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活钱——能自我增值的新钱

要想使新钱变活——即不断攒钱，并使它们增值——一个家庭必须了解三件事。第一，问题是复杂的。别人也希望能分享你的资本所有权，他们不辞辛苦地通过税收、通货膨胀、各种规章制度、劳务费以及其他武器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这场永不停息的储户与社会的斗争中，社会最终几乎总是赢家： 大多数家庭财产被侵吞。

第二，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经验并时刻关注于此的人才能胜任资本经营的工作。因此一个家庭最好的选择往往是雇一位专家，并认真监督，就像雇外科医生或律师一样。

第三，找到一位优秀的专家本身也是很难的。最好的投资者很少与私人顾客打交道。最好的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最好：他们变得野心太大了，总会有问题发生。家庭必须了解这个事实，以便正确决策。一些著名的家族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不久前，洛克菲勒家族的办事机构宣称它正在组建洛克菲勒信托公司来管理 170 位家庭成员的私人财产。发言人说，“公司最终将接受外部顾客的委托。”尽管洛克菲勒家族连续五代的传统是只在家族内部开展业务，而且事实上连许多家族成员都无法参与这些交易，但我敢打赌，洛克菲勒信托公司最终将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咨询机构，与外部投资者一起分享它的投资才华。

类似地，菲浦思家族的投资机构贝莎默信托，1974 年决定接受外来账户。一位显赫的顾客是当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唐纳德·里甘。1981 年他成为财政部长后对贝莎默信托怀有一种盲目的信任感。

另一个家族机构——斯塔伍德——也为里根总统提供了挣钱的机会。这个机构负责经营罗森沃德和斯特恩家族在希尔斯——罗布克公司的财产（斯塔伍德来自于德语的 Stern——“星星”和 wald——“木材”），1983 年， 斯塔伍德被联合金融服务公司收购，而在机构中为里根总统工作的经理却离开公司，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这是一种趋势吗？当家族机构——富贵王国的沉默的代理人终于向公众敞开大门的时候，是否为那些无力拥有自己的专门机构却仍需要金融指导的家庭提供了机会呢？

可是，如果这些家庭聘用那些从不固定服务于某个家族的专业投资顾问，是否更好呢？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查一下上述两种方法——同时也应注意到它们之间正在相互融合的趋势。我将从一般概念入手，然后考查几个特殊的例子。

家族办事机构

家族办事机构往往由族长（一位很成功的商人）的服务机构演变而成。他最初任命的一位管理者（通常是一位会计师）看管好他个人的事物：检查支出和收入，查验并支付账单，及时办理保险，处理家务活以及类似的事情。后来，他的妻子、孩子也都利用这些机构。为了适应家庭的需要，办公室采用了许多聪明的办法：将事情交给专门机构做，如旅行代办机构、轿车出租公司，享受特别旅馆的优待，认识可信的戏票纪纪人、晚会筹办者、乐团、

搬家公司和能工巧匠们，同时与职业介绍机构保持良好关系。

如果丈夫可以通过家族办事机构或机构的联络网订百老汇戏票，他的妻子也可以这样做的。有些机构以训练狗而出名；还可以雇用专业人员而由顾客支付账单。我们的一位大客户，从一个小国家的王位上被赶了下来，我们甚至发起一场运动，帮他恢复王位，写了上千封的信，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 向议会和联合国请愿，诸如此类，可惜仍未成功。富人的女儿通常都迷恋马， 如果需要，办事机构可以负责建设马棚及训练用的器械，记录开支，整理折旧单。办事机构还计算成员在每个州或每个国家停留的天数，以回避各地高额的管辖权税。

后来，族长的会计师雇一位秘书作帮手。家族把支付账单、制作平衡支票簿这些琐事都交给办公室做，以后越来越依赖于办公室。确实，由于这种方便的服务，家族的第二代人往往根本不知道如何签支票，如何读银行财务报表，不去了解预算的要求。

到最后，家长开始担忧如果他不在了，将会发生什么。他注意到他的子女越来越脱离现实（事实上，正是他使孩子这样的），于是有可能将孩子们的继承权交给信托机构管理，然后再为家族增加一名律师和一名投资专家。

当他死时，机构的管理者发现他掌管了事务。如果机构的投资技巧成熟， 每件事都将很好地运转；相反，如果只是按步就班地处理一些帐务问题，它将失去赚钱所需的机敏头脑。

幼儿化

或许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已经发现家族教育的薄弱（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位年轻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幼儿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办公室的力量却在增强。我知道一个例子，最初的会计师的两个儿子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管理家族的事物，每年和家长的子女们开一次会，这两个已是中年的儿子坐在桌子的一侧，另一侧是那些被召来的子女们。他们提供家族事务报告，回答问题，午饭后，对未来做些说明（他们不是投资者）。

在这个例子中，家族的第三代共有 18 人，却只有一人继续从事商业。因此，不能奢望会摆脱这两个儿子的控制。这种现象为学历史的学生所熟悉： 幕府将军在日本支配了统治者的家庭，名义统治者被挤到角落里，王朝衰落了，一直到第三代或第四代才通过一场宫廷政废黜了受雇的管理者。

我也亲身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两个克利夫兰商人成立了一个生产电子管的公司，他们做得非常成功。第二代继续他们的事业；第三代则失去了经商的兴趣，让总经理以 3000 万价格卖给了一个德国财团（到了第四代，更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但不久这些德国人发现，通过这么远的距离，很难使公司有效运转，于是又把它卖给了 6 个执行董事，以 3 年前他们买时的价格，通过产权产易机构。这些董事们在成为所有者之前做了几次手脚（那是不允许的），18 个月后，他们将改装过的公司以 1 亿美元卖给了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某个公司，

赚了 7000 万美元！董事们发了大财⋯⋯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败家子们应该受到惩罚。

现在，我们帮助这六个董事的家庭建立起了信托慈善基金，以便使他们的孩子不因钱太多而衰弱，使家族免遭厄运。这是他们希望的，因为不久前，

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家庭的衰败，因丧失了活力而为我们的委托人提供了机会。由于他们都是高智商的人，他们能在这个棘手问题上取得成功，至少保持一代或两代。

在波士顿，管钱的传统是古老的，但至少和纽约一样有效，为避免衰败而采取了苛刻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我有一个朋友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有名望的家族。在上大学之前，他被迫走上了与父亲一样的道路。当时父亲和他一起计算了上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然后交给他一些表格，上面要求他在毕业后必须偿还上学的一切费用。他很吃惊，但还是签约了。他养成了努力工作的习惯，并喜欢这样，他这个习惯永远保持了下去。

变化

无论怎样，如果说家族有部分程度地衰落，那么办事机构也通常会出现萎缩。职员们日益老化，缺乏想像力，他们能胜任的工作不再是预测危险和抓住机会，而主要是提供及时、准确的财务报告了。

一些比较警觉的家庭成员开始萌生了独立创业的念头。如果信托条文将他们限制在办事机构之内，他们将变得暴跳如雷，像被锁起来的狗一样。但是，许多家族办事机构采取了同样的解决办法：接收外部的客户，并允许家庭成员自愿离去。这样，在价格和业绩方面就会出现竞争。我对此完全赞同。这看起来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它对新顾客和老顾客一视同仁。但也存在风险，如果机构的投资技巧是平庸的那更糟，在这种疏松的结构下，它将被家族成员所背弃。太糟糕了！但无论如何，类似这样的机构已经从当初的萌芽和多变状态走出来，而变成了投资顾问公司。

投资顾问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早期投资咨询业的服务是过于粗糙的，我喜欢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关于一个纽约某俱乐部会员的故事。他看了一下表，突然跳起来，对酒吧里的人们说他必须走：他准备去拜访一位投资顾问。其他人被惊呆了，很少人有足够现金偿债，更没有盈余拿去投资。

一小时后，那人回来了，一副沉思的样子。“喂，怎么样？”其他人问道，“首先，他问我有多少钱，”他回答道，喝下一大口饮料，“我告诉他我有 20 万美元。”“他说怎么办？”其他人又问道。“他让我将 19 万投资

于国库券上。”周围的人赞许地点点头，小心总没错。“剩下的 1 万呢？” “他说给他！”

以前，投资顾问只限于建议是向股票投资还是向债券、抵押贷款投资。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增加自己的业务，现在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公司将告诉你购买哪一种股票或债券，以及如何处理税收、不动产、石油和液化气、风险资本——许多这样的事情。这种类型的公司出现在 30 年代早期，它和家族办事机构一样为私人提供投资服务。

一个公司的投资能力似乎与它在信托、税收和其他私人金融领域的能力成反比。一家精于信托和不动产管理的律师事务所或者由会计师演变而来的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家族办事机构，通常在管理日常事务，付帐和税务代理方面优势明显——但投资能力比货币管理公司就差些，后者的业绩就是自己的

招牌。当然有些公司象查理斯·普拉特司，也做投资业务。同样，当一家货币管理公司涉足财产计划等领域时，也不如财务公司和法律咨询公司熟练。此外，没有一种风尚占统治地位。企业的兴趣很广泛，从繁华到破旧，从不合时宜到追求时髦，从积极进取到消极防守，从投资业务到个人服务等。

然而，越来越少的投资咨询公司或银行信托部真正感兴趣于家庭服务。一个原因是迅速成长的企业养老金业务，吸引了大部分能干的管理人员（卡尔·马克思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不过不是以他设想的方式：我们的工人养老金现在成了美国企业的最大所有者）。当你面对一个 40 万美元的家庭账户和一

个 5000 万美元的养老基金时，无法给予同样的重视。除非你像一个技工一样，出于对职业的追求而不是对金钱的追求，否则你是不可能同样注意家庭小账户的，况且搞家庭服务所需的费用又是昂贵的。因此，大多数投资公司， 以追逐利润为本性，都尽快地转到了养老金上。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惊奇地发现，我们公司是纽约最大的纯粹面向家庭的投资咨询公司。有趣的是，仅仅服务于机构的投资顾问公司重新出现了。这种服务被称为“资产分置战略”，要求的报酬很高。①

对于银行来说，提供“个人银行服务”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数额太小而且人事变换频繁。这儿有一个例子，我是从一个客户那儿听来的，一位纽约望族的成员（奥得姆先生），他觉得银行没有尽力为他服务，因此请求和银行个人业务的负责人（比格先生）会面。午饭也准备了。银行方面出席的人有：比格先生，两个负责投资的人，公关部负责人（我称他为康泰克先生）， 后者的助手也到了。

奥得姆先生准时入场，带着贵族式的礼貌，与康泰克先生和那位助手闲谈。然后两位投资人到了，最后是比格先生。那位重要人物大步向康泰克走来，有力地挥舞着手臂，亲切地说，“喂，奥得姆先生！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你，你气色不错！”奥得姆惊奇地盯着他，可怜的康泰克先生脸都变绿了。

老年人

老年人如果身边没有亲人，将更依赖于家族办事机构或投资顾问、法律咨询公司。这是由于精力不足所致。一件工作对于 40 岁的人来说有趣，但对

于 60 岁的人而言就是厌烦的和困难的，对于 70 岁的寡妇就是绝不可能的。

针对这些情况，一个研究小组已连续对家庭观察了 15 年到 20 年，试图理解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有位顾客，她年纪很大， 已迁到迈阿密居住。她有个不诚实的秘书，不久，我们注意到一些奇怪的撤资行为。一名财务人员下去调查后，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原来我们这位顾客的秘书在用两只手挣钱，她甚至假冒雇主在支票上签名，买了一部卡迪拉克！ 我们派一名女职员为这位老人服务，同时通知了警方，将这位秘书绳之以法， 这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我们还劝说卖主收回了卡迪拉克。

谁支付账单

① 虽然它不一定有用。《华尔街杂志》1989 年 5 月 16 日的一篇文章显示，在 1989 年股市强劲时，位列前

十位的这些服务公司的资产只有 55％投资于股票，其中有三家根本不做股票，三家股票的份额仅占 10—30

％。

投资咨询公司的收费标准在一定范围内滑动：例如，当资产在 100 万之

内时，收取利润的 1％作为服务费，当资本在 100 万～200 万之间时则为 0.75

％，依此类推。当家族的资产种类很多（如子女的信托基金等）时，出于简化账务的需要，费用总是加总以后一次收齐的。这就给家族出了一道难题： 如果总资产是 500 万，收费标准为 100 万内每年收取利润的 1％，最低不少于 0.25％，那么这些成本如何分配呢？按家族成员的资产比例分担？还是由更老、更富有的一代分担更多的费用（这些费用可以抵税）？这样做可以让下一代人（假设他们属于收入水平更低的阶层）的费用降低。人们通常选择后一种作法：上一代人负担更多的份额，这也是两代人之间税收调整计划的一种形式。

附带说一下，证券交易委员会现已允许登记过的投资顾问分享利润，作为工作的动力。截止到目前，一般还是限制套头交易者分享利润。这种鼓励拿顾客的钱冒风险的做法，在以前恐怕是不能也不应该被接受的。

让我逃离陷阱

投资顾问不得不经常将客户从风险游戏中救出来。我相信我的所有同行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富有的老人（现在，他在华尔街行话里被称为“净值极高的资深公民”），想从事有声望的退休工作。受这种想法的驱使，他将钱投入到一家公司，成了这家公司的主席。然而，由于过分乐观、管理不善、不诚实或三者都有的原因，形势开始不妙。如果这位投资者神智不清， 愚蠢得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投钱，或批准公司文件，他将遭受更大的灾难。人们常常不得不雇律师和技术顾问，将资产分成几部分，然后出售——或至少提出发展建议，从外部筹集资金而不是一味地自己投资（从外界筹钱是可行的，从历史上看，投资者可能比他本人想像的更坚定更有办法）。

一位波士顿的投资顾问劳伦斯·库里奇，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客户和一个宗教组织的领导人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客户打算加入这个宗教组织，这又需要他捐献一笔钱。库里奇请他的客户进来，并关上门。当那位在外边的人等着把证券拿走的工夫，库里奇帮助客户重新明确了财产的功用，是为他的家庭服务而不是宗教组织。

委托

库里奇的公司和别的公司一样，都鼓励顾客进行可撤回的委托，这是一种处理资本的灵巧办法。有两种委托方式，不可撤回的和可撤回的。前者是将资产永久性地交给独立的代理人，由代理人按照受益人的意愿进行管理， 例如，丈夫通常把房产收入留给妻子养老，而大部分财产则留给他的孩子或再下一代人。这种委托需要交纳的税较多。

另外一种，可撤回的委托（也称为“活”的委托），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参与管理的机会，而且不需要交税。顾名思义，财产委托人与代理人只需笔尖一动就可取消整个委托业务。许多家族机构（尤其是在波士顿，据我观察）喜欢可撤回委托方式，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可以撤回自己的委托，重新进行选择。这种方式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只要你愿意，当你想周游世界时，

放心地去吧：代理人将为你支付账单，照顾好每一件事，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旅行支票，发一个电报就可以了。

当然，这得花些钱，且需要交纳额外的税。为什么这样烦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在个人与财富之间插入了控制器、制动闸。“已在布里罗奇发现了一幢迷人的别墅，”那位兴奋的受益者发电报，“从 40 万美元降到了

20 万美元。”“不明智，”代理人的回电让人扫兴。这时委托人可以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购买别墅，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另一个更好的例子说的是一位轻率的女孩在里维埃拉爱上了一个希腊花花公子。他想让她将 80 万美元放在肯尼亚的赌博上，这位痴迷的姑娘说，“我将乐意这样做，伊恩斯，但我得先问一下办公室。”“为什么？”她崇拜的人问道，“难道你想做的事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这是你自己的钱，对吗？”“噢，是的，但我不得不这样， 我们经常请教于办公室”。非常正确！在代理人精明地扼杀这场交易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女士也应观察一下伊恩斯是感兴趣于她本人还是她的银行存款。

这个例子显示了家族机构在某些时候所具有的近乎神圣的功能。它像神道教的圣殿，将现在一代同他们的祖先联系起来，它是家财的保护神。因此纽约一老家族的机构仍然保存着该家族成员的出生和死亡时间记录，在长岛上建立家族墓地，记下谁葬在哪儿——尽管这个家族自己很早就已放弃了那儿的财产。

今天，正如我在开始提到的，这种神圣的服务终于开始对外开放了，就像许多家族机构对公众开放一样。当然，当你遇到某个家族的第五代时，假如说有 150 个同辈人，包括许多不同名字，你将发现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机构。这儿有一些例子。

5600 号房间

这个题目谈的是一个 200 人的机构，它负责处理洛克菲勒家族 80 名成员的事务，位于洛克菲勒中心顶层的一大套房间里。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机构， 很少同新闻界或其他人接触。贪婪的约翰·D·洛克菲勒，创建了标准石油， 赚了 9 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100 亿美元。他晚年时开始向慈善机构捐款。

1934 年，他的儿子又为他的孙子们创建了 5 个信托公司，每个价值 5000 万美元，这些公司现在控制了洛克菲勒集团（以前称为洛克菲勒中心）90％的股份。

这个集团的资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洛克菲勒中心财产公司，拥有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 12 幢装饰艺术大楼，价值 16 亿美元，以及同一地区的其

他四幢大楼，价值 10 亿。库曼与威克菲尔德公司，一家从美国无线电公司手

中以 2500 万的价格买来的房地产公司，现值超过 1.25 亿美元。

还有洛克菲勒中心发展公司，拥有中心以外的财产；洛克菲勒中心电信公司，最初为中心的租户提供通信服务，现在已面向公众；以及无线音乐厅公司。奥德莱公司经营着七家电视台和四家无线广播电台，1984 年以 3.32 亿美元买来后，1986 年又以 6 亿美元卖出。

第四种财产是温罗克联营公司，家族进行资本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营运资产达 1.5 亿美元，在公有和私有公司里都有投资，包括阿波罗电脑公司、苹果电脑公司（曾是其最主要的发起人）、商业大陆、中托克、康温特技术、伊文斯与苏诺兰德、英特尔、绘图教师等公司。在早期，决策是由劳伦斯·S·洛

克菲勒做出的，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本家，而现在，合伙人中再也没有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了。

洛克菲勒家族的每一代人都想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权力。例如第三代—

—“兄弟们”——渴望挣脱他们的父亲小约翰·D 的权威。林德勒·凯姆鲍尔在《洛克菲勒家族：美国王朝》①里曾描述过一件事：“温斯罗波满面流泪来到我这儿说，噢，我多想做些属于自己的事情。”姐姐艾贝描述了一次颇奇怪的会议，参加者包括邓·布恩、理查得逊·狄沃思等七八个人，还有一个名叫琼·李的会计师：

他们拿出一个小的红色公文包，“我”的投资尽在其中。每件事都已经做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狄沃思向李建议由他检查投资项目， 他看完后向我做了简短的说明。他谈到埃克森公司时说：“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然后又谈到美孚公司，“美孚就好比是埃克森的小妹妹。”这就是他使用的语言，很幽默，但却清晰地把我和钱隔开了，我不知道哪些属于我。这个办法很有效。我感觉好像我脸上带着面具任人宰割。5600 房间是按照我父亲的方式复制出来的，它禁止任何人提有可能解释它内部逻辑的问题。

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的成员近些年来变得很活跃，包括向慈善机构捐款，这会使约翰·D·洛克菲勒极为伤心。劳伦斯·S·洛克菲勒的女儿劳拉宣称，“摆脱钱的困扰是很难的，尤其是想让这些钱有益于社会而不是危害社会的时候。资助那些力图改变旧的体系的人，而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赎家族的罪过，被称为帕蒂·哈特综合症的典型病例，在许多富贵家族出现了。他们的后代往往加入自由党， 像肯尼迪或艾威尔·哈里曼一样。

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的收入水平都不太好，他们只获得公司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他们有 22 人以及第五代的 50 多名成员。第四代的很多人都与慈善机构关系密切，第五代则认为他们的生活需要钱，投资商业也需要钱。1983 年的一项研究结果令人吃惊，它发现洛克菲勒集团的利润率只有 1％左右。原因之一是，洛克菲勒中心，家族的核心资产，经常业绩不佳。据说大楼的每平方英尺的维修费用超过了纽约任何其他的大楼。相当数量的长期租约是在 70 年代早期签定的。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大约为 26.5 美元，只有现在租金的一半，而且只有租约期满后，他们才可能提高租金。如果把税金和管理费都算进成本的话，无线城音乐厅已经连续几十年亏损。他们早就想关闭它，因为它还制造了大量噪音。他们需要发善心替居民想想。

就在大厦将倾之时，洛氏集团的领袖大卫·洛克菲勒，请来理查德·维尔做总裁，以图有所振作。维尔是一个合适人选，他在拯救宾州中央铁路公司时表现不凡，成功地实现了资产的重组与扩张，就像在比特瑞恩公司里干的一样出色。

维尔发现洛氏集团在赫斯顿和达拉斯等地有 20 多亿美元的房地产投资，而这些投资将会面临供给过剩的风险，于是他撤了这些投资，还从石油天然气公司和集装箱公司退出。

1984 年，以 3.32 亿美元买下奥特莱公司，和以 4 亿美元买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块地皮一样，都是通过借款实现的。因此，偿还债务一项占用了集团大量的货币收入。为增加流动性，迫使家族成员增加货币持有量以及建

① 由彼特·柯立亚和大卫·赫罗兹著（纽约：赫特·瑞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76）

立一项基金，寻找新的机会，维尔先生将目光转向了洛克菲勒中心。但若直接卖掉，光税金就需交纳 4 亿美元，维尔没有这样做，而是组建了一家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取名为洛克菲勒中心财产公司，进行了历史上数额最大的房地产交易。

这个拥有 12 幢洛克菲勒中心大楼的公司，卖出了价值 7.5 亿美元的普通

股票，以及 5.5 亿美元的欧洲债券，这些债券大部分在 2000 年将转换为股票，

总价值为 13 亿美元。与洛克菲勒家族成为共同股东的想法，使得该项交易很有吸引力。但当专家研究过后，一般认为这项交易对洛氏家族有利，对新投资者利益不大。普通股的价值是以对纽约商业房地产租住率的乐观估计为基础的。尽管出售者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销售形势依然严峻，价格甚至低于发行价，而此时股市的一般行情正处于涨势。他们一方面表明对曼哈顿写字楼的信心，另一方面却迫不及待地希望公众加盟。

1986 年，维尔卖掉了奥特莱公司，价格为 6.25 亿美元。如何使用近 20 亿元的资金呢？首先，偿还公司的债务；其次，毫无疑问，维尔将乐意施展他的经营才能，建立一家多种经营的控股公司，有可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了满足家庭成员——他们赞成出售——对流动性的需要，外界投资者已被允许进入集团内部，包括意大利汽车巨子捷尼·艾那利，得克萨斯的富豪贝尔顿·克勒贝格·约翰逊。

如前面提到的，5600 房间已经组建了一家小型的内部信托公司。有理由相信，洛克菲勒信托公司最终会寻找外界的委托人。如果它这样做，就会走上和菲浦思家族（二者向来是唱反调的）办事机构一样的道路。

贝莎默信托

亨利·菲浦思年纪比安德鲁·卡耐基小，他们都是在宾夕法尼亚的艾丽赫那城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小鞋厂的厂主，雇卡耐基的母亲做“装订工”。亨利·菲浦思对数字很敏感。他开始是卡耐基的会计，后来成了合伙人，卡耐基那时正建设大型钢铁公司。当 T·P·摩根想要组建美国钢铁公司时，他意识到多谋的卡耐基的那个钢厂尚在他的控制之外。据说在一次著名的谈判中，摩根问道，“你出价多少？”卡耐基递过来一张纸，摩根瞥了一眼（他的习惯做法），点头同意，付给卡耐基 2.26 亿美元。超过不久前卖价的两倍

以上，其中有菲浦思的 4300 万——相当于今天的 10 亿美元。听到这个消息时，菲浦思笑了，“好极了！”后来卡耐基遇见摩根，一副怀念往事的尊容， 说道，“我当时应该再多要 1 亿。”“我会为之付款的。”摩根迅即答道。这表明吃亏的还是卡耐基。

亨利·菲浦思大规模地赞助慈善事业：诊所、公共浴池、游乐场、图书馆。然而下一代的想法有所不同。亨利的孩子，阿迈（格斯特）、约翰·海伦（马丁）、亨利·C 和霍华德，都认为家庭最应该受到赞助。他们建造了别墅，尤其是约翰，他在老威斯特伯瑞，有三个马球场。菲浦思的孩子们还曾拥有棕榈滩 1/3 的产业。当约翰变换住所时，他（或他的办事机构）总要召集九部小汽车，组成一个专列：三部用来载家人和仆人，三部为行李车， 最后三部装马球和食物。

所有这些费用，都由一个被称作“家族计划”的不寻常的机构提供。亨利·菲浦思几乎将他的全部财产都分成了一系列的小基金。为管理这些基金，

他和另一个家庭成员一起指定新泽西州的贝莎默信托来做这件事。贝莎默后来被它管理人中老一代的家族成员赋予了极大的权力。

更为奇特的是，信托的主要财产是贝莎默证券公司，由菲浦思家族投资， 购买股票和债券、不动产、石油和天然气、风险资本协议等等。它的股票只能卖给家族其他成员，因此一个较年轻的成员对自己的资产没有多少发言权。1911 年贝莎默资产是 7500 万元，到 1987 年增加到 15 亿美元，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扣除税金和红利后，年增长率仅为 3.7％多一点。贝莎默证券公司和贝莎默信托共同负责菲浦思家族的股票生意，但在私人买卖领域却不一定需要和贝莎默信托合作。

贝莎默提供的私人服务大大超出了任何家族机构的服务范围，约翰·菲浦思的 9 部小汽车只是一例，那儿有常人能想拥有的一切。它负责开闭棕榈滩的别墅，当盥洗室堵塞时，有管工负责疏通，草坪和屋顶有人管理。雇人将船驶出新港，当然，当主人到亚利桑那游玩时，还负责蹓狗。主要的家务活，如重新粉刷，都另行收费。服务中的其余部分，尤其是为第二代和第三代服务，实际上，大部分服务都不申报纳税——因而也是免税的，因此增加了红利收入。这很好，虽然未能完全符合税法精神。

第四代和第五代的“家族计划”与先前的亨利·菲浦思不同，经常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矛盾重重。

1957 年，莱布兰德——罗斯兄弟和蒙哥马利公司的审计师们研究发现， 管理者和委托人之间的内部交易，使贝莎默没有达到应达到的成绩。由于这个原因，第三代成员艾思蒙德·B·马丁开始用法律手段从贝莎默撤出资金。70 年代早期，这个家族在房地产业上的投资损失了 8700 万美元，但仍未使家族觉醒（老亨利不相信债券而相信房地产，但他从不用借来的钱投资—— 只用现金）。溃败之后，艾思蒙德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他的大外甥，玩马球的温斯顿·格斯特，奢侈的生活已迫使他不得不卖掉了帕姆海滨、许多古玩和艺术品。直到 1974 年，他们在法律上的努力才有了些许回报。那时，贝莎默为支付现代化的费用，试图征收信托代理费。随后，加入马丁和格斯特集团的有格斯特的姐姐，狄安娜·曼宁以及另一位亲戚玛格特·伯格那。这回反对者取得了胜利，新泽西法院判决削减将近一半的代理费。

在这一段时间里，家族每年多支付税款数百万元，因为贝莎默的收入要先支付公司所得税，利润分给股东后再交个人所得税。因此一段时间过后，温斯顿的儿子费瑞德克·格斯特，也加入了逃离“家族计划”的队伍之中。此后，在 70 年代早期，贝莎默做出了明智之举：除照管 200 位菲浦思家

族成员的事务外，引进外界账户。通过比较外界支付的相同费用，来缓解心怀不满的成员的批评。“公开化”意味着将你的分析和操作过程向外部委托人公开，他们如果不满意，可以离开。这样有助于你保持努力。由于服务对象的增加，使得费用分摊后降了下来，同时也容易雇到更称职的人。

近些年来，由于卓越的业绩，良好的管理和丰富的想像力，账户款额已增至 50 亿美元。菲浦思家族支付的费用仅占总费用的 1/3。贝莎默只允许大额账户加入：最少的年费用为 45000 元，以 1％的资本费用率为基础，而对于增值的部分以及国外证券则按 1.25％收费（外国投资事实上业绩不好）。最近几年，贝莎默的最好成绩是平衡的资产结构和权益账户以及账户的公正。

尽管如此，贝莎默（或者 5600 号房间）永远也不会建议自己的客户按照

菲浦思的“家族计划”的模式来处理资产了！

美国信托业的沉浮

我们已经考察了家族机构；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美国最古老的投资管理公司，纽约美国信托公司。它于 1853 年开业，在那时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不仅作为顾客的代理人，而且提出投资建议。

那时，股票还是个新鲜东西，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仅有 24 种股票上市，相对于现在的数千种，规模太小了。因此把资产分散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或者投资于互助基金和房地产业）的思想是不可能出现的。信托财产经常以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财产等受托人可以亲自管理的形式存在。

但本世纪初，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富家财产转换成各种公司股票，富人们需要专业人才来为他们理财。美国信托公司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其他许多成长在本世纪的有名气的信托公司，最后大多变成了商业银行，信托业成为它们的兼营业务。美国信托公司虽然也开展了商业银行业务，却一直把信托业务放在首位。现在它是银行界少数几个纯粹进行信托业务的银行之一。可是它的顾客不时地需要现金，就算是一个有几十万身价的人也需要贷款。因此，仅仅是比其他银行利率高出 0.8％水平，就可以令客户们纷纷抽回自己的资金了。他们不在乎持有货币而增加的额外成本。

美国信托公司曾经是银行信托业的骄傲：有一批聪明且富有经验的员工，他们了解生活、金钱和家庭。我的外祖父、摩根的一位同事，为了他的孩子和孙子，曾将一笔信托财产存放到该公司中。

但连续的成功使他们自鸣得意，问题出现了。“信托公司”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俱乐部，丧失了在一个充满困难的竞争世界里生存所需要的那种敏锐的创造力。我们正面临着通货膨胀、高技术、社会变迁，还有日本人的威胁， 生活热闹极了。

通往投资厄运的捷径是失去对危险趋势的感知，在股票市场上，你只有做别人不曾做的事才能发财。如果你参与到集体的快乐与恐慌之中，你将失去赚钱的机会。避免此种境遇的一个办法是，请一位聪明富有经验的大人物来管理，就像摩根拥有朗其特·亨廷顿一样，一个彻头彻尾了解投资游戏的人，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改变行情。他可以挑选并控制新手，客户感到他对世界无所不知，不像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干巴巴的图景（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我们是通过影子来了解事物本身的，我们的知识是通过无数数据形成的）。当这位大人物因年老而离开以后，他的继任者或许是一位目光短浅的新手，于是，事情就变糟了。之后，董事可以从银行里请一位新的经理，强调要恢复秩序，使利润回升，然而，由于不是投资者，他将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而且在混乱状态下也缺乏长远的战略。

美国信托公司学会这个道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在 70 年代早期股市的狂升时——“一次性买卖”时代——受到了双重打击。他们当时认为一些企业——“漂亮的中年人”或“纯洁的少女”——比其余的企业有着更好的持股前景，因为一旦持股，就高枕无忧了。这将使管理变得容易些，并带来丰厚的利润。

可惜的是，这种想法和华尔街上的所有观点一样，注定要走向灭亡。许多“中年人”——雅芳实业、波拉洛德、静电产业等公司——在 1974 年以后，

收益能力萎缩到原来的 1/5～1/7，甚至更低。美国信托公司再次受到打击， 高价买进的股票损失惨重。更糟糕的是，当市场开始复苏的时候，带动大盘上扬的不是成长股，而是“夕阳股”，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等。

美国信托公司解雇了那些喜欢“中年人”的经理。后任者抛出了“中年股”买进了“夕阳股”，可是此时前者已经降至最低点，开始反弹，而后者却已达到了它的顶点。

于是出现了新一轮的解聘，当然，许多人是自动辞职的。美国信托公司的研究部人数最少时曾从 20 人减到 4 人！这个银行已有百年历史了，而且仍打算继续下去。可是在客户心中，存活与否关键取决于人的因素，而不是公司的历史。在 1976 年到 1979 年间，养老金部门的主管更换了 5 次，这样一种状况怎能让客户有安全感呢？

上述这些人事变更都无济于事，在整个 70 年代中期，公司的业绩很差。

事实上，在《美国银行家》杂志 1978 年的排名表中，它的提款卡、养老基金

和分红账户业务在全国 172 家基金组织中都是倒数第一。

投资上的混乱与政策上的困惑相呼应。它开展了私人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避税场所，避税的投资具有内在的风险：否则就不会有人找它了。一些选择是灾难性的，包括赫姆—斯特克石油公司和西方财务公司，这导致了客户对美国信托公司的集体诉讼。这些事件的结果是，美国信托公司在 80 年代中期成了少数几个老牌信托公司中经营资本下降的公司之一。

最后，在 1979 年，董事们找到了丹尔·P·戴维森，摩根财团的老担保人，一位商业银行家，与其说是一位投资者不如说是一位银行家。戴维森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他研究了形势之后，迅速取消了避税业务和个人金融投资计划。他还放弃了国际银行的业务，降低了养老金和给大企业借款的比重。做到这些后，银行规模得以收缩，意味着它只能从餐桌上得到一些碎面包屑。

几年以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但彻底的决定，完全从商业银行业务中退出！下面是他对这些决定的解释。

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市场已大大萎缩，但竞争者却增加了许多。

商业银行的市场业务量缩减，开始于商业票据性质改变的时刻，商业票据刚出现时是一种灵活性不大的金融工具，但后来它参与国际贸易，逐渐涉足商业存贷和企业短期需求的金融业务，而这本是商业银行的传统领域。

举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1962 年，我做第一笔活期贷款业务时，有 20

亿美元的商业票据在外流通。当我，还有我的银行在 1987 年退出这一业务领

域时，市场上流通的未清偿的非金融性企业票据已达 790 亿美元。

无法想像商业银行与大企业同富贵的前景。一种更有效的金融方法已被发展起来，商业银行死气沉沉，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盛况。

在这时，米查利·迈肯先生和“低档”债券参与进去了。对于我来说， 当另一种金融工具绕过银行直接贷款时，历史正在重演。据推测这个高收益市场的业务量在 1977 年是 80 亿，而现在已达 1500 亿美元。

外国银行很早就已在美国银行界站稳了脚根，但只是最近才成了国内活跃的借贷者。10 年前，外国银行对国内工商业的贷款仅占总量 8％，但最新的数字（1987 年）已发展到了 16％，相应的贷款量也从 170 亿美元发展到1987 年的 910 亿美元。

国会和州立法机关解决储贷银行问题的方法是给予他们更广泛的业务权，进行商业和工业贷款。这等于向两场而不是一场火上浇注汽油。商业银

行市场上有了新的信用提供者，这不啻于给商业银行头顶上开了个洞。这种兴旺是以负利差导致的巨大亏空为代价的。毫不奇怪，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没有经验的借贷者在心急火燎地想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将自己变成了牺牲品。这种不好的态势成了国家的灾难，如果不发生金融恐慌也会以一种相似的闷火的形式留给 21 世纪。

经过大幅度裁减组织，戴维森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向公众的信托和私人证券的传统业务上。“我认为集中在基础板块上经营是最好的选择。”他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紧紧地以家庭为基础。”到目前，他的努力在经过最初的痛苦之后终于取得了成功。银行自有资金回报率提高，证券经营达到了中等水平，并且在市中心的老詹姆斯·古德温广场设立了一家小分支机构，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这个分支机构位于西 54 大街 11 号，离它的上等顾客更近。在棕榈滩也有一个以瓷砖为屋顶的机构。几年前卖掉整个银行的谈论， 现在再也听不到了。

西 54 大街的分支机构委托埃德温娜·桑地做一件雕刻品，放在大厅的休息处。这个雕像是一个正在蹓狗的人（有点像戴维森）。戴维森不允许自己的职员提供蹓狗的服务，但是他们可以雇人来做，他们还雇佣厨师、女佣， 以及其他可以使客户感到舒服的服务。其他项目包括帮助客户整理房间，转交补助支票给寄宿学校的学生，甚至打印学期试卷都在公司注意力之内。公司还举行婚礼和丧葬仪式。这些服务过去的费用就很高，现在更是提高了不少。

社交场上的做作在戴维森这儿不见了。过去接待客户时照例是要上茶送花的，现在已经取消了。8 间威廉伯格风格的餐厅中的 3 间，以前是招待客户的地方，现在已被换成了办公室。

为了避免定位错误和决策失误而毁掉所有的业务，股票的选择权事实上已下放给了证券经营者，而不是从上至下独裁决定。从公司角度来看这样做更安全些，虽然从长期来看，不一定比让一个能干的人制定一般政策的做法更好些。

家族办事机构还是投资顾问公司？

如果菲浦思和其他富豪家族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精明，那么急于发财的人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呢？或应该寻找一位传统的投资顾问呢？我认为不存在一般答案，需要具体分析。个人服务的情况是容易评估的，比如一个旅馆，如果他们服务的很周到，那就是好的。但是评估投资就很困难了。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记录，如果可以选择起始时间，限定种类的话。例如，我们可以将一个呆账变为好账。当不成功者和成功者联营时，他们的历史和经营纪录合并时就如银行的合并一样，最早的日期成了新实体的成立日期。因此你不得不看得更仔细一些。为了很好地评估投资结果，你必须分析成绩是如何取得的，然后才有足够的知识去做结论，不容易呀！

一般观点认为，正如我一开始说的，一个家庭持有资本必须花很多精力来处理出现的问题，就像君主看护他的政府一样。许多有名望的家族机构没有做好工作，致使家族衰落下去，这几乎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一个著名的商标不一定保证商品质量，只能保证价格。如果你的家庭没有关注问题，

而是在温和的空气里逍遥自在下去，你将比以前更拮据。

投资像狩猎一样是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集体的事务，如合唱。你需要对个人投资的决策者有一个了解，了解他的技巧，以便作出判断。许多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是因为太忙、太贪心而变得业绩平平。他们加入指导委员会， 不断地出外旅行，演讲，写大量的信（甚至上帝所禁止的书），与顾客长时间交谈，最终使著名的投资者身陷泥潭。因此客户需要注意关键的投资人， 但不要干预他的日常工作。

最后，一个有经验的人通常能分辨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踏实、肯干、精明的人还是只会奉承的人。总有一天，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会达到后一阶段的。用 C·诺思科特·帕金森教授的金口玉言来形容就是，增长意味着复杂，而复杂意味着腐败。事物变得很大时，不一定能保持盛名，用华尔街的语言来说，机构总是趋向于平庸，无所作为，官僚主义。那么此时就是考虑变动的时候。如果你在做出判断和承受困难方面是称职的，你就可以很好地发现一个尚有活力的小组。然而大多数人在寻找投资建议时是不成功的，就如寻找不到既好又便宜却不为人知的饭馆一样。

在我们局外人看来，正在向投资咨询公司过渡的家族投资机构，使普通人有机会成为富贵家族的合作伙伴，因此人们认为这种转变应该可以保证实现管理方式上的变革。但是，千万不能过份乐观！