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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愿意让人塞住嘴巴，钉上镣铐，牵着鼻子走；它高喊道：前进！它要放你们到诗歌的大花园里，那里没有禁果！——雨果
进入法兰西学院
1830年以后，雨果除了写小说、诗歌之外，他还相继创作并上演了《国王取乐》、《吕克莱丝·波基亚》、《玛丽·都锋》等7个剧本。
雨果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戏剧，一是因为雨果的经济负担很重。他们全家每月要500法郎的支出，雨果的哥哥欧仁因精神失常长期住院治疗，其住院费及治疗费也是由雨果负担的。
另一个使雨果钟情于戏剧的原因，是他认识到戏剧对群众的影响最直接。七月革命以后雨果对社会、对政治越来越关注，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总是希望牢牢地占据着戏剧舞台。
雨果的创作已经日趋成熟。然而，正因为日趋成熟，他的心理定式产生了动摇。艺术上的成就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
在雨果早期的作品中，人们最为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词藻优美的颂歌和抒情诗，仿佛他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雨果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童年的不如意、少年的坎坷、青年的磨难，使他对政治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希望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政治生活，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雨果极想跻身于那些治国安邦的伟人之列。他的榜样夏多勃里昂曾任法国贵族院议员、大使、外交部长。这正好是他今后希望走的光明大道。只是在路易·菲利普时代，一个作家想获得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尊贵头衔，必须首先是法兰西学院院士。
1836年至1840年，是雨果在文坛继续大踏步前进的5年。这种大踏步前进的态势，即使是那些对浪漫主义切齿痛恨的老学究，也不能再视而不见。
颂唱绿叶、太阳和亲爱者，虽然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但一种新的渴望却更使他心驰神往。
他渴望成为“精神领袖”！他渴望在那些影响人民思想意识的人物中占有一个席位！他渴望能成为像他的老师、法兰西贵族、大使、外交部长夏多勃里昂那样的人物！
早在《克伦威尔》和《欧那尼》上演时期，雨果和他的朋友们虽对法兰西学院进行过一些指责，但他对文学界过于了解，不认为法兰西学院会因他们对那些才干的攻击而耿耿于怀。
从1834年起，雨果雄心勃勃，为自己定下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进入法兰西学院。
为此，他以顽强的意志发起了冲锋。圣佩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雨果想当院士。他关心此事；他郑重其事地与您谈论此事，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当他和您谈学院时，会心不在焉地把您从圣·安托万林荫大道带到马德莱娜路。雨果一旦有了打算，便会全力以赴去为之奋斗；于是，人们就听到他思想上的重型装甲骑兵、大炮辎重以及他的暗喻从遥远的地方开到。”
圣佩韦专门写文章对雨果进行了冷嘲热讽式的“赞扬”。雨果不想理睬。雨果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认准了的“制高点”，那是一定要登上去的！
法兰西学院共有40个院士，并且都是终身院士，因此替补的机会是相当少的。1835年，夏多勃里昂曾对雨果说：“研究院本身无足轻重，尤其对你来说，但为你打开政治途径，还是有其重要性的。”雨果显然是听进了这个话。
但是，法兰西学院作为法国文学艺术界的最高圣坛，可不是谁想进就可以进的。除了造诣，更重要的是机会和人缘。学院只有固定的院士名额，只有当院士“缺额”的时候才进行补选。
而且文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个作品，喜欢的可以说它是“天才创造”，不喜欢的也可以指斥它是“胡编乱造”，而且都可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因此，院士的补选，人缘成了很重要的因素。
1836年2月，法兰西学院院士列昂子爵去世。根据“遗缺即补”的原则，学院决定组织选举。
是梅尔西爱·赴巴迪，一个昙花一现的滑稽喜剧作家当选了。雨果不无伤感地说：“当初，我以为必须经过艺术之桥才可以进入法兰西学院。我想错了，照这样看来只需迈过新桥便可入内。”
1836年11月，雨果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奔走。但这一次，泰奥多尔·帕维在给他兄弟维克多·帕维的信中又作了悲观的预测。
实际上，虽然法兰西学院的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拉马丁和夏多勃里昂都投了赞成雨果的票，但获胜者还是米涅。
德尔非娜·盖说：“事先若权衡一下雨果也许可以当选。遗憾的是，人们当初太乐观了。”
竞选受挫并没有使雨果灰心丧气。他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甚至比往常更加关心他的几个孩子。
1837年3月5日，备受精神折磨的欧仁去世，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解脱。
按照西班牙贵族的封赐习惯，雨果自然地取得了子爵的爵位。这个西班牙爵位虽然已经名不副实，但阿黛尔却看得很重，自此之后，她的签名一律变成了“雨果子爵夫人”。
雨果打不起精神。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宝座，因为他觉得，法兰西学院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此生此世，他是无论如何也要登上这座高峰的。
1839年，一位院士去世，机会又来了。这回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王朝正统主义演说家贝里页。雨果有皇室做靠山，过去对他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检察机构转而支持雨果，因此，他当选似乎没有太大困难。
经过7轮角逐，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法定多数。选举只好推迟到3个月之后。
1839年12月31日，又一位院士突然去世，法兰西学院又空出了一个位子。于是，1840年2月20日，学院又举行了补选两位院士的双重选举。
结果又令人失望。在参加选举的31人中，有30票选莫连伯爵，有29票选弗鲁兰，雨果又一次名落孙山。
1837年，出现了一个转机，雨果认识了奥尔良公爵。
奥尔良公爵是所有期待自由政策的人的希望。雨果在替一个老教授求情帮助时，并非没有献媚之态。他说道：“亲王殿下，您会接受一个陌生人为另一个陌生人做祈祷吗？”
雨果当即得到了应允。于是一次感恩访问导致了亲王和诗人后来的密切联系。
路易·菲利普为庆贺长子结婚，在凡尔赛宫的明镜长廊举行宴会之日，雨果也受到了邀请。起先，雨果表示不愿意去。出席一个有1500人的宴会，似乎并不显得十分荣耀，反倒有点叫人厌烦。
此外，由于国王长时期对待大仲马冷淡，拒绝邀请他。雨果说，不邀请大仲马，他也不会到。奥尔良公爵亲自出面，请求重新宠幸大仲马，由于公爵坚持，终于获胜。由于没有宫服，雨果和大仲马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凡尔赛宫遇见了装出贵族气派的巴尔扎克。
雨果并不为出席了宴会后悔。他被安排与奥马尔公爵同桌。国王在宴会上说了很多赞扬他的话。奥尔良公爵的妻子是一位学识渊博，心灵高尚、容貌美丽、胸襟坦豁的公主。
她对雨果说，见到他很高兴，并说她平日在和德·歌德先生交谈中常常提到他。她能背诵他的许多诗，她特别喜欢以“那是一座质朴的教堂，有着扁圆的拱顶……”开头的那首诗。
这位年轻美丽的德国公主，从16岁起就怀着酷爱的激情，开始攻读法国文学。她的愿望，是到巴黎，她崇拜的诗人，是维克多·雨果。
她还对雨果说：“我参观了‘您的’巴黎圣母院。”雨果当然很希望取悦这位显贵的主人，并且确实也如愿以偿。
婚宴3个星期后，雨果被委任为荣誉勋位团的军官。亲王的仆人给王宫广场的雨果送来了一幅带有浪漫色彩的画《依乃·德·卡斯特罗》。上面写着：“赠给维克多·雨果先生——奥尔良公爵暨夫人1837年1月27日。”
这样，雨果成了这位法国未来王后的客人。在马尔桑宫，不论是星期三的正式集会，还是被人们称之为“壁炉集会”的亲近人的小聚，每次都少不了他。在这个亲近圈子里的人常常互相打听：“您明天去参加‘壁炉集会’吗？”
在集会上，他们总能见到雨果。雨果向比他小8岁的公爵说，诗人是上帝派到亲王身边的代言人。
奥尔良公爵，把雨果当成了可以一吐肺腑之言的朋友。有一回交谈中，公爵同雨果说道：“最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剧本上演？”
雨果告诉公爵：“我没有自己的剧院，因为法兰西喜剧院都被死人统治着，而圣马丁门剧院又被蠢人占领着！”
公爵生气了，一个最优秀的剧作家，竟然没有剧院可以上演自己的剧本，这太说不过去了。他立即给文化部长写了一封信，要求授予雨果“拥有自己剧院的权利”。
王位继承人的指示得到了很好的贯彻，雨果终于有了自己的阵地，它被叫做“文艺复兴剧院”。
大仲马和雨果又将此事托给了一个叫做安泰诺·若里的报社经纪人去经营。雨果为此还写了一个诗剧来庆祝剧院的开张。
1840年6月7日，列迈斯埃先生撒手人寰，而就在1841年1月的选举中，雨果终于以17票对15票的微弱优势，取得了入驻法兰西学院的通行证。
这一回，投票支持雨果的有夏多勃里昂、拉马丁、维尔曼、诺弟埃、库佐、米涅。政治活动家梯也尔、莫连等也投了他的票。
接纳仪式盛况空前。知名人士中有吉拉尔丹夫人、路易丝·高兰夫人、梯也尔夫人，以及一大群女演员。
10年来，亲王们第一次光临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也对亲王们的到来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积极准备迎接这些人的到来。
这一天，法兰西学院的常务秘书维尔曼在马扎兰宫门口迎候奥尔良公爵暨夫人，这天奥尔良公爵暨夫人戴着一顶衬着粉红色里布的白帽子，显得格外漂亮。
雨果最初进入法兰西学院时也真有一种帝王气派。他的棕色的头发是经过精心梳理过的，光溜溜地贴在脑袋上，衬出金字塔形的前额，一绺发卷落在绣着绿花的衣领上，显得气度非凡。他那微凹的小黑眼睛，闪现出难以抑制的光芒。
当仪式开始时，雨果微笑着向观众挥手致意，在雨果看来，观众们就是他的朋友，他希望通过演讲好让这些朋友更加了解他。所以雨果开始发表了经过他精心准备的就职演说。
雨果满怀激情地演讲着，观众们也听得如醉如痴。虽然观众们早已从书本上领略了这位伟大的作家的才华，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倾听他的声音。
这让大家很兴奋，大家像一群热情的“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一般激动不已。大家观赏着他的手势，欣赏着他的演说，这件事让参与过的人们事后想起来都那么使他们感到欣喜与激动！
不幸痛失了爱女
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后不久，雨果就成了学院的领导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充沛的体力和超人的工作能力，他与王室的亲密交往，都使他担任这个职务当之无愧。
雨果踌躇满志，他的目标就是要像夏多勃里昂那样，在精神上、政治上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842年，雨果的朋友和保护人，未来的法兰西君主奥尔良公爵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公爵的马车行至当时叫起义路的大街时，突然发狂。亲王想从马车上跳下来，结果跌在地上，摔得脑浆迸裂。
朋友惜朋友。诗人热衷于对比，他想，年轻、幸福、无忧无虑的公爵以前每次到纳伊宫去时，都必须从这扇绿色的门前经过。即使他有时也瞟一眼这里，但他只不过把它看成一家生意萧条的食杂店，某个普通处所，一处破房子，万没想到这里正是他的坟墓。
奥尔良公爵是个高尚的人，而且，对于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希望。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重新制订。雨果是当时在法兰西学院的执行主席，负责将学院的吊唁信呈给国王，他赞扬如此年轻就辞别人世的亲王。
公爵遇难后一个月，雨果去拜访奥尔良公爵夫人。亲王的遗孀身披黑纱，一心想的是丧事与孩子。不过，她还是接待了诗人，并和他一同讨论了难以预料的未来。
自1822年与阿黛尔结婚后，阿黛尔一共为雨果生养了5个孩子，除了长子夭亡，其他4个都得以长大成人。
在雨果的履历表上有关子女的栏目上始终写着这么4个人：莱奥波尔迪娜、查理、法兰苏亚和小阿黛尔。
在雨果的两儿两女中，长女莱奥波尔迪娜是他最喜爱的一个。她是父亲的宠儿，也是父亲可以信赖的朋友。在很小的时候，雨果就叫她“大小姐”，她则叫雨果“小爸爸”。
1843年，雨果的新剧《城堡里的伯爵》即将上演。而此时，他的女儿莱奥波尔迪娜与一个极讨全家人喜欢的小伙子夏尔·瓦克里订了婚。婚礼预定在2月份举行。
雨果喜欢瓦克里家那两兄弟。他们是因为崇拜他而进入他的生活的。夏尔和奥古斯特两兄弟，一个于1816年出生在南特，一个于1819年在维勒古埃降生。祖祖辈辈在塞纳河上驾船打鱼。
他们的父亲夏尔·伊西多尔·瓦克里在勒阿佛尔当船主，发了笔横财，在维勒吉埃江边上造了一座白色的大房子。老大夏尔继承父业，老二奥古斯特一进中学，就饱读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作品，成绩十分优异，以致巴黎有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把他作为一个“考试能手”，专程来向他提供机会，免费让他修完学业。
从此，这小伙子便成了查理大帝中学的学生。他热情，但更浪漫。1836年，为庆祝查理大帝纪念日，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担负了演戏的任务。他们选择的剧本是《欧那尼》，于是便去征求作者的同意。雨果不但同意他们上演，还亲临剧场观看了演出。
后来，在《玛丽蓉·德·洛尔墨》演出获得成功时，诗人在人群中发现了年轻的瓦克里。瓦克里后来说：“先生笑容可掬地走到我面前。我握着他的手，感到像握着国王的手一样。”
这件事情后，这个年轻的诺曼底人和他的朋友保尔·默里斯都成了王宫广场的忠实信徒。他们还负责为《吕意·布拉斯》的上演招募“拉拉队”。年轻的奥古斯特生病的时候，阿黛尔照料了他。这个漂亮的女人俯身探视他，给他留下了美妙的记忆。
1838年，雨果去莱茵河旅行期间，阿黛尔和她的孩子都被邀请到勒阿佛尔，住在奥古斯特的姐姐家。姐姐的丈夫是新格拉维勒的创建人尼古拉·勒费弗尔。雨果的4个孩子从未见过海。全家便都从勒阿佛尔来到了维勒吉埃，一直待到10月上旬。
雨果的孩子们对他们的假期十分满意。第二年，他们便拽着父亲一同到勒阿佛尔，到维勒吉埃去了。他的家人都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夏天。
当时，莱奥波尔迪娜15岁，夏尔22岁。他自知处于一种极有利的地位。沿海航行和船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平时，尽管家庭经济状况不错，但生活方式向来俭朴，家用开支也极紧。
老夏尔·瓦格里已年迈多病，风烛残年，早想隐退。莱奥波尔迪娜那么朴实聪敏，似乎是已被指定为家业继承人的小夏尔的理想配偶。他们的婚事在这时候初步定下，这事得到了雨果夫人的赞同。
1843年2月15日，婚礼终于在亲密的气氛中举行。没有通知维克多·雨果的朋友们。
这段时间，雨果还在忙碌着他的《城堡里的伯爵》。
《城堡里的伯爵》中所描述的那个“瓦格纳以前的魔鬼”和高傲的城堡，那四代强盗骑士，厄运之神与上帝的那场斗争，都不是雄伟的场面。
法兰西喜剧院热情地接受了这个剧本。可是，当时的气氛越来越不利于浪漫主义戏剧。一些时间以来，卓具才华的年轻女演员拉歇尔又使古典主义悲剧变得时髦。
但是，雨果还想掀起第二场《欧那尼》之战，为获取这场战斗的胜利他派了两个新的组织者：瓦克里和默里斯去找画家塞勒斯坦·南端叶，向他要300个年轻人，300个年轻人下决心，做不成功便成仁的“斯巴达”人。
南端叶则晃动着长头发对派来的使者说：“年轻人，回去对你们的先生说，已经没有年轻人啦！”更准确地说已经没有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了。
首场演出还算平静。剧场里挤满了朋友。尽管诗句优美，人们却觉得剧本庄严乏味，无从吸引观众。到第二场时，就有人吹口哨了。从第五场起，每场演出都乱成一团。
当时法兰西剧院的布洛治说，雨果有一天凌晨2时，和他一同从杜伊勒利宫前经过时，大声叫道：“倘若拿破仑还活着，在法国就会只有一大事：上演《城堡里的伯爵》，皇帝也会亲临观看我们的排练！”
可是，拿破仑一世早已不在人世，夸张的浪漫主义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批人里也包括路易·菲利斯时代的观众。
4月份，巴黎观众让篷萨尔演的《吕克雷斯》大获成功，因为这个外省的新古典主义者似乎是反雨果的。巴尔扎克怒气冲冲地说：“我看了《吕克雷斯》，这是对巴黎人的多么无耻的愚弄！没有比这更幼稚、更无价值、更像中学校里演的悲剧了。5年后，人们就不会知道蓬萨尔是个什么人了。雨果干了不少蠢事，活该上帝派个蓬萨尔来与他分庭抗礼。”
雨果表面上仍然泰然自若，然而那么大的仇怨，成功的代价，搅得他心绪烦乱。第三十三场演出后，他抽回了剧本，并从此不再写戏了。
1843年3月7日这一天可以称之为是浪漫主义戏剧的“滑铁卢”。
这一年，雨果打算去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旅行。这样，他可以回顾童年时的生活，并以此医治他在巴黎的忧患。自2月份以来，他就几乎为这种忧患所侵袭。
当时，女儿莱奥波尔迪娜已怀孕3个月，她感到莫名其妙的惶惶不安，一再恳求父亲别出远门。7月9日星期二，雨果来诺曼底向她告别，后来又给她写信说：“我亲爱的女儿，你知道吗，我想你时，多像一个孩子。我泪水盈眶，愿意永不离开你……在勒阿佛尔度过的那一天在我思想里留下了一道光亮，我永生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雨果没有听从女儿的劝阻，他觉得女儿的烦躁可能是出于怀孕的反应。
他沿着比利牛斯山脉款款而行，商旅的风光使他诗兴大发，写了好多诗。两个月后，他再次返回诺曼底。阿黛尔正带着孩子们住在女婿在家乡附近为她租赁的一所别墅里。他要去看看孩子们，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9月9日，雨果到达了一个叫苏比斯的小村子。这里距维勒吉埃也只有一天路程了。在咖啡馆喝咖啡时他拿起了报夹。一路行色匆忙，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看报了。就在他翻开报纸时，他看到了《世纪报》上的一个悲惨的事件。
《世纪报》上报道的是9月4日，星期一在维勒吉埃发生的一个事故。莱奥波尔迪娜和她丈夫在两天前离开勒阿佛尔去度周末。
在那里，他们遇到曾当过船民的叔叔比埃尔·瓦克里和他11岁的儿子阿尔蒂。
星期天下午，夏尔托人从勒阿佛尔带来的一艘赛艇抵达码头。这是他叔叔请一家造船厂按照他自己设计的图纸制造的。夏尔曾用它参加过洪弗勒尔划船比赛，夺得头奖。小艇配备有两叶很大的纵帆，顺风满帆时，小艇航速很高。不过，船体太轻，轻得不能在塞纳河上航行。他打算在第二天早上到高特贝克去接正在等他的公证人巴齐尔先生时，再试试这艘小艇。
星期一的早晨，阳光灿烂，风平浪静，蔚蓝的天空上只有几丝淡淡的晨雾。前一天晚上已经商妥，莱奥波尔迪娜陪同她丈夫、叔叔及堂弟一同去。可是，她婶妈担心小艇船体太轻，觉得坐这样的船不太安全，劝她放弃这次旅行。
两个男人及孩子出发了，没带她去。但他们随即又返回。因为，艇晃得太厉害，只得压上两块大石板。这次，莱奥波尔迪娜动心了。她请他们稍等一会，急急忙忙地换上一条红色平纹方格连衣裙就上船了。去时，旅程很短，平安无事。
他们得把巴齐尔先生带回维勒吉埃吃午饭。他提出自己坐马车前往，他根本看不起这艘小艇。觉得他这样伟大的人是不应该乘坐这样粗陋的没有品位的交通工具的。为了使他放心，夏尔和比过尔叔叔把寄存在高特贝克码头的许多粗陶瓦运上船，加重了负荷。
巴齐尔不得已之下，才勉强上了船，可是，因为此时小艇比任何时候都摇晃得厉害，似乎就要栽倒在水里沉没似的。巴齐尔很害怕，经他再三要求，又在巴尔依瓦小教堂附近下了船，并说宁愿徒步走完剩下的路也不愿意坐这样摇晃得几乎要沉没的小船了。
小艇又出发了。风在两帆间鼓荡。不一会，在山丘与河流间回旋的一股风猛地把船吹倾斜了。这时候，原来装在船上用来压舱的石头都开始滑动，使船体失去了平衡。
艇上的人员全都失去希望。在生死存亡之际，艇上的人顽强搏斗，却是徒劳。乘客里，只剩下游泳健将夏尔·瓦克里，他还围着掀翻了的船体拼命挣扎，试图救出他的妻子。
莱奥波尔迪娜被死死地扣在船里。夏尔弄得精疲力竭，但丝毫不起作用。于是，这个从未离开过妻子的人这次也听任自己沉入水下，伴随妻子。
当天晚上，雨果带着留在他身边的3个孩子回巴黎去了，也没在维勒吉埃停留，参加令人悲痛欲绝的葬礼。
1843年起，每逢爱女夭折的祭日9月4日这一天，雨果都要写悼亡诗，表达他心中的哀痛。
其中，1844年写道：
她满10岁的时候，我正好而立，
那时候我把她当做整个世界。
有一次在大树的阴影下，
青草散发着一缕缕沁人的芬芳。
我心地纯正的安琪儿啊，
那一天你是多么快乐。
可这一切都永远过去了，
像一阵清风，像夜的暗光！
反抗拿破仑三世
爱女的死成了雨果的心病，他总是觉得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谴责他对家庭对亲人的不忠。他甚至想到莱奥波蒂娜的惨剧，会不会是上苍对他的一种惩罚，雨果由于女儿遇难，身体完全垮了，直至12月，他仍未恢复健康。当时正忙于争取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资格的巴尔扎克去拜访他，走出王宫广场的住宅后，他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
啊！亲爱的天使，维克多·雨果简直老了10岁！他可能把女儿的死亡当做是对他的惩罚而接受。此外。他完全赞成我进学院，答应投我的赞成票。他憎恶圣佩韦和德·维尼。啊！亲爱的，这种18岁时的爱情、婚姻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教训！维克多·雨果和他的妻子是我们的伟大的老师。
雨果常常跑到维勒吉埃，趴在栽着蔷薇的坟上伤痛。
法兰西学院中有5个院士可以做法国元老院的元老。雨果所崇拜的夏多勃里昂就是元老院的元老，因此早在25年前，雨果就有了当法兰西元老的梦想。
1845年4月，在太子与太子妃的帮助下，雨果圆了青年时代的梦，按规定新任元老必须向国王表示效忠，并支持国王所任命的各部长，正直的雨果却不肯屈就，他要“凭自己的良心说话”，并要求有“表决的最大自由”。太子妃因此很为难，最后太子还是让步了。
从1846年至1848年，雨果在元老院发表了6次演说。第一次是替艺术家说话，主张加强保护艺术品的创作权；第二次是替手工艺者说话，要求保护他们的权益；第三次是要求声援波兰人民，当时他们正在反抗俄国沙皇的统治；第四次是要求巩固海边洼地，改善滨海人民的生活；第五次要求取消对拿破仑兄弟子侄的放逐令；最后一次他主张帮助意大利统一，反对奥地利的分裂统治的阴谋。
由于元老院是贵族保守派的大本营，雨果的呼声是微弱的，可是他确实实现了自己的初衷，那就是要“凭自己的良心说话”。
在雨果的视野中，劳动人民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在第五次演说中，雨果大声疾呼道：“你们想知道今天真正的危险在哪里吗？你们的目光不应当总盯着亲王们，而应当注视群众，注视为数众多的劳动阶级，我向政府提出严肃的警告：不能让人民受苦受难了！不能让人民挨饿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雨果还写过一篇为童工呼吁的演说稿，后来由于元老院解散了，没有来得及发表。雨果关心童工的处境，早在1838年他就写过一首题为《忧愁》的诗。
在诗中他愤慨而沉重地写道：
坏的劳动制度啊！
它的魔爪抓住了脆弱的儿童，
它产生了财富却同时创造了穷困，
它使用儿童仿佛使用一个工具。
1845年4月13日，雨果擢升为子爵，成为了法兰西贵族！
雨果感觉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发表什么像样“值钱”的东西了。开支却突然增加了许多。
雨果重新打开了稿纸，开始创作以后成为千古绝唱的《悲惨世界》。
在法兰西学院，雨果工作勤勉，举止庄重，眼圈发黑，但是下巴仍显得威严有力。他有时带点儿倔犟，但又不失尊严。但实际上，他是在用隐藏在他著作里的那些含蓄的幽默，讽刺性地记下了同事们的谈话。
进入1848年2月之后，整个法兰西笼罩着骚动与不满。这种不满同两个重大经济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是马铃薯病虫害带来的农业歉收，一个是工商业总危机导致的大批工人失业。
从新的年度开始的那一刻起，人们对已经统治法兰西18个年头的七月王朝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宴会上，在正统王朝主义者的秘密串联中，不满的呼声四起，很多人甚至谈到了革命。
路易·菲利普国王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法兰西少不了他，他无所畏惧。显然，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正因为如此，在往后发生的事件中，他就不可避免地一次一次地做蠢事。
2月23日，巴黎的街垒战开始了。已经经历过好多次革命的巴黎民众，以轻车熟路般的技巧，在“短裤汉”聚居的巴黎市郊迅速构筑起街垒。
路易·菲利普国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派国民自卫军去镇压。国民自卫军作为有产者的军队，似乎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国王的命令。可是，事与愿违。国民自卫军中有一部分人同情革命，他们对政府的命令缺少热情，不愿向民众开枪。有一个团甚至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内阁辞职！
军队的动摇使狂妄自大的国王不能不感到事态的严重了。他决定牺牲首相基佐，让在自由派中享有声望的莫尔组阁。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是高兴了，可穿短裤的汉子们却不答应。他们的回答道：“无论是莫尔还是基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
2月23日夜晚，部分国民自卫军和起义的民众一起向原首相基佐的住宅推进，遭到把守街道路口的步兵营的阻拦。示威者派代表与营长谈判，谈判还在进行中，步兵营的士兵就向群众开了枪。
巴黎怒吼了，手执火炬的数万群众护送着死难者的灵柩，在巴黎工人区缓缓行进。有人喊起了口号：“拿起武器来吧，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兄弟！”这口号得到了响应，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其他劳动者拿起武器，向七月王朝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路易·菲利普国王当然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他立即打出了两张牌，一是任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梯也尔和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巴罗联合组织新内阁，二是授予敢于染血的陆军元帅比诺以军事指挥权，紧急调动外省的军队疾驰巴黎。
然而，路易·菲利普的两张牌都没打好。尽管梯也尔和巴罗帮着国王向起义者许了好多愿，但是众人已经对这类东西听得够多了。他们以《改单报》的一则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意志：“公民们，路易·菲利普像查理十世一样杀害我们，我们也让他像查理十世一样被推翻吧！”
比诺元帅的军事行动也屡屡受挫。虽然这位元帅有着1834年血腥屠杀特兰斯姆南街居民的“英雄”记录，他本人也想在危机中过过枪瘾，但一队队国民自卫军的倒戈使他产生了动摇。他知道，用刺刀饮血来维持一个政权的处方，这回是难以灵验了。
元帅命令军队停止战斗。于是，起义民众利用军队手足无措的时机，迅速占领了除土伊勒里宫外巴黎所有的街区和要地。路易·菲利普国王知道七月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当一个幕僚告诉他，拯救王朝唯一的办法是他自己宣布退位，让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当国王并由其母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王时，他点了点头。在侍卫骑兵连的保护下，他连夜离开巴黎，流亡英国。
起义民众占领了王宫，激愤的情绪沸腾到了极点。他们把国王的半身铜像扔到窗外，把比诺元帅的图像撕得粉碎，连国王的宝座也搬到巴士底广场上点火烧了。而后，沸腾的民众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冲进议会所在的波旁宫，高呼：“不要摄政王，共和国万岁！”把还在谋划保留君主制的立法会议议员，一个不剩地赶了出去。
2月24日晚，一个平衡着各方利益的临时政府成立。虽然这个政府的各派相互敌对，矛盾重重，但七月王朝却是彻底地垮台了。
在革命酝酿阶段的骚动不安中，雨果的态度是相对平静的。他觉得无论国家的体制怎么变，他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年迈的国王对他很好，如果内阁垮台、国王退位，也不要紧。因为这样一来，奥尔良公爵夫人就会成为摄政王，那时候“摄政王谋臣”的位子肯定非他莫属。至于共和，他想都没有想，因为他认为这是既不希望也不可能的事。
可是，2月23日，当他在去议会的路上看到一队队高呼口号的士兵和武装的民众时，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政府已经把事情弄到了很危险的地步。暴动很快就会发生，但暴动很快就会被镇压，而革命却会颠覆王朝！
事情的发展印证了雨果的预测。一天上午，巴黎第八区区长莫罗告诉他，基佐内阁倒台了，支持改革的巴罗掌握了政权。雨果马上作出了判断，一个重大的事变就要到来！
他立即和莫罗走向王政广场。广场上正涌动着人的波涛，人海的上空不断呼啸着纷飞的枪弹。可他顾不得这些了，与莫罗区长一起扑进了人海，奔向议会。
在波旁王宫，雨果碰到了梯也尔，梯也尔告诉他，议会已经被解散了，国王退位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宣布执政。梯也尔还劝说雨果和莫罗区长马上去内务部找巴罗，马上去同他达成协议，因为这是关键时刻！
雨果接受了梯也尔的建议。在找到巴罗并从巴罗口中得到法兰西将实行摄政体系的明确答复后，雨果和莫罗又来到公爵夫人居住的推伊里宫。议会已经被解散了，公爵夫人应该马上到市政厅去。可等他赶到，公爵夫人已经在别人的簇拥下去了议会大院。
于是，雨果和一个区长急急地向前走着，他们要为七月王朝尽忠，想向本区的公民们说明国家发生的事变。雨果站在阳台上，高声宣布道：“国王退位了！内阁垮台啦！”他的话赢得了一阵热烈的呼声。
雨果又高声宣布了第三个消息：“奥尔良公爵夫人将任摄政女王！”
这次雨果的话迎来的是一片嘘声，随后便响起了“打倒波旁王朝！”“绞死法国贵族！”的口号声。
这使莫罗区长很沮丧。当雨果要求再往巴士底广场宣布国王决定时，莫罗摇头了。莫罗说：“巴士底广场四围聚居着革命劲头最高的巴黎下层社会民众，你去宣布摄政体制，弄不好他们就会向你开枪！”
雨果不听劝阻。他答应过巴罗，他得遵守诺言。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登上了一座戏台。可是，他的演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短裤汉”们高呼“打倒波旁家族”的口号，一个工人甚至举枪向他瞄准高喊：“打倒这个法国贵族！”
工人最终没有开枪，因为有人告诉了他演说者的姓名。然而，雄辩的演说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后来他不得不听从莫罗区长的劝告，离开巴士底广场，怏怏地回家。
他一向自认为是人民的朋友、被压迫者的知己，可是现在他和人民有了分歧。他主张君主立宪，而人民却要建立共和国。他是袖手旁观，站在斗争之外，还是反对人民的意志或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呢？也许他那关于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真的是落伍了吧？雨果很早便赞成共和，但是使他困惑的是在法国这个时刻是否到来了呢？共和的条件是否成熟了呢？
一星期后雨果作出了新的选择，他在《致选民书》中表示愿意听从选民的意志。他写着：“我属于我的祖国，她可以支配我。”
二月革命后举行的大选中，雨果被选为议员。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党派，他只知道自己应该支持穷人，反对富人。支持秩序，反对混乱。
哪个集团的会议他都不参加。他认为法兰西的根本症结在于事实上的民主，而不是口头上的共和。这种不明不白的立场使他自己也不满意，也使他在4个月后发生的另一场革命中，处于一种极端的矛盾和痛楚的状态之中。
在现实中资产阶级独揽了大权，工人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失业问题极严重。巴黎的工人奋起反抗临时政府了。
5月15日，20万示威群众拥向波旁宫，他们的领导人登台向政府表达了工人的愿望，他们要求进行巨大的改革，向百万富翁征税，救济失业者，监督政府，支援欧洲各国起义的人民。他们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于是，工人们便打算宣告成立新政府。临时政府调动军队逮捕了工人领袖。
6月23日，由于临时政府要关闭安置失业工人的国家工厂，工人在巴黎街头筑起了街垒，街垒上空飘扬着红旗，上面写着：“活着没有工作，情愿战斗而死！”
制宪议会派出议员代表回去和街垒战士谈判。雨果也肩负着前往街垒说服起义者放下武器的重任。雨果知道这一使命是危险的，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
街垒就在面前，它有两层楼那么高，是用翻倒的马车、褥垫和马路上挖出来的石块筑起来的。从缝隙中可以看见黑黑的枪膛正对准着前方。
雨果独自一人在马路中央走着，手里挥动着白手帕。他终于走近了街垒，他向那些枪口对准他的工人们介绍共和国的情况，宣传博爱、和解，说起在家里等待着他们的妻子儿女，又谈到未来。
雨果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因为可以不用枪炮，不必流血，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
工人没有向他开枪，也没有做声。后来有一个人代表工人们对雨果说：“您也许真的热爱法国，雨果先生，可是我们对她却有另外一种爱法儿。请您回去告诉派您来的人，就说所有的街垒保卫者谁也不会放下武器。”
雨果没有因这次失败而罢手，他冒着枪林弹雨又走向另外一个街垒。可是在这里他的劝说仍然是徒劳。
雨果的呼吁当然不会有人响应。人们早就杀红了眼。而且，当他从广场街垒回到议会之后，立即有人告诉他，他居住的房屋已经被“短裤汉”们点上了火，幸亏有朋友帮忙，他的家眷才迅速搬迁躲过了更大的灾难。
雨果心慌意乱，拉马丁也沉不住气了。两个诗人都在猜想，面对这么多武装民众，这一回富人们可是要倒霉啦。
临时政府终于对工人动手了，大炮对准了街垒，人民惨遭杀害，也有的被监禁、流放。25000名被捕者中未经审讯而被流放的就有3500人。
制宪议会绝大多数议员都赞成对起义者严厉惩罚，只有34名议员表示反对，雨果便是34名议员中的一个。
雨果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无论是叛乱，无论是特别戒严，也无论是制宪议会的决议都不能迫使我去做我认为不公平和不好的事。”
由于镇压革命有功，军方首领卡芬雅克将军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他在戒严的名义下正在国内建立军事独裁，他封闭了11家报纸，还逮捕了同情革命的作家。
雨果对卡芬雅克将军上台执政没有好感。他认为将军虽然口头上是个共和主义者，骨子里却是一个残忍的暴君。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穷苦百姓的朋友，他不愿与卡芬雅克将军为伍。9月15日他发表演说，坚决要求取消死刑。为了扩大他的影响，他与两个儿子一起创办了《时事报》。
1848年8月1日，雨果在制宪议会上发表了争取出版自由和反对逮捕作家的长篇演说。9月2日，他又发言反对政府宣布的戒严。
10月要选举共和国的总统了，雨果不愿意选卡芬雅克，正在这时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拜访了雨果，这个野心勃勃的亲王为自己涂上了民主思想的光环，声称他曾写过一本论贫困的书并强调自己是同情穷人的。
他慢条斯理地表白自己说：“有两个人可以作为一个注重功名的人的楷模，这就是拿破仑和华盛顿。我不是一个伟人，我不想效法拿破仑，但我是一个正派人，我要以华盛顿为榜样。”
“如果说拿破仑比较伟大些，华盛顿却善良些。一个是罪恶的英雄，另一个是善良的公民，二者之间，我愿做后者。”
路易·波拿巴的一番话果然打动了雨果。1848年12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举行总统选举的时候，雨果坚定不移地站在卡芬雅克的对立面，热忱地支持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竞选。在选举前一天出版的《时事报》的整版副刊上，波拿巴的名字史无前例地出现了100多次。
很快，选举结果出来了，正如雨果希望的那样，路易·波拿巴获得了胜利。
然而，雨果很快便发现支持路易·波拿巴是错误的。路易·波拿巴曾表示要做一个华盛顿式的善良的公民，可是他上台以后的行为与他的宣言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提拔重用保王党中的名流和毫无原则的投机钻营者，使法国上层领导中反动势力占据上风。
他听从教皇的呼吁，派出法国军队前去镇压罗马的革命。左派议员谴责这一决定，指出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总统应受审判。左派议员还组织了游行，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了左派的革命活动。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路易·波拿巴通过了缩小普选范围的提案，企图剥夺部分公民的选举权。
从1851年2月起雨果就在议会不仅发言反对政府，也反对路易·波拿巴本人。而当波拿巴企图修改宪法，要求延长任职年限的时候，雨果简直是要破口大骂起来。
波拿巴的真面目暴露得越快，雨果的态度也转变得越快。他很快便从温和派的营垒里杀了出来，与左派并肩战斗，并成了反对波拿巴的领袖。
雨果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抵制波拿巴的错误做法，他在共和党议员的宣言上签字，公开与共和党站在一起，他在自己的演说集的序言中斩钉截铁地说：“共和是个思想，共和是个原则，共和是个法权，共和是进步的体现，现在我要为共和而斗争！”
雨果的举动触怒了波拿巴，波拿巴便借故将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学生判了短期徒刑。
雨果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他每天都到监狱去看望他的儿子和朋友们，和小伙子们一块儿津津有味地品味偶尔从监狱小铺子里买来的红葡萄酒。
他明白下一个会轮到他自己。监禁或者是流放，他都觉得无所谓。他已经义无反顾，他豁出去了。
12月2日早晨8时，雨果醒来后，仍然坐在床上，开始写作。
他的仆人神情惊慌地走进来说：“一位人民代表有话和先生说。”
雨果问道：“谁？”
仆人说：“万尔西尼先生。”
万尔西尼是位胆大心细的人，他走进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昨天夜里，波旁宫被关闭，议会的总务主任被捕，议会主席杜班懦弱无能，墙上到处张贴着宣布武装政变的布告。决心奋起反抗的代表在布朗什街70号高本男爵夫人家里集合。
雨果急忙穿上衣服，往一个被他保护的失业木工吉拉尔家里赶去。吉拉尔已到了大街上。人们看布告，照常去上班。每个橱窗前面，都有一些赞成政变的人在演讲：“反动的多数派被赶走了。”
过路行人只耸耸肩膀。雨果说：“人民会起来战斗的。”在布朗什街70号，雨果找到米歇尔·德·布尔日和其他一些代表，其中有博丹、埃德加·基内。不一会，客厅里挤满了人。雨果第一个发言，他说，应该立即斗争，针锋相对。
米歇尔则说：“我们不是在1830年了。当时，221名代表都深得民心，如今的国民议会可不是那样做了。应该使人民有认清形势的机会。”
雨果没有出声，他像往常一样，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跑到林荫道上，这时在圣马丁门的岗哨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一队步兵鼓手打头，走上林荫道。一个工人认识雨果，问他该怎么办？
“撕毁宣告政变的传单，高呼‘宪章万岁’！”
“要是向我们开枪呢？”
“你们也拿起武器。”
一声响亮的呼喊作了答复：“宪章万岁！”陪同雨果前来的一位朋友劝他冷静点，不要给路易·波拿巴的士兵以开枪的借口。
雨果又返回布朗什街，向同事们讲述了当前的形势，提议发表一个宣言，同事们没有人反对。他口述道：“致全体人民：路易·波拿巴是个叛徒。他践踏了宪章。他背信弃义，无视法律。希望人民肩负起责任。共和国的代表走在前列。”
警察监视着集会的大楼。会议只好转移到热马佩巷2号拉封家召开。一个左派代表委员会诞生了，有人想把它称为“暴动委员会”。雨果反对说：“不，应该叫‘抗暴委员会’。暴动的是路易·波拿巴。”
过了片刻，雨果又在大街上会见了前来求见的普鲁东。“我作为朋友来告诉您，”普鲁东说，“您在异想天开，人民还被蒙在鼓里，他们不会行动的。”
雨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想法。他希望人们第二天就会突然地觉醒，然后马上团结起来战斗。
第二天一大早雨果回了趟家，仆人一见他就告诉他：“昨天夜里他们来过，想逮捕您！”
雨果终于来到了集合地圣安瑞，一群议员占据着这个桥头堡，他们已经和政府军发生了冲突，有一个年仅33岁的议员在冲突过程中被打死了。雨果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被鲜血吓倒，他们感到主要问题就是人太少。他们决定加强宣传，唤醒民众。只有人民参与进来，抗击政府的行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人民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12月4日，是决定性的一天，也是开始大屠杀的一天。自由资产阶级的抵抗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在巴黎，参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人民中，死亡不下400人。雨果断言至少有1200人被杀，卡斯泰尔说至少有2000人。
雨果和他的战友的宣传组织工作非常奏效。法科和医科的大学生出动了，工会发动了五六千人。可是政府的军队也在不断地向各据点调动。
但是人民发动得毕竟还是太少，一开始，凭着一股热情，起义的人民一度包围了警察厅，后来随着军队源源不断地到来，起义者马上转入了劣势。在政府军面前，起义的民众看起来不堪一击。
5日，政府军控制了全城，为了减少流血，革命委员会命令停止抵抗。
雨果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波拿巴在政变一开始就下达了逮捕雨果的命令，还悬赏25000法郎。
雨果不得已装扮了起来，头上还低低地戴了一顶鸭舌帽，身上穿一件黑色宽袖外套，远远看去，真有点像一个工人。蒙飞烈侯爵亲自送雨果上了火车，就这样雨果到了比利时首都，成了一个流亡国外的进步作家。
流亡中坚持斗争
1851年12月12日，雨果化名为菲尔曼·朗万下了火车，抵达布鲁塞尔。雨果开始了他苦行僧般的流亡生活，每天开销仅3法郎5个苏，比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也好不了多少。他以调侃的语调写信给阿黛尔：“现在我坐在一个最卑微的位子上，谁也不会想把我从这个位子上拉下来了。”
虽然雨果离开了祖国，可是他的心仍然牵挂着祖国。当时另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大仲马经常为出版新书的事宜来到布鲁塞尔，他成了雨果了解法国的主要途径。
人民的情绪怎么样？作家们在沙龙里议论些什么？有什么新作问世，雨果总是可以从大仲马那里听到许多非官方的巴黎新闻，这些新闻常常使他激动不已。
雨果了解祖国的另一个途径是他那还住在巴黎的妻子阿黛尔。许多作家如贝朗瑞艾蒂耶常去看她，雨果请她把她在巴黎与人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写成日记寄给他，这样他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祖国的心脏的搏动。他决心继续战斗。
雨果一到布鲁塞尔，便拿起笔，开始了另一种战斗。他想把法国刚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用他那火焰般的词句来鞭笞恶棍，唤醒民众的心。流亡的同伴们都很赞成这个主意，大家都主动提供材料，都希望能借助于他那支生花妙笔，替大家出口气。雨果把计划中的这本书叫做《一个罪行的始末》。
流亡者大批来到了比利时，人人争相向他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旅馆时，他隔墙住的是人民代表万尔西尼，当时，雨果就是和他一同奋勇当先反对政变的。
雨果在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附近租了两间房子。房主薛白尔大娘非常崇拜雨果，非常热爱共和国，因此她自愿做起了雨果的门卫。她常常对那些前来找雨果的人说：“先生，你不能进去，一次也不行，雨果先生正在写文章。”
能够冲破薛大娘的阻拦的只有拉莫里谐将军。拉莫里谐是波拿巴的死敌，他知道雨果在写批判波拿巴的书，非常高兴，因此每天早晨都要和薛大娘进行一番争吵，随后便冲了进来。
进门后，他总忘不了给雨果做个手势，叫他别动，自己则坐在一边抽烟。待雨果停笔时，他就破口大骂，骂窃国贼波拿巴，骂得惊天动地，随后便请雨果把他写的文章读给他听，雨果那慷慨激昂的文章使他觉得很痛快，于是他便心满意足地走了。
可是第二天，他又来了。这位愤怒之神为天才雨果添上了羽翼，使他写作的速度更快。
阿黛尔于12月19日来布鲁塞尔接受丈夫的指示。她负责以假名和假地扯，把大量的小册子和文件从巴黎寄来。大仲马为了躲债，也来到了布鲁塞尔。他负责传递信件。
雨果劝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省吃俭用。他再次把自己想象成破了产，而且他也说过自己破了产。
比利时总理罗尔埃送给雨果一批衬衫，他欣然领受。而且，当时波拿巴大概已经正式把他列入放逐名单，这样，他的财产，就连他的动产都有可能被抄没。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他，因为阿黛尔可以不受阻拦地代她丈夫领取作家协会的薪金，甚至还可以领取法兰西学院发给他每年1000法郎的津贴。
政府当局不愿落个迫害大诗人的骂名。雨果的夫人甚至没费吹灰之力便把他的30万法郎的法国公债转到了他手中，谨慎的雨果马上换成新办的比利时王家银行的股票，可是这也通过布鲁塞尔市长夏尔·德·勃鲁盖尔签字。
这位市长几乎每天都来看雨果，他曾向一个朋友透露说：“雨果并不像他装出的那么穷，我知道，他流亡此地并非毫无准备、身无半分。我就知道他还有笔储蓄。”
12月末，雨果离开旅馆，在大广场区16号另租了一间几乎是空空荡荡的房子，室内只有一张长靠背椅，一张桌子，一面镜子，一口裂了的平底锅和6把椅子。他居住在那里，每月总共花费100法郎，每天只吃一餐饭。
其实，雨果希望只靠他自己的收入过活，不动用已储蓄起来的资本，以确保他死后家人能维持生计，他知道他们没有挣钱的能力。
阿黛尔在巴黎的一举一动，无愧为一个流亡者之妻。她为丈夫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所感到的骄傲，更甚于他在文学上所赢来的荣耀。一些忠心的朋友去看望她，探询她和雨果的近况，称颂雨果的胆略和在大街上反抗政变的英雄气概。
阿黛尔在给雨果的信中写道：
共和党人个个惊讶不已。他们曾说过：“雨果是一个进步人士，也许还是一个卓越的演说家，一个伟大的才子，可是一旦时候到了，他会投入战斗吗？”当时他们从各方面怀疑你。既然你经受了考验，使他们完全满意，他们便为当时怀疑你而感到遗憾了。
阿黛尔和雨果一样，在一种高尚的态度中得到慰藉：“我感到生活中乌云密布：你流亡他乡，儿子和朋友身陷囹圄。我心里有点痛苦，但我发自内心的情感却得到了满足。使我忧伤的事情只是短暂的，叫我自豪的事却会伴我终生。”
在布鲁塞尔，雨果正在以他那种强烈的情感所带来的干劲与乐趣拼命地工作。4月份，巴黎传闻他将获得安全通行证。于是，他便叫人发表了下述声明：
以前，维克多·雨果先生曾托人要求波拿巴先生准许他返回法兰西，但现在他没再向对方提出过这方面的申请。
雨果放弃了5月份完成《一个罪恶的历史》的计划。见证缺得太多了。他本想先发表一篇不完整的文章，可是无论哪家出版商都不敢用他的手稿。胆小怕事的比利时政府不愿冒强邻报复的风险。雨果便决定先撰写和发表一本抨击性的小册子叫《小拿破仑》。这是一篇扣人心弦的即兴作品，是一份具有强烈的拉丁特色的控诉书。这里面有西塞罗的激情、塔西陀的活力、朱韦纳尔的诗意。
顾名思义，雨果这本小册子是专门揭露路易·波拿巴的为人、骗术、阴谋和罪恶的。雨果相信这本小册子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这是智慧对暴力颇富情感的回敬。墨水瓶反对大炮，墨水瓶一定会摧毁大炮。
雨果的这篇抑扬顿挫、节律有致、富有韵味的散文，表达了他愤怒的激情，像诗一样美。笔调时而有如预言家的嬉笑怒骂，时而有如斯威夫特式的冷嘲热讽。
为了能连续不断工作，雨果免去了所有的晚餐和家庭的欢聚，而这些通常是流亡者的慰藉。不管是终生流亡，还是暂时流亡，他都感到相当幸福。
《小拿破仑》脱稿后，雨果在流亡者的集会上朗诵道：
波拿巴先生，你应该了解天理良心是什么，哪怕是稍微了解一下也好。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名叫善和恶。你觉得这新鲜吗？那就只好向你解释一下：撒谎——不好，背叛——丑恶，屠杀——更其下流。这样做虽然有利，然而天理难容。是的，大人，天理难容！谁敢反对？谁不允许？谁能禁止？
波拿巴先生，你可以称王称霸；可以得到800万选票来支持你犯罪；可以得到1200万法郎来花天酒地，摆布参议院并把西布尔安排在里面；可以有军队、大炮、要塞；可以有在你面前匍匐膜拜的特罗隆之流和巴罗什之辈；你可以做暴君，当太上皇——但是，冥冥之中有一个无形的陌生过客将站在你面前大喝一声：你不能这样做！
《小拿破仑》成了流亡者的精神寄托。许多流亡者，大仲马、瑞拉泰等不时光临雨果简陋的住处，为的是能对《小拿破仑》新写的章节先听为快。
文稿完成后，对文稿充满了希望的雨果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走向。很显然，文稿一旦付印，势必对雨果和雨果一家的财产产生直接的威胁。波拿巴政府已经公布了反对《滥用书报法》。按照这个法令，犯有这种“罪行”的法国人，即使身在国外，也要被罚款或者被没收财产。
雨果决定只要能够得到比利时政府的批准，就把全家搬到布鲁塞尔来，或者干脆搬到英国所属的泽西岛去。布鲁塞尔市市长已经向他透露，比利时政府很可能要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对友邦政府首脑进行侮辱性攻击。如果真的那样，他肯定存在被比利时政府驱逐的可能性。
一番权衡之后，雨果还是决定把下一站放在泽西岛。布鲁塞尔距离巴黎太近了。为此，他委托阿黛尔对他在巴黎的财产，一些房屋、家具、古玩图书等，进行了大拍卖。虽然这场拍卖使雨果几十年精心搜集的藏品损失殆尽，但是为了《小拿破仑》的出版，他只有忍痛割爱了。
1852年8月1日，在以主席身份主持了一个流亡者的盛大宴会之后，雨果和他的儿子查理·雨果一起乘船离开比利时。
离开比利时的时候，雨果豪迈地说：“我为了打击十二月阴谋并扭住国贼，所以从法国流亡出来，现在为了写《小拿破仑》又从比利时流亡出来了。没有什么，多被放逐一次，如此而已。”
雨果和儿子从布鲁塞尔起程。岸上站满了送行的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居住在布鲁塞尔的法国流亡者。当雨果登上邮船时，妇女们挥舞着头巾，男人们则高喊：“维克多·雨果万岁！”
雨果禁不住热泪盈眶，他高喊着：“共和国万岁！”来回答人们。
这时候下起了滂沱大雨，但雨水并没有驱散送行的人们，所有的人仍然站在岸边，直至邮船离去。人群中可以见到大仲马的白色坎肩。
泽西岛是一个接近法国的小岛，岛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植物，到处点缀着美丽的玫瑰。
雨果很快就爱上了这个被他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流放地”的小岛。当然最使他兴奋的还是《小拿破仑》出版发行的成功。
它印行了100万本以上，英、德、西班牙都有译本。人们整千本整千本地偷运进法国，大仲马说：“我们的一个朋友最近就在小拿破仑的半身像里还偷偷地藏了20多本带进了法国。”
路易·波拿巴对这“该死的谤书”大伤脑筋，他雷厉风行地禁止，但是没用，而且越禁止，看的人越多，没有书，那就借一本来抄。波拿巴现在应该认识笔杆子的力量了。
1852年8月，在一个火热的夏日，3位旅客，维克多·雨果夫人，她的女儿小阿黛尔以及她的追随者奥古斯特·瓦克星一同乘船抵达泽西岛。他们途经南安普敦村，对头一次在那里吃到的烤牛肉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两天后，雨果和夏尔也赶到金苹果旅店和他们会合。流亡在泽西岛的人数相当多，但身份要比在布鲁塞尔的低。他们来到码头迎接诗人，和当地居民一起向他欢呼。
维克多·雨果由于长期勤奋工作，不修边幅，样子变多了。这位头发卷曲，风流倜傥颇具上流社会派头的人物，完全变成了一个粗犷的劳动者，饱经苦楚的脸庞显得憔悴，眼睛炯炯有神而又专注。
不过，他很快便恢复了那种快活和清醒的神智。
雨果一家在海边租了一座单门独户的房子，人们叫它“望海阁”。每天雨果都在海边漫步，遥望远方薄云缭绕的祖国海岸。
每天清晨，当小岛还沉浸在睡梦之中的时候，雨果便站在写字台前挥笔写作了，他喜欢站着写作，因此他的书桌特别高。继雨果之后，美国的著名作家海明威与雨果不谋而合，也喜欢站着写作。雨果写得很快，几乎无一涂改，那些诗句是昨天在海边散步时酝酿成熟的。
雨果兴犹未尽，他觉得应该继续写下去，这次他决定写一部诗集。他说：“坏蛋们既然只有一面被烤，那我把他们翻过来烤。”
不论是白天黑夜，人们都看到这个能言善辩、义愤填膺的人沿着海滩和沙丘，朝罗扎尔悬崖峭壁方向漫步。整整一个秋天，愤怒激发他写出许多出色的诗篇。
他不但写了《土伦》、《诺克斯》、《赎罪》，还写了《良心》与《基督初次接触坟墓》。自1852年11月以来，连同在巴黎时留下的那些反对“正直人”的诗篇，他一共写诗1600行。他希望能写到3000行。诗中充满着大量的讽刺和诅咒。任何流亡者，由于与行动脱节，失去了有节制的观念，往往会变成一个糟糕的政治家，但也可能变成著名的诗人。
雨果也和但丁一样，在他把怒火倾注到诗篇中的同时，又在为自己的这种怒火辩解。
雨果给这本怒斥罪恶的诗集取名为《惩罚集》。与《小拿破仑》相比，这本诗集在揭露波拿巴的罪恶和本质方面显得更加痛快淋漓。同时，在诗集中我们不难看到雨果本人那高大的形象，感受到他的愤怒和决心。
《惩罚集》在比利时出版了两个版本，一种是全本，另一种是删节本。公开卖删节本，实际送全本，这样便逃避了比利时的法网。《惩罚集》也被偷运到了法国，再次引起了轰动。
1853年至1856年间，雨果的激情与日俱增，他不但写出《沉思集》中的宗教诗篇，还完成了两部神学长诗《撒旦的末日》与《上帝》的大部分。
宗教、深渊、帝国、空间和时间，雨果翱翔在这一切之上，视野之宽广只有但丁和弥尔顿才能相比。在《撒旦的末日》这首诗里，他刻画了黑暗中天使的毁灭，并用赞美的诗句歌颂了基督的激情。
至于定名为《上帝》的那首长诗，则是思想在世纪、宗教之间的奔驰。
政治流亡者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艰苦对于雨果来说是可以忍受的，但不能接受。
一旦寄居国的政策要求和流亡者的祖国亲善，流亡者便必然成为牺牲品。
1854年的一个下午，雨果正在散步，突然看到人们正往海边的一个广场奔走。雨果是个极富好奇心的人，又正闲着，也就随着人群走。到了海边广场，才知道是刽子手正在对一名死刑犯执行绞刑。
早在1828年，雨果就表示坚决反对死刑，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死囚末日》。他认为对罪犯实施死刑，以暴易暴是对人类道德文明的羞辱。因此，当他目睹泽西岛这桩惨剧之后，他彻底忘记了自己流亡者的身份，当天晚上就用辛辣嘲讽的笔调，给英国公共事务大臣帕麦斯顿勋爵写了一封信。
他在写给帕麦斯顿勋爵的信中严厉地写道：
先生，您把那个人吊了起来。好极了。我衷心祝贺您。在这件事好几年以前的一天，我曾经和您共进过晚餐。我想，您也许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可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您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结领带的那种罕有的方式。有人告诉我，您以善于为自己打领结而扬名。现在，我发现，您还颇善于为他人打领结啊！
雨果是有理的，可是一个外国人，有理便是错。
虽然雨果在信中用了许多自嘲的笔调，但他对于野蛮死刑的不满与讥讽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帕麦斯顿到底还是个绅士，他笑了一笑，把信往秘书手里一推，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1855年，雨果与英国当局的矛盾日益加剧了。
1855年，小拿破仑前来英国拜会英国女王，流亡者们在小拿破仑必经的道维尔市的墙壁、栅栏上贴了许多传单，上面写着：“您到这儿来有何贵干？您打算来凌辱谁呢？是凌辱以英国人民为代表的英国，还是凌辱以法国的流亡者为代表的法国？”“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呢？这是托马斯·莫尔、莎士比亚、弥尔顿、牛顿、瓦特、拜伦的国家，这个国家不需要学习蒙马特尔街心花园那类龌龊的榜样。”
英国警察只得到处撕扯传单，累得筋疲力尽。于是在英国国会上提出了雨果的问题。
在1855年10月，维多利亚女王回访法国皇帝时，流亡伦敦的法国共和党人费里克斯·比阿用粗俗的方式攻击了女王。他拿这次访问开玩笑，说她在访问中“替康罗贝尔洗澡，笑饮香槟酒，拥抱热罗姆”。比阿致女王的这封公开信是在泽西岛流亡者办的报纸《人类》上发表的。
比阿说：“为了爱上这位盟友，您牺牲了一切，牺牲了女王的尊严、妇女的谨慎、贵族的骄傲、英国女子的情感；牺牲了身份、血统、性别；牺牲了一切乃至廉耻。”
《人类》报的主编查理·理贝劳尔元帅，该报的董事皮昂西尼上校以及一个叫托马的普通售报员，都根据英国政府的命令被驱逐出境。
雨果对《致女王的公开信》持保留意见。他觉得信的格调低，但他又为受害者辩护，在一份措辞强烈的抗议书上签了名，反对驱逐他们出境。
10月27日，要塞司令圣克勒芒彬彬有礼地通知雨果和他的两个儿子，根据帝国的决定，他们不能在本岛继续逗留。给他们一个星期做准备，限期11月4日离境。
10月31日，雨果和他的小儿子离开了泽西岛，起程前往附近的格恩济岛。
阿黛尔母女和瓦克里随身带着35件行李，最后赶到。有一次，一个沉重的箱子在搬往小船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摇晃了好几下，险些掉入海中。那里面装的是《沉思集》、《悲惨世界》、《撒旦的末日》、《上帝》、《街头与林间之歌》的手稿。这么多不朽的名著同时遭遇这么大的风险，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格恩济岛是一个三角形的岛屿，这里曾经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岛上高耸着一个个悬崖。在一个悬崖顶上有一座三层木质结构的楼房，从这里可以鸟瞰英吉利群岛的全景。
这座楼房便是雨果在格恩济岛上的“上等别墅”。现在已辟为雨果纪念馆。当年雨果买下这座楼房后，很想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因此他做了精心的装修，不少房间的格局都是雨果亲自设计的。
底楼客厅的墙壁上挂着木制镶板，上面画着《巴黎圣母院》的场面。楼下还有一个台球房，饭厅壁炉的炉台上放着一尊救苦圣母像，像下有4句铭言：“人民还小，但将要长大。在你神圣的怀抱里，丰产的母亲啊！逐步争取世界的圣洁的自由神啊！你抱着圣婴，圣婴抱着天下。”
雨果非常喜欢岛上深居简出的生活，孤独的状态使他文思泉涌，他完成了诗集《默想集》、史诗《古今史吟》、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等。
但是，雨果的妻子和女儿却无法适应这种单调、缺乏社交的生活，1859年，雨果夫人便带着女儿前往伦敦治病散心。雨果看着邮船载着妻子与女儿离开了格恩济岛，他心里很矛盾。
5月份，阿黛尔和女儿回来了。6月份的时候，雨果平生第一次染了重病，好几个星期里，一个痈疮使他面临生命的危险。
1859年的整个下半年里，烦恼一直缠绕着雨果。而妻子和孩子们离开海岛换换空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
1859年，波拿巴也作出了开明的姿态，他颁发了对流亡者，包括对雨果的特赦令。许多流亡者都返回了祖回，但是雨果却不愿回去。在雨果看来，回去，便意味着向帝国低头，承认自己失败，跟暴君和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雨果写道：“责任不允许我回国。我感到很痛苦，但我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道：“我忠于在良心面前承担着的责任，我要在有自由的流亡生活中坚持到底，直至法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