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

1770 年 12 月 16 日，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的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父亲是个不走运的男高音歌手，自负而无聪明可言，且酗酒成性。女仆出身的母亲是他全部爱的源泉。这样的家庭实在无法给予贝多芬温情。一开始，人生对他来说就是悲惨和残酷的。他的父亲想开拓儿子的音乐天分。贝多芬 4 岁时就被关在家里，陪伴他的是羽管键琴或一把提琴。少年时代的贝多芬不得不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钱买面包，这个遭遇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音乐家，直到他进入天堂。11 岁时他加入戏院乐队，13 岁他当了大风琴手。1787 年贝多芬的母亲去世，贝多芬痛苦万分，“她对人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 谁又比我更幸福？”17 岁的贝多芬就靠技艺养家糊口了。看来贝多芬的那个男高音父亲并非鼠目寸光，相反，他具有“远见卓识”。儿子稚嫩的肩膀托起了生活的重担，虽苦苦支撑，毕竟尚能过活。

悲惨的童年并没有使他憎恨生他养他的故乡，他一直对波恩和莱茵河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从没有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和爱抚；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处，蓝色的山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弃的古堡⋯⋯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终了，但这种思念却也是凄凉的，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但直到升到天国也未能如愿。

母亲去世后，贝多芬进入了波恩大学，不久，又离开故乡，住到音乐之都——维也纳。这个美丽的城市给了他一生的酸甜苦辣。他从此就住在维也纳，直到撒手人寰。赞美和嘲弄、鲜花和唾沫都是贝多芬从这里得到的“奖品”。

贝多芬一生总是伴随着悲苦。他刚刚在维也纳站稳脚跟后，厄运就光顾这个“熟人”了。1796 年，他的耳朵聋了。耳朵日夜作响，内脏也受到剧烈痛楚的折磨。好强的贝多芬开始守口如瓶，他避免见人，以使他的残废不致被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但到了1801 年，他再也不能缄默了。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芒达⋯⋯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极了。得知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衰退了。⋯⋯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之所，固然我曾发誓要超临祸害⋯⋯ ”这是多么伤心欲绝的内心吐露！贝多芬此时也被这深深的痛苦折磨得几乎绝望了。对贝多芬来说，命运太不公平了。

然而，贝多芬没有向命运屈服，当他的爱人弃他而去后，他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甚至他还给兄弟写了遗嘱，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但是，他的坚毅的天性使他不能在遇到磨难时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 年，他很想到威斯特伐利亚王奚洛姆·波拿巴的宫廷里去。但维也纳的音乐源泉是丰富的，

我们也不该抹煞那里常有一些高贵的鉴赏家，他们感到贝多芬的伟大而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等天才的羞耻。维也纳的几个贵族答应送给他丰厚的年俸，条件是留在维也纳。同科学一样，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音乐家却有他的祖国，贝多芬留下来了。

不幸的是，这几个贵族并没有完全履行诺言，他们不久就停止付给贝多芬年薪。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也七零八落，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从此他更孤独了，更落魄了。他在笔记中写到：“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贝多芬的生活是悲惨和不幸的。

耳聋给贝多芬的音乐事业带来了巨大困难。在费德里奥预奏会上，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预奏。显然，他听不清台上的歌声，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歌手们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一片混乱。连续几次都是这样。毫无疑问，在他的指挥下是不能进行下去了。当他知道症结后，一口气跑回家，一动不动地倒在床上，一言不发。巨大的痛苦无情地折磨着他。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挥不起指挥棒意味着什么啊！贝多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指挥棒。

与此同时，缺钱的烦恼一直困扰着他，把他弄得疲惫不堪。他的老朋友斯普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仅仅是因为靴子穿洞之故。他经常对出版商负着重债，那些以后名扬天下的作品在当时却卖不出钱。《D 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的全部美妙的奏鸣曲—

—每曲都得花费他好几个月的工作，可只给他挣了少得可怜的钱，可恶的钱！ 他用血泪写成的四重奏，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却一文钱都未曾拿到。这一切把贝多芬煎熬完了。

他虽然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但死神还是来了，慢慢地走近了这个傲视一切的老人，严格地说他还不是老人。上帝正在向受尽苦难的他伸出邀请之手。1826 年 11 月终，他得了肋膜性感冒，他病倒了。仅仅三个月时间，运动家般的体格就让病魔给压垮了。

“喜剧终场了”，这是音乐家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终场的真是喜剧吗？

贝多芬总是抱着一股炽热的感情，爱上这个或是那个女人。这些爱情好像永远都是非常纯洁的，没有半点的杂质。

他的热情与欢乐之间毫无连带关系。他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 厌恶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这样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欺骗、作爱情牺牲品的。他不断钟情，如痴如醉，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是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探寻到的；直到相当的年龄， 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 年，贝多芬爱上了琪丽哀太·琪却尔第。他为他心爱的人儿谱写了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现在我的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他满怀热情地向朋友如此表达欣喜之情。爱情点燃了他的生命之火。遗憾的是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爱情的细言软语，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钟爱的人。风骚、稚气、自私的琪丽哀大使他苦恼不已，火热的爱如同划破夜空的一颗流星，炽热地燃烧过后，给贝多芬的内心世界留下的却是一片黑暗、悲哀和破碎⋯⋯

上帝总喜欢捉弄不幸的人。上帝慷慨地给了贝多芬绝世无双的音乐天才和高尚的胸襟。可是他的外形却粗短、墩实，甚至于丑陋。而且他总是与金钱和地位无缘，他的一生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他的这一切也注定了他的悲剧：上帝在他的血液里灌满了对美丽女子最丰富、最热烈的爱欲冲动，却没有同时赋予他吸引这种女性的全部男性条件。

琪丽哀太离开贝多芬不久，贝多芬又喜欢上了丹兰士·德·勃伦施维克。她出身匈牙利的贵族的家庭，她很漂亮。贝多芬是他的音乐老师。有趣的是丹兰士小姐恰好是琪丽哀太的表姐。贝多芬的音乐天才吸引了这个贵族小姐。尽管双方发现对方较晚，但毕竟相会了。

丹兰士是位多才多艺的女性，擅长绘画。她曾把自己的一幅肖像画赠给贝多芬。题辞是：“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新的爱情给贝多芬带来了新的生命，带来了艺术的智慧之光，它写了一首两个乐章的短奏鸣曲——《丹兰士奏鸣曲》，这首奏鸣曲化成了宁静、眷恋和千种风情，《丹兰士奏鸣曲》的旋律给人一种春光明媚、杏花疏影的诗意感觉， 爱情是贝多芬人生沙漠中的一汪清泉。

丹兰士老早就爱上了贝多芬，但是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绝望，爱情之火熄灭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谁都没有忘却这段爱情。贝多芬一直没有忘记丹兰士，可以说在贝多芬漫长的罗曼史上，丹兰士是他唯一的不朽的爱人，直到两人分手多年后， 他仍然深深地爱着她。“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然和第一天见到她时一样跳得剧烈⋯⋯”他还制作了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贝多芬晚年时， 一位朋友无意中看到这位老人独自拥抱着丹兰士的肖像画，哭着，自言自语着：“你这样地美，这样地伟大，和天使一样。”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

在西方大作曲家的生活和创作中，爱情总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贝多芬同女性的关系尤为突出，且别具一格。柔美、纤细而体弱的苗条女性对贝多芬具有无穷的魅力。贝多芬的恋爱对象大多是他的学生，且都是漂亮的贵族小姐。贝多芬为他的情人们谱写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一直流传后世。

对爱欲的渴望，对大自然的爱，这两种感情在贝多芬音乐中总是浑然一体，息息相通的。善良、美丽的永恒的女性成了贝多芬音乐艺术创造的源泉， 成了他追求美的王国和理想人格完成的引导者之一。离开了这些美貌的小姐，贝多芬的创作源泉会受到限制的。

贝多芬脾气暴躁，性格傲慢，尤其是生活上的落魄，感情上的失意，令他性情极其乖张，随着岁月的消逝，他愈加愤世嫉俗了。

他常常会勃然大怒，悔恨交加。有一次猛烈地爆发一阵后，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最亲爱的，最好的朋友！我在你面前表现得多么不成体统！我承认我不配赢得你的友谊。但是感谢上天，我并不是故意或存心对你那样出言不逊，是不可饶恕的轻率使我看不到事物的本质⋯⋯”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贝多芬不是天才，只是个怪物，是个疯子！他对朋友怒声斥责，对仆人们摔掼书本，甚至当面冒犯他的庇护人。作为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艺术家，他的生活要依靠“善心的”权贵们给予施舍，冒犯庇护人意味着他有失去生活来源的危险。有一天晚上，他到西里西亚李希诺夫斯基王子的城堡去，发现里面住了一群法国军官，贝多芬对拿破仑的士兵极其反感，这些军官是侵犯西里西亚的拿破仑的爪牙，看到侵略者成了王子的座上

宾，贝多芬不禁满面怒容，热情的法国军官们恭敬地请伟大的音乐家给他们表演，贝多芬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城堡的主人兼他的庇护人李希诺夫斯基也要求他演奏，他以玩笑的口吻说：“你要么为我们演奏，要么就像个战俘似的被监禁在城堡里。”狂傲的音乐家气得浑身发抖，一言不发地冲出了城堡。他在倾盆大雨中步行了几公里到了另一个村子。在等邮车时音乐家给王子写了一封著名的信：“王子！你之成为王子，靠的是机会和出身。我之所以成为我，靠的是我自己。世上有的是王子，将来也还会有千百个，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贝多芬！”这就是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

作为老师的贝多芬，有时出言尖刻，他对一个学生说：“你得老老实实地给我练琴，我的少爷。要练很长时间你才能意识到你根本就不能弹琴，这是高雅的艺术，不是玩网球。”就是在女学生面前也是如此。他的学生埃特曼男爵夫人曾这样说他：“狂暴么！是的，但那是一座火山的狂暴与火焰， 是大自然本身的伟大力量，因为他的心里有一个巨人。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会把乐谱撕得粉碎，踩在地上。”伟大的贝多芬的确与常人不同。特殊的生活环境塑造了他这种独特的性格。

歌德是很受贝多芬推崇的，但对于这个世界，德意志的这两位巨人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据说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一道走过泰普里茨街，遇见皇室的人，这里面有奥地利的皇后和一大批公爵，谦恭的歌德顺从地站到路边， 脱下礼帽，向贵族们深深地鞠躬。贝多芬却头戴礼帽，背着手，满不在乎地从皇家人士中间走了过去。事后，贝多芬这样写道：“君主与公卿尽可以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以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是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越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 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 我们远远就看到了，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了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按帽子，扣上外衣扣子，背着手，朝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尔夫对我脱帽， 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些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旁，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有人认为，歌德的哲学是奴隶的哲学，而贝多芬的哲学是自由人的哲学。但如果说歌德的恭顺不是更理想的哲学，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实际的哲学，他处事谨慎，过着安逸的生活，而贝多芬则恰恰相反。尽管贝多芬的言行古怪异常，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把金钱只看成一种方便的东西，可能用来帮助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朋友，有时，他甚至用一部分作品去周济朋友。

贝多芬著名作品是特定的时代产物，是在许多音乐家作品上的升华。 18 世纪下半叶在欧洲，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法国启蒙运

动反对封建特权，提倡回到自然和合乎人性；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反对封建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和创作自由，这些都对音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来依附于宫廷的音乐家，为了摆脱封建贵族的奴仆地位，成为独立自由的艺术家而进行不懈地奋斗，并将原来作为封建贵族娱乐品的声乐和器乐，提高到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丰富的感情内容的艺术作品。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德意志产生了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对以音乐形式和内容的革新有杰出成就的大作曲家，他们都在维也纳度过创作的成熟期，而他们的作品又都成为后世音乐的典型。因此，以他们为代表的作曲家被称为“维

也纳古典乐派”。

格鲁克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先驱，他开创了古典乐派的先河。此人在 20

多年里写了 20 多部意大利式的音乐剧和多部法国式喜歌剧。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日趋程式化的意大利歌剧所进行的改革。为了体现戏剧的真实性和真挚淳朴的表情，他扬弃了以炫耀技巧为能事的传统意大利歌剧程式，力求音乐与戏剧的统一。他的改革是卢梭“回到自然”和狄德罗“以自然为师” 的美学观在音乐上的反映。

接过格鲁克接力棒的是海顿。这个“交响曲之父”、“弦乐四重奏之父” 是个宫廷乐长，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奥地利各民族的民间音乐。海顿在原来以风俗性为主的器乐作品中注入了戏剧性和标题，并用独特的手法塑造出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他用交响曲的戏剧性体裁来反映社会现象，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海顿之后是莫扎特，他被称为“神童”。17 岁时就成了很出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的作品遍及各种体裁，尤以歌剧、协奏曲和交响曲为最重要。他的作品往往显示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锐气和毅力，洋溢着“狂飙突进”的精神。莫扎特短短的一生共写了 50 部左右交响曲。最重要

的 3 部是在 1788 年夏季的一个半月写出来的。3 部交响曲表达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天真无邪的欢乐情绪、真挚动人的抒情气质和刚毅豪迈的英雄气概。可惜，莫扎特只活了 35 岁，英年早逝。但他那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激励着后辈们，尤其是贝多芬将它继承并发扬光大。

格鲁克是乐坛上的修辞家；海顿是数学家；莫扎特是诗人；贝多芬是哲学家。

在整个西方音乐史上，贝多芬是一位乐圣；是一位浪漫派、古典派相融合的艺术大师。

他立意高远，取径宽广，博取了巴赫、莫扎特和海顿等伟大先辈的艺术成就，以采其华、穷其超、极其变，功深日远，渐次铸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骨力，形成了自己的特有风貌，把德国古典音乐推向至高的境界，同时又开创了德国浪漫派音乐的先河。

20 到 32 岁是贝多芬的早期创作阶段。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作品不论在风格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没有跳出巴赫、海顿、莫扎特的传统。

贝多芬极力推崇巴赫，认为没有“德国音乐之父”巴赫，就不可能有贝多芬。

巴赫作品于贝多芬，乃是不断发现、赞叹和钻研的源泉。比如，贝多芬13 岁时创作的一些赋格曲和前奏曲，便直接受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影响。早年贝多芬刚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征服西方世界乐坛的时候，苛求的音乐首都人首先欣赏他手指下的东西，正是他那完美无缺地演奏巴赫《平均律钢琴曲》的灵气、理解力和技巧。

贝多芬曾求学于莫扎特和海顿。“天才”莫扎特给贝多芬以深刻的影响。莫扎特一生写下的 20 多首不朽的钢琴协奏曲所达到的高超艺术境界，预言了后来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的咄咄逼人的雄风。同样，莫扎特在交响曲方面的艺术成就孕育了贝多芬的交响曲——空前绝后的伟大灵魂。莫扎特对贝多芬的影响是巨大的。

贝多芬从海顿那里学会了对位法和根据主题来作曲。26 岁的贝多芬写的三首钢琴奏鸣曲就有不少海顿的影响痕迹。

《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都是早期的代表作，贝多芬青少年时代的蓝色梦幻、光辉的理想同一种毅力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

33 到 47 岁是贝多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作时期。《英雄交响曲》即《第三交响曲》则是新时期浪漫音乐的开端，这部作品是贝多芬的第一个“自身反思”，是他第一次“走入自身之内”的见证。《英雄交响曲》成了贝多芬精神世界的表述，成了他自身存在的反思。

被西方许多音乐评论家交口称赞的三首弦乐四重奏是这个时代的作品。这三首曲子是“一扇神秘的幽门，它一直通向贝多芬迷宫最深邃的内部”。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以及《第五钢琴协奏曲》和《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也都是从贝多芬灵魂最深处涌现出来的旋律。

贝多芬在交响乐领域里，大大超越了前人，成为“世界精神的代理人”， 并向“绝对精神”挺进，向“认识的王国”挺进。

《第四交响曲》创作于 1806 年，贝多芬此时正沐浴在爱情的阳光下，丹兰士小姐的温情融化了作曲家心头的坚冰。作品充满了轻快、明朗和幸福感， 爱情的潜流在作品里潺潺流淌。

《第五交响曲》（即《命运交响曲》是这个时期贝多芬的创作最高峰， 贝多芬将烦恼、苦闷、压抑和孤独感一古脑儿地倾泻在五线谱上，莎翁的悲剧向我们暗示有一个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存在，它就是命运。每个人对命运的理解和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不同的：懦夫屈于命运而不思抗争，英雄则公然与命运对抗，《命运交响曲》用它的旋律教会我们获得一个洒脱的人生，鼓舞我们站起来与困境拼搏。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这两部作品是姐妹篇，都是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作品中充满了清新、可爱和逗乐的情趣，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高尚情操。

贝多芬一生饱经荆棘、苦难和痛苦。1814 年他迎来了身处逆境后扬名四海的无比光荣，全欧洲把他看成是自己时代最受欢迎的作曲家。“精神导师” 和“平民百姓的陛下”成了他的封号。

晚年创作时期是在他 47 岁以后，在这最后 10 年里，贝多芬的疾病和耳聋严重加剧，创作风格更趋向内在化。此时，他的精神愈益向自身深入，并从一个更高的阶段开始，向“绝对精神”迈进。

晚年的贝多芬常在沉空守寂的孤境中安排思索，品味人生的甘与苦。作为古往今来第一位伟大的音响诗人的贝多芬，他那多愁善感、随触而应的天性，在艺术创作中得以一一流露、申诉和祈祷。

在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第九交响曲》为他提供了机会。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 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唱，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 把它紧紧搂在怀里⋯⋯

《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的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交响曲引起了狂热的骚动，许多人都哭了。《第九交响曲》使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自己的痛苦。

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的精神已经达到了“精神王国”， 即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最后完成阶段——哲学。这便是意志在生存中表现它自己的东西。

如果说《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达到“绝对精神”最后完成阶段的一部作品，那么，《C 小调钢琴奏鸣曲》也同时宣布了终点的光辉到达。终点到达了，贝多芬的生命之花也开始凋谢零落了。

贝多芬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是静止的空气里，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 一阵复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曲》和《命运交响曲》。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 1810 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集，它们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二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飚中重新出现。即使欢乐本身也蒙上了苦涩与犷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合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黄昏将临，雷雨也在酝酿着，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夹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天空的夜色给赶走了。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1827 年 3 月 26 日，贝多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孤寂中离开了人世。死神割断了他的生命琴弦；一盏明灯熄灭了！这是一盏什么样的明灯啊！千百万个昏睡的大脑因他的音乐而苏醒，千万颗受了伤的心因他的音乐而愈合。拉美反殖民统治的英雄玻利瓦尔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西班牙统治者对拉丁美洲殖民地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广大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拉丁美洲掀起了波澜壮阔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反殖民统治的英雄，其中最著名的有圣马丁和玻利瓦尔。他们一南一北率领大军冲击着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

西班牙人以血与剑征服了南美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自然也就成了那些土地上的宗主国。既然如此，那么美洲的黄金白银成吨地运往欧洲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不过到了 18 世纪，崇尚理性的风气席卷了全欧洲，南美洲也受到了它的感染。人们普遍地开始思考人性的问题，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找到了答案，法兰西在 1789 年革命中更是将自由之光照亮了世界。一时间，寻获自由与独立便在宗主国统治的地区聚成了一股潮流。在南美， 玻利瓦尔是树立这面旗帜的第一人。

西班牙人在南美广大殖民地建立了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实行控制；并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把南美洲的金、银等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西班牙去。

经过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在南美洲殖民地居住的更多的是混血人， 尤其是委内瑞拉。还有为数众多的土生白人，所谓土生白人即在殖民地出生的、其祖先是白人的白人，他们在殖民地享有至高地位，与从宗主国派来的

监督的官员、军队居于统治地位。

土生白人对宗主国的统治开始不满，他们要求独立，进行政治和思想上的改革。在反对宗主国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土生白人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者。

1783 年 7 月 24 日，西蒙·玻利瓦尔出生于加拉加斯。加拉加斯是一个简陋的城市，是统管委内瑞拉各省的首府。

玻利瓦尔出生时，其家族已是地位显赫了，他们通过不断的联姻关系与加拉加斯最早的征服者和定居的家族结合在一起，而在加拉加斯有极大的势力和影响。但可惜玻利瓦尔在 2 岁半时丧父，9 岁时又丧母，而成为孤儿， 于是便被置于监护人的护理下。他受到了当时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富家子弟的最好的教育。其中，对玻利瓦尔起影响最大的还是西蒙·罗德里格斯先生。

罗德里格斯先生在西班牙极负盛名，他对于社会改革有一些异乎寻常的见解。尽管在那个时期，欧洲正在休养生息而其他国家的人民只想从欧洲学习各种思想与制度，罗德里格斯却大胆地写下了这样的意见——欧洲是无知的，不是在文学、科学、艺术和工业上，而是在政治方面，漂亮的面纱掩盖着旧世界最可怕的贫穷和丑恶的面貌。这是多么伟大的预见啊。因为正是一个世纪以后，这种贫穷和丑恶造成的恶果才开始显露出来，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社会隐伏着危机。

在罗德里格斯老师的巨大影响下，在玻利瓦尔心灵的深处唤起了对自由、正义及一切伟大和美好事物的向往。他坚信：成功之路在于不断改革。而这正是他后来能够坚持不懈、勇敢顽强地为了拉丁美洲的解放而斗争的原因。

1799 年 1 月 19 日，玻利瓦尔离开加拉加斯，乘船经墨西哥和哈瓦那， 到达西班牙马德里城，投靠他的舅父埃斯特万。

1802 年 5 月 26 日，他在马德里与特蕾莎·托罗小姐成婚，不久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加拉加斯。

如果说第一次欧洲之行并没有使他确立政治志向，那么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则履行了上述使命。

特蕾莎的死给玻利瓦尔以沉重打击，以至于使他对早已作了周密安排的留在委内瑞拉的计划都感到憎恶，于是他再次前往欧洲。这次与第一次有很大不同，第一次，由于年轻且没受过足够教育，而且又很早就谈上了恋爱， 因而其精力几乎全部用于照管自己及考虑成家立业。而这一次，生活中出现的空白使他一下子得到了某种解放。他先到西班牙，又从马德里去法国和意大利，这时，他开始关心政治事件，并渐渐投身于政治活动。

就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很有刺激的事。他同洪堡有一次谈论西班牙的殖民地南美洲有可能会独立的问题，这位学者对他说：“我认为您的国家条件已成熟，但是我没有发现有能力完成这一大业的人。”这可能就是促使玻利瓦尔投身于解放南美洲这一伟大事业的契机。

1805 年 8 月，玻利瓦尔同罗德里格斯及特蕾莎的堂兄弟前往意大利。在这次旅途中，玻利瓦尔向两位伙伴郑重发誓要为南美洲的独立而献身。1807 年玻利瓦尔到了美国。美国的民主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这样的事实：共和政权开辟了一种新的精神面貌，社会下层能在不发生暴力和混乱的情况下，有机会参与领导国家，获得物质利益或赢得名望。美国的民主制

度给玻利瓦尔的影响是巨大的。玻利瓦尔投入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807 年，玻利瓦尔回到加拉加斯，此时那里的人们正在热烈谈论着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将军为解放祖国而从西部登陆未获成功的那一事件。

米兰达出生于 1750 年 3 月 28 日，也是加拉加斯人。他早年离开委内瑞拉到西班牙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在 1780 年，西班牙联合法国为帮助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取得独立，而在加的斯组织了赴北美作战的远征军，米兰达积极地参加了。就在他为了美国的解放而战的时候，他开始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不满，决心用武力争取南美殖民地的独立。

1790 年 2 月 14 日，他去英国寻求帮助，会见了首相皮特，介绍了他的解放南美洲的计划：米兰达计划在南美成立一个除巴西外以密西西比河到合恩角的新国家，并希望英国能在海上牵制西班牙的力量，等新国家成立后再对英国偿还援助⋯⋯但是他失败了。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米兰达又前往法国。在那里，他以陆军中将的身份为了捍卫法国人民革命成果而斗争，一直到 1793 年 7 月被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逮捕。

1798 年，米兰达离开法国，又回到英国，专心致志地筹划解放西班牙殖民地的事业。他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个个办法，让英军在委内瑞拉登陆并鼓动委内瑞拉起义，但这又没有成功。于是 1805 年 11 月米兰达到纽约筹款购买

物资，并招募了 200 余人组成远征军，于 1806 年从卡贝略港登陆进入委内瑞拉，但又被打败了。这次米兰达登陆计划虽然失败了，但在拉丁美洲广大地区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此时，玻利瓦尔已经成长为一名革命者了。祖国的政治形势成为玻利瓦尔所唯一全神贯注的问题，他从米兰达手中继承了解放拉美的伟大事业了。 1810 年 4 月 19 日，在加拉加斯发生了革命，成立了完全代表土生白人

力量的新政府。一星期之后，加拉加斯的执行委员会就号召美洲所有的市议会像委内瑞拉一样行动起来。

专门主管外交的政府部门是由胡安·罗西奥博士领导的，在他指示下， 新政权准备派出若干外交使团去争取外国支持，最重要的工作委派给了西蒙·玻利瓦尔，同他一起出使的有路易斯·门德斯和安德烈斯·贝略，三人一起前往伦敦执行任务。在伦敦，他们遇到了米兰达。

米兰达、玻利瓦尔和贝略这三位杰出人物的抱负使拉美新世界具有更多的新意。他们的活动时间顺序紧紧地前后相接；米兰达在 1810 年开始倡导自

由，直至 1812 年失败，他始终是力主南美洲大陆统一、并策动南美洲革命之中心人物；1812 年玻利瓦尔作为思想家和领袖，以其《卡塔赫纳宣言》和首战胜利而初露锋芒；1830 年玻利瓦尔去世后，贝略开始了传播文明的工作， 这一工作涉及面极广，具有长期影响。

对于玻利瓦尔和贝略而言，与米兰达会见必然会是一件震动他们思想的大事。米兰达和玻利瓦尔会谈了政治和将来如何执政的问题。米兰达刚刚 20 岁就率领他的连队跑遍了西班牙，西班牙的落后的政府工作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还曾不断地观察他到过的所有国家的政府工作，因而现在他滔滔不绝地发挥自己对市政、法庭监狱、矿业等等的见解与设想。而玻利瓦尔如饥似渴地听取其讲解。米兰达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玻利瓦尔等人。

1810 年 12 月，玻利瓦尔返回了委内瑞拉。此时，委内瑞拉决定使革命

具有宪政的形式，最高执政委员会召集的议会于 1811 年 3 月 2 日开幕，7 月

5 日宣布委内瑞拉独立，1810 年 12 月，新国家的宪法得到通过。它明确规定了要进行共和和民主性质的革命，并且明确提出了“美洲各地方议会为建立美洲和西班牙邦联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的宗旨，因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委内瑞拉的独立行动引起西班牙当局的不安和恐惧。西班牙决定用武力

来扑灭独立运动的烈火，恢复西班牙的统治。

西班牙摄政当局下令封锁其海岸，并控制了委内瑞拉西部和出海通道的科罗和马拉开波两城市。而东部的圭亚纳在其宣布拥护共和政权之后不久， 便又落到了保皇派手里；最高执政委员会组织了一次由托罗侯爵率领的对科罗的远征，被驻守的西班牙都督打败了；而一支由海军中校多明戈·蒙特维尔德率领的西班牙正规军增援科罗的保皇派，并向内地开进⋯⋯形势发展对委内瑞拉越来越不利。

更不幸的是，此时，共和国内部也正在瓦解，政府软弱无力，在群众心目中失去其应有威望，而且土生白人在获得领导权后，就矜持骄傲起来，当地贵族便抛弃他们。人们宁可要原来的君主政体也不愿他们得势，所以多数群众倒向保皇派。而最终造成了国家的失败。

共和国面对这种严重危急的局面，而不得不采取措施，米兰达取得了独裁权。米兰达面对严峻形势，他并未泄气退缩，而是极力想扭转局面，但时间已太晚了。

1812 年 6 月 30 日，玻利瓦尔驻守的要塞卡贝略港由于叛乱而失守。米兰达不得不让步了，他凭借手上仅有的兵力与蒙特维尔德谈判。7 月 25 日在圣马特奥签署了向保皇派投降的文件，新成立的共和国就这样被颠覆了。委内瑞拉独立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受到了挫折。

独立革命失败后，玻利瓦尔逃亡到了库腊索岛，又去了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在那儿，玻利瓦尔进行了反思，重申了南美大陆必须统一的思想， 南美洲的解放和南美洲各国未来的命运要求所有的革命者永远抛弃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猜疑。同时，他又决心找出委内瑞拉革命失败的原因，以此作为教训提供给共和派。他分析的原因有：实行松散的联邦制，不能有效地调集军队抗击敌人；实行民卫部队制，既费钱又无效，缺少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正规军；政策过于宽大无边，镇压反革命不力⋯⋯。实践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并且成为日后解放者斗争的宝贵经验。

在新格拉纳达所处的短期内，他在军事上也取得了不小成就，几次要打败保皇派，并在库库塔战役获胜，而被提升为准将。

在那一时期，一位委内瑞拉上校给玻利瓦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将军，如果两个人就足以解放祖国的话，我愿意跟随您左右。”从而坚定了玻利瓦尔率军打回委内瑞拉的念头。因为此时他拥有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而且所有居住于新格拉纳达的委内瑞拉人，都公认他为领袖。于是他向政府提出要求。1813 年 5 月 7 日，命令下达了，但仅限于攻占解放委内瑞拉梅里达和特鲁希略两边境省份。5 月 18 日，玻利瓦尔率军占领了梅里达城。在梅里达城，玻利瓦尔首次被人们称赞为“解放者。”6 月 10 日，他们又打败了西班牙军，占领了特鲁希略城。

不久，玻利瓦尔统帅大军向加拉加斯进军了。准备同爱国者圣地亚哥·马里尼奥上校的部队一起，对西班牙军队进行东西夹击。8 月 7 日，玻利瓦尔

的部队进入加拉加斯城，蒙特维尔德逃到卡贝略港。8 月 8 日，玻利瓦尔便通报新格拉纳达说，委内瑞拉已获得解放了，剩下的事便是由他亲自来组织政府了。

为了巩固政权，玻利瓦尔首先实行军权与政权的分离，为此他把当初三人执政委员会中的克里斯托瓦尔·门多萨请回来任加拉加斯省长，而他自己则任共和军总司令，被授予了最高军事权力。

保皇派反对独立运动，委内瑞拉全国再次陷入了战争。由于外围的封锁， 爱国者的军队总是缺少武器，而且他们还遭到了农民和奴隶的反对。

尽管爱国者军队打击保皇派，取得了几次胜利，但 1814 年 6 月 15 日的

拉普埃尔塔的失败使共和国精疲力竭了。到了 1814 年底，整个委内瑞拉落入了保皇派手里。

玻利瓦尔又回到了新格拉纳达，受到了国民议会长的热烈欢迎。在 1815

年 5 月他又前往牙买加，呆了 7 个月，进行了阅读和思考。作为思想家，这段流亡时期他颇有收获，他那篇光辉的书信（《发自牙买加的信件》，对委内瑞拉及南美洲革命的经历与前途作了总结和估计）就是在金斯敦写的。

1815 年 2 月，西班牙又派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来镇压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为了援助被西班牙军队围攻的卡塔赫纳城，玻利瓦尔筹款购买了两艘战船，带着一部分人离开了牙买加。途中他们得知卡塔赫纳被西班牙攻破后， 他们就驶向了海地。

由于玻利瓦尔坚信：“一个事要做好，就必须做两遍；就是说，第一次教会第二次。”所以，尽管他失败了，但是他仍然坚持斗争。

1816 年 3 月 31 日，玻利瓦尔组织了军队从海地城镇列凯出发，向委内瑞拉东海岸的玛格丽塔岛进攻。不久，他又转兵指向加拉加斯西边的奥库马雷德拉科斯塔，准备在那里登陆，但这些努力最终失败了，玻利瓦尔又逃到海地。海地总统佩蒂翁热情接待了他，并给玻利瓦尔提供了大量援助。玻利瓦尔凭借各方面收集来的人力和物力又返回了委内瑞拉，重新投入到拉美的独立运动中。

1817 年 1 月 1 日，玻利瓦尔又一次遭受了挫折。l 月 9 日他们在克拉林内斯一败涂地。于是，他又前往爪亚纳与皮亚尔会合。后来，为了维护政府的尊严，为了全体的安全，他不得不处死了皮亚尔。

总之，1817 年仿佛噩运跟定了玻利瓦尔一样，但他毫不气馁，后来，形势开始逐渐向有利于爱国者一面转化了。因为一是爱国者们得到了洛佩斯·门德斯招募的外籍军团的增援；另一是占据了阿普雷平原的割据者何塞·派斯承认了玻利瓦尔的权威，而把他的卡枪兵引入了爱国事业。到了年底，爱国者已巩固了对委内瑞拉东部的占领，并在南方控制了爪亚纳，还与西南方新格拉纳达的平原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一个围困委内瑞拉中部的庞大的弓形包围圈。

玻利瓦尔在 1818 年初第三次进军加拉加斯，打败了莫里略而迫使他匆忙

地撤向中部地区。在 1818 年末，玻利瓦尔在长期奋斗、重建共和国这一任务临近完成之时，做了两件大事：削平山头，消除了军事割据者各自为政的局面；重建了国家的法律制度。而且随着共和国威望的日益提高，原先站于保皇派的土生白人游击队越来越多地投奔到他的旗帜下来了。

此时，玻利瓦尔已能致力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重建共和国的工作了。在他的主持下，国会在 18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他发表演说，全

面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呼吁人们放弃 1811 年的宪法，而不能维持那种松散的联邦制；设立软弱无力的多头执政机构；主张公民之间实行平等； 同时他向立法者们疾呼为奴隶请命，要求让奴隶得到彻底解放；建议设立民选的众议院与世袭的参议院和一位由人民选举出的终身总统，等等

但这次会议上他遭到了拒绝，宪法否决了总统终身制。但不管如何，玻利瓦尔动摇了政治家们对宪法问题的习惯看法，没有建立三人执政制，抛弃了联邦制。

1819 年 6 月，玻利瓦尔统帅大军翻过了安第斯山，进入通哈省。他们在巴尔加斯沼泽地打败了西班牙殖民军。不久，玻利瓦尔又在博亚卡大获全胜， 俘虏敌人 1600 多人。萨马诺总督逃离了波哥大，玻利瓦尔乘胜占领了波哥大城。

在波哥大城，玻利瓦尔就开始筹划向总督辖区的北部与南部开战。在北部，他准备解放新格拉纳达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对委内瑞拉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并攻占马拉开波；在南部，他要解放基多，远及利马，以图彻底完成南美洲的解放事业。把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旧基多检审庭辖区联合成一个国家。

由于在博亚卡的胜利，以及委内瑞拉的新格拉纳达的战斗成功，玻利瓦尔掌握了大片领土，两国的土生白人更多地投向共和派的旗帜下；而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却惶恐不安，尤其是 1820 年初西班牙的自由党人革命成功，而使得原来要派去重新征服南美洲的新的远征军无法出发了。

不久，莫里略受命代表西班牙与共和派谈判，并在 1820 年 11 月 25 日双方在特鲁希略城签订停战协议。此后不久，便发生马拉开波市民起义事件而使这个停战协议流产。1812 年 6 月在加拉加斯以西的卡拉博博平原，西班牙远征军遭到了沉重打击。这样，到了 1821 年底，除了卡贝略港与科罗省之外， 整个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都获得了解放。西班牙殖地军的残余被歼只是时间问题了。

1821 年 8 月 30 日，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布成立了，玻利瓦尔任总统，桑坦德任副总统。玻利瓦尔又一次坚持军权与政权分开，而让桑坦德领导政府， 自己全权指挥军队。但玻利瓦尔对库库塔宪法深感失望，因为它没有考虑本国问题的社会背景，而是限于用宪法的老生常谈来掩盖问题。

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之后，玻利瓦尔一心一意要向基多与秘鲁进军，因为他的行动服从一个信念：只要西班牙人在美洲有一个重要的据点，那么整个大陆的独立都将受到威胁。

1820 年 10 月 9 日，基多以南的瓜亚基尔正式宣布独立。但这个城市仍与哥伦比亚等地方隔绝着，因为基多的北部和新格拉纳达南部都在保皇派手里，为此玻利瓦尔接受苏克雷的建议，派他率远征军从海路前往征伐瓜亚基尔，从南部进攻基多。1822 年玻利瓦尔率军再次越过安第斯山，5 月 24 日皮钦查的决定性胜利，使爱国者攻占了基多。

1822 年 7 月 11 日，玻利瓦尔到达瓜亚基尔，在那儿他与圣马丁进行了会晤，就一些与南美洲解放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议，并最后就军队指挥权达成相同意见，即由玻利瓦尔统一领导军队，解放保皇派占领的地方，而圣马丁则将在欧洲引退。

1823 年 8 月 7 日，玻利瓦尔启程去秘鲁，并于 9 月 1 日在卡亚俄登陆。

1824 年，玻利瓦尔指挥胡宁战役获全胜，从而使玻利瓦尔离他的目标更

近了。

1824 年 12 月 9 日，苏克雷率领南美独立军队在阿亚库巧决战中彻底打败西班牙殖民军，取得了反殖民统治斗争决定性的胜利。

胡宁与阿亚库巧两次战役使秘鲁取得了全国解放。1825 年 2 月，玻利瓦尔被授予终身总统的荣誉和“秘鲁之国父与救星”的称号，并把特鲁希略城命名作“玻利瓦尔城”。

1825 年 4 月，玻利瓦尔动身去南方各省作一次巡视，他想借此机会看一看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并进一步开展他一到秘鲁就开始进行的整顿政府的工作。而苏克雷指挥军队扫荡残余西班牙军队，并在上秘鲁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为纪念玻利瓦尔为秘鲁独立解放事业所做贡献，而把它命名作玻利瓦尔共和国——在不久就改名作玻利维亚。

玻利瓦尔通过 10 多年的艰苦征战，终于在南美洲打破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国家。

西蒙·玻利瓦尔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更在于他为重新组织社会所作的贡献。为了南美洲殖民地国家的富强和发展，他终生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南美政治实体。尽管他最后失败了，但南美人民永远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