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切言直谏关心民瘼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邠（bīn）州（今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吴县）定居。他生父范墉（ｙōｎɡ），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生在徐州。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益贫困，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起名说。

范仲淹在朱家逐渐长大成人，他从小就有志向操守，刻苦好学。二十一岁时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ｌùｌǐ）悄寺，寒寺孤独，环境特别艰苦，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范仲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二十三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伤地挥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

应天府书院，是宋朝著名书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讲学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应天府富户曹诚在其地修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朝廷赐额曰“应天府书院”。书院广招学生，延师讲授，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范仲淹进入书院以后，不分昼夜地苦读，感觉疲倦了，就用冷水浇头，提起精神再读。有一次真宗朝拜毫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同窗都争着出去看皇帝，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依然全神贯注地读书。他在书院以粥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一位同学深感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但范仲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经很久了，若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恐怕以后喝不下粥了。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却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寒窗五载苦读，使自己成为精通《六经》、善诗文、有志于报国的人才。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及第，这年他正好二十七岁。中举后，朝廷授他广德军司理参军，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做官以后，便把老母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

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此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第二年，晏殊主管应天府时，听到范仲淹的名声，推荐他为秘阁校理。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十三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刘太后于是独揽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本来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把皇帝当成傀儡，还准备在这一年的六十一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着重论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且说：“在内宫侍奉亲人长辈，自当用家人的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不能成为后世的礼法。”而且还上疏请刘太后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答复。范仲淹出任官职是由于晏殊的举荐，晏殊被范仲淹的这种大胆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牵连到自己，因而斥责范仲淹自大妄为。范仲淹很严肃地对晏殊说：“我担任这种职务，经常担心自己没有尽到职务，给知心朋友丢脸。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此得罪您。”晏殊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范仲淹道歉。范仲淹也确实因此得罪了刘太后，任官职不到一年便被贬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门为他饯（ｊｉàｎ）行时赞扬道：“此行极为光荣。”

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同僚朋友在长亭为他饯行时又赞扬道：“此行尤其光荣。”第二年范仲淹又迁至苏州。

最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权相吕夷简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擅权专事、玩弄权术、拉拢私人、排斥异己的作法极看不惯，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他利用郭皇后失宠的机会，怂恿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能这样做，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便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讨论废后之事的奏疏。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然后他又面对面地和吕夷简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天，范仲淹等人准备在殿廷上再与吕夷简展开论争，然而，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范仲淹这次还朝，吕夷简暗中曾派人警告范仲淹，说他现在是待制侍臣，不是官了，不必对朝政妄加讨论。范仲淹表示议论朝政是侍臣份内的事，今后更要恪尽职守。吕夷简得知范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方。吕夷简的目的是这样可让范仲淹事务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如果一有失误，立即免职除官。然而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序，只个把月时间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

吕夷简当宰辅时，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透顶。范仲淹对此极不满意。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着图中升调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的升迁，那样是不合次序的提拔；这样进用是公道，那样升迁是私意。况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边的近臣，凡是超过制度规定的，不应当全部都委托给宰相处置。”范仲淹这些无情的揭露，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据理力辩，一一驳回。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ｗūｍｉè），把范仲淹贬出知饶州。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密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诛、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亲朋好友这次为他在郊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笑着回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徙知润州、载州。

在这为官十多年间，范仲淹三上三下，相当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的任职上度过的。他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水患、修水利、开仓赈灾，作了许多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政绩卓越。

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时，黄海海堤久废不治，不仅良田时被海涛冲毁，而且村舍也频遭破坏，人畜也有死伤。范仲淹毅然超越职权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海堤。张给对范仲淹建议极为赞同，便奏请以范仲淹知兴化县，主持修复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对修复海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修复海堤只能防堤外海浪之灾，却不能排堤内积水之患，是得不偿失的举措，但张纶坚持认为修复海堤利大于弊。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范仲淹主持，这项工程开始了。但动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面上惊涛骇浪，很多民工散失，百余人死亡，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反对者趁此机会旧调重弹，继续反对修复海堤，朝廷也派人下来检查要停罢这项工程。修复海堤的工程面临流产。朝廷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讨论这项工程能否继续进行，范仲淹力主继续动工，胡令仪也很支持范仲淹意见。最终这项工程没有停歇，在工程进行中，范仲淹虽因母丧而离去．但他歇工期间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度，他曾给张纶写信。反复申述修复海堤的好处，坚定张纶的信心。张纶接替范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共修复海堤180里，防止了海潮的严重灾害，使流亡于外地的2600余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百姓非常感念张纶、范仲淹的恩德，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为“范公堤”。

明道二年（1033），江南路、淮南路和京东广大地区发生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视察以便及时解救，但未有下令。范仲淹对朝廷这种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极为气愤，他找了一个机会请问仁宗：“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陛下应当如何？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使仁宗很难过，便派范仲淹到江淮灾区慰问。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ｚｈèｎ）济灾民，使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时，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动。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丁口盐钱。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苏州靠近太湖，地势低洼，积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无法耕种，范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条河，引导太湖水注入大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的威胁，保障了农业生产。

军中一范惊敌度胆

仁宗宝元元年（1038），宋与西夏之间出现紧张的局势。

这年的十月，西夏党项族首领赵元昊（ｈàｏ）自立称帝，国号大夏。这表明赵元昊主动脱离了与宋朝的臣属关系，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宋朝群臣对赵元昊的突然称帝，非常愤慨。大多数朝臣主张出师征讨，认为小小赵元昊，只要宋军一到，顷刻就可消灭。但是谏官吴育对当时宋、夏军事力量的对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主张出师；著作廊通判睦州张方平也对出兵表示不乐观。然而宰相张士逊对吴育等人的意见不予理睬，他力主兴师问罪。仁宗也倾向张士逊的主张。宝元二年（103）六月，仁宗下诏剥夺了赵元昊的官爵，断绝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在边地张榜悬赏，允诺凡能擒斩赵元昊的人可授与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宋夏双方箭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为适应打仗的需求，宋在西北边境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夏竦（ｓǒｎɡ）知泾州，并主管径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并负责鄜（fū）延路军务。范雍是一个懦弱的人，康定元年（1040）正月，当赵元昊率军队进攻延州时，负责延州防务的范雍吓得不敢出战，紧闭城门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调遣的援军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也遭到夏军伏兵阻击，伤亡惨重并遭大败。幸亏当时天降大雪，夏军撤离，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军之击的厄运。仁宗为惩处三川口大败，贬了范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韩倚为陕西安抚使；在韩倚的推荐下，同年四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从南方的越州调往西北。

同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韩倚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为夏竦作副手。夏、韩、范三人在对夏攻防方面所持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范仲淹战略思想是侧重于守，他认为当时边塞的战备状况比内地要强得多，如果赵元昊率军深入，乘关中的空虚，东阻潼关，再隔两州贡赋，这可就危险了。

基于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想，范仲淹反对五路进讨的方针，他认为，目前兵力薄弱，没有取胜的希望，大军一旦进入沙漠，运送给养的车辆行进必定困难，而敌人的骑兵轻捷，可以前后夹击；如果再加上一旦打败仗，前进不得，休息也不得，即便要喝水也要发生困难。

韩琦与范仲淹对防守的策略截然相反，他积极主张向西夏进攻，认为赵元昊虽占据了几个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过四五万，其他都是老弱妇女，宋军屯有二十万重兵，若一味坚守界壕（ｈáｏ），不敢攻击敌人，这是自古没有的懦弱，如果长期守下去，第一可能丧失士气，第二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更大困难。韩琦坚决主张应迅速进军，速战速决。

夏竦的意见是倾向以防为主，但他认为应该服从朝廷的命令。

这时朝廷上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主张向西夏进攻，多数朝臣也附和吕夷简的意见，仁宗也认为防守耗费时日太久，而屯兵运粮，费用太大，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因而决定采用韩琦进攻之策。他命令韩琦和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出兵。但范仲淹坚持前议，反对出兵，他上疏仁宗，说正月起兵，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季节，大量军马粮草在这个时候进入山川险阻的地方，容易被夏军劫夺、击败，倘宋军的主要部队有失误，那就不仅仅是边患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朝廷的安危。主帅夏竦遵照皇帝的命令派尹诛到延州说：“范仲淹不如韩琦。韩琦曾经说‘用兵先要将胜负置之度外！’”范仲淹反驳说：“大军一动，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怎么能置之度外呢？”

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得知赵元昊将进攻渭州，便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全面出兵，同时又临时招募勇士18000人，全部交给环庆副部署任福指挥。韩琦还为任福制定了进攻路线，要他绕到夏军背后伏击其归路。但任福及其下属将领为夏军佯（ｙáｎɡ）败的假象所引诱，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越追越远，当大军行至六盘山下好水川时，夏军突然伏兵四起，鼓声大作，宋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虽然奋力拼杀，但因寡不敌众，6000多名军士战死，任福等许多将领阵亡。这一惨败虽与任福的轻敌冒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主帅的韩琦没有客观分析宋夏军事实力，冒然向夏进攻。宋军战败后，一路上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儿女，手捧死者的旧衣和纸钱，伏在韩琦马前嚎陶大哭，韩琦也泪流满面地勒住马，不能前进。范仲淹听到战败消息，连连叹息。

好水川战役的失败，证明进攻的策略是错误的，同时也证明范仲淹以防守为主的策略是正确的。韩琦从血的事实中吸取了教训，仁宗手下宰相吕夷简也开始认识到范仲淹的防守之策应该采纳，宋王朝上下统一了认识，这表明宋朝对夏战略的重要转变。

对夏战略统一后，韩琦因好水川之败，于庆历元年（1041）四月被贬知泰州，范仲淹也因擅自与赵元昊通信劝其罢兵，并焚毁了西夏复信，被贬知耀州。但边事统帅夏竦与新派来的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陈执中不和，夏、陈两人都上表请求解除兵权，十月同时被罢官去职。朝廷又重起用韩琦、范仲淹。庆历二年（1042）十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付使，掌握该路军事，以韩倚、王沿、庞籍分掌秦风路、径原路、鄜延路军事，此次仁宗给予他们较大的军事权力，范仲淹从此更可以充分施展他的军事才能了。

范仲淹对夏战略也并不是一味的防守，他向朝廷提出在守策之外，也要积极进攻，但在进攻时，只能是攻其近地，不能冒然深入敌方。他的作战方针是取下一处城寨，再准备攻打另一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认为这种作战方针，比之朝取暮失，更为稳妥。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首先是修筑城寨，建立巩固的军事基地。范仲淹的部将种世衡，为了阻挡夏军进犯延州，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废垒上修筑城堡，这样一方面可以得到河东粮食，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延州防守。城内无水，种世衡重奖民工；凿地150尺挖出泉水，最后得到了几眼井，可以满足全城的饮用，这座城堡以后也就以青漳得名。种世衡又开营田一千顷，招募商贾，贷给本钱，通贸易，畅货源，使城内不但有充分的粮食供应，而且货物充足，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同时，新立的城堡也成了联系少数民族的据点和训练前沿战士的基地。范仲淹高度肯定了种世衡的做法，他认为种世衡建立城堡的措施是成功的，有利于加强防守。范仲淹从庆历元年（1041）正月到四月，为修筑城寨事，六次上疏。在一次上疏中，他说：“若先修复城寨，是远留的眼光。请允许在二五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寨进筑承平寨，等到承平寨毕功，又择利进筑，就可以牵制赵元昊东界军马，使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在范仲淹积极努力下又修筑了大顺城。大顺城的地址是马铺寨，在庆州的北面，属于西夏腹地。范仲淹以最缜密的方式迅速动手，仅用十天的功夫就顺利筑成了一座城堡，因而取名大顺。夏军发觉后，动用了三万骑兵来进攻，不能破城。他们又佯装败北。但范仲淹十分警惕，并没有追击。大顺城的建立，正好与白豹、金塘二城寨形成犄（ｊī）角之势，因而打通了延州与庆州之间的道路，使两州在防务上可以互相支援，在军事上极为有利。范仲淹修筑的许多城寨，大大加强了西北的防御力量，使得延州和庆州都处于得到安全保护之地。

范仲淹在争取团结羌（ｑｉāｎɡ）族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力量，与羌族的联络，削弱和孤立了西夏。羌族部落散落在宋、夏边界横山一带，羌族人马精劲，善于战斗，西夏经常胁迫和利诱羌人和他们一起与宋军作战。宋对羌族也采取抚绥政策，凡归属宋朝的羌族都称之为属户（或熟户），其余者叫作生羌。宋把熟户看成是一支很好的战斗力量，因此经常在羌族中征召士兵，协助宋军作战。范仲淹对争取团结羌族极为重视，其部将种世衡，曾亲自到羌族部落进行慰问、周济。和羌族亲如家人，羌人得到西夏的情报也愿意告诉种世衡，种世衡也当即给以奖励，因此种世衡深得羌族信赖，羌人也愿为之效命。种世衡曾多次命羌人击退西夏侵犯，取得很大战绩。环庆路的羌属非常多，范仲淹到环庆时，得知六百多名羌族酋长受赵元昊利诱，曾为夏军攻宋作向导。范仲淹深入边界一带巡视，以朝廷名义犒赏、慰问羌族，巡视了诸羌人马，与他们订立条约，让他们在抗击赵元昊中发挥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招抚羌人的工作，范仲淹特意奏请朝廷，把种世衡调到环州。种世衡调到环州后，冒着严寒冰雪，深入到汉朝官员从未到过的险地群山，对羌族进行访问招抚，这使羌人非常感动。种世衡让他们备置烽火，当西夏进犯时，以烽火相告，驱马相救。种世衡因多次击破西夏的掠夺，羌族对种世衡十分敬服，当种世衡兵援径原时，有几千名羌兵随从。范仲淹对羌族部酋长也以诚相见，信而不疑，羌族酋长来见时，范仲淹常常把他们引入卧室，并且屏退守卫，和他们促膝谈心。对因战乱而丧失土地的羌族人民给予援助，羌族熟户上下、男女老少对范仲淹非常钦服。范仲淹在羌族人民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尊敬地称范仲淹“龙图老子”（范仲淹当时的官职是龙图直学士）。范仲淹招抚羌族工作取得很大成功，当时环庆路约有羌兵20000人，他们配合宋军，对夏作战，是一支强劲的生力军。

选拔将校、训练士兵是范仲淹带兵打仗的一个中心内容。他十分重视军队将校的作用，认为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将校所决定的。在此以前宋军将领不仅数量不足，身体素质也极差。范仲淹上奏仁宗，建议对将校应尽早进行选择，凡是年老病弱不能披甲上阵或没有指挥能力的要在此进行选择调离，让一批立有战功、武艺高强、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将校。经过试用后，再正式任命。另外，范仲淹也注意培养将校，他让部下在作战之余，努力学习古今兵法，对于勇敢善战的狄青，他不但给予优厚的待遇，而且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并告诉他：“在将不知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从此狄青刻苦读书，对于秦汉以来将帅兵术了如指掌，从而成为北宋一名屡立战功的名将。对于士兵，范仲淹主张认真挑选，严格训练。北宋招募的士兵，由于胡乱选拔，因而素质很差。范仲淹提出淘汰弱小、选留强壮勇敢的择兵标准。北宋士兵缺乏训练，武艺精强者不多，遇到战事常吃败仗。所以范仲淹主张对军队加强训练，他在西北战场上将延州兵分为六将，每将3000人，分部训练，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提高前线士兵素质，范仲淹提议，在陕西本土增招士兵，因为陕西本土的士兵生长在边寨，熟悉地形，善于骑射，作战勇敢，而且能吃苦耐劳，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东兵是从东部调到陕西前线的禁军，这些士兵思念故乡，不耐劳苦，凛给虽优厚，但斗志不高。如果在战争中兵员不足时，应增置较多的陕西本土士兵，以代替一部分东兵。

范仲淹在战术上也尽量革除旧弊。北宋旧的作战方式极为保守：部置官带领10000人，钤（ｑｉáｎ）辖带领5000人，都监带领3000人，出战时，官小者在前。范仲淹认为不考虑敌人数量而出战，以官职高低为出征的先后，这是历次作战败绩的主要原因。范仲淹革除了这种呆板的作战方式。提倡根据敌兵多少，以决定出击人数的作战作风与战术机动灵活，有利于打击敌人，可以随时出击，也可以随时撤退，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其他路也效法这种作战方法。于是西夏将士害怕起来，相互警告：“不要再攻延州了，现在的小范老子腹中有数千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懦弱可欺也。”范仲淹还提出总的战略方针：对付西夏大股军队要坚持固守以待援兵；对付小股进犯的夏军则可以在险要的地方设埋伏打击，根据夏军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范仲淹还向朝廷建议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使夏军穷以应对。他申求朝廷要给将帅以“便宜从事”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根据前线复杂多变的形势，采取灵活相应的战术，以期取得战争的胜利。

大量军队长期固守在西北边远之地，需要从内地远程运送大批粮草和物品，旅途艰难，耗费大量财力和民力，这已成为历来防守战略能否巩固的主要问题。范仲淹吸收汉、唐以来屯田的历史经验，又总结了种世衡在青漳城兴田的好处，因而奏请仁宗在边塞屯田。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议，诏令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

范仲淹在西北推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得边防日益巩固，加上他和另一主将韩琦空前团结，因而赵元昊不敢侵犯，扭转了战争形势。西北边境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与韩琦的名声大振，史称：“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

宋夏长期的战争，西夏军虽有过小胜，但得利不多。宋加强了边防，同时又进行经济封锁，酉夏经济日益困难，人心浮动，朝廷内部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再加上辽在夏边境处暗修城堡，集结军队，有攻占西夏的意图，于是赵元昊不得已，只好向宋求和。宋也由于财政负担太大，困难重重，愿意尽早结束战争。双方经过议和，在庆历四年（1044）达成协议，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封为夏国王，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万斤，恢复贸易往来。

改革先锋名满天下

范仲淹和韩琦防御西夏的成功，使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骤增，朝廷也予以嘉奖，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四月将他们两人提升为枢密副使，同年八月，仁宗又下诏，拜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升为副宰相。

范仲淹奉调回朝后，面临着一场比抗御西夏更为艰巨的斗争。

北宋政治，弊端丛生，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极为严重。宋太祖开国时，设官分职本有固定的数目，但以后随着征召官吏、恩荫官职、祠禄官员的日益泛滥，北宋的官吏队伍急速膨胀。仁宗天圣二年（1024），录取诸科进士竞达1067人。而且录取以后，就直接任官，两三年功夫，经科举新录用的官员竟增加一倍以上。而恩荫得官的，那就更多了。宋代官吏不仅多，而且素质极差，办事能力很低，但官员们的待遇却特别优厚，所谓宋朝优待文官，说的就是这些官员，除正俸之外，还供给一定数量的春冬衣料，还有职钱等名目繁多的补助，国家开支不断增加，再加上皇室大兴土木，任意挥霍，政府财政日益入不敷出。而这种负担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因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农民起义和兵变相继发生，内忧外患连年爆发，国家面临重重危机。

范仲淹针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腐朽的官僚政治，力陈改革时弊。

在危机面前，仁宗也感到形势严峻，想摆脱困境，免掉了保守无能的宰相吕夷简和执政王举等人。重用范仲淹，并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安排在要职上。主张革新的人在朝廷中占了优势。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革新主张：

（一）严明官吏升降制度。朝廷中不是大功德的人不能升迁。在京任职的百官，不是靠选举获现职的，必须任期满五年，才可磨勘升迁。这几乎就是考官员政绩的一种法规。

（二）抑制侥幸。严格限制官僚子弟恩荫特权。恩荫制度使贵族、大官僚每年都要奏荐子弟做官，因而官员滥进的现象十分严重。范仲淹提出，限制恩荫特权，今后两府及两省的官员，遇郊祭大礼奏一子充京官，大臣不能推荐自己的子弟担任馆阁职务，这样任子制度才不致于冗滥。

（三）严密贡举制度。进士参加各种考试都取消在试卷上把姓名糊贴掉的办法，参考平时品行确无缺陷的人，才可把名字上报朝廷。进士先考策论，后试诗赋，各科要录取兼通经书义理的人。赐策以上的高等人，都由皇帝的诏书作出裁决而后宣布。其余优等的，可免吏部铨选而直接注册授官，次一等的，由本科发给凭证，而等候吏部铨选。这样进士的考试方法，就会遵循其名去要求其实了。

（四）选择地方长官。推选地方长官，现任刺史、县令，“不问贤愚，不较能否”一概充任，因而素质低劣，多为蠢民害物之辈。“降诏，委托中书省枢密院首先选拔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其次再委请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各路监司举荐知州、能判；知州、通判举荐知县、县令。限制各官推举人数，在举主多的人中，让中书省先选官任用。

（五）均公田。解决职田分配不均问题。职田是官吏在职外补贴的官田，范仲淹反对废除职田，主张“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官吏有足够的衣食养活自己，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守节，而犯法的就可以处死和罢官了。

（六）注重农桑。重视农业生产。由于国家不务农桑，因而“粟帛常贵”、“府库日虚”。范仲淹请求降诏诸路，令所属各州令所属各州军官民向政府陈报有关“农桑可兴之利，可去之害”和应整治的堤堰、陂塘、河渠等水利工程。凡属可行的，由州县官员计足工料兴建，这样坚持下去，数年之间，即可农利大兴。

（七）整修武备，加强京师防卫力量。由于京师卫兵多远戍西北，因而京城空虚。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强壮男丁五万人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所募壮丁，每年三季务农，一季教战，既可节省军费，又可增加防卫。

（八）推广朝廷恩泽与信义。皇帝大赦令中的恩惠应有所施行，主管部门有延迟或违反赦令的，要依法重处，另外派出使者到各地去巡视施行的恩泽是否施行得恰当。这样各地就没有废弃滞搁皇上恩泽的人了。

（九）慎重颁布命令。严肃朝廷政令。由于政府下达的政令，“烦而无信，”因而“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范仲淹要求制定政令应慎重，不得经常更改，一旦颁行，必须严格遵守。

（十）减轻徭役。现在州县户口减少而上供增多，应该把户口少的县城改为镇，把使院和州院全并为一院。职官厅的杂役，可以让州兵承担，其中不应接受役使的人全部放归务农，老百姓就没有了重役困扰的忧虑了。

范仲淹的十项改革，是他挽救政治危机、缓解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中心是整顿吏治。在他看来，“内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官吏贤能，“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纲纪之坏必茸”。

皇帝此时正信任和偏向范仲淹，因此全部采用了他的建议，范仲淹提出的十项革新主张，仁宗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月开始，先后以诏书形式颁布全国。在庆历这一年，北宋的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也实施了几件重大的举措：

十月，范仲淹和富弼请中书和枢密院选拔各路运转使。经过严格挑选，任命张昌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到各地考察地方官吏，选择有才能者任知州，不胜任者奏请罢免；并由知州挑选知县、县令，不能办事者奏请罢免。范仲淹还亲自在班簿上勾掉了那些不称职的转运使；

同月，仁宗降下诏书，更定“磨勘法”，即对政绩卓著者可提前晋升，非有善政者，不得按时升级；赃罪者，文臣增为七年磨勘，武臣增为十年磨勘。还规定，朝官迁升员外郎、郎中，少卿监，必须三年没有私罪，要有五名有声望的官员作保，才能磨勘。待制以上官员，六年无过才可迁升，有过则延期晋升，至谏议大夫为止；

十一月，仁宗降诏更定荫子法。凡郊祀奏请恩荫者，除长子不限年岁外，其他子孙必须年过十五岁、弟侄年过二十岁才得恩荫。得到恩荫的“选人”，限半年内赴尚书省考试；合格后，再由京朝官三人保举，才可到远地任官。凡不赴试又无保举者，永不预选；

同月，仁宗又降诏限职田，对州县官吏职田均作出数量上的规定；

庆历四年三月，仁宗降诏，改革贡举法。诏令州或县皆立学，应举者必须在校学够三百天，才准参加秋试。过去已参加考试的，学习一百天。考试内容，进士科废除考帖经、墨义，改为“先策、次论、次诗赋”；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考试断案，取“合律令、知法意”者。

庆历的改革，使腐朽的北宋暂时出现生机，使暮气沉沉的官僚机构开始发挥了较好的运行效率。

然而，庆历新政，对权贵官僚的种种特权，作了严格限制，因而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些权贵官僚串通一气，散布流言蜚语，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更为阴险的是，他们竟伪造事实指控富弼要另立皇帝。仁宗虽然不轻信，但范仲淹和富弼却十分不安，感到新政已难以推行下去。恰巧西北有警，范仲淹请求巡视边防。庆历四年一六月，派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同年八月，富弼也出任河北宣抚使。范仲淹和富弼离开朝廷后，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更加猛烈。仁宗也于此退缩了，在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和邠州兼陕西路沿边安抚使。同年十一月，又罢陕西四路安抚使，改知邓州。富弼也贬知郓（ｙùｎ）州，韩琦、欧阳修等革新人士，也先后被赶出朝廷。庆历新政就此结束。

皇祐四年（1052）正月，范仲淹徙知颖州，在赴任的途中因病在徐州逝世，终年六十四岁。仁宗悲伤不已，亲笔为他的墓碑撰额，称为“褒贤之碑”。后谥“文正”。遗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内心刚毅外表温和，天性极孝顺，因为母亲在世时他正贫困，后来虽然富了，但没宾客上门就绝不吃两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仅能够基本自足。但他乐于施舍，在家创办义庄，用来赡养本族穷人。他博爱众人，乐于行善，很多读书人都出自他门下，即便是平民百姓都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去世那天，各地听到死讯的人，都为他叹息。范仲淹为政崇尚忠厚，所到各地都施有恩德，邠、庆二州的老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人，都为他画肖像，立生词以纪念他。到去世时，羌族酋长几百人，像哭自己的父亲那样为他痛哭。斋祭了三天才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