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宪章运动

19 世纪的欧洲，充满了烈火、鲜血、刀剑和死亡；在不列颠的土地上，也掀起了一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业革命使得英国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日益残酷；父母在叹息，子女在呻吟，心中炽热的怒火，就要喷发。“鲜血染红了普里斯吞和勃莱克本的街头，而杀人犯尤未餍足。坚强起来⋯⋯ 鼓起勇气⋯⋯做一个男子汉！”工人阶级在蓝色的欧罗巴洲首次显示了他们强大的实力。这就是英国工人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在工人运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英国是进行产业革命最早的国家。英国产业革命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到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基本完成。产业革命是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一场技术革命。1840 年，英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45％，被称为“世界工厂”。产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工厂制的普遍建立，近代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也产生了。

由于资本愈来愈集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日益残酷，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

在 1832 年的议会改革中，英国无产阶级并未获得选举权及其他政治权利，辉格党执政后却颁布了“新贫民法”，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终于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更重要的还要进行独立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

1836 年 6 月，伦敦工人协会成立了，其前身为“争取廉价与正直报刊的工人协会”，木匠威廉·勒佛特成为该会的中心人物，该协会首先在出版业方面，尽一切合法手段，组织工人，作为全国范围内联系工人群众的机构，并竭尽全力协助并支援“我们的弟兄”。这个协会开始着重于宣传教育，但后来不久即展开群众运动，可以看为是宪章运动的前奏。

正当辉格党人在议会中对“厉行节约”的主张大加渲染和争吵时——该主张即“凡是工资不多的各个劳动人民阶层应当积聚充足的资财，以便在晚年自维生计”，实际上是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贫民靠更精粝的食物过活。工人协会的一个委员会被选举出来了，并且拟就了一份法案。这份法案体现了工人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要求，被称为“人民宪章”，正是这份宪章，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人民宪章包括六大要点，即成年男女普选权，议会每年举行一次改选，无记名投票法，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平均分配选举区域等。为了发动这个新的运动而随即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人民群众以高涨的热情参加了集会，接受了人民宪章，并且为之而大声疾呼“为它进行鼓动吧，不达到全部目标，誓不罢休”。

宪章运动机构——伦敦工人协会成立后，就为实现宪章进行比较公开的宣传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实干家威廉·勒佛特；另一个是著名演说家享利·文森特，他那流畅的口才和慷慨激昂的演说，赢得了大量的听众。他的动人心魄的语调把听众的热情煽动起来，有很多人完全出于好奇心，常来参加他的集会，参加的人各种成份都有，甚至有很多富有阶层的人。为了使宣传活动更深入更广泛，伦敦工人协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二便士快讯》，后改名为《伦敦快讯》。该报内容几乎全部报道政

治改革，有时也会涉及到一些人民生活疾苦的问题，它的伟大目标是把宪章制订成法律，使它具有约束力。由于伦敦协会的榜样，各地协会也创办了自己的报刊，以加强民主宣传，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时各地的主要报纸有苏格兰奥康纳创办的《北极星报》、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北方解放者》、爱丁堡的《真正苏格兰人》、伯明翰的《伯明翰日报》等等。

除了对人民宪章的大力宣传外，他们还在一些重大的中心地点，举行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每个星期日，都有大批人士加入“激进派”的行列。1838 年 5 月 28 日，工人们在格拉斯哥（英国南部一城市）自己举行了一次声势壮大的示威行动，几乎没依靠任何其他阶级的协助。浩浩荡荡的人群排成六列纵队，大踏步前进，而在整个路线的各条街道上，又挤满了稠密的人群，他们都渴望参加这项旨在实现政治改革的重大行动。据估计，不少于 20 万名健壮的劳动人民在这次盛大集会上显露了他们疲劳的笑容，天空中回荡着轻快的乐曲和群众热烈的呐喊。大会的主席阿特伍德在发言中非常有力而又富有感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疾苦，认为 1832 年的修正法案企图增进国家利益，到头来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接着阐明由伯明翰政治联合会达成协议的行动计划——联合中产阶级人士举行一次总罢工。最后，他大声疾呼：“反对我们的是所有的贵族、十分之九的绅士、庞大的牧师队伍和一切养老金的领取者、无功受禄的冗员、以民脂民膏为生的吸血鬼。”这次集会作为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到来的前奏，已显示了它非凡的影响力。

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人民宪章的原则，宪章运动领导人发起组织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发动起义的时刻。

1839 年 2 月 4 日，第一次宪章大会在伦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在领导人内部也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一种是道义派，这派人认为应该用一切道义的力量来抵拒一切反对力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另一派是暴力派，他们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宪章的六大要点。在会上，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哈尼为代表的极端暴力派，他们认为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能达到目的，并宣称举行武装起义的时机已到，起义已经迫在眉睫，一触即发，企图很快地将会议推向前进，通过他们的主张。但是许多代表都反对他的这种愚蠢而鲁莽的作法。而另一部分道义派的代表则坚持他们的主张，认为集会后即递交请愿书，而不应该采取扩大势态的某些步骤，这种意见，大会同样没通过并和暴力派一样受到批评。由于意见分歧很大，最终也没找到一个真正切实可行，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一些代表退出了宪章大会，从而使宪章运动派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削弱。

尽管首次代表大会遇到波折，群众的激昂情绪，尤其在较大的城镇中，仍然保持下去，而所有群众集会的参加者还是十分踊跃。大多数代表虽然都对暴力比较感兴趣，但普遍认为武装暴动的时机远未成熟，应着重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宪章六大原则的实现，而且对于集会请愿问题，若请愿书中发出的呼吁遭到拒绝，则必须采取某些措施，因为保证已经提出，而希望也已唤起。代表大会还于 2 月 16 日，通过了《宪章公会宣言》。宣言号召人民“⋯⋯ 你们所要求的就是普选⋯⋯这种权利决非人力所能公然剥夺，也是你们必须冒任何危险重新争取的——可能的话，用和平的手段；必要的话，就用武力”。宣言庄严宣告“如果当权者执迷不悟，痴想借助武力，那么一旦他们敢于动用武力来摧残不列颠的民主自由，他们立刻会碰到人民坚如磐石的意志的还

击——如不战胜，决不生还”。宣言还要求人民做到“处事审慎，言论稳健，意志坚定，行动果决。”这个宣言，庄严神圣地宣告了人民群众，无产阶级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并且要为之而奋斗不懈，而不管资产阶级新贵族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破环、阻挠，甚至于无情镇压。

早在 1838 年，伯明翰宪章派著名政治活动家道格拉斯就起草了一份将由全国民主主义者签名后呈交英国议会的请愿书，该请愿书大部分只提出了资产阶级的要求，该请愿书并不是一份成熟的请愿书，但它仍然重申了宪章运动的主要原则。请愿书上写到：“我们处于苛捐杂税的压迫下，可是还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商人在破产的边缘上挣扎；工人们饿得要死；资金不能获得利润，劳力得不到报酬；工匠的家庭什么也没有，当铺却堆满东西；济贫院拥挤不堪，制造厂却无人光顾。”“普遍选举必能，也唯有它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我们坚信它也会带来繁荣。”面对宪章运动的蓬勃发展，面对不断壮大的人民群众，资产阶级用尽心机，他们派遣大量间谍和叛徒混入集会队伍，企图诱致轻率从事的触法行为，然后就向那些罪犯猛扑，企图激怒群众走向疯狂和叛乱。他们在威尔士挑起扰乱，又在兰开夏诱致少数不够谨慎的人违背六项法令，举行操练和演习。他们用种种奸诈的手段，企图激起一次不成动的暴动，以此为借口解散宪章公会，禁止任何为要求人民宪章而召集的群众大会，并取缔仅存的一些宪法权利和保障；他们把一些仇视人民的敌人武装起来，企图来解除宪章运动者合法的武装。面对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宪章运动领导人告诫全体不列颠人民，应严格地遵守法令，同时还要充分做好准备，使压迫者同样遵守法令，准备用自己的武器还击任何以暴力压制和平运动的违背宪法的企图。

请愿书于 1839 年 7 月 12 日在议会提出，以 46 票对 235 票被否决。议会甚至提出，任用城市警备队在全国各地弹压和平性质的群众集会是必要和合理的。公开为那些镇压人民的资产阶级卫道士进行辩护，激起了人民的强烈愤慨。由于人民准备并不充分，又不具备条件，原计划 8 月 12 日开始实行的总罢工不能按期举行，大规模的抵制抗议活动也没有举行，威尔士及其他各地正在开始筹划举行武装起义。1839 年 11 月 4 日，几千名威尔士矿工在约翰·福劳斯特的领导下向新港进军，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新港起义”。这次起义达到了 1839 年宪章运动的高潮，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最终这次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是这次武装起义是工人阶级以暴力行动来谋求自己政治利益的伟大尝试。同时，也是工人阶级以革命的武力对付反革命的武力的伟大革命运动。

11 月 4 日上午，大约 1 万余名工人从威尔士矿山上走下来，向新港进发。晚上，尽管天公不作美，整夜下着倾盆大雨，工人们被淋得湿透，他们在阴沉的夜色中前进，约在次日上午 9 时，到达了新港。他们中许多人自备武器，一部分人扛着步枪，另一部分人执着长矛，第三批人带着草耙，第四批人拿着大头短棒，但相当多的人是赤手空拳，未带武器。到达新港后，群众首先奔向一个西门旅馆，一到旅馆门口，攻击立即开始，治安官、警察和特警被迫从街上退却，躲进旅馆。士兵们把守着窗口，而群众则往窗内攻击。由于武器装备差，加上敌人援兵的迅速赶到，这次起义失败了。

新港起义失败后，事件的主要领导人福劳斯特、威廉斯、琼斯皆被判死刑，后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的广泛舆论压力，减刑改为驱逐出境。前后约有 400 余人被判刑。

除了在新港地区，英国当局在其它地方也采取有力的手段镇压宪章运动，而且所用的方式就是利用最卑劣的爪牙来为他们制造罪状。例如，谢菲尔德的许多宪章运动者因被控进行阴谋活动和非法宣誓而遭逮捕。指控他们的见证人自认曾参加他们的阴谋，主要指武装起义，最后许多人被判刑。在辉格党政府疯狂的反攻倒算下，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一时的压抑正是酝酿一场更大规模风暴的前兆。

革命者是不会轻易被压垮的，在最后几名宪章运动被告还未被提审时，有些人已在努力对宪章运动团体进行改组了。最初的宪章公会，由于仅是地方性公会的集中，不利于对整个宪章运动的领导，在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许多协会现在已经名存实亡。1840 年 7 月 20 日，这天正好是星期一，代表们在曼彻斯特开会，商讨改组问题，拟定新的计划，使这个团体的地位有所改善。经过各郡选出的 23 名代表的热烈讨论，决定把所有地方组织合并成一个协会，命名为“大不列颠全国宪章协会”。这个新的协会的基础是人民宪章。协会规定，除了用和平合法的方式以外不采取其他手段来实现上述目标。另外，还通过了《全国宪章协会的组织计划》，并且规定了入会途径、会员资格与会员权利义务以及组织章程等。全国宪章协会的组成标志着宪章运动第二阶段的开始，它已摆脱动摇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而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英国的无产阶级便从过去自发地进行各种经济斗争，发展到有明确政治纲领、政治要求的革命运动了。

全国宪章协会的组织计划，普遍地被宪章运动团体所接受，在全国的许多城镇，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全国协会。这时，宪章运动的部分领导人即将获释，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新的希望。首先获释的领导人是威廉·勒佛特和约翰·柯林斯，他们在幽禁中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脸色相当憔悴。为了欢迎这两位领导人的获释，伯明翰于 7 月 27 日星期一举行了示威集会，一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广大群众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妇女挥舞手绢，表示欢迎。群众的热情又被呼唤起来，他们又憧憬着未来。

1841 年夏季来临，英国大选开始了。宪章运动领导人决定同辉格党政府相对抗，赶走辉格党人。这时，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实行亲托利党的政策，宪章运动者投票选举托利党，实际上成为该党的工具。宪章派采取任何策略都不可能比这个策略带来更致命的后果，这样，不仅给辉格党人以口实，造成人民宪章的威信下降，而且造成了领导人内部的不团结，损伤了自己。支持托利党，实际就象投票支持一个可能的最凶恶敌人一样，因为辉格党也好，托利党也好，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来看，都同样是专制权的维护者。托利党和辉格党一样，他们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同样要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宪章运动领导人并没有认清托利党的阶级实质。由于宪章运动领导人缺乏正确分析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本质的眼光，结果导致了 1841 年的失策。由于这种失策，造成了整个阵营的分裂，给宪章运动带来了极其不幸的后果。

1842 年 5 月，全国宪章协会进行第二次请愿活动。第二次请愿书更明显

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口吻，比第一次请愿书更为大胆激烈，签名者达 300 余万人。请愿书中对工人阶级所受的各种压迫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对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进行了无情地批驳，在请愿书中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这份请愿书大大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巨富敛积的内幕，“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面对这样一份宣战书似的请愿书，资产阶级议会再

次给予无情的拒绝——49 票对 487 票。

第二次请愿又失败了，人民群众再次被资产阶级所欺骗，心中的怒火顿时爆发出来，不列颠的土地上又一次掀起了罢工浪潮，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自发的人民起义。但是，由于全国宪章协会领导集团的脆弱（1841 年的分裂），对这次罢工未加以领导，结果罢工运动遭到失败，许多领袖及工人被捕，使革命力量再次受到严重摧残。

1842 年 8 月 12 日，全国宪章协会召开大会，讨论罢工局势，会议通过了《全国宪章协会宣言》，宣言号召人们，“我们已为自由投出了骰子，值此胜负未分之际，我们必须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屹立不动，任何人都不可灰心丧气。”但是，会议没有讨论出具体的行动步骤，整个罢工运动仍然是一盘散沙，遭到了当局的无情镇压。在罢工运动中，许多优秀的工人充分表现了他们彻底的革命性，而且在审讯中揭露了工人的悲惨状况。如理查·匹林在法庭上的发言中谈到，他维持自己和家小的生活颇感困难，他的次子 16 岁，

去年因患痨病而离开工作，而他当时又减薪至 9.75 便士一班，这样每周收入

16 先令，家中 9 口人，而房租每周 3 先令，眼前还躺着一个有气无力的生病的儿子，若厂主们再扣去四分之一的工资，他宁可自杀，也不愿在棉织厂里拼出性命一天工作 12 小时，只能吃到马铃薯和盐屑。

1848 年的欧洲革命，是国际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势力的一次大汇演。欧洲国家，从巴黎到华沙，从柏林到布达佩斯，到处都是人民群众要求民主自由的高昂的口号声和为实现宪政的激烈的枪炮声。2 月 22 日巴黎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革命的马赛曲和“打倒基佐！”的口号响遍全城。次日晨，革命群众与反革命军队展开激烈巷战，和平示威转变成武装起义。许多国民自卫军士兵拒绝向革命群众开枪，公开支持革命。到 24 日晨，巴黎的重要据点都被工人和革命群众占领。国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国。史称法国“二月革命”。

1842 年，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被镇压下去以后，宪章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其本身活动也变得更加保守。宪章运动一直处于低谷。以前主张采取暴力的某些领导人在失败面前，开始在某些领域进行改革试验，而实际上也是一种改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但是这些改良在 1848 年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也归于失败。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后，人们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再也不能沉默了，按捺不住压在心中的怒火，纷纷走上街头。

当时存在的灾难是可怕的——人们处境不可能再坏了。干万人的眼睛发出饥饿的火焰。⋯⋯各州郡里，局势开始显得十分危急。在格拉斯哥，苦难的情况最为严重。3 月 6 日，一场严重的暴动发生了。失业的工人曾希望领到配给的粮食，但结果并没有发放，他们为饥饿所驱，绝望所苦，就列队走向铁栅街和其他交通要衢，冲进出售食粮和枪枝的店家。只有那些盗贼和同类的流氓才在必需品之外拿别的东西。交易停顿，店铺关门。人们在大街上游行，喊叫：“没有面包就革命。”警卫无能为力，军队被召来应付，宣读暴动法，但是同时又有别的群众队伍朝不同方向走去，拥入粮店，索取面包。事变益形扩大，地方首长甚至向爱丁堡要求调动更多的军队。翌日，群众又在波列冶镇集合，那里临时雇佣的打手已全副武装起来。一个男孩用泥块掷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孩子立即被捕。当群众去救援时，警察长斯马特中尉下令开枪，结果是 5 人受枪伤，其中数人立即死亡。军队继续在群众列队的大

街巡行，所有的国家机关都严密地防守着。

1848 年 3 月，在英国到处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人民起来反抗当局的示威

游行和暴动。为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宪章执行委员会于 4 月 3 日召开了

宪章公会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决议，决定在 4 月 10 日左右再次请愿，并称“如全国性的请愿为下议院所拒绝，本会决定准备一份全国陈情书，要求女王解散目前的议会，并且只召集那些愿意采纳人民宪章作为内阁政策的大臣们来商议。”他们表示在召开国民大会，向女王递呈全国陈情书，在宪章未成为国家的法律前永不解散。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宣传工作也做得深入细致，一次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将在英吉利的土地上席卷开来

4 月 10 日的和平请愿活动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议会为了应付紧急局势，迅速通过了一项残暴的法令，这项法令是，对企图“使用暴力影响国君与政府”者处于重刑的紧急法。10 日上午游行队伍从会议大厅出发前往凯宁顿草场上，那里集合着 25 万自由的人们，然后有消息传来说任何游行队伍不准过河。人民群众已经落入反动政府设置的陷井中，桥梁已被封锁，政府狠毒的指令是以武力作为后盾的，规模如此庞大，仿佛有 20 万全副武装的敌军要围攻首都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宪章派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政府的淫威之下屈服了，没有采用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方法，而是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不流血”方法，用妥协的办法放弃了人民的权利，而宪章运动领导人还寄希望于 4 月 24 日举行的国民大会。由于英国政府对宪章运动的打击，对其领导人的迫害及其内部就国民大会的召开问题亦产生分歧，宪章派元老奥康纳公开宣称国民议会为非法组织，并且赢得了一部分支持者。国民大会推迟至 5 月 1 日举行，只有极少数的宪章派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也作出了一些决议，无奈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力，最后不得不自行宣布解散。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就这样逐渐消沉了下去。

宪章运动虽然在英国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宪章运动的功绩不可磨灭。列宁曾经给宪章运动高度的评价。恩格斯也称全国宪章协会是“第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宪章运动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的先驱，它开创了工人运动的新纪元，使工人阶级的斗争由自化的状态进入到了自觉的状态。

宪章运动持续了 12 年之久，是一个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史。1836 年，在经济危机的推动下，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1837 年伦敦工人协会拟定了一个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请愿书。同年 5 月这个请愿书被命名为《人民宪章》，号召人们签字。1840 年，成立了全国宪章协会。宪章运动先后在 1839、1842、1848 年出现高潮，最多时有 500 多万人投入斗争行列。他们提出 10 小时工作日法案、结社法的修订、各行业工会之自由权利、以及组织合作社、罢工、支援“歇业”或“停工”之可能性，主要是依靠宪章运动组织的存在和行动。宪章运动具有良好的基础，而工人阶级则起了核心的作用。

宪章运动又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才能最后获得胜利，否则会使革命夭折；最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团结。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宪章运动的高潮看，无不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而似一盘散沙归于失败。新港起义，组织不严密，仓猝暴动，无准

备，而且事先对工人未进行宣传动员，而导致开小差过多；第二次请愿，全国宪章运动协会未利用有利时机进行统一领导指挥。而各地之间缺乏联系，经验亦不足，有利于各个击破。从宪章运动高层领导集团的不断削弱看，也反映了意见不一，分歧较大，导致内部分裂，反而有利了敌人。从 1848 年的第三次请愿失败来看，关键在于宪章运动领导人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妄图以和平的方式来使当权者妥协。高喊着“民主和自由”的当权者仅自己享有民主，却不给人民群众以相应的自由，人民又何必以当权者规定的无理义务来约束自己的自由呢？宪章运动也给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而马克思本人亦在 1854 年给英国工人议会的一封信中盛赞了宪章运动者，说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

宪章运动中，有许多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他们为了人民宪章的实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即使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也奋斗终身。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地激励着后来的人们为了神圣的目标，彻底解放自己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