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作家

什么是诗歌呢？我的定义只有两句话：诗是美德的一面镜子，美的心灵和美的才华几乎是永远不可分割的。——雨果

开始向剧院挺进

雨果对戏剧始终怀有兴趣，少年时代就写了一些剧本。1826年8月，他开始动笔写一部剧本《克伦威尔》。

剧本的主角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奥列维·克伦威尔生平的资料，几乎达百卷之多，雨果都一一浏览了。维尼的朋友泰罗被查理十世册封为贵族，并被任命为法兰西喜剧院的王室监督。他问雨果为什么不为剧院写点东西，雨果便谈到了他的《克伦威尔》。

在法国，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对戏剧束缚得最厉害。古典主义法规规定一部剧的地点不能转换，剧情只能延续24小时，而且除主要情节之外不能有另外的情节分枝，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指出，要在一天、一地完成一个事件。这就是有名的古典主义“三一律”。

古典主义理论还强调悲喜剧的差别，并把这些规则说成是自古已有之，后人不应越雷池一步。雨果对于这种走极端的理论非常反感，他之所以要写《克伦威尔》，正是为了要拿出一部截然不同的戏剧来与古典主义剧打擂台。

法兰西剧院的王室督察泰罗知道雨果在写这部剧本，便把当时一位有名的演员泰尔马请来与雨果面谈，以便剧本完成后，请他出演主角。

泰尔马已经65岁了，谈到自己的事业，非常感慨，他最大的遗憾便是演了一辈子戏，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他所需要的剧本。他认为一部悲剧当然应该像传统的古典主义认为的那样，应该是美的、崇高的、伟大的，但在伟大之处，还需含有更多真实。

戏剧里的人应该是丰富的，而不应该像古典主义戏剧中那样把人变成一种纯乎一色的东西。主角是国王，同时也应当是人。

雨果听了泰尔马的话，兴奋地说：“你想扮演的角色，正是我所梦想写作的。”

随后他向泰尔马道出了他的打算，他要用正剧取代古典主义的悲剧，用丰富多彩的莎士比亚式的创作取代风格单一的拉辛式的创作，剧本的风格是多样化的，既有英雄气概的，也有滑稽可笑的，删除大段台词和一味追求效果的诗句。

老泰尔马听后高兴极了，他伸出手，恳求雨果说：“赶快写完这个剧本吧，我急于想演它呢！”

可惜的是老泰尔马当年就病逝了，而雨果最后完成的这个剧本有6500句诗，登场人物多达600个，根本无法搬上舞台。

当时朗读作品很盛行，雨果邀了一些朋友到自己家听他朗读了全剧。这部独创的作品显然使大家很激动，于是雨果决定发表全剧。

为了阐明当初自己写作这部剧本的美学思想，雨果为这部剧本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写得大气磅礴，完全配得上那部雄浑的剧本。

这篇序言写于剧本之后，受到了空前的热烈欢迎，尤以青年人为甚。对于雨果，这篇序言阐明了他最终的选择和态度。雨果由于被那些冥顽愚蠢、气势汹汹的古典主义者纠缠不休，便站到叛逆者一边，而且成了他们的领袖。

古典主义作家认为人的审美观念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古代的杰作一定能适应现代的口味。雨果的序言一开始便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诗是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原始时代，人生充满了对神的崇拜，面对使人类陶醉的大自然的奇迹，“诗人”最先的话语只是一种赞美歌。《圣经》中的古老神话《创世纪》便是这种原始的抒情歌谣的代表。

随后人类开始活动、发展，他们的人数在增加，群体在扩大，这一群体与那一群体有了冲突，由此产生了迁徙、流浪。诗反映这些事件，它由抒情转变为描写事物，荷马史诗便是这类史诗的代表。基督教的产生把有关人生、生命和人类自身的复杂性指示给人类，它使人认识到人身上有兽性，也有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这时的诗便演变成了戏剧，它要表现人生的真谛。

雨果认为，戏剧应该是两种对立原则之间的一种斗争，因为戏剧的对比乃是任何现实的实质。美与丑，喜剧与悲剧，滑稽与崇高，黑暗与光明，地狱与天堂应该既对立又统一，以产生强烈的感觉。

在长序言中，雨果还抨击了古典派的“三一律”，他说没有什么时间的统一和空间的统一，只有剧情的统一。这篇长序涉及了戏剧创作的许多重要问题，用一种新的观念向古典主义发出了挑战。

《〈克伦威尔〉序》的发表轰动了法国文坛，后来一个青年诗人在他的专著《浪漫主义史》中这样追述他当年的感受：“《〈克伦威尔〉序》在我们眼光里放着万丈光芒，和《圣经》里的天条戒律一样，我们觉得每一个理由都是无可辩驳的。”这个序言后来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宣言书。

人们偶尔也能听到来自保守派阵营的一些声音，《法兰西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个青年作家，声誉还没有超出自己的小集团呢，就这样目空一切地骄傲了！”对雨果撇下保守文学的小圈子，和那些“文学叛徒”混在一起，作者显然是极不满意的。

然而，《〈克伦威尔〉序》只是下了一封战书，要击败古典主义者，还要靠剧本。

1829年，雨果用4个月的时间，一口气写成了一部悲剧《玛丽容》。玛丽容是一个名妓，与一朴实的青年相爱而弃娼从良，后来，她的恋人因爱她而与人决斗，触犯了国法，首相依法判处他死刑。玛丽容恳求国王予以特赦，国王的特赦令下了，而首相却仍然执行了对他的判决。

全剧是用诗写的，但是字法、句法、章法都与古典诗剧不同。

泰罗男爵要求朗诵一次。1829年7月10日，在饰有“金百合花”的房间，雨果当着维尼、大仲马、缨塞、巴尔扎克、梅里美、圣佩韦、台尚兄弟、维尔曼等朋友以及常来的画家们的面进行了朗诵。

弗雷德里克·索尼埃后来写道：

维克多·雨果亲自朗诵，朗诵得很好……必须注意到他那张苍白的，令人敬佩的脸，尤其是那双专注的，略有点分散的眼睛，在激动的时刻，像放电一样闪亮。

剧本颇有意思，有一些令人赞赏之处，但光是夸赞，在当时不足以表达感情。必须兴奋得发狂，跳跃，颤抖；必须和费拉明特一起叫喊：“我受不了啦，我要昏倒了！我乐死了！”这还只是一些表达无力的惊叹语，一些或强或弱的欢闹场面。

总的来说，细节也同样使人欢乐。瘦小的圣佩韦围着高大的维克多转圈……声名卓著的大仲马此时尚未与雨果闹僵，以漫无节制的疯狂，挥动着两条巨臂。

我还记得，朗诵完毕，他抓着诗人，以海格力斯一般的力气把他举起来叫道：“我们把您带上荣誉的宝座！”至于埃米尔·台尚，他还未听完朗诵就鼓掌。他总是打扮得精精致致，偷偷地瞅着集会中的女人。

有人送上清凉饮料。我还看到身材魁梧的大仲马一边往装得满满的嘴里塞糕点，一边不停地嘟哝：“妙极了！妙极了！”一直到凌晨2时，如此欢乐地接在那出悲惨的正剧之后的滑稽场面才告结束。

全巴黎都知道雨果写了一部杰作，好几个剧院经理都到雨果家里来抢剧本，大家都在等待着。

然而，这个戏剧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戏剧规定，因而引起守旧派的不满和抵制，戏剧还未公演，人们就已经预感到了暴风雨将要来临。首先，女主角马尔斯夫人就挑起了事端，她对戏剧革新运动一直很敌视，想阻止新戏剧的成功。

马尔斯夫人去找雨果的麻烦，她在排练的时候故意停止，直至雨果忍无可忍想要卸掉她的角色，她才认了错，并且承诺以后决不再干扰排戏。

然而，她却一直用冷淡消极来抵制演出，她的态度也影响了其他的演员，排练时大小的麻烦一直不断。

一些旧派作家也不能容忍这些新兴的东西，他们联合起来排挤它。排练的时候，有的躲在门口偷听，有的故意过来惹是生非，有的东摘一句，西摘一句，拿去改头换面，并且加以曲解，甚至是凭空臆想捏造，以供取笑。

同时，许多巴黎报纸也对《玛丽容》展开了攻击、讥刺。抨击的文章也是一篇接着一篇。

然而，更严重的是王家戏剧审查委员会通知雨果，禁止《玛丽容》演出，理由是这个剧本把国王写成了一个多余的角色，把首相写成了刽子手，歪曲了王室的历史，有损王室的尊严。

雨果亲自跑到国王那儿去解释了一番，国王没有取消禁令，只是送了2000法郎给雨果，以弥补他的损失，雨果自然是拒绝了。

很快，雨果即动手创作另一部剧本《欧那尼》。因为怕再遭到《玛丽容》那样的粗暴干涉，雨果把剧本的背景放到了西班牙。

剧本主人公欧那尼是一青年贵族，与西班牙国王有杀父之仇，并且被国王放逐了。他不得已当了绿林好汉。欧那尼与贵族小姐莎尔曾经相爱，现在莎尔却被许配给了老侯爵唐高迈斯，同时国王也在觊觎着莎尔。

那天欧那尼得知莎尔即将与唐高迈斯结婚，跑到侯爵府去责备莎尔，却被国王得到消息，派人团团将侯爵府包围了起来。侯爵出于骑士荣誉，不忘欧那尼是自己家的客人，所以不愿交出欧那尼，国王便将莎尔作为人质带走了。

欧那尼感谢侯爵的救命之恩，将号角送给侯爵，并表示，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侯爵处理，今后只要侯爵吹起号角，他就会闻声自尽。

不久，欧那尼被国王抓住了，国王要处决他时，莎尔为欧那尼求情，并拔出短刀以死相胁，国王为莎尔的真情所动，终于放了欧那尼，并同意两人结婚，新婚之夜，侯爵吹起了号角，欧那尼履行诺言，饮毒酒身亡，莎尔也殉情而死。

剧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写成。8月27日动笔，9月25日完成，30日朗诵给朋友们听，10月5日交在法兰西剧院朗诵，并被一致通过。审查机关同意上演，但并非一帆风顺。

这次演出可不寻常，《欧那尼》是一部用浪漫主义的新手法创作出来的剧本，它不但使用了英国情节剧的一些传统情节，如密谋、暗杀、决斗、乔装打扮等，而且让作为正面人物的强盗与国王对垒，让婚礼喜庆的场面与墓地悲凉的背景在舞台上交相出现，古典主义清规戒律中有一条，悲剧的主人公应是帝王将相等大人物，它还规定悲喜剧场面不可混杂，雨果显然故意要和古典主义对着干。

因此，这场演出实际上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古典主义文学流派与刚刚登上文坛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

演出前双方摩拳擦掌，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雨果和他的战友们发动了包括美术学校的学生在内的400多人先在街上进行游行，因为欧那尼是个土匪，因此这些热情的青年人也自称土匪，他们在大街上歌唱，叫嚷：“我们是思想的强盗！”“我们是艺术界的野人”。

为了表示他们的叛逆精神，他们身穿奇装异服，其中有西班牙外套，罗伯斯庇尔式背心，亨利三世式帽子。人群中著名作家戈蒂耶的大红缎背心最引人注目，还有他那一头浓发一直垂到腰际。剧作家布河地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扮成印度废王的模样。建筑家瓦白尔，拿着一个生病死去的少女的骷髅盛水喝，学冰岛魔王的样子。

雨果手下的一些得力干将把土匪编成14队，雨果买了两沓红纸，亲手裁成小方块，每块上写了一个西班牙的“铁”字，分给每队的首领。

阿黛尔亲手给他们发戏票，就像革命女战士给弟兄们发弹药一样。

8时整，大幕缓缓地上升了。雨果心里觉得一阵紧张。第一幕顺利地演过了，演到第二幕时，当剧中的国王问：“什么时候？”

侍者答“是半夜”时，古典主义派们闹起来了，“这也算是台词吗？”“这能称得上诗吗？”“这是糟蹋戏剧。”按古典主义的要求，这句台词应该这样曲折地表达才算高雅：“在住宅的高处，陛下，时钟正打着第十二个时辰。”这时“土匪”队出来维护他们的领袖了，“肃静！肃静！”

此后，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要经过一番斗争和较量。但是戏越演到后来，叫嚣声越少，国王查理五世的独白是全剧的高潮，一字一句都被喝彩声截断，最后，全场响起了一片轰雷般的欢呼声。

在剧中的骑士每一个动作、一个姿势、一句话都令观众们赞赏和狂喜。

在法兰西喜剧院的广场上，出版商玛默把雨果叫到了剧场外，表示要买《欧那尼》的版权，开价6000法郎。

雨果回答说：“戏演完了再谈吧！”

可是玛默一定要立刻成交。雨果很奇怪地对他说：“为什么要现在成交？现在你还不知道买进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剧本成功与否还不知道呢！”

玛默却说，“我看到第二幕，只想给你2000法郎，第三幕，4000法郎，现在第四幕，我给你6000，到第五幕后，恐怕非一万不可了。”雨果一听，大笑，于是便当场与他签了字。

《欧那尼》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专门从事文艺批评的《环球》杂志，在以后成为财政部长的总编辑杜沙迪尔的倡议下，一改过去不偏不倚的公允态度，对剧本大喊“好极了”。

《环球》杂志在当时的欧洲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一边倒”，对于雨果和他的支持者，自然是极大的鼓舞。

当然，不同的声音也不时传出。梯也尔的《国民报》就指责红票拉拉队“不知天高地厚”、“不懂礼貌”，奉劝他们今后“不要再凑在邻座的面颊上鼓掌”。

雨果所居房屋的房东太太的表情就更加生动。由于她看不惯常来雨果家那些披头散发、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她干脆向雨果下达了逐客令。

雨果对这些一笑了之。口袋里的法郎已经允许他在巴黎的心脏爱丽舍区租赁一套更大的寓所。

无论是反对者的嘲笑，还是短视者的轻慢，雨果都承受住了。他马上就要做第五个孩子的父亲，他应该可以承受生活的重负和来自反对派的攻击。

散场后，《环球报》的编辑们聚集在报馆印刷所。圣佩韦和夏尔·玛宁也在场。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人们议论不停，人们赞叹不绝，人们有些保留意见；甚至在胜利的欢乐中，也杂有别的感情和某种惊异。《环球》杂志要介入到何种程度？它要为这部作品的成功辩护吗？可是不管怎样，它仅承认它的一半理论。

人们迟疑不决；一个聪明的编辑从大厅那头向这边叫喊：“行了，玛宁！把《叹为观止》发了吧！”于是，《环球》杂志发了胜利的捷报。

相反，《国民报》持敌视态度。抱怨作者的支持者“既不注意分寸，也不保持体面”。必须叮嘱助威的拥护者，不要在邻座的耳边鼓掌。但在以后的演出中雨果依然进行了周密地组织。反对声总是在念此诗句时响起来。

《欧那尼》接连演了45场，场场都有震耳欲聋的喧哗，场场都有尖锐的斗争。那些年轻人护卫剧本的热情始终如一。

但是，雨果也收到过恐吓信，有一封信中写道：“你24小时内不取回此下流剧本，你将不复识得面包滋味。”

8年以后《欧那尼》重上舞台，全场就只听到喝彩声而听不到嘘声了。有两个观众，散场后一路走一路说：“现在没有人打嘘，这有什么奇怪，剧作家把全剧的句子都改过了。”

另一个回答：“你弄错了，被他改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最后是以浪漫主义的胜利告终的，至此之后，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派便销声匿迹了。

完成了长篇巨著

年少的雨果攀登上了艺术的高峰。从1829年起，他在青年作家中已经占据了不容置疑的巨匠的地位。经济状况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很多出版商争抢着出版他的诗集，当时他要写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还只是一个打算，就已经有出版商愿意付出7200法郎作为订金了。

《欧那尼》初演的成功把雨果的事业推向了巅峰。然后，出版商的行为却让他又跌到了低谷。

原来在雨果去剧院的时候，一位叫戈斯兰的书店老板来拜访过他。他想买雨果的剧本。因为那天客人很多，阿黛尔又不认识戈斯兰，因此没有跟他说话。后来有人问起剧本将由何人出版，雨果太太匆匆地把出卖经过说了一遍，戈斯兰一听便恼怒地走了。

事后，戈斯兰给雨果写信，说雨果太太怠慢了他。为了报复，他便要求雨果如期履行合同书。原来雨果曾和他签过合同，把两部小说的版权卖给他。《巴黎圣母院》便是其中的一部。合同规定的交稿日期是1829年4月。

但是，当时雨果因为忙于剧本的创作没有动笔写这部书，而戈斯兰也从未催促过他，现在却要逼他马上交稿了。雨果没法，只得托人与他商量，最后达成协议，多给雨果5个半月的时间，到1831年2月1日一定要交书，否则迟一星期罚款1000法郎。

已经没有任何退路。雨果买了一瓶墨水，用灰色粗毛线织了一件毛衣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起来，将礼服锁进了衣柜，决心不受晚会的诱惑。他完全沉浸在那部像地狱一般阴森的长篇小说中去了。

到1月14日，他用最后一滴墨水写了最后一行文字，终于完成了这部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因为这个缘故，他曾想把小说改名为《一瓶墨水的内涵》，后来这个名字被另外一个作家要了去，他用这个名字发表了一些小说。

其实，为了这部小说，雨果已经整整构思了3年，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考察了路易十一时代巴黎古老建筑残留的遗迹。小说应该表现的意旨和小说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已经活在他心中。因此，当他拿起笔时，只是把他们从肺腑中喷发出来罢了。

《巴黎圣母院》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雨果第一部具有重大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

小说的背景是15世纪的巴黎。当时正逢1月6日的宗教主显节和愚人节。人们聚集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上观看宗教剧，竞选愚人之王。美丽的吉卜赛女郎爱斯美拉达则牵着一头洁白的小羊在广场上做马戏表演。

谁也不知道在这喧嚣热闹、情调奇特的中世纪生活场景中正在酝酿着一个悲惨可怕、震撼人心的悲剧。这一年的愚人之王是一个又聋又哑、长相丑陋的畸形人卡西莫多。他是一个弃儿，是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收养了他。

狂欢游行之后，人群渐渐散去。当爱斯美拉达牵着羊准备回家时，从小巷里突然蹿出一个人，背起她就跑。爱斯美拉达高声呼救，国王的弓箭队队长弗比斯正好带着一队人马巡逻到这里，成了她的意外救星。抢劫少女的强盗被抓住了，他不是别人，正是丑人卡西莫多。

唆使卡西莫多抢劫爱斯美拉达的是他的养父克洛德。克洛德曾是一个善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然而他所信奉的宗教教条却把他变成了一个阴险、狠毒、人格分裂的人。

他为爱斯美拉达的美丽所吸引，但是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方式去追求她，更可悲的是宗教禁欲主义使他在内心深处往往把这种正常的对异性的爱视为恶，谴责自己因此而荒弃了多少德行。由于长期实行自我压抑，因此当这种爱一旦到来时便显得分外强烈。于是他最终采取了最卑鄙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爱斯美拉达曾是一个被人置换的女婴，很小就离开了母亲，生活在吉卜赛人中间。15世纪的巴黎，乞丐成群，雨果以他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神奇的乞丐王国。爱斯美拉达便是这个王国的一员。

当爱斯美拉达回到家时，发现许多妇女正围着一个青年男子。原来他就是那个编演宗教剧的青年甘果瓦，狂欢活动结束后他在街道纵横的巴黎街头迷了路，误入了乞丐王国。

根据乞丐王国的奇特的法律，他必须被处死，除非有一个女公民愿意要他做丈夫。围着他的妇女谁也看不中他，爱斯美拉达却把甘果瓦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出来。

乞丐王拿一个瓦罐摔在地上，瓦罐碎成4片。这就是说爱斯美拉达可以与甘果瓦一起做4年的夫妻。其实爱斯美拉达一点也不想与甘果瓦生活在一起，她只是不愿眼看着他白白地死掉罢了。在她心中已经有了她爱慕的白马王子，那就是英俊高大的弗比斯。

第二天，爱斯美拉达又牵着小羊去圣母院前的广场了。她看到烈日当空，被鞭打得遍体鳞伤的卡西莫多被绑在高台上示众。他不断地叫着：“水，水。”

可是围观的人谁也没有理睬他。善良的爱斯美拉达大步走上高台，用水壶喂卡西莫多喝水，这水似甘露滋润了卡西莫多那干涸的心田。使这颗因长期受歧视而变得僵硬的心软化了、复苏了。他抬头望着爱斯美拉达那秀美的脸，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美……美……”的赞叹。

轻浮的弗比斯在街头遇见爱斯美拉达，便邀她去小饭店幽会。克洛德跟踪而至，他很妒嫉弗比斯，于是便拔出短刀向弗比斯刺去。克洛德逃走了，而爱斯美拉达却被当做嫌疑犯抓了起来。

法庭不问青红皂白，对爱斯美拉达严刑拷打，迫使她承认了强加于她的罪名，随后她便被处以绞刑。行刑的那天卡西莫多单枪匹马，冲进行刑队，抢了爱斯美拉达就跑，因为巴黎圣母院是圣地，军队不能入内，因此卡西莫多便把爱斯美拉达安置在巴黎圣母院中。

乞丐王不知内情，以为爱斯美拉达被幽禁起来了，于是就带领着浩浩荡荡的乞丐军队，前来攻打巴黎圣母院。卡西莫多也不知内情，独自一人坚守城门，迎战千军万马。

克洛德让甘果瓦出面，把爱斯美拉达骗出了巴黎圣母院。他指着耸立在不远处的绞架，要爱斯美拉达在绞架和他之间选择一个，爱斯美拉达宁死不从。于是克洛德便去叫军队了，他不愿意让爱斯美拉达活着与别人结合。

克洛德把爱斯美拉达交给一个苦修的老妇人。这个人的女儿被吉卜赛人偷走了，所以她最憎恨吉卜赛人。在拉扯中，她发现了爱斯美拉达挂在脖子上的绣花童鞋，这是她亲手绣的。这时她才知道往日她这么憎恨的吉卜赛姑娘，竟是她的亲生女儿。她想把女儿藏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军队已经冲了进来，把高声叫着“妈妈救我”的爱斯美拉达抓走了。

爱斯美拉达终于被处死了，克洛德在高高的圣母院的钟楼上望着绞架上的爱斯美拉达，发出了阵阵狞笑。卡西莫多见了，这才明白是克洛德一手造成了爱斯美拉达的死，于是力大无穷的卡西莫多举起克洛德，把他从高高的钟楼上扔了下去。

卡西莫多后来找到了爱斯美拉达的尸体，他紧紧地抱着爱斯美拉达，绝食而死。不知过了多少年，人们在一座公墓里发现了这两具紧抱着的尸体，当人们把尸体分开时，这两具尸体立刻化为灰烬。

在雨果创作《巴黎圣母院》期间，法国爆发了一场革命，那就是发生于1830年的七月革命。

1830年7月，法国历史经历了“光荣的三天”，也就是史书上所称的“七月革命”。

这3天对于雨果来说十分重要。1830年7月28日，他与阿黛尔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孩子小阿黛尔降生了。同时，雨果的自由主义立场受到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查理十世自己是七月革命的催生者。

波旁王朝1815年的第二次复辟，是建立在俄、普联军占领巴黎的基础上的。尽管穷兵黩武的拿破仑在国内也是一个专制的角色，但在生性傲慢的法国人心目中，仰赖外力的波旁王朝与拿破仑却不是一码事。

正因为如此，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国王，老迈的路易十八在位时，对国内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柔和政策。继路易十八登位的查理十世就不一样了，这个年轻气盛的国王总在思量着如何扩展自己的权力。

1830年7月，忠于波旁王朝的内阁首相波林雅克向查理十世打了一个报告，认为报刊是对政府的一种威胁，是所有弊端的渊源，是败坏民风、诋毁民族精神的力量。因此，为了稳固政权，必须取缔新闻自由。

这个报告当然符合查理十世的心意。他很快就以这个报告为由头，签署了4项敕令，把资产阶级经过大革命取得的一点儿权力和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

愤怒的巴黎人走上了街头。查理十世命令军队总司令马尔蒙元帅严厉镇压。

1830年7月27日，随着马尔蒙元帅开枪命令的下达，巷战开始了。革命如火如荼地席卷了巴黎的每一条街巷。到29日，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巴黎的大部分城区。

直至这个时候，傲慢的国王才发现情况不妙。他宣布解散内阁，收回敕令，但是已经晚了。当国王的3个代表宣布国王的决定时，巴黎民众的回答是：革命已经开始，必须让它完成，必须以一个更为自由的王朝取代一个过时的不可救药的王朝！

查理十世不得不宣布退位，逃往英国。历时15年的复辟王朝又一次寿终正寝了。

巷战爆发的3天，恰恰是小阿黛尔出生的前后。雨果守护着妻子，虽然没有投入巷战，但呼啸的炮火仍然使他激动不已。他在心里念叨着：看来新的共和国就要诞生了！

可以说，雨果对共和国期待已久。虽然他写过颂歌，歌颂过那个被民众反对的皇帝，还受到了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隆重礼遇，但剧本《玛丽容》被禁演的经历却使他对波旁王朝不能不心冷。

因此，他对革命一点也不害怕。他没有投入街垒的巷战，但那些在街垒与王朝拼杀的战士，正是高喊着“向夏多勃里昂致敬”，他一块儿完成法兰西文学革命的青年朋友。

共和国的三色旗刚在巴黎重新升起，年轻的诗人就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写出了他的新的颂歌《致年轻的法兰西》：

弟兄们啊，你们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用月季和桂冠把胜利装饰起来，

同时对死去的人们要深深一拜。

英勇无畏的青春是美好的，

人们将羡慕战旗已经织就，

奥斯特里茨！

骄傲吧！你们有如父兄一样豪迈！

他们在战争中争取到了胜利，

在生活的阳光下你们从坟墓中夺了回来。

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七月革命赠送给你们的，

是烧毁巴士底狱的三天，那样的日子，

父老们才有过一天。

雨果的诚挚与热情感动了年轻的法兰西。他申请参加国民自卫军的要求被批准了，被编入一军团四营，职务是纪律委员会文书。这个职务使他不必去值班、站岗，也使他终于可以拿起笔，书写他那部名垂千古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

在这场革命中，革命人民经过3昼夜的巷战，推翻了拿破仑失败以后卷土重来的封建王朝——波旁王朝的统治。这场革命对雨果影响很大，使他充分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在这之前，通过自己的切身遭遇，雨果已经对波旁王朝非常不满了。

1829年，在《玛丽容》被禁止演出时，雨果就曾愤慨地写信给朋友说：“这班审查委员们大部分都是剧作家，都是怀有私心的旧派保护者，同时也是旧制体的保护者，他们是我的对头，必要时也就是我的自然敌人。”

在七月革命的前一个月，雨果曾写过一首题为《一个行路人对一个国王的想法》。在这首诗里雨果写道：

人民走到的地方，人民到来很迟；

但是他终于到了，他已经在憎恶！

国王们，赶快！——回到当前的世纪。

离开腐朽的作风！——在这漫漫的人海里，

对潮流让步吧，否则，潮流必然淹没既往，

我们看吧，你们留恋过去必然要随过去死亡。

显然，雨果这时候已经开始离开保王党的立场。雨果的父亲曾经预言：“小孩子相信母亲，成人就相信父亲了。”意思是雨果小时候接受的是母亲的保王党观点。长大后，当他能独立思考时，一定会转而接受父亲的共和主义的。现在，他的预言果然实现了。

《巴黎圣母院》便是雨果清算自己早年的保王主义思想，由保守派转向民主派的标志。

在《巴黎圣母院》里，雨果通过爱斯美拉达的冤案，把封建统治的黑暗与残暴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作者在小说中称法官为“黑猫”，法庭记录为“野猪”，皇家律师为“鳄鱼”，显示了整个封建司法机构的野蛮、残忍和愚昧。他们依据封建迷信把爱斯美拉达诬为女巫、杀人犯，她要抗辩，说出真情，招来的却是酷刑。

因此，小说中一个人物称法院开庭就是“法官们吃人肉”，爱斯美拉达自己的感觉是“这里真是地狱”。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斯美拉达被屈打成招后，还要付给官府3个金里尔作为招认费。

类似这种辛辣的讽刺在法庭对卡西莫多的审判中也表现得很明显。负责审问的检察官是个聋子，被审问的卡西莫多也是个聋子，结果审问便成了一场滑稽剧。

雨果在写作《巴黎圣母院》前后，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的小说很感兴趣。司各特喜欢在一种真实的历史背景中来展现他那些虚构的故事，因此他的小说中有虚构的人物，也有历史人物。

司各特的这种写法后来为许多作家所采用，因此他获得了“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的称号。

《巴黎圣母院》也有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这种背景主要是通过小说中的国王路易十一表现出来的。在雨果的笔下这个瘦小病弱的国王身穿普通市民的服装，头上戴着用最坏的黑布缝成的旧而脏的帽子。

他紧紧控制着他的国家和宫廷。王朝的每一笔开支、每一分钱的支出，他都要亲自过目，每一个案件他都要过问。

他很少来巴黎，来时也只作短暂的停留，因为他觉得他周围的暗门、绞架和卫队都还不够多。

到了巴黎他也只是到巴士底监狱的祈祷室去安息，因为它比罗浮宫坚固。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写出了法王路易·菲利普吝啬、胆小的特点。

中世纪封建政权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是教会，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对教会的揭露也是极为深刻的。副主教克洛德便是教会恶势力的代表。他犹如黑夜里的一个魔鬼，严密监视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不断地散布迷信，掀起宗教狂热，伙同皇家检察官制造所谓的巫术案，残害良民百姓。同时他本人又是宗教教条的受害者。

宗教禁欲主义不但没有抑止他的欲望，反而使他的欲望极大地膨胀了。他不但要占有美丽的女人，还要占有金子。他躲在阴暗的房间里，苦心研究着炼金术，他幻想着，有一天他炼出了金子，那么法兰西的国王就将是克洛德而不是路易了。正是在这种毫无价值的活动中他白白地耗费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虚掷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在艺术上，《巴黎圣母院》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这幅画的各个局部是用反差非常大的色彩描绘出来的，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雨果对古典主义割裂美和丑、高雅和鄙俗的做法非常不满。古典主义认为悲剧所表现的一切应该是高雅的、美的，而喜剧则可以表现滑稽、丑怪的东西。雨果认为，这种做法，不仅背离了生活真实，而且影响了审美效果。

在《〈克伦威尔〉序言》中雨果写道：

古代庄严地散布在一切文学上的普遍的美，不无单调之感；同样的印象老是重复，时间一久，也会使人厌倦。崇高与艰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

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上升。鲤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使显得更美。

在《巴黎圣母院》里雨果便尝试使用了这种美丑对照的表现手法。小说中的加西莫多是一个极丑的人，看上去像一个被打碎了而没有拼装好的巨人：“巨大的头颅上长满了红色的头发，两个肩膀之间隆起着一个驼背，两条腿像两把相连的镰刀，两脚肥大，两手粗壮。他的脸也是极丑的，鼻子呈四面体形，嘴像马蹄，猪鬃似的赤红色的眉毛下面只有一只小小的左眼，右眼完全被一个大瘤遮住了。他的牙齿如破旧的城墙一样参差不齐，一颗牙齿如象牙似的从嘴唇上伸出来。当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个驼背，当他走路的时候，他是个跛子；当他看着你的时候，他是个独眼；当你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是个哑巴。”

这就是加西莫多，一个全身没有一处正常的残疾人，一个丑得无法再丑的畸形者。

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爱斯美拉达，则是一个美得令人目眩的姑娘。她个儿不高，但她那优美的身材看起来是那样细长，她的皮肤略带棕色，在阳光下呈淡金色。她能歌善舞，当她伴着鼓声急速旋转时，那一次又一次从人们面前一晃而过的脸，那一闪一闪的黑眼睛，那随风飘逸的长发，那灵巧的舞步，常常使人不能一下子断定她究竟是人，是仙，还是天使。

当她被法比叫到他的未婚妻家里时，在那个装饰华丽的房间里，置身在一群装扮入时、容貌秀丽的贵族姑娘中间，她仿佛是谁在大白天带进阴暗里的一个火把，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因她的到来而黯然失色了，以致每一个姑娘都觉得在这个吉卜赛女郎的美丽中受到一种伤害。

雨果这样安排小说的男女主角不是偶然的，他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极美与极丑间的强烈对比，这种外貌上的明显对比赋予小说一种新奇的浪漫色彩，使这个单恋的故事显得非同寻常。

除了这种外貌的对比之下，在小说中还有一种内在心灵的对比。爱斯美拉达是善良的，她曾经两次救助别人，而与她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洛德，他曾经两次置人于死地。

小说中3个男子都爱着爱斯美拉达，法比的爱是肤浅的，克洛德的爱是自私的，而加西莫多的爱则是既高尚又深沉的。以恶作善的陪衬，善显得分外光彩夺目，而善行与败德相间，则大大地增加了小说的丰富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这便是雨果所追求的效果。

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以极大的同情心描写了巴黎最下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却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拥有远远胜过那个所谓有教养、文明的世界里的人的美德。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出爱斯美拉达攻打圣母院的场面，悲壮、激烈、慷慨、惊心动魄。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这部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雨果把善恶美丑做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对照却不是按传统的方式把美与善、丑与恶分别集中在两类不同的人物身上，或是根本回避丑怪的一面，而是让他们互相交错：外表美好的，其内心未必善良；外表丑陋的，其内心未必不美，未必不善。

《巴黎圣母院》这本书就是为了叙说“命运”一语而写作的。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雨果寻求的是命运的真实内涵。无论是克洛德，还是卡西莫多，他们归根结底是社会的人，他们内心的分裂、冲突，反映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神权与人权、愚昧与求知之间，庞大沉重的黑暗制度与挣扎着的脆弱个人之间的分裂、冲突，终于导致悲剧中一切人物统统死光的惨烈结局。

在这部巨著中看见的命运，就是在特定环境即中世纪的法国首都，愚昧迷信、野蛮统治猖獗的那个社会之中，发挥其横扫一切的威力。

《巴黎圣母院》作为一部浪漫主义代表作，正是由于作者力求符合自然原貌，刻画中世纪的法国社会的真实生活，以卓越的手法和浪漫的形式，依据动人的情节发展，凝聚、精练在这部名著中而呈现出它们的生动面貌和丰富蕴涵，赢得了继《欧那尼》之后浪漫主义打破古典主义死板桎梏的又一胜利。

这部伟大的作品《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主义小说，它的文学价值和对社会深刻的意义，使它在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之后，还是在今天被一遍遍的翻印、重版，从而来到我们的手中。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美丑对比”。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即使源于现实生活，也被大大夸张和强化了，在作家的浓墨重彩之下，构成了一幅幅绚丽而奇异的画面，形成尖锐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

小说《巴黎圣母院》艺术地再现了400多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真实历史，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怎样同两股势力英勇斗争。

小说中的反叛者吉卜赛女郎爱斯美拉达和面容丑陋的残疾人卡西莫多是作为真正的美的化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而人们在副主教克洛德和贵族军人弗比斯身上看到的则是残酷、空虚的心灵和罪恶的情欲。

作者将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丰富的戏剧性场面有机地连缀起来，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浓烈，并且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它是运用浪漫主义对照原则的艺术范本。

小说的发表，使雨果的名声更加远扬。

巴黎又一次轰动了，好评如潮。自由主义的首领人物拉马丁评论说道：“这是一部宏伟的创作，史前大洪水时代的巨石。这是长篇小说中的莎士比亚，中世纪的史诗。”

著名评论家戈第埃则盛赞小说有“花岗岩般的风格”，“有如中世纪教堂一样不可摧毁”。

这种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更有意思的是，雨果对于巴黎圣母院这座中世纪教堂的生动描写，对法国的建筑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法国艺术审美领域一场真正的革命。

《巴黎圣母院》使29岁的雨果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全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

为文学顽强奋斗

1832年时，雨果还只有30岁，但是斗争和忧愁就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雨果热爱战斗，可他需要支持。而他的忠实朋友越来越少，友人们疏远了，冤家对头却不断增多。圣佩韦不怀好意地旁观、窥视；拉马丁总是不冷不热，居斯塔夫·普朗什过去与雨果友善相处，如今则反戈一击。尼扎尔、雅兰疯狂地纠缠雨果。

人们可能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始终是个有良心的作家，是个正直的助人为乐的同人。但他近年来的成就超出了竞争自尊心所能容忍的限度。

拜伦已经谢世，歌德和瓦特尔·司各特也都相继作古，夏多勃里昂和拉马丁则开始默默无声。显然，雨果已经无可争议单独位居世界文坛第一。但这并不使别人高兴。

《巴黎圣母院》的成功使雨果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但是，“高处不胜寒”，《巴黎圣母院》的成功也使得许多原来与雨果处于同一水平线的朋友产生了不快。

《世界评论》杂志在谈到雨果时说了一句话：“戏剧、长篇小说、诗歌，在今天，这一切都得仰仗这位作家。”这句话惹得雨果最亲密的朋友维尼十分恼火，公开要求杂志“修改这个结论”。

一个一个朋友甩手而去，一个一个敌人却凭空钻了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雨果只有叹息。嫉妒是人类的天性，即使是他自己，也经常有妒火中烧的时候。

1832年10月，雨果又一次搬家。7月，他们租了王宫广场6号盖梅内公寓三楼的一大套房间。这幢公寓建于1604年，具有贵族气派，面对巴黎最壮丽的广场。广场上一片翠绿，四周围着一圈红墙石板儿带阁楼的房子。

房租每月1500法郎，虽然昂贵，然而房间宽敞。

这个广场即使在灿烂的阳光下也显得异常阴森昏暗。广场中间矗立着一个漆着红漆的机器，那便是断头台。市政厅尖峭屋顶的上方，矗立着一座奇形怪状的钟楼，钟楼上挂着一只白色的大钟，就像一只凶恶的独眼直盯着刑场，行刑的时刻正是由这个大钟宣布的。

虽然广场和住所富有贵族气派，却坐落在平民区中心。所以雨果总喜欢说：“我们这些圣安托万郊区的穷工人。”

领略了贫困的滋味后，对于遭遇贫困折磨的人，他理解他们的境况，对他们深表同情。

成功并未使他心安理得。1828年，他出版了《死囚末日》。1832年《克洛德·格》面世。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当时不公正的酷刑，都是对阔佬和权势者社会的法律的谴责。

孩提时代遇到的所有流放者的形象继续在他脑中闪现。他想写一部关于“穷苦人”，尤其是被法律追究的犯罪有因的犯人的长篇小说。

从1820年起，雨果曾多次见到死囚的头从断头台的刀下滚出，他心里充满了震惊、恐怖和怜悯。给他印象最深的是1828年秋天的一次死刑。那天密密层层的人群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连广场周围的大街小巷也挤满了人。广场周围的楼房有着居高临下的好地势，因此每到行刑的日子，所有的窗口出租一空。

那些性急的观众一个个脖子伸得长长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狂热的目光。刑车驶近了，那个不幸的人被拖上了断头台的阶梯，于是群众看到了一张由于对死亡的恐怖而变了形的年轻人的脸。

群众对死刑的无动于衷使雨果很吃惊，他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够眼看着这一幕幕惨剧而不提抗议。雨果的头在发热，心在燃烧，他决定写一篇表现死囚临刑前心理特点的小说，用来反对死刑。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得到监狱里去，到死囚牢房里去，亲眼看看一切，亲身体验一下死囚的全部感想和思想。

于是，雨果多次参观了巴黎的彼赛特监狱，不仅见到了破旧的建筑，还见到了囚犯们冒雨试戴枷锁的情景。为了尽快激起上层人士和普通百姓对死刑的恐惧和厌恶，雨果决定用最快的速度把小说写出来。

3个星期后，雨果完成了这部小说，名为《死囚末日》。书中描写了一个死囚在即将行刑前的所思所感。他留恋生活，渴望自由，回忆幸福的童年时代，慈祥的母亲，他的初恋。借助于他的内心独白，雨果还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不满。

1832年，雨果从报上看到了工人克洛德·格被判死刑的消息，重又唤起了他对犯罪和法律问题的兴趣。他觉得克洛德·格不应该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为了帮助他，保护他，雨果上书国王，请求赦免犯人。可是国王依然维持原判。于是雨果便在详细调查案情，收集了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写成了一部短短的小说，小说的名字正是《克洛德·格》。

克洛德·格是巴黎一个穷苦的工人。他没有读过书，但因为天赋好，因此既能干又善于思索。有一年冬天他失业了。为了填饱妻儿和自己的肚子，他偷了一些东西，结果被判5年徒刑。由于克洛德善于思考，许多犯人都来向他求教，他在犯人中因此享有很高的威信，可是狱中一个看守长却因此十分憎恨他，时时在伺机捉弄他。

克洛德胃口很大，监狱给他的口粮并不够他吃，他长期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之中。一次一个叫阿尔班的青年犯人将自己的口粮分了一半给克洛德，从此他们俩每天都这样分享口粮，克洛德因此非常感激阿尔班，与他情同父子。

可是有一天，那个对克洛德十分嫉恨的看守长却故意把阿尔班换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克洛德心里十分难过。克洛德·格从此便只能总是饿着肚子，而且显得非常忧郁。每天他都向看守长要求将阿尔班调回自己的房间。

1831年10月25日，克洛德·格向看守长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要看守长在11月4日必须将阿尔班调回到原来的房子里。

11月4日那天，克洛德在他的一个木箱里，找出了一把裁缝剪刀，随后又向别的犯人借了一把小而锋利的斧头。

19时，当看守不在的时候，克洛德向大家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看守长很恶毒，故意把他和阿尔班拆开，他这是拿折磨人取乐。现在，他已在心里审判了看守长，决定把他杀掉。他认为自己的决定并非出于一时气愤，他已经深思熟虑了两个月。他老老实实地向大家说了他的想法并征求大家的意见。

有一个人提出，在杀死看守长之前，应当设法跟他最后谈一次，迫使他让步。克洛德同意了。

21时，看守长进来了，脸上露出幸灾乐祸、得意和冷酷的神情。克洛德请求他说：“把我的伙伴还给我吧！”

但是，看守长拒绝了。

克洛德继续向他恳求。但是看守长还是拒绝了他。克洛德从口袋里抽出斧子，向看守长连砍了3斧头，看守长仰面倒下了。随后克洛德扔下斧子，叫道：“现在轮到另一个人了！”他从上衣里掏出剪刀，对着自己的胸膛连扎了20多下，一面扎一面叫：“罪人的心啊，我怎么就找不到你呢！”最后他浑身是血，晕倒在看守长的尸体上面。

克洛德没有死，他在自己身上扎了那么多下，没有一下危及生命。在审讯时，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可是同狱的犯人没有一个愿意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

庭长威胁他们也没有用，最后克洛德要求他们提供证词，他们才开始说出他们所看到的情况。

阿尔班也出庭作证，他抽泣着，扑到克洛德的怀中。克洛德扶住他，微笑着对王室检察官说：“这就是把自己的面包分给挨饿的人吃的一个‘恶棍’。”

目睹此情此景，旁听的妇女们哭了起来。克洛德在法庭上表现得很从容，对法官的态度很客气，只有一次当检察官说看守长没有什么不好的举动和暴力行为，克洛德忍不住发怒了，他告诉法官，正是这个人从心理上折磨了他长达4年，他大声控诉法律的不公。

克洛德还请陪审员考虑一下，他为什么会偷窃，为什么会杀人。陪审员们讨论了一下，仍判他为死刑，至于克洛德提出的两个问题，他们却没有回答。最后，克洛德从容不迫地走上断头台。

在叙述了克洛德从容不迫地走上断头台之后，雨果写道：“看看克洛德吧，毫无疑问，他头脑聪明，心地纯正。但是命运把他置于如此糟糕的一个社会里，他终于走上了偷窃的道路。社会又把他抛入如此糟糕的一个监狱里，他最后走上了杀人的道路。”

雨果尖锐地提出：“谁是真正的罪犯？是克洛德？还是我们？”“议会在做些什么？为什么总是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这样重要的事却没有人关心？”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统治机构。

在小说的最后雨果慷慨激昂地说：“人民在挨饿，人民在受冻。苦难迫使他们走向邪路，男人们犯罪，女人们堕落。监狱夺走了他们的儿子，妓院又夺去了他们的女儿。你们的苦役犯太多了，妓女太多了。这两大溃疡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这个机体血液里已患了病。”

雨果认为靠目前国家制定的刑法只能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他主张要重新制定刑法和法典，改造监狱，撤换法官，为孩子们办学校，为男人们开设工厂，给人民以良好的教育，特别要用基督教的美德指引他们，这样就不必诉诸于死刑了。

《克洛德·格》最初发表在《巴黎杂志》上。现在在克洛德·格的卷宗里还保存着当年雨果为克洛德请求特赦的文件，以及克洛德·格的妹妹给雨果的信，信中对雨果寄给克洛德的钱表示感激。

自1820年遇见了一个叫鲁费尔的死刑犯人之后，雨果开始思考死刑问题，他一直是死刑的反对者，而且多次上书国王为被判死刑的人请求特赦。最有戏剧色彩的一次是为工人起义领袖巴贝斯求情。

那一天他正在歌剧院看歌剧，一位法兰西参议员进来坐在雨果旁边。从他的口中，雨果了解到巴贝斯被判处死刑，而且次日一早就要执行。雨果一听，扔下了这位参议员，跑到后台，从吸墨纸里取下一张纸，飞快地写上了4句诗：

看像鸽子一样飞去的你那天使的分上！

看像芦苇一样幼弱的皇家赤子的分上！

再一次请开天恩；为坟墓增光，开恩吧！

为摇篮增光，开恩吧！

雨果把诗放在一个装戏票的信封里，亲自跑到国王住的杜伊勒利宫，请求门房立刻把信呈给国王。门房说，时间太晚了，国王当天不会看信了。雨果便告诉他，信上讲的是有关人命的事，这人明天一早要上断头台。门房一听，马上把信封送了进去。20分钟后他出来告诉雨果说，传达官从玻璃门望进去，看见国王正在看你的信。第二天雨果听说死刑没有执行，才松了一口气。

雨果的思想影响了他的儿子，1851年他的儿子夏尔在《时事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死刑的文章，受到指控，说他蔑视法国的法律，因此被判6个月的徒刑。雨果亲自出庭为儿子辩护。

雨果甚至把他的这种人道的思想输送到了国外，1854年，雨果在英国避难。邻近的格恩济岛在处死一个犯人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残忍事件。犯人两次从绞架上脱落，最后刽子手不得不费很大的劲把这个拼命挣扎的半死不活的人套上统索。雨果闻讯，立刻给英国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勋爵写了一封公开信，对这种残忍的行为提出抗议。

雨果反对死刑的活动在国际上影响极大，在欧美各国凡是有关废除死刑的案件，不管涉及个人或制度，当事人总是首先要恳请雨果的援助。

1863年，哥伦比亚遵照雨果的意见废除了死刑，哥伦比亚部长亲自写信给雨果，向他报告了这个喜讯。

在瑞士，1862年通过的宪法还保留死刑。反对死刑的人请雨果支援他们，雨果写了一封长信，印成小册子，散发给日内瓦人民，结果国民总投票，修改了宪法，废除了死刑。

雨果无论住在哪里，都力争为个别的死囚请求赦免。1862年他向比利时政府请求赦免9个死囚，其中7个免死了。

1867年他致函“全英吉利人”要求赦免为爱尔兰独立运动而谋杀英国官吏的罪犯，结果这些民族英雄得救了。同年他要求墨西哥人民免除废帝马克西米良的死刑，很可惜他的信到得迟了一点。

雨果奉行的是人道主义的原则，他强调人的生命的不可侵犯性，主张取消任何形式的杀人行为，对恶人、罪犯他不主张用这种方式来处罚他们，他主张要靠教育来改造他们。对大规模地使人类丧失生命的侵略战争雨果更是坚决反对。

1854年法英两国联合土耳其和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作战，雨果在一次纪念会上谴责他们说：“帝王的欧洲在做什么？在为进步，为文明，为人道做点伟大神圣的工作吗？不，他们在打仗，为谁打仗？为人民吗？不，为他们帝王自己！打什么仗呢？起源是无聊的，一把钥匙。”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借口，是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争耶稣墓的钥匙。

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并烧毁北京颐和园后，雨果也为此而慷慨陈词。他写道：

有一天，两个匪徒闯进了颐和园。

一个抢劫，另一个纵火……

从前人们在巴特农神庙里干的好勾当现在又在颐和园里重演了，并且演得更彻底，更好：寸草不留！

我们的全部古教堂合起来所有的宝藏都抵不上这座灿烂惊人的东方博物院啊！

真是伟大的战功啊！好财气呀！

一个胜利者装满了腰包，另一个看着眼红了，也塞满箱囊。

然后两人搀着手，回到欧洲，哈哈大笑。

这就是两个匪徒的故事。

我们，欧洲，自称为文明者，我们视中国人为野蛮！

这就是“文明”所加于“野蛮”的事实！

在历史面前，匪徒之一名为法兰西，另一个名为英吉利。

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解放了，肃清了，把这批赃物还给受害的中国。

雨果经常在家里举办招待会，虽然这增加了许多开销，但雨果很乐意。他需要有人分享他成功的快乐，需要有人排解他的孤独和寂寞。因此，他每次举办和朋友的招待会时，这座古老的建筑总是高朋满座。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着文学艺术和社会问题。大家总是能很愉快地度过这一美好的时光。

但是，再美好的上层建筑也是要有经济基础来支持的。这样的招待会经常举办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尽管可以排解雨果的孤独和寂寞，但是日子久了，雨果的钱包还是有些入不敷出。为了维持这些聚会的开支，雨果不得不想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终雨果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戏剧。

要想在文学上发财致富，最快捷的路似乎还是戏剧。一部受到观众欢迎的戏剧能演出50场。这样的剧本，每场现金收入2000法郎，50场演下来10万法郎，剧本作者可以从中分到近12000法郎，而且另外还有5000法郎的稿费。

但是一部长篇小说，即使是《巴黎圣母院》这样伟大的鸿篇巨著，所得的稿费也就是4000法郎，还不到一个剧本收入的1/4。收入上如此巨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作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戏剧舞台。雨果也是其中的一位。

雨果最受欢迎的戏剧的主题始终是护卫被社会排斥、被放逐的人，反对压迫者。这是刻记着一些悲惨事件的童年时代的模糊回忆。这样的模糊记忆可以呼唤出雨果内心曾经的伤痛，他会把这些充满了泪水的伤痛经过整理和加工，神奇地变化出非常有意思的戏剧。

这样的戏剧有很多的内容是在描写贫苦大众在所有的人群中，最不公平的待遇是由出生引致的流放，或者残疾引致的流放。大家更多的是同情弱者。因为观众能在这里看到自己或者自己身边人的影子，这样的戏剧是贴近生活、贴近贫苦百姓的，能唤起人们的内心深处最柔弱的部分的东西。

雨果这回写作的剧本叫《国王取乐》，故事取材于其父亲书屋中残留的一本老书。但是在写剧本时，雨果把那些离奇的冒险故事通通删去了，他虚构成了一部情节曲折的传奇剧。它通过一个弄臣为国王拉皮条的荒唐故事，无情地嘲讽那些阿谀奉承的阴谋家。

《国王取乐》的首场演出在11月22日晚举行。尽管那些鼓吹民主的青年和“青年法兰西”派，即泰奥菲尔和德维里亚派的所有人马都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但是，剧场还是显得冷冷清清。然而圣·瓦利耶的独白终于保证了第一幕的成功。

但第二幕结尾，当弄臣协助贵族们架走自己半裸的女儿布朗歇时，在包厢里的蒙莫郎西和其他名门望族，对攻击科塞一家感到愤愤不平，找到机会，大骂此剧伤风败俗。

他们不喜欢这样露骨的讽刺与挖苦，他们的思想枷锁让他们无法接受这样荒唐的结局。最后当整部剧的幕布落下时，剧场里非常的混乱，演员厉齐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报出了剧作者的姓名。这部剧一下子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强烈关注。

第二天一早，文化部长决定禁止这部剧本继续上演和剧本出版的命令就送到了剧院。禁演的理由表面上是“考虑到该剧许多段落有伤风化”，但深层的原因却一目了然，那就是宫廷不允许舞台上出现批评君主制的声音，哪怕是几百年前的君主制也是完全不可以的，在作为君主的统治者看来，这部《国王取乐》是在借古讽今。

雨果提到了法国历史上荒淫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而且剧中涉及无道昏君的暴政、穷奢极欲和最后遭到暗杀等，这个命题实在太刺激、也太实际。

所以，巴黎当局宣布《国王取乐》“不道德”而被禁演时，威尔第和皮亚维都知道这是一部讽刺剧，如果要上演必须将所有能够引起检察官们联想的痕迹都抹掉。

雨果最终决定向法院申诉，而且他得到了一个已经与他签订了剧本出版合同的出版商的坚定的支持。

开庭审理过程中，雨果的辩论内容直接把矛头指向刚刚取得政权的路易·菲利普政府，他指责菲利普政府采取欺诈手段，把七月革命之后许诺给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剥夺殆尽。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无耻的。

雨果的演说非常精彩，他以拿破仑取得胜利的3个地名表明了对菲利普政府的蔑视。他又一次成了维护人民大众自由民主权利的代言人。他情绪激动极了，他论词精准，语言生动，论点明确，态度坚决。得到了在场的人们的一致掌声。雨果和其他在场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场必胜的官司，他们的准备那么充分，法官是没有理由判决他们败诉的。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在那样的腐朽的政府统治下，再漂亮雄辩的演说也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因为商务法庭不是为贫苦百姓服务的。所以他们作出的裁决让人大跌眼镜：他们无权受理此案！这几乎等于宣布雨果说了白说！

为了能让该剧继续上映，于是，他们将《国王取乐》的名字改成比较中性的《诅咒》。然而，还是无法通过检查，最后他们干脆以剧中主人公驼背的小丑蒂博莱来命名。这个瞒天过海的标题才顺利通过了政治审查。它就是《弄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