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苏俄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和巩固新生的政权。

在政治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休会期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权力。

人民委员会是行政机构，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但是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并未截然分开，行政机构也拥有部分的立法权力。

旧政府的一些机构被打破，由人民委员会的各部所代替苏维埃政权颁布一系列法令，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农民代表苏维埃实行合并。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派达成协议，建立联合政府。

革命政权建立后，国内反动派不断发动叛乱，主要的有杜鹤宁的叛乱、邓尼金的叛乱等。苏维埃政权在平定了这些叛乱后，立即加强司法建设，巩固革命势力。

为此，在1917年10月，内务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工人民警。11月，决定废除旧的司法制度，建立新的苏维埃司法机构，法官及陪审员由人民选举产生。12月，成立特别委员会，对付怠工一类的事件，并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对付各类破坏及阴谋活动。

布尔什维克的上述措施，大大地扩大了党在农村的影响。同月，苏维埃颁布条例，对地方苏维埃政权的结构、权力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做了规定。这样，各级苏维埃政权逐步建立起来。

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3月，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由社会民主工党改为俄国共产党，3月11日，俄共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迁至莫斯科。

苏维埃政权还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彼得格勒革命一胜利，就颁布《土地法令》。1917年10月，颁布八小时工作日法令，11月，颁布工人监督条例，实行工人对生产及分配的监督，12月，苏维埃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经济建设，并宣布银行国有化。

1918年，苏维埃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2月，废除一切国债，接着颁布有关土地的法令，没收地主土地，发展集体农业，减少个体农业，以便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4月，宣布成立消费合作社，接着实施对外贸易的国家管制。

5月至6月，宣布对一些重要的商品如粮食、布匹等实行国家垄断销售，在农村成立农民委员会，分配粮食及生活必需品，并帮助政府没收地主、富农的余粮。同月，又宣布大型工业国有化。

苏维埃政权还努力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1917年12月，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规定，全部军队的权力归士兵苏维埃及其委员会，一切军官由选举产生，旧的军衔等均被废除，以实现军队的民主化。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建立人民红军的法令，接着又颁布法令建立工农红军海军。

社会方面的立法是苏维埃政权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1917年11月，废除等级制及旧的文官制度，12月，宣布婚姻自由，男女在所有的方面平等一致，推行新的俄语拼写法。1918年1月，宣布政教分离，废除教会一切特权，但宗教自由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俄国开始采用通行的公历。

苏维埃政权尊重少数民族的利益，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在人民委员会中，设立了以斯大林为委员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1917年2月公布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规定了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自主；俄国各民族都享有直至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自决权；废除一切民族的及民族宗教的特权与限制；俄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和人种自由发展。据此，苏维埃政权承认芬兰、波兰和乌克兰的独立。

1918年1月，苏维埃政权宣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此后，一些民族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纷纷以民族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中来。

列宁曾经及时地向全党提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力量，恢复和改造全国国民经济。他特别强调，现代化、电气化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巨大意义。他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920年3月，按照列宁的建议，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委任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工程师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为主席。在列宁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委员会集中了两百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制订出全国电气化的计划。这一计划被列宁称为“党的第二个纲领”。

十月革命的胜利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第一次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及社会主义国家，结束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共运的低潮期，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使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

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表明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解决对德战争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德战争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最后一次大进攻是在1916年6月4日发动的。此次战役的指挥官勃鲁西洛夫沿着300多公里战线出击。勃鲁西洛夫的胜利，使他总司令部的首脑们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进攻抱有信心，也没有准备为他提供后备军或物资。

到6月底，俄国总司令部给勃鲁西洛夫送去为时过迟的支援，但这些支援是用马拉货车在满布车辙的泥路上费力地慢慢运来的。

同一时间，德国人则沿着高效率的铁路向东疾驰。到7月中旬，奥德联军已把战线稳定下来，对俄国的薄弱据点的反攻已夺回了许多小块土地，尤其在卢茨克周围。

沙皇的军事政策不是屠杀便是停滞不进。随着冬天到来，开小差的士兵在100万人以上。士气十分低落，开小差的士兵公然住在家里，不受当局的干涉。腐败和低效率沾染到社会的各部分。军队的承包商收了钱只供应补给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质量差的。

可是，对于300余年皇朝可能遭到危险的这类预兆，沙皇仍然无动于衷。有人谋求指点他，他都不加理会。当杜马议长提出警告，叛乱正在席卷这个国家时，尼古拉二世表示“不愿回答”。杜马中最保守的党派、温和的社会党，以及参谋总长等，都在着手策划逮捕沙皇并迫使沙皇进行改革。

国际战争风云翻卷的同时，国内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也使沙皇的统治岌岌可危。工人和士兵组织称为苏维埃委员会，起初同新政权合作，但不久他们进一步向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左翼靠拢，布尔什维克要求结束战争和废除私有财产。

德国方面为了谋求同俄国单独媾和，以便在西线集中所有军队，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鲁登道夫，采取有意的冒险行动，以使俄国退出战争。

另外，鲁登道夫也在高兴地注视着温和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扩大裂痕。政治上老练的德国特务，伪装成士兵，聚集在前线，双方在温暖的阳光下交起朋友来。俄国士兵干脆不理会作战的命令。

俄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比同德国人打仗有大得多的号召力。

前线的纪律荡然无存，开小差成为普遍现象，以致军队自行解散了。德国最高统帅部估量了这个形势，并且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俄国人联合起来的措施。而俄国国内正在经历着历史性阵痛。

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已饱受三年帝国主义战争之苦，政权不稳，经济凋敝，旧军队瓦解了，红军才刚刚建立起来。人民不需要帝国主义战争，苏维埃俄国也没有力量继续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对德作战，无疑是要断送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只有和平才能使新政权获得喘息，和平就是巩固新政权的保障。

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苏维埃政权就颁布《和平法令》。但是，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根本就不理睬苏俄的和平建议，苏维埃俄国被迫单独与德国及其盟国开始和平谈判。

1917年12月3日，俄德双方的代表在德国军队占领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进行谈判，并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天的临时停战协定。

1918年1月9日，和谈进入第二阶段。德方于2月10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俄立即缔结和约，放弃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纳尔瓦、普斯科夫和得文斯克一带领土。苏俄政府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拒签和约，并以苏俄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德方：苏俄单方面结束战争状态、复员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以此为借口，于2月18日向苏俄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俄大片领土。

由于没有抵抗，于是德军更加深入俄国领土。在德国人进军后不到24小时，苏俄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提出的全部条件。可是，德军的霍夫曼将军又前进了两周，他的军队已进到苏俄的普莱普斯湖和纳尔瓦，使彼得格勒面临入侵的危险。其他德军的扫荡已经到了乌克兰的谷仓。

为了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坚决主张立即同德国签约；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则要求停止和谈，进行反对德国的所谓“革命战争”；托洛茨基等人拒不接受德国提出的要求，他的“不战不和”的声明，激怒了霍夫曼。中央委员会最后采取了列宁的主张。《布列斯特和约》先后被布尔什维克党的七大和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

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与德国签订和约。苏联人给予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自治，而乌克兰和其他俄国领土则继续置于德国占领之下。托洛茨基试图哄骗霍夫曼的策略，代价是高昂的。俄国还不得不把巴统、阿尔特温和卡尔斯等地区交给土耳其。八个月后，战败的德国放弃了所有征服的领土。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11月13日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遭遇刺杀后愈加顽强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中的暗杀事件触目惊心。1918年7月6日，正值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妄图以此来促使德国向苏维埃发动战争，并以此作为发动反革命叛乱的信号。

米尔巴赫被暗杀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了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斯密多维奇，并占领了电报局，用电报发出了他们的反革命通电。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并没有得到人民的响应，苏维埃政府于第二天便平息了这次叛乱。为首的叛乱头目有的被捕，有的逃之夭夭。

在这困难的日子里，人民在看着列宁，从他那里得到希望和光明。敌人也在盯着列宁，向他伸出血腥的罪恶之手。在1918年那些极为困难的日子里，列宁付出了比以往更大的努力，以阻止局势的恶化。他虽然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他却拟订军事计划，对前线发出指示，亲自部署保卫国家的工作。

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列宁采取他特有的工作方式，直接面向人民，亲自到工厂去向工人们发表演讲。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两个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在粮食交易所举行的群众大会的讲台上，列宁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地区发生的事情上来。

在这些地方，苏维埃政权被外国的武装干涉者和俄国的反革命分子所推翻，土地交给了贵族，工厂还给了资本家，工农组织被取缔，沙皇时期的政权和旧的警察统治重新抬头。

列宁向听众们大声疾呼：

让每一个在政权问题上还摇摆不定的工人和农民看看伏尔加，看看西伯利亚，看看乌克兰，他自己就会得出明确的答案。

当天晚上，列宁又驱车来到莫斯科河南岸的米赫里逊工厂，在那里工人群众正等待着他的到来。汽车径直开到工厂院内，除了司机斯切潘·卡季米罗奇·吉尔以外，列宁没有带一个警卫人员。列宁走下汽车，一个人迅速地向车间走去，那里是群众大会的会场。

司机吉尔把车头调转过来，停放在离车间入口处十来米远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听得见车间里传来的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十几分钟后，一位手提皮包的中年妇女走到汽车旁边，向吉尔问道：“喂，好像是列宁同志来了吧？”

“不知道是谁来了。”吉尔答道。对于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有一条严格的规定，任何时候不准对任何人讲，来人是谁，从哪儿来，还要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女人笑了起来，“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您是司机，您却不知道您拉的是什么人？”

“我怎么会知道呀？是一个演讲员吧！乘车的人很多，哪能会认得呀！”吉尔坦然地答道，他仍然没有说出列宁的名字。

这个女人走开了，她走进了车间的厂房。吉尔对此并没有特别地在意，因为不管到哪里，总有好奇的人围观汽车，对乘车的人感兴趣。

时间大约过去了一个小时左右，突然从车间里拥出来一大群工人，几乎站满了整个院落。吉尔知道集会结束了，于是便发动了汽车，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几分钟后，列宁从车间里走了出来。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和身边的工人交谈着，走到离汽车约有两三米的地方，列宁站住了。他仍在跟两位妇女交谈，解答她们提出的问题。又过了两三分钟，列宁准备走出人群，登上汽车。

就在此时，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枪响。吉尔立刻把头转向枪响的方向，他看见刚才向他问话的女人正站在汽车左面挡泥板前举枪向列宁瞄准。

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列宁缓慢地倒在汽车旁。

吉尔立刻拉动手枪套，然后抽出手枪向那女人扑去。只见那个女人把手中的勃朗宁手枪扔在吉尔脚前，转身向大门外的人群中跑去。

周围站满了人群，吉尔无法开枪，他紧跟着跑了几步，突然想起了列宁，便马上转身跑回来。

在场的人们都被惊呆了。在刹那间可怖的沉寂后，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打死人啦！打死人啦！”整个人群呼啦一下向院外跑去，一瞬间院子里便空无一人。

吉尔跑到列宁跟前，跪下双膝，伏在他的身上。

列宁没有失去知觉，他吃力地问道：“抓没抓到他？”很显然，列宁以为向他开枪的是个男人。

“别放声，别说话，您很吃力。”吉尔轻声地向列宁说道。

这时，吉尔忽然看见从车间里跑出来一个身穿水兵制服的男子，他神色紧张，挥动着左手，右手放在衣袋里，一直朝着列宁跑来。警觉的吉尔觉得此人形迹可疑，于是便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列宁，同时举起手枪，拼命喊道：“站住！”

这个人没有停住脚步，离列宁越来越近。吉尔又一次大声喝道：“站住！我开枪啦！”

来人迟疑停住脚步，然后转身直奔大门，右手始终没有离开衣袋。

这时候，车间里又跑出来三个人，手里握着手枪。吉尔又喊道：“站住！你们是什么人？我要开枪啦！”吉尔此时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他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要保护列宁的生命安全。

“我们是工厂委员会的，同志，是自己人。”跑过来的三个人马上答道。

吉尔这才认出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是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以前他来这里时曾见到过这个人。

这三位工人帮助吉尔将列宁轻轻地扶起，列宁坚持着自己走上汽车，坐在车后面他通常坐的座位上。

“送列宁同志到附近的医院去吧！”一个工人提议道。

“哪个医院我也不去。我送列宁回家去。”吉尔果断地回答。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克里姆林宫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吉尔发动了汽车，加足马力，飞快地向克里姆林宫驶去。

在路上，吉尔几次回头看望列宁，只见列宁半卧着身体，脸色苍白，但没有呻吟，甚至一声都没哼。

在克里姆林宫的特罗伊茨基大门口，站着一位哨兵，吉尔向他喊了一声：“是列宁！”便毫不减速地开着车飞速驶过，一直将车开到列宁的住处。

在吉尔和两名随车而来的工人的扶持下，列宁艰难地走下汽车。“我们抬着您吧！”列宁摇摇头。“我自己走，”列宁对吉尔说，“请把我的上衣脱下来，这样我走路会轻松些。”

吉尔小心翼翼地脱下了列宁的上衣，搀扶着他沿着楼梯走上了三楼，直接把他送进了卧室。

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丽娅闻讯跑来，喊道：“出了什么事啦？”随即扑到列宁的床前。

吉尔拿起了电话，拨通了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费·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家。布鲁耶维奇扔下电话便冲出了家门。

当他路经克里姆林宫警卫队的办公室时，找到卫队长马尔科夫，吩咐说：“要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和全体赤卫队员做好战斗准备，加强警戒，各大门口、城墙上、人民委员会和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入口处要加强值班，伊里奇受伤啦！”

“什么？”饱经风霜的水兵马尔科夫失声喊了起来，身体禁不住晃了一晃。

“他受伤了。你赶紧行动吧！要快！”当布鲁耶维奇冲出房门时，他听到马尔科夫拿起了电话，命令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全体出动。

布鲁耶维奇踮着脚走进列宁的卧室，看见列宁向右侧躺在靠近窗旁的一张床上，轻轻地呻吟着，脸色越来越苍白，额头上现出蜡黄色。他的心揪得更紧了。很显然，列宁伤得不轻，但惊慌的人们竟没有想起要请医生。

布鲁耶维奇连忙奔向隔壁房间的电话机旁，给莫斯科苏维埃打电话，请他们马上去请医生，同时指示人民委员会汽车库立即派出几辆汽车供莫斯科苏维埃使用。

过了一会儿，医生们赶来了，他们发现一颗子弹打伤了列宁的左肩，另一颗子弹穿过列宁左肺上部，自左向右穿颈而过，陷在右胸锁骨附近。这颗子弹向左或向右偏出一厘米，列宁便会有生命的危险。

医生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列宁的脉搏，它微弱如丝。在检查时，伤口无疑发出剧痛，但列宁只是皱了皱眉头，一点儿也没有叫喊或呻吟的声音。相反，当医生们要求他不要动时，列宁却回答说：“不要紧，不要紧，感觉还好，一切革命者都可能碰上这种事的。”

医生们到另一个房间去研究列宁的伤情，很清楚，子弹是取不出来的。医生们担心有感染的可能，但列宁旺盛的体力和乐观的精神又使医生们感到欣慰，他们期望这一点能帮助列宁战胜伤痛。

在医生们对列宁的伤口进行诊察时，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得到了消息，从她所参加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匆匆赶回。她走进卧室，看了列宁一眼后，便退回到门口过道上，坐在紧挨房门的一把椅子上，在那里她可以看得见列宁。她担心干扰列宁的休息，担心列宁看见她再激动起来。但她在门旁坐了几乎整整一夜，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和她朝夕相处的亲密爱人。

对于当时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几位人民委员来说，这一夜也是忧虑忡忡、充满悲痛的一夜。列宁被刺的事件已通知全国，电报机、电话机不停地工作着，人民委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得不可开交，他们突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变得很重很重。

深夜，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柯兹洛夫斯基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当时责成他对刺杀列宁的凶手进行第一次审讯。女刺客名叫范尼·卡普兰，35岁，社会革命党党员。她向列宁开枪后，便随着混乱的人群一起跑出工厂的大门。人们跑着，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向列宁开枪的人在什么地方，甚至不知道她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但行刺时待在院子里的一些小孩却看清了刺客的面貌，他们一边蜂拥追赶着卡普兰一边喊道：“就是她！就是她！”

一阵混乱过后，人们开始寻找刺客。米赫里逊工厂的一个工人终于抓住了卡普兰，愤怒的人们恨不得把她碎尸万段，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送到了肃反委员会。

8月30日深夜，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第一次发表了列宁被刺的公报。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这个公报说：“工人阶级应当更进一步加强它的力量，并对一切革命的敌人采取无情的群众恐怖行动来回答对领袖生命的谋害。”

9月2日，斯维尔德洛夫在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表演说之后，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实行群众性的红色恐怖”的决议。

遇刺两天后，列宁的状况开始好转。医生们对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诊，为此甚至专门运来了一台手提式X光机。一位参加会诊的医生对布鲁耶维奇说：“只有交好运的人，才能在遭受这样伤势之后免除一死。他会活着，危险期已经过去了。是怎样过去的，原因是什么，我说不清楚。这里面真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毫无疑问，伤势是十分危险的，这种情形我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说过。”

情况日渐好转，列宁可以会见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和听他的家人为他读报了。他的两眼又放射出深邃而严肃的光彩。总是微眯着的左眼闪动着激奋、快活和想知道一切的神情。他的脸上呈现出美好的瞬间的微笑，令人突然觉得他恢复了活力，感觉他全身又充满了深刻的创造性的思维。

过了一些日子，列宁穿上衣服，被允许离开床铺坐到沙发上。在沙发上，他认真地读起报来，亲自审阅特别重要的文件和电报，针对一些急件作了口头指示。又过了许多日子，列宁按照医生的嘱咐，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内散步了。

当时，俄国国内外盛传列宁死去的谣言，布鲁耶维奇决定在列宁本人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为列宁拍摄纪录片进行放映。因为列宁一贯讨厌过分地宣传自己，他不会同意为他拍照。摄影师们隐蔽在列宁散步时必经的路上，从各个角度拍下了列宁散步时的镜头。

当列宁发现了偷偷地跑来跑去寻找最佳角度的摄影师时，布鲁耶维奇只好向列宁解释。当列宁得知拍摄影片是给工人看，以便粉碎敌人的谣言的时候，才允许继续拍照。于是摄影师们便从四面八方走了出来，公开地进行拍摄。

半个月后，列宁向医生表示，他不希望再继续病休，而希望工作。他感到寂寞，他这样无所事事比有病更坏。在人民委员会那里，“空气本身”都有助于医治他的病。

在列宁负伤治疗休养期间，人民委员会每天都召开会议处理各种事务，会议由当时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轮流主持。

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人民委员会还是第一次在其主席缺席的情况下工作。最初，人民委员们显然感到困惑不安，他们不习惯在列宁不在场的情况下开会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人们必须面对现实，人民委员会必须对当前的现实要求作出回答。

会议照常进行，议程在有条不紊地实施，决议在经过仔细、慎重地讨论后更为周全，国家机器在其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在正常的运转。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盼望列宁回到人民委员会来。

9月17日，列宁带着尚未复原的身体出席了人民委员会会议。他准时来到了会议厅，如同往常一样，迈着急促、然而略微减慢了的步伐走到他的主席座位上。

参加会议的全体人民委员、他的副手，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早已到齐，他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屏住呼吸，举目注视着列宁，不久前他还处于死亡的边缘。

列宁以低而微弱的声音宣布了会议的议事日程。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李可夫，他表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把他的报告从议程上撤销，改在两次会议之后待全部资料汇集齐全之后进行。列宁带有责备意味地摇摇头，随后便交付表决。他可能已经猜到，这是同志们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在故意缩短会议的议程。

第二个议程，报告人没有来，只好开始讨论第三个议程。这个议程用了不到十分钟，随后又听取了一些情况，非常巧妙地、圆满地结束了会议。

这次在苏维埃历史上并非十分重要但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历时25分钟就结束了。同志们团团围住列宁。列宁也像往常一样，亲切和蔼地同大家交谈，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一个星期以后，人民委员会又像以往那样开始办公了。列宁经常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或在桌旁踱来踱去。自从左臂上的绷带拿掉之后，他就用这只胳膊做些轻微的活动，尽力用左手从后背去摸右肩胛骨，并经常、准确而有规律地做这种动作。

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发生的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刺杀列宁的凶手范妮·卡普兰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内忧外患中捍卫苏维埃

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全力支持俄国国内的复辟活动并实施武装干涉。

1918年初，日本和英国的军舰就开进了海参崴港。3月，英法美三国军队占领摩尔曼斯克，后又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成立了白卫军的“俄国北方政府”。英军还从伊朗方面侵入，并且侵入了外高加索。

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发动叛乱，由于大批白卫军的加入，叛军增至六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和军官，他们占领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脉的西部地区，成立了反革命政权。在北高加索和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和阿列克谢耶夫等沙皇军官组成了“志愿军”，宣布讨伐苏维埃政权。德国也违背《布列斯特和约》，进兵乌克兰，哥萨克军首领克拉斯诺夫在德国支持下，纠集大量兵力进攻察里津和沃罗涅什。

国内外的敌人占领了苏维埃国家四分之三的土地，包围了它的中心地带。但危急的形势并没有吓倒列宁领导下的苏俄人民，红军自1918年初建立起，迅速扩大，到当年10月已经发展到80万人，在东、南、北各条战线的宽阔正面顽强阻挡着敌人的进攻。

1918年夏，捷克军团和萨马拉政府的军队占领了辛比尔斯克和喀山继续向莫斯科推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分析这一形势后，确认东方战线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并动员五分之一的党员奔赴前线。在短短的2个月里，东线成立了5个军。

10月初，东线司令加米涅夫率领红军解放了喀山和萨马拉，把敌人赶到乌拉尔地区。乌法的五人执政内阁见形势不妙，逃往西伯利亚。在南方，斯大林领导红军于8月和10月两次打退克拉斯诺夫对察里津的进攻。

苏联人民还要应对暗藏敌人不断制造的颠覆破坏事件。反动分子刺死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后来又疯狂地刺杀列宁。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獗，苏维埃政府宣布实行“红色恐怖”，无情镇压一切反叛活动。镇反运动行之有效，初获成果。

1918年9月2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统一的军营，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下，要求把各项工作都转入战时轨道。全体公民，不分职业和年龄，都必须无条件履行苏维埃政府所赋予的保卫祖国的任务。

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命令红军收复德军占领的土地。苏维埃力量不断增大。

德国投降后，协约国利用世界大战结束之机向苏俄增派了大量干涉军，很快就在俄国南部集结了13万军队，并同俄国的白卫军一起向北推进。但是，干涉军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影响下发生分化，很多士兵拒绝作战。1919年4月，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舰队水兵举行起义，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协约国看到自己军队内部不稳，被迫大部分撤走干涉军。

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发动军事政变，解散执政内阁，逮捕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阿夫克森齐耶夫。高尔察克自称是“俄国的最高执政者”。他得到协约国的大力支持，用外国枪炮装备了自己的25万军队。1919年3月4日，他指挥白卫军从乌拉尔山一带向西进攻。红军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下，被迫后撤一百多公里，退到伏尔加河流域。这时，高加索的邓尼金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也发起进攻。

在这紧急时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发出“一切为了东线！”的号召。大批党团员和工人加入红军，后方工人决心以加倍的劳动支援前线。广大农民日益离开社会革命党，转而在苏维埃领导下，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展开生死搏斗。

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下班后，莫斯科－喀山铁路机车编组站车库的党支部发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大家放弃休息，不要报酬，自觉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列宁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称它为“伟大的创举”。

1919年春，红军兵力增加到150万。4月，东线南路军在伏龙芝指挥下发起反攻，解放了乌法。7月，加米涅夫改任红军总司令后，伏龙芝负责指挥东线。红军乘胜追击，越过乌拉尔山区，解放了西伯利亚大部地区。1919年底，高尔察克全军溃败，高尔察克被活捉，于1920年2月7日在伊尔库茨克被枪毙。

就这样，协约国和白卫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被粉碎了。

高尔察克溃败后，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准备组织十四国进攻苏俄。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协约国仍把颠覆苏维埃的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英国、美国、法国给邓尼金运去几百门大炮和几十万支步枪，派去几百名军事顾问。

邓尼金的军队步步逼近莫斯科，形势万分危急！

1919年7月3日至4日，列宁主持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怎样战胜邓尼金的问题。会议调整了最高军事指挥员，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列宁发出了“大家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几万名党团员奔赴前线。

根据党中央会议上制定的作战计划，红军从南线开始了反攻。担任主攻力量的是南方面军左翼，即绍林的部队，攻击方向是新切尔卡斯克、顿河区和库班，接近敌人的根据地，占领哥萨克的中心。

哥萨克对于邓尼金军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认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单是哥萨克就能使邓尼金拥有很大的力量。

担任助攻的是以南方面军谢利瓦乔夫为首的部队，攻击方面是库皮杨斯克，目的是援助苏维埃乌克兰。

红军的这次反攻进行了大约一个月，虽然阻挡住了敌人对莫斯科的进攻，却未达到预期目的。

俄共中央从反攻失利的教训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必须改进对南方面军的领导工作，加强对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监督；第二，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以便抵抗敌人的骑兵。

9月12日，邓尼金下令进行全线总攻！经过数日激战，敌军突破了库尔斯克防线，9月20日占领了库尔斯克。

与此同时，敌人什库罗白卫骑兵军团与马蒙托夫的骑兵军团会师，插入红军驻在沃罗涅日的第八、第九集团军中间。10日，敌军又占领了沃罗涅日。

敌军的这些胜利迫使红军的南方面军重新退却。苏维埃共和国最危急时刻来临了！列宁当机立断，在9月21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向南线增派新的力量；二是调整南方面军最高指挥员。

根据中央全会意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戈罗夫为南方面军司令员，斯大林为南方面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命绍林为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斯米尔加和特里米诺夫为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红军在奥廖尔等地与敌军展开激战。10月13日，敌军占领奥廖尔并迅速向图拉推进。

图拉是红军的一个武器工业中心，并且是通向莫斯科的最后一个屏障。图拉如果失守，莫斯科就难守住了。

列宁在获悉奥廖尔失守后，又收到了彼得格勒危急的战报。原来另一支白卫军尤登尼奇的军队于9月底转入进攻，于10月中旬占领红谢洛、加特契纳，并向前迅速推进，威胁到了彼得格勒。

列宁看完战报，在屋里踱了好几圈，然后提笔给军事委员会写了张便条，建议决不放弃图拉、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尽一切可能保卫国家心脏，此建议将提交政治局通过。军事委员会立即向各地区下了死命令：“根据列宁同志指示，死保祖国心脏！”

10月4日，南线红军组成突击部队，把向图拉推进的敌军与奥廖尔拦腰切断，随后向奥廖尔发起猛攻。

敌军针对这一突变，立即暂停向图拉推进，并集中大量兵力来对付红军的突击部队。

战斗异常激烈，在关键时刻，红军后续援军赶到，红军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10月8日，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员乌博列维奇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泽下达了攻占奥廖尔的作战命令。经过两天的惨烈争夺战，红军重新夺回了奥廖尔。

列宁收到了奥尔忠尼启泽发来的简短电报：“在奥廖尔向您致敬！”

很快，南线红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布琼尼的骑兵团与第八集团军配合，击溃了什库罗和马蒙托夫的骑兵军团，夺回了被占领的沃罗涅日。列宁认为这次胜利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他在10月24日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小规模的局部的进攻转变为大规模的进攻，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

如何进行大规模进攻？后备力量如何支配？列宁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两支方面军共同进攻和击溃敌军！11月17日，红军夺回了库尔斯克。此后，两支方面军开始共同进攻，连续取得胜利，把一片又一片领土从敌军手里夺回来。

这期间，根据列宁的指示，彼得格勒战区已经以红军的最后胜利告终。到1920年3月，邓尼金的军队全部被彻底击溃。邓尼金把权力转交给弗兰格尔，退出了政治舞台。

对于红军的胜利，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说，是列宁毫不动摇的镇静态度，给总司令部以巨大的支持。而列宁却说，我们之所以能胜利，完全是因为工人和红军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发动进攻的同时，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于1919年5月发动进攻，占领杨堡，威胁到彼得格勒的安全。党中央从其他战线调来军队，加强防务。8月底，把尤登尼奇赶到爱沙尼亚边境。当邓尼金进攻莫斯科时，尤登尼奇重新发起进攻，在英国坦克的掩护下，10月中旬攻抵彼得格勒城下。

10月21日，红军开始反攻。11月，被击溃的尤登尼奇部队退到爱沙尼亚境内，当即被爱沙尼亚当局解除了武装。1920年2月至3月间，红军解放了北方重镇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协约国和白卫军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又宣告失败。但是紧接着，协约国又组织了第三次进攻，其主力为波兰军队及邓尼金残部的弗兰格尔部队。

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侵入乌克兰，5月6日，攻陷基辅。以图哈切夫斯基为司令的红军西方面军牵制了大量波军，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指挥的骑兵第一集团军突破波军防线。6月2日，收复基辅。7月，收复明斯克、维尔纽斯，随即进入波兰。8月，红军进逼华沙。在协约国的大力支持下，波军展开反攻，红军受挫，被迫后撤。10月，苏波签订停战协定。

1920年6月，弗兰格尔也集结15万军队发动了攻势，由克里木向北进攻，至7月占领了乌克兰南部，迫近顿巴斯。8月，红军强渡到第聂伯河左岸，占领了卡霍夫卡。从8月至10月，弗兰格尔投入精锐部队，配有坦克和大炮掩护，多次猛攻卡霍夫卡，均未奏效，红军再次建立了由伏龙芝领导的南方战线。至10月底，对波战争结束，红军得以全力对付弗兰格尔。弗兰格尔退守克里木。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在11月解放了克里木半岛，歼灭了弗兰格尔的军队。

1920年底，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只有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占领。苏俄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一缓冲国家。

1920年4月，远东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它不是工农苏维埃国家，而是劳动人民的民主共和国。它接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领导。远东共和国成立后，把红军和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1922年2月，布留赫尔率军攻克伯力，肃清滨海省的白军。10月25日，人民革命军开进海参崴，把最后一支外国干涉军赶出国境。1922年11月，远东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苏联红军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支持，克服了重重困难，历经挫折，终于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胜利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18年，为了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用于战争，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所有这些应急措施，后来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当时，连年的战争已使整个俄国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其中最大的灾祸是饥荒。饥荒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战争造成了饥荒，饥荒又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紊乱和破坏。

1918年5月9日，列宁给各地发出电报：

彼得格勒处于空前的危急境地，没有粮食。只能把剩余的土豆粉、面包干发给居民。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延地支援彼得格勒。

国内战争爆发后，苏维埃国家处境更加艰难。战争初期，大片国土丧失，四面战火包围，同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在很长时间里，国家失去了顿涅茨的煤，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南方和乌拉尔的金属，土耳其斯坦的棉花，西伯利亚、库班和乌克兰的粮食。

当时苏维埃政府还无法满足供给城市居民和军队最低限度的粮食需要，粮食问题极其严重和危急。工业原料和燃料极度匮乏，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工厂不得不停工待料。

经济状况十分艰难，对此，列宁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说：

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遗留给工人阶级的，是一个被他们所进行的掠夺的、罪恶的、非常痛苦的战争弄得完全破产的国家，是一个被俄国和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劫掠一空的国家。

只有最严格地计算每一普特粮食，只有绝对平均地分配每一磅粮食，才能使粮食够一切人吃。机器的粮食，即燃料也极端缺乏，如果不集中全力来严格无情地节省消费和实行合理分配，那么铁路和工厂就会停顿，全国人民就会遭受失业和饥荒的危害。灾难就在眼前，已经非常逼近了。

在严酷的战时环境下，为了克服面前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政策和措施。如从粮食垄断专卖到建立余粮收集制度；加快工业国有化步伐，建立管理总局体制；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取消自由贸易，经济关系的实物化。

人民饥饿的时候，列宁和人民在一起，中央委员们和人民在一起。有了这样的领导者，苏维埃政权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列宁相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为了战胜饥荒，列宁和同志们不仅率先垂范，而且积极地想办法战胜饥荒。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维埃国家在战争特殊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政策和临时措施，是一种战时政治经济体制。列宁说：

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

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当时严酷战争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和非常措施。正是实行这一政策，使苏维埃政权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保证城市工人和红军最低限度的供应。所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战胜困难、赢得战争、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一项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它的意义仅在于，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能够搜集到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物品，并将它们平均地进行分配。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后来遇到极大的危机，说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道路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列宁在回顾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时候，多次讲到这一点。他说：

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领导创建第三国际

列宁一直关注和及时参加共产国际的各项活动。1919年1月，列宁写了一封信给欧洲和美洲的工人，他在信上说：

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在一些国家里组织起来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正在革命斗争的烈焰中诞生。

1919年3月2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小厅里主持了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大会。出席的代表一共有51位。德国、奥地利、美国、法国、匈牙利、瑞典、巴尔干联邦、挪威、波兰、芬兰、中国、朝鲜、波斯、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都派有代表出席。俄罗斯共产党的代表团，以及乌克兰、拉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及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代表，他们在会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会推选了以列宁为首的三人主席团。列宁主持了大会的每一次会议，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

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第三国际的成立。

在大会闭幕的晚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一些别的组织在剧院里举行了一次大会。

列宁在他的演说中说：苏维埃已经获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就是说，“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是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第三国际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

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向各国支部发布指示和监督他们的工作。第三国际在其存在的24年中共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运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国际在欧洲、美洲、亚洲帮助各国先进工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协助他们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但是，它在工作中也有许多失误，特别是长期受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干扰，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过消极影响，其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曾影响了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各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有效地组织反法西斯的斗争，经各国共产党同意，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其机关刊物是《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也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并且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于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

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曾经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

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非常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第三国际的成立，是列宁和他的战略胜利。

制定实施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列宁首次提出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这被认为是新经济政策的开端。

在这之前的1920年底，列宁就开始酝酿调整经济政策。他阅读了许多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书，亲自接见了各地的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

列宁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摘记了一次非党农民会议上听到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转发给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参阅，要求人们重视农民的这些情绪和要求。

1921年初，列宁着手准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探索新的经济政策。2月8日，他写成《农民问题提纲初稿》。这一文件提出以下要点：

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减低粮食税额；同意使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在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获得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和支配其纳税以外的余粮。

以这一提纲为基础，党中央成立了由瞿鲁巴、奥新斯基、加米涅夫等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着手起草关于用征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并于2月18日完成初稿。

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苏维埃政权必须始终力求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确立合理的经济关系；通过自由贸易周转刺激农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周转是工农业之间经济结合的形式。

大会根据列宁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3月21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法令。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重新提出在国家无法经营的企业出租的问题，出现了租让制、租赁制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一大批小规模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租让制、租赁制和私人企业的发展，有助于苏维埃国家从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早在1918年初，列宁就提出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把它作为过渡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的经济形式。由于战争的突然来临，没有来得及加以实践。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认为在苏维埃社会里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实行新经济政策，在流通方面，由国家垄断贸易改为自由贸易，允许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自由贸易，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杠杆。

当个体小农在缴纳粮食税以后，既然国家允许他们自由支配自己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些粮食和农产品中的一大部分便立即变成商品，不可阻挡地涌入市场。因此，开放自由贸易，促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是建立工农之间正确关系的客观要求，也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的必然趋势。商业的全面恢复和人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也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显著成就。

实践证明，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大转变，也证明了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曾经持有的“直接过渡”的思想是错误的。

列宁的伟大，不在于他永远不犯错误，而在于他能够体察民意，审时度势，尊重客观规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

在实践中，列宁一方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行反思和总结，另一方面又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不断探索。

从1921年4月他写的《论粮食税》到逝世前口授的《论合作制》等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正是通过新经济政策，试图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列宁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时，努力寻找一条无产阶级国家同千百万小农之间联系的纽带，努力寻找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中间环节，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可以作为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

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重视对本国国情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检察监督机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

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

列宁不愧为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伟大，在于善于把握历史的潮流和时代的脉搏，认真地倾听人民的呼声，勇于面对现实，随时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书仙”，是“完人”。带着这些问题他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答案。

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接待来访工作占有很大的位置。十月革命初期，凡是到克里姆林宫去会见列宁的人，都要通过很多岗哨，访问者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会受到阻留。

列宁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明确要求卫戍司令：“对来访者如果有秘书处放行的指示，可以不必浪费多余的时间。”如来访者没有按时到来，列宁总要派人去查询，看看是来访者不熟悉路，还是被某一岗哨阻留了。

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是一位美国进步的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他1917年夏到俄国，目击了十月革命，并亲身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有一次，他在莫斯科被邀请去见列宁。那天，威廉斯和许多人都在会客室里等候接见。可是，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招呼。他感到奇怪，因为，列宁总是非常遵守时间，这次“例外”是什么原因呢？一定是某一件特别的大事，某一特别重要的人物耽误了列宁同志。10分钟，20分钟，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人们还在等待着，猜测着……

门终于开了，所有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人来，他既不是外交家，更不是什么高级官员，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穿着短羊皮袄和草鞋的农民。

“请原谅我，”当威廉斯走进列宁的房间时，列宁说：“这是唐波夫省的一位农民。我想听听他对电气化、集体化和对偿付沙皇借款的想法。是那样有趣，那样动人，我完全把时间忘记了。”

像这样的农民，当时在苏维埃俄国是可以见到千千万万的。威廉斯对这件事感触极深，他在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的文章中写道：

各式各样的人都成了列宁了解情况的来源。他把千万件收集来的事实慎重权衡、考虑和分析。这就使他比敌人高明，帮助他辩胜敌人、战胜敌人，无论是列宁格勒的翻砂工、伏尔加河畔的装卸工人，还是莫斯科的扫地女工，凡他们所想到的，所感觉到的，对列宁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他经常同他们直接谈话。

列宁日理万机，公务活动很多，还时常利用星期天到农村去了解民情。但这些行动从不兴师动众，而是像普通人一样。在农村，除了草棚之外，他不愿意在任何阔气的地方住宿。每当好客的主人想为“客人”安置“方便”的睡铺时，列宁总是笑着说：“什么铺也不要！我就在干草上睡觉，要是铺上东西，那就没有这样的风味了，而且也不会有这样舒服。”他总是拿自己的大衣，或是毛毯，盖着睡觉。早上起来，走到井边或河边去洗脸。

1921年的一个星期日，列宁来到波克村。他一下汽车，就遇上了几个农民，其中有一个当过人民代表，见过列宁。他一说这是列宁同志，农民们就呼啦一下把列宁围住了。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大伙儿说；“这就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领导者列宁，就把咱们的困苦说给他吧！”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讲了起来。农民们告诉列宁：波克村的苏维埃领导人，假借执行粮食税的法令，几乎把农民的粮食和种子都夺去了。

列宁意识到：有坏人在作怪，妄想以此引起农民对政府和党的不满。他让农民们把这些情况，不遗漏一个事实、一个人名地写下来交给他。后来，列宁把农民写来的情况转给非常委员会去办理。不出所料，这个村被富农和危害分子统治了。非常委员会及时纠正了这一事态的发展，把这个村的领导权夺了回来。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千千万万的郊区农民涌进了莫斯科，由于他们长期受沙皇的压迫，他们怀着对沙皇的刻骨仇恨，对沙皇住过的房子，他们也要坚决烧掉。

列宁知道这件事之后，他认为：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将对革命成果造成很大损失。他立刻作出指示：要向农民们进行大量的宣传，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但是，工作队员们一次宣传，两次讲解，三次解释，农民们根本听不进去队员们的解释，态度仍然很坚决。最后，列宁决定亲自给农民们说话。

他首先告诉农民们：“房子可以烧，但在烧房子之前，能不能让我先讲几句话？”

农民们回答：“当然可以。”

列宁又问：“你们能否告诉我，沙皇住过的房子是谁建造的呢？”

农民们答道：“当然是我们建造的。”

列宁接着问：“我们建造的房子。现在，我们把自己的财富从沙皇手里夺回来了，把这些房子让我们自己的代表们住好不好呀？”

农民们回答：“好！”

列宁最后问道：“那么，沙皇住过的房子，我们还要不要烧掉呢？”

农民们被列宁说得口服心服，房子肯定是不能烧的。

一场烧房子的风波，就这样让列宁轻而易举地平息了。

列宁夜以继日，亲自拆阅群众来信，以了解民情，民意；他热情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他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亲自召开了非党农民代表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一天，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约见了来自列宁省弗明基村的一位老农。列宁给老农端上一杯茶，微笑着说：“你叫伊·阿·切库诺夫，是吗？听说你跑了很多地方，了解了很多情况，说给我听听好吗？”

列宁的亲切、热情打消了切库诺夫的紧张拘谨，他打开了话匣子：“现在庄稼人很苦，连基本口粮都没有，山区有些姑娘连衣服都没有得穿，只能等晚上天黑后才能出门到井边打水洗东西。”

“依你看，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呢？”列宁关切地问。

“我看，主要问题就是庄稼汉失去了干活的兴趣。农民种田，不知道秋天要被他们拿走多少粮食。打得多，国家拿走得也多，干好干坏都一样。反正都拿走了。谁还有心干活？政府要调整政策，想办法唤起大家干活的兴趣。”

列宁很感兴趣，接着问：“有什么办法能唤起大家干活的兴趣呢？”

切库诺夫答道：“为什么不采用我们庄稼人早已习惯而且认为是最公平合理的办法呢？我说的就是按农田数量，规定固定的上缴税收数，而且要事先公布，不要随便改变。”

列宁忙问：“你是说要政府制定一个征税的标准吗？”

“对啊，庄稼人按规定交税后，剩余下来的产品要允许自己支配。”切库诺夫说。

老农的一番话，令列宁茅塞顿开，由此，进一步考虑农村经济政策的新思路。他对切库诺夫评价很高，当即写信推荐他到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并建议再吸收几个经验丰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老农民，到农业部工作。列宁此后还多次约见切库诺夫，谈论农村社会和经济问题。

在倾听农民意见的同时，列宁还十分关注理论界对农业政策问题的讨论。在博采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列宁调整了经济政策。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在新经济政策启动下，俄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全国粮食和农产品的产量迅速增加，工业生产全面恢复并稳步上升。

1921年起，列宁接见了多批国外经济代表团。他在同第一个接受租让企业的美国代表阿尔曼德·哈默说：“我们邀请美国人到我们俄国来，是为了请他们教给我们生产方法，把我们的工业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对这样的援助，我们愿意付出代价，答应美国资本家绝对不受侵犯，保证它在一定时期内能从它承租的工商企业中赚到钱……”

严于律己关心同志

列宁同志生活非常俭朴，物质方面要求很低，在各种大小事情上，对自己要求都极为严格，在他身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列宁有件大衣，已经穿了好几年了，袖口磨坏了好几处，补了再补，可是，列宁仍然穿着这件薄大衣，度过莫斯科那异常寒冷的冬天。

同志们都很关心列宁的健康。有一天，同志们恳求他：“列宁同志，您这件大衣太单薄了，请您脱下来，换件新的吧。”

列宁笑了笑说：“大家和我一样，都穿着单薄的衣服，有些同志连薄大衣也没有！”他非常激动地说：“现在，虽然我们胜利了，可是，同志们啊！我们还要把更多的资金用到国家建设上去，扩大生产，巩固我们的苏维埃国家，还要加强我们军队的建设。要知道，我们革命绝不是为了首先自己享受。衣服穿破点、旧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列宁为党为人民夜以继日的工作，平时总穿着打了几个补丁的外套。当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纪念日的冬天，工厂的工人们利用节日的机会，给列宁寄来一件他们亲手织的外套，并附有一封信。信中写道：“列宁同志，如果您能够穿一穿我们亲手织的外套，我们将感到无限荣幸！”

工人们这种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列宁，他在回信中写道：

衷心感谢你们的问候和礼物。说实话，你们不应该送礼物给我，恳请你们把我的这一请求转告给全体工人。

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政府曾规定，机关人员每人的粮食定量是八分之一磅面包。

有一天，发面包的同志搞差了，多给了服务员一些面包。于是，服务员送给列宁的面包比平时多了一点。

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变化，问服务员：“只应当分八分之一磅，你怎么弄来这么多？”

服务员如实地把情况告诉了他，又补充说：“没关系，我看到他们有许多面包，架子上都堆满了，您就吃吧！”

“你只考虑到我们和你照顾的那些人。”

列宁边说边切下多出的面包，严肃地说：“把这些还回去，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做了！”

由于国家的经济暂时困难，寒冬时节，莫斯科烧柴十分紧张。列宁办公室里的炉子，只有微微一点温热。苏道哥德县的人民代表知道了这一情况，就和农民们商量：我们不能让列宁同志受冻，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大家决定给列宁送烧柴去。

过了一些日子，运到莫斯科一车厢给列宁的烧柴，那是农民托运给他的，并另外附有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给您运去一车厢烧柴，请您把火炉生起来，要是没有砌炉匠，请写信来，我们可以派一个来，我们农村有很多人会砌。”

在这最寒冷的日子里，一车厢烧柴的运到多么及时呀！列宁知道了这件事后，非常高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雪里送炭”呀！他立即吩咐：将这些烧柴分给了托儿所、幼儿园。

有一天，一位渔业管理人员到列宁那儿汇报工作。临走时送给列宁一条熏鱼，他说：“列宁同志，您尝尝这条鱼，熏得挺不错的。”

列宁看着鱼，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皱着眉头说：“谢谢你，我不能收你送的鱼。同志啊，全国人民正在挨饿！”

渔业人员见列宁不肯收，很难为情，他再三解释，希望列宁能最终收下。但他看列宁不高兴的样子，十分不安，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列宁没有理会他，伸手按响了电铃，把秘书叫了进来，并告诉他，把鱼送到幼儿园去！

为了不使渔业人员难为情，列宁握住他的手笑着说：“我代表孩子们，谢谢你送来的礼物。”

不愿别人给自己送礼，这是列宁的性格。讨厌负责干部给自己送礼，尤其反对以机关和集体的名义给自己送礼。

莫斯科市粮食局给列宁送去了国营农场的水果样品，他很不高兴，便给粮食局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

我请求你们今后不要再这样做，要告诉我一些材料：国营农场的水果等等都是怎样分配的？是否分给了医院、疗养院、儿童？都分配到哪去了？分配了多少？

列宁关心同志们健康的事也是很令人感动的。他常常把干部的健康身体说成是“公家的财产”“国家财富”，要求干部珍惜和爱护。

列宁很关心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霍鲁巴。霍鲁巴不注意自己的健康，有病还在坚持工作，列宁对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他说，共产党员是国家财富，浪费国家财富是不能容许的。起初，列宁写信给霍鲁巴委婉地说，霍鲁巴“对国家财富的态度越来越不可取了”。后来又写张字条给他：

亲爱的亚历大山·德米特里耶维奇·霍鲁巴：

你这样对待公家财产的态度是全然不行的。勒令：养病三个星期。白白消耗衰弱的身体实在不可原谅。应当改正才好。

当这种劝告不起作用时，列宁就写了一份严厉的指令：

由于亚·德·霍鲁巴对待国家的财富采取不爱护的态度，对他进行第一次警告，命令他立即回家。

后来，霍鲁巴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肩负的革命担子更重了，列宁愈加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身体。他专门给霍鲁巴写了一封关于要他注意健康的长信，其中包括派有关同志协助霍鲁巴的工作，以减轻他的日常工作。还具体规定了他的作息时间：“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完全休息”，其余时间“每天工作限制为4小时”。甚至要为霍鲁巴夫妇在疗养地找了房子，给他安排一个熟悉的护理员，以及良好的伙食等。

霍鲁巴当天就给列宁写了回信，对列宁的关怀表示由衷的感谢，保证一切将遵从医嘱，并说他的健康状况已有好转。他表示愿意留在习惯了的家庭环境中，家里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护理。

列宁还不放心，几天之后，他又委托秘书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助理写信，让他执行一项“硬性规定”：只有中午12至14时才能同霍鲁巴通电话或面谈公事。

列宁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工作，肯定他们劳动的特殊贡献和意义，极其重视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状况，尽量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为了保证科学家能够顺利地进行科学研究，列宁指示成立了“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等组织，并经常过问和检查这方面的工作。

1921年1月，列宁亲自写了《关于保证院士伊·波·巴甫洛夫及其合作者从事科学工作的条件》的指令。要求为杰出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院士的实验室安装最好的设备，在国家最好的印刷厂出版他的科学著作，发给他相当于两个院士的特殊口粮等。

与高尔基建立深厚友谊

列宁与高尔基的友谊是很深的，早在1905年列宁从日内瓦返回圣彼得堡，主持召开了《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高尔基不仅为该报撰稿，还常给该报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

列宁对该报编辑流露出想结识高尔基的愿望。几天后，高尔基偕夫人从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直接到《新生活报》编辑部来见列宁。

两个人相见，热烈地握手。列宁说：“想不到您来得这么快。”

高尔基打量着列宁，说：“见到您我真高兴，您原来是这样的啊！”

转身对旁边的夫人又说：“您看，这就是列宁同志，多好的人啊！”

他夫人笑着对列宁说：“他早就想见您，这次一听说您刚到圣彼得堡，立刻就赶来了。是的，您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然后，他们坐下来开始亲切地交谈。

高尔基说：“列宁同志，您看了沙皇发表的《立法宣言》了吗？他答应给公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并要成立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的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您认为，这是否可以缓和紧张局势呢？”

列宁笑了笑，说：“您可能没看到我写的《革命的第一个胜利》一文……”

高尔基忙说：“是的，我还没看到。”

列宁又说：“我已经说了，沙皇的诏书只是一些空话，一些诺言。沙皇政府并没投降，专制制度也没崩溃。革命的无产阶级还要继续进行战斗。所以，局势会更加紧张，战斗会更加激烈。”

列宁的分析并没有错，沙皇政府一方面颁布“立法宣言”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则调动军警大肆捕杀革命工农群众。

12月16日晚，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圣彼得堡苏维埃执委正在开会，大批军警突然赶来，把全体委员和部分苏维埃代表逮捕了。同一天，《新生活报》遭到了查封。

但是，革命的火焰没有熄灭。12月22日，莫斯科武装起义爆发了，八千多名起义战士和数倍的军队进行了九天的浴血战斗，最后失败了。

为了能更好地总结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列宁在战斗的硝烟还未散尽，就不顾别人劝阻来到了莫斯科。他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陪同，亲自去察看了进行巷战的地方，会见了参加起义的战士。他还参加了莫斯科委员会著名作家讲演人小组会议，会上对十二月武装起义进行了总结。

1906年4月23日至5月1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开会前夕，列宁在伦敦再次见到了高尔基。

高尔基因患肺病来伦敦疗养，他对列宁说：“革命已处于低潮，但你的革命热情却丝毫不减，我不能不相信有人对你的评价，说你是个累不垮的人。”

列宁笑了，说：“很简单，因为我怀有必胜的信念。”

在开会期间，列宁还抽空儿去旅馆看望高尔基，两个人亲切交谈。

当谈到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时，列宁给予了很高评价，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

高尔基说《母亲》写得比较匆忙，可是却为他带来厄运：因这本书他遭到通缉。

列宁笑了，说：“也为你带来了荣誉，你用自己被通缉换来整个工人阶级的尊敬，不值得吗？”

1908年3月24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他告诉高尔基必须对宣扬马赫主义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进行批判。

高尔基为此邀请列宁去他居住的意大利喀普里岛放松一下。列宁直至4月下旬才抽出时间，在高尔基一再邀请下，他来到了意大利喀普里岛。

高尔基见到列宁，非常高兴，说：“你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可你是怎样休息的呢？这次来多逗留几天吧，我们好好谈一谈。”

列宁笑了，说：“你该不是想劝说我与马赫主义者和解吧？不，我根本不会对他们妥协一步！”

高尔基见他的意图被列宁道破，脸上有些挂不住，掩饰地说：“你知道我本人不相信任何哲学，在我看来，哲学好像一个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甚至很丑，但经过巧妙打扮，却变成一个妖艳美人了。”

列宁被高尔基的比喻逗笑了，说：“不确切，却十分新颖。”接着又说，“在你心目中‘召回派’那几位先生可能很了不起……”

高尔基急忙点头说：“是的，我认为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巴扎罗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在党内也是没多少人可以比得上。”

列宁嘴边掠过一丝冷笑，说：“那会怎么样呢？他们已经昏了头，走错了方向。”

高尔基终于开始了调和，说：“既然他们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为什么不可以抹掉哲学上的矛盾呢？据我了解，他们都不希望与你搞僵，至于从我们党分裂出来，他们更没有这个想法。”

列宁说：“不，我认为他们和我们的目的完全不同，如果他们不放弃错误的思想观点，我们毫无和解的可能。我的朋友，您如果不把和解的希望抛到海里去，我就只能让你失望了。”

高尔基呵呵一笑，说：“我们的话题为什么这样沉重呢？难道我不是邀请您来放松的吗！走，我们去钓鱼。”

列宁还没在海上钓过鱼，他很有兴趣参加这项活动。

高尔基叫上他的妻子，他们来到海边，上了一条小渔船，船上的两个渔民就划船离岸，驶向深海。

小船在海面上轻轻荡漾着，带着些寒气的海风吹着船上的人，好在风不大，浪也不高。

高尔基说：“我们可以不用钓竿，用手指就行了。”

说着做示范似的，用手指缠住一根钓丝，甩进海里。

一旁的渔民对列宁说：“当手指觉得线在摆动就得扯一扯钓丝。”

列宁学着高尔基的样子，把一根钓丝甩下海去，问渔民：“这钓丝上的小铃儿做什么用？”

渔民笑着说：“鱼咬钩时，小铃儿就会发出声音，懂了吗？”

话音刚落，列宁钓丝上的小铃儿“叮铃铃”地响起来。“咬钩了！”渔民兴奋地喊起来。

列宁猛地拉起钓丝，果然钓上来一条大白鱼，他高兴地笑起来，学着渔民的样子，说：“叮铃！叮铃！”

高尔基的钓丝上的小铃儿也响了，他也钓上一条大鱼，笑着对列宁说：“怎么样？学会了吧？”

此后几天，列宁天天和高尔基到海上钓鱼，每钓上一条鱼，他都高兴地说“叮铃、叮铃”，为此，渔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叮铃先生”。

列宁不会讲意大利语，但渔民们都很喜爱他的随和、亲切。有个老渔民对高尔基说，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有这样的笑容。

列宁常和高尔基边钓鱼边聊天。高尔基向列宁讲述自己不幸童年和少年流浪故事。

列宁深深地被高尔基那传奇般的经历吸引了，他说：“多么生动而感人的故事啊，你为什么不写自己呢？快点写出来吧，用你的故事去感动更多的人，这是一项有益的劳动。”

列宁的鼓励让高尔基牢记在心。后来，他真写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在俄国和全世界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