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书法

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西周结束，东周开始，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变革的时代，王室哀微，诸侯力政，群雄并起，中原逐鹿，西周所建立起来的礼乐文化秩序被逐步瓦解。这也是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巨大变革的时代，百家争鸣、思想的空前活跃与自由引导了人的自觉与思想的解放，应该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为繁荣昌盛的时代。表现在书法上，则是走出西周金文所努力建构的“大一统”的秩序格局，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绚烂多姿。西周书法以范铸金文为主导，形式纯一，其风格的演变以时间的纵横发展为主线。春秋战国书法则是以空间的、不同地域的多样性表现平面展开。春秋战国书法与以往相较，首先表现在理念上的不同。殷商、西周的文字与书法是垄断在王公贵族手中的，无论以宗教为目的的沟通天人，还是以铭功为目的的垂示荣耀，书迹中都包含着某种神性，是献给神与祖先的书法。春秋战国时期的书迹是从王公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广大士人百工阶层的创造，是人传递给人的书法。因此，书法的人化、个性化、风格化也就在这个时代显露出来。于是偏于审美的穷妍极巧与偏于实用的趋简适便，即装饰风尚与潦草刻画、率性书写拉开了表现空间的两极。另外，在手法材料的多样性方面，如铸铭刻款、金银彩错、竹木简牍、缯帛墨书、刻石印陶等，也都是前代所无法匹比的。

古籀之异与地域书风

长期以来，由于先秦文字书法资料出土比较零散，即使有大宗的出土，如汉代鲁恭王坏孔子宅壁所得古书及晋太康年间汲县所得竹简等，也因难以保存原貌，致使历代对于小篆以前文字书体的认识，只有依赖保存在字书如《说文解字》中的古文与籀文去推想了。但是《说文解字》经过历代传抄翻印也难以保存古籀的原貌，因此对于古文、籀文，历代也莫衷一是。直到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一文发表，人们对于古文籀文的概念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同时他提出的“东西二土文字”之说也开启了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之门。在王国维之后，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关于战国文字书法的分域研究也更深入了。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许慎所说的“大篆”即指籀文而言，“古文”即指春秋战国时代的六国系文字而言，因为孔子、左丘明都是鲁国人，他们所书写的当然是六国系文字。

秦国因僻地雍州，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承续了西周的书写传统，即以《史籀篇》大篆为规范，相对稳定地保持了这种规范的延续性，因此王国维认为秦用籀文正体，为西土文字；六国用古文俗体，属东土文字。今天看来，古文是指秦国以外的东方各国通俗流行的手书墨迹而言，并不包括题铭的金文。因此古籀之异不仅表现在正俗之别、东西之别，也表现在题铭与墨迹的区别。

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一文中将战国文字分为秦、楚、齐、三晋、燕五系，建构起战国文字分域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不仅适用于考察战国文字，而且也大体适合于考察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地域书风。各系是以大国为代表为核心，包括在政治和文化上受其影响的周边小国所呈现的相对独立的风貌。概述如下：

秦系书法秦系是区别与其他各系的一个特殊而独立的系统。在书法上表现出对西周正统的继承，相对保守而稳定。金文如《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商鞅方升》、《新妻阝虎符》，一脉相传直到小篆。秦国的刻石如《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体量巨大，开刻石书法的先河。简牍文字从青川木牍到云梦睡虎地秦简，再到里耶秦简，直至汉隶，隶书的演进由此一脉贯通。秦系的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楚系书法楚国是春秋战国时代南方的霸主，在文化上楚国的影响波及汝、汉流域的许、胡、番、息、黄、邛、曾，淮、泗流域的宋、蔡、舒、徐以及江东的吴、越等国。他们和楚国一起共同创造了一种奇谲神秘、瑰丽烂漫的文化，书法作为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楚系书法是最有反叛性、革新性与表现性的，西周晚期的《楚大林钟》、《楚公逆镈》二器就已显露出反叛西周正统书法的端倪。此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一种全新的体态修长、婉转多姿、极富装饰意味的书法风尚在南方的广大地区流行开来，以《王子午鼎》、《王孙钟》、《曾侯乙编钟》等铭文为后劲，而以《楚王今酉肯盘》、《越王勾践剑》等鸟虫书为极致。《长沙子弹库帛书》、曾侯乙墓、信阳长台关、仰天湖、包山、郭店等大量的楚系简牍，体势宽博阔大，笔致率意天真，为楚系书法开拓出另一番别样的新境。

齐系书法齐国是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东方最强大的国家，在书法上也以齐国为核心，包括鲁及邾、倪、任、薛、莒、杞、纪、祝等周边小国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齐系书法系统。

齐系书法在春秋时期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沿袭西周大篆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个性化的呈现首先只是在个别字的处理上，整体风格还是朴茂圆融的。到战国初期的《禾簋》、《陈纯釜》、《陈曼簋》等器出，一种清刚劲迈、以纵长的平行线为主导的齐系典型便树立起来了。水平的短画，方笔刚健；舒展的竖画，常附以点饰与缀笔。在内容上以“某某立事岁”记年的方式也是齐系书法的一个特点。

晋系书法春秋之际，晋国为五霸之一，是中原的强国。战国时代晋分裂为赵、魏、韩三国，史称“三家分晋”。三个国家都跻于七雄之列，在文化上影响着周边郑、卫、郸、芮、苏、虢、虞、毛、苟、东周、中山等国，书法上也显现出以三晋为代表的独特风貌。春秋早中期晋国以及此系的作品不多，从传世的《晋堰鼎》铭文摹本以及《芮子鼎》、《苏卫妃鼎》等铭文可以看出早期对于西周书风的继承。侯马、温县出土的大量从春秋战国之际始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规模较大的春秋战国墨迹。战国晚期中山王三器是刻款金文的典范，字体修长，既保持晋系丰中锐末的特点，又融入了一定的装饰笔致，从而成就一种爽利隽美的风格。除此之外，三晋的兵器刻款也自具特色。

燕系书法燕国与秦国一样，长期偏于一隅，居于北方，与中原各国少有交通。燕国的礼器铭文很少，铭文中“燕”通写作“郾”，如《郾公匝》、《郾侯载簋》等铭文。燕国兵器铭文很有特色，铭文用刻凿的方式，以挺健短直的线条为主，结构外形方整，时有小的三角形结构，造就出即稳定又空灵的内部空间。燕国兵器刻辞有独特的内容和形式，一般皆由郾王亲自督造，兵器分矛、剑、金癸、锯、金弗等，具体的铸造官署称“右攻尹”和“攻”、“尹”字附加“月”旁于其下。某种兵器之前又缀以不同的名词，如行义、工萃、巨攸、百执司马等。

以上五个系统的书法，在各大国力量彼此消长的变化中所影响的范围也发生着变化，同一系的小国间也存在着小别，因此局部的融合与分化也在这个时代发生。另外，战国时代的印陶、货币以及大量的玺印也同样表现出以上五个系统的地域特色，这些材料是分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参证。

装饰风尚与鸟虫书体

春秋时代前期，各国的书法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沿用西周大篆的阶段，这是西周传统书法进一步衰微，而新的书体正在酝酿产生的过渡阶段。打破沉寂、予人全新感受的书体式样首先在楚国出现，随后这种新的书体蔚成风尚，在楚系广阔的范围内流行开来，并且由南向北影响到中原的晋系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齐系。

最早出现装饰风尚的是楚器《王子午鼎》。器主“午”，即《左传·襄公十二年》提到的“令尹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康王八年（前552）卒，此鼎当作于庄王到康王初。这是一种炫人眼目的全新装饰式样，纵向线条夸张的拉长与屈曲摆动，决定了字势的修长与飘逸，由两条（有时三条）一组的平行线与基本对称的结构骨架相交织，打破了西周典型金文匀称的空间秩序，在明显的疏密对比中建立起新的空间秩序的均衡。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婉转舒扬的线条上增加了圆厚的饰笔和线条末端的卷曲，这不仅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同时也更好地塑造了字内空间。比如铭文中的“福”、“惠”等字中所从的“田”字结构，四个内角的饰笔挤压了内部空间，使得线条块面化，空间线条化，这是很自觉的对于空间的意识与创造。这种装饰性的文字，奇谲神秘，也许与楚国的巫觇文化有着某种关联。而从形态上来说，这是直接来源于同一时期铜器的纹饰。从这一个时代开始，铭文也逐渐从器内转向器外，与器物的纹饰等量齐观。反过来，铭文舒展的线条也影响到器物的纹饰，春秋战国的铜器纹饰已不再追求西周以前以块面与粗犷线条组构的那种体量感了，而是以纤细舒畅的线条为主导，交织出精致繁缛的图案，这一点是与以《王子午鼎铭》为代表的装饰书风理趣相通的。

把《王子午鼎》这样的装饰风尚推向极致的是《楚王今酉肯盘》。由于铭文位于盘的口沿，字形随盘环曲，首尾相接，循环不尽。优美的弧线与状如垂露的饰笔，形成强烈的对比。与此略有不同的是以《王孙钟》之铭文为代表，包括《氵允儿钟》、《徐王义楚盘》、《许子妆簋》、《蔡侯尊》、《蔡侯盘》、《宽儿鼎》、《曾侯乙编钟》、《吴王光》等器铭共同建构起的一个鲜明的楚系书法新风貌。这批作品比起《王子午鼎铭》来，由于很少饰笔，显得气息更纯净简洁。但字势结构的理法是共通的，都是以三两为一组的平行线条重新分割空间，在疏密对比中建构新的均衡的秩序，体态也都是颀长而舒展的。其中各国的铭文，在风格大致相同中也存有小异。如《王孙钟》、《浼儿钟氵允、《徐王义楚盘》的徐器，都以弧曲的线质为主，故体势舒展，轻松多变；蔡侯器以直线为主导，故结体整齐而严密；吴器时有劲爽之气，而《曾侯乙编钟》又于齐整中见婀娜之致。

这一风气畅开之后，齐国的《国佐缶詹》、《禾簋》、《陈纯釜》、《十四年陈侯午敦》、《陈曼簋》、《邾公华钟》、《邾公钟》、《莒侯簋》，晋系的《栾书缶》、《赵孟介壶》、《长子口臣簋》、《智君子》等不一而足，都参与到这种体态修长的装饰风尚中来。齐系在春秋时代也经历了一段沿袭西周金文风尚的阶段，其中犹以鲁国为淳厚，但是在《禾簋》、《陈曼簋》、《陈纯釜》人身上，却一改楚系的袅袅娜娜、诡异谲奇，变为刚健挺、爽利痛快。可见装饰之风，不独柔曲曼妙一种，还可以表现出崎嵌利落的气势。其中《禾簋》虽只区区16字，而章法的朗畅空阔是《虢季子白盘》之后很少见到的上乘之作。晋系的《赵孟介壶》、《智君子》的线质丰中锐末，学者们以为是古文蝌蚪笔法在铭刻中的最初运用。

这种装饰风尚的书体，发端于春秋晚期，繁盛于春秋战国之际，绵延至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已鲜有发现，代之而起的是潦草的小品刻款。1978年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三器，距秦始皇统一中国不足百年，是这一风尚的殿军之作，中山王器铭的出现，使春秋战国时代装饰书风的最后谢幕变得辉煌灿烂。三器铭文都是直接刻于器表的，尤其是《中山王鼎》与《中山王方壶》以铭文代替纹饰，周布器身，镌刻精美，流光溢彩。劲折的直线自是北派气象，而弧线及线端的盘曲又带有某种楚系的韵致。

由《王子午鼎》的饰笔以及线端盘曲之处再进一步增饰变化，就成所谓的“鸟虫”书体了。其实《王子午鼎》中的许多字已经把装饰与物像结合起来。如“走”字旁的人形以及多次出现的类似人手形的缀饰、“用”字的鸟形缀饰等。有的学者将这一类书体从所饰物象的不同细加考辨，析为鸟、凤、龙、虫诸端。我们以为从书法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的区别也许并无深意，故仍旧统以“鸟虫书”称之。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代装饰书风的一种极端形态，从饰笔到缀笔直到缀加鸟虫一类的物像符号，极尽妍巧夸饰之能事。

鸟虫书几乎都出于楚系，除少量的礼器如《者氵刀钟》、《王子午鼎》等，又多施于兵器。楚国的有《楚王今酉璋戈》、《兑攵戟》等，曾国的有《曾侯乙戈戟》等，吴国的有《王子于戈》、《大王光戈》、《攻吾王光剑》等，越国的有《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越王州句矛》、《越王大子矛》等，蔡国的有《蔡侯产剑》、《蔡公子果戈》、《蔡公子加戈》等，宋国的有《宋公戈》、《宋公得戈》等。以上作品大都随形布势，与器形妙合无间。错彩镂金与戈戟森森相映成趣，笔画的交织组构与鸟虫缀蚀编织出一个个极富想像力与创造性的空间，使人涵泳无尽。

各国器中以越国鸟虫书走得最远，有些器铭极难辨识，如《奇字钟》之类，学者胡小石等以为在风格上接近于后世的道教符篆，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春秋战国的装饰书风为中国书法的审美自觉，为中国书法装饰技巧的积累和探求中国文字作为造型素材的可塑性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只是秦代“书同文”之后，中国文字经历了一次强制性的规范，以文字书写为依据的书法艺术也走向了一条以平实简质为主流的道路，但是这种装饰风尚并未就此消亡。在汉印瓦当中，在魏晋砖铭中，在六朝志盖篆额中，在道教符篆中，在广泛的民间都延续着这条血脉。

正体铭文与草体刻款

春秋战国之际，当以楚国为前导的装饰书风在中国广大地区流行开来的时候，僻居西土的秦国依然故我，继续沿用着西周的书法典型。而在东土的一些国家里，从春秋早期直至战国时代，也都有过或长或短的阶段，继续承传着这种雅正的大篆书法范式，我们称之为正体。这是一种继续沿用西周礼器的范铸式铭文，在风格上与装饰风尚的颀长华美、盘曲缀饰不同，表现为平实简静、雍容圆厚。只是这一风格的作品不多，也少有重器，不过零金碎玉，自足珍重。这一时期的正体如果以《诗·大序》的“变风变雅”而论，当属“变雅”之作，因为这些作品与西周确立的经典之作相比，又显得自由随意得多，就连行款也不完全遵从纵行横列的规范，因此在章法上显示出更多的随机性和更丰富的变化。

下面我们先讲述秦国的金文书法。

秦器以《秦公钟》、《秦公铸》为最早，当春秋秦武公去世。二器同铭，述其三世先王受宅封国等业绩。二器铭文在结构与笔致上都很好地继承了西周的传统，典正端严，线质圆劲。二器铭文由于给定的空间不同，章法也不同，气息也自然不同。钟铭是沿着以纵向条带形为主的空间中布列的，章法谨严，行间茂密，字形也略受影响而显得局促。铸铭则环器横向展开，章法疏阔，字势较钟铭疏朗自然得多，其笔致也增加了几分柔曲的味道。此后《秦公簋铭》与前二器铭文相去百年左右，已经在字体结构上有了很大变化。笔画的直线与均等的排叠明显增加，已经透出小篆体势的一些端倪。只是簋铭直笔增多，又时出斜势，加以线条粗犷，较之前二器的温柔敦厚显示出更多的雄健之气。《秦公簋》与西周器惯有的器盖同铭以及如前二器的异器同铭不同，它是器、盖合铭，一取横势，一取纵势，于章法别张一帜。此外，簋铭的字范是由单字拼排而成，类于活字。这件作品以及其后秦始皇时期陶量铭中四字一组的戳记，已显中国活字印刷的气象。

楚系书法中早期的作品如《孟姜簋》、《害夫叔簋》、《黄韦俞父盘》、《曾子鼎》、《曾伯象篁》等器铭都是在沿袭西周书法传统的过程中稍有变化。这一系中的上都二器特别值得注意，即《上都公矛攵人簋》和《都公平侯鼎》，二器为父子作器，时间相接，风格相类，虽不能确指为同出一人之手，但一脉相传似无疑议。二器风格虽相类，不过自有拙巧之别，《上都公矛攵人簋》以拙胜，《都公平侯鼎》以巧出，前一器如“都”字如“丑”字乃拙中之巧，后一器中如“侯”字如“作”字乃巧中之拙。二器书法不极力固守成法，也不亟于变法图新，章法天成，不执不失，一派从容自得之气。

晋系、燕系的金文不多。有之，也因时代稍晚无所谓正体可言。齐系以鲁国《鲁大司徒匝》、《鲁大司徒鼎》为代表，是一件春秋早期的佳作，结势宽博、笔致圆畅，西周书法的典型犹存。其中“寿”字上部的结构处理，已透出东周时代齐系字法的标志性特点。鲁国的《鲁伯高鬲》、纪国的《己其伯子簋》、杞国的《杞伯敏亡簋》、费国的《费敏父鼎》、薛国的《薛侯盘》等都能略传正体，气息较《鲁大司徒》生硬而卑弱。在齐系中有一件春秋时的铜器不能忽略，那就是薛国的《薛仲赤簋》。此器字法结体端正平实，但是出自凿刻，气息较西周大篆已相去很远，变绵劲腴润而为清刚爽捷。此器在表现手段上对于西周书法传统的解构，与以楚国为先锋的装饰书风在字体上对西周传统的解构，内呼外应。西周书法传统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终锐变，已成定局。

这样凿刻的题铭，以此器为开端，经齐景公时的《公孙熹壶》及楚国的《楚王今酉于心鼎》等，至战国晚期已蔚然成风，以刀代笔、逸兴草草，尤其在兵器刻款中斯风籍甚。刻款金文虽以潦草的书体为多，其中也不乏工致精美、平实端严之作。如吴越兵器中的鸟虫书体、中山王三器以及楚国的《王命传》、《集箭鼎》等，都是风格鲜明，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杰作。

三晋韩、赵、魏兵器，也有其共同的特色，多著工师、冶等督造者之名，凿刻也多用短画直刀。三国器又稍有区别，除文辞体例不同外，书法风格也略有不同。赵兵器以直画凿刻为多，挺直而尖硬；魏国兵器则略圆转；韩兵则以哀侯二年（前375）灭郑，徙都并改号为郑时所作者为平实简约，常著“郑武库”等字。其《六年格氏令戈》结构横向伸展，曲直互用，线质挺健而富有弹性，但《三年修余令戈》、《四年修余令戈》等脱略形骸，已是一片狼藉了。

燕国兵器多为燕王督造，兵器种类颇多。书法外廓简洁方整，内部时以疏密变化与曲直变化腾挪出生动的空间，章法中行气承接整齐，如《郾王戈》。其有记年者很少，《九年将军张二月戈》，燕下都第22号遗址同出二款，为同年同一人督造，字体稍别，松动圆曲的笔致增多，章法也自由错落开来。

齐国兵器特点突出。一以地名如“平阿左”、“昌城右”。一以人名，后常附“造”字，如“陈侯因咨造戈”、“陈余造戈”等，文辞简洁，字体较三晋兵器端正平实得多。

秦国兵器中以《鞅之造戈》为最端正，已略具小篆意味，是兵器的正体。可惜鲜有继承者，惟《二年寺工龙言戈》为近。至于《十六年大良庶长鞅之造矛》就已经散漫不经，属于俗体了，这应是秦隶的一个源头。以后的四年、五年《相邦吕不韦戈》、《十三年相邦义造戈》、十四年、廿一年《相邦冉造戈》、《廿五年上郡守厝造戈》、《四十年上郡守起戈》等，字体与秦始皇时期的诏版、权量铭的风格已经相差不多，此类风格已经预示着书法将要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了。

盟书与古文蝌蚪

手书墨迹早在殷商时代就出现在甲骨玉石之上。此后虽偶有发现，但毕竟数量太少，又太零散，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书体风貌，只能透露出一些早期关于笔墨的消息，因此是从属于当时的甲骨金文书法的。但是到了春秋晚期，手书墨迹就已经开始大规模运用了。至战国时代，手书墨迹日益普遍，并逐渐成为这一时代主导的书法形式。

目前发现的手书墨迹以晋系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为最早。

侯马盟书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曰：“司盟，掌盟载之法。”郑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盟誓是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或诸侯国内部之间经常举行的一种活动。如《周礼》所述，这种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盟誓之辞一式抄录两份，其一藏于盟府存档，一份随牲埋入地下，以取信于鬼神。盟誓各方通过这一活动以期彼此有所约束。

《侯马盟书》是指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即晋都新田遗址）出土的大批盟书墨迹，学者们考证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晋世卿赵简子（即赵鞅、赵孟）与卿大夫之间的盟誓约信文书。

盟誓文辞用毛笔直接书写在圭形的石或玉片上，其中也有少量璜形玉片，总数多达5000余枚。由于长期埋于地下，经泥土侵蚀，很多文字都已褪色，模糊难辨，其字迹清晰可辨者仅600余片。这批盟书以朱书为多，少部分为墨书。从内容来看，朱书可分“宗孟类”、“委质类”、“纳室类”；墨书可分“诅咒类”、“卜筮类”。

这样大批的手书墨迹，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因此有通篇的工整与草率、结势的方圆与阔狭之别。不过，在总体风格意象和笔法上还是基本统一的。这批墨迹的发现，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古文蝌蚪之体提供了最本原、最真实、也最鲜活生动的标本。盟书的笔法，在起笔处常常是垂直落下，形成顿笔，然后水平方向运行并渐提，至收笔处有很好的一个回旋收起的动作。这已经是一套很完善很有表现力的笔法程式。起落处的重顿，饱满厚重，尾部回旋劲收，使得点画状如蝌蚪，古文蝌蚪之名也就是汉晋人依据此类书法得名的。这种独特的笔法是对商周手书墨迹笔法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无意识的书写状态中自觉建立起来的一套贯彻始终的完整笔法。这种笔法在以后其他系域的手书墨迹中也有所运用，但仍以晋系为典型，这种笔法甚至在晋系的金文如《智君子》中也有所表现。

盟书是实用性的书法遗迹，反映的是当时真实的书写状态。实用性的书法，以简捷适用为目的，在不假思索的快速挥运中首先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笔画承接次序，这就是笔顺。在以刻铸为主要手段的商周书法中，笔顺也许是不需要严格规定的，但在大量直接书写的墨迹中，笔顺显得十分的重要和必要。笔顺的规定，把时间性因素赋予书法，也赋予书法以鲜明的节奏。点画的起止挥运就不再是孤立的了，乍起乍落，乍行乍止，承接萦带，随势生形，这是以空间建构为主导的金文正体所不具备的一个新的内容。

快速的、实用的书写，会改变原有字形规范的结构方式，造就出更加丰富多变的结构样态和空间形状，这是解构旧有的字体规范，促进产生新的书体的一个直接动因。

不假思索地快速书写，绝去雕饰，一派天真，在快速的书写运动中去往复建构，并最终成就一片境界。这需要一种敏感，书法中这种可贵的敏感不是在刻意的雕琢中诞生的，只能是在极其放松的自由挥洒中表现出来。春秋战国时期手书墨迹的广泛运用，已经为以后的翰墨之道开始了技术性的准备和敏感性的培植。

温县盟书1980～1982年间在河南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的晋国遗址上出土了4580余片盟书，这是继侯马盟书后又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年代与侯马盟书相近，为晋定公十五年（前497），主盟者为晋国六卿之一的韩简子。

温县盟书均为墨书，也是出自多人之手。与侯马盟书同为古文蝌蚪体，但风致略有不同。这批盟书所用的圭形或简形石质温润似玉，上下不等宽，多呈上窄下宽的楔形。章法随势布局，常常上部书二行而下部书三行，变化自出。笔势较侯马盟书放逸劲健，结构也纵横多变。比如编号为T1坎1845的一片盟书，字迹草草逸逸，结体萧散，石片正面书写满后，盟辞只剩有“视女，麻夷非是”六字，续书于石片背面，迳作一行大书，有游行自在的洒脱之致，这是侯马盟书中很难见到的。又如编号为T1坎3216的一片盟书，起首“自今以往”的“自”字，很妥帖地置于石圭的最上部，其后的字沿右边相贯而下，越写越加舒展，第二行又稍作收束，紧承起首的“自”字，鱼贯下行，也是越写越加放松，至“……大冢，谛亟视汝”，字形展大已近起首之字的两倍，第二行结束只剩“夷是非”三字，另起一行居于左侧中部，颇类后世尺牍的落款。这种既自由多变又严密妥帖的章法，为后世尺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澄清了书法史上关于古文蝌蚪名实的纷纭之争，同时也反过来印证了传抄系统的古文蝌蚪之体来源有自。自汉代以来，传世古文有《说文解字》所收的500多字、曹魏《正始石经》的一些残石、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等。这些传世的古文代表了自汉魏以至唐宋元明历代对于古文书法的理解与把握。在传抄过程中不断加入的后世人们对于古文原形自觉或不自觉的改造，使得文字在结构上必然存在一些讹变，笔法也高度地整齐划一和程式化，偏旁部首规范为端严的结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改造，也丧失了原有的生动自然之致。历代传抄的古文，其实也包括大小二篆，在艺术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笔法的高度程式化与结体的偏旁凑合，这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手写墨迹天真烂漫、浑然一体相去甚远。不过历代的人们在运用与书写这些古文时，还是在基本遵循原有文字规范的前提下，投射进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传世古文在细部的空间分割上呈现出有别于战国文字的新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历代学者、书家对于古文的研究与书写，使之传承有绪。这是我们得以识读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进而深入了解书法发展的一座桥梁。

简牍帛书书法

目前发现的简牍帛书墨迹，最早始于战国初期。战国时期的墨迹，以楚简、楚帛书为大宗。楚系墨迹以外，秦国的墨迹有战国早期的青川木牍和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后的天水放马滩、湖北云梦睡虎地、湖南龙山里耶的大批秦简。由于青川木牍仅一枚，而睡虎地和里耶简的时代已较晚，故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我们只讨论楚系的简牍与帛书。

简牍书法简与牍从形制上讲是有所区别的。大致来说，简比较窄，通常一简只写一行字，偶尔也有写两行或两行以上文字的。《释名·释书契》曰：“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简以竹为主，汉代也发现有木简。牍则比较宽，可写多行文字，以木为之。牍可以独立成章，简则须编连成册，故有“简册”或“简策”之称。后世书籍分卷、册、编等即源于此。简由于可以编连成册，便于卷起存放和展开披览，故多用于记录和书写大宗长篇的文献书籍。而牍则常用于题鉴、书启等短章零什，如《仪礼》疏所言“不假编联，一板书尽”者。简牍是纸张发明以前手书墨迹最主要的载体，因此，从战国初年到东汉晚期近600年的漫长岁月里，简牍书法不仅拥有大批的优秀之作可供我们赏读、借鉴，同时也是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简牍书法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那就是体势与笔法。

先秦书法从殷商甲骨文时代就确立了以竖画为主导的纵长的篆书体势，但是如何发展过渡到汉代以横画为主导的横宽的隶书体势呢？如此显著的由纵到横的改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显然不是人为的、突然的、强制性的法令规约可以办到的。秦代的“书同文”，只是对文字进行一番文字学意义上的偏旁结构的规范，并没有要求体势上由纵变横。由此看来，这种改变的原因只能是由于长期的、大量的、实用性书写所至了。大量的书写，写在简牍上（确切地说，是写在竹木简策上），就像甲骨的纤维组织一样，更便于纵向线条的契刻，因而甲骨文字的体势以纵长的竖画为主导，并且常常是先刻竖画，再补刻横画。材料和手法决定了文字的体势，也建构了最基本的书写行款。文字被施之于给定的材料和给定的一个空间，就要与这种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就要在这个给定的空间里寻求妥帖的存在，吻合于这个空间，并完全充实于这个空间。两周金文对于甲骨文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线质的圆润纯净与内部结构的秩序化上。而在体势的纵长方面仍沿袭着甲骨文的传统。虽然体势的改变完全可能，但并不是必要的。文字被快速地书写在很窄的竹木简片上，一行直下，如果要获得书写的速度，并要尽可能在一条竹或木简上写出更多的字，那么排叠的横线就会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竹简给定的是一个条带似的空间，是一行，书写者要在一行里快速地写出更多的字。这与其他平面空间不同，在平面的空间里可以用书写多行的方式达到同样目的。也就是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是一行之中书写更多的字，还是一篇里写出更多行的字？一行之中要写出更多的字，其字距就要尽可能近，字形便被纵向压缩而成横势；一篇中要写出更多的字，行距就相对近，字形被横向挤紧而成纵势。简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正当手书墨迹普遍流行之时，二者相遭，对于文字体势的由纵变横，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从战国简册上越来越多的贯通于整个简片的横画来看，我们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体势改变的必然。这些自左至右贯通于简片的横画，是如此的坚定果断，并且逐渐影响了体势。比如包山编号为228的简中一类有横画的字，如“司、马、之、王、为、命”等，在以往或同时代的金文中常常被处理成纵向舒展的颀长体态，但在简册中已经是横扁的结体了。从最初承续的纵向的篆书体势，逐渐过渡到汉代横向的隶书体势的最后确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期间，不同地域的每个不同书写者对于每一件作品的处理是不尽相同的，中间也有反复与个别特殊的处理，但这种转变用统计学的眼光去看就成为一个明显的、必然的趋势。对于材料的敏感，对于给定空间的敏感，在不假思索的挥运中去完成合乎目的性的书写，是一切好的书写者或书法家必须具备的品质。

关于简牍中的笔法，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手书墨迹从西周金文以至秦代小篆内含纯净的篆引笔法中发展出来，成为后世隶书笔法乃至草书笔法的先导。关于笔法，更多的人是注重在表面的形态上，这并没有错，但要从根本上把握笔法，就必须进一步探究产生不同形态的内在原因。下面就篆引笔法与简牍墨迹笔法作一比较。动作起止转折力量感觉篆引笔法以水平运动为主导，随时控制的，无明显的提按顿挫和速度的变化。起止与行笔方向是一致的。转多于折，点画间无往来牵连之迹。含忍的，内在的，力气长。简牍笔法在水平运动中加入了明显的垂直方向的运动，行笔有时依赖动作惯性，是不控制的，有明显的顿挫和速度变化。起止与行笔方向常常是不一致的，转折并用，点画间常有往来牵连之迹。果敢的，奋发的，节奏多变。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可以得知简牍墨迹的笔法已经从篆引的笔法中发展出来，成为后世隶、楷、行、草书笔法的共同来源。楷、行、草书的笔法，不待汉末解散隶体时才产生，而是手书墨迹笔法的自然发展。

下面我们具体谈谈楚系的简牍书法。

从1951年至今，楚系的简牍先后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战国楚国墓葬中大量出土。具体地点有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九店，荆门包山、郭店，临澧九里，常德，慈利石板村等，属于楚系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也出土了240枚竹简。

楚系简牍中以曾侯乙墓的竹简为最早，根据楚王奠祀曾侯的赠品人们一般约定其时间为楚惠王五十年（前433）。简为遣策一类，记录了葬仪的车马甲兵等器物。简一般长70厘米，宽1厘米左右。文字结构与楚简相类似，其用笔又明显带有晋系的古文蝌蚪笔法，即落笔重顿，收笔轻扬，头粗尾细呈蝌蚪状。曾由于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原，其书风笔法受晋系的一些影响是有可能的。因为文字属于遣策一类，书后随葬故不计工拙，因此表现出简率天真的作风。

《信阳长台关楚简》，1957年出土，竹质，单行墨书，依内容分为两组，其一为竹书，计119枚，其一为遣策，计29枚。简书结体平正，横势已经较为突出，线条圆劲浑厚，横画贯通于简的左右，收笔处略向下弯。遣策书法较竹书率意灵动，重落轻出，并时有弧曲斜出之笔。结构则方圆兼备，体势以纵向为主。

《长沙仰天湖楚简》，1953年出土，竹质单行墨书，计34枚，内容属遣策一类。多记服饰、织品之类，也有少量的竹、木、铜铁器具。这批竹简数量虽少，但是非常难得。线质的处理很有特点，短画一如通常的手书墨迹，简率自然；长画则圆融远引，类于篆书，加上“十、衣、布、偶”等字在竖画上的圆点饰笔，使简书显得古意盎然。简的书写很自由，每简2字至21字不等，字的大小疏密，体势的纵横变化都很感性。一组物品记录完毕，常留有大段的空白，把这些简并置起来，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丰富多变的章法布局。

楚简中以荆门的包山简与郭店简数量为多。包山简278枚，郭店简700余枚。二者都在楚都纪南城附近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出土，包山简当战国中期，而郭店简略晚。包山简的内容包括文书、档案、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等；郭店简的内容为《老子》、《太一生水》、《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等十几种古书抄本。包山简是日常公文祭祷活动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日常书写状态，自然生动；郭店简因为是古书抄本，供研读之用，故有刻意求工之迹。两处简册都出自多人之手，故各自内部也包罗多种风貌，二者结合起来大体可以窥见楚简墨迹的全貌。

包山楚墓的墓主官居左尹，地位较高，故其文书档案与卜筮祭祷记录等与边陲戍卒的记录自然不同，当为善书者所为。比如编号119的简，长68.2厘米宽0.8厘米，是关于狱讼的记录，一行作40字。笔势灵动，盘旋往来，时有萦带，如“行”字、“阳”字，从中可以窥见草书的端倪。在如此快速的书写中，字形控制得非常好，如“曰”字等圆形结构，均两笔完成，收笔圆融饱满，严密地闭合起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书写者高度的驾驭毛笔的技巧。又如编号为180的简，重顿轻出，表现出蝌蚪笔法；而编号为206的简，则用笔沉厚，与楚帛书笔法相近。包山简的风格多样是日常手书公文记录的表率。郭店简中《语丛三》的体势最为颀长，结构也较平和严谨，虽然笔致灵动，点画有粗细正侧的变化，可是疏朗的布局，在整体上还是具有篆书的古意。《成之闻之》与《性自命出》体势仍以纵势为主，不过已较《语丛三》简横向开阔得多。其用笔别有风趣，点画常作S形的摆动，比如横画落笔处从上入笔，收笔处再向下摆出，致使作品飘逸流美，与《语丛三》似有今妍古质之别。《语丛四》明显出于另一作者之手，线质圆厚，运笔中起、行、止都能力到，加以体势近方。尤其显得古厚。

除了考古发掘出土外，盗掘出土的楚简亦复不少。上海博物馆就收入大量的这类楚国简册，其中包括《孔子论诗》、《鲁有大旱》、《子羔》、《纣衣》、《父母之民》等古书抄本。其中《孔子论诗》与《子羔》风格相类，线条古厚，竖画时有圆点饰笔。《纣衣》格局阔大，真力弥漫。《父母之民》则有翩跹若飞之态，与楚国铜器的装饰风尚可以互为参证。

楚系简牍包罗宏富，造境奇谲阔大。由于秦始皇“书同文”罢除了字形结构不与秦文合者，使楚系书法的光彩难以为继，几乎成了广陵散。

帛书在楚国书法中有一件作品不可忽略，那就是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这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一件战国时期的书画合璧之作。帛书1942年被盗掘出土，纵长约38厘米，横长约47厘米，中部书有方向相反的两段文字，通称甲篇和乙篇。甲篇八行为《四时》，述四时之序；乙篇十三行为《天象》，记天象之变。帛书四周绘有十二月神，四隅有青、赤、黑、白四色树木以代四木。每一月神之下也有文字，记录神名及辨吉凶宜忌的所谓《月忌》内容。

楚帛书是目前最早直接书写在丝织物上的完整作品。帛书与简牍书于条带形空间的墨迹不同，与晋盟书也不同。这是在一个相对宽阔舒展的空间中创造出来的作品，字体略呈横势，仪态雍容娴静，行笔与简牍盟书的率意爽捷也不同，有不激不厉、风规自远之致。帛书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它的章法，中间的甲乙两篇文字，互为阴阳正倒，远观为并置的两组，近审又各自独立成章。甲篇250字左右，乙篇近400字，如此的宏篇，布列整齐，首尾呼应，中间隐然有行列之序，足见其笔阵的矩度森严。四周的十二月神名及《月忌》之文，与画图相配武，各有所司，又从中时见随机的变化。汉代也于长沙故地出有帛书，但与此相比，已经稍涉抄书之嫌，决无此等谋篇布势，法度严明，又变化莫测。

除此之外，同墓还出土有帛书残片，为朱栏墨书，存13字。马山一号楚墓又有绢书残片两件，可知当时此地多以绢帛为书写材料。两种残片，存字不多，尤其是马山绢书，仅存3字且字迹潦草，故不详述。

刻石书法及其他

刻石书法作品早在商代的石磬、石簋之上就出现了，不过那是些偶然的刻画而已。精心结撰的规模宏大之作，毫无疑义应推《石鼓文》为最早。从石鼓、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传世的《诅楚文》，到秦始皇泰山、峄山、会稽诸刻石，说明刻石书法作品首先发端于秦国。此后2000年来绵延不绝，成为铭刻书法的主要形式。

秦系以外的刻石作品也偶有发现，如战国中期中山国墓葬的《守丘刻石》、洛阳金村出土的石磬文字、《三代吉金文存》著录的《行气铭》以及曾侯乙墓石磐刻字等都各具特色。

《石鼓文》与秦系刻石作品《石鼓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很独特的地位。石鼓自唐代初年被发现以来，就为历代文人、书家、史家所重视。虞世南、欧阳洵、褚遂良、韩愈、张怀、张彦远、苏东坡……历代题咏歌赞、评论、研究、学习《石鼓文》者不下数十百家。石鼓一组十枚，石呈唐鼓之状，故名。初发现于岐州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田野中，历代几经辗转迁移，从凤翔到开封、到金国、到元都、到四川，到如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明历代对石鼓的珍重。十枚石鼓，鼓面朝下，各环刻四言诗一篇，计全文700余字。每篇以起首之文定名，分别为《吾车》、《氵开殴》、《田车》、《銮车》、《需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十篇，描写了秦王率车马之众田猎心喜的场景，故又称《猎碣》。

《石鼓文》唐初发现时的拓本已无法寻其踪迹，现存最早的拓本为北宋拓，曾经明代收藏家安国所收藏，有三种，安氏分别名之以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石鼓文》是西周成熟的大篆向秦代小篆过渡的一件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杰作，历代学者目为篆书之祖，说明它的书体是小篆的源头。与小篆的规范相比，《石鼓文》无疑是极为生动的。韩愈《石鼓歌》中说：“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玉树交枝柯。”不过，与春秋战国之际其他系域的作品相比较，《石鼓文》又显现出一派端严典正的庙堂气象。《石鼓文》线质浑劲，结体略呈纵势，不过与其他系域的铭刻作品相比已属宽博，并且时有籀文的繁复结构贯穿其间，使章法疏密有致，纵横有象。

比《石鼓文》时代较晚的刻石作品是秦公大墓石磬文字，作于春秋晚期秦景公四年（前574），也是在最初发现《石鼓文》的陕西凤翔县发现的，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石磬质地细腻，光洁如镜，叩之音色悦耳。20多件石磬及石磬残片，大小不一，当是编磬。每磬皆有铭文，语句整齐，朗朗入韵。由于石质细腻，又是晚近出土（1986），加以契刻工致，与《石鼓文》的浑茫端庄相比，则表现出一股清新隽爽之气。其中“四、方、高、于、喜、嗣、平、日”等字已与小篆无明显差别。其线质的挺、结构的平正与体势的修长也比《石鼓文》更接近小篆。这是在书法史上较《石鼓文》更向前，向着简洁、规范，向着秦国人的理想迈进一步的一组作品。

秦代刻石，传于世者还有《诅楚文》，共三件：《巫咸文》、《大沈厥湫文》、《亚驼文》。三石分别于宋代出土，宋代文人如欧阳修、苏东坡等都有题咏，原石久佚，原拓也不存世。宋代《汝帖》、《绛帖》均有翻刻，元代人有重摹刻本，略存古意。据学者考证，石刻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当楚怀王十七年（前312）。三石除祭告的神名不同以外，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为战国时期秦楚交恶时秦国诅咒楚国的檄文。

现存的《诅楚文》是宋元人的摹刻，字形只略存梗概，点画已被改造成光洁柔媚、丰中锐末的传抄古文笔法，无复原来的金石生气。

《守丘刻石》及其他秦系以外的刻石不多，1975年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地发掘的《守丘刻石》是一件很难得的作品。在高90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的大河光石上，刻有铭文二行，前一行九字，其中合文一，故相当八字，后一行十字。如此，则第一行疏而第二行密，在章法上有很大的变化，第一行的字显得更加舒张。结字是晋系中山国的特有方式，只是比中山王三器的文字更自然随意，笔致自起至止，通体力到。线条刻于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刀与石相互抵拒争折的痕迹。这痕迹绝不是轻快的、飘逸的墨书线条可以相比的。刻石的线条，可以看出克服着巨大阻力时的奋力前行，也可以看出一次停顿暂歇后微小的前进方向的调整，还可以看出某个笔画因用力过猛而拖长。只有这样的痕迹才能把力、节奏清晰地透露给观者。

曾侯乙墓石磐刻字，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有编钟与编磐。其中磬为石质，计32片，分上下两层。每一磬片都有刻字，也有少量墨书。磬首刻有编号，敲击处称作鼓面，其上刻有标音的文字，在尾端刻有乐律关系的文字，32片石磬刻字计696字。这批编磬文字与秦公大墓石磐文字分属楚秦两系，自然很不相同。曾侯乙墓石磬文字简率自然与简牍文字为近。因为文字内容与标音、乐律相关，故重复的文字很多，如“姑洗”、“之”、“宫、商、角、徵、羽”等。重复的文字出现在不同的磐片上，都略有变化，从中可以领会到相同的字在不同的文字关联与空间处境中的随机调整。当然，其中风格差异过大的刻字完全可能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

石磬刻字不拘于方圆纵横，结构灵活多变，线质与《守丘刻石》相比，短促的笔画为多，因此也就更显得简率劲健一些。

传世的刻石作品有于省吾《双剑讠多古器物图录》所收洛阳金村出土的石磬三件。石磐有单、双刀两种，单刀飘逸而双刀质直。单刀者体势稍纵，双刀者纵横互用，以主笔定主势。石磬文字为晋系无疑。

刻石作品以外，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录有刻玉作品一件，在此一并述及。内容有关行气，故通称《行气铭》。此铭刻于十二面觚棱体上，每面3字，计36字，重文9字，其中有些字的结构颇可与中山王三器文字相印证，可知当属中山国器。文字稍能到平淡天真处，不似中山王三器的刻意求工。

刻石之外，战国时期的刻陶、印陶、瓦书、钱币以及大量玺印也极其珍贵。刻陶作品不多，瓦书惟《秦封宗邑瓦》，结构布局更适合于当作篆刻艺术去欣赏，在此不作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