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

印度的独立

大多数人都相信印度在独立的进程中走过的是一条非暴力的道路。

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道路，只有前进。尽管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条充满着斑斑血迹的曲折小路，然而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他们高举着非暴力大旗，最终使印度走向了独立。

印度，这个素来以“遍地是黄金和香料”而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天堂”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到 16 世纪末的时候，仍然没有失去它在西方人眼中的魅力。

从中世纪宗教的压抑下刚走出不久的欧洲人，似乎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富于欲望和野心，他们在先进文明的支持下，轻轻敲响了印度这扇东方大门。

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莫卧尔封建王朝，开始并没有把这些前来同自己进行贸易的外国人放在眼里。但他们拥有这样的心情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在短短的百余年后，他们便深深认识到，这些外国人，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敌人。一直呆在印度海岸的等待时间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的英国人欣喜地发现，莫卧尔帝国在风起云涌的起义中摇摇欲坠。同时，各地总督割据、民族冲突和宗教

冲突也交织在一起。阿富汗人也趁火打劫。强极一时的莫卧尔帝国陷入了一片混乱。

不列颠人抓住时机地实现着自己的野心。此时的东印度公司已成为一个集政治和商贸于一身的英国代言人。他们在印度的土地上甚至有上万士兵的军队。公元 1757 年，英国人在印度内奸的配合下以 3000 士兵战胜了 7 万印

度人，孟加拉沦为英属殖民地。在这以后长达 92 年的时间里，英国人一步步

将这个人口达 1 亿多的东方大国沦为了自己的殖民地。公元 1849 年，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英国人战胜锡克人，兼并了旁遮普，整个印度完全沦为殖民地。在印度沦陷的长达 92 年的战争中，在更多的时候，是印度士兵的枪口在英国军官的指令声中瞄准了另一个印度士兵的胸膛。古老的帝国蒙上了许许多多的血迹斑斑。

英国人在把印度沦为殖民地后，继续推进他们扩张计划，忍无可忍的印度人也拿起武器积极反抗英国。最先起来战斗的是少数的封建主和印度下层人民，但是这种斗争由于其狭隘的目的而被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并没有能够团结起更大规模的斗争。起义很快就被英国殖民者镇压下去。

印度是一个处处渗透着宗教思想的国度，宗教具有巨大的力量。但是当这个东西一旦同反英的目标结合起来，反对殖民者的斗争就立刻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831 年，加尔各答附近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起义便是号召进行圣战以赶走英国征服者，但在英国人的大量军队包围中，起义仍然走向了失败。目标直指英国侵略者的提法无疑使独立斗争前进了一大步。

终于在 1857 年 5 月 10 日，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从米鲁特开始发生了。这场地区占全印度的六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一、持续二年多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各个阶层、各个宗教派系的人放弃前嫌共同站在了民族主义的大营中。但是，这场主要由封建主领导的起义最大的目的便是恢复以前的统治秩序。这使得起义虽然有积极的组织和响亮的口号，仍然最终走向了失败。无数鲜血的流淌不能不促使印度人思考更加合理的斗争方

式。

印度民族主义的先驱是兰姆·莫罕·罗易，他被称为印度民族主义之父。他反对中世纪的印度教思想体系，形成了一元化的宗教哲学，建立梵（即神）无往不在的梵教派。1828 年，他在加尔各答创立梵教会，提出一些改革要求，如对欧洲人实行同样的裁判权，建立陪审制度等。罗易逝世后，梵教派逐渐抛弃了宗教形式。梵教派领导人凯舍夫在 1870 年创立印度改革协会。1875 年，苏伦德拉·纳特·巴纳吉创立印度协会，这是第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组织，到 1878 年，全国已有 124 个分支，几乎遍及印度各地。

1883 年，加尔各答印度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印度代表大会，出席者有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和联合省的代表。这些都表明：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正在孕育诞生。

1885 年 12 月 28 日，在孟买召开了全印国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大会党。国大党代表地主、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没有提出民族独立的主张，只要求通过和平和合法方法，争取民族平等，实现自治和发展社会经济。

1885 年 12 月 28 日，印度国大党在孟买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从此，印度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开始走上争取印度独立斗争的政治舞台。但国大党一开始并未走上激烈的反英道路，他们不支持反英起义，而希

望通过改良来达到目的。他们相信英国人有公平、正义的本能，能够最终醒悟到责任而还给他们自由的国家。但他们不断在流血的事实面前碰钉子。英国人变本加厉地榨取印度的资财，毫不手软地扼杀稍稍对他们的统治表示怀疑或反抗的人。印度高筑的债台，无数人死于饥荒的事实，使他们开始摒弃原来的主张，而把争取独立的主动权留给了自己。但在通过什么方式达到成功的问题上，国大党曾一度在非暴力和武装起义之间徘徊。但他们知道，不管是非暴力还是武装起义，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具备一个基础——充分发动群众。这在他们后来的斗争中都明显地展现出来。

暴力斗争仍在印度的国土中不断出现。1905 年到 1908 年，是印度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高潮时期。以孟加拉的反分割斗争开始，很快发展成为全印运动。无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走上了战场。这是一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地主参加的国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斗争一开始就提出自治的口号，特别是以提拉克为首的左翼曾提出完全独立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要求。这次起义是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印度国大党一开始便对英国的统治持温和的态度。他们甚至一度为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歌功颂德，认为英国人在促进印度文明方面立下的功劳大大高于他们给印度人民带来的灾难。然而血的现实给了他们教训，他们不久就收起了这种想法。

1916 年，提拉克成为国大党的领导人，他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温和派的观点，提出了司瓦拉吉政治纲领。司瓦拉吉来源于吠陀经典，意为自主。他说：“只有一种药能治印度人民的病，这个药就是政权。它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国大党终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把独立后的印度变成“联邦共和国”的要求也写进了斗争目标。同时，国大党还充分注意到了发动群众后所构成的巨大力量，并从各个方面着手，把不同阶层的人都争取到自己扛起的旗帜下来。对于斗争方式，提拉克便排除了武装斗争的可能，而提倡非暴力。他说：“只要印度人不替他们打仗、征税、维持治安，他们

的统治机器便会瘫痪。”他要人们准备进监狱，准备吃苦。他积极倡导发起了抵制英货的斗争，也就是著名的司瓦德西（自产）运动，让印度人用自己做的东西，不买英国人的货物。这次斗争的效果更使这种非暴力方式深入人心。

宗教与争取独立斗争的结合进一步增强了非暴力方式的生命力。当提拉克感到恢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于斗争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时，他想找到一个强大的精神武器来恢复这种感觉。提拉克把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印度教。这个与宗教有着悠久的渊源的国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个武器。这使得人们虽能在这个飘摇的大旗下聚到一起，但他们准备采用的方式却是一种与他们实际具有的力量极不相称的方式。他们坚信，他们的虔诚将感动万能的神，从而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自从 1905 年到 1908 年蓬勃的运动失败以后，印度便陷入了有史以来的低潮期。国大党内部的矛盾也明显暴露出来。由于提拉克的被捕入狱，极端派濒于瓦解。温和派乘机在国大党内掌握了权力。他们通过了只有“通过宪政手段，通过逐步改革现行统治”实现自治的新道路。这样，群众运动、抵制更不用说合作的消极抵抗，都在他们的排斥之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6 年。这一年，迫于内外形势的压迫，极端派和温和派携起了手。提拉克再次挑起了主席的重担。但是他害怕这个印度最有力量的领导集团再一次陷入分裂，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尽量不作使两方争吵不休的决定。他可以提出自治的目的，但再也不敢轻易提不合作或消极抵抗了。

但更加严峻的形势使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希望摆脱英国人的印度以此为条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这场战争中付出高昂代价的印度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英国从印度征调了 150 多万士兵和价值 2 亿多英镑的粮食和物质，加重了印度人民的负担。殖民当局还对农产品强制征购，导致大量农户破产，农业衰退。1918 年至 1919 年印度发生了大饥荒和流行性感冒，夺去了 1200 多万人的生命，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激化，反英斗争空前高涨。1918 年，罢工浪潮席卷全国。一些重要城市出现了工会，旁遮普等地发生了农民运动，大规模地反英高潮到来了。

当时，英国殖民者采取了怀柔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1918 年 7 月，英国抛出了一个由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英国驻印总督柴姆斯福联合签署的“孟太古- 柴姆斯福改革方案”。其中主要内容有：第一，在总督之下设立两院制立法机构，其成员一部分由选举产生，另一部分则由指派产生。由于总督有权否决它的任何决议，立法机构形同虚设。第二，各省政府里的一些次要部门可由英国省督（省长）任命的印度厅长去管理，而警察、财政等重要部门及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仍留在英国人手中。“孟太古- 柴姆斯福法案”虽然得到了一少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但平息不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

就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国大党却表现得相当的软弱无力。无奈的提拉克在提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响应性合作策略后，再也没法前进一步。印度，到了一个需要强硬的领袖时代。

就在这时，圣雄甘地扬起了一面大旗，他使得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像大火一样燃遍了印度。

甘地于 1869 年出生在古吉拉特的一个土邦的中层家庭中。他的家族是一个恪守教规的虔诚家族，反对暴力运动，禁止杀生，这对甘地的成长有着巨

大的影响。幼年的甘地便信奉印度神话中的两位圣哲，一位代表诚信，一位象征牺牲，这种信奉一直到他死去都没有改变。

1892 年，甘地结束了在伦敦三年的法律学习，返回了印度。不久有公司请他到南非去办一件诉讼案，然而在南非所见的一切和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件令他极其屈辱的事，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

他踏上了去南非首府的头等火车厢。在火车抵达第一站彼得玛利兹堡时，一个欧洲白人走了进来，他看见甘地这个有色人种居然同高贵的他们同居一室，尽管甘地穿着英式衣服，他仍然怒气冲冲地向车长提出把这个“臭苦力”赶到行李车厢。当甘地据理力争时，竟被驱逐下车。甘地说，这是“我生平从未受到过的侮辱。我的积极非暴力行动就从这天开始。”不久他便四处阐释他的非暴力主义思想。同时谴责南非政府的种种歧视法规，如限制印度人旅行，禁止罢工，只承认基督教式的婚姻为合法婚姻等。他的行动和主张得到了南非印度人的强烈响应。直到南非政府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颁布一项历史性的革新法案为止。甘地和他的非暴力思想，不仅在南非，而且在印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5 年，甘地回到了多事之秋的印度。

但他从积极非暴力走向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这一转变，是在他更清楚地认识英国人之后。刚回到印度的他尽管目睹了王公贵族的糜烂奢侈和穷苦人的疾病、饥饿、死亡，但他并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英国人本质是热爱正义的，英国人在印度犯下的错误是他们偶尔背离其本质的行为，是能够在完善自身的前提下促使英国人改善的，而且可通过与英国人的密切合作去实现的。他的司瓦拉吉观也建立在与英国人合作的基础之上，认为通过英国人的帮助和引导，可以缩短达到目的期限。因此，他仍然广泛倡导他在南非取得胜利的斗争方法——积极的非暴力。他认为，要进行坚持真理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原则就是：坚持真理和非暴力。他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起义，认为那是扩散仇恨，与爱的原则背道而驰。并说靠武装斗争并不能使人的精神完善，而是趋向堕落，不是争取司瓦拉吉，而是离它越来越远。他明确宣称，要用自己的牺牲去感化别人，要爱一切人，包括英国人。

1919 年 3 月，英殖民当局又颁布了《罗拉特法》（因法官罗拉特提出此法案而得名），规定英国殖民当局有权逮捕任何一个有反英活动嫌疑的人，不经审讯就可以判处监禁和服苦役。《罗拉特法》引起了印度广大人民的愤怒，全国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印度工人阶级队伍缺乏必要的团结和统一，因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就落到了以甘地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手中。

1919 年 4 月，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甘地及其领导的国大党决定成立“萨蒂亚格拉哈同盟”，号召印度人民举行总罢工和绝食，对《罗拉特法》实行非暴力抵制。在许多城市发生了罢工、罢课，甚至武装冲突。特别是旁遮普省的反英运动尤为激烈、广泛。英国殖民当局在该省的工业中心阿姆利则逮捕了两位民族运动活动家克其鲁和萨提亚帕尔，引起了群众更强烈的抗议。火车站、电话局被占领了，该市和其它地区的一切联系被切断了。4 月 13 日数千名群众在阿姆利则的一个广场上集会，英军堵住广场出口，未作任何警告就用机枪向赤手空拳的群众扫射达 10 分钟之久，打死 400 多人，打伤 1200 人，造成了有名的“阿姆利则惨案”。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印度人民更大的愤怒，全省有 50 个城镇和地区爆发了反英运动和起义，如孟买、阿麦达巴德、

加尔各答等地爆发了罢工和暴动。

在反帝斗争高涨的形势下，国大党提出了领导这场斗争的主张，极力把斗争控制在非暴力的范围之内。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在第一次全印基拉法大会上得到了接受，这个穆斯林组织决定从 1920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不合作运动。内容包括放弃荣誉称号、抵制立法会议、抵制法庭和官办学校等。甘地的不合作主张既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拥护，也得到了上层知识分子和激进政治家的支持。但甘地对自己能否获得国大党的支持却不敢轻下结论，而这对于他的主张的实施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自己也清楚：“极端派不同意我的观点，⋯⋯ 温和派也不会走得像我这样远”。他的不合作主张一提出来，党内的反对势力便攻击这一观点并骂他是狂人。在 1920 年 9 月举行的国大党特别会议上，

5800 多名代表济济一堂，探讨甘地的主张，实际上，这个给非暴力赋与了新的含义的运动既包含了极端派与温和派的观点，又将两者的观点都拒之门外。但这个更接近实际斗争意义的观点最终获得了胜利，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在印度领土上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这对于长期陷入盲且状态的独立斗争来说，实在是一剂强心针。1920 年 12 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年会上，甘地的纲领没经过太艰巨的斗争便获得了胜利，年会还通过了甘地主持起草的国大党新党章。在这次被称为“甘地的大会”上，非暴力不合作作为一条不可置疑的原则，被牢固地确立下来。

1921 年，工人罢工增加到 396 次，殖民政府中的印度职员抛弃工作，大学生纷纷加入国民义勇团，全国掀起了手摇纺织运动的高潮，以抵制英货。广大农村也出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怒潮。1922 年 2 月，联合省的曹里曹拉村农民举行游行，遭到警察射击，愤怒的群众袭击警察所，烧死了 22 名警察，

殖民当局采取了报复措施，杀害了 44 名农民，流放了几百人。甘地没有谴责殖民者的暴行，却声称这是自己“最惨痛的耻辱”。曹里曹拉事件成了甘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借口。1922 年 2 月 12 日，国大党通过了决议，对曹里曹拉群众“惨无人道”的行为表示遗憾，并说“农民拒绝向地主缴租是违反国大党的决议和损害国家的最高利益”，宣布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

1924 年从监狱出来后，甘地把运动主要放到了抵制英货、推行自产上。同卢梭一样，甘地也认为现代的文明是罪恶，它使人在残酷的竞争和损人利己的疯狂行为中堕落。印度不是被刀剑统治，而是“压抑在现代文明之下”。更主要的是，他看到抵制英货给英国人带来的直接而巨大的打击。于是，他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了规模空前的自纺运动。他自己也在家里竖起了一个自纺棉纱的手摇纺织机，还组织一次大会把英国布匹和用英国布匹做的制服烧得干干净净，无数的人响应他的号召，整个印度用纺车浑浊的吱嘎声传递着他们的不满与信心。

甘地不仅自己不怕坐牢，他也号召人民不要怕坐牢。执行非暴力策略，坐牢本身就是一个最坚强有力的部分，这一认识使监狱不但失去了其望而生畏的震慑力，反而使人们觉得坐牢是一种光荣。甘地自己在被监禁一次后，于 1932 年又一次被投入监狱。他在印度的监狱中度过了 2100 天。但他仍然无所畏惧。说：“对我来说，监狱是圣堂”。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从 1930 年 3 月 12 日甘地发动的“食盐进军”

开始的，这一天甘地率领 78 名门徒从阿麦达巴德出发，走了 3 周多，于 4

月 5 日到达丹地海滨。他们在海滨自制食盐，号召人民反对“食盐专卖法”。甘地的“食盐进军”点燃了全印度抗英斗争的烈火。但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快又发展为暴力斗争，在吉大港、白沙瓦、绍拉普尔和加尔各答等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

受到强烈震憾的英国人调集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但在警察狂飞乱舞的大棒面前谁也没有反抗，面对横飞的子弹他们也照样挺起胸膛。这招失败后，当局只得采取妥协办法，于 1931 年 3 月 5 日签订了有名的《甘地—欧文协定》。但这个协定只是使不合作运动得到了短暂的平静。当英国人照旧大肆镇压人民的事实发生后，1932 年 1 月 1 日和平抵抗运动再次爆发。无可奈何

的当局于 4 日逮捕了甘地，并用更严厉的手段镇压抵抗运动。直到 1934 年 5 月，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作为一个阶段停止下来。

这次卓有成效的运动极大地唤醒了印度人民的独立意识，也使得印度独立在英国人心目中被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动广泛的群众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使国大党穆斯林组织和英国人都相信，印度独立已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印度内部复杂的矛盾此时已愈加明显。在甘地被捕后留下的政治空间中，国大党与穆斯林组织相互攻击，互不妥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流血冲突不断发生。整个印度又陷入到宗派纷争之中。英国人逐渐对印度国内纷繁的局势丧失了信心，不准备在这儿长期染指了。1940 年 10 月，甘地再次发起不合作运动抵制英国在二战中让印度参战、却又对印度的要求毫无诚意的做法。但随着局势日渐吃紧，英国人终于迫于战事的压力而妥协。1946 年 2 月 18 日，皇家印度海军新兵又因英国人的某一阴谋败露而发生哗变。英国人对于印度国内的统治已实在无力支撑下去了。

终于在 1946 年 2 月 19 日，英国首相宣称将“与印度公认的领袖们协力，以促成印度完全自治的早日实现”。在印度国内日趋尖锐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的对立中，英国政府于 1947 年 2 月 20 日作了一个重要的声明，宣布

最迟在 1948 年 6 月退出印度，并在蒙巴顿勋爵的安排下完成政权移交。

1947 年 6 月 3 日，蒙巴顿在广播中发布了印度人民为之奋斗了两个世纪的历史性公告，这便是“政权移交办法”。在印度人欢呼独立的同时，他们无比悲痛地看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余下部分，已被活生生分成两个国家。

1947 年 8 月 15 日，政权正式移交，它庄严宣告了印度的独立。印度人民终于以具大的牺牲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赢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