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苏兆征与林伟民

苏兆征与林伟民是这次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我国工运史上杰出的领袖。

1885 年，苏兆征出生于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唐家公社淇澳大队）一贫苦农家。他的童年时代是在艰苦劳作中渡过的。父辈们讲述的一些反美斗争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仇视帝国主义的种子。

贫困的家境使他迟迟没有上学机会。后在亲友的资助下，勉强上了三年私塾，他勤奋好学，打得一手好算盘。18 岁时，跟随同乡来到香港，经人介绍，他到了一艘外国轮船上当“侍仔”（即杂役）。“侍仔”是船上最劳累、最下贱的工作，要侍候乘客和船上的高级职员，为他们倒水、端茶、送饭以及擦地板等等。从清晨至深夜，一干就是十六、七个小时，还不时受到责骂与侮辱。所得了几块银元，还得被包工头克扣一些。辛酸困苦的海员生涯， 使他逐渐产生了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斗志。

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经常奔走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因同是香山县人，苏兆征与孙中山的接触较多，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于 1908 年参加了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满清的各种活动。他与其他海员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党人传递消息，运送武器，筹集经费。先后参加了在孙中山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联义社”、“海员公益社”，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

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开后，苏兆征也和其他海员一样为十月革命这一汹涌澎湃的潮流所激励。后来，他随船到过海参崴，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情景，并涉猎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学说，逐渐认识了革命的意义，深信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人类解放。

1920 年，苏兆征正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工作。有一天，船上的工头无理踢伤了一名中国海员，苏兆征义愤填膺，发动船上的海员起来斗争。他激动地对大家说：“工头经常随意殴打凌辱我们的海员兄弟，我们若不团结起来反抗，以后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来的。”海员们听后，异常激奋，在

苏兆征的带领下，找船长交涉。船长见大伙众志成城，也很害怕，只好答应赔偿医药费。但苏兆征认为这不仅仅是海员个人受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全船人身安全的大事，便又联名写信给轮船公司，要求开除行凶打人的工头， 并要求答应今后不再有虐待海员的事情发生。同时，他还争取香港其他海员工人的支持，制造声势，给轮船公司施加压力。轮船公司老板看到风潮越闹越大，终于被迫接受了海员们的要求。这是苏兆征第一次领导海员进行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提高了他在海员工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成长为海员们的真正领袖。

1887 年，林伟民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今属珠海市三灶公社鱼月大队），世代务农。他在童年时代，就随父劳动，帮补家庭不足，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品德。由于香山县靠近香港、澳门，是我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最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 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06 年，为减轻家庭负担，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跑到香港一艘外国轮船上当“侍仔”，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员生涯。悲惨的生活现实，日渐激起了林伟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滋长了他的反抗情绪。

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因他介绍，林伟民结识了自己的同乡苏兆征，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目标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彼此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辛亥革 23 命后，一些海员自恃对建立民国有“功”， 离船上岸谋取一官半职去了。但是，他与苏兆征非常鄙视这种行为，甚至当新政府欲罗致他们，予以官职时，两人根本不屑一顾，而是专心致志当海员。林伟民的这种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行为，以及乐于为大众谋利益的精神， 使他赢得了广大海员的信任与爱戴，与苏兆征一起，成长为海员罢工的实际领袖。

1922 年 1 月 12 日，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时，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林伟民则是海员工会第一届委员，负责交际工作。

在苏兆征、林伟民的推动下，海员工会于 1921 年 9 月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增加工资。要求海员工资 10 元以下的加五成；10 元至 20 元的加

四成；20 元至 30 元的加 3 成；30 至 40 元的加 2 成；40 元以上者加 1 成。第二、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

第三、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

这些条件向资本家提出后，他们置之不理。同年 11 月，又一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他们仍然不予理睬。同时，他们给外国海员增加工资 50％，故意不给中国海员增加工资。这种无视海员合理要求，骄横跋扈的态度，激起了海员们的义愤，他们决心以硬对硬，坚决斗争到底。1922 年 1 月 12 日，他

们第三次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限令他们 24 小时内予以答复，否则香港海员将一致罢工。

资本家对海员的最后通牒仍未予理睬。他们认为海员工会没有什么实力，罢工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就在 12 日下午，在某轮船公司的“海康轮” 上，苏兆征第一个拉响了罢工的笛声。这艘船原准备开往汕头，现在停开。接着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以及由外地开到香港的英、美、法、日、荷等国的海轮，船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参加了罢工。最早参加罢工的船有 90 多艘 1500 余人。

海员们的一致行动，使香港政府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意料。当晚就派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前往海员工会谈判，企图阻止罢工。他半威胁、半讽刺地说： “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港政府，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搞罢工，难道就不怕饿肚皮吗？”在大风大浪中搏斗 20 多年

的老海员苏兆征挺身而出，对夏理德说：“我们提要求已经 3 次了，每次都通知你。你为什么不早出来说话？要复工，除非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饿不饿肚皮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不必操心。”他的话，表达了海员们坚持斗争的意志，维护了海员的人格与尊严，深得海员的赞同。在群众如雷的罢工口号声中，夏理德灰溜溜地逃走了。

为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颁布了《停工细则》： 罢工海员一律返回广州。食宿问题，由海员罢工广州总办事处负责解决。第二天，罢工的海员纷纷搭乘火车回到广州。其它轮船一开进香港，船上的中国海员就实行罢工；有些轮船还没有到香港，海员们在半路上就罢工了；有些轮船吓得根本不敢开进香港。这种形势很快影响到新加坡、暹罗、上海等口岸。据《新闻报》2 月 16 日报道：“此次香港船员罢工，凡用华人为船员之船，除某某一艘外，余皆在内⋯⋯船上大小船员自领港至装炭之人，均停工离船。”

罢工不到一个星期，罢工海员人数已达 6500 人之多。香港政府开始恐慌起来，感到制止海员罢工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采取了欺骗和压制的手段。1 月 16 日宣布戒严，派出海陆军队，布满大街小巷，不准人们自由行动，并宣布非有凭照，不得自由出入香港。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限制海员的活动， 阻止他们离开香港，因而不得不停止罢工。但有充分准备的海员，根本不理会这些，相反，罢工的意志更加坚决。

为了麻痹工人，缓和罢工工人的情绪，香港政府以华民政务司的名义， 于 1 月 17 日抛出了一个轮船老板已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增资要求，所有罢工人

员于 1 月 17 日中午回港复工的《通告》。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陈炳生，生性软弱，没有骨气，为香港政府的威胁与利诱所屈服。他没有征求罢工海员的同意，没有征求苏兆征、林伟民的意见，就擅自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名义，发出复工通知，命令罢工工人于 1 月 17 日回港复工。

苏兆征收到陈炳生的复工通知，颇感意外，立即派人调查。下面是海员要求与船主答应的条件比较表。

老板答应的条件与海员的要求相差太大，海员当然不能满意。弄清楚香

港政府的骗局后，苏兆征、林伟民立即致电各报社，公开说明：“经同人等严密调查，如知全非事实，显系二、三办事人所为。事非公决，势难承认。同人态度已定，宗旨已决，加薪条件，一日未有保证之签字，则一日未便开工。”苏兆征还致电夏理德郑重声明：“增加工资未签字之前，决不开工。” 正是由于苏兆征等人的坚决斗争，使罢工不但坚持下来，而且还日益扩大。

罢工怒火越烧越旺，罢工工人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使香港的粮食供应日益困难。1 月 19 日，香港当局派出“金山”和“香山”号两艘轮船，由英国水兵开到广州。他们上岸采购时，由于商人抵制，一无所获。海员罢工使香港市内物价飞涨，仅几天的工夫，米价就从 1 角 3 分涨到 3 角 2 分。市内生活秩序大乱，洋人资本家、华人大老板叫苦连天。

为了摆脱困境，香港当局决定到上海等地招募新工人顶替罢工海员。香港宝泰公司发电，要上海包工头桂阿茂帮助在上海招募新工人，火速来港， 以救危机。对资本家的这一手，海员工会早已料到，他们在罢工同时，就向上海中共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工会发去电报，通知他们香港“海员全体已罢工，请同乡切勿受雇，破坏团结”。香港海员又电请劳动组合书记部， 设法阻止新工人到港。为此，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李启汉与上海均安水手公所的负责人为代表与桂阿茂交涉。李启汉当面警告桂阿茂说：“你敢破坏香港海员罢工，你就是工人的死敌。”但桂阿茂却一意孤行，不仅不听劝告， 还勾结法租界的巡捕房，派暗探将李启汉等人抓走。这时，均安水手公所负责人一面与桂阿茂作斗争，一面设法营救李启汉。当他听说桂阿茂已经招募了 1000 多名新工人，准备赴港时，立即赶到码头劝阻。对新工人们说：“兄弟们，你们知道你们去哪里吗？那里去不得。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工人不会来的，现在香港工人罢工，咱们也不要去。咱们工人都是一家人。工人不能破坏工人的事。香港工人罢工也是为了咱们，加了工资大家都有份啊！”在他的劝说下，有一半工人留下。船到汕头时，在汕头工会的劝说下，又有一半留下，最后抵港的工人不足 300 人。这些人技术不熟练，航海中经常发生事故，且薪水又高，使资本家也不敢再雇新工人了。香港政府阴谋破坏罢工的企图又失败了。

海员在罢工中逐渐认识到，要想取得最后胜利还得团结更多的工人兄弟，同情并支持罢工。于是他们又与香港的运输工人、码头工人、运煤炭的工人、仓库搬运工人联合，于 1 月 27 日，举行了同情罢工，使罢工总人数达

到 3 万以上。其中海员 1 万多人，罢工的轮船 160 多艘。香港这个世界级的贸易大港濒于绝境。

2 月 1 日，香港政府决定镇压罢工。出动 50 多名武装警察，以“危及本港治安与秩序”为由，宣布“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为“不法会社”，并立即予以查封。他们摘掉工会招牌，逮捕工会办事人员，抢走工会的家具，还用大炮对准了海员工会。

香港当局的这一镇压政策，并没有使罢工海员们屈服，反而激起了香港各业工人和各界人士对海员的同情。2 月中旬，香港各工会派出七个代表， 前来广州和苏兆征、林伟民商量决定，发动全港工人大罢工，以示支援。

香港政府看到硬的一手不能奏效，便又玩弄起“调停”的一套花样，指使一些官员、老板和中国绅士出面“调停”。企图以此分化瓦解破坏罢工。香港政府首先唆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

司向海员工会“调停”。见面后，中国的轮船资本家们对苏兆征说：“我们

同是中国人，你们的罢工，我们是同情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中国轮船先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一律照办。”海员代表一听此话就知道他们是来破坏罢工的。因为，如果中国轮船先复工，势必打击整个罢工的情绪，动摇海员们坚持斗争的意志。于是，苏兆征回答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说的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罢工一开始便请你们帮忙，谁知你们先前不理，对香港政府又无所表示，今日向我们要求这种特别办法，为罢工全部利益计，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商人应该帮助中国海员，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员的条件，使罢工问题早早解决。这次罢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调停，反而采用高压手段，封闭我工会，逮捕我工人，29 野蛮之极。我们只有坚持到底。”这一场“调停”因双方“话不投机”而告失败。

香港政府见“华工总会”调停失败，又利用东华医院，以街坊名义出面“调停”。东华医院，名义上是医院，实际上是中国商绅集团，它是香港当局的御用组织，在香港很有势力。这些绅商们致电广州，要广州总办事处派代表来商谈复工问题。

接到来电后，广州总办事处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派苏兆征等 4 人赴港谈判，提出了恢复中华海员工业总会、送回牌子、释放工会人员、增加工资 9 项条件。

谈判会上，苏兆征首先提出恢复工会，送回牌子的问题。绅商代表回答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工会要改名，添多或减少几个字。工会招牌不能送还。香港政府皇皇文告宣布查封，你们是知道的，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在。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来。工资是可以增加的，因各船情况不一，你们最后是先上工，然后是从长计议，哪条船该加，哪条船该减，定出一个公平的办法来。”苏兆征毅然答复说“我们全体海员早就下了决心，若不恢复工会原状，宁愿一起死在广州，也不回港复工。工会名称，一个字也不能改。工会牌子，必须送回。各船情况虽略有不同，但海员工资太低，无力维持生计， 是普遍现象。所以增加工资必须马上签字，不能待以后再议。”

见话不投机，商绅们又转移话题，说起妙语来：“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你要顾念现在香港粮尽食绝，岂不把几十万留居香港的中国同胞活活饿死。”他们也“居然”关心起香港的中国同胞的死活来。海员代表苏兆征答曰：“香港居民要断食，是实情。我们早已预计到的，而且早已挂念着的。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海员要饿死。我们这次罢工，苦得要命，你们为什么不说一句救济的话呢？” 海员代表最后声明：“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香港政府反把工会封闭，还逮捕工人，拘禁领袖，是何道理？你们为什么只替政府说话？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你们若有本事，就叫政府把招牌还给我们，就有话可说，否则，我们即刻回广州去。”说完，起身便走。绅商们哑口无言， 知道无法再谈下去，便再三要求代表们一起去见华民政务司夏理德。

见到夏理德后，夏理德说：“因为你们恐吓他人罢工，故政府封闭工会， 现在不能把工会招牌还给你们。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名称要改。增加工资问题，你们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样，将来或增或减，我们派出代表来公平评判。”这一席话，老调重谈，毫无诚意。

苏兆征义正词严地答到：“恐吓他人罢工，有何证据？强加给我们的莫须有罪名，带着机关枪拆毁我们工会的招牌，抢去我们工会的财产，还说我们恐吓。中国海员罢工是多么文明；你看，香港自罢工后，秩序比以前好得

多（意即市面萧条）。你们英国的罢工，还邀请我们中国海员参加。现在， 我们还没有邀请各国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呢。说到加工资，你们香港政府早就该主持公道，予以解决。我们三次向资方提出要求时，都通知了政府。可你们却看不起中国海员，不予理睬，因此激成罢工。说到将来派出代表公正评判加资问题，那我们不上这个当。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第一送还工会招牌， 第二承认增加工资的条件，我们立即上工。”一席话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夏理德无言以对。于是他便请出西人商会与海员代表谈判。

当晚，海员代表们抱着据理力争的决心与洋人资本家见面。上海银行、渣甸洋行的几个大班说了一套与华民政务司相类似的话，什么工会恐吓他人罢工，什么先复工后谈增资问题，代表们都一一驳回。大班老板们又用找公证人调查的手段来纠缠，海员代表们予以拒绝，坚持双方签订增加工资的条约，并坚持以恢复工会，归还招牌为先决条件。谈判又无结果而散。

最后，香港政府又唆使华商总工会的绅士罗旭初出面与海员代表谈话， 企图以行贿和金钱收买海员代表。他把代表们请到写字楼，动员代表先别回广州。然后说：“今天的事你们几个人帮助我一下就可解决。”海员代表说： “什么叫帮助，你们不来帮助我们，反叫我们帮助你！”海员代表们已经看出罗旭初的真正用意，听出了他的弦外之声，便大声说：“我们的一切行动， 取决于罢工工人。”说完，不顾罗的强留，甩袖而去。

在这几次谈判中，以苏兆征为首的海员代表，机智应付，不屈不挠，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斗争精神。

2 月 16 日，海员代表根本没理会请示港督的事，就撤回广州。正在这时， 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会长陈炳生因和妻子吵架，用手枪将老婆打死，触犯了刑法，被逮捕。罢工海员便一致推举苏兆征为代理会长，谈判代表一职由林伟民继任。罢工仍然坚持进行，且规模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