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的将军——吉鸿昌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年，日本侵略军又侵占了我国的热河省（现在河北省北部）。不久，又侵入察哈尔省（现在分属山西、河北、内蒙古）， 并且向长城各关口发动进攻，妄图吞并整个华北。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不但不进行抵抗，反而叫亲日派何应钦等人跟日本谈判，在塘沽和日本签订了《溏沽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还划定冀东为日本侵略军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

《塘沽协定》的签订，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设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表示愿意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这一宣言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在共产党员吉鸿昌的策动下，冯玉洋、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积极筹组抗日武装，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

吉鸿昌是河南扶沟人，早年在冯玉祥的军队中历任连长、营长、师长、军长，1930 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总指挥。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剿共” 政策，于 1931 年辞去军职，出国考察。在欧美各地的旅行中，吉鸿昌增长了见识，思想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到处发表抗日演讲，认为只有打退日本的侵略，中国才有出路。 1932 年回国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号召下，他积极策动冯玉祥、方振武等高级军官筹组抗日武装，准备收复失地。在他的努力下，1933 年 3 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初期的武装力量有 6 万多人。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1933 年 6 月 20 日，他率领同盟军从察哈尔东部出击。经过 20 多天的浴血苦战， 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都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在攻克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冒着日机的轰炸扫射，率领敢死队第一批攀登入城，用大刀和敌人肉搏，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察绥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纷纷捐钱捐棉衣捐食品，支持同盟军抗日。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以及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抗日救国团体，都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慰问和支援。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 他们便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制止同盟军抗日。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日反侵略的热潮中扩大影响，决定对察绥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这先是威胁利诱，要求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军，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遭到拒绝后，就对抗日同盟军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卑劣手段。

7 月上旬，正当抗日同盟军克复多伦后，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国民党政

府的嫡系军队 16 个师开进了察哈尔，分 3 路向张家口进逼。他们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对张家口进行全面封锁，给抗日同盟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侵略军见国民党政府已经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便从热河向察哈尔东部进行反扑，使察绥抗日同盟军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8 月 7 日，冯玉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离职下野，抗日同盟军的一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的第二十九军收编。吉鸿昌、方振武顶住压力，拒绝收编，并且公开发表外抗日寇、内

除国贼的声明，宣布继续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9 月间，吉鸿昌率领察绥抗日同盟军向滦河以东地区进击。国民党政府竟然和日军秘密商定，共同“围剿”同盟军。日军在北面，国民党军在东、南、西三面，对同盟军进行包围。日军还出动了许多飞机，对同盟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吉鸿昌虽然率部英勇战斗，坚持了好些日子，但终于因为众寡悬殊，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失败。

察绥抗日同盟军解体后，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在北平、天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他发起建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参加《民族战歌》杂志的创办，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 1934 年 11 月 9 日，他在天津国民饭店参加一次抗日集会时，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逮捕，11 月 24 日慷慨就义。

临刑前，刽子手叫吉鸿昌跪下。吉鸿昌对刽子手说：“我吉鸿昌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刽子手叫他背过身去，他说：“我吉鸿昌为抗日而死，一生行为光明磊落，不能背后挨枪。”刽子手没有办法，请示上级后端来一把椅子。吉鸿昌神色泰然地坐在椅子上，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

在刑场的土地上，留下了吉鸿昌用一根树枝写下的绝笔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