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海之行

• 邓小平说：“这么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了外汇，支援四化建设。”
• 邓小平明确指示：“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
• 邓小平说：“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涉及到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后继有人，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能否掌握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干部手中。”

倡导发展旅游业

1979年7月16日，从安徽黄山下来之后，邓小平便来到了久违的上海，随即住进了“414”招待所的一号楼。

“414”招待所，位于上海市西郊长宁区一个僻静的花园地带。它是一所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

这里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直属的招待所，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414”招待所占地1133亩，包括牡丹园、翠竹园、桂花园和腊梅园这四个漂亮别致的园林区。在浓密的树林中，掩映着三幢别墅楼。

招待所风景优美，别具一格，而且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说它“神秘”，一是因为建国后，毛泽东来上海曾数次住在这里。二是因为自毛泽东1967年最后一次住过这里之后，被空关了10多年。

1978年底，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在中华大地上嘹亮地奏起。

那么，能否开放“414”，就引起了人们广泛地关注。

最终，邓小平亲自打开了“414”的开放大门。

在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

对于这次很平常的会见，关注中国的各国政府，把它看成是正在制定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具体步骤。

敏感的西方商界，则把中国和西方通航，视为一个良好的商机。

但是在当时，他们都没有看到：随着国门的打开，航路的架通，沉寂多年的中国旅游业，将作为现代化的经济产业，从此崛起。

邓小平看到了。他也因此成为大力发展中国旅游业的最早的倡导者。

在会见西威尔之后，邓小平同在座的中国民航总局和旅游总局的负责人谈话，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旅游业。

邓小平亲自算了一笔账：

一个旅行者花费1000美元，一年接待1000万旅行者，就可以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

邓小平要求旅游总局和民航总局共同研究，以发展旅游为中心，搞一个综合方案上报中央。

在1个月之后，邓小平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与中国相比，这些旅游资源并不十分丰富的国家，旅游业却搞得红红火火。特别是新加坡、泰国的旅游业，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后不久，邓小平在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3次同国家旅游总局负责人、国务院负责人、工商界负责人，谈到发展旅游业的问题。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对国家旅游总局的负责人说：“搞旅游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

4天后，邓小平又对国务院负责人说：

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要狠抓一下旅游和城市建设。

发展旅游要和城市建设综合起来考虑，开始时，国家要给城市建设投些资，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来搞城市建设。

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胡厥文等工商界负责人时，他指出：

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过去工业是以钢为纲，它一上就要挤掉别的项目，而且资金周转很慢。

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如轻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旅游业等，能多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多搞几个旅游公司。我们的人民很聪明，要多想些办法，千方百计选择收效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

半年后，75岁高龄的邓小平登上了黄山之巅。并在7月15日，向中共安徽省委、徽州地委负责人，发表了著名的“黄山谈话”，主题就是讲如何大力发展中国的旅游业。

这次来上海，邓小平关注的依然是旅游业，并为此在认真的思考着，并果断地付诸行动。

给招待所提建议

在7月16日，邓小平来到上海的“414”招待所之后，他每天早上都要到花园里散步。

几天下来，邓小平走遍了这座院落的每个角落，始终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一天，邓小平在散步时，把市委招待处处长叫到跟前，亮出了几天来萦绕在脑际的想法。

邓小平指了指“414”的院子，十分感慨地说：

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

沉默了一会儿，邓小平又说：

这么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了外汇，支援四化建设嘛。……

走进树林里，邓小平说：“这里造几幢别墅，就像住在森林里一样。”

在方圆8万平方米的清如明镜的湖畔，邓小平惋惜地说：“湖边不住人，可惜喽……”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邓小平早晨散步时，就帮助陪同他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规划“414”对外开放后的蓝图……

前后近10天，邓小平走遍了也摸清了“414”招待所的每一个地方。而且，他脑中始终在思考着这一重要问题。

7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中共上海市委全体常委，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谈话。

在谈话中，邓小平说道：

我这次来“414”住了10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

把一座市属内部高级招待所，向外国人开放，赚取外汇，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

上海市委的负责人起初有些惊讶，但是，望着邓小平那坚毅的神色，他们似乎悟出点什么，都频频点起头来。

邓小平接着说：

旅游业要抓。这里的“怪房子”，即招待所的一幢小楼，收5000元一天，加个冷风机。

钓鱼台的一幢楼，一个美国资本家住一天给6000美元，回去后还写感谢信来。这个地方，大而不当。

这几天，我常对他们招待所的干部讲生意经。要会赚钱，会做生意。

搞个钓鱼的地方，有钓钩，如果钓到了鱼，可以给他加工，收多少钱。

大草坪，搞个高尔夫球场，打一场，给多少钱。这里可以出广告，外国人订房间，今年订明年、后年的，但要干净，每天要换床单。

最后，邓小平明确地指示：

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

至此，上海市委负责人，才真切地领会到了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打破衙门作风、坚持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随后，上海市委作了专门研究，成立了修建领导小组。

从此，“414”这个专门接待中央领导，从而显得封闭和神秘的招待所，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宾馆。

邓小平打开“414”大门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全国，从而引起了连锁反应。

不久，各地类似的花园别墅，也先后对外开放，成了中外各界朋友迎来送往的商住酒店。

邓小平在强调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还提出许多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

要把旅游业变成综合性的行业。搞旅游首先要改善旅游设施，把旅馆、饭店盖起来，保护好景区，修筑通往景区的公路，其次还要开辟一些专门为旅游服务的餐饮业、零售业、娱乐业和纪念品设计制造业等。

这样既可以改变外国旅客“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生活单调，影响来华旅游兴趣的现象，又可以吸收大批青年就业，改善人民的生活。

邓小平还提出，要用管理经济的办法管理旅游业，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有指导性的意见。例如，旅游行业要讲经济效益。

邓小平说：

搞旅游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既然搞这个行业，就要看看怎样有利可图。又例如，旅游局要用人得当，要有一些有闯劲、有干劲、有办法的人，只凭资格不行。

要搞一些培训班，培训翻译、导游、经营管理人员，甚至服务员。

如果国内经理人员不行，可以聘请外国人。

邓小平还提出旅游企业要实行按劳分配政策。邓小平说：

旅馆、饭店的服务员，凡是服务得好的，不管年龄大小，工资待遇都要提高；服务不好的，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还可以淘汰。

赚钱多的旅游公司工资就要多，年底还可以发奖金、拿双薪。

全国要搞若干个旅游公司，每个公司自主经营，公司之间可以相互竞争，等等。

过去，中国的旅游业接待外宾完全是被动的。为此，邓小平提出：

旅游业要转变职能，利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优势，吸引外宾，吸引游客。

早在1978年10月，中美两国尚未建交，邓小平就指示民航部门和旅游部门，想办法打开美国的大门，吸引美国人到中国旅游，促进中美交流。

邓小平特别指出：

旅游最大的客源是美国，也有日本。泛美航空公司提出做我们旅行社的代理人，可以考虑。

为了搞好旅游业这个对外开放的窗口，邓小平还要求旅游部门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有知识，有一点外语的基础，要搞好对外宣传等。

此外，邓小平还提出利用外资发展旅游业，发展旅游必须考虑城市建设的配套，以及发展旅游要注意保护环境等思想。

在邓小平的正确决策和指引下，“414”的修建工程进展得非常快。

1980年修建工程完工后，“414”正式挂牌为“西郊宾馆”，对外开放。

“西郊宾馆”接待的第一批国外客人，是美国的林德普雷顿豪华旅游团。

之后，还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等国家元首。

“414”开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它使刚刚制定不久的开放政策，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向全国人民诠释了开放政策深刻而丰富的内涵，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

1979年11月29日，为加强对国际旅游市场的研究和国外旅行社的联系，国务院同意国家旅游总局，在美国、日本、西欧部分国家和香港地区，建立旅游办事处。

在邓小平关于发展旅游业的思想指导和推动下，我国旅游业实现了从事业接待型向经济创汇型的转变，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接见上海市领导

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接见上海市委常委和几位顾问。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着重谈了如何选拔和培养好年轻、优秀的接班人，解决好组织路线问题。这也是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中的突出主题。

那还是在1975年的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呈上一份报告。报告中，周恩来建议由邓小平主管外事，在他住院治病期间，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一年，邓小平71岁。

邓小平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接班人的问题的看法。

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这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印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使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邓小平在这次接见上海市负责人时，特别强调：

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

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

邓小平特别指出：

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邓小平吸了吸手中快要熄灭的烟，继续说：

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

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

邓小平还明确指出：

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

邓小平说：

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延安路线的继续。

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

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涉及到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后继有人，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能否掌握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干部手中。

就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组成问题，邓小平说：

市委常委这么多人不太好，最好7个左右。

上海市委当时有19个常委。

邓小平接着说：

如果能比现在的班子年轻一点就好。另外，把市政府建立起来，副市长、副省长必须能干工作，厅局长一定要是壮丁。

邓小平还对市委常委、人大、政协、政府的班子配备，提出了要求。

邓小平还专门请回上海的老领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到上海指导上海领导班子的组建工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全党思想路线问题之后，邓小平把目光投向党的组织路线，高瞻远瞩地提出培养年轻接班人的问题，并亲自推动这项他称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建设”的重要工作，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正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80年代初，一大批年轻的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保证了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