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在这里道德根本不存在，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自己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需要负责任。——索罗斯

摧毁英格兰银行

1992年9月16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时，一个电话叫醒了睡梦中的索罗斯：“索罗斯先生，你刚才赚了9.58亿美元。”

就在索罗斯沉浸在宁静的睡梦时，大洋彼岸的英国却像是炸开了锅。下午16时，英格兰银行的官员透露：英镑将中止与货币汇率机制的联系。

其后，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下降了2.7％；纽约市场，一英镑兑换2.703马克，这大大低于汇率机制的最低限额。

晚上19时，英国财政大臣宣布：“大量的金融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使汇率机制失去了作用，政府认为只有中止作为汇率机制成员的资格，英国的最高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这也就意味着，英镑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英镑在200年来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在世界金融市场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英镑原来采取金本位制，与黄金挂钩，只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才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而采取浮动制，英镑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开始不断下降。

而英格兰银行作为保障市场稳定的重要机构，是英国金融体制的强大支柱，具有极为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强大的实力。从未有人胆敢对抗这一国家的金融体制，甚至想都未敢想过。

索罗斯可不管这些，他决定要做一件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摇撼”一下大不列颠这棵坚挺的大树，试一试它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1990年，英国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货币体系——欧洲汇率体系，索罗斯就认为英国犯了—个致命性错误。

因为欧洲汇率体系将使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盯住；每一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就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使该国货币汇率稳定到规定的范围之内。

在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浮动。

而以德国马克为核心，早在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系之前，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汇率已稳定在1英镑兑换2.95马克的汇率水平。但英国当时经济衰退，以维持如此高的汇率作为条件加入欧洲汇率体系，对英国来说，其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一方面，将导致英国对德国的依赖，不能为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而大胆行事，比如何时提高或降低利率、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而促使本国货币贬值；另一方面，英国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其高汇率也值得怀疑。

特别是在1992年2月7日，欧盟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条约使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显然被高估了，这些国家的中央很行将面临巨大的降息或贬值压力。

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时，索罗斯已预见到欧洲汇率体系将会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很难保持协调一致。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链条”出现松动，像他这样的投机者便去乘虚而入，直至整个机制被摧毁。

市场洞察力决定了一切。索罗斯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更快地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果然，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些欧洲国家便很难协调各自的经营政策。当英国经济长期不景气，正陷入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维持高利率的政策，要想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降低利率。

但假如德国的利率不下调，英国单方面下调利率，将会削弱英镑，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虽然英国首相梅杰一再申明英国将信守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下继续英镑价值的政策。

此时，索罗斯及其他一些投机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不断扩大银根的规模：他们正为狙击英镑做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请求德国联邦银行降低利率，但德国联邦银行却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还有可能引发经济崩溃，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

要不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呢？

索罗斯犹如华尔街上的一只金钱豹，行动极其敏捷，善于捕捉投资良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将有备而战，反应神速。

此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不断地下跌：从1∶2.95跌至1∶2.85，又从1∶2.85跌至1∶2.7964。

防患于未然！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0，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

对于一般的金融投机家来说，这时或许应该收手了。

但政府的干预并未产生好的预期，这使得索罗斯更加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他决定在危机凸显时出击。对于准备了3年之久、精密部署的索罗斯来说，这时的进攻才刚刚拉开战斗的序幕。

1992年9月，投资者开始进攻欧洲汇率体系中那些疲软的货币，其中包括英镑、意大利里拉等。索罗斯及一些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疲软的欧洲货币，使得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斥巨资来支持各自的货币价值。

英国政府计划从国际银行组织借贷万亿英镑，用来阻止英镑继续贬值，但这犹如杯水车薪。仅索罗斯一人在这场与英国政府的较量中就动用了100亿美元。

索罗斯在这场天量级的豪赌中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60亿美元坚挺的马克，同时，索罗斯考虑到一个国家货币的浮动通常会导致该国股市的变动，便又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掉巨额的德国股票。

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政府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世界许多投机者和索罗斯的追随者集体参与，使这场较量的双方力量悬殊，注定了英国政府的失败。

索罗斯是这场“赌局”中最大的赌家，其他人在作出亿万资金的投资决策时也许心脏会狂跳不已，寝食难安，但这从来不是索罗斯的风格，他在进行高风险、大手笔的决策时，凭借的是他超人的胆略和钢铁一般的意志，他能泰然处之，好像置身于事外。

下完赌注，索罗斯蓄势待发。

9月中旬，危机终于爆发。市场上到处流传着意大利里拉即将贬值的谣言，里拉的抛盘大量涌出。

9月13日，意大利里拉贬值7％，虽然仍在欧洲汇率体系限定的浮动范围内，但情况看起来却很悲观。这使索罗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成员国最终将不会允许欧洲汇率体系来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这些国家退出欧洲汇率体系是迟早的事了。

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首相梅杰原计划到西班牙访问，但为了处理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危机问题而不得不予以取消。

英格兰银行仍自信它能赶走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商。午餐前，交易商们开始注意到了里拉的下跌。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进行英镑交易。

至星期二下午。英镑与马克的比价下跌为1∶2.80，傍晚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又购入30亿英镑，但英镑比价居然毫无反应。

星期二晚间，在伦敦，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只是比汇率机制中所确定的最低线1英镑对换2.778马克，这是英国加入汇率机制以来的最低价。

白金汉宫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除非英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否则英镑将继续贬值。

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受到投机商的发难时，金融部门有几项对他们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干预市场交易，购入本国货币。如果这一措施无效，另一防范措施则是提高利率，这是假定高利率将吸收货币以支持本国货币并使之稳定的。

英国政府被迫提高利率，而这无疑将使经济更加衰退。

如果英国能成功地劝说德国遵从，那么将减轻英国受到的压力，有可能使英国度过以后几天而不至于使其金融混乱，但德国拒绝了。

之后，英格兰银行的高级官员与财政部在处理英镑危机方面的职责不再分明了，他们一起坐在两盏明亮的吊灯下的橡木桌子边共同制订着第二天的计划。他们计划从第二天一开始，英格兰银行大规模干预货币市场，购入英镑，如果需要，利率可以急剧提高。

投机商们认识到了英国财政部与德国联邦银行之间的争吵，他们预测英国将第一个感到担忧。政府最可能采取的步骤是提升利率。于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投机英镑。

到了晚上20时，在财政部召开的会议结束了，当官员们走出会场时，他们最大的担忧是他们的决定是否真正有效。事情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太快了。

星期二晚、星期三早晨。在绝境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日本的中央银行站到了英国一边。

在大洋的另一边，索罗斯正坐在位于曼哈顿一座大厦的第38层自己的办公室里，眺望中央公园。

他的信心在增强，英国不久将退出汇率机制。

“这明显是一种赌博，是一种只赚不赔的赌博。”他说，“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以相同的利息偿还我的贷款，那我顶多损失4个百分点，这种风险太小了。”

他看着这种结果临近，他感到不可避免，现在他一点也不怀疑他将收获巨大的利润。在索罗斯的第五大街公寓里，晚饭后，他上床休息了。虽然他投入了100亿美元的赌注，这可能是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注，但他一点也不担忧，他开始入睡。

1992年9月16日，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英国人把这个日子称为“黑色星期三”。

星期三，上午7时30分。

在伦敦的斯瑞尼德大街，8个负责处理外汇交易的人员聚集在英格兰银行的办公室里，把各自的计算机放在一起，开始购入英镑，他们输入命令分三部分购入，共花费20亿美元。

但结果失败了，几百家英国公司和拥有英镑的股票、债券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急切地抛售手中的股票、债券。

郁闷的空气笼罩着英国金融界。

星期三上午，8时30分。

英国财政部处理危机小组成员聚集在部长莱蒙的办公室，每个人脸色都阴沉着。莱蒙刚给英格兰银行市场部副主任和首相通了电话。挂断电话后，莱蒙下令动用外汇储备进一步干预。

记者们已出现在财政部主要入口处。

星期三，上午9时。

首相梅杰坐上他的防弹车，用了两分钟时间离开白金汉宫来到老海军部大楼，这是他的临时住宅，因为唐宁街10号正在修缮。在老海军部大楼，他要与政府官员开一个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议主题竟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当即将来临的金融灾难的消息传入会议室时，与会人员感到他们成了事实上的战时内阁。

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

莱蒙放下电话声称英国金融界人人自危。梅杰离开会议室来到电话机房，在那里他听着莱蒙向他描述英镑是如何继续下跌的。德国利率仍固定在原处，德国人见死不救，用任何代价也要防止贬值，关键时刻即使是政府信誉也在所不惜，莱蒙请求首相同意把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

梅杰点了点头。

星期三，上午11时。

宣布发表了，利率提高了。莱蒙声称：“这是因为货币压力和不稳定情况正在减弱。”

他希望利率下降，但很少有人相信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

尽管莱蒙宣布利率提高，但不幸的是英镑比价并没稳定。金融官员们看到政府的干预无力回天。

梅杰也改变了他早先拒绝重开国会的立场，他要求议员们重新聚集以讨论货币汇率机制危机以及英国经济问题。国会被要求于9月29日开会。这一行动是异乎寻常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会只有10次是被要求开会的。

星期三，中午12时。

英格兰银行又进一步干预，但太迟了。在决定命运的星期三，英格兰银行花费了价值55亿英镑的外汇储备购入英镑以支持英国的货币，但仍毫无作用。

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

处理危机小组成员围着财政大臣谈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

星期三，下午13时30分。

该是美国市场运作的时间了，英镑被抛售。一名商人说：“好比水流出龙头一样，这极正常。”

星期三，下午14时15分。

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又一次挽救，又提高了利率，一天内的第二次，利率已达15％。

在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天内利率提升两次的例子。现在的利率与梅杰使英国加入汇率机制时的一样了。

投机商们并没有后退，英镑仍低于汇率机制规定的对马克的最低比价。显然，政府的政策已不可能再拥有政治上支持了。

一天内，英镑利率从10％升至12％，接着又升至15％。人们知道英国没有办法较长时间承受这么高的利率。英镑与马克的比价持续下降，英格兰银行则连连买进。

一天的努力无济于事，英国将不得不脱离欧洲货币汇率机制，英镑也不得不贬值。

梅杰又拿起了电话，这次是给法国总理和德国总理，梅杰的消息是严酷的，他宣布他不得不使英国退出汇率机制，他别无选择。

1992年9月16日，星期三，下午16时。

黑色星期三的下午越来越阴暗。英国正陷入英镑危机中，被迫退出货币汇率机制。

赢家，如索罗斯，正在发笑；输者，如梅杰和莱蒙沮丧地承认了失败。

英格兰银行参加由欧洲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发出邀请的会议官员透露：英镑将中止与货币汇率机制的联系。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下降了2.7%，后在纽约交易市场以1英镑兑换2.703马克比价进行交易，大大低于汇率机制的最低限额。

星期三，下午17时。

梅杰召集内阁成员开会，最后大家同意英国退出货币汇率机制，意大利也将退出，英国和意大利货币将自由浮动，两国的中央银行将不必在市场上购入各自的货币以维持其地位。

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记者们聚集在英国财政部外等待着决定的宣布。

星期三，晚上19时。

决定最终宣布了。莱蒙出现在摄像机前，他承认了失败，他的脸色沮丧，面容消瘦。《英国经济家杂志》称之“失望”至极。

他把手放在背后，像一名囚犯。他强作笑脸，只是笑容稍纵即逝。他用右手推了推额前的头发，接着他开始讲话了：

今天，是一个极为困难和混乱的日子，大量的金融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使汇率机制失去了作用……同时，政府认为只有中止作为汇率机制成员的资格，英国的最高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星期三，晚上19时30分。

英国实行英镑自由浮动，星期三英镑以1∶2.71马克比价收盘，仅仅下跌了3个百分点。

到了第二天上午。英国利率回落到10％。

意大利紧随英国，退出了货币汇率机制。

英镑又缓慢攀升至1∶2.70马克，接着稳定在1∶2.65马克上，低于它先前汇率机制最低限5％，低于星期三的16％。

并不仅仅是英国的货币贬值，西班牙货币也贬值28％，意大利货币贬值22％。

随着英国从汇率机制退出，在纽约交易市场，英镑比价低于1∶2.70马克，比最低限额的1∶2.7180马克低出许多芬尼。

索罗斯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他以其高超的智力终于重创了英格兰银行这棵参天大树，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在黑色星期三事件中，索罗斯收益为20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来源于英镑投机，另外10亿美元来源于意大利和瑞典货币以及东京股市混乱的盈利。

随后，西班牙也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成功地狙击英镑、摧毁英格兰银行，这一石破天惊之举，使习惯于隐于幕后的“金融巨头”索罗斯浮出水面，突然聚焦于公众面前，成为世界金融界的投资大师。

的确，索罗斯让每个英国纳税人损失了225英镑。

华尔街一位不透露姓名的经理，对投机的残酷进行了描述：

令人痛苦、十分紧张。你得有特殊的才能来处理投机，而索罗斯可以很轻松地做到……

它需要一种智慧，一种对自己的投机能力的自信，因为一个很小的波动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1994年2月美元每天变化四五个百分点。

这就花费了索罗斯6亿美元。我们生活的世界四五个百分点的变化是正常的。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上升只有114个百分点，道·琼斯工业指数却会下降97个百分点。这确实需要冒险，但做起来则应理智。

投机集团动作的技巧便是卖空。索罗斯就是用这一方法卖空英镑而获利。

投机集团不仅喜欢长期和短期投机，也喜欢投机买卖股权、期货，以及归市场所支配的任何东西。

1988年，索罗斯交易他的证券18次，1992年为8次。与传统的投资者单纯依赖单一领域或单一市场相比，投机集团在多领域的投机为它们提供了占据世界某些金融市场份额的机会。

从失败中挺过来

1993年6月，索罗斯就断言由于德国经济衰退，其短期利率必须下调，德国马克将会随之贬值。

他写信给英国的《泰晤士报》，表明自己对德国马克的看法。市场迅速对此作出反应，马克比价从6月11日的1∶80美分跌至6月25日的1∶59美分。量子基金也因此获利约4亿美元。这次的轻松告捷，使索罗斯决定进行一场更大的活动。

索罗斯通过分析发现，英国的房地产量正处于低谷，价值偏低。1993年6月，他通过与里奇曼共同设立的基金，斥资7.75亿美元，一举收购了英国土地公司48%的股份。

由于索罗斯的巨大影响，许多投资商对索罗斯的决策极为崇拜，当投资商发现了索罗斯的投资踪迹后，产生大量的跟风行为。这导致股票市场上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疯涨了6.67亿英镑，按照他在英国工地公司4.8%的股份计算，他一下子就赚了520万英镑。

这次的房地产投资充分显示了索罗斯在市场中所具有的能量，同时，也使索罗斯对自己在市场中的领袖地位更加自信了。

他认为高利率政策将会严重损害德国经济，从而确信德国政府一定会降低利率，使德国马克贬值。但德国的经济实力要比1992年的英国强大得多，不可同日而语。

索罗斯在1993年下半年对德国马克即将下跌的公开谈论也使德国中央银行有所警惕，加上德国人并不愿意看到索罗斯拿德国马克来赌博，更不愿看到他会赢。

事情刚开始似乎有向索罗斯预测方向发展的迹象，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下跌。最终，德国政府还是维持了现有利率政策，德国马克也始终表现得极为坚挺。这无疑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损失金额之大可想而知。

1994年年初，索罗斯开始斥巨资卖空德国马克，当时传闻他卖空了30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如今的马克已经今非昔比了。

在大肆做空德国马克的同时，索罗斯还犯了一个重大的决策性错误，那就是他赌日元对美元将会下跌。他的依据是日美两国首脑会谈将会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

但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并未能就双方的贸易争端达成共识，双方谈判破裂，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攀升，涨幅高达5％，这又给索罗斯沉重一击。

这虽然对索罗斯的投资形象产生了严重影响，做空德国马克和日元共使索罗斯损失了6亿美元。但这并不致命，索罗斯手中依旧有114亿美元的资产。

索罗斯不愧为一代大师，在又一次失败中挺了过来。

凭借他超人的承受力和永不服输的自信心，他很快从这场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了。经历了一系列股市的跌宕起伏，索罗斯渐渐练就了与矛盾共生的本领。

虽然他在这次金融阻击战中损失惨重，但是他的活动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而此时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索罗斯却不得不面对国会举行的对有关对冲基金扰乱金融市场的听证。

索罗斯针对对冲基金的经营方式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国会有无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监管等作了成功的解释。

在听证会上，索罗斯还尽量淡化对冲基金在整个投资领域中的作用，声称其成交量在整个市场上的份额比较小，没有必要对此特别紧张。索罗斯在国会听证会的出色表现使他顺利地通过了听证会，国会不再担心对冲基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对对冲基金进行进一步的监管。

悬在对冲基金上方的利剑暂时被拿开了，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又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了。

整个1994年，索罗斯承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

1994年，量子基金只比上一年增长了2.9%。各种媒体也在不断地攻击索罗斯，一边对其公布的盈利数据进行质疑，一边发表一些挖苦性的文字，如“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炼金术士失去了点金术”等，媒体的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索罗斯本人。

作为60多岁的人，他已处于事业上的巅峰，早有急流勇退的打算。如果他在1994年的成绩还像以前那样骄人的话，他可能已经就此引退。但由于1994年的失手，使他陷入媒体攻击的包围中，他又如何能视而不见？

索罗斯无法接受投资生涯的如此结局，开始准备寻找大目标。

袭击墨西哥比索

以前墨西哥是一个比较穷困的国家，它的繁荣始于20世纪70年代，因为它位于美国这个异常发达的国家南部，到80年代，全球投资热潮中，墨西哥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

1976年至1994年期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一起缔结了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当时，墨西哥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付诸实行，遂欲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

然而，墨西哥民众对此却持不满态度，很多墨西哥人认为其所付出的代价大于所得到的好处。

原因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起人对它的宣传过了头，认为它是灵丹妙药，与美国经济取得联系，能使墨西哥很快变成一个发达的国家。

但是很多墨西哥人发现：他们一方面干扰美元决策者，另一方面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美国经济。

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把自己推向全球化，开弓没有回头箭，往后他们只能破釜沉舟。要争取美国国内支持，最佳途径是消除巨额贸易赤字。

但在萨林纳斯总统任期内，墨西哥民主抬头，萨林纳斯担心假如在选举前宣布货币贬值，他的继任人当选希望就会大打折扣。

1994年1月，墨西哥总统候选人柯洛西欧遇刺身亡，嘉巴斯州印第安人又发动暴乱，当时墨西哥政局非常不稳，不少人认为货币贬值将对选举产生不良后果。

选举过后，权力尚未移交之际，萨林纳斯本来还可以宣布货币贬值的，但他当时又要角逐世界贸易组织首脑，所以他不想把他的政绩弄得不好看。

但是“魔术师”最糟糕的事，就是相信他们本身的法力。投资者开始对持有比索面值的债券不放心，因此，墨西哥改而用美元举债。而比索一旦贬值，墨西哥的金融将很脆弱。

其实，早在1994年年初墨西哥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当时行情不断看涨，投资者对墨西哥信心十足，一如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新兴股票信心十足一样。没人理会那种提醒的论调。

12月19日，面对庞大的外资的流出、外贸逆差、外汇储备大幅下降，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比索贬值15%。这一消息，引起了市场的极大震动。

12月20日，墨西哥财政部长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35％。”这意味着比索将被贬值。

终于，比索贬值了，但这已经太迟了。墨西哥当时外汇储备已荡然无存，墨西哥积欠的债券以美元计算没有变动，但以比索计算数额就大幅膨胀。

外界遂对墨西哥政府及私营部门的状况和信用信心动摇，比索贬值15％，使外资仓皇撤走，整个汇率制度在一天之内完全失守，结果比索在失去支撑后，币值下降了25％，于是危机出现。

而比索贬值就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真正的“导火索”，国外学术界称之为“比索危机”。

导致“比索危机”有四重背景：第一，改革开放的步伐过快，导致经济结构宏观控制能力削弱；第二，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部资金流入；第三，社会问题严重导致政局不稳，投资环境恶化；第四，政府决策失误，触发金融风潮。

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时，墨西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短期外债，而贸易逆差连年递增，比索与美元汇率又被固定在一定水平上不能自由浮动。实际上，墨西哥是靠外债的不断增长来维持比索的高汇率的，而如此高的汇率已经对墨西哥的出口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墨西哥比索汇率在一定意义上已被高估。墨西哥政府发行的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也无法救比索的命运。

“善斗者死于阵，玩火者必自焚。”

事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觉得，假如让墨西哥不偿还或延期偿还债务，整体国际市场就会出现动荡，于是它们展开营救，但它们的营救方案是很拙劣的。

它们的活动太过缓慢，它们也各自为政，没有很好地配合，动员的资源也不足。它们也没有欧洲和日本的支持，以致局势不断恶化。比索的贬值是自我加强的，原因是币值越下挫，墨西哥银行体系的地位就越岌岌可危，外资也逃得更快。

12月22日，即在宣布比索贬值的第二天，墨西哥被迫允许比索自由浮动。这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外资纷纷逃离墨西哥，同时股市暴跌、外汇储备几近枯竭。

一场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终于成为现实。

危机给墨西哥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股市崩溃、银行关闭、企业倒闭、GDP下降了6.9%、失业率从3.2%上升至6.6%、债务负担再度加重、资金流入大幅减少、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增长放慢，危机致使墨西哥损失至少450亿美元，政府10年的改革成果部分化为乌有。

墨西哥当时采取的内部措施也是无效的。本来在外国压力下，他们吃点苦头，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一些，但他们一直抗拒。他们将利率提高到50％—70％之间，这种对策是自杀性质的，会导致日后墨西哥经济严重衰退，会引起无法估量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这次墨西哥危机所代表的意义比1982年的危机更难掌握，原因是1982年时，债权人是银行，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向墨西哥银行施压，要他们放弃欠债者尚未缴清的利息，换言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墨西哥银行继续提供贷款，让欠债的人有钱偿还利息。

于是，自主的贷款行为被所谓“集体贷款体系”取代，而此举的确有效。但现在根本不能向市场的投资者施加这种压力。原因是他们收到钱以后，就难指望他们继续投资，所以市场债务比银行债务更难处理。

当时最理想的做法是，应该促使墨西哥把美元面额的国库券转换成长期的债项，然后才提出营救方案，而银行体系仍可继续生存。

有人认为，美国根本不应该挽救冒风险赚大钱的墨西哥国库券持有者，他们本来就有义务自行承担后果。假如这样做，营救墨西哥所需的钱反而会较少，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可以有更多资源营救其他国家。

不过，当时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情况都比拉丁美洲国家有利，原因是它们的储蓄率比较高，几个国家还提高了利率，这很可能使它们的经济冷却一点，同时，引起世界经济成长放缓。

不幸的比索被索罗斯盯上了。

1994年，索罗斯率众对墨西哥比索发起攻击，量子基金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取得了丰厚的收入。

墨西哥危机爆发后，为了防止其扩散，国际社会提供了援助。克林顿总统下令，为其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保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178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提供100亿美元，拉丁美洲国家提供10亿美元贷款，总共5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是及时的“救命稻草”，使墨西哥能偿还外债、支持比索。

直至1995年年底，墨西哥政府才从这场虽然短暂，但异常猛烈的危机阴影中走出来。

索罗斯在墨西哥大闹天宫，把这个中美洲最大的国家弄到了几乎要砸锅卖铁的地步，国际社会着实领教了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索罗斯的厉害，各国似乎对其敬畏三分！

成功狙击泰铢

20世纪90年代初，泰国为了刺激自己的经济发展，对于外资的进入，实行了更加优惠的政策，并于1992年组建了曼谷国际银行，允许国内投资者通过这家银行从国外获得低息贷款。

与此同时，国外资本，尤其是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们，也看好了东南亚市场，他们正想找一块可以进入的沃土，这时，泰国自愿送上门来。

在当时，国际上的美元利率远远低于泰国国内的利率。既有开放引资的政策，又有比国内利率低得多的贷款，在这样的条件下，谁不赶紧去贷款呢？

于是，泰国国内投资者们，纷纷向国外借贷，并把借来的钱投到了国内。

一方面是国外资本想寻求一个良好的运作场所，一方面是泰国人伸手借贷外资，两者一拍即合。

从20世纪90年代初，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泰国。这种涌入主要的不是以外国人自己投资的形式，而是以泰国人借贷的形式进入的。这样，泰国人就背上了外债的包袱。

据统计，1992年，泰国的外债额为200亿美元。至1995年，增加到659亿美元；至金融危机暴发之前的1997年年初，外债高达890亿美元。

在这些大量涌入的外资中，绝大部分是私人借贷。既然是私人借贷，它的投资取向就不会听从政府的安排。

泰国人急急忙忙地借了这么多钱，用来干什么呢？如果是用于发展生产、改善基础设施、发展高新技术等领域，也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金融危机，或许即使发生了什么问题，由于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这种危机也不会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

但是，这些借来的钱，被借款者用到了最能赚钱，但却不是最需要的地方。

泰国人用借来的钱，盖起了豪华宾馆、高尔夫球场、豪华私人公寓、高级私人医院，购买高级进口轿车，建设起大批的私人住房以及花在了购买各式各样新奇的消费品上。

在大批外国资本涌入的时候，泰国人一下子觉得自己有钱了，于是，豪华奢侈之风盛行。结果是，过量的房屋无人购买，过剩的酒店大量床位闲置，过多的轿车充塞得公路难以行驶，多余的医院找不到住得起的病人。

在借贷、投资、建设等一系列活动中，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一段时间里，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0%，经济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与此相应的是，工资成倍的增长。工资增长，必然带来产品成本的上升，由此带来的是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丧失。

持续增长的外债和把借来的钱用在不是最需要的地方，为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植下了粗壮的祸根。

就如泰国总理差瓦利所说的，肆意借贷是产生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他还承认，在过去的10年中，泰国人一直在挥霍借来的钱，虽然借了很多债，但却不知道怎样正确地使用这些钱。

对外贸易是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任何国家都离不开一定的外汇储备。

然而对于靠大量借贷国外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更需要一定数额的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必须不断扩大出口。

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中，一方面是借贷国外资金的猛增，另一方面是对外贸易的衰退。在这两方面这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据统计，从1990年起，泰国的对外贸易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更是连年攀高。

1990年，外贸逆差为74.94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为72.82亿美元，外汇减少额为32.3亿美元。

至1994年，这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数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加。外贸逆差达到了92.66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为82.22亿美元，外汇减少额为41.75亿美元。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泰国的外汇储备不是在增加，而是在逐年减少。

外贸逆差增加，外汇储备减少，其主要的原因是进口物资有增无减，而出口创汇数额却在连年减少。外贸连年递减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大幅度增加，提高了产品的成本，外贸企业员工素质不高，其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国内泡沫经济创造出的虚假繁荣，刺激了职工工资的大幅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与80年代比较，相同产业的职工工资提高了两三倍。虽然工资是提高了，可是，职工工人的技术素质却没有相应提高。

此外，泰国引进的外资，大量地用在了消费业而不是生产领域。所以，尽管有数以百亿美元的外资引入，但用于引进技术和高技术设备的并不多。相反，曼谷街头上用外汇买回的德国和日本产的高级轿车却比比皆是。

泰国人在借债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如何还债。其实，就在泰国人陶醉在泡沫经济制造的虚假繁荣中的时候，还债期已无情地悄悄临近。

在1998年到期的外债，就已经有400多亿美元。然而，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泰国的全部外汇储备加在一起，比这个数字还少得多。

泰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时候，曾出现过增长率高达10％的年份，然而，这是在泡沫经济状态中出现的，因此，呈现出的繁荣，其实是虚假的繁荣。

至1995年，泰国经济仍保持着8.7%的年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高是件好事，只有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维持经济的繁荣。可是，泰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债台高筑的条件下维持的。

换句话说，泰国是在靠借贷来维持经济增长，一旦借贷到期，债主就要求还债。还债需要钱，可是，泰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对于借资的管理不严，出现了许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恶兆。

首先，居高不下的外债，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致命的威胁作用。

至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的外债已经高达1060亿美元。如此高的外债，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当然，如果外汇储备很高，也可以冲抵外债的压力。

然而，泰国的外汇储备却只有38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外债的30％，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外资突然撤退，肯定会给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混乱。

其次，金融管理混乱，呆账、坏账严重。许多泰国投机商，把借来的外资，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消费、挥霍、不合理的建设等，耗费了大量的外资。

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借钱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能够赚到钱，才有钱还债。可是，如果把这些钱都挥霍掉了，或投到了根本不赚钱的地方，那么，借贷者就无力还钱，于是，呆账、坏账的情况就必然出现。至金融危机发生前，银行系统出现的呆账、坏账数额已经高达200亿美元以上。

金融投机分子云集曼谷，随时准备出击。泰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病态，早已被经济专家和金融投机分子看得清清楚楚。然而，经济专家发现了问题，只有通过政治途径引起政府的重视，然后才可能产生相应的解决办法。

可是，就在泰国经济在病态中发展的时候，各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却都在为拉选票而忙得不亦乐乎，谁还把经济发展放在应该有的位置？

而且，即使某个党派重视了经济领域的问题，如果不是执政者，那么，也只有批评的份，而无力改变任何东西。

在实际上，各党派在拉选票中投入的巨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泡沫经济的光。与经济专家和政客不同的金融投机家们，嗅觉灵敏、手提重金，看准了市场就可以立即下手。他们早就看到了泰国经济的病症，于是，调集资金，作壁上观，就等着适当的时机下手了。

在经济发展病态十足、漏洞成串的情况下，泰国的执政党和银行界，还在欢天喜地地追求着高速度。这实际上是在打肿脸充胖子。

至1996年年末，泰国经济发展就进入了进退两难的阶段。一方面是外债高得吓人，另一方面是离开外债就很难发展。于是，明知外债额已经很高，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举债。

可是，外国投资者也不是傻瓜，他们也知道债台高筑的国家是很难有足够的偿还能力的，所以，外资的流入很自然地就减弱了。

外资流入的减弱，使本来就是依赖外资输血而发展的经济，一下子就出现了外汇紧缺的状态。市场上的外汇紧缺，必然就会导致外汇求大于供，于是，泰国货币泰铢与美元的比价出现了危机，即泰铢面临着贬值的趋势。

由于泰国玩火自焚，这一次被着实地教训了一番。

索罗斯向部下发出了信息。从1997年年初开始，泰国房地产气泡开始失去了光泽，并很快趋于破灭，外国投资者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便纷纷抛售泰铢。

索罗斯一见时机已到，便浑水摸鱼，亲率国际金融投机大家，集中全力进攻建立在沙滩上的泰铢堡垒。一时间，泰国金融阵地岌岌可危，硝烟弥漫，其震动波及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看着泰国的泡沫型经济，索罗斯最后下定决心，要在东南亚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国家集团的力量。

面对各国货币市场投机盛行，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对市值的变化率一直在犹豫不决，尤其担心钱像流入国内一样迅速流出，从而使汇率急剧波动。但是此时此刻，这只被重新打开的资金龙头要拧上已很困难了。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已经走到了它们的最后关头。

看准时机的索罗斯出动了。

不过，此次索罗斯及其部下不但显得小心、谨慎，而且还选准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地区通货的泰铢下手。

因为印尼与菲律宾利率虽然比泰国高，但印尼汇率经常受到印尼官方人为操控，比较不易投机，而菲律宾也对外汇市场有较多管制，同样不便放开手脚来大战一场，以决胜负。

相比之下，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最高，资本进出自由。除了利率较高之外，泰铢长期紧盯美元，汇率相当稳定，风险最小。另外，泰国经济“虚假”繁荣景气最旺，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拖垮原来腰包鼓鼓的金融业，因此泰铢市值实际上也就最不稳定，最易攻破。

索罗斯之所以拿泰铢开刀，这在于看中了上述有利条件，这就叫“擒贼先擒王”，打破泰铢堡垒之后，就能够彻底扫荡东南亚了。就这样，索罗斯吩咐手下，将资金暗中向东南亚转移，以便最后时机一旦成熟，便可大举登陆东南亚。

索罗斯终于悄悄地向东南亚诸国宣战了。

1997年2月，金融市场上就风传泰铢要贬值，许多投资者以为这是泰国政府有意使本国货币贬值，以便推动出口，降低贸易逆差，提高还贷能力。于是，一些害怕自己手里的钱贬值的人，就立即抛售泰铢，并兑换美元。这使泰国的汇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稳定汇率，吸收泰铢，泰国中央银行于2月17日宣布提高泰铢的短期利率。曼谷银行也宣布，提高隔夜拆借利率3％，使短期贷款利率高达23％。中央银行开始回购在市场上出售的债券，以便把这部分货币从银行中分离出去。

这些措施起到了一点效果，使汇率略微有了回升，但还是较上年度末下降1.5%。泰国政府和银行系统，咬牙坚持着汇率的稳定。

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一直成功地坚持了1美元兑换25泰铢的汇率。

至1997午2月18日，尽管受到各种冲击，经过泰国央行的努力，还是把汇率的中间价维持在了1∶25.99的比例。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为了稳定泰铢的汇率，泰国中央银行采取了应该采取的措施，同时，为了稳定人们的情绪，泰国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发表讲话称，有关泰铢贬值的消息，纯属谣言，这绝不是政府的政策。

发言者还信誓旦旦地说，央行将继续紧紧盯住汇率变化，密切注视货币市场的动向，并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泰铢与外币比价的稳定。善良的听众和存款者，听到这些消息后，心里稍稍获得了一点安慰，然而，客观实际并不是由什么人讲几句话就能改变的，汇率的变动有它自己的规律。

至1997年的春季，泰国金融机构好像变成了熟透了的香瓜，随便碰到什么硬东西，就可能出现一个窟窿。

就在中央银行刚刚堵住了泰铢的抛售风，于3月4日，又传出令人可怕的消息，一些金融公司存在着大量呆账和坏账问题，涉及数额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此消息一出，在一些金融公司就发生了严重的挤兑之风，在几天之内，就有8亿多美元被存款者提走。

这时，政府又出来强撑局面，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把坏账准备金增高到115％—120％。金融界出现了大震动，金融股出现暴跌。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一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索罗斯及其手下认为，这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暗示，便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

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持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对冲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最低跃至1美元兑26.70泰铢。

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垮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

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数也就莫过于此了，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没有使自己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

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自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东南亚诸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

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卧薪尝胆达数年之久，此次他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先头部队的一次挫折并不会令其善罢甘休，索罗斯还要三战东南亚。

泰国金融系统正处于黑云压城的局面，汇率的稳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从舆论上争取主动，3月6日，泰国的财政部长出面，公开驳斥了关于他和中央银行行长准备引咎辞职的传言。

第二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康德苏在一次讲话中称：

我相信泰国当局能够稳住局面，金融危机不会发生。

这些讲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挤兑之风有所收敛，还出现了一部分购买银行股的资金回流。接下来，泰国政府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削减财政预算1060亿泰铢，发行1000亿泰铢的债券，以便减轻金融机构的压力。

随后，泰国政府下令，各银行和金融机构提高对不符合标准的贷款的准备金。还要求10家现金不足的金融机构增加现金。这些措施，都对金融市场和汇率的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曼谷的汇率下跌之风稍事缓和，就接到了来自美国银行方面的不祥消息。美国穆迪银行级别评定机构宣布，泰国金融体制的透明度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把泰国的长期最高借贷级别降低一级。

仅过了两周，该机构又宣布，由于泰国的财政基础薄弱，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股市下跌，房地产业不景气，金融业陷入混乱，因此，降低泰国的大城市银行、京都银行和军人银行的级别，这三家银行是泰国的主要银行。

来自美国的警告，向投资者和存款的民众敲响了警钟。抛售泰铢，购买美元，兑换外币的风潮又起，再一次把泰铢挤到了贬值的边缘。

泰国的各大银行，根据政府的要求，想出了各种办法，死死坚持着，设法制止泰铢汇率的下滑。到了5月上旬，泰国首相宣布，他要亲自参与对经济工作的管理，尤其是对金融工作的监督。银行的改组也在进行中。

5月14日，由于金融投机分子大量抛售泰铢，导致了泰铢兑换美元的比值再次出现下跌，并跌至11年来的最低水平，1美元兑换26.36泰铢。

中央银行在政府的授意下，拿出了10亿美元来救市。这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也前来救市，注了近百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泰铢的贬值。在国外，泰铢兑换美元的比价提升到了1美元兑换23—24泰铢。而在国内，则暂时稳定在了1美元兑换26.67泰铢的水平上。

政府出面干预，使泰铢暂时停止了贬值的趋势。但是，金融投机分子却不甘于失败，他们又转向了股票市场。大笔地抛售泰国企业股票，以便换取泰铢，换取泰铢之后，再拿到市场上迅速抛售。致使泰国股市出现了暴跌的局面，从1200点陡降至500点。股市起火，政府又把精力集中到了整治股市上来。

在整个1997年的5月间，泰国政府展开了一场本国货币保卫战。他们自己承认投入了20亿美元，终于在这个月中顶住了泰铢贬值的大潮。政府还在坚持着，它既要修补不断暴露出来的泰国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巨大漏洞，又要与金融投机分子作斗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保持泰铢不贬值，钉住不变的汇率。

再度向泰铢进攻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

刹那间，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一片混乱，战局错综复杂，各大交易所简直就像开了锅的热汤，人们发疯似的奔跑着，呼号着。

这是一场个人对抗国家的战争，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结果来看，则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索罗斯大军，要想让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

泰国人只得拿出最后一招，来个挖肉补疮，实行浮动汇率。不料，这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各种反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泰铢的命运被牢牢地掌握在索罗斯的手中。

泰国政府当局坚持到了6月下旬。新任命的财政部长要求16家金融机构进行整顿，停业30天。之后，又决定与5家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合并。

接着，中央银行行长透露，由于泡沫经济问题，致使泰国金融业的坏账数额可能高达8000亿—9000亿泰铢。这个数额把整个社会都惊呆了。

外国金融机构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停止了对泰国企业的贷款。泰国金融业一下子陷入了资金严重不足的困境之中。政府对泰铢贬值的干预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在严峻的金融形势面前，政府被迫重新考虑汇率政策。经过研究，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泰铢贬值。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宣布，放弃实行了多年的钉住汇率的政策，允许泰铢的汇率自由浮动。积蓄已久的金融危机终于暴发。

泰铢继续下滑，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其被索罗斯所宰杀之状，实在惨不忍睹，泰国人更是心惊肉跳，捶胸顿足，责问苍天。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索罗斯暗中发誓，此次定要将东南亚各国搜刮一空，好好地赚上一大笔。

闻得索罗斯大军兴风作浪，腾云驾雾而来，其他东南亚国家均倾全力进行了殊死抵抗。菲律宾抛售了25亿美元，马来西亚抛售了10亿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但在索罗斯的强大攻势面前却难以阻止比索、林吉特的贬值。

同时印尼盾、新加坡元也剧烈波动，一时间，东南亚货币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究竟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前兆，还是金融风暴的尾声？恐怕谁也不敢妄下结论，其秘密也许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索罗斯。

此次，索罗斯飓风远渡重洋，千里迢迢，不辞艰辛，进攻东南亚众多小虎，虽三次进攻，锲而不舍，但最终还是大获全胜，尽将这数亿小富民刮得惶惶而不可终日，一天到晚皆忙于祷告救世主的仁慈。

伴随抛售泰铢、抢购美元的狂潮，大批工厂开始倒闭，公司纷纷减员，物价大幅上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

在索罗斯发起的悄无声息的进攻中，1997年7月29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自动宣布辞职，而在此之前，泰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业已含恨告老还乡。

大为光火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厉声点名责骂索罗斯，气急败坏的泰国人则发誓要将索罗斯绳之以法，抓回泰国判刑入狱。

沉默，沉默，索罗斯一言不发，后来干脆就说是其手下所为，他本人根本就是一无所知。索罗斯基金的总管德鲁肯米勒在泰铢贬值之后则喜形于色、按捺不住内心的欢悦之情，大声宣布：“我们赢了！”

继泰国战役之后，索罗斯飓风很快又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刹那间，印尼即出现了“黑色星期一”印尼盾大幅狂泄，民众出现了抢购美元的狂潮。

自7月21日以来，印尼盾汇率开始大幅下跌，其降幅已连破历史纪录。从年初至8月20日，印尼盾对美元已贬值23％左右，远远超出了政府一厢情愿所制定的每年5%—6%的指标，贬值幅度之大，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

受汇率影响，雅加达证券市场的股票综合指数也一降再降。仅8月份前3天就下降了20%以上，一个月内降下150.55点。印尼银行界、经济界及社会大众哭天喊地，捶胸顿足。

印尼盾贬值后，给印尼经济带来的最明显影响，是以进口原料为主的制造业成本大增，导致包括汽车、计算机在内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建筑材料涨价，主要日常必需品价格也上涨了5％—13％。

业内经济人士认为，物价上涨将使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从预计的6％以下升至8％以上。盾币贬值，由于货币利率的区制，各公司债务一夜之间剧增100％，这样将导致目前已超过1100亿美元的印尼外债进一步攀升。

索罗斯飓风之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索罗斯在东南亚大施淫威震撼了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世界各国政界和经贸界人士纷纷作出了各种反应。

由于索罗斯冲击波的余威仍在逞能，它又迅速波及巴西证券市场和波兰货币兹罗提，随后袭击了新加坡、中国台湾和希腊，促使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东南亚金融之动荡而处于高度警惕状态，并使从亚洲到拉美和东欧的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降。

7月17日，手忙脚乱的希腊政府承认，他们不得不从国库拿出8亿美元支持希腊德拉克马，因为投机商纷纷打赌说德拉克马将下跌。

不稳定的局面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官员忐忑不安。他们对1994年至1995年索罗斯在墨西哥兴风作浪所酿成的危机记忆犹新。

正是那场危机使墨西哥出现了严重衰退，震动了整个金融市场，克林顿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当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它们当然也与受到影响的国家保持着密切接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和研究部负责人杰克·布尔曼说：“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确是认真看待的。我们对个别国家表示关切，也对可能开始出现一个市场蔓延到另一个市场的某种现象感到不安。”

7月19日，泰国货币出现了大幅度贬值，就在此前的一个星期，中部欧洲的捷克共和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取而代之以浮动汇率。

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另一头也立即产生了反响：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感到了地震，它们的股市普遍出现了下跌，并且风传巴西货币雷亚尔将会贬值。就这样，拉美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圣保罗股票交易所的指数下跌15％，这相当于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1200点。

索罗斯飓风有可能产生回旋效应，从而对美国自身经济构成威胁，尤其是如果它继续蔓延的话。

俄亥俄州哥伦布银行第一银行投资顾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安东尼·陈说：“如果再发生多次这样的动荡，就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不稳定，这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

此事以后，说起索罗斯，都有谈“索”色变之感。有人称他为魔鬼，也有人称他是天使。然而，索罗斯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具能量的人物，在世界上恐怕只有北美的飓风能够与之相提并论：风起之前，谁也无法预测；只是一旦成风，所到之处，只见断壁残垣，一派残不忍睹之景色。事过之后，便又立即无影无踪，一派风和日丽，普照万物之象。

据说，当年大英帝国倾空国库之所有，耗尽上百亿美元，力图阻挡索罗斯这股北美飓风的袭击，无奈，曾不可一世的大英王朝之威势早已日薄西山，随江东去，终究没能战胜索罗斯，被迫将英镑贬值15％，同时退出了欧洲汇率体系。区区索罗斯一人就让欧洲统一货币进程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创伤。至今，元气尚未恢复的英国人和欧洲人还对索罗斯恨之入骨，提起索罗斯就连声诅咒他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嗜钱如命的犹太商人“夏洛克”。

通过这一战役，索罗斯银行账户里又增加了10亿美元。随后，索罗斯飓风又向南方席卷而去，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将这个拉美大国几乎摧残得国破家亡。

此次，索罗斯飓风远渡重洋，千里迢迢，不辞艰辛，进攻东南亚众多“小虎”，三次进攻，锲而不舍，但最终还是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