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高参

具有民族自豪感和胜利信心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具有决定性的行动愈简单，则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华西列夫斯基

调到红军军训部任职

1931年秋，华西列夫斯基因表现优异、治军有方，被调到红军军训部任职。

军训部是一个刚刚成立的部门。华西列夫斯基刚来时，被安排住在索科尔尼基。在刚到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华西列夫斯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偶然碰到了特里安达菲洛夫夫妇。尽管彼此的职位悬殊，但是这次见面，还是像前几次在特维尔和维什尼沃洛乔克见面时一样，显得随便而亲切。

时任红军作战部长的特里安达菲洛夫，祝贺华西列夫斯基担任了新职。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不太安心之后，就鼓励他，劝慰他，说军训部的工作也是一件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可是，谁能想到，在这次见面以后仅仅几个星期，华西列夫斯基就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为亲爱的特里安达菲洛夫送葬了。1931年7月12日，因飞机遇难，他牺牲了。

华西列夫斯基能到军训部机关工作，就是特里安达菲洛夫推荐的。华西列夫斯基被他发现，是因1928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带职锻炼，到莫斯科军区第二军任军长，而这时正是华西列夫斯基领命改造该军所属的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团的开始时期。

在相互的交往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到军训部后，在对待新工作方面，华西列夫斯基很是勤勉。没过多久，新工作就把他吸引住了，并且完全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

从1931年成立起，他一直工作至1934年底。对于华西列夫斯基来说，军训部是一个对军人的成长极其有益的学校，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党的政治工作方面，都使他获益良多。

军训部当时由军训司令部和几个监察部组成，有步兵监察部、骑兵监察部、炮兵监察部、工程兵监察部、通信兵监察部、体育训练监察部和军乐监察部等。

把红军的各兵种都结合起来的这种组织机构本身，就不能不对整个军训的组织，特别是对现代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各兵种协同动作问题的研究，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华西列夫斯基和军训部的工作人员，经常下部队检查军训情况，发现训练中的薄弱环节，为指挥人员上示范课；在部队中研究进行诸兵种合成战斗的新方法，改进部队训练方法。通过实兵演习，来检验起草的战斗条令和为按军训系统所属的各兵种制定的专门的教令。

令华西列夫斯基感到高兴的是，军训部全体工作人员大部分时间都是下部队。在每次下部队之前，要在军训部长、军训部参谋长或某一位工作有关的监察部部长的领导下，周密地研究所有应该检查的课题。

从1931年起，华西列夫斯基还兼任了军刊的工作。他主持编辑和出版军训部发行的《军训通报》，这是工农红军指挥人员的理论辅导教材。后来，苏军最有影响的军事学术刊物《军事通报》也转归军训部办。华西列夫斯基也兼任了该刊的编辑部工作。

在军训部工作期间，华西列夫斯基深入研究了关于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理论，以及诸兵种合成战斗动作协调等一系列最新军事科学理论。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在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当谢佳金将军出任第二任军训部部长后，华西列夫斯基多次被派遣到各军区的野战部队，检查应用训练演习。

在1933年夏季进行的诸兵种合同大纵深战役试验演习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演习导演司令部的参谋长。

在演习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参与编写《大纵深诸兵种合同战斗细则》，以及《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在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中的协同动作细则》。

同年，华西列夫斯基还参加了军训部司令部和工农红军参谋部工作人员一起，编写了《部队各级司令部勤务教令》的工作。

该教令经工农红军参谋长批准后，发给了部队。

在下部队之外的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同军训部的同事们一起，参加系统的战斗、技术和作战方法的作业。军训部工作人员经常到有关研究单位了解最新的技术装备，或到炮兵、坦克兵和工程兵射击场去见习。

参与这一系列的活动，让华西列夫斯基受益匪浅。

根据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军训部还经常给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首长上课。其中最重要的课程讲座，直接由副国防人民委员留哈切夫斯基亲自讲授，华西列夫斯基和其他工作人员则负责准备沙盘作业。

军训部不断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方面军和集团军大纵深战役的理论。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加剧，这一理论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担任总参战役训练处处长

1934年，伏尔加河沿岸军区的夏季演习，暴露出战役战术训练以及军事指挥，特别是军师两级指挥方面的一系列缺点。因此，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对这次演习的结果作出相应的评价和指示，并就演习作出组织结论。

鉴于有必要加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部机关的工作，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往那里，担任军训部部长。在此期间，华西列夫斯基有幸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苏军名将的军事领导人。如他的终生挚友、著名的朱可夫元帅，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布琼尼元帅、特卡切夫将军等。1935年9月22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决定：在工农红军和海军中，实行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军衔制。华西列夫斯基被授予上校军衔。

1936年秋，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动。人民委员部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和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特罗菲缅科上校，到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学院进行深造。挑选学员的工作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派往该学院学习的学员，都是总参谋部、各军区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各大兵团司令和参谋长以及工农红军各院校的教员。凡是被派往学院学习的人员，都必须具备战斗资历，优良的工作鉴定，还要受过高等军事教育。

总参谋部学院坐落在特鲁别茨基大街的两座大楼里。一座楼作为教室，另一座楼作为学员宿舍。学员的学习限定为一年半。1936年11月1日，学院开学了。学员们穿的制服上衣和大衣，都有镶有白边的黑色天鹅绒衣领。裤子两侧有带白边的深红色镶条。军帽也有带白边的深红色帽圈。这种制服一下子就把这个学院的学员同其他军人区分开了。

在学习期间，华西列夫斯基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了解和研究最新技术兵器和当前外国军队的书面材料。对集团军战役、航空兵兵团行动、坦克装甲兵团作战，以及集团军后方与后勤工作等最新军事的热点理论问题，他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937年6月1日至7月15日，学院的学员放暑假。假期过后，华西列夫斯基和其他学员被安排到海军舰艇上实习两周。按规定，学员一半去黑海舰队，一半去波罗的海舰队。华西列夫斯基被分到波罗的海舰队实习。

1937年8月底，总参谋部学院的临时领导日古尔教员，指示华西列夫斯基担任包括在战役学教研室的后勤教研室的领导工作。

这项任命，让华西列夫斯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然而学院领导通知他说，这项任命是原先的学院领导提出的，并且已经由总参谋长批准。

于是，华西列夫斯基突然当上了教员，而且还当上了这所重要学校的教研室主任。然而，刚过一个月，华西列夫斯基被召回了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对他宣布说，已经任命他为总参谋部主管军队高级指挥人员战役训练处的处长。随后，人民委员部的书面命令便很快下达了。

从1937年10月开始，华西列夫斯基在红军总参谋部工作了。当然，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注定要在总参谋部工作许多年，而且在这些年中所担负的工作，是他一生中担负的最为复杂且十分困难的工作。

直到1939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担任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处长。当时，华西列夫斯基的主要时间，是用来完成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交给他的一些形式上纷繁复杂，而内容总的来说相似的任务。

此时，红军的作战潜力有了质的变化。于是，华西列夫斯基开始逐步地深入到在卫国战争前夕，他必须着手解决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华西列夫斯基此时所肩负的工作，比他在1937年以前所从事的全部工作要复杂得多。在总参谋部，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华西列夫斯基开阔了作战方面的眼界，增长了经验和知识。从这时起，他对武装力量系统中的各军种、兵种所起的作用，才有了充分的认识。

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注意到国际形势加剧了，德国不断地举兵侵略。1938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者武装进犯苏联哈桑湖附近的领土。他们想检验一下苏军的战备状况。

苏军在接到军事统帅部的命令后，于8月2日转入进攻。战事延续了一周，最终得到了70架作战飞机支援的日军两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和几个骑兵旅，若干坦克独立部队和若干机枪营被击溃，其残部被驱逐出苏联领土。

在这次战斗中，红军已经显示出较大增长的战斗实力，以及高昂的士气和战斗素质。在这段日子里，华西列夫斯基遵照总参谋长的命令，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值班，这部电话就是专门为战事，装设在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办公室对面的一个房间里。

1938年8月，华西列夫斯基第二次被授予旅级军衔。

1938年秋，华西列夫斯基因他的一些“微小的成绩”，再次得到了嘉奖。总参谋部对总参机关发布了一项命令，表彰他“忠诚地和高质量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

制订“反击侵略计划”

1939年初，由于战争的日益临近，总参谋部决定将原来的作战部扩充为权限更高的作战部，并对作战部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做了较大的调整。

1939年6月，经沙波什尼科夫与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商定，最后报请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华西列夫斯基出任作战部副部长，同时兼任战役训练处处长。

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法律。

由于职务的关系，华西列夫斯基直接参与了编制反突击计划的工作。计划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是沙波什尼科夫规定的。

1939年12月末，最高军事委员会不得已停止苏军的进攻，重新制订突破“曼纳林防线”的作战计划，并为此而进行相应的准备。

1940年1月初，联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这些问题。会议的准备工作由沙波什尼科夫负责。

第一副总参谋长斯莫罗基诺夫从冲突一开始，就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被派往前线帮助列宁格勒军区。

因此，总参谋长决定要华西列夫斯基临时代理副总长的职务，负责作战方面的问题。

在这段日子里，华西列夫斯基随同沙波什尼科夫，第一次到克里姆林宫，见到了联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和斯大林。每当回想起这段时光，华西列夫斯基就对敬爱的沙波什尼科夫油然产生一种感激之情，感谢他在自己完成紧张的工作时，用亲切的谈话、劝告和教导，对他的巨大帮助。

1940年1月7日，根据总参谋部的建议，为了在卡累利阿地峡突破“曼纳林防线”，创建了西北方面军，由铁木辛哥任方面军司令。突破“曼纳林防线”的计划，最后定稿工作落到了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部的肩上。

1月间，部队在就近后方所布置的模拟敌人筑垒地域的野外场地进行了士兵演习。2月初，军队和司令部的准备工作即告结束。2月11日，方面军转入进攻，敌人的防御被突破了，部队顺利地向前推进。

芬兰政府看到自己的阴谋必将破产，于是转而向苏联求和。以总理李第为团长的芬兰政府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双方开始和平谈判。

华西列夫斯基也是苏联代表团成员之一。除了斯大林的一般性指示外，华西列夫斯基在莫洛托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准备所有提交谈判讨论的关于新边界的建议。

1940年3月，双方签订了合约。

为了对新确定的国界进行标界工作，指派了一个混合委员会，苏联政府任命华西列夫斯基担任该委员会的苏方领导人。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地完成最后测量、划定和标界的工作。

这项工作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不仅保障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同时保持了与芬兰的睦邻关系。

苏芬和平条约的签订，挫败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苏联在西北和北方的战略地位得以改善。

1940年5月，联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在此次调整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参谋部作战部第一副部长。

从1940年4月中旬开始，华西列夫斯基参与总参谋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制订“反击侵略计划”。

在这段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满脑子里都是作战计划。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这项计划基本完成。

1940年9月，红军的这个战略展开的方案和计划，在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委员在场的情况下，直接向斯大林作报告。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总参谋长麦列茨科夫和第一副总长瓦图京，代表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这份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和阿尼索夫将军，负责把计划送到克里姆林宫去。在审查计划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待在斯大林秘书处的房间等候。

总的来说，总参谋部反复修订的这份“反击侵略计划”考虑得相当周密。

包括华西列夫斯基等主要制订者在内的总参谋部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受到斯大林的关切

华西列夫斯基之所以能得到斯大林的关注，是因为沙波什尼科夫不断地在斯大林面前，提起自己的这位得力的部下。

1940年的春天，华西列夫斯基已是总参谋部作战部的第一副部长了。为了讨论当时还在秘密状态下的对德“反击侵略计划”，他经常与当时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工作或研究问题。

一次，在开得相当长时间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斯大林邀请所有与会人员，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下面一层的住所进餐。

因在会上就总参谋长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作战的相当紧迫的决定，所以沙波什尼科夫指示华西列夫斯基立刻返回总参谋部，从那里发出与这些决定有关的命令。

华西列夫斯基回到总参45分钟之后，斯大林便叫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给他打电话，说克里姆林宫里都在等他吃饭。因此华西列夫斯基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很快办完了交代的事情。几分钟之后便坐在餐桌旁沙波什尼科夫的身边了。

在祝酒中间，斯大林竟提议为华西列夫斯基的健康干一杯。

接着，又向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一个他根本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在神学校毕业后，为什么不去当神父？”

华西列夫斯基一时间感到有些困窘，然后他回答说：“无论是我还是我的父亲，都没有过这种愿望。他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当神父的。”

听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回答，斯大林微微一笑，说道：“是啊，是啊。您没有这样的愿望，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和米高扬想去当神父，却不知人家为什么不收留我们。其中的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明白。”然而，谈话到此并未结束。

“请你说说，”斯大林继续说，“你和你的兄弟们为什么在经济上一点儿都不帮助父亲一下呢？我多少知道一点儿，你的一个兄弟是医生，另一个是农学家，第三个是指挥官、飞行员，而且收入相当丰厚。如果老人不是现在，而是很早以前就离开教会的话，我想你们都会帮助双亲的。他之所以需要教会，也不过是为了生活嘛。”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自1926年起，我就与双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么显然，我不但不能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而且未必能够参加工农红军，更谈不上在总参谋部服务了。”

随后，华西列夫斯基举了一些事实为证。他说：“几周之前，我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我立即将信的事报告了我的党组织书记。他要我同双亲的关系方面，保持过去的做法。”

这是因为，华西列夫斯基在填写的履历表中，一直说同双亲没有任何的联系。

斯大林和就餐的政治局委员们，听到华西列夫斯基说出这样的事情，都感到很惊异。于是，斯大林说：“你应该立刻与双亲建立联系，在经济上经常给他们一些帮助。”斯大林还表示说，把这样做已被准许的情况告诉总参的党组织。

此事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过了若干年之后，有一天，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又向华西列夫斯基问起了他的双亲的情况。询问他们住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母亲已经去世，80岁的父亲住在基涅什马的大女儿那里。她以前是个女教师，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父亲，或者连同你的姐姐，接到你这儿来呢？他们在这儿总不会更坏些吧。”斯大林劝说道。

斯大林的关切，让华西列夫斯基很受感动。但是，他想，如果不是沙波什尼科夫的话，也就没有他的今天，恐怕也没有斯大林对他的亲属的这种深厚的情谊。

所以，在华西列夫斯基的心目中，一直对自己的老上级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充满了感激之情。

以军事专家身份出访德国

1940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上举行阅兵和群众的游行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和兹洛宾将军，便被叫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那里。

铁木辛哥通知他们说：“根据政府的决定，最近几天内，你们将以军事专家的身份，作为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前往柏林。你们将会直接从代表团团长那里得到必要的指示。”

率领代表团的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这次出访是由柏林方面提议的。

11月9日，代表团起程。德国驻苏联大使冯·德·舒伦堡随专列同代表团前往。代表团同莫斯科保持着经常的无线电联络。

在登程的第一天，莫洛托夫的助手拉普绍夫，就邀请兹洛宾将军和华西列夫斯基去见代表团团长。从谈话中他们知道，在柏林的谈判将是政治性的。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力图搞清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并尽可能地促使把德国的侵略计划推迟。

11月10日晚上，火车行至苏联边境。在德国的边境火车站埃德库宁，地方铁路当局一再坚持要苏联代表团转乘他们特地准备的列车。

苏联代表团通过自己的列车长断然地加以拒绝，因为苏方的列车已在最后一个苏联车站装上了西欧式的列车托架。苏联铁路是宽轨铁路，德国铁路是窄轨铁路。所以列车出境时，要换托架。

在苏联列车长同德国人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德国人不得不让步，只在苏联专车的后面加挂了两节德国的车厢。

列车继续前进。11月12日清晨，列车抵达柏林。在安哈尔特车站，迎接苏联代表团的是以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元帅为首的一批国务活动家。在举行了欢迎仪式后，华西列夫斯基他们被安排在美景宫下榻。

在当天上午，苏联代表团团长在苏联驻柏林大使以及翻译人员和冯·里宾特洛甫的陪同下，前往帝国总理府会见希特勒。在会见中，希特勒建议讨论德、意、日、苏四国“瓜分世界”的计划，妄图把苏联拉进一场肮脏的赌博之中。

莫洛托夫批驳了种种政治诽谤，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那就是：柏林对东欧的政策和德国在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目的，由于双方找不到共同语言，出现了分歧。于是第一次谈判告一段落。

当晚，在菩提树下大街的苏联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在餐桌旁就座，空袭警报就响起来了。原来是英国飞机正向柏林方向飞来。因此，招待会不得不中断了。

11月13日晚，里宾特洛甫在威廉街接见莫洛托夫。但是，他们的挑拨离间阴谋仍未得逞。在柏林的会谈，苏联代表团没有与德国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

11月14日，苏联代表团离开柏林回国。送行时，德国人表面上的客套已经踪影皆无了。用华西列夫斯基的话来说，“只有冷淡的送行，互相说些索然无味的官场辞令。”

12月5日，希特勒审查了“奥托计划”，即进攻苏联的计划，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12月18日，希特勒又下达指示，制订一个更为详细的“巴巴罗萨计划”代替“奥托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期限，准备于1941年5月15日对苏联实施突击。

在往返柏林和停留的几天里，华西列夫斯基与代表团中的许多成员建立起相当好的关系。特别是同黑色冶金人民委员捷沃相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友情。

还是在去柏林的途中，捷沃相就向华西列夫斯基讲述了许多有关德国工人阶级生活和习俗的趣闻。捷沃相愿意把他对当今德国局势的极为正确的结论，讲给大家听。他断言，希特勒许诺在夺取了别国土地后，共享数不清的财富的法西斯宣传，以及希特勒政府向德国各阶层居民施舍的小恩小惠，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最不觉悟的基层中引起了反响。

关于希特勒对苏联的关系，捷沃相深信，希特勒的一切均是阴谋，都是直接指向东方的，苏联同德国的军事冲突已经迫在眉睫。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有机会多次领教了捷沃相高度的办事才干和高尚的个人品德。捷沃相的工作很繁忙，但是华西列夫斯基记得，无论哪一次向他提出问题，他都能迅速而恰当的予以解决。

对于此次出访，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共同感受是：苏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必须准备反击法西斯的侵略。

领导大战中的作战部

1940年12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举行了全军领导人员的会议，12月底进行了战役战略演习。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在1940年11月底，因工作过度劳累生了一场重病，因而未能参与这些重大的措施。

1941年2月，华西列夫斯基恢复了工作。那一天，恰好是任命朱可夫将军接替麦列茨科夫，担任总参谋长的一天。

1941年的上半年，总参谋部的工作一直都非常地紧张。一次又一次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几年的各次战役，以及进行这些战役的原则。

1941年6月，总参谋部接连不断地从西部边境各军区和集团军的作战处，接到一个比一个令人震惊的报告。

德军已在苏联边境集中完毕，并着手在边境上的许多地段拆除其早先设置的铁丝网，并在扫雷。显然，德军在为他们的军队冲向苏军的阵地扫清道路。德军的巨大坦克群进入了出发地域。

夜晚，可以听到大批的坦克发动机的喧嚣声。

战争一触即发，华西列夫斯基他们作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几乎寸步不离自己的岗位，虽然此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6月22日0点，责成作战部立即转发总参谋长朱可夫交来的，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他签署的发给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首长的训令。

训令说，6月22日至23日，德军可能在这些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还指出，袭击可能从挑衅行动开始。因此，苏军的任务是：不要受任何挑衅的影响，因为这会使问题复杂化。但是，接着又强调指出，各军区务必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可能的突然袭击。

1941年6月22日0时30分，训令发往各军区。

在战争爆发的这个决定性的夜晚，各边境军区指挥部同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和总参谋部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

凌晨4时以后，每隔几分钟，从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门就向作战部发来德国空军轰炸苏军机场和城市的报告。

具有两年现代化战争作战经验，装备精良的德国法西斯，袭击了苏联的边防部队和掩护部队。

6月23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立。同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组成苏联情报局的决议。总参谋部领导把为政府发布前线事态消息做准备的任务，交给了情报部长戈利科夫中将和华西列夫斯基。

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建立了由斯大林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

在苏联人民和平生活中断的日子里，所有的想法立即集中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上：无论多么困难，也要顶住，也要坚持下去。

在战争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的作战部，简直就像一所蜂房。“蜜蜂”从前线飞来，带来了许多需要立即处理的情报。

情报分发给3个部门，即按照战斗行动的3个主要方向：西北、西方和西南相应成立的3个处。能立即同时按几条线路来回发报的“博多”式电报机不停地工作。

过去的军区司令部，即现在的方面军指挥机关，把情报送到作战部，作战部把中央的号令下达各军队。

由于工作紧张，所以显得人手非常的短缺。主要工作集中在一个大厅里，这里聚集着负责同军队进行联系的主要干部。各种比例和各种用途的地区和地形图到处都是。

情报接连不断地传来。电报联系或由通信飞机，或由侦察机，保持的联系一直不断。

前线有什么变化？我军和敌军的部队位置正在哪里？战斗在什么地区进行？援军派往何处？什么地方迫切需要技术兵器？需要哪种技术兵器？所有这些，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有条不紊地、不误时机地、及时地把消息传到大本营。

华西列夫斯基对同事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尽可能全面而准确的情报，犹如空气一般必不可少。”

战争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

1941年7月19日，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8月8日，他又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从这一天起，最高战略指挥机关开始称作“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在战争爆发的最初两个月，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仅限于在总参谋部里。

7月30日，在斯摩棱斯克会战最激烈的时候，为了更可靠地掩护莫斯科方向，并在这里建立更大的纵深防御，大本营成立了预备队方面军。方面军司令是朱可夫，参谋长是利亚平少将。8月10日，阿尼索夫少将接替他继任参谋长。

7月30日凌晨，苏联元帅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斯大林比较喜欢把朱可夫的指挥经验直接运用到部队之中。

同日，为了研究和加强保卫列宁格勒的措施，大本营召回西北方向总司令伏罗希洛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

刚刚接替朱可夫元帅，再入总参谋部工作的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长，也参加了这次讨论。

沙波什尼科夫从大本营回到总参谋部后，已是第二天凌晨4时多了。沙波什尼科夫对华西列夫斯基说，在大本营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加强西北方向指挥部的问题。

会议结束后，伏罗希洛夫建议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想听听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

华西列夫斯基对此感到有些意外，他十分恳切地说：“如果像扎哈罗夫这样有才干的，在作战方面受过全面训练的人担任这一职务，都不能使克利门德·叶弗列莫维奇满意，那么毫无疑问，我就更不适于这个工作了。”

沙波什尼科夫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晚上大本营将再次研究西北方向的问题，看来，关于你的任命问题也将作出决定。”

沙波什尼科夫还建议他说，利用剩余的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西北方向的作战情况。

于是，华西列夫斯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埋头研究地图和各种文件。

深夜，沙波什尼科夫从克里姆林宫回来了。

他迫不及待地向华西列夫斯基传达了大本营的新决定：他被任命为作战部部长和副总参谋长。获得晋升后，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更加繁忙了。

履行副总参谋长职责

1941年8月1日，华西列夫斯基到新的岗位上就职。当时，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迁到了基洛夫大街。

因为在轰炸时，从这里能迅速方便地转移到基洛夫地下铁道车站。此时，车站的大厅已经与铁道隔开了，大厅被隔成了许多办公室。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办公室，以及总参谋部和通信人员的办公室。

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正在地下的电报房里同西南方面军通话。这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在通话中，他需要立即到上面去取一些文件。

华西列夫斯基快步走到电梯旁，这时，他碰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斯大林走到华西列夫斯基跟前，指着他，对同他并排走的莫洛托夫笑着说：“哦！瞧他在这儿呢！一切不愉快的事都是从他那儿来的”。大家不禁都笑了起来。

然后，斯大林向华西列夫斯基问好，并问道：“这一段时间你在哪儿躲着呢？我们怎么总是看不到你？已经发出空袭警报了，你还要到哪儿去啊？”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我仍旧在总参谋部工作，我现在去取一些必要的材料，马上就回来。”话还没说完，他便快步进入电梯，向上升去。

这次见面是在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作战部长和副总参谋长之前。从1940年2月到这次见面的这段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斯大林。所以斯大林才如此说。

从1941年8月初开始，华西列夫斯基随沙波什尼科夫每天都到最高统帅部去，有时一天要去好几趟。

在1941年夏季，会面一般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当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主要预备队的组成和集中的地点问题。

8月2日，德军的坦克第一集团军的主力同第十七集团军截断了苏军的交通线，然后在乌曼地区合围了第六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南方方面军的情况也很严重。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不得不时刻地注视着西南方向的势态发展。8月4日晚，在大本营讨论前线形势时，华西列夫斯基得到指示，将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召到电报机旁通话。

大本营的电报室，设在克里姆林宫内紧靠着斯大林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办公室。同这个办公室并排的是斯大林的书房。华西列夫斯基他们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在克里姆林宫起草文件时，就利用这个书房。

在克里姆林宫中与各方面军进行电报通话时，在“博多”式电报机上直接工作的，总是总参谋部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即技术中尉维库洛夫。

8月5日，西南方向参谋长波克罗夫斯基少将在电报通话中，向华西列夫斯基转告了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给大本营的报告。布琼尼鉴于目前形势，请求准许他将南方方面军撤至因古尔河一线。

华西列夫斯基把这项请求，报告了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又报告给最高统帅。随后，华西列夫斯基和沙波什尼科夫奉命立即到大本营去。斯大林向他们两人口授了一道他们必须立即发给西南方向总司令和南方方面军司令的训令。

随后，沙波什尼科夫奉命用电报同布琼尼进行联系，并亲自向他解释大本营下达的训令的内容。布琼尼通知沙波什尼科夫，8月4日清晨，敌人仍然在继续进攻，而且已占领基洛沃格勒地区。

在随后的几天里，西南方向的战略战役形势继续急剧复杂化。8月15日，南方方面军经过激战，放弃了克里沃罗格，8月17日放弃了尼古拉耶夫。8月16日，勃良斯克方面军也投入了抗击正向科诺托普和切尔尼戈夫实施突击的，德军坦克第二集群和第二集团军的艰苦的防御战。

总参谋部已经意识到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的保证显得有些太仓促了。对西南方面军右翼，特别是对继续保卫科尔松筑垒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第五集团军的威胁与时剧增。

8月17日，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决定，在向最高统帅报告时，提出关于把西南方面军右翼，撤至第聂伯河右岸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坚信，叶廖缅科即便不能击溃德军坦克第二集群，至少能阻止它南进，因而拒绝了华西列夫斯基他们的建议。

由于战争局势进一步恶化，直到9月17日，最高统帅才最后相信西南方面军的局势无法扭转了，于是才批准西南方面军放弃基辅。苏军在基辅方向的行动阻滞德军的中央集团军达一个多月之久。这对准备莫斯科大会战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