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辞世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病中口授一系列札记

列宁晚年为党和国家的机关膨胀以及官僚主义困惑不已，建议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他提出了一个重组党和国家机关的计划，要求加强对党自身的监督，但却因病丧失了工作能力，最后没能实现。

1921年12月23日，列宁“右臂右腿瘫痪”。他清楚意识到生命的危险性。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被迫中断工作去疗养。

列宁虽然健康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因此于1922年12月23日，他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这就是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内的一系列札记。在这些札记当中，人们通常把《给代表大会的信》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在写《给代表大会的信》之前，即1922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曾专门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

列宁向医生及中央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以“完全拒绝”相要挟，这才获得口授的权利。

但列宁的口授进行得并不顺利。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又决定：列宁不能通信、会客、谈政治。

国内政治条件越来越令人担忧，这是《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原因。最令列宁不安的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他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接着，列宁向代表大会分析了当时六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缺陷，并着重分析介绍了“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缺陷。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说道：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当时不单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托洛茨基也同样身居要职。托洛茨基除了是政治局委员之外，而且还是军事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也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当时他还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托付的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

加之托洛茨基的功勋远在其他领袖之上，其名望仅次于列宁，因此，有大批拥戴者。所以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党与国家的稳定与不稳定，团结与分裂。列宁的上述说法，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分六次口授的，时间是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4日。如果说开始时，列宁还没有下撤去斯大林的决心，那么在这之后的十天，即1923年1月4日，他终于建议把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应加调离。列宁说：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

如果说列宁前面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的评价，是一种毁誉参半保持平衡的评论，那么，这里的建议，使天平一下子倾向托洛茨基了。等到了列宁发现斯大林粗暴辱骂其妻子的事后，立即叫来速记员进行口授。据说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前去看望列宁时，遭到斯大林粗暴地阻挠。

列宁给斯大林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

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这里连“断绝关系”这样严厉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问题就不只是“调开”的问题，而且已经要公开了。

从1922年12月21日以来，列宁曾五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在中央全会为外贸垄断等问题进行辩护，纠正斯大林等人的观点及决定。在给斯大林信的同天，列宁又口授了另一封信，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请求托洛茨基为其辩护。列宁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

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作“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

列宁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除口授文章外，这段时间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具体说，就是格鲁吉亚问题。

由于反对让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职，有的调离，整个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组，甚至发展到当时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的地步。

列宁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民族问题十分重要。他说：

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在这封信中，列宁还批评了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泽以处分，“以儆效尤”。

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提供材料。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十二大”上使用。

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求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次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

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1923年3月6日深夜至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

列宁凭借着坚强的机体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搏斗。5月上半月列宁病情略有好转，5月15日到乡间别墅哥尔克疗养。在这里，列宁每天做恢复语言的练习，健康状况有所好转。

但是6月23日至7月上半月，病情再次恶化。从7月下旬起又逐步好转，睡眠和胃口恢复正常，情绪很好，开始用左手锻炼写字功能。他还努力锻炼恢复走路、说话、阅读的能力。

先是坐轮椅，后来改由人搀扶着走路，以后不要人扶，只用手杖，自己上下楼。常常到院子和花园散步，到树林采蘑菇，甚至乘爬犁到林中打猎。

8月8日，列宁请求给他报纸，从8月10日起列宁每天阅读《真理报》，后来又增加《消息报》和其他报刊。这些报纸列宁先浏览一下，划出要看的材料，然后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

8月，撤销医生的昼夜值班，9月停止了护士值班。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尔斯特和多博罗加耶夫在9月表示相信，列宁能逐渐恢复语言功能。

10月7日在县委书记训练班上通报了列宁健康状况：

今年夏天列宁的健康状况极为严重。这几个月为列宁同志治病的医生和党中央都很担心。但最近两个月无疑大有好转。列宁同志关心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早先已经得到医生的允许，开始读报。列宁同志独立行动和活动能力得到发展，我们希望不久能完全康复。

带病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58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重病缠身的列宁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紧密相连的。

在当时，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同帝国主义者展开了艰苦卓绝地斗争，特别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德国政府代表签订了条约，从而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战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苏维埃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初步达到了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的目的。

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各国工农革命运动转向低潮，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必须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与此同时，还要帮助各国共产党努力做到这一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正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而召开的。

列宁除了主持此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外，还领导了第二次、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与会代表聆听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

这是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次演说，其内容就像是给各国兄弟党的遗嘱。

列宁谆谆教诲，要求大家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创造性地应用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

代表们分析了国际形势，认定世界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工人失业现象不断增长，资产阶级正在有组织地夺取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

各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向防御，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把一切愿意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其中包括那些跟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走的工人团结起来。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给各国共产党提出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向广大工人群众说明，要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巩固苏俄的社会主义阵地。

尤其是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迫切需要制定出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争取早日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在大会上作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演说结束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学习再学习：

我们必须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外国的共产党必须学习，以便消化俄国的经验，并在他们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加以利用。

在当时，列宁费了极大的力气作这个报告，报告作完，他就精疲力竭了。

他的病症已经对他有了严重的影响。列宁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是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他在结束时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影。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

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1923年10月18日至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对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待了两三小时。最后，才承认列宁在18日至19日回过莫斯科。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1934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写道：

10月，有一次他坐车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的房间里去看了一看。在归途中他又在那正在筹备中的农业展览会停车看了一会儿。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了。

按照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沃尔科戈诺夫《列宁》一书中的描述，行程是这样的：

10月18日下午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服务人员已经在等待他。列宁很费劲地上到自己的住所，好奇地看看自己的东西、周围环境、书籍，不久就躺下休息。

第二天来到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进入空荡荡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室，然后到了院子里。从自己的图书室取了一些书之后，列宁表示想游览莫斯科，去了农业展览会。但大雨妨碍了参观。回到克里姆林宫取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

《列宁年谱》的说法是：

18日乘车到莫斯科，回住所，到人民委员会会议室、办公室。19日乘车游览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街道、农业展览会，然后返回克里姆林宫，从图书室取走一些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

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当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B.H.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什么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一碰他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

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制度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1923年10月下旬，列宁刚刚好转的病情又恶化了。在列宁研究院工作的弗·戈·索凌于1927年1月在《真理报》上写道：“这次行程之后好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

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列宁传》中也承认，“1923年10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又有恶化的症状”。

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或者说，莫斯科之行结束后，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对党内争论深感不安

1923年底，党内争论使列宁更加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党内多数派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

列宁深知一党执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改革，应该首先想到如何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入手，而且以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为核心。

所以他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第一点就是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以防止党的分裂和以便监督党政各个主要部门。

他时刻都在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据《列宁年谱》记载，11月7日至12月，列宁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关于党的建设争论的一些文件。

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新方针”的争论，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会议还决定公布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第七条，此条规定对搞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可以降为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出党。

1月17日至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

19日至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

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在回忆这两天时说：

星期六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

党内争论和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就争论作出的决定，这两件事情使列宁深感不安。

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

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

第三，关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七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

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

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克鲁普斯卡娅向列宁解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

事实上，克鲁普斯卡娅也不可能说得更清楚。

此后，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

克鲁普斯卡娅与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

克鲁普斯卡娅在那个特殊时刻，认为有必要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眼下，有关争论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使得列宁的情绪波动很大。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而能够使列宁激动的只有党和国家的大事。

列宁的生命不能离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注定要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激动，或喜或悲。脱离党和国家的大事，列宁的生命也就无法存在。

极度紧张的工作对列宁的病变发生影响。列宁在医生的坚持下不得不几次停止工作。

伟人辞世举世恸哀

1924年1月21日18时，列宁病情突然转重。他失去了知觉，呼吸愈来愈坏，脸变得死一般苍白，体温迅速增高。18时50分，一代伟人溘然长逝，年仅53岁！

列宁可以说是累死的。早在1922年10月18日，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工作的最后一天，在医生的执意请求下，他同意去位于首都郊外的哥尔克村休息治疗。

然而，列宁并没有停下工作，有资料表明，单从10月20日至12月16日他就写了有关外交、政务方面的信函224封，接见了来自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政治局等部门代表171人。

列宁的病情到了1923年3月，已经越来越严重了。第三次发作时，他被送到了哥尔克。他右半身完全麻痹了并且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痛苦地感到病在加重。他受到精神兴奋与失眠的折磨。广大人民焦急地注视着他的病情发展。

当时，看护列宁的一位叫奥尔巴赫的教授这样写道：

情况确是悲壮的。这个人，这个曾经用他的言语使群众激动兴奋，曾经用辩论说服战士并使他们坚强起来的人，使全世界都对他的话起了这样那样的反应的这个人，现在却连最简单最原始的概念都表示不出来了。

列宁已经不能参加在这年4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了。到会的代表都焦急地讨论到他的疾病严重情况。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的组织报告是斯大林作的。

悲剧的结局终于临近了。谢马什科写道：

在那不幸的一天的前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得不大好。他一醒来就感到不舒服，说头痛，胃口不好。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仍旧觉得不舒服，不吃东西，经他周围的人苦苦要求，他才在早饭和晚饭时吃了一些。晚饭后他躺下休息。忽然屋里的人都看出，他的呼吸沉重而不规则了。

列宁逝世的悲痛消息传到了全国与全世界。在1月21日晚上，召集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在第二天正在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宣布列宁去世了。一时间，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们都痛哭起来。

党中央委员会发了讣告，其中这样说道：

这样一个人去世了：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用有力的手，在战争的烟雾中，在全国举起了十月的红旗，扫荡了我们敌人的抵抗，在以前的沙皇俄国巩固地建立起了劳动者的最高权力。

共产国际的创立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所敬爱并引以自豪的人，被蹂躏的东方的旗手，俄国工人专政的领袖去世了。

讣告还说：

列宁活在每一个诚实工人的心里；列宁活在每一个贫苦农民的心里，列宁活在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心中。

工人与农民听到了列宁逝世的消息无不深为哀悼。

1月23日，灵车到了莫斯科。载着列宁遗体的灵柩运到了工会大厦。沿途站满了成千成万的工人、红军士兵与农民。

五天五夜，成千成万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与专程从其他城市来的代表团，青年人与老年人，走进了停着列宁遗体的工会大厦，向敬爱的领袖告别。

在追悼列宁的日子里，莫斯科成千成万的人民拥挤在附近的街上。红旗飘扬着。乐队奏着低缓哀伤的乐曲。全国成千上万的工厂和火车头的汽笛都响了起来。

1924年l月21日18时，马克思、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苏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因脑溢血与世长辞。

在工会大厦大厅中央高高的棕榈叶下，列宁遗体身着暗色卡其布装，躺在深红色灵台上，昔日的同志们为他守灵。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站到棺前。夫人望着也是丈夫也是战友的面容，平静，无泪，仿佛不晓得他俩并非在屋中独处。忽然间万籁俱静，绝对的静默了。

1月26日，莫斯科举行了列宁追悼会，大会就列宁逝世发布了《告劳动人民书》。大会为永久纪念列宁作出了下列各项决议：出版《列宁全集》，确定列宁逝世纪念日，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在莫斯科红场建造列宁墓，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列宁格勒和塔什干建造列宁纪念像。大会还进行了其他几项议题。

在追悼会上，斯大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庄严地宣誓要忠实执行列宁的遗嘱，他说道：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

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

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在千辛万苦和英勇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首先就是这些人应当成为这个党的党员。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者的党，共产主义者的党，同时也叫作工人阶级的党。

接着，斯大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宣誓：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对此，斯大林及布尔什维克党表示要忠实地执行列宁的遗嘱。

1924年1月26日，苏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庄严决定：列宁陵墓建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边，与十月革命阵亡将士公墓在一起。谁知人们无法抑制铺天盖地而来的巨大悲痛，1.2万封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向克里姆林宫，要求政府永远保存列宁遗体。

工农大众对领袖的拳拳之忱深深打动了苏联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卢那察尔斯基，他向斯大林提出永久保留列宁遗体的建议，很快被采纳。当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列宁遗体保存专家小组，专门负责遗体防腐研究并限时三个月完成任务时，绝大多数医生、专家都犹豫起来，他们担心试验万一失败会遭不测，纷纷借故推脱。唯独生物化学家，犹太籍的兹巴尔斯基接手了这项史无前例的工作。

为了尽快得到一个理想的处理方案，他使用不同方法在几具不同年龄的男女尸体上作试验，谁知一次次的试验都告失败……一个月过去了，列宁的皮肤开始起皱，身躯略有走样。哈尔科夫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沃洛比约夫闻讯赶来相助。他曾为沙皇博物馆成功试制出保持丝织品长期不变色、不变质的防腐药。应兹巴尔斯基的请求，他们以此为借鉴，夜以继日反复试验，一种神奇的药液终于产生。兹巴尔斯基和沃洛比约夫先将遗体解剖、清除内脏，接着将药液注射入周身血管，以便在抑制细菌的同时，用溶液取代肌肉组织里的水分。

列宁陵墓的设计与遗体防腐研究同步进行。最初的“陵墓”实际上是一座白色的木质结构厅堂。1925年底，苏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重新建造的倡议。据档案记载，当时共收到百余份千姿百态的设计方案，如陵墓应该充分体现全党时时刻刻团结在领袖周围的主题，将其建成高26层的塔形建筑物，内设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各大机构，塔顶安置巨型探照灯，以象征列宁巍然屹立，光辉永存；陵墓应反映列宁的世界意义，将其建造成地球状，让巨型列宁像高高矗立；建成巴黎埃菲尔铁塔型，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一切尽管均出自人们对历史上第一位工农领袖的爱戴之情，但客观上给人以与其说建列宁墓，不如说是建教堂的感觉，不同的只是把十字架换成了红五星，耶稣像换成了列宁像而已。最后，斯大林决定仍由构思木“陵墓”的休泽夫出主意。目前的赭红大理石陵墓便是休泽夫的杰作。

最后，列宁的遗体被安放在精致的水晶棺内，他安详地闭着双眼，一手握拳，一手随意地搁在胸前，人们甚至能看清他脸上的皮肤毛孔。在淡红色灯光的映衬下，列宁那充满智慧的宽大脑门显得特别突出，有一种伟大的思想还在不停活动的感觉。“他还活着！”是苏联人当年常爱说的一句话。

列宁逝世了，他所创建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新的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规律，总结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概括了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