二产业碳排放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是阻碍第二产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能源结构的累积效应值在1上下徘徊，说明这一因素对第二产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较微弱。第三产业碳排放的LMDI加法分解结果显示，经济效应是第三产业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其次为人口效应。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强度效应对第三产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与第一、第二产业不同，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说明第三产业的能源结构在研究期内得到较大优化。

（4）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Undesirable模型对各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效率进行计算，研究结果显示，山西第一产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为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其次为能源、劳动力以及资本的冗余投入。与第一产业相比，第二产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较高，这说明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第二产业消耗单位能源可以有更高的产出。同时，导致第二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包括能源消费的冗余投入、劳动力的过度投入。这两个投入的平均冗余量依次为367.57万吨标煤，25.74万人。第三产业投入与产出松弛变量分析显示，其CO₂有242.04万吨属于过度排放，而在投入要素中，70.44万吨标煤的能源投入，14.52万人的劳动力投入以及6.28亿元的资本投入属于无效投入。

（5）对1995-2014年山西工业内部结构变迁、碳排放的行业结构以及各行业碳生产率进行深入研究，获得结论如下：山西工业的支柱行业为能源工业，制造业相对薄弱，而高端制造业尤其缺乏。对各行业碳排放变动的分析结果显示，碳排放量比较大的行业排放增速较快，表明山西省碳排放越来越集中于特定行业。结合碳生产率，通过系统聚类将工业行业进行分类。最后，利用核密度对工业碳生产率的行业分布动态演进过程进行可视化描述。核密度曲线波峰和带宽的变化显示，山西工业碳生产率的行业差异先扩大后缩小

（6）发展了适于能源富集区碳排放研究的绿色索洛模型，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吕梁、朔州、忻州、晋城、长治以及临汾二产比重在研究期内明显上升。相应地，其碳排放增速较快。对各市碳排放离散程度进行分析显示，太原市离散程度最大，阳泉市最小。静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三产比重和三产与二产之比比重的上升均可以有效抑制碳排放，但这种抑制作用远不足抵消二产比重上升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人口规模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最关键的因素，其次为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碳排放的影响微弱，这说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本研究中未得到有效证实。但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入变量的增加会在较大程度上降低经济水平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山西碳排放中可能存在。

第二节　政策建议

能源富集区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由于过度依赖资源产业而导致“资源诅咒”以及“荷兰病”现象。山西作为中部典型的能源富集省份，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并未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反地，煤炭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挤出效应和制度弱化等机制严重阻碍了其他产业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由于能源的大量消耗，山西碳排放量持续上升，对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环境约束日渐趋紧以及能源资源逐渐衰竭的双重压力之下，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之下有效减少碳排放是当前山西，同时也是其他资源富集省份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难题。通过产业的优化和升级转型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未来山西省要实现低碳转型发展，则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结合本书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推动产业转型，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随着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力度加大，山西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化，但与全国平均产业调整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基于部门层次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山西产业调整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山西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过大，能耗过多，是造成山西总体碳排放逐渐上升的主要原因。要有效控制碳排放增加，在三次产业层面上来看，需要逐步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在山西“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重点发展文化旅游、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食品医药、现代服务业等七大产业，全力推进非煤产业做大做强。这七大产业中，文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属于第三产业。据本书研究，第三产业的能源强度较第二产业更低。也就是说，发展第三产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逐步实现脱钩。当然，在促进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山西的低碳转型关注点依然得放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行业的结构转变上。山西碳排放的75%以上来源于第二产业，因此如何实现第二产业的绿色增长是山西实现总体碳减排目标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

2017年9月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意见中指出，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是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和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之下，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山西必须加快破解制约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走出一条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

经济转型必然聚焦于产业转型，而山西的产业转型重点在能源供给结构的转型上。就山西来说，产业的转型根本上即建立安全、绿色、集约、高效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这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第一，要从能源供给与能源消费两个角度进行革命。从供给侧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实施能源生产和利用设施智能化改造。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重点布局煤炭深加工、煤层气转化等高端项目和新能源发电基地。研究布局煤炭储配基地。结合电力市场需求变化，适时研究规划建设新外送通道的可行性，提高晋电外送能力。以企业为主体，建设煤炭开采及清洁高效利用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从需求侧加大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支持山西省开展煤炭消费等量、减量替代行动，扩大天然气、电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试点范围，因地制宜发展地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强对“煤改电”、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的资金补贴支持，提高省内电力消纳能力。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焦化、煤化工等重点领域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在农村居民用煤等重点替代领域，实施一批电能替代工程。加快实施民用、工业“煤改气”工程。

第二，深化能源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煤炭和电力企业通过资本注入、股权置换、兼并重组、股权划转等方式，着力推进煤矿和电站联营。鼓励山西省探索建立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综合补偿机制，支持新兴能源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和生态修复。鼓励山西省引导社会资本建立能源转型发展基金。落实煤层气发电价格政策，进一步调动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积极性，加快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

第三，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行动。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重点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山西具有发展重型机械制造业的优势，因此，在国家政策支持之下，重点发展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推动两化融合，山西将逐步实现由“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的转变。同时，山西是文物大省，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因此，积极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文化旅游支柱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创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也是山西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中，将山西建设成为省域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结合本研究所获结论来看，山西的工业优势集中在煤炭、钢铁、焦炭和电力等行业，且多为单一的初加工产品，没有形成突出的相对优势。针对这种情况，山西第二产业内部调整的重点应是促进产品由初级加工向精细加工、初级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产业纵深化发展。具体到煤炭领域，应加大对国有大型煤矿的技术升级的支持力度，推进晋北、晋中、晋东三大煤炭基地提质，加快建成一批现代化矿井。同时，加快晋北、晋中、晋东3个国家级千万千瓦级现代化大型煤电外送基地，集中推进低热值煤电发电项目开工建设，加快推进外送电通道建设。同时，大力发展煤炭循环经济，努力构建煤炭-电力-建材、煤炭-电力-化工等多条循环经济产业链。对于山西钢铁行业，目前面临严重产能过剩的局面。在国家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的政策倒逼机制之下，去产能势在必行。钢铁行业的良性发展对于山西总体碳减排也将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

对工业行业碳生产率的分析结果显示，平均碳生产率增速最快的为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设备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因此，山西在对具有传统优势产业进行重组的同时，应该在这些新兴行业加大技术研发投资，推动各行业低碳绿色发展。除此之外，在工业行业结构转变中应加强资源型、垄断型行业的结构化和市场化改革，如采矿业、电力、煤气等生产供应业，对这类行业增长方式的改变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二、转变增长模式，促进发展与碳排放脱钩

现阶段，山西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全面放缓，2014年GDP同比增速仅为4.9%。经济增速下降对山西来说是挑战但也不失为一种机遇。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应更多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树立绿色经济理念。对山西总体碳排放分部门分析以及分产业分析发现，山西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巨大的能源消耗，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在绿色发展以及低碳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努力实现“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增长方式转变是山西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在煤炭以及钢铁等山西传统优势产业“去产能”的倒逼机制之下，切实且积极克服困难，实现主导产业的转移更替。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重点耗能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降低环境污染，实现资源节约。

经济增长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资本的投入结构得到相应改变。根据对山西历史时期的投资结构分析发现，国家以及山西本省的投入为了在短期内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往往投资在已经具有相对发展规模的煤炭产业。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投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西经济增长的方式是粗放、低效益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时，山西已有重工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本应通过资本重新配置于新型行业来逐步实现。但是，本书的研究显示，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资方向的选择延续了山西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结构。在当前，山西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重工产业产能过剩的严峻考验。在此形势之下，山西应该通过加大对高新技术行业等新兴行业的投资，实现产业结构的逐步转型。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来实现。山西自1980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以来，在为全国经济腾飞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体为主的经济架构。在目前经济由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成本较高，管理创新的积极性较差。在此情况下，大力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山西总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主体充分竞争的情况之下，技术进步与创新的空间会进一步增大。传统的基于生产要素扩张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将逐步转变为依赖科技创新的集约型增长模式。在这一转变中，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将得到较大提高，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会进一步降低，从而逐步实现两者的脱钩。

当前，山西已经逐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为高素质人才，而人才的吸引需要一定的平台作为支撑。同时，由创新性人才引领的企业也是实行创新驱动的关键因素。山西省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从政策环境方面进一步完善，为人才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流动提供便利条件。鼓励科技创新人才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高校双向兼职，积极探索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对高素质人才要强化激励机制，在条件较成熟的单位开展以知识价值作为产出分配的重要衡量指标。对于高端特聘岗位，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聘期管理和协议工资。

第二，打造创新创业平台。就创新平台而言，山西重点从与中科院合作以及现有高校（山西大学）的综合实力提升努力。山西政府、企业应该加强与中科院的煤炭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合作，推动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在山西落地转化。同时，以山西大学为代表的山西高校应加快提升综合办学实力，地方院校积极开展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等学校建设试点。就高职院校而言，应加强与企业合作办学，开展学徒制试点工程。

第三，布局科技创新基地。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山西省创新基地建设过程中，要通过高等院校、重点企业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等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山西省科技创新。针对山西企业，要鼓励其实施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同时，支持企业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形成标准必要专利。

通过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山西经济增长动力得以转变。在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向以资本、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山西能源消费会逐步减少。由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也就会相应地降低。山西经济发展注重和追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发展的轨迹是逐步实现低碳化，坚持不懈地优化能源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断降低碳排放，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逐步改善环境，其直接结果是碳排放与GDP增长逐步脱钩，达到峰值后，将实现脱碳发展。

三、大力开发煤层气，改善能源利用结构

能源结构是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作为中国传统化石能源大省，山西能源消费的85%以上来自于煤炭。相比于其他化石燃料来说，煤的碳密度程度较高。单位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大约是天然气的2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必然给山西带来高碳排、高污染的现状。本书研究显示，山西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增加起到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则必须转变能源结构，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能源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产业调整间接实现。产业间能源结构的分析显示，第二产业是煤炭消耗最多的产业，同时其能源全要素生产效率明显低于第三产业。因此，可以通过高碳产业结构向低碳产业结构的转变，如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间接优化能源利用结构。

与间接方式相比，实现化石能源替代战略则更为直接和有效。现阶段，山西优化能源结构主要入手点为大力开发煤层气。山西是中国煤层气资源第一大省。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山西省累计探明煤层气地质储量5600亿立方米，占全国的88%。在“十三五”期间，山西将重点建设河东和沁水两大煤层气基地，同时建设河曲-保德、临县-兴县、永和-大宁-吉县、沁南、沁北、三交-柳林等六大煤层气勘探开发基地。通过积极探索煤层气多途径、多通道利用，逐步提高煤层气对汽油以及煤炭的替代比率，从而减少能源消费过程中的碳排放。当前，山西省是国家委托审批煤层气矿业权试点的唯一省份。在市场和政府政策的共同推动下，山西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低碳发展极具潜力。

2017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支持山西实现煤炭替代战略，扩大煤层气等较清洁能源的利用比例。在能源体制改革方面，要逐步建立煤层气勘查区块退出机制和公开竞争出让制度。长期以来，山西煤层气探矿权主要通过申请在先、行政授予方式取得，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有偿使用不到位、制度体系不完善、部分探矿权人不认真履行法定义务等问题，要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则必须进一步完善煤层气勘查区块退出机制和公开竞争出让制度。区块退出机制的建立可以较好地解决“圈而不探”以及“占而不采”的现象，从而激发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活力。

除此之外，中央将煤炭采矿权范围的地面煤层气开发项目的备案等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山西省自主管理，将煤层气对外合作开发项目审批改为备案制。此举措将进一步推动山西煤层气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关于煤层气发电的上网定价政策，也在积极探索当中。

除了煤层气和天然气之外，山西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上也应增大资金投入力度，推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步将高碳排的化石能源替代为清洁可再生能源。以风能为例，山西省风能资源主要分布于五台山高山区域、管涔山及吕梁山西部区域、晋西北天镇、阳高、左云、右玉等区域以及山西运城、永济、芮城、平陆等条山区域。在山西当前电网分布均匀并且较少极端天气的情况下，风能开发具有较大潜力和价值。推动清洁能源发电并网的定价制度的制定，鼓励企业和居民对清洁能源电力的消费使用，是实现低碳减排、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山西省“十三五”综合能源发展规划》中也对能源利用结构的改善作出了重要部署。要建设美丽山西，则必然要推动山西的“绿色发展”。结合山西的地缘位置及其资源禀赋状况，山西要在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京津冀清洁能源供应基地以及全球低碳创新基地建设上取得积极进展。在改善能源利用结构方面，山西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几点：首先，由于山西主要能源在一段时期内将依然以煤炭为主，因此，推进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对于山西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山西的可再生能源较为丰富，应逐步加快风能、水能、太阳能以及地热能的开发利用。

在碳排放较大的领域，如电力、建材、化工、钢材等重点行业，要有效控制其能耗，从而降低其碳排放。推动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建立近零排放示范区。除了重点工业行业的节能减排之外，交通运输部门也应加强实施绿色发展计划。发展绿色交通，加快构建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全面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逐步降低汽油等化石能源消耗量；第二，推动公共交通设施的逐步完善，实施公交优先政策，加强轨道交通建设，鼓励居民采用绿色出行方式。此外，由于中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建筑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碳排放量。在此情况之下，应大力提升建筑能效水平。对于新建建筑，应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对于既有建筑，在条件具备情况之下，加快推进节能改造。

总之，要使碳排放量逐步减少，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山西省则要切实推动能源利用结构的改善，稳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四、高碳资源低碳化，提高能源绩效与碳绩效

高碳资源低碳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发展是山西构建气候友好型能源体系的关键目标。本书的研究显示，能源强度是制约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降低能源强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水平。低碳绿色发展推动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能源利用水平的提高。

为推动山西煤炭产业“清洁、安全、低碳、高效”发展，山西省政府从很多方面做了努力。如2017年，人民政府办公厅《山西省煤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管理办法》公布，其中对于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予以支持。吸引一批国内外高端研发机构设立分部，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进行技术研发，着力打造低碳技术创新高地。

山西要实现高碳资源低碳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发展，则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快燃煤替代工程进展。统筹利用山西煤层气、过境天然气，以及焦炉煤气制天然气以及煤制天然气等。率先在民用领域逐步实现基本替代燃煤。减少高碳资源的利用，从而降低碳排放。其次，实施低碳科技创新专项。由于山西对煤炭资源的高度依赖性，要实现低碳排放，则必须围绕清洁煤技术、节能技术以及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开展创新行动。在低碳科技的核心领域实现技术重大突破。最后，在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开展低碳发展主题计划。同时，在整个社会上宣传低碳建设的重大意义。对于产业减碳来说，重点在第二产业，要在煤、焦、冶、电、化工、水泥等高耗能产业推广使用低碳工艺技术装备。对于社会群体减排方面，要营造低碳消费、低碳出行、低碳办公等文化氛围。通过多种渠道实现低碳发展。

实现高碳资源低碳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可以从“碳源”与“碳汇”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从“碳源”上，应通过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结合山西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要提高总体能源利用效率关键在于煤炭。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国家层面印发了3个关于煤炭清洁利用与煤电节能减排的行动计划。在此计划指导之下，山西推进煤炭清洁利用，解决重点工业行业发展中清洁生产、节能降耗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等重点问题，可以为山西打造国家新型能源基地，实现黑色煤炭绿色发展提供关键支持。

本书对工业行业碳生产率的研究发现，碳绩效较好的行业一般为轻工业、高端制造业。这类行业技术水平较高，生产过程中能耗较低。如，仪器仪表业，电机机械和器材设备制造业等。而碳绩效较低的行业为石油加工、炼焦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这类行业资本投入大，能源消耗总量大。要提高碳绩效，对这类行业应该制定较为严格的减排政策。加大碳生产率较低行业的技术改进力度，增强行业间在减排技术上的交流，改革传统能源技术，实现清洁生产。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如供应业，这类行业无须成本极小化就可获得较大利润。因此，缺乏对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利用环境规制倒逼这类行业的技术升级可以有效实现低碳减排。

从“碳汇”上讲，应加强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山西省政府在2017年4月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林业生态建设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的意见》。在意见中指出，山西将通过市场化手段逐步建立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所谓“林业碳汇”，通过实施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减少毁林等活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与碳汇交易结合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是通过将林业资源参与碳交易，从而使其产生额外经济价值，实现林业市场化生态补偿的过程。据《“十三五”规划》，山西省年均造林面积将达到400万亩以上。据计算，每亩林地可产生碳汇量约为1吨/年。以当前碳汇交易价格30元/吨计算，山西在2020年底将累计新增碳汇价值超过50亿元。林地碳汇开发价值和潜力巨大。

目前，山西阳高县国营苗圃和仟亿达集团均签订了造林碳汇项目合同。阳高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大同市内，地处塞外高原，境内土地资源广阔。阳高县荒山、荒沟面积辽阔，平川、丘陵以及山区面积各占全县1/3。从该县的地貌情况来看，具有较好的发展林业的潜质。同时，阳高县城接近京津冀地区，其林业碳汇储备市场前景广阔。除阳高县外，沁水县在碳汇方面也走在山西的前列。沁水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处太行、太岳、中条三大山系衔接处，地上森林资源丰富。2017年，沁水县被评为“全国林业生态保护先进县”。沁水县在发展林业碳汇上具有较强的优势，2017年9月，沁水县同样与仟亿达集团签订了造林碳汇项目。通过植树造林、减少毁林、保护和恢复森林植被等活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可以使林农获得一定的碳汇收益，降低指数造林的资本投入。

从降低“碳源”方面，要实现技术创新和能源替代；在增加“碳汇”方面，积极推动林业、草地等碳汇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从这两个方面，推动山西高碳能源低碳化，提高能源利用的绩效和碳生产率。

五、发挥地域特色，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通过时间序列和面板序列的共同研究显示，城镇化是山西碳排放的主要增长来源。在此情况下，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山西实现绿色协调发展意义深远。中国当前将推动城镇化建设作为刺激内需，保障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据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中国城镇化在2030年将达到70%左右。2013年，山西城镇化率为52.56%。2016年，山西城镇化水平达到56.21%。从城镇人口、空间形态来看，山西已经进入初级城市型社会，但从城市化质量、城乡协调标准来衡量，山西城镇化离城市型社会还有较大的差距。山西目前有22个设市城市，其中有11个城市是资源型工矿城市。这类城市多依托煤炭或是其他矿产资源开发，产业以能源重化工为主。城镇化过程往往伴随着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碳排放的显著上升。同时，山西目前的城镇化并非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在此情况下，城镇化的发展提高了人口短距离流动的频率，这也导致交通消费碳排放量的上升。除上述两个原因外，城镇化的进程促使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水平的1.5倍（城镇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农村地区的4.5倍）。因此，推动新型城镇化是实现能源集约利用的根本手段。

新型城镇化是以促进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为核心，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手段，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的历史过程。新型城镇化可以作为山西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劲动力，是社会建设中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力引擎。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山西城镇化依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第一，山西城镇化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落后。百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省会太原和大同两个市。尽管太原的空间辐射能力逐渐增强，但总体来说辐射能力依然有限。城镇化中还存在大城市不大、小城市不强等问题。第二，山西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于工业化。2015年和2016年山西城镇化率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比值分别为1.3和1.5。由于长期以来随矿建居的模式，造成山西省资源型城市数量较多，布局较为分散的局面。当前，全省22个设市城市中有近一半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欠缺，服务功能较弱。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第三，山西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土地城镇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的现象。尽管城市占地规模在逐渐扩张，但人口的市民化尚存在许多体制障碍。

山西当前的城镇化依然以规模扩张为主，资源利用方式呈现典型的粗放型特征。在此过程中，造成能源的大量浪费，也导致碳排放量的急剧上升。因此，要结合山西区域发展的特点，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在此过程中，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山西城镇化要与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深度融合。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产业的发展。而当前主导产业是以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因此，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联动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结合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其次，根据国际经验，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城镇化发展新阶段，城镇化的重点应该关注质量的提升而非规模的扩张。其重点在增加产业活力，增加城镇就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最后，注重城镇化的空间形态，按照“一核一圈三群”城镇化总体布局，我省城镇布局和形态将进一步优化。空间结构的优化对于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一核”指太原都市区。“一圈”是指以太原都市区为核心，以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主体，包括太原、晋中、吕梁、阳泉、忻州五市的30个县（市、区）。“三群”即晋北中部城镇群，晋南中部城镇群以及晋东南中部城镇群。

近年来，太原与晋中同城化进程加快，已经成为山西省域经济和社会服务最为发达的重要城镇密集区域。通过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推动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提高山西“一核一圈三群”空间城镇布局的吸纳能力。

总之，山西要走以人为本、城乡一体、高效集约、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域特色。首先，要实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目前，山西城镇化建设围绕以太原、晋中为核心，太原都市圈为外围，晋北、晋南、晋东南城镇群为重点城镇群的空间布局。这一空间布局目标即是形成必要地区增长极，提高城镇间的协调水平。其次，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通过发展高新产业，提高工业信息化水平来实现低耗能经济、低碳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城市环境水平。最后，推广低碳生活的理念，降低家庭生活的碳排放水平。

第三节　存在不足

以山西省为例，在不同尺度上研究了能源富集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和碳排放之间的作用机理，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由于产业结构演变以及碳排放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本人知识的局限性，导致本书尽管建立了分层级的碳排放研究框架，但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体系的系统性方面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1）碳排放的核算过程。人类活动的碳排放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化石燃料燃烧、土地利用变化和工业生产过程。在这三个部分中，化石燃料燃烧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由于我国目前处在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发展的经济阶段，所以由于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尽管如此，由于本书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对碳排放进行分析，因此在核算具体的碳排放时，是基于各产业能源消费量进行计算。产业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不同产业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能源消耗量这两个方面。本研究着重从这两方面考虑，而对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由于数据和技术的限制，未纳入本书核算系统。

（2）面板计量分析的变量选择。为了更准确地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假设各个产业具有同等的技术进步速率，同时没有考虑政府政策对碳排放的作用。对于产业结构影响碳排放的空间差异性也未做足够分析。同时，对于计量模型结果的机理解释较为欠缺。在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时，研究的范式是先提出假设。在提出假设的基础上，选择实证研究区域进行具体验证分析，从而对假设做出佐证或是修正。在本书的研究中，变量的选择基于相关性分析以及经验性的定性分析，对变量选取的内在机理解释不足，同时经济模型建立的假设以及模型稳健性的检验部分有待进一步加强。

（3）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路径。本书从三个层面研究山西碳排放效应，分别是省级层面、产业层面以及工业行业层面。在对研究结论进行讨论分析时，由于作者自身知识的局限以及本书关注点的不同，所提出的优化路径基本上是基于碳减排的角度。而对于产业之间的前向、后向关联以及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未纳入考虑范围。通过各个产业碳排放核算以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注重不同产业间碳排放效应的差异。在第八部分中，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空间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但由于研究侧重点在于碳排放核算以及影响因素辨别以及减排措施的提出，而将减排与产业结构优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相对不足。

第四节　研究展望

能源富集区域往往也是碳排放量较大区域，对这类区域进行研究对于中国早日达到碳排放峰值以及实现能源强度的承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为例，从产业层面、工业细分行业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等角度对碳排放效应进行研究。但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今后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提升。

（1）对于居民生活用能部分的碳排放应该开展单独研究。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动，居民生活水平及耗能水平也可能会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比重会逐渐增大。目前国外对碳排放的研究有很多涉及社区和居民家庭生活层面，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将研究视角进一步缩小到微观区域，研究典型社区碳排放特征，并寻找节能减排的具体策略，具有较好的指导实践的价值。因此，结合中国实际开展更为微观的研究是很有前景的。

（2）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是社会经济需求发生转变的结果，同时也与政府产业政策密不可分。在中国，由于大型能源企业多属于国企，而在这类企业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政府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转型以及转型速度的快慢。这种由于政策制定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当考虑政府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又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在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尝试将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定量分析，从而综合考虑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之下，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同时，可以从减碳角度，提出产业结构优化路径。

（3）由于碳排放过程的复杂性，本书在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方面综合了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鉴于全球变化系统的复杂性，要开展更为精准的研究，则必然结合更多学科，从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利用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对碳排放进行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