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求学路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索罗斯

半工半读求学

1947年秋季，索罗斯只身离开祖国。

索罗斯的兄弟保罗因为急于完成工程专业的学习，在匈牙利又待了一年。

索罗斯的第一站是瑞士的伯尔尼，但很快他又前往伦敦，那里似乎对这个年轻人更有吸引力。由于有父亲的帮助，索罗斯有足够的钱旅行。

但一旦到达目的地，他就必须自己谋生了。他唯一的生活费用来源是他的一位姨妈，她已经在美国佛罗里达定居。

虽然索罗斯认为能在英国找到更好的生活，但他发现自己一文不名，孑然一身，这个城市能提供的一切乐趣都与他无关。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他孤单寂寞，精神恍惚地尽力在黯淡中寻找光亮。坐在伦敦一家小咖啡馆里，他半开玩笑地想着自己的心事：“这就是我，处于底层。这种感觉不是很有意思吗？能走的方向只有一个。”

当然，底层感觉不是什么有意思的感觉，这个18岁的小伙子能做的只是接受安排，频繁地更换工作，期待着时来运转。

索罗斯在上流社会往来频繁的伦敦梅福区的一家叫作夸格利诺的餐厅当服务生。每天晚上权贵和影星们在这里觥筹交错，歌舞升平。有时候，当他身无分文时，他只能吃些残羹剩饭。

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曾嫉妒一只猫，因为那只猫吃的是沙丁鱼。

索罗斯在英国无亲无故。他除了要学习之外，还要出去做一些工作，以免让自己挨饿。当然，他那时学业也没完成，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

他只得当临时工，就连当临时工也是很不稳定的，很快，他从一份临时工跳到另一份临时工。

1948年夏季，作为“施土地以援手”项目的一部分，他干起了农活。这个后来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金融界重要人物的小伙子组织了一次罢工运动，使得农场工人们的按日计酬方式改为按劳计酬。

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工们的收入有所改善。他在萨福克采摘苹果，他还干过家庭油漆匠。后来他还跟朋友们吹嘘自己刷油漆的手艺很不赖。

低贱的工作，一贫如洗和孤独无助，使生活毫无乐趣可言。

到了第二年，索罗斯再也无法忍受自己这副落魄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就怀着这样一份担忧，担心自己会再次掉到底层。掉过一次，我不想再掉第二次。”

对哲学的偏爱

根据记载，索罗斯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时期，在这里任教的有许多知名人物。

在经济学领域中，有坚持社会主义倾向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后来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米德教授；有宣传自由市场经济的弗雷德里奇·伍德·海克教授等；在哲学方面，有著名的教授怀特海，还有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

在经济学院，经济学的课程理所当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的各种学问处于从属地位。凡是进入经济学院的学生，一般都应该对经济学知识感兴趣，而对于其他课程，则是猎奇或选修。

索罗斯进入该校的初衷无疑也是想学习经济学知识，以便为日后的谋生创造条件。

在进经济学院之前，索罗斯或许对经济学知识略有所知，因为，他父亲为了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不时搞一点经济投机活动，在父亲身边生活了17年的索罗斯，不可能不受父亲经济学知识的影响。

但是，哲学学问对于索罗斯来说，则可能是全新的，根据他入伦敦经济学院之前的经历，他没有资格接触哲学问题，更没有一个懂得哲学的人跟他在一起生活过。

进入经济学院后，索罗斯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各种知识。他把求知的渴望，聪明的头脑与知识的海洋融汇在一起，对各种知识兼收并蓄。

起初，他对各门知识都感兴趣，可是，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就觉得他原来向往的经济学知识太浅薄，还没有哲学有意思。于是，他就慢慢对哲学课程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哲学和经济学的最大差异也许在于，前者告诉人们的不仅是理论知识，更重要的还有思维方法；而后者教给人们的除了知识，还是知识。对于一个追求新奇思想的学生来说，理论或逻辑思维能力越强，就越是喜欢哲学的探讨，而不满足于一些平淡无奇的经济学知识。

索罗斯在学习中产生出喜欢哲学更胜于经济学的倾向，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索罗斯本是为谋生、赚钱而选择了经济学院，但在学习中又对哲学发生了兴趣。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即使为了赚钱，学习哲学也没有什么坏处。

在西方社会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哲学家和一位工程师是一对诚挚的好友。他们相约一起旅游非洲。当他们来到埃及后，准备参观金字塔和尼罗河，于是，先住了下来。

住进旅馆之后，哲学家倒在床上思考旅行的收获，他的朋友无事可做，就一个人到大街上溜达。

一个老妇女高喊着：“卖猫啦！”从工程师的身边走过。

他好奇地看了一眼。

正巧，老妇人抱的猫头朝着工程师。他那观察机械故障能够明察秋毫的眼睛，一下就看出了这只黑色铸铁猫的眼睛非同一般，就把老妇人叫住了。他问：“你这只猫卖多少钱？”

老妇人说：“这是一只传世之宝，不是由于孙子病重等待钱用，我是不会卖的。”

工程师说：“你干脆些，要多少钱？”边说，他边把猫接了过来。就在询价的同时，他已经看清楚了，猫的这一双眼睛是一对硕大的珍珠。

老妇人说：“你给500美元就拿走吧！”

工程师讲：“我不要你的猫身子，只要两只眼睛，给你300美元卖不卖？”

老妇人想了想，觉得合算，就答应了。

于是，工程师掏出300美元买走了两只猫眼睛。

工程师回到旅馆，兴奋地对他的哲学家朋友说：“我发财啦！”

哲学家停住他的理论思考，问朋友：“发生了什么事？”

工程师就把经过讲给了哲学家。

哲学家听后立即问：“现在老妇人在什么地方？”

工程师告诉了他老妇人卖猫的位置。

哲学家马上翻身下床，什么话也没说就出去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哲学家抱着那只被工程师挖走了眼睛的铁猫回来了。他进门就说：“我花了200美元，把你挖走了眼睛的猫身子买回来了。”

工程师一听，就嘲笑起他的朋友来：“花200美元买回个铁疙瘩，难怪人们说你们搞哲学的个个是书呆子。”

听他如此奚落，哲学家并不答话，而是拿出一个刮脸刀片，轻轻地刮猫的脚。

工程师感到奇怪，历来只动脑筋而不愿动手的哲学家怎么也动起手来啦？好奇心促使他朝哲学家凑了过来。

不一会儿，刀片刮出了一片金黄的颜色。工程师傻了眼，他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这只猫是用金子铸造的？”

哲学家回答说：“道理很简单，谁会给不值钱的铁猫装上两只价值昂贵的珍珠眼睛呢？我从你拿回来的猫眼睛中，得知这绝不是一只铸铁猫，而是一只远比那两只珍珠眼睛贵重得多的猫。”

听哲学家如此一说，工程师不得不连连称佩服。

这时，哲学家摆出了师爷的架势对他的朋友说：“你很聪明，搞工程技术的眼光是明亮的，但你所看到的常常是简单的表面现象，缺乏一种深层的思维艺术，因此，你们的思维是机械的、直观的，因此，也是简单的，而哲学的思维是抽象的，是深层的，因此，是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

这个故事是用通俗的方式，说明哲学思维与工程技术人员思维方式的不同。其实，经济管理人员和工程师有着同样的思维形式，他们同样缺少抽象思维能力。

至于索罗斯当年迷上哲学时是否听到过这个故事，人们不得而知，但他喜欢哲学与他的聪明才智有直接关系，而且，哲学的头脑在他日后的投机判断中，帮了他的大忙，这些也是不争的事实。

索罗斯在从事金融工作和金融投机活动的过程中，一直喜欢哲学，并常常用哲学的思维分析和判断问题。

在他的理论思维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但其中影响较大，而且较受索罗斯钦佩的哲学家，应该算是卡尔·波普尔了。

也许正是他的哲学思想，使索罗斯这个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对哲学发生了兴趣。而且还可能是他的思想，帮助索罗斯形成独特的投机思想。因此，在了解索罗斯成长的过程中，少不了应该了解卡尔·波普尔。

卡尔·波普尔于1902年出身于奥地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和索罗斯一样，也是犹太人，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7岁时，一度信仰过共产主义，不过，很快他就放弃了这种信仰，并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年仅26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于1935年至193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英国讲学，当时是个很年轻的学者。1937年，到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从事哲学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来到英国，并于1945年到伦敦经济学院担任教授，他讲授的主要课程是，逻辑学和科学方法。

在英国定居并加入英国国籍后，于1949年，担任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系主任。后来他成了英国和西方世界的著名哲学家，被封为爵士，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和英国科学院成员。

1949年，索罗斯到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时，卡尔·波普尔的学术思想在英国已经开始被接纳，他在经济学院担任的不是主课，但由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开阔的哲学思维，使他获得了大量青年学生的推崇。他开设的逻辑学、科学方法论等，都是该学院很热门的课程。

索罗斯开始听波普尔的课也是慕名而来，然而，听过几次课之后，他就被波普尔的思想吸引住了。于是，波普尔的哲学思想成了索罗斯在经济学院读书时最喜欢的课程之一。

波普尔的哲学思维，对索罗斯思想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当波普尔开始讲授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时，索罗斯就更加对他的课程入迷了。波普尔把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猜想与反驳的科学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得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没有规律可循的结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它归结为“历史决定论”。

波普尔的思想是深奥的，他的讲授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影响，许多学生，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学生并不理解他的思想。但是，他讲授的开放社会与专制制度的对立却引起了索罗斯的共鸣。

当时还不满20岁的索罗斯经历的社会现象太多了，他先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匈牙利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接下来是法西斯独裁，其后又是苏联带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法西斯统治下他过的是隐瞒犹太人身份的生活，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而苏联带来的新的社会制度，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却使他离开匈牙利时颇费周折和他的父母迟迟不能离开匈牙利。所以，波普尔对苏联制度和法西斯独裁制度的批判，引起了索罗斯强烈的共鸣。

在索罗斯看来，法西斯独裁和苏联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给他带来灾难和不便的制度。在听波普尔讲授社会哲学的学生中，索罗斯成了波普尔思想的共鸣者和忠实拥护者。

其实，索罗斯对波普尔思想的拥护，与其说是思想上的理解，倒不如说是情感上的接受。

索罗斯在激情的作用下，开始围绕波普尔的社会哲学思想写论文。

当他的论文写好，并自认为可以的时候，索罗斯就大着胆子去找波普尔。他来到波普尔的办公室，递上了他的论文，然后，请求道：“先生，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能找您谈谈吗？”

这时的波普尔已经名气很大了，想见他的青年学生很多，作为一个学者他又不可能像电影明星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幼稚的拥护者面前，可他又不愿意让他的学生失望，于是，就约定了一个时间，答应在这个时间和索罗斯见面。

波普尔要接见索罗斯并与他交谈社会哲学问题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许多学生们的嫉妒。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英国的学生还没有得到过波普尔的单独接见，而索罗斯是一个从东欧来的学生，却受到波普尔的单独接见，还要和他讨论哲学问题，他们对此很有意见。这也使索罗斯认识到了一些人情现象。

索罗斯的论文确实让波普尔高兴了一阵。

他以为，他的思想终于有人能够理解了。按照约定的时间，索罗斯见到了被学生们簇拥着的波普尔。

当索罗斯出现在波普尔面前，并说明自己是某篇文章的作者时，波普尔仔细打量了索罗斯一番之后，提出的问题竟然是：“你不是美国人？”

索罗斯疑惑地回答：“对，我不是美国人，是匈牙利人。”

波普尔说：“我看到你的文章后，还以为你是个美国人，并高兴地想，我的思想终于有一个美国青年能够理解了。然而，你不是美国人，这使我很失望，我想让我的思想传过大西洋，进入美国的自由世界。可是，你却不是美国人，而是东欧人，你经历过欧洲人在近年所经历过的一切，当然对我提出的一些东西能够理解，但是，你并不是我的理论的传播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使我失望。”

波普尔的话使对他满怀敬仰的索罗斯心凉了半截。他想，哲学家也是势利眼？这理论思维还讲究对象？让美国人理解了，教授就高兴？而让东欧人理解了，就降低了他的身份？也许波普尔想让他的思想影响美洲大陆，以便把他的哲学传遍西方世界。

他热切希望有个美国青年理解他的思想并对他的思想感兴趣，这样，就会有美国人邀请他，他就能把他的课程开到大西洋对岸去。正是带着这种思想，他把索罗斯误认为是美国人，而一旦弄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后，波普尔为此大失所望。

波普尔的失望当然也就引起了索罗斯的失望。但是，波普尔毕竟是个学者，能够理解学生的心情，他见索罗斯听了他的话后，表现出失望的样子，有些不忍心，于是，就对这个来自东欧的可怜小伙子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使索罗斯那颗冰冷的心稍稍得到一点安慰。

尽管索罗斯第一次见波普尔，除了疑惑之外，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但是，索罗斯却一直喜欢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并与这位西方著名的学者保持着联系。

申请救济被拒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之后，索罗斯一度很惬意，他来英国的理想实现了，他就是来这里上学的，现在，已经有学上了，而且，找到了他喜欢的老师，这对于一个虚心好学的青年来说，是多么好的事情。

注册入学之后，索罗斯一度热心学习，把其他的什么事情暂时忘却了。可是，随着他的钱袋越来越瘪，而给父亲去信要钱又迟迟得不到答复，他的心也就发起虚来。大学不是慈善机构，这里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一样，干什么都要钱。

索罗斯的钱从哪里来？父亲不定期地寄来一点，注册入学之前，他自己干临时工，积攒了一点。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来源了。

英国的亲友并不想理他，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东欧来的穷亲戚，除了给他们增加负担之外，别的不会带来什么。所以，索罗斯不能指望在英国的亲友帮助什么。

在经济学院读书不久，索罗斯就开始为生计和学费而发愁。到哪里去弄钱？这个问题搞得索罗斯无法安心上课。

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在伦敦市区有一个“犹太人救济委员会”。索罗斯是犹太人，也许到那里能得到一点帮助。

索罗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像接到父亲的汇款单一样高兴。他觉得自己有救了。索罗斯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得到救济委员会的帮助。

这一天，索罗斯满怀希望地找到了犹太人救济委员会。当他敲门进入该委员会的办公室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像政府机构油滑的办事员一样，爱答不理地接待了他。他们让索罗斯申诉自己申请救济的理由。

索罗斯说：“我从匈牙利来到英国，在这里举目无亲，父母在匈牙利也是很贫困，不能为我提供资助，因此，为了生存，我需要救济。”

工作人员心不在焉地听完了他说的话之后，问道：“那么，你来英国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既然你的父母都在匈牙利，你为什么不留在那里而独自一个人跑到英国来呢？”

索罗斯立即解释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求学的，如果不是上学，我完全有条件养活自己，就是由于读书，没有时间打工，才造成了生活无着……”

“我们这里不救济上学的人。”不等索罗斯讲完，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打断了他的话，“既然你有钱读书，怎么可能没钱生活呢？”

索罗斯听到这些，心里一下子就凉了，他赶紧问：“那么，这里救济什么人呢？”

“这里救济的是那些雇工，而不是学生。”工作人员回答说。

索罗斯听后觉得很好笑，他说：“正因为上学，没有时间打工，才没有饭吃，没有饭吃才来这里要求救济，如果我不读书，有时间去打工，干吗还到这里申请救济？”

“这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我们工作很忙，请你离开这里，外面的人还等着办理申请呢！”不容索罗斯再继续分辩，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他“请”了出来。

被逐出救济委员会的索罗斯又气又恨，他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可恨，本来学生是最需要救济的人，可是，他们却不考虑学生。索罗斯觉得这太不合理了，为此，他愤愤不平。

索罗斯在第一次申请救济被拒绝后，又多次到救济委员会。然而，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起初，人家还能听他申诉一下理由，到后来，那些人都认识了这个固执的小伙子，因此，他再来时，人家根本就不接待他了，索罗斯彻底被拒之门外。

索罗斯已经身无分文，等待父亲寄钱又是遥遥无期之事，到救济委员会申请又被拒之门外。怎么办？

他只有自己去干临时工一条路了。这时，索罗斯不得不一面读书，一面去找工作。

伦敦并不是就业者的天堂，这里的工作并不好找。

索罗斯翻看着报纸广告栏，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他还到大街上去找雇用学生的商场、企业。可是，他找工作和找救济委员会的遭遇也差不了多少。尽管战后英国的经济正处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但就业机会也不多，特别是适合学生干的脑力劳动职位更少。

为了生存，索罗斯不得不考虑干体力劳动。尽管索罗斯不愿意干体力劳动，同样，体力劳动的职位也不愿意接纳他。因为，即使是卖苦力的活儿，也没有多少空位置。

索罗斯费尽周折，终于在铁路上找到了一个在夜间替换搬运工的活儿。这是一项很苦的差使，工作不规律，把需要火车装运的货物，先堆积到站台上等火车开过来之后，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该运走的物品装上车。

劳动强度很大，一般的体力劳动者都感觉不轻松，对于正在上学的索罗斯来说，这更是一件力不从心的活计。

然而，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白天上课，晚上去做搬运。

索罗斯身体素质不错，如果仅仅满足眼前的生存需要，他做个搬运工，而不去上学，生活也不会太累，但是，他绝不想永远干苦力，现在卖苦力，仅仅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只有坚持学习，将来才能更好地生存，对此，索罗斯认识非常明确。因此，不管多苦多累，索罗斯也决心把学习坚持下去。

白天坚持10多个小时的学习，晚上再去扛大包搞搬运，这对于任何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来说，也难以长期坚持，何况对于一学生，这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索罗斯还是咬牙坚持着。

人的身体一旦处于极度疲劳状态，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自身的损伤。

索罗斯在搬运货物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折断了自己的一条腿。这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断腿的伤痛和没有生活来源的困难，使本来就已经痛苦不堪的索罗斯更是苦上加苦。腿断了，虽然是在工作中弄伤的，但是，由于他干的是替换班的临时工，所以铁路方面并不管他，仅仅把他往外一推就算结束了他的这项工作。

到了这种地步，索罗斯真是欲哭无泪。这时的索罗斯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落，腿又折断。任何人到了这步田地，都会感到和进地狱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困难是对意志的考验。意志脆弱者，在困难面前，可能只会哭泣，而意志顽强者，在困难面前则应该是思考克服困难的办法。

索罗斯显然属于意志顽强者。他在处理完伤腿之后，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解决生存问题。

他可不能到大街上去等待别人施舍，至少那样他不至于饿死。他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克服面前的困难。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应该去找那让他憎恨的犹太人救济委员会。

他想，既然是救济犹太人的，那么，索罗斯认为现在他是最需要救济的人之一，有什么理由不救济他呢？

索罗斯拖着那只刚刚接上的腿，一步一步艰难地来到了犹太人救济委员会办公室。这里名义上称作“慈善机构”，可是，这里的人员却不怎么和慈善沾边。索罗斯对于他们的态度和作风已经深有体会。

当他又出现在救济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面前的时候，接待人员一眼就认出了他，还没等索罗斯说一句话，对方就用斥责语气问：“你怎么又来了？不是早就告诉你，你不符合我们的救济原则吗？”

索罗斯很气愤，也很无奈。他不得不忍住气愤，开动脑筋，想办法达到自己申领救济的目的。

这时，他想起了父亲在战争中造假身份证时说过的话：

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办法。

索罗斯认为，现在他到了非常时期，用正规的办法和老实的行为，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于是，他灵机一动，就编造了一些半真半假的内容。

索罗斯告诉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因为生活所迫，已经中断了学习，靠打零工生存，而现在，腿又被折断了，连打工的能力也没有了，而且，我在英国的生活还不合法，无法得到政府的救济。”

在申诉中，他还表现出非常愁苦的样子。他说的这些内容，除了中断学业和在英国居住不合法之外，其余全是真的。他现在也确实忍受着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索罗斯痛苦的申诉，感动了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索罗斯已经符合领取救济的条件了。

不过，他需要填几张表，这些表在不同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又设在不同的楼层。那些靠慈善事业吃饭的人，并没有多少慈善心肠，见到索罗斯走路艰难的样子，并没有人动一动恻隐之心，没有人愿意为索罗斯爬爬楼，帮助他填填表格，以便减轻一点这个伤者的痛苦，而是让索罗斯自己拄着拐杖，一层一层地爬楼，去申请他必须得到的一点救济。

索罗斯拖着伤腿，无比艰难地一步一步地爬着，每走一步，他都要忍住钻心的疼痛，每走一步，他的头上都要冒汗，而心里都如同淌血。

几经周折，索罗斯楼上楼下地爬了几个来回，表格总算填完了，得到的答复是：“回去等着吧！”救济委员会的人声称：“还要经过调查和研究，才能确定能否批准他的申请。”

索罗斯现在需要的是，马上能得到救济，而不是等待。可是，这是办不到的。索罗斯只好无可奈何地怀着一线希望离开了该诅咒的救济委员会。

在困苦中挣扎的索罗斯，为了得到犹太人救济委员会的一点救济，拖着受伤的腿，又多次到救济委员会询问，直至他已经跑得不耐烦了，这才领到了一点救济。而且，这救济是按周发放，一次发放的数目仅够一个人一周的生活费。

为了领这点救济，索罗斯需要每周到那令他讨厌的救济委员会办公室去一趟。

费尽周折的索罗斯终于领到了第一次救济。虽然钱少得可怜，但也是来之不易的。这救命稻草一样的一点钱，使索罗斯那颗严重受到伤害的心稍稍得到一点安慰。

索罗斯领到的救济仅仅持续了几周时间就被中断了，他不得不找到救济委员会去问个究竟。

他得到的答复却是，他提供的情况有假。索罗斯听后非常气愤。回到宿舍后，索罗斯以无比的愤慨和悲哀的心情，写了一封申诉信寄给了救济委员会。

在当时的境况和心理条件下，他不可能对救济委员会写出什么好话来。那封信的措辞肯定是激烈的。

不过，这封信对于索罗斯领取救济来说，却是起了他所盼望的作用，救济委员会不仅恢复了对他的救济，而且不再让他自己去领钱，而是每周按时给他寄来。这使困难而无助的索罗斯重新获得了救助。有了生存基本保障，他又可以安心读书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年轻的索罗斯发誓：“我生而贫穷，但绝不会穷死。”

愉快充实的夏天

索罗斯希望将来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不受经济贫困的影响，要挣很多很多的钱，自己也设置一个“救济委员会”，去帮助那些贫困的，最需要帮助的人。

犹太人救济委员会虽然给了索罗斯救济，但也确实伤了他的心，他对这个机构很厌恶。因此，他在自己的腿好了之后，并不告诉救济委员会停止对他的救济，即使在他离开英国到法国旅行时，也不通知这个机构，让它继续给自己寄钱。

索罗斯想以此来报复一下救济委员会。可是，当救济委员会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不仅停发了索罗斯的救济，还通知这个委员会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今后不得再受理一个叫乔治·索罗斯的犹太人的任何救济申请。

索罗斯养好了自己的腿，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

这时，他的救济款已经被彻底停止了，而且，根据犹太人救济委员会对他的惩罚，他也知道，已经不可能再领到任何救济了。他不得不完全靠自己赚钱生存和缴纳学费了。于是，他又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那时正值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家游泳馆得到了一份游泳侍者的工作。这项工作他完全能胜任，因为，他个子高，会游泳，懂得一些救生常识。他接受了这份工作。

那年夏天，来游泳的顾客很少，需要服务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这样，索罗斯就有了大量的时间用来看书和思考。

后来，因为一天之中连一个前来游泳的人也没有，因此他干脆就跑到附近的图书馆里读书。他过了一个愉快而充实的夏天。他不仅挣到了他需要的钱，而且还读了大量他喜欢的著作。

那个夏天的经历，也许是对索罗斯遭受痛苦经历的一种补偿。生存环境的好转，给索罗斯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他度过了自己最艰难的时期，而且把学业坚持了下来。

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时，也许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在这最艰难的时期，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下来了。在这期间，他不仅学到了必要的哲学和经济学知识，磨炼了自己的意志，还结识了一些学者，如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等，这对于索罗斯的成长是有积极意义的。

应该说，索罗斯的经济学知识和哲学思维的基础，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打下的。在这里，他经受了一生最痛苦的磨难，也享受到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