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中国半殖民地深化时期

（1895—1919）

绪言

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到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利权斗争失败为止的二十多年间，是中国在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半殖民地化急遽加深的时期。这是同世界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紧密关联着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相对平稳的发展以后，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了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势力，从而列强争夺世界霸权、分割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斗争空前高涨起来。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 。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而又未开发的半殖民地大国——中国，因而变为帝国主义列强大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进行激烈角逐的场所。

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北洋陆海军的溃败，完全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一哄而起，象一群饿狼向中国猛扑过来，企图分享这个被称为垂危的“远东病夫”的遗产。以德国帝国主义抢占胶州湾为前导，它们纷纷夺取海港，强索路矿特权，划分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幕惊心动魄的争夺战。神州大地一时浊浪翻滚，阴霾满天，眼看亡国大祸即将临头。中国人民在这个紧急关头奋起自救，并同侵略者进行生死的搏斗，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镇压。它们勒索巨大赔款和特权，强迫清政府承诺弹压群众反帝斗争的任务，又在北京及附近地区驻扎军队。这样，各大国在华公使事实上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中国更深地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资本输出是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新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手段。列宁告诉我们：“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甲午战争以前，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重要方式，资本输出为数很少。据不完全统计，从 1853 年到 1893 年间，清政府共借外债四十三次，总金额为库平银四千五百多万两②。这些借款数量少，期限短，随借随还，对中国财政不产生多大影响。甲午战争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清政府为筹措对日赔款，三次举借巨额外债，各大国金融资本把对华贷款视为利薮，由其政府出面抢先揽夺，恣意胁逼，“闹得总理衙门象个大拍卖场”③。这几次偿日

① 《列宁选集》，卷 2，页 810。着重号是原有的。

① 《列宁选集》，卷 2，页 782。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 1927）》，页 5。

③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页 286。

借款使俄法财团获得厚利，更使英德银行大发横财。它们指定关税和部分盐厘、货厘作抵，又附带政治条件。中国财政失去独立，从此日益陷入外债的罗网之中。到二十世纪初，各大国金融资本的力量越发雄厚，外国银行及其他经济组织不仅单独借款给中国政府和企事业，英、法、德、美等四国银行各自组成财团后，又进一步联合成为国际银行团，与清政府订立币制实业借款和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后来四国银行团又扩大组织，吸收俄国、日本参加

（不久美国退出）；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由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财政状况的急遽恶化，历届政府没有外国贷款的支持就不能存在，列强便乘机提出严酷条件，要求给予借款监督权，以控制中国的财政。袁世凯政府终于又把另一项重要税收——盐税的征收支付大权交到它们手里。帝国主义通过借款对中国的控制大大地加强了。

铁路借款和铁路修造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内容。甲午战争后，列强竞相掠夺中国路权。从 1896 年法国强求承办广西镇南关（今友谊

关）到龙州的铁路开始，至 1898 年 11 月止，俄、英、德、法、美等在三年内共掠得长达六千四百二十英里（约一万零二百七十公里）的铁路修筑权①。辛亥革命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年中，英、法、日本等帝国主义又一次发起夺取路权的斗争。列强贷款给中国修路，从 1896 年中英津芦铁路借款到

1914 年止，计四十多起。外国银行和财团与中国签订合同时，总要索取特权，如销售机件物料的优先权，免征税厘的优惠权等，于是资本输出又成为促进商品输出的手段。修筑铁路需要雇用外国工程技术和会计人员，更使帝国主义依仗特权得以操纵把持中国的铁路。至于俄、德、法、日等国自行修造的中东、胶济、滇越、安奉等铁路，从施工开始到最后运行，更是直接掌握在它们手里。列宁说：建筑铁路本来是一种简单的、文明的事业，但帝国主义通过修建铁路使得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同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起来，成为“文明”国压迫附属国人民的工具①。这是千真万确的。

帝国主义这时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凶恶手段是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分裂中国，制造依附于它们的傀儡政权。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周围邻国被帝国主义侵占和控制，中国门户洞开，日、俄、英等国凭借其领地与中国毗连和邻近的有利条件，利用中国内部的变乱，直接进行割裂中国的罪恶勾当。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蓄意成立“满蒙王国”，进行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事虽未成，却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沙俄乘中国政权交替之际，嗾使外蒙古封建王公、喇嘛，驱逐清朝中央政府在那里的驻军和官员，阻止民国政府平叛，终于在其卵翼下，成立了外蒙古“自治政府”，由此开始从中国分离出去。英国曾两次对西藏地方发动武装入侵，辛亥革命发生后，它同沙俄在外蒙古的行动如出一辙，支持达赖十三世为首的西藏封建农奴主集团，赶走清政府在西藏的官员和军队，并竭力阻挠民国政府派兵入藏平乱，此后长期使西藏地方保持半独立状态。俄、英两国策划、煽动外蒙和西藏地方势力脱离祖国，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统一，肢解中国的严重步骤。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丰硕成果。它

①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英国议会文件》，以下简称 BPP，China），1899 年第 1 号，页 341。

① 《列宁选集》，卷 2，页 733。

理应成为中国国运的转机，独立强盛的起点，但由于帝国主义扶植袁世凯窃取政权，制造祸乱分裂中国，扩大多方面的侵略活动，中国的屈辱地位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每况愈下，更加沉沦下去。

世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尤其德国的崛起，破坏了欧洲的均势格局。德国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里，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遥遥领先，进入二十世纪后，其工业总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德国经济力量的飞速增长导致军事实力的空前膨胀，强烈要求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触犯了老牌帝国主义的利益。英、法、俄等列强为遏制德国，对抗德奥同盟，大国间加剧了紧张的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法、俄两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经缔结联盟，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英法、法日、日俄、英俄等一系列的协约相继订立，英法、法俄还不断加强彼此合作。敌对的集团一经形成，随时都可能厮杀起来。但它们在欧洲虽然壁垒森严，严重对立，在侵略中国方面彼此却是又斗争又联合的。英、法、俄、德等都是参加对华贷款的国际银行团的成员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往往使它们纠结在一起，成为合作侵华的伙伴。

日本在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捞取最大的好处。它利用英日同盟以及日俄、日法协约、日俄密约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势，积极对外扩张，特别加紧侵华，越来越突出地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大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抓住两大军事集团倾全力进行火并的时机，力图实现其独吞中国的野心。欧洲战火刚燃起，日本就出兵攻占胶州湾，占领胶济铁路全线；接着提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随后又不惜花费巨资，收买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中日军事协定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据统计，从 1909

年到大战前，日本给中国的贷款为四千九百多万日元；而自大战发生到 1918

年，又另给贷款三亿九千余万日元，仅 1918 年就达二亿五千余万日元之多①。大战期间，英、法等列强为了稳住日本，使它不倒向德国一边，纵容日本侵华，美国也加以迁就，英、法、俄、意等国还私许日本战后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大战后，英、法、美等国为了共同的反苏十字军的“事业”，继续拉拢日本，使这项暗中的肮脏交易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公开承认，并载入凡尔赛对德和约，这更助长了日本独霸中国的狂妄野心。但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巴黎和会后，美、日之间争霸中国的冲突又逐步尖锐起来。

① H.B.Morse and H.F.MacNair: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

史》），页 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